作者：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历来被尊奉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日知录》是其哲学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17世纪末）。
内容简要：《日知录》是顾炎武以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为基础，编撰的学术理论集。书中内容广泛，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提出了许多具有深刻思想的见解，强调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主张注重实用与历史经验。顾炎武的学术贡献和《日知录》中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学术发展，尤其是对现代史学和社会学的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日知录-卷十八-原文
○秘书国史汉时天子所藏之书，皆令人臣得观之。
故刘欲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而司马迁为太史令，细石室金匮之书。
刘向、扬雄校书天禄阁。
班斿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
东京则班固、傅毅为兰台令史，并典校书。
曹褒于东观撰次礼事。
而安帝永初中，诏谒者刘珍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校定《五经》、诸子传记。
窦章之被荐，黄香之受诏，亦得至焉。
晋、宋以下，此典不废，左思、王俭、张缵之流咸读秘书，载之史传。
而柳世隆至借给二千卷。
唐则魏徵、虞世南、岑文本、椿遂良、颜师古皆为秘书监，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手书缮写，藏于内库。
而玄宗命弘文馆学士元行冲，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
以阳城之好学，至求为集贤院吏，乃得读之。
宋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谓之三馆，太宗别建崇文院，中为秘阁，藏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置直阁校理。
仁宗复命缮写校勘，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藏于太清楼，而范仲淹等尝为提举。
且求书之诏，无代不下，故民间之书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书亦往往传之士大夫。
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
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干宝之《晋书》、柳芳之《唐历》、吴竟之《唐春秋》、李煮之《宋长编》、并以当时流布。
至于会要、日历之类，南渡以来，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尝禁止。
今则实录之进，焚草于太液池，藏真于皇史，在朝之臣非预篡修，皆不得见，而野史、家传遂得以孤行于世，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
是虽以夫子之圣，起于今世，学夏、殷礼而无从，学周礼而又无从也，况其下焉者乎！
岂非密于禁史而疏于作人，工于藏书而拙于敷教者邢？
遂使帷囊同毁，空闻《七略》之名；家壁皆残，不睹《六经》之字。
鸣呼忄希矣！
○十三经注疏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
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
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
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
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
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
《书》则孔安国传，《诗》则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孟子》则赵歧注，皆汉人。
《易》则王粥注，魏人。
《系辞》，韩康伯注，晋人。
《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
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梁》则范甯集解，皆晋人。
《孝经》则唐明皇御注。
其後儒辨释之书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
《旧唐书，儒学传》：“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布于天下。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高宗纪》：“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
时但有《易》、《书》、《诗》、《礼记》、《左氏春秋》五经。
永徽中，贾公彦始撰《周礼》、《仪礼》义疏。
《宋史·李至传》：“判国子监，上言：‘《五经》书既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修，望令直讲崔颐正、孙、崔等重加雠校，以备刊刻。’从之。”
今人但知《五经正义》为孔颖达作，不知非一人之书也，《新唐书》颖达本传云：“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判受诏撰五经义训百余篇，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诏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
○监本二十一史宋时止有十六史，今则并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
但辽、金二史向无刻本，南北齐、梁、陈、周书人间传者亦罕，故前人引书多用《南、北史》及《通鉴》，而不及诸书，亦不复采辽、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
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校刻史书，欲差官购索民间古本，部议恐滋烦扰，上命将监中十七史旧板考对修补，仍取广东《宋史》板付监，辽、金二史无板者，购求善本翻刻。
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进。
至万历中，北监又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其板视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矣。
然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举一二。
如《魏书·崔孝芬传》：“李彪谓崔挺曰：‘比见贤子谒帝，旨谕殊优、今当为群拜纪。’
此《三国志·陈群传》中事，非为隐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当为绝群耳。’
不知纪群之为名，而改‘纪’为‘绝’，又倒其文，此已可笑。
又如《晋书·华谭传》未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学，与谭齐名。”
今本误于“始”字绝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题，而再以“淮”字起行。
《齐王同传》末云：“郑方者，字子回。”
此姓郑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阳处士郑方，露版极谏，而别叙其人与书及同答书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郑方者”三字名题。
《唐书·李敬玄传》末附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属上文，而弟元素跳行。
此不适足以彰大学之无人，而贻後来之栅笑乎？
《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
《乡射礼》脱“士鹿中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
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
至于历官任满，必刻一书，以充馈遗，此亦甚雅，而卤莽就工，殊不堪读。
陆文裕《金台纪闻》曰：“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人谓之学祖，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
工大者合数处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国学，今南监《十六史》诸书地里、岁月、勘校、工役并存可识也。
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只以供馈赆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
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
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
不惜费而工精，二也；
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
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复此非难也。
而书之已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
是故信而好古，则旧本不可无存；
多闻阙疑，则群书亦当并订。
此非後之君子之责而谁任哉？
《旧日唐书》病其事之遗阙，《新唐书》病其文之晦涩，当兼二书刻之，为《二十二史》。
如宋、魏诸国既各有书，而复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张参五经文字唐人以《说文》、《字林》试士。
其时去古未远，开元以前未改经文之日，篆籀之学，童而习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书景龙观钟，犹带篆、分遗法。
至于宋人，其去古益远，而为说日以凿矣，大历中，张参作《五经文字》，据《说文》、《字林》，刊正谬失，甚有功于学者。
开成中，唐玄度增补，复作《九经字样》，石刻在关中。
向无板本，间有残缺，无别本可证。
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经补字》，并属诸生补此书之阙，以意为之。
乃不知此书特《五经》之文，非经所有者不载，而妄添经外之字，并及字书中泛博之训。
予至关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识者，显与所补不同，乃知近日学者之不肯阙疑而妄作如此。
○别字《慢汉书·儒林传》：“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
近鄙者，犹今俗用之字；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之转。
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梭序》：“绍兴二年玄岁壮月朔。”
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而改为“牡丹”。
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传》：“绍圣中，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
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好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
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读宗庙，脾睨两宫，观事考言，实状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去八年之间，盖已不可究。
质其章疏案牍，散在有司，若不汇辑而存之，岁久必致沦失。
愿悉讨奸臣所言所行，选官编类，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
遂命序辰及徐铎编类，由是招绅之祸无一得免者。
天启中，篡辑《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门户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
作史者两收而并存之，则後之君子如执镜以照物，无所逃其形矣。
偏心之辈谬加笔削，于此之党则存其是者，去其非者；于彼之党则存其非者，去其是者，
于是言者之情隐，而单辞得以胜之。
且如《要典》一书，其言未必尽非，而其意别有所为，继此之为书者犹是也。
此国论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难乎其信史也。
崇帧帝批讲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实录》之法，惟在据事直书，则是非互见。”
大哉王言！其万世作史之准绳乎？
○密疏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
“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
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自有记注。
并须昭然，在人耳目。
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
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
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对，得自其家，未足为信。
今後《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
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
从之。
此虽出于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为无理。
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
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啧言弥甚。
予尝亲见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後，重为奋笔之文，追遗议於後人，侈先见于前事，
其为诬罔甚於唐时。
故志之於书，俾作史之君子详察而严斥之也。
○贴黄章奏之冗滥，至万历、天启之间而极至。
一疏而荐数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辞。
崇祯帝英年御宇，厉精图治，省览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
乃数月之後，颇亦厌之，命内阁力贴黄之式。
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粘附犊尾，以便省览。
此贴黄之所由起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曰：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
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後，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
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记注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後王。
记注之职其来尚矣。
唐太宗通晓古典，尤重其事。
苏冕言：
‘贞观中，每日朝退後，大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
由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惟奏辞见二事。
其後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
《旧唐书·姚踌传》：
‘长寿二年，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对仗承旨，仗下後，谋议皆不预闻，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
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始也。’
○四书五经大全自朱于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後，黄氏有《论语通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名日《集义》，止《大学》一书，祝氏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入像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篡疏》，吴氏《四书集成》。
昔之论者病其泛溢，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入而定字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
自永乐中命儒臣篡修《四书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皆废。
倪氏《辑释》今见于刘用章所刻《四书通义》中。
永乐中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外误。
至《春秋大全》则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为‘汪氏曰’，及添庐陵李氏等一二条而已。
《诗经大全》则全袭元人刘谨《诗传通释》，而改其中‘愚按’二字为‘安成刘氏曰’。
其三经後人皆不见旧书，亦未必不因前人也。
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
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
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
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
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
○书传会选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诏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书传》。
上以蔡氏《书传》日月五星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同，及其他注说与番阳邹季友所论问亦有未安者，遂诏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其事。
凡蔡氏传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诸家之说足其未备。
九月癸丑，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命礼部颁行天下。
今按此书若《尧典》谓‘大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转’，
《高宗肜日》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
《西伯勘黎》谓是武王，《洛浩》‘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皆不易之论。
每传之下系以经文及传，《音释》干字音、字体、字义辩之甚详。
其传中用古人姓字、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证典故。
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後学。
至永乐中修《尚书大全》，不惟删去异说，并《音释》亦不存矣。
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
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
○内典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
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夕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
自老庄之学行于战国之时，而外义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庄子也。
于是高明之士厌薄诗书，以为此先王所从治天下之糟粕。
而佛氏晚人中国，其所言清净慈悲之说，适有以动乎世人之慕向者。
六朝诸君子从而衍之，由清净自在之说而极之，以至于不生不死人于涅盘，则杨氏之为我也。
由慈悲利物之说而极之，以至于普度众生，超拔苦海，则墨氏之兼爱也。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佛氏乃兼之矣。
其传浸盛，後之学者遂谓其书为内典。
推其立言之旨，不将内释而外吾儒乎？
夫内释而外吾儒，此自缁流之语，岂得士人亦云尔乎，《黄氏日钞》云：‘《论语·曾子三省章》集注载尹氏曰：‘曾于守约，故动必求诸身，语意已足矣。’又载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後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夫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国平天下。’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掸学之说耳。
象山陆氏因谓曾子之学是里面出来，其学不传；诸子是外面人去。
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
遂于《论语》之外，自谓得不传之学。
凡皆源于谢氏之说也。
後有朱子，当于集注中去此一条。
褚少孙补《滑稽传》，以传记、杂说为外家，是以《六经》为内也。
东汉儒者则以七纬为内学，《六经》为外学。
举图谶之文，一归之性与天道，不可得闻。
而今百世之下，晓然皆悟其非。
今之所谓内学，则又不在图谶之书，而移之释氏矣。
○心学《黄氏日钞》解《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尧命舜之辞，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详焉耳。尧之命舜曰：‘允执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语于‘允执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审择而能执中者也。此训之之辞也，皆主于尧之执中一语而发也。尧之命舜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今舜加‘无稽之言勿听，以至敬修其可愿’于‘天禄永终’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于困穷而永终者也’，此戒之之辞也，皆主于尧之‘永终’二语而发也，执中之训，正说也；永终之戒，反说也。
盖舜以昔所得于尧之训戒并其平日所尝用力而自得之者，尽以命禹，使知所以执中而不至于永终耳，岂为言心设哉。
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
葵九峰之作《书传》，述朱子之言曰：‘古之圣人将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治之之法而并传之。’可谓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虽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国平天下之本，其说固理之正也。
其後进此书传于朝者，乃因以三圣传心为说。
世之学者遂指此书十六字为传心之要，而禅学者借以为据依矣。
愚按，心不待传也，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
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
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
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判。
此圣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而无有过不及之偏者也。
禅学以理为障，而独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单传心印’。
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千载而无间者。
何传之云：‘俗说浸淫，虽贤者或不能不袭用其语，故僭书其所见如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亦是借用释氏之言，不无可酌。
‘《论语》一书言心者三，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乃‘操则存，舍则亡’之训，门人未之记，而独见于《孟子’。
夫未学圣人之操心，而骤语夫从心，此即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旦昼之所为有牿亡之者矣。
唐仁卿答人书曰：
自新学兴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学也则心而已矣。
元闻古有学道，不闻学心；古有好学，不闻好心。
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
今之言学者，盖谓心即道也，而元不解也。
何也？危微之旨在也，虽上圣而不敢言也。
今人多怪元言学而遗心，孰若执事责以不学之易了，而元亦可以无辞于执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复礼。’又已‘终日乾乾，行事也。’
元未能也。
孔门诸子，日月至焉，夫子犹未许其好学，而况乎日至未能也，谓之不学可也。
但未知执事所谓学者果仁邪？礼邪？事邪？抑心之谓邪？
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虽执事亦知其不可；
执事之意必谓仁与礼与事即心也，用力于仁，用力于心也。
复礼，复心也；行事，行心也。
则元之不解犹昨也，谓之不学可也。
又曰：
孳革为善者心，孳孳为利者亦未必非心。
危哉，心乎！判吉凶，别人禽，虽大圣犹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学乎？
心学者，以心为学也。
以心为学，是以心为性也。
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
是故求放心则是，求心则非；求心则非，求于心则是。
我所病乎心学者，为其求心也。
心果待求，必非与我同类；心果可学，则‘以礼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为心障与！
《论语》：
仁者安仁。
集注：‘谢氏曰：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乱。’
此皆庄、列之言，非吾儒之学。
太甲曰：‘顾讠是天之明命。’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故曰‘操则存，舍则亡。’
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
○举业林文烙《福州府志》曰：
余好问长老前辈时事，或为余言林尚默，方游乡序，为弟子员，即自负其才当冠海内士云。
然考其时，试诸生者则杨文贞、金文靖二公也。
夫尚默当时所习特举子业耳，而杨、金二学士皆文章宿老，蔚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节，何哉？
当是时也，学出于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习之，譬作车者不出门，而知适四方之合辙也，工德末，异说者起，以利诱後生，使从其学，毁儒先，低传汪，殆不啻弃髦矣。
由是学者怅怅然莫知所从，欲从其旧说则恐或主新说，从其新说则又不忍遽弃传注也。
己不能自必，况于人平？
呜呼！士之怀瑾握瑜，范驰驱而不遇者，可胜道哉！
是故射无定鹄，则羿不能巧；学无定论，则游夏不能工。
欲道德一，风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
近日讲学之辈，弥近理而大乱真。
士附其门者皆取荣名，于是一唱百和，始伐木者呼邪许，然徐而叩之，不过徽捷径于终南，而其中实莫之能省也。
东乡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
呜呼！制举业中始为禅之说者，谁与原其始？
盖由一二聪明才辩之徒，厌先儒敬义诚明、穷理格物之说，乐简便而畏绳束，其端肇于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杨氏之书为最著。
国初，功令严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
盖至摘取良知之说，而士稍异学矣，然予观其书，不过师友讲论立教明宗而已，未尝以人制举业也。
其徒龙溪、绪山阐明其师之说，而又过焉，亦未尝以人制举业也。
龙溪之举业不传，阳明、绪山班班可考矣。
衡较其文，持详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异于朱氏之学者。
然则今之为此者，谁为之始与？
吾姑为隐其姓名，而又详乙注其文，使学者知以宗门之糟粕，为举业之偏者自斯人始。
呜呼，降而为传灯，于彼教初说，其浅深相去已远矣，又况附会以援儒人墨之辈，其鄙陋可胜道哉。
今其大旨不过曰‘耳自天聪，目自天明’，犹告子曰生之谓性’而已。
及其厌穷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犹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已。
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于小人之无忌惮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学》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
吾将有所论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学者可以废然返矣。
又曰：
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
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援浸淫，无所底止。
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
坊刻中有伪作罗伦《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题曰：‘良知者，廓于学者也。’
按罗文毅中成化二年进士，当时士无异学，使果有此文，则良知之说始于彝正，不始于伯安矣。
况前人作破亦无此体，以其为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题用庄子《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
《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庄子·渔父篇》：“孔子愀然曰：‘敢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
《大宗师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
《列子》曰：“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
《汉书·杨王孙传》曰：“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
《说文》曰：“真，仙人变形登天也。”
徐氏系传曰：“真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即化也。反人为亡，从目从匕，入其所乘也。”
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
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
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诏以四子之书谓之“真经”，皆本乎此也。
后世相传，乃遂与假为对。
李斯《上秦王书》：“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
韩信请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又更东垣曰“真定”。
窦融《上光武书》曰：“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
而与老、庄之言真亦微异其指矣。
宋讳“玄”，以“真”代之，故庙号曰真宗。
玄武七宿改为“真武”，玄冥改为“真冥”，玄挎改为“真枵”。
<崇文总目>谓《太玄经》为“太真”，则犹未离其本也。
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首题《论语》‘子曰由海汝知之乎’一节，其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
<庄子·大宗师篇>：‘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列子·仲尼篇>：‘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
始明以《庄子》之言人之文字。
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崇侦时，始申旧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
虽然，以周元公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无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
<孟子>言：‘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下文明指是爱亲敬长。
若夫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则必待学而知之者矣。
今之学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庄子》之真知。
○科场禁约万历三十年三月，礼部尚书冯琦上言：‘顷者皇上纳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著书，其崇正辟邪，甚盛举也。’
臣窃惟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
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
自人文向盛，士习浸淳，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骛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
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
背弃孔、孟，非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
以实为空，以空为实。
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
以放言高论为神奇，以荡轶规矩、扫是非廉耻为广大。
取佛书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窜入圣言，取圣经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
语道既为舂驳，论文又不成章。
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莽。
臣请坊间一切新说曲议，令地方官杂烧之。
生员有引用佛书一句者，廪生停廪一月，增附不许帮补，三句以上降黜。
中式墨卷引用佛书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许会试，多者黜革。
伏乞天语申饬，断在必行。
自古有仙佛之世，对学必不明，世运必不劢。
即能实诣其极，亦与国家无益，何况袭咳唾之余，以自盖其名利之迹者乎？
夫道术之分久矣。
自西晋以来，于吾道之外别为二氏；自南宋以来，于吾道之中自分两岐；又其后则取释氏之精蕴，而阴附于吾道之内；又其后则释氏之名法，而显出于吾道之外。
非圣主执中建极，群工一德同风，世运之流未知所届。
上曰：‘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是非，荡弃行检，复安得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用？’
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可开列条款奏来。
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
此稍为厘正，然而旧染既深，不能尽涤；又在位之人多以护借士子科名为阴德，亦不甚摘发也。
至于未年，诡僻弥甚。
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崇帧三年，浙江乡试题‘义用明俊民用章’。
上文‘岁月日时无易’，传曰：‘不失其时也。’
第三名龚广生文，误以为历家‘一日十二时’之时，而取冠本经，刻为程文。
九年，应天乡试题‘‘王请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内有‘以遏祖莒’，注曰：‘‘莒’，《诗》作‘旅’，众也。’
谓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也。
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误以为《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闻磨勘。
诏令之不行至此。
<宋史·陆九渊传>：‘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辩所学，多不合。’
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
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
至于无极而大极之辩，则贻书往来，论难不置焉。’
王文成所辑《朱子晚年定论》，今之学者多信之，不知当时罗文庄已尝与之书而辩之矣。
其书曰：
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
乃于其论学书牍三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
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
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
慢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
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八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
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
又所取《答黄直卿》一书，监本止云此是向来差误，别无‘定本’二字，今所编增此二字，而序中又变‘定’字为‘旧’字，却未详‘本’字所指。
朱子有《答吕东莱》一书，尝及定本之说，然非指《集注或问》也。
凡此，愚皆不能无疑，顾犹未足深论。
窃以执事天资绝世，而日新不已。
向来恍若有悟之後，自以为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
又以为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
某固信其非虚语也。
然又以为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悟，揆之于理，容有是邪？
他说固未敢请，尝读《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与张南轩答问书。
内第四书亦自以为：‘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则又无一不合。’
盖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见洒落处，与执事之所自序者无一语不相似也。
书中发其所见，不为不明；而卷未一书，提纲振领，尤为详尽。
窃以为千圣相传之心学，殆无以出此矣。
不知何故，独不为执事所取？无亦偶然也邪？
若以此二书为然，则《论孟集注》、《学庸章句或问》不容别有一般道理；
如其以为未合，则是执事精明之见，决与朱子异矣！
凡此三十余条者，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厘之不同者为祟于其间，以成抵牾之大隙哉！
又执事于朱子之後，特推草庐吴氏，以为见之尤真，而取其一说，以附三十余条之後。
窃以草庐晚年所见端的与否，以未易知。
盖吾儒昭昭之云，释氏亦每言之，豪厘之差正在于此。
即草庐所见果有合于吾之所谓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间钻研文义之效，殆所谓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者也。
盖虽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纯粹，又蚤获亲炙于濂溪，以发其吟风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诸《六经》而後得之。
但其所禀邻于生知，闻一以知十，与他人极力于钻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钻研文义为非，而以堕此科臼为悔？
夫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可也。
矜鱼兔之获，而反追咎筌蹄，以为多事，其可乎哉？
东陈建作《学通辩》，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逐年编辑而为之，辩曰：
‘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二家谱集具载甚明。
近世东山赵氵方《对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项平父书》有去短集长之言’，岂鹅湖之论至是而有合邪？
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矣，此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所萌芽也。
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编》，分朱，陆异同为三节，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则疑信之相半，终焉若辅车之相依。
朱、陆早异晚同之说，于是乎成矣。
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专取朱于议论与象山合者，与《道一编》辅车之说正相唱和矣。
凡此皆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後学之深。
故今编年以辩，而二家早晚之实，近儒颠倒之弊，举昭然矣。
又曰：
‘朱子有朱子之定论，象山有象山之定论，不可强同。
专务虚静，完养精神，此象山之定论也。
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交修并尽，此朱子之定论也。
乃或专言涵养，或专言穷理，或止言力行，则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药也。
今乃指专言涵养者为定论，以附合于象山，其诬朱子甚矣！’
又曰‘赵东山所云，盖求朱、陆生前无可同之实，而没後乃臆料其後会之必同，本欲安排早异晚同，乃至说成生异死同，可笑可笑！
如此岂不适所以彰朱，陆平生之未尝同，适自彰其牵合欺人之弊？
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
昔裴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人主。
陆亘公谓其愚弄朝廷，甚于赵高指鹿为马。
今篁墩辈分明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弄後学，岂非吾道中之延龄哉！
又曰：
昔韩绛、吕惠卿代王安石执政，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
愚谓近日继陆学而兴者，王阳明是传法沙门，程篁墩则护法善神也。
宛平孙承泽谓阳明所编，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
且吾夫子以天纵之圣，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闻多见，曰博文约礼，至老删述不休，犹欲假年学《易》。
朱子一生效法孔子，进学必在致知，涵养必在主敬，德性在是，问学在是。
如谬以朱子为支离，为晚悔，则是吾夫子所谓好古敏求，多闻多见，博文约礼皆早年之支离，必如无言、无知、无能为晚年自悔之定论也。
以此观之，则‘晚年定论’之刻，真为阳明舞文之书矣。
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
嘉靖以後，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而王尚书发策谓：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发先儒之说而出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便人不可诘。’
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
故王门高弟为泰州、龙溪二人。
泰州之学一传而为颜山农，再传而为罗近溪、赵大洲。
龙溪之学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李卓吾、陶石篑。
昔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以为一世之患轻，历代之害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
而苏子瞻谓李斯乱天下，至于焚书坑儒，皆出于其师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者也。
《困知之记》、《学之编》，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苏志》言姚荣国著书一卷，名曰《道馀录》专诋程、朱。
少师亡後，其友张洪谓人曰：
‘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每见《道馀录》，辄为焚弃。’
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也。
嘉靖二年，会试发策，谓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与？
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与？
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故事，燔其书而禁斥之，得无不可乎！
当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论者，涓涓不塞，终为江河，有世道之责者，可无履霜坚冰之虑。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
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後贤乎！
○李贽《神宗实录》：
‘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
‘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耦，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
‘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
‘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
‘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後生，世道幸甚！’
‘得旨：‘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已而贽逮至，惧罪不食死。’
‘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
‘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
‘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
‘○钟惺钟惺字伯敬，景陵人，万历庚戌进士。’
‘天启初，任福建提学副使，大通关节。’
‘丁父忧去职，尚挟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即路。’
‘巡抚南居益疏劾有云：’
‘百度逾闲，《五经》扫地。化子衿为钱树，桃李堪羞；登驵侩于皋比，门墙成市，公然弃名教而不顾，甚至承亲讳而冶游。疑为病狂丧心，讵止文人无行！’
‘坐是沈废于家。’
‘乃选历代之诗名曰《诗归》，其书盛行于世。’
‘已而评《左传》，评《史记》，评《毛诗》，好行小慧，自立新说，天下之士靡然从之。’
‘而论者遂忘其不孝贪污之罪，且列之为文人矣。’
‘余闻闽人言，学臣之鬻诸生自伯敬始。’
‘当时之学臣，其于伯敬固当如茶肆之陆鸿渐，奉为利市之神，又何怪读其所选之诗。以为《风》、《骚》再作者耶？’
‘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举业至于抄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故书其事于《五经》诸书之後。
呜呼！“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窃书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
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
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世说》曰：“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餘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後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旧唐书》：“姚班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篡》多为後之注《汉书》者隐没名字，将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
吾读有明宏治以後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
○勘书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
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曰“环绪倚鉏”，乃“环堵”之误。
注云：“绪疑当作‘’。”“‘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误，注云：“刊疑当作‘利’。”失之远矣。
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文，不敢辄改。
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後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
然则今之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雠勘，岂不为大害乎！梁简文帝《长安道诗》：“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是用《汉书·贾山传》：“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三辅决录》：“长安十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人，为往来之径。”今误作“金槌”，而又改为“椎轮”。唐阎朝隐《送金城公主适西著诗》：“还将贵公主，嫁与亻辱檀王。”是用《晋书·载记》：“河西王秃发亻辱檀”。今误作“耨檀”，而又改为“褥毡”，比于“金根车”之改“金银”，而又甚焉者矣。
‘《庄子》：“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一本作“所师”。盖魏晋以後，写书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讹“石”也。
○改书《东坡志林》曰：“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予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
是知穿凿之弊自汉已然，故有行赂改兰台漆书，以合其私者矣。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
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
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脾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
其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
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
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
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
‘《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後有四子，长曰太子宏，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後方图称制，乃鸠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後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後所逐，死于黔中。”
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
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
‘《易林》疑是东汉以後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者，延寿在昭、宣之世。
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中事，如曰“彭离济东，迁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
曰“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宁元年；
曰“火入井口，阳芒生角，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似用《李寻传》语；
曰“新作初陵，逾陷难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
又曰“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曰““大蛇当路，使季畏惧”，则又非汉人所宜言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日知录-卷十八-译文
汉代的天子收藏的书籍，都允许臣子们阅读。所以刘向说，外面有太常、太史、博士的藏书处，里面则有延阁、广内、秘室等府库。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时，详细地整理了石室和金匮中的书籍。刘向、扬雄在天禄阁校对书籍。班固进呈群书，皇帝赞赏他的才能，赐给他秘书副本。在东京，班固、傅毅担任兰台令史，并负责校对书籍。曹褒在东观负责编撰礼仪之事。而在安帝永初年间，皇帝下诏让谒者刘珍和博士议郎等五十余人到东观校定《五经》和诸子传记。窦章被推荐，黄香受到皇帝的诏令，也得以参与其中。从晋朝、宋朝以后，这种制度一直没有废除，左思、王俭、张缵等人都能阅读秘书书籍，并在史传中记载。柳世隆甚至借阅了二千卷。唐朝时，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颜师古都担任过秘书监，选择五品以上子孙中擅长书法的人，亲手抄写藏书，藏于内库。玄宗命令弘文馆学士元行冲，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阳城因好学，求为集贤院吏，才得以阅读。宋朝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称为三馆，太宗另外建立了崇文院，中间为秘阁，收藏三馆的真本书籍万余卷，设置直阁校理。仁宗又命令抄写校勘，由参知政事一人负责，书籍完成后，藏于太清楼，范仲淹等人曾经担任提举。而且求书的诏令，没有哪个朝代没有，所以民间的书籍能上达天子，而天子的书籍也常常传给士大夫。自从洪武平定元朝以来，所收集的多是南宋以来的旧本，藏在秘府，已经有三百年，无人能见，而过去的科举考试科目中，一史、三史的科目也都停废了，天下的士人于是乎不知古。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干宝的《晋书》、柳芳的《唐历》、吴竞的《唐春秋》、李焘的《宋长编》等都曾流传。至于会要、日历之类的书籍，南渡以来，士大夫家中也多有收藏，未曾禁止。现在则是实录的进呈，将草稿焚烧于太液池，将真本藏于皇史蹯，朝中的大臣如果不是参与篡修，都不能见到，而野史、家传于是得以独立流传于世，天下的士人于是乎不知今。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圣人，如果生于今世，学习夏、殷的礼制也无法找到依据，学习周礼也无处可寻，更何况下面的人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对禁史过于严格而对教育人过于宽松，擅长藏书却拙于传播教育的人造成的吗？以至于文献同毁，只空闻《七略》之名；家中的书籍都残缺不全，看不到《六经》的字句。唉，真是令人叹息啊！
自汉以来，儒者相传，只说《五经》。而唐朝设立学官时，称为《九经》的，是将《三礼》、《三传》分开来学习的，所以是九经。在刻石国子学时，称为《九经》，包括《孝经》、《论语》、《尔雅》。宋朝时，程颢、程颐等大儒出现，开始选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以及增加《孟子》与《论语》相配，称为《四书》。本朝沿袭此制，而《十三经》之名才确立。先前儒者解释经书的书籍，有的称为传，有的称为笺，有的称为解，有的称为学，现在统称为注。《尚书》是孔安国传，《诗经》是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是郑玄注，《公羊传》是何休学，《孟子》是赵歧注，都是汉人。《易经》是王弼注，魏人。《系辞》是韩康伯注，晋人。《论语》是何晏集解，魏人。左传是杜预注，《尔雅》是郭璞注，《穀梁传》是范甯集解，都是晋人。《孝经》是唐明皇御注。后来的儒者辨释的书籍称为正义，现在统称为疏。
《旧唐书，儒学传》记载：‘太宗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文字多有错误，下诏让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布于天下。又因为儒学门派众多，章句繁杂，下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共一百七十卷，名为《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高宗纪》记载：‘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颁布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考试，都依照此书。’当时只有《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经。永徽年间，贾公彦开始撰写《周礼》、《仪礼》义疏。《宋史·李至传》记载：‘担任国子监判官，上书说：“《五经》的书籍已经刻板发行，只有《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的疏未修，希望命令直讲崔颐正、孙奭、崔球等人重新校对，以备刊刻。”朝廷同意了。’现在的人只知道《五经正义》是孔颖达所著，却不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作品，《新唐书》中孔颖达的本传写道：“最初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判受诏撰写五经义训百余篇，其中难免有错误和冗余，博士马嘉运指正了其中的错误，皇帝下诏重新裁定，还未完成，永徽二年，皇帝下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考正，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进行了增删，书籍才开始发行。”
宋朝时只有十六史，现在则是将宋、辽、金、元四史并在一起，共有二十一史。但辽、金二史向来没有刻本，南北齐、梁、陈、周的书在民间流传也很少，所以前人引用书籍时多用《南、北史》和《通鉴》，而不及其他的书籍，也不再采集辽、金的历史，因为流传的版本很少。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人请求校刻史书，想要派官员购买民间的古本，部议担心会引起麻烦，皇帝下令将国子监中的十七史旧版进行校对修补，并取广东的《宋史》版付印，辽、金二史没有版本的，购买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完成，祭酒林文俊等人上表进呈。到万历年间，北监又刻印了《十三经》、《二十一史》，其版面比南监稍好，士大夫于是家家都有这些书籍，历代的事迹在民间清晰可见。然而校勘不够精细，错误很多，甚至有不知而随意更改的，举一二例。比如《魏书·崔孝芬传》中提到：‘李彪对崔挺说：“最近看到贤子拜见皇帝，旨意非常优待，现在应当为群臣拜贺。”’这是《三国志·陈群传》中的事，并非隐僻，现在所刻的《北史》却改为：“现在应当为绝群耳。”不知“纪群”为名，而将“纪”改为“绝”，又倒置了文句，这已经很好笑了。
《晋书·华谭传》中记载：‘起初，淮南人袁甫，字公胄，也喜欢学习，与华谭齐名。’现在的版本在‘始’字处断句，左边跳行，增加了一个袁甫的名字作为标题，然后再用‘淮’字开始下一行。《齐王同传》的结尾说：‘郑方，字子回。’这个郑方就是上文提到的南阳处士郑方，他曾公开上书极谏，而这里又另外叙述了他和书信以及同答书的内容。现在却跳行增加了一个‘郑方者’三个字作为标题。
《唐书·李敬玄传》的结尾附有敬玄的弟弟元素，现在把敬玄归到了上文，而弟弟元素却跳行。这不仅仅是不够表彰大学者无人，反而会给后人留下笑柄。
《十三经》中的《仪礼》脱误特别多，《士昏礼》缺失了‘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这一段十四个字，《乡射礼》缺失了‘士鹿中旌以获’七个字，《士虞礼》缺失了‘哭止告事毕宾出’七个字，《特牲馈食礼》缺失了‘举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个字，这些都是秦火之后幸存下来的，却因为监刻而丢失了。
至于官员任期满了，一定要刻一本书，作为礼物，这也很有雅趣，但粗心大意地完成，实在难以阅读。
陆文裕在《金台纪闻》中说：‘元朝时州县都有学田，人们称之为学祖，用来供给师生的食物，剩下的就用来刻书。工程大的，需要几个地方合作完成，所以校对和雕刻有时很精细。洪武初年，所有的书都被收到了国子监，现在南监的《十六史》等书，地理、年代、校对、工役的情况都还可以辨认。现在学校没有田地，不再刻书，但有时官员会刻一些，但只是为了送礼，质量往往不如坊间版本，好的版本很少见。’
听说宋元时期的刻书都在书院进行，由山长主持，通儒校订，学者互相交换传播，所以书院的刻书有三个优点：山长无事时勤奋校对，一是；不惜费用，质量精良，二是；板片不存于官府，容易印刷，三是。
有重视文治的君主出现，恢复这种做法并不难。但那些已经被劣等学生修改过的书籍，是无法纠正的。因此，相信并喜好古物，旧版本就不能没有；多听少疑，群书也应当一起校订。这不是后世的君子之责，又能是谁的责任呢？
《旧日唐书》因为事情遗漏而受到批评，《新唐书》因为文辞晦涩而受到批评，应当把两本书刻在一起，成为《二十二史》。比如宋、魏等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又有《南史》、《北史》，这就是例子。
张参五经文字唐人用《说文》、《字林》来考试士人。那时离古不远，开元以前还没有改动经文的时候，篆籀之学，从小就开始学习，现在西安府所存的唐睿宗书景龙观钟，还带有篆、分书的遗风。至于宋人，离古更远，对经书的解释越来越牵强。大历年间，张参写了《五经文字》，根据《说文》、《字林》纠正谬误，对学者有很大的帮助。开成年间，唐玄度增补，又写了《九经字样》，刻石在关中。当时没有刻本，只有一些残缺的，没有其他版本可以对照。近代有好事者刻了《九经补字》，让学生们补全这本书的缺失部分，随意为之。却不知道这本书只收录了《五经》的文字，不是经书中的内容就不收录，而他们却随意添加了经书外的字，以及字书中的泛博之训。我到关中，清洗了元代的石碑，发现其中有一两个字可以辨认，与所补的不同，才知道近日的学者不肯怀疑而随意修改到如此地步。
别字《汉书·儒林传》中说：‘谶书不是圣人所作，其中有很多近俗别字。’近俗的字，就像现在俗用的字；别字，就是本应写这个字，却误写成那个字，现在人称之为‘白字’，是别音的转音。
山东人刻《金石录》，在李易安的《梭序》中：‘绍兴二年玄岁壮月朔。’不知道‘壮月’出自《尔雅》，却改为‘牡丹’。凡万历以来所刻的书籍多有‘牡丹’之类的错误。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传》中记载：‘绍圣年间，担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共同修订国史。上疏说：‘朝廷前日纠正了司马光等人的好恶，明确他们的罪罚，以告示中外。只是变乱典刑，废除法度，诽谤宗庙，轻视两宫，观察事情考察言论，实情明显，然而踪迹深藏，包藏祸心，相去八年之间，已经无法追究。审查他们的奏章案牍，散布在各个部门，如果不汇集保存，时间久了必然丢失。希望全面调查奸臣的言行，选派官员分类编纂，每人一卷，放在两府，以示天下后世的大戒。’于是命令蹇序辰和徐铎编纂，因此招致了士绅的灾祸，没有一个幸免的。
天启年间，篡改编纂《三朝要典》，正是采用了蹇序辰的方法。
门户之见的人，他们的言论各有借据，奏章的内容各有是非。编写史书的人应该两者都收录并保留，这样后世的君子就像拿着镜子照物，没有逃过的。
偏心的人错误地修改，在这个党派就保留正确的，去除错误的；在那个党派就保留错误的，去除正确的，于是说话者的情感隐藏了，单方面的言辞得以胜出。
比如《要典》这本书，其言未必全错，但意图别有所为，继此而作书的人也是如此。这就是国论之所以未平，后世难以相信史书的原因。
崇帧帝批讲官李明睿的疏说：‘编纂《实录》的方法，只在于根据事实直书，那么是非就会互相显现。’这是多么伟大的言论！它成为了后世编纂史书的准则。
密疏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上奏：‘宰臣和公卿议论事情，行与不行必须有明确的依据，或者上奏请求被批准，必须得到表扬；或者所议论的偏离正道，因此受到惩罚。在藩镇上表，必须有批复；担任要职启事，自然有记录。这些都必须公开，让人知道。或者取舍留在案卷上，或者与夺表现在诏书中。前代史书所载的奏议，无不如此。最近看到《实录》，多载密疏，言辞不公开于朝堂，事情不显现在当对之中，得自其家，不足以作为信史。今后《实录》所载的章奏，必须朝廷共知，才能记载，密疏请全部不载。这样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情不行，褒贬之言必信。’
这虽然出自李德裕的私心，但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只凭阁揭。天启以来，谗言诽谤很多，议论纷纷。我曾经亲眼看到大臣的儿子追改他父亲的疏草，然后刻印出来欺骗他人，想要在他死后，重新写一篇文，追忆遗言，夸大先见之明，这比唐朝时的诬陷还要严重。因此，我在书中记载，让编写史书的君子详细审查并严格批评。
……
黄章奏的冗滥到了万历、天启年间达到了极点。一份奏疏推荐数十人，洋洋数千言，都是一些枝节之辞。崇祯帝年轻有为，治理国家勤奋，批阅奏疏的速度快，这在近朝是少有的。但几个月后，他也感到厌烦，下令内阁大力整治黄章奏的格式。即命令官员自己概括奏疏中的要点，不超过百字，附在奏疏的末尾，以便快速查阅。这就是贴黄制度起源的原因。宋代的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唐朝制度，降敕令有所更改，就用纸贴在原敕令上，称为贴黄，因为敕书用黄纸，所以贴上去的也是黄纸。现在奏状和札子都是白纸，如果有些意思没有表达完整，就揭出要点，用黄纸另外书写在后面，这叫贴黄，其实是不对的。那些表章只是简要列举事目和日月道里，以及封皮上已经写明的，又称为引黄。’
记载古代君主的言行，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这是为了防止过失并给后世君主示范。记注的职责由来已久。唐太宗通晓古典，特别重视这件事。苏冕说：‘贞观年间，每天朝会结束后，太宗和大臣商议政事，就命令起居郎一个人拿着简记录。’因此贞观年间的注记，政事被称为完备，到了高宗朝，朝廷沉默无言，官员只上奏辞见二事。后来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有妄论奏，担心史官直接记录他们的短处，于是上奏请求随仗便出，不得听闻机务，因此成为惯例。
《旧唐书·姚踌传》记载：‘长寿二年，姚踌升任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后，左右史只能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都不参与，姚踌认为帝王的谋略和教诲不能没有记载，如果不通过宰相，史官无从记录，于是上表请求仗下所言军国政要，由宰相一人专知撰录，称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撰写时政记，从姚踌开始。’
四书五经大全自从朱熹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而真氏将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名为《集义》，只到《大学》一书。祝氏仿照而补充，成为《四书附录入像》。有蔡氏的《四书集疏》，赵氏的《四书篡疏》，吴氏的《四书集成》。过去批评这些著作泛滥，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入而定》，字人倪氏将二书合为一，有所删正，名为《四书辑释》。自永乐年间命令儒臣编纂《四书大全》，颁布给学官，其他书籍都废弃了。倪氏的《辑释》现在见于刘用章所刻的《四书通义》中。永乐年间编纂的《四书大全》稍有增删，详细和简略的地方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完全一样，而间或有些外误。至于《春秋大全》则完全沿袭元人汪克宽的《胡传纂疏》，只是把其中的“愚按”二字改为“汪氏曰”，以及增加庐陵李氏等一二条而已。《诗经大全》则完全沿袭元人刘瑾的《诗传通释》，只是把其中的“愚按”二字改为“安成刘氏曰”。这三经之后，后人都不见旧书，也未必不是因为前人没有保存。当时儒臣奉旨编纂《四书五经大全》，赐予食物，提供笔纸，书成之日，赐金提升官职，国家所费不知多少。本以为这本书完成后，可以彰显一代教学之功，开启百世儒林之绪，但实际上只是抄写已有的书籍，上欺朝廷，下骗学子，唐宋之时有这种事吗？难道不是因为刚实行制义，一时人士都抛弃了宋元以来所传的实学，上下相互欺骗，只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不去理会吗？唉！经学的废弃，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过去的君子想要改革，也难以发力。
书传会选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皇帝下诏征召儒臣校正宋儒蔡氏的《书传》。因为蔡氏的《书传》中关于日月五星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同，以及其他注解与番阳邹季友所讨论的也有不妥之处，于是皇帝下诏征召天下儒臣进行校正，命令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人负责此事。凡是蔡氏传下来的，都保存下来，丢失的进行校正，又采集各家之说补充其不足。九月癸丑，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命令礼部颁布天下。现在看这本书，如果《尧典》说‘大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转’，‘高宗肜日’说‘祖庚绎于高宗之庙’，‘西伯勘黎’说这是武王，《洛浩》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说周公辅佐成王之七年，这些都是不易之论。
每一篇传文下面都附有经文和传文，《音释》详细地解释了字的音、字体、字义。在传文中，使用古人的姓名、古书名称时都必须注明出处，并且也考证了典故。大概从宋元以来，许多儒者的风范仍然存在，而撰写这本书的人都是自幼学习根本学问，不是通过八股文起家的，所以他们的著作虽然不及先前的儒者，但对后学仍有贡献。到了永乐年间修订《尚书大全》，不仅删去了异说，连《音释》也消失了。我曾说过，从宋朝末年到明朝初年，经学人才非常兴盛。自从八股文流行以来，古学被废弃，《大全》问世后经说也随之消失，十族被诛杀后臣子的节操也改变了，洪武、永乐年间，也是世道兴衰的一个转折点。
内典是古代圣人用来教人的说法，其行为体现在孝悌、忠信上，其职责在于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字体现在《诗》、《书》、《礼》、《易》、《春秋》中，其作用体现在个人的出处、去就、交际，以及天下的政令、教化、刑罚。虽然他们的和顺积于内心，而才华横溢则表现在外部，但并没有专注于内心的说法。自从老庄之学在战国时期流行起来，外义者有告子，外天下、外物、外生者有庄子。于是，一些高明的人士厌倦了诗书，认为这是先王治理天下的糟粕。而佛教晚些时候传入中国，其所言的清净慈悲之说，恰好能够触动世人向往之心。六朝的诸君子因此而发挥，从清净自在的说法发展到不生不死的人于涅槃，这就是杨朱的学说。从慈悲利物的说法发展到普度众生，超脱苦海，这就是墨子的兼爱。天下的言论如果不归杨朱，就归墨子，而佛教则兼有两者。其学说逐渐兴盛，后来的学者于是称其书为内典。推究其立言的主旨，难道不是内外释氏而外儒学吗？内外释氏而外儒学，这是僧侣们的话，士人怎么能也这么说呢？《黄氏日钞》中说：‘《论语·曾子三省章》集注载尹氏曰：“曾于守约，故动必求诸身，语意已足矣。”又载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後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夫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国平天下。”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掸学之说耳。’象山陆氏因此认为曾子的学说是从内心出来的，其学不传；诸子是外面的人。现在流传于世的是外人的学说，不是孔子的真传。于是，在《论语》之外，自谓得不传之学。这一切都源于谢氏的说法。
后来有朱子，应当在集注中去掉这一条。
褚少孙补充《滑稽传》，把传记、杂说视为外家，因此把《六经》视为内家。东汉的儒者把七纬视为内学，《六经》视为外学。把图谶的文字归为性与天道，不可听闻。而现在百世之后，人们都明白这是错误的。现在所谓的内学，不再是在图谶之书中，而是转移到了佛教。
心学《黄氏日钞》解释《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一章说：‘这一章原本是尧命令舜的话，舜又进一步加以阐述，禹则更加详细。尧命令舜说：“允执厥中。”现在舜在“允执厥中”之上加上“危微精一”的话，是为了使他能够审慎选择并坚持中道。这些解释都是基于尧的“执中”一句话而发的。尧命令舜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现在舜在“天禄永终”之上加上“无稽之言勿听，以至敬修其可愿”，又加上“所以警切之，使勿至于困穷而永终者也”，这是警告的话，都是基于尧的“永终”两句话而发的。执中的解释是正面的；永终的警告是反面的。舜把从尧那里得到的教诲和平时所得到的感悟，全部传授给禹，使他知道如何坚持中道而不至于永远陷入困境，这难道是为了谈论心吗？近世的人喜欢谈论心学，舍弃了全章的本意，只讨论人心和道心，更甚者只摘取道心两个字，直接说即心是道，这陷入了禅学而不自知，离尧、舜、禹传授天下的本意已经很远了。葵九峰在《书传》中，阐述了朱子的观点说：“古代的圣人将天下传给人，从未不把治理的方法一起传授。”可以说是深刻理解了这一章的本意，九峰虽然也用这个来阐明帝王的用心，但心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其说法自然是合理的。后来进献这本书给朝廷的人，就以此为三圣传心的说法。世上的学者于是把这本书的十六个字指为传心的要义，而禅学者则借此作为依据。
我认为，心不需要传授，它流行于天地之间，贯穿古今而没有不同，这就是理。理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并在事物中得到验证。心是用来统摄这个理并辨别是非的。人的贤否，事的得失，天下的治乱，都从这里判断。这就是圣人之所以在危微精一之间进行考察，并传授执中之道，使没有任何一件事不符合理，没有过分或不足的偏差。禅学把理视为障碍，而只指其心说‘不立文字，单传心印’。圣贤的学问，从一心出发达到天下国家之用，无非是至理的流行，明白透彻，人人所共有，历经千年而不间断。有什么需要传授的呢？‘俗说浸淫，即使贤者有时也不得不使用这些话，所以我写下我的见解如此。’
《中庸章句》引用程子的话说：‘这篇是孔门传授心法。’这也是借用佛教的话，但有一定的可商榷之处。
《论语》一书中提到心的有三处，分别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回，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是‘操则存，舍则亡’的教导，门人没有记载，而只见于《孟子》。那些没有学习圣人之心的人，突然谈论从心，这就是所谓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白天黑夜所做的事情都是徒劳无益的。
唐仁卿在给别人的信中说：‘自从新学兴起，一些名家开始著书立说，那些冒充名家的人也不少，但他们所说的‘学’，其实只是关于心的。我听说古代有学道，没听说学心；古代有好学，没听说好心。‘心学’这两个字，在《六经》和孔孟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现在那些谈论学问的人，大概认为心就是道，但我却不理解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危险微妙的地方，即使是上圣也不敢轻易言说。现在很多人责怪我谈论学问却忽略了心，哪有像你这样责备我不学的人更容易理解呢？孔子说：“有谁能一天都把力量用在仁上吗？”又说：“一天都能克制自己，按照礼行事。”又说：“终日乾乾，行事也。”我都没有做到。孔门弟子，每月或每月的某一天有所成就，孔子还不认为他们真正好学，何况我连每天都能做到的呢，说我不学也可以。但不知道你所说的‘学’是指仁吗？是礼吗？是事吗？还是指心呢？外在的仁、礼、事来谈论心，即使是你也知道这是不可行的；
你必定认为仁、礼、事就是心，用力在仁，用力在心。恢复礼，就是恢复心；行事，就是行心。那么我对心学的误解还是像昨天一样，说我不学也可以。
又比如，勤奋行善的人是出于心，勤奋追求利益的人也不一定不是出于心。心是多么危险啊！判断吉凶，区分人禽，即使是大圣也必须防备，还敢谈论心学吗？心学，就是把心当作学问。把心当作学问，就是认为心就是性。心能够具备性，但不能使心就是性。所以追求放任的心是正确的，追求心本身是错误的；追求心本身是错误的，追求心在其中的才是正确的。我所反对的心学，就是因为它追求心本身。如果心真的需要追求，那么它一定不是与我同类的东西；如果心真的可以学习，那么‘用礼来制约心，用仁来存心’这样的话，难道不是对心的障碍吗！
《论语》中说：‘仁者安仁。’集注中说：谢氏说：仁者心中没有内外、远近、精粗的区别，不是有所保留就自然不会失去，不是有所理顺就自然不会混乱。”这些都是庄子、列子的说法，不是我们儒家的学问。太甲说：‘看，这是天的明命。’孔子说：‘颜回这个人，选择中庸之道，一旦得到善就紧紧抓住不放松。’所以说‘操持着它就存在，放下它就消失。’不需要操持就自然不会消失的人是谁呢？
《福州府志》中的举业林文烙说：‘我喜欢问长老前辈们时事，他们有时会给我讲林尚默的故事，当时他在乡学游历，成为弟子员，就自认为自己的才华可以称霸海内士人。但当时，考试生员的是杨文贞、金文靖两位先生。尚默当时所学的只是举子业，而杨、金两位学士都是文章的老手，是儒家的宗师，尚默竟然能和这两位先生如此契合，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学问出于一源，上面用这个来选拔，下面用这个来学习，就像做车的人不出门，就知道适合四方的车辆一样，工匠的道德到了极致，异说者兴起，用利益诱惑后生，让他们跟随自己的学说，诋毁儒家先贤，贬低传统，几乎就像丢弃破旧的帽子一样。因此，学者们迷茫不知所从，想要跟随旧说又怕被新说所主导，想要跟随新说又舍不得突然放弃传注。自己都不能确定，何况别人呢？唉！那些怀揣着宝石、握着美玉的士人，在奔波劳碌中却不得志的，能说得完吗？因此，射箭没有固定的靶子，后羿也不能巧妙；学习没有固定的理论，子游、子夏也不能精通。想要道德统一，风俗相同，必然是从大人不提倡空谈开始。
又比如：‘近日讲学的人，越来越接近真理，却大大扰乱了真实。跟随他们的人都是为了获得荣耀的名声，于是开始一唱百和，起初伐木的人喊‘邪许’，但慢慢深入询问，不过是在终南山中寻找捷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
东乡艾南英在《皇明今文待序》中说：‘唉！在制举业中首先提出禅宗说法的人，是谁开始的呢？大概是由一些聪明才辩的人，厌倦了先儒的敬义诚明、穷理格物的说法，喜欢简便而害怕束缚，这个开端始于宋南渡时期，慈湖杨氏的书籍最为著名。国初，功令严密，不遵循程、朱的学说就不行。到了摘取良知之说，士人开始有不同的学说，但我看他们的书籍，不过是师友之间的讲论立教明宗而已，并没有用人的学说来影响制举业。他们的弟子龙溪、绪山阐明了他们的学说，但也没有用人的学说来影响制举业。龙溪的举业没有传承，阳明、绪山的成就有迹可循。比较他们的文章，持重而详实，似乎从未想要与朱氏之学相异。那么现在这样做的人，又是从谁开始的呢？我暂时不透露他们的姓名，但详细地注释了他们的文章，让学者知道以宗门之糟粕，为举业之偏的人是从这些人开始的。唉，降而为传灯，对于彼教的最初说法，其深浅相去甚远，何况附会以援儒人墨之辈，其浅薄可悲。
今其大旨不过曰‘耳自天聪，目自天明’，就像告子说的‘生之谓性’一样。等到他们厌倦了穷理格物的迂腐而放弃它，就像告子说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样。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于小人之无忌惮者，这就是《中庸》之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之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学》之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的原因。我将有所论述，但先说个大概，学者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又比如：‘嘉靖年间，姚、江的书籍虽然在当时很流行，但士人的举业还是谨慎地遵守程、朱的学说，没有人敢用禅宗来颠覆圣人之道。自从兴化、华亭两地的执政者尊崇王氏的学说，于是隆庆戊辰年《论语程义》首先开启了宗门，这种影响逐渐扩大，没有停止。科举考试的文章大部分抄袭王氏门人的言论，暗中诋毁程、朱。’坊间刻印的书籍中有伪作的罗伦《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题曰：‘良知者，廓于学者也。’按照罗文毅中成化二年进士，当时士人没有异说，如果真的有这篇文章，那么良知之说应该始于彝正，而不是始于伯安。何况前人作破题也没有这种格式，这是借用先朝名臣的声誉而已。
《五经》中没有‘真’字，最早见于老庄的书籍。《老子》说：‘其中含有精华，这精华非常真实。’《庄子·渔父篇》中，孔子问：‘什么是真实？’客人回答：‘真实是精诚的极致。’《大宗师篇》说：‘已经回归真实，而我还在做人。’《列子》说：‘精神离开形体，各自回归真实，所以称为鬼。鬼，就是回归。’《汉书·杨王孙传》说：‘死者，是生命的转化，是物质的回归。回归的得以到达，转化的得以变化，这是物质各自回归真实。’《说文》说：‘真，是仙人变形升天。’徐氏系传说：‘真，是仙人，是变化。从匕，匕就是变化。反人为亡，从目从匕，进入其所乘的境界。’以生为寄居，以死为回归，于是有了真人、真君、真宰的称呼。秦始皇说：‘我羡慕真人。’自称‘真人’，不称‘朕’。魏太武帝改元为太平真君，而唐玄宗下诏把四子之书称为‘真经’，都源于这个意思。后世相传，于是‘真’与‘假’成为对立面。李斯在《上秦王书》中说：‘敲击瓦罐，弹筝拍腿，唱歌呼喊使人快乐的声音，是真正的秦国之声。’韩信请求成为假王，汉高祖说：‘大丈夫定了诸侯，就是真正的王，怎么能是假的呢！’又向东垣说‘真定’。窦融在《上光武书》中说：‘怎能背离真正的旧主，去侍奉奸诈伪善的人。’而与老庄所说的‘真’也有细微的差别。宋朝避讳‘玄’，用‘真’代替，所以庙号叫真宗。玄武七宿改为‘真武’，玄冥改为‘真冥’，玄挎改为‘真枵’。《崇文总目》称《太玄经》为‘太真’，这还是没有离开它的本质。隆庆二年会试，主考官厌弃《五经》，喜欢老庄，摒弃旧闻，崇尚新学，首次以《论语》‘子曰由海汝知之乎’一节为题，其程文破题说：‘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就是不在心中蒙蔽。’《庄子·大宗师篇》说：‘有了真人之后才有真知。’《列子·仲尼篇》说：‘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从此开始明确以《庄子》的话来阐释人的文字。自此五十年间，科举考试所用的，无非是佛、道的书籍，彗星扫过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成了赤血。崇尚侦时，开始宣布旧日的禁令，而士大夫都从小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提笔就来，就像康昆仑受到邻居女巫的邪声，非十年不接触乐器，无法摆脱一样。尽管如此，以周元公道学之宗，他的书中仍有所谓的‘无极之真’，我又怎能责怪现在的人呢。
《孟子》说：‘不用思考就能知道的东西，是良知。’下文明确指出是爱亲敬长。至于因为严格来教敬，因为亲近来教爱，那就必须等待学习才能知道了。现在的学者明显使用《孟子》的良知，暗中使用《庄子》的真知。
万历三十年三月，礼部尚书冯琦上奏说：‘最近皇上采纳了都给事中张问达的建议，纠正了李贽迷惑世人、欺骗民众的罪行，全部焚烧了他的著作，这是崇正辟邪的盛举。我私下认为，国家以经术选拔士人，除了《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等书外，不列入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为准。这就是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旨意。自从人文向盛，士习渐淳，开始是厌弃平常，逐渐趋向浮靡；浮靡不止，逐渐追求新奇；新奇不止，逐渐趋向怪僻。开始还附和诸子百家以立旗帜，现在甚至尊崇佛、道以对立。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枷锁，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以放荡规矩、扫除是非廉耻为豪放。选取佛书中关于心性的话与圣言略为相近的混入，选取圣经中有空字无字的地方强行等同于禅宗。谈论道义既为错误，论文又不成章。世道因狂澜而崩溃，经学几乎成为荒野。我请求坊间一切新说曲议，令地方官杂烧之。生员有引用佛书一句的，廪生停廪一个月，增附不许帮助，三句以上降级。中式墨卷引用佛书一句的，勒令停一科，不许会试，多者革除。伏请天语申饬，断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对学必不明，世运必不衰。即使能真正达到极点，也与国家无益，何况只是抄袭别人的唾沫，用来掩盖自己的名利之迹的人呢？道术的分化已经很久了。自西晋以来，在我们道之外别立佛、道二家；自南宋以来，在我们道之中自分两派；再后来则取佛家之精义，暗中附于我们道之内；再后来则佛家之名法，显出于我们道之外。非圣主执中建极，群工一德同风，世运之流未知所届。’皇上说：‘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是非，荡弃行检，怎么能得到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所用？看了你们的奏章，对世教有裨益，可以列出条款奏上来。仙佛原本是异术，应该在山林中独自修炼，有好尚的人可以辞职自行其是。’这稍微进行了纠正，然而旧染已经深入，不能完全洗净；又在位之人多以保护士子的科举名为阴德，也不太严厉指责。到了晚年，怪僻更加严重。
新学的兴起，人们都轻视《六经》，因此不读传注，崇帧三年，浙江乡试题‘义用明俊民用章’。上文‘岁月日时无易’，传曰：‘不失其时也。’第三名龚广生文，误以为历家‘一日十二时’之时，而取冠本经，刻为程文。九年，应天乡试题‘王请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内有‘以遏祖莒’，注曰：‘莒，《诗》作‘旅’，众也。’谓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误以为《春秋》莒人之莒，也可以中式，部科不闻磨勘。诏令之不行至此。
《宋史·陆九渊传》记载：‘起初，九渊曾与朱熹在鹅湖会面，辩论所学，多不合。等到朱熹任南康守，九渊拜访他。朱熹与九渊至白鹿洞，九渊为朱熹讲解‘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朱熹认为这是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大极的辩论，则是书信往来，争论不止。’
王文成所辑的《朱子晚年定论》，现在的学者大多相信它，却不知道当时罗文庄已经写信和他辩论过了。他的信中说：‘仔细阅读《朱子定论》的编纂，是因为其中中年以前所见的并非真谛，到晚年才有所领悟。于是从他所写的三、四十卷论学书信中，挑选出三十多条，这些内容都倾向于内省，他认为这是在领悟之后得出的，所以断定为定论。他所挑选的内容也应该是精妙的，但不知道所谓的晚年，是以哪一年为界限来确定的呢？偶然考得何叔京在淳熙乙未年去世，那时朱子才四十六岁。再过两年是丁酉年，《论孟集注或问》才完成。现在有四封信是回答何人的，被作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八则》被认为是中年未定之说。我私下里担心这样的考证不够详尽，而立论过于武断。又选取了《答黄直卿》一书，监本上只说这是以前的错误，没有‘定本’二字，现在所编的增加了这两个字，而序言中又将‘定’字改为‘旧’字，但对‘本’字所指的具体内容并不详尽。朱子有《答吕东莱》一书，曾经提到定本之说，但并不是指《集注或问》。所有这些，我都有疑问，但还不够深入地讨论。我私下认为您的天赋绝世，而且日新月异。以前有所领悟之后，自认为经过《五经》、《四子》的验证，就像江河入海一样顺畅；又认为精明确切，再也没有可疑之处。我固然相信这不是虚言。然而，又认为只有朱子的学说与我的理解相冲突，按照道理，或许有这种可能吗？他的话我固然不敢质疑，但我曾阅读《朱子文集》，第三十二卷都是与张南轩的问答信。其中第四封信也自称：‘对于实体之认识似乎更加精明，因此又选取了圣贤之书，以及近世各位老先生的遗言，阅读并验证，结果发现无一不合。’平时所疑惑而未明的事，现在都不需要安排，往往自然显现出来，与您自己序言中的说法没有一句不相似。书中表达了他的见解，非常明确；而卷末的一封信，提纲挈领，尤为详尽。我私下认为，千圣相传的心学，大概不出于此。不知道为什么，独独不被您所采纳？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以这两本书为依据，那么《论孟集注》、《学庸章句或问》就不应该有其他的道理；如果认为它们不相合，那么您的精明见解，肯定与朱子不同！这三十多条，不过是暂且用来证明高论的证据，而所谓先得我心所同然者，怎么知道不是有细微的差别在其中，形成了大的矛盾呢！您在朱子之后，特别推崇草庐吴氏，认为他的见解更加真实，选取了他的一个观点，附在三十多条之后。我私下认为草庐晚年所见是否确实，难以知晓。因为我们儒家所说的昭昭之云，佛家也常常提到，细微的差别就在这里。即使草庐所见确实与我所说的昭昭相合，怎么知道不是他四十年间钻研文义的效果，大概是所说的真积力久，豁然贯通吧。即使是明道先生这样高明纯粹的人，早年也受到濂溪的亲炙，激发他对吟风弄月的兴趣，也必须反过来求诸《六经》才能得到。但他所禀赋的是生知，闻一知十，与别人极力的钻研不同，又怎么可以以前日的钻研为非，而以陷入固定的思维为悔呢？得到鱼就忘记捕鱼的工具，得到兔子就忘记捕兔子的脚，是可以的。但夸耀鱼兔的获得，反而责怪工具，认为这是多此一举，难道可以吗？
东莒陈建写了《学辩通辩》，取朱子的年谱、行状、文集、语录以及与陆氏兄弟往来的书信，逐年编辑成书，辩解说：‘朱子和陆象山早年相同，晚年不同的真实情况，两家谱集记载得很清楚。近世东山赵方在《对江右六君子策》中说“朱子《答项平父书》有去短集长之言”，难道鹅湖之论到了这里就有合乎之处了吗？如果他们在晚年合并，那么他们的微妙言辞和精义一定有契合之处，但象山已经离开了，这就是朱子和陆象山早年不同晚年相同说法的萌芽。程篁墩因此著《道一编》，分为朱、陆异同的三部分，开始时如同冰炭相反，中间则是疑信参半，最后就像辅车相依。朱子和陆象山早年不同晚年相同的说法，就是这样形成的。王阳明继承此说，于是有了《朱子晚年定论》的记录，专门选取朱子与象山观点相合的议论，与《道一编》的辅车之说正相呼应。所有这些，都是颠倒早晚，来弥补陆学的不足，而不顾对朱子的曲解，误导后学的严重性。因此现在编年史来辩驳，两家早晚的真实情况，近世颠倒的弊端，都显而易见了。”又说：“朱子有朱子的定论，象山有象山的定论，不能勉强相同。专门追求虚静，保养精神，这是象山的定论。主张敬重涵养，以立其根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识；身体力行，以实践其实践，这三者互相修炼并尽善尽美，这是朱子的定论。如果只是专门谈论涵养，或者专门谈论穷理，或者只谈论力行，那么朱子是根据人的不同情况和不同病症来施教的。现在却指专门谈论涵养的是定论，来附和象山，这简直是对朱子的极大诬蔑！”又说“赵东山所说的，大概是在朱子和陆象山生前找不到相同之处，而在死后猜测他们后来的观点一定会相同，本来想要安排早异晚同，结果说成了生异死同，真是可笑可笑！
这样难道不是正好彰显了朱子和陆象山平生未曾相同，反而彰显了他们牵强附会欺骗人的弊端吗？为什么近世的人都相信这些，却没有人能察觉到呢？
从前裴延龄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把有的说成没有的，来欺骗君主。陆亘公认为他愚弄朝廷，比赵高指鹿为马还要严重。现在篁墩这些人明显地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把有的说成没有的，来欺骗后学，难道不是我们道德中的裴延龄吗？”又说：“从前韩绛、吕惠卿代替王安石执政，当时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我认为近日继承陆学而兴起的人，王阳明是传法沙门，程篁墩则是护法善神。宛平孙承泽说阳明所编的书籍，其意图是想借朱子来攻击朱子。而且我们的夫子以天生的圣贤，不以生知自居，而说好古敏求，说多闻多见，说博文约礼，到老还删述不停，还想借年学《易经》。朱子一生效法孔子，学问进步必在致知，修养必在主敬，德性就在这里，学问也在这里。如果错误地把朱子视为支离，视为晚年悔改，那么我们的夫子所说的好古敏求，多闻多见，博文约礼都是早年时的支离，必然如无言、无知、无能为晚年自悔的定论一样。从这一点来看，那么‘晚年定论’的刻印，真的是阳明舞文弄墨的书籍了。从弘治、正德时期开始，天下的士人厌弃陈规，喜好新奇，风气的变化已经由来已久，而文成以超凡的才华，倡导他的新说，鼓动全国。嘉靖以后，跟从王氏而诋毁朱子的人，开始接踵而至，而王尚书出策说：‘现在的学者偶然有所窥见，就想要全部发表先儒的说法而超越他们；不学习就借一贯之言来掩饰自己的浅薄；没有德行就逃避到性命之学中，以便他人无法质问。’这三句话，完全概括了当时的情况。所以王门的高徒是泰州、龙溪二人。泰州的学说一传而为颜山农，再传而为罗近溪、赵大洲。龙溪的学说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李卓吾、陶石篑。从前范武子认为王弼、何晏二人的罪过比桀纣还要深重，认为一世的祸患轻，历代的危害重；自丧的恶行小，迷惑众人的罪过大。而苏子瞻认为李斯扰乱天下，以至于焚书坑儒，都是因为他师父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后果。
现在做学问到了抄写佛经，讲学到了男女混坐，考试到了买卖生员，这些都是一代的大变化，不亚于王莽、安禄山、刘豫的所作所为，所以我将这件事记录在《五经》等书的后面。唉！‘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中早已说过。
私下里觉得，汉朝人喜欢用自己的书名来冒充古人的书，比如张霸的《百二尚书》、卫宏的《诗序》等。晋朝以后的人，有拿别人的书来冒充自己的作品，比如郭象的《庄子注》、何法盛的《晋中兴书》等。如果有一代的人，他们所写的书都是偷窃来的。
《世说》中说：‘最初注解《庄子》的有几十家，没有人能完全理解它的精髓。向秀在旧注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解释，分析得非常妙，大大发扬了玄学的风气。只有《秋水》、《至乐》两篇没有完成，而向秀就去世了。向秀的儿子年纪小，他的解释也就散失了，但还有其他版本。郭象这个人，为人品行不端，但有才华。看到向秀的解释没有流传于世，就偷来作为自己的注解。于是他自己注解了《秋水》、《至乐》两篇，又改写了《马蹄》一篇，其余的篇章只是稍作改动，后来向秀的解释的其他版本出现，所以现在有向秀和郭象的两个《庄子》，他们的解释是一致的。’现在的人只有品行不端而没有才华，不能理解作者的意思，他们盗窃的作品，必定不如原著，称之为‘钝贼’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旧唐书》中说：‘姚班曾经因为他曾祖姚察所撰写的《汉书训篡》被后来的注解者隐去名字，准备为自己的说法，姚班于是撰写了《汉书绍训》四十卷，来阐明旧义，流传于世。’我读有明宏治以后的经解之书，都是隐去古人的名字，准备为自己的说法。
校对书籍：校对书籍一定要用能读书的人。偶然看到《焦氏易林》的旧刻本，上面写着‘环绪倚鉏’，应该是‘环堵’的误写。注解中说：‘绪疑当作“纚”。’‘井堙水刊’，应该是‘木刊’的误写，注解中说：‘刊疑当作“利”。’错误太大了。幸好这是前人的作品，即使不读书的人也会遵守原文，不敢随意改动。如果像近世的人那样，凭主观臆断去改动，那么文字就会更加晦涩，意思也会更加错误，而传给后世，即使有善于读书的人，也会茫然不知所措。那么现在的坊刻本不选择合适的人去校对，而是随便委托给校对者，这不是一大害吗！梁简文帝的《长安道诗》中说：‘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这是引用了《汉书·贾山传》中的话：‘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三辅决录》中说：‘长安十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现在误作‘金槌’，又改为‘椎轮’。唐阎朝隐的《送金城公主适西著诗》中说：‘还将贵公主，嫁与亻辱檀王。’这是引用了《晋书·载记》中的话：‘河西王秃发亻辱檀。’现在误作‘耨檀’，又改为‘褥毡’，比‘金根车’改为‘金银’的错误还要严重。
《庄子》中说：‘婴儿出生，没有石师却能说话。’另一种版本作‘所师’。大概是从魏晋以后，写书的人很多写草书，所以把‘所’误写成了‘石’。
修改书籍：《东坡志林》中说：‘近世的人轻率地根据主观臆断修改书籍，那些粗俗的人好恶相同，所以跟风的人很多，于是使得古书日益错误，深可痛恨。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书的空缺。”自从我年轻时，看到前辈都不敢轻率地修改书籍，所以蜀本大字书都是善本。’
《汉书·艺文志》中说：‘古时候的书籍必须统一文字，不知道就空缺，向老人们请教。到了衰败的时期，是非没有准则，人们用私心。所以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书的空缺，现在没有了。”’这大概是他对这种逐渐不正确的状况感到悲哀。由此可见，穿凿附会的弊端从汉朝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有行贿修改兰台漆书，来迎合自己私心的人。
万历年间，很多人喜欢修改古书，人心的邪僻，风气的改变，都是从那时开始的。比如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氏檄》，原本出自《旧唐书》。其中说‘伪临朝武氏’，敬业起兵是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只是临朝而没有革命。近刻的古文，改为‘伪周武氏’，没有注意到檄文中说‘包藏祸心，脾睨神器’，这是在未篡位之时，所以有这样的说法。那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所以说是‘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不了解当时的人，不研究当时的历史，就随意修改文字，谬种流传，至今未绝。又比如近日盛行的《诗归》一书，尤为荒诞。魏文帝的《短歌行》中说：‘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指的是他的父亲武帝，改为‘圣老’，评论说：‘圣老字奇。’《旧唐书》中李泌对肃宗说：‘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宏，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称制，乃鸩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怜。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太子贤最终被天后所逐，死于黔中。’他说‘四摘’是用来比喻四子，认为不是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这些都是不考古而随意臆断的说法，难道不是那些肆无忌惮的小人吗！
《易林》的作者可能是东汉以后的人，但托名焦延寿。那时《左传》还没有设立学官，现在《易林》中引用了《左传》的很多话，又常常引用《汉书》中的事情，比如‘彭离济东，迁之上庸’，这件事发生在武帝元鼎元年；‘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这件事发生在元帝竟宁元年；‘火入井口，阳芒生角，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似乎用了《李寻传》的话；‘新作初陵，逾陷难登’，似乎用了成帝起昌陵的事；又比如‘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比如‘大蛇当路，使季畏惧’，这又不是汉人所应该说的话。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日知录-卷十八-注解
秘书国史：指古代国家收藏的图书和史书，是天子所藏的重要文献。
太常、太史、博士：古代官职，太常掌管礼乐，太史掌管天文历法，博士掌管经学教育。
延阁、广内、秘室：古代藏书的地方，延阁和广内为外府，秘室为内府。
司马迁：西汉著名史学家，著有《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刘向、扬雄：西汉、东汉时期著名学者，刘向整理校订了许多古籍。
班斿：东汉时期学者，有才学，被赐予秘书之副。
东京：指东汉的都城洛阳。
班固、傅毅：东汉时期学者，班固著有《汉书》，傅毅有才学。
曹褒：东汉时期学者，撰写《礼记》。
五经：儒家经典的总称，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
诸子传记：指古代诸子百家的著作及传记。
晋、宋以下：指晋朝和宋朝以后。
左思、王俭、张缵：晋朝、宋朝时期学者，均有才学。
秘书监：古代官职，掌管国家图书。
集贤院：古代学术机构，负责整理图书。
三馆：指史馆、昭文馆、集贤院。
太宗：指宋朝的第二位皇帝赵光义。
崇文院：宋朝的学术机构，藏有大量书籍。
秘阁：古代藏书的地方。
十三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周礼》。
注疏：古代对经书的注释和疏解。
五经正义：古代对《五经》的义疏，由孔颖达等人撰写。
二十一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旧唐书》、《五代史》、《宋史》、《元史》。
监本：指由国子监校刻的书籍。
嘉靖：明朝皇帝朱厚熜的年号。
万历：明朝皇帝朱翊钧的年号。
崔孝芬传：《魏书》中崔孝芬的传记。
陈群传：《三国志》中陈群的传记。
淮南袁甫：袁甫，字公胄，是古代人物，与华谭齐名，生活在淮南地区，即今天的江苏、安徽一带。
郑方：郑方，字子回，是古代人物，上文提到的南阳处士郑方，曾上书极谏。
仪礼：《仪礼》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属于《十三经》，主要记载古代礼仪。
士昏礼：《士昏礼》是《仪礼》中的一篇，讲述古代士人的婚礼礼仪。
乡射礼：《乡射礼》是《仪礼》中的一篇，讲述古代乡射（一种射箭比赛）的礼仪。
士虞礼：《士虞礼》是《仪礼》中的一篇，讲述古代士人祭祀祖先的礼仪。
特牲馈食礼：《特牲馈食礼》是《仪礼》中的一篇，讲述古代特牲（指祭祀时使用的牲畜）馈食的礼仪。
少牢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是《仪礼》中的一篇，讲述古代少牢（指祭祀时使用的牲畜）馈食的礼仪。
秦火：指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古代书籍遭到严重破坏。
监刻：指古代书籍的校对和印刷过程。
学田：古代学校拥有的田地，用于供给师生。
雠校：指校对书籍，纠正文字错误。
洪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
坊本：古代民间书店印刷的书籍。
宋、元刻书：指宋朝和元朝时期的书籍印刷。
书院：古代中国的一种教育机构，以教书育人为主要任务。
山长：书院中的负责人。
通儒：指博学多才的儒者。
雠校刻画：指校对和印刷的精细程度。
洪武初：指洪武年间的初期。
南监：指南京的官方图书馆。
十六史：指《史记》、《汉书》等十六部史书。
馈遗：指赠送礼物。
白字：指书写错误，原本应为某个字，却写成了另一个字。
谶书：古代预言性的书籍。
鄙别字：指粗俗的错别字。
山东人：指来自山东地区的人。
金石录：古代关于金石文物的书籍。
绍兴：南宋皇帝赵构的年号。
玄：南宋皇帝赵构的年号中的一个字。
牡丹：一种花卉，古代也指牡丹月，即农历四月份。
三朝要典：指《宋史》中的《三朝要典》，记录了宋代三个朝代的重大事件。
门户之人：指有党派之争的人。
章奏：古代官员向皇帝上呈的文书。
批答：皇帝对官员上呈的文书的批示。
诬罔：指故意歪曲事实，欺骗他人。
密疏：指秘密上呈给皇帝的文书。
留中：指皇帝将文书留在宫中不批阅。
阁揭：指官员在宫外抄录皇帝的批示。
李德裕：唐朝官员，曾任宰相。
章疏：指官员上呈给皇帝的文书。
实录：指记录皇帝言行的官方史书。
贴黄章奏：指古代官员上奏时，将奏章中的重要内容用黄纸贴在奏章的末尾，以便皇帝快速查阅。贴黄起源于唐制，用于标记敕书中的更改内容。
万历、天启：万历和天启是明朝的两个皇帝的年号，分别对应1573年至1620年和1621年至1627年。
崇祯帝：崇祯帝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在位时间为1627年至1644年。
内阁：明朝的中央行政机构，负责处理国家政务。
犊尾：指奏章的末尾。
唐制：唐朝的制度。
敕书：皇帝的命令或指示。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石林燕语》是宋代学者叶梦得的一部著作，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
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古代中国史官的职责，左史记载皇帝的言行，右史记载国家大事。
唐太宗：唐太宗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时间为626年至649年。
起居郎：古代官职，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
政事：国家政务。
许敬宗、李义甫：唐代两位权臣，因滥用职权而受到批评。
史官：负责编写历史的官员。
旧唐书·姚踌传：《旧唐书》中关于姚踌的传记。
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唐代官职，属于宰相级别。
永徽：唐高宗的年号，对应650年至675年。
左右史：古代官职，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
时政记：记录当时国家政治大事的文献。
会端拱无言：形容皇帝沉默寡言。
引黄：指在奏章或文书上用黄纸标记重要内容。
四书五经大全：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总称，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朱于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朱熹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的注解。
黄氏《论语通释》：黄宗羲对《论语》的注解。
真氏《集义》：真德秀对《大学》的注解。
祝氏《四书附录入像》：祝允明对《四书》的注解。
蔡氏《四书集疏》：蔡沈对《四书》的注解。
赵氏《四书篡疏》：赵复对《四书》的注解。
吴氏《四书集成》：吴澄对《四书》的注解。
陈氏《四书发明》：陈淳对《四书》的注解。
胡氏《四书通入》：胡居仁对《四书》的注解。
倪氏《四书辑释》：倪思对《四书》的注解。
永乐中：明成祖朱棣的年号，对应1403年至1424年。
四书大全：明代官方编纂的《四书》注解大全。
《春秋大全》：明代官方编纂的《春秋》注解大全。
《诗经大全》：明代官方编纂的《诗经》注解大全。
汪克宽《胡传纂疏》：元代学者汪克宽对《春秋》的注解。
刘谨《诗传通释》：元代学者刘瑾对《诗经》的注解。
制义：指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
宋儒蔡氏《书传》：宋代学者蔡沈对《书》的注解。
日月五星运行：指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在天空中运行的规律。
番阳邹季友：宋代学者邹浩。
翰林院学士：明代官职，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
书成：指书籍编纂完成。
赐名：皇帝赐予书籍的名字。
礼部：明代官职，负责礼仪和科举考试等事务。
经文：指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是古代儒家学者研究的主要文献。
传：指对经典进行解释和阐述的著作，如《论语》、《孟子》等。
音释：对文字的音、形、义进行解释的书籍。
干字：指汉字的基本结构。
古人姓字：指古代人的姓名。
古书名目：指古代书籍的名称。
出处：指文献的来源或根据。
典故：指历史故事或传说。
诸儒：指众多儒家学者。
规模：指学问的规模或范围。
八股：指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中的一种固定格式的文章。
务本之学：指研究根本学问，即儒家经典。
永乐：指明朝永乐帝的年号。
尚书大全：指明朝永乐年间编纂的《尚书大全》。
经术人材：指精通经学的学者。
古学：指古代的学术，尤其是儒家学术。
内典：指佛教经典。
孝弟：指孝顺父母、尊敬兄长。
忠信：指忠诚、诚信。
洒扫、应对、进退：指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行为。
《诗》、《书》、《礼》、《易》、《春秋》：指儒家五经。
出处、去就、交际：指人的行为和交往。
政令、教化、刑罚：指国家的治理方式。
老庄：指老子和庄子，代表道家思想。
外义：指重视外部世界的义理。
内释：指佛教的教义。
吾儒：指儒家。
《黄氏日钞》：指黄宗羲的《日钞》。
《论语》：指《论语》这部儒家经典。
曾子三省章：指《论语》中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
集注：指对经典进行注释的著作。
尹氏：指尹焞，宋代儒家学者。
谢氏：指谢良佐，宋代儒家学者。
陆氏：指陆九渊，宋代儒家学者。
掸学：指佛教。
杨氏：指杨朱，古代儒家学者。
墨氏：指墨子，古代儒家学者。
内学：指儒家经典。
外学：指非儒家经典。
图谶：指古代预言性质的图文。
性与天道：指人的本性及宇宙的根本法则。
心学：心学，儒家学派的一种学说，认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尧：指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君尧。
舜：指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君舜。
禹：指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君禹。
葵九峰：指古代儒家学者。
朱子：指朱熹，宋代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此处指代朱熹的学说。
传心：指传授心法。
禅学：指佛教中的禅宗。
不立文字，单传心印：指禅宗强调的以心传心的教法。
中庸章句：指《中庸》的注释。
程子：指程颢、程颐，宋代儒家学者。
心法：指心性修养的方法。
操则存，舍则亡：指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强调修身的重要性。
牿亡：指束缚、阻碍。
新学：指宋代以后兴起的新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
名家：指古代的著名学者或学派。
六经：六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乐经》，儒家经典。
孔孟：指孔子和孟子，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上圣：指道德智慧极高的人。
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指仁者内心纯净，没有内外、远近、精粗的区别。
中庸：指儒家思想中的中正之道，既不过分，也不偏颇。
举子业：指科举考试中的文章写作。
举业林文烙：指科举考试中的文章写作。
杨文贞、金文靖：指宋代两位著名的儒家学者。
程朱：指程颢和程颐，他们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
良知：良知，指人的本性中的道德意识，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
龙溪、绪山：指明代两位著名的儒家学者。
传灯：指佛教中的师徒传授。
坊刻：指民间或私人刻印的书籍。
罗伦：指明代的一位名臣。
彝正、伯安：指明代两位著名的儒家学者。
庄子：庄子，名周，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著有《庄子》一书，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真：真，指真实、纯粹、不假修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有深厚的哲学和文化内涵，常与道家、道教思想相关。
老子：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著有《道德经》，对后世哲学、文化、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此处指代孔子的思想。
客：指与孔子对话的渔父，代表了庄子思想中的一种智慧。
真君：真君，指道家传说中的仙人，具有超凡脱俗的能力。
真宰：真宰，指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存在，是道家哲学中的重要概念。
秦始皇：秦始皇，名嬴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六国的皇帝，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李斯：李斯，秦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曾参与制定秦朝的法律制度。
韩信：韩信，西汉初年著名军事家，辅佐刘邦建立汉朝。
高帝：高帝，指汉高祖刘邦，西汉的开国皇帝。
窦融：窦融，东汉时期政治家、军事家，东汉初年的重要人物。
光武：光武，指东汉开国皇帝刘秀。
宋讳：宋讳，指宋代皇帝的名字，为了避讳，常用其他字代替。
玄武七宿：玄武七宿，指古代天文学中的七宿之一，与北方七宿相关。
说文：《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是中国最早的字典。
徐氏系传：徐氏系传，指徐铉所著的《说文解字系传》，是一部解释《说文解字》的著作。
真人：真人，指道家传说中的仙人，具有超凡脱俗的能力。
真经：真经，指被认为具有真知灼见的经典。
李贽：明代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此处指代李贽的学说。
《五经》：《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儒家经典，被视为古代中国文化的基石。
《四书》：《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儒家经典。
《二十一史》：《二十一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元史》。
《通鉴》：《通鉴》，指《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性理：性理，指人的本性及其道理，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
宋儒：宋儒，指宋代儒家学者，如程颢、程颐、朱熹等。
《南华》：《南华》，指《庄子》，因其书在汉代时藏于南华宫而得名。
《西竺》：《西竺》，指印度，古代中国对印度的称呼。
《崇文总目》：《崇文总目》，宋代官修的图书目录。
《太玄经》：《太玄经》，道教经典之一。
周元公：周元公，指宋代儒学家周敦颐。
《孟子》：《孟子》，儒家经典之一，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冯琦：冯琦，明代官员，曾任礼部尚书。
张问达：张问达，明代官员，曾任都给事中。
周敦颐：周敦颐，宋代儒学家，有“元公”之称。
陆九渊：陆九渊，宋代儒学家，与朱熹有学术之争。
朱熹：朱熹，宋代儒学家，理学代表人物之一。
晚年定论：指朱熹晚年对自己学说的总结。
罗文庄：罗文庄，指罗从彦，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恩师，对朱熹的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
何叔京：何叔京，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学生，对朱熹的学术观点有深入研究。
淳熙乙未：淳熙乙未，即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干支纪年法中的乙未年。
丁酉：丁酉，干支纪年法中的丁酉年，即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
论孟集注或问：《论孟集注或问》，朱熹对《论语》和《孟子》的注释和提问。
黄直卿：黄直卿，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学生。
定本：定本，指确定无疑的版本或文本。
吕东莱：吕东莱，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学生。
四子：四子，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儒家经典。
江河：江河，比喻广大的学问或才能。
海：海，比喻广大的知识或智慧。
张南轩：张南轩，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学生。
草庐吴氏：草庐吴氏，指吴澄，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学生。
昭昭：昭昭，光明照耀，比喻明白无误。
生知：生知，指天生的知识或才能。
蚤获亲炙：蚤获亲炙，指早年就得到名师的亲自传授。
濂溪：濂溪，指周敦颐，北宋理学家，理学派的奠基人。
科臼：科臼，比喻固定的格式或老套。
筌蹄：筌蹄，比喻方法或手段。
鹅湖之论：鹅湖之论，指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的一次辩论，关于理学的性质和修养方法。
象山：象山，指陆九渊，南宋理学家，心学的代表人物。
程篁墩：指程颢、程颐，此处指那些护法善神的人。
道一编：道一编，程篁墩所著的关于理学的著作。
辅车：辅车，比喻相互支持的关系。
东山赵氵方：东山赵氵方，南宋理学家，赵方，字氵方。
项平父：项平父，南宋理学家，项安世，字平父。
朱子学：朱子学，指朱熹的学说。
象山之定论：象山之定论，指陆九渊的学说。
完养精神：完养精神，指修养精神，完善道德。
主敬涵养：主敬涵养，指以敬畏之心修养自己的道德。
读书穷理：读书穷理，指通过读书来探求事物的道理。
身体力行：身体力行，指亲身实践。
东陈建：东陈建，南宋理学家，陈建，字东。
朱子年谱：朱子年谱，朱熹的生平年表。
行状：行状，对人物生平事迹的记载。
文集：文集，作者的作品集。
语类：语类，记录作者言论的书籍。
陆氏兄弟：陆氏兄弟，指陆九渊和他的兄弟。
对江右六君子策：对江右六君子策，赵方所著的关于六位理学家的著作。
去短集长：去短集长，去掉缺点，集中优点。
子静：子静，指陆九渊，字子静。
虚静：虚静，指清静无为，内心平静。
矫诬：矫诬，歪曲事实，捏造罪名。
弥缝：弥缝，修补，填补。
牵合：牵合，硬拉关系，勉强联系。
欺人：欺人，欺骗别人。
裴延龄：唐代宰相，以权谋著称，此处指代那些欺瞒君主的人。
指鹿为马：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指赵高指鹿为马，比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陆亘公：指唐代名臣陆贽，此处比喻那些愚弄朝廷的人。
赵高：秦朝权臣，指鹿为马，此处比喻那些颠倒黑白的人。
篁墩辈：指程颢、程颐，此处指那些欺弄后学的人。
王阳明：明代著名哲学家、军事家、教育家，此处指代那些传承王阳明思想的人。
王伯安：指王守仁，明代哲学家、教育家，此处指代王守仁的良知学说。
何澹、陈贾：指宋代哲学家，此处指那些与朱熹观点不同的人。
王夷甫：指王导，东晋时期政治家，此处指代那些清谈之风。
王介甫：指王安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此处指代王安石的新法。
厂卫：明代特务机构，此处指代政府机构。
数珠：佛教念珠，此处指代佛教修行。
禅教沙门：指佛教僧侣，此处指代那些沉迷于佛教的人。
茶肆之陆鸿渐：指唐代茶学家陆羽，此处比喻那些学有所成的人。
伯敬：指钟惺，明代文学家，此处指代钟惺的学说。
诸生：指科举考试的考生，此处指代学生。
利市之神：指带来好运的神，此处比喻那些受欢迎的人。
举业：指科举考试，古代士人通过考试获得功名的一种制度。
佛书：佛教经典，指佛教的经文。
讲学：指学术研究和传授知识。
会男女：指男女社交活动，古代社会中较为罕见。
鬻生员：指通过买卖获得生员（秀才）资格。
王莽：西汉末年的权臣，后自立为帝，建立了新朝。
安禄山：唐朝末年的叛乱领袖，发动安史之乱。
刘豫：南宋末年的权臣，曾一度自立为帝。
四维：指礼、义、廉、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四种基本道德。
国乃灭亡：指国家因为道德沦丧而灭亡。
管子：古代法家著作，作者为管仲。
张霸：西汉时期的人物，曾伪造《百二尚书》。
卫宏：西汉时期的人物，曾伪造《诗序》。
郭象：东晋时期的人物，著有《庄子注》。
何法盛：东晋时期的人物，著有《晋中兴书》。
明一代：指明朝。
《世说》：古代小说集，记载了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的故事。
《庄子》：道家经典，作者为庄子。
向秀：晋代文学家，著有《庄子注》。
秋水：《庄子》中的一篇。
至乐：《庄子》中的一篇。
马蹄：《庄子》中的一篇。
钝贼：指那些没有才华却盗窃他人作品的人。
《旧唐书》：唐代官修的历史著作。
姚班：唐代文学家，著有《汉书训篡》。
《汉书》：东汉班固所著的历史著作。
经解：对经书的解释。
《焦氏易林》：古代易学著作，作者为焦延寿。
环绪倚鉏：古代文献中的文字，意为环绕的墙壁。
井堙水刊：古代文献中的文字，意为井水枯竭。
金槌：古代文献中的文字，意为金制的锤子。
椎轮：古代文献中的文字，意为用椎子打制的车轮。
亻辱檀：古代文献中的文字，指河西王秃发亻辱檀。
石师：古代文献中的文字，指老师。
草：古代文献中的文字，指草书。
《东坡志林》：宋代苏轼所著的杂文集。
《汉书·艺文志》：《汉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古代的学术文化。
行赂：用财物行贿。
兰台漆书：古代文献中的文字，指用漆书写的书籍。
万历间：指明朝万历年间。
骆宾王：唐代文学家，著有《为徐敬业讨武氏檄》。
武氏：指武则天。
《诗归》：明代诗选集。
圣考：古代文献中的文字，指父亲。
《黄台瓜辞》：唐代李白的诗作。
《李寻传》：古代文献，记载了李寻的事迹。
成帝：西汉时期的皇帝。
刘季：指刘邦，即汉高祖。
子婴：西汉末年的皇帝。
大蛇当路：古代文献中的文字，指大蛇挡在路上。
《易林》：古代易学著作。
昭、宣之世：指西汉昭帝和宣帝时期。
《左氏》：古代文献，指《左传》。
武帝：西汉时期的皇帝。
元帝：西汉时期的皇帝。
李寻：西汉时期的易学家。
昌陵：西汉成帝的陵墓。
黔中：古代地名，位于今贵州省。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日知录-卷十八-评注
古文开篇即点明‘举业至于抄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等社会现象，指出这些现象是一代之大变，甚至不亚于历史上的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乱。作者通过将此现象与历史事件相提并论，强调了时代变迁中道德沦丧、学术风气败坏的问题，表达了对时代沉沦的忧虑。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已先言之矣。”此句引用《管子》中的名言，进一步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指出道德的沦丧是国家灭亡的先兆，体现了作者对道德的重视。
作者接着指出历史上存在的学术抄袭现象，如汉人托名古人著作，晋以下人窃为己作等，批评了这种学术不端行为，认为其严重影响了学术的传承和发展。
‘《世说》曰：“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作者通过对郭象窃取向秀《庄子》注解的例子，揭示了学术抄袭的严重性，同时赞扬了向秀的学术成就。
‘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作者对当代学术抄袭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其不仅学术价值低，而且道德品质低下。
‘《旧唐书》：“姚班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篡》多为後之注《汉书》者隐没名字，将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作者通过姚班纠正前人错误的事例，说明了对学术传承的重视。
‘勘书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作者强调了勘书的重要性，指出勘书需要具备阅读能力的人，否则会导致错误。
‘梁简文帝《长安道诗》：“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是用《汉书·贾山传》：“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作者通过对比梁简文帝诗句与《汉书》原文，指出后世对古文的误解和曲解。
‘《庄子》：“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一本作“所师”。盖魏晋以後，写书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讹“石”也。’’作者通过《庄子》中的一个例子，说明了古文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讹误。
‘《东坡志林》曰：“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作者批评了后世对古书的随意修改，认为这种做法会导致古书的失真。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作者引用《汉书·艺文志》中的话，说明古文在衰世中逐渐失传。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作者指出万历年间古书改窜之风盛行，认为这是学术风气变坏的开始。
‘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脾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作者通过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的例子，说明了后世对古文的误解和曲解。
‘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作者批评了《诗归》一书的妄诞，认为其不符合古文的原意。
‘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作者通过魏文帝《短歌行》的例子，说明了后世对古文的误解和曲解。
‘《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後有四子，长曰太子宏，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後方图称制，乃鸠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後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後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作者通过李泌《黄台瓜辞》的例子，说明了后世对古文的误解和曲解。
‘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作者批评了后世对古文的误解和曲解，认为其不符合古文的原意。
‘《易林》疑是东汉以後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者，延寿在昭、宣之世。’’作者对《易林》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进行了推测。
‘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中事，如曰“彭离济东，迁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宁元年；曰“火入井口，阳芒生角，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似用《李寻传》语；曰“新作初陵，逾陷难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曰““大蛇当路，使季畏惧”，则又非汉人所宜言也。’”作者通过对《易林》内容的分析，推测其作者和成书年代。
‘《易林》中引用的《左氏》和《汉书》中的事例，以及一些不符合汉人言论的描述，都为作者推测《易林》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提供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