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历来被尊奉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日知录》是其哲学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17世纪末）。
内容简要：《日知录》是顾炎武以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为基础，编撰的学术理论集。书中内容广泛，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提出了许多具有深刻思想的见解，强调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主张注重实用与历史经验。顾炎武的学术贡献和《日知录》中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学术发展，尤其是对现代史学和社会学的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日知录-卷十二-原文
○财用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
钱者，币之一也。
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非以为人主之私藏也。
“《食货志》言：”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纟强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纟强百万。”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轻贱，工商失业，良由圜法久废，上币稍寡。可令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
唐宪宗时，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内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收，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益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
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买布帛，每端匹视旧估加十之一。
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
今日之银犹夫前代之钱也。
乃岁岁征数百万贮之京库，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无以继上之求，然后民穷而盗起矣。
单穆以有言，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有潢也。
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
此无他，不知钱币之本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
“《诗》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
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与足？”
古人其知之矣。
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
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
昔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
有一盘庚出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
及纣之身，用义雠敛，鹿台之钱、钜桥之粟聚于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
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而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
“《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
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
已后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
自此一钱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
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此。
昔人谓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已不在民矣，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师，是亦汉人之良法也。
后之人君知此意者鲜矣。
自唐开成初，归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
而宋元中，苏辙为户部侍郎，则言：“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
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
两司既困，虽内帑别藏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
是以仁宗时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师，弼上疏谏。
金世宗欲运郡县之钱入京师，徒单克宁以为如此则民间之钱益少，亦谏而止之。
以余所见，有明之事，尽外库之银以解户部，盖起于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
王士性《广志绎》言：“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典试于川，询之藩司，库储八百万。
即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顺庆亦十万。
盖川中无起运之粮，而专备西南用兵故也。
两浙赋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师少松为余言，癸酉督学浙中，藩司储八十万；
后为方伯，止四十万；今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万矣。
十年之间，积贮一空如此。
及余己丑参政广西，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询之，则云浙藩亦不满十万，与浙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
今太仓所蓄亦止老库四百余万，有事则取诸太仆寺。
余乙未贰卿太仆时，亦止老库四百万，每岁马价不足用，则取之草料。
盖十年间东倭西孛，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万故也。
其所记万历时事如此。
至天启中，用操江范济世之奏，一切外储尽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
今录上谕全文于此，俾后之考世变者得以览焉。
天启六年四月七日，上谕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钜，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
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
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
朕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凿凿可据。
其所管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贮银两，前已有旨尽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数察收。
似此急公徇上之诚，足为大小臣工模范。
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忧乎鼎建之殷繁，军饷之难措哉。
范济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银两何尚未解到？尔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济急用。
且天之生财止有此数，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岂可目击时艰，忍置之无用之地？
朕闻得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收在库约有二十余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二十余万两，又故监鲁保遗下每年余银四万两，约有四十余万两；
连前院除支销费过，余银约有八十余万两，刷卷察盘可据。
又南太仆寺解过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见寄在应天等府贮库；
又户科贮库余银约有七万两，寄收应天府；
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银约有十万两；
又操江寄贮扬州、镇江、安庆三府备倭余银约有三十余万两。
北道刷卷御史可据已上七宗，俱当遵照范济世所奏事例，彻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备内臣刘敬、杨国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辅、刘文耀，会同该部院抚按官，著落经管衙门察核的确，速行起解。
有敢推避嫌怨，隐匿稽迟，怀私抗阻者，必罪有所归。
如起解不完，则抚按等官都不许考满迁转。
刘敬等亦不许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须殚力急公，尽心搜括，庶大工、边务均有攸赖，国家有用之物不至为贪吏侵渔，昭朕裕国恤民德意。
又闻南京内库，祖宗时所藏金银珍宝皆为魏忠贤矫旨取进。
先帝谕中所云：“将我祖宗库贮，传国奇珍异宝，盗窃几至一空者，不知其归之何所。”
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讫于亡。
由此言之，则搜括之令开于范济世，成于魏忠贤，而外库之虚，民力之匮所由来矣。
以英明之主继之，而犹不免乎与乱同事，然则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为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
传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岂不信夫！
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粮，则天下之财日窘一日。
吾未见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
然则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后科目可得而设也，必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
昔明太祖尝黜言利之御史，而谓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
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
此则唐太宗责权万纪之遗意也。
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产铁，请置炉冶。”
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
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
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矣。”
杖之流海外。
圣祖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
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
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
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为意与？
《新唐书·宇文韦杨王列传》赞曰：
开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
于时天子见海内完治，偃然有攘却四裔之心。
融度帝方调兵食，故议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
利说一开，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
虽后得罪，而追恨融才犹所未尽也。
天宝以来，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计。
于是韦坚、杨慎矜、王钅共、杨国忠各以裒刻进，剥下益上，岁进羡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以济横赐，而天下经费自如。
帝以为能，故重官累使，尊显烜赫然。
天下流亡日多于前，有司备员不复事。
而坚等所欲既充，还用权娼，以想屠灭，四族皆覆，为天下笑。
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者，可不信哉？
呜呼，芮良夫之刺厉王也曰：
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
三季之君莫不皆然。
前车覆而后不知诫，人臣以丧其躯，人主以忘其国，悲夫！
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皆是也。
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则群推之以为有耻之士矣。
上行之则下效之，于是钱谷之任，榷课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
礼义沦亡，盗窃竞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后之兴王所宜重为惩创，以变天下之贪邪者，莫先乎此。
○俸禄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
《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
汉宣帝神爵三年，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
晋武帝泰始三年，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增吏俸。”
唐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县、上县簿尉二万。
玄宗天宝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此之由。辇毂之下尤难取给，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官，今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式。”
而白居易《为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其《江州司马厅记》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
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
昔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欲变之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可谓达化理之原者矣。
《汉书》言王莽时，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
《五代史》言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
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群臣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
此之谓矣。
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
如陶潜之种秫，阮长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证也。
《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已，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
《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
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
《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氵荧，奏请文武官七年分俸钞，每石减旧数，折钞一十五贯。以十分为率，七分折与官绢，每匹准钞四百贯；三分析与官绵布，每匹准钞二百贯。从之。氵荧初建议，与少师蹇义等谋，义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之。’氵荧初欲每石减作十贯，闻义等言，乃作十五贯。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
《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云：“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匹。”
后双定布一匹折银三钱，是十石之米折银仅三钱也。
盖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
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
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
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统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
臣闻之《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
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
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
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
乞敕廷臣会议，量为增益，俾足养廉。
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无赦。
事下行在户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梦琐言》：
唐毕相諴家本寒微。
其舅为太湖县伍伯，相国耻之，俾罢此役，为除一官。
累遣致意，竟不承命。
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日，于私第延坐，与语期为落籍，津送入京。
杨令到任，具达台旨。
伍伯曰：‘某下贱，岂有外甥为宰相邪？’
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俗为致何官职？’
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
夫以伍伯之役而岁六十缗，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
乃信《汉书》言：‘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
诚清吏之本务。
谓贪浇之积习不可反而廉静者，真不知治体之言矣。
○助饷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
夫能不利群臣百姓这有，然后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
<旧唐书·柳浑传>：
浑为宰相，奏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门闾，京城隋朝旧第，季羔一家而已。
今被堂侄伯强进状，请货宅，召市人马，以讨吐蕃。
一开此门，恐滋不逞。
讨贼自有国计，岂资侥幸之徒，且毁弃义门，亏损风教。
望少责罚，亦可惩劝。
上可其奏。
夫以德宗好货之主，而犹能听宰相之方，不受伯强之献，后之人群可以思矣。
王明清记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十万缗，上以国用稍集，却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
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渡也与？
江武尊卜式，以风天下，犹是劝之以爵。
今乃怵这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门曰‘此房实卖’，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
<南唐书>言后主之世，以铁钱六权铜钱四。
而行至其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
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
呜呼！此所谓府库财非其财者矣。
贼犯京师，史公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军饷告绌，乃传檄募富人出财助国。
其略曰：‘亲郊乃雍容之事，唐宗有崇韬；出塞本徼幸之图，汉武尚逢卜式。’
桐城诸生姚士晋之辞也。
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黄金者，有司以进于朝。
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无谓也。’
命归之民。
天启初，辽事告急，有议及捐助者，朝论以为教猱升木。
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请灵鹫废寺所存男亩变价助工。
奉旨：‘詹以晋垂涎贱价，规夺寺业，可削籍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男有变佃为民业者，责令赎还本寺，以为言利锱铢之戒。’
以权奄之世，而下有此论，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
○馆舍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
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
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
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
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
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
此又樵《记》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
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
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
汉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也坏不治者，不胜任，先自劾。
古人所以百废具举者以此。
○街道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则有条狼氏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
于效外之道路，则有野庐氏达之四畿，合方氏达之天下，使之津梁相凑，不得陷绝。
而又有遂师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
至于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
则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荡荡平平者矣。
晋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时平易道路。’
而道路若塞，川无舟梁，单子以卜陈灵之亡。
自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涂潦遍于效关，污秽钟于辇毂。
<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卷言顾之淋焉出涕。’
其斯之谓与？
<说苑>：‘楚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这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沟之不浚也？”’
以庄王之霸而留意于一巷之沟，此以知其勤民也。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清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
明制，两京有街道官，车牛不许入城。
○官树《周礼·野庐氏》：“比国效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
《国语》：“单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释名》曰：‘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
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
是以南土之棠，如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来游。
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嗣。
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
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无勿翦之思，民鲜侯旬之芘矣。
<续汉·百官志>：“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
是昔人固有专职。
<后周书·韦都宽传>：“为废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芘荫。周文帝后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
<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种城内六街树。”
<旧唐书·吴凑传>“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
<周礼·朝士>注曰：“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
然则今日之官其无可怀这政也人矣。
○桥梁《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
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
今几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产，秋水时至，年年隐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籍以为利。
潞河渡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
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
况于边陲之远，能望如赵充国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
<五代史>：“王周为义武节度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栗为治其桥。”
此又当今有司之所愧也。
○人聚太史公言：“汉文帝时，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
刘宠为会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庞眉皓发之老未尝识郡朝。
史之所称，其遗风犹可想见。
唐自开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内升平。
元稹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
“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历以後，四方多事，赋役繁兴，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给。
元结作《时化》之篇，谓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
“此唐之所以衰也。”
予少时见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见官长，安于畎亩，不至城中者。
泊于末造，役繁讼多，终岁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之谚。
已而山有负隅，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园，徙于城郭。
又一变而求名之士，诉在之人，悉至京师，辇毂之间易于郊垌之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
五十年来，风俗遂至于此，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
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
聚于城则谣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
郡县之人其至京师者，大抵通籍之官，其仆从亦不过三四，下此即一二举贡与白粮解户而已。
盖几于古之所谓“道路罕行，市朝生草”。
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于请公卿，而各挟一艺，未至多人，衣食所须，其求易给。
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杂流之士哆回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巷。
至于封章自荐，投匦告密，甚者内结貂当，上窥颦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
<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兴言及此，每辄为之流涕。
欲清辇载之道，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
○访恶尹翁归为右扶风，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
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
具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
所谓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访察恶人也。
武断之豪，舞文之吏，主讼之师，皆得而访察之。
及乎浊乱之时，遂借此为罔民之事。
矫其敝者乃并访察而停之，无异因噎而废食矣。
<传>曰：“子产间政于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鸽之逐鸟雀也。’
<说苑>：“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日信、日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今。’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盐铁论>曰：“水有扁狙池鱼劳，国有强御齐民消。”
○盗贼课《史记·酷吏传》：“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此汉世所名为盗贼课，而为法之敝已尽此数言中矣。
《汉书》言张敝为山阳太守，辽东盗贼并起，上书自请治之。言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课诸事亦略如此。久处闲郡，愿徙治剧。夫未得之盗犹有七十七人，而以为郡内清治。
岂非宣帝之用法宽于武帝时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盗群起，遣绣衣之使持斧断斩于郡国，乃能胜之。而宣帝之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之归于南亩。卒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是则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与刀笔筐箧之士议也。
《後汉书·光武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
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
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
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
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
光武精于吏事，故其治盗之方如此。
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岂独盗贼课哉！
○禁兵器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挟弯铠，徙西海。
隋炀帝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搭钩、柔刃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
元世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官。
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人官。
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已，括三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
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群盗充斥，攻陷城邑。
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薄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
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鼙。’
鸣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圣王则既已言之矣。
汉武帝时，公孙宏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弯之过也。’
‘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
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
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
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後，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
然自大历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
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
水日乾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义焉得而无水旱乎？
崇帧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
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木也。
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後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
自乾时著于齐人，枯济徵于王莽，古之通津巨读，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划门县，今之河津也。
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门观十年筑。
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
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
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人，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
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
《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竞以获利。
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
谓俊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
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径之利，自兹厥後，声尘缺然。
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
匪躬之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
顷职大农，首开沟恤。
岁功犹昧，物议纷如。
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
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
白藏过半，绩用斯多。
食乃人天，农为政本。
朕故兹巡省。
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之弊。
今原田弥望，吹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亢稻之川。
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
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
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
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来别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
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馀地且依前官取。
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
读此诏书，然後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
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零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
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
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後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
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
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六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破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
此圣祖勤民之效。
○雨泽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
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之意也。
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
鸣呼，太祖起自侧微，升为天子，其视四海之广犹吾庄田，兆民之众犹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
当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诣阕自陈。
後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然後知圣主之意有不但于祈年望岁者。
民亲而国治，有以也夫。
○河渠黄河载之《禹贡》，东过洛、肭，至于大丕；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人于海者，其故道也。
汉元光中，河决瓠子东南，注矩野，通于淮泗。
武帝自临，发卒数万人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防。
导河北行，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汉至唐，河不为害几及千年。
《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河乃自北而东。’
《宋史》：‘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烁。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东而南矣。
元丰以後，又决而北。
议者欲复禹迹，而大臣力主回东之议。
降及金，元，其势日趋于南而不可挽。
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
自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凡三夺而後注于海。
今岁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
庙堂之议既视其夺者以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
不独以害民生，妨国计，而于天地之气运未必不有所关也。
曰：“四读视诸侯。谓之读者，独也，以其独人于海，故江、河、淮、济谓之四读。”
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盖合二读而为一也。
自宋以前，河自人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请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
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钜野、梁山等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人淮，而东北之道犹微有存焉者。
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邵国贤作《治河论》，以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谓盛矣。
以今观之，其所空之地甚广，所处之势甚易，所求之效甚小。
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远矣，而所空之地乃狭于禹，所处之势乃难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
禹之导河自大丕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与争利，故水得其性，而无冲决之患。
今夫一杯之水举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势然也。
河自大怀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怀以下，水之在地者也。
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时，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
今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今人皆为吾有。
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固宜其有冲决之患也，故日所空之地狭于禹。
禹之治水随地施功，无所拘碍。
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
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
左顾右盼，动则掣时，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
故日所处之势难于禹。
况禹之治水去其垫溺之害而已，此外无求焉，今则赖之以漕。
不及汴矣，又恐坏临清也；不及临清矣，又恐坏济宁也；不及济宁矣，又恐坏徐州也；使皆无坏也，又恐漕渠不足于运也。
了是数者，而後谓之治。
故日所求之功大于禹。
繇二文庄之言观之，则河水南趋之势已极，而一代之臣不过补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责而已，安望其为斯民计百世之长利哉。
至于今日，而决溢之灾无岁不告。
呜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
《禹贡》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
水之性合则冲，骤则溢。
故别而疏之，所以杀其冲也，“又北播为九河”是也。
旁而蓄之，所以节其溢也，“大野既潴”是也。
必使之有所容而不为暴，然後钟美可以丰物，流恶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兴矣。
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无以容其流，而不得不发其怒，则其不由地中而横出于原隰之间，固无怪其然也。
丘仲深谓以一淮受黄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贞治河，犹疏分水之渠于濮，汜之间，不使之并趋一道，自弘治六年，筑黄陵冈以绝其北来之道，而河流总于曹、单之间，乃犹于兰阳，仪封各开一口而泄之于南。
今复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狭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则濒岁决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运。
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从而入之。
吾见刘贡父所云：“别穿一梁山烁者，将在今淮、泅之间。”而生民鱼鳖之忧殆未已也。
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後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
贾让言：“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
大川无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
又曰：“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
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见者也。
‘《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于池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
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
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
近有一寿张令修志，乃云梁山烁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
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见也。
书生之论，岂不可笑也哉！
陆文裕《续停骖录》曰：“河患有二，日决、日溢。
决之害间见，而溢之害频岁有之。
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补耳。
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言哉。
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
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
而润下之性、必东之势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贾让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
贾让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
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
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决，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
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
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了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
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众多之口，而创非常之原者哉。
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
宋开宝之诏亦曰：“朕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後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
今之言治水者计无出于堤、塞二事。
箕子答武王之访，首言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
後世治河之臣皆鲧也，非其人之愿为鲧，乃国家教之使为鲧也，是以水不治而彝伦敦也。
因河以为槽者，禹也。
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
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
闻之先达言：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
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
其不利者，独业主耳。
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
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不独此也。
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
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
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後利，终不可以致太平。
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日知录-卷十二-译文
古人用货币来管理经济，通过货币的轻重来调节各种商品的价格。钱是货币的一种，用来引导利益分布到各个层级，并不是为了君主私藏。
《食货志》说：‘如果民众富足，就会觉得货币轻，所以君主就通过减少货币来收取；如果民众贫困，就会觉得货币重，所以君主就通过增加货币来分发。只要根据时机调整货币的收放，就能保持货币的价值稳定。让每个万户的城镇都有万钟的粮食储备，每个千户的城镇都有千钟的粮食储备。’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下诏：‘因为粮食和丝绸价格低廉，商人和工匠失业，这是由于货币制度长期废弃，货币逐渐减少。可以命令京城和各地拿出亿两钱，购买粮食、丝绸、棉布等，以优惠的价格供给百姓。’
唐宪宗时期，白居易在《策》中说：‘现在全国的钱币日益减少，有的积存于官府，有的滞留在私人手中，如果继续征收，那么粮食和丝绸的价格会进一步下跌，农业和纺织业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十年后，弊端一定会比现在更严重。’
而元和八年四月，皇帝下令因为货币贬值，货物价格上涨，从内库拿出五十万贯钱，命令两市购买布帛，每匹布增加十分之一的旧价。元和十二年正月，又下令拿出五十万贯钱，命令京兆府选择合适的地方开设市场，按照市场价格交易。
现在的银子就像是前代的钱币一样。但是每年征收数百万银子存放在京库，却不知道如何流通，结果银子的流通变得枯竭，无法满足上面的需求，然后民众贫困，盗贼兴起。
单穆公曾说，禁止民众使用货币来充实王府，就像堵塞河流和山原，却只留下水坑一样。自古以来，有民众贫困财物耗尽，而君主独自拥有大量财富的情况吗？这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不知道货币的本质是上下共同拥有的财富，却把它当作一家的东西。
《诗经》说：‘不仁的苍天，不应当使我的人民贫困。’有子说：‘百姓都不富足，君主又能富足谁呢？’古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财富聚集在上层，这是国家的灾难。不幸有这样的情况，与其聚集在君主手中，不如聚集在大臣手中。过去商朝中期，有乱政的官员，他们聚敛贝壳和玉石，收集财宝，贪婪的风气已经非常严重。后来盘庚出现，国家得以中兴。
等到纣王的时候，用不义的手段聚敛财富，鹿台的钱币、钜桥的粮食都聚集在君主手中，结果士兵倒戈，自焚的灾祸就发生了。
所以尧禅让给舜时，还说：“四海困穷，天赐的禄位就结束了。”而周公在《易经》中说：“涣散，君王居住不会有灾祸。”
《管子》说：“与天下共同分享利益的人，天下都会支持他；独占天下利益的人，天下都会图谋他。”
唉！崇祯末年的事情，可以作为永远的教训。以后的统治者，应该深思啊！
唐朝实行两税法后，全国百姓向州府交税，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到宋太祖乾德三年，下令除了州府支出的经费外，所有的金帛都要送到朝廷，不得私自占用。从此以后，一钱以上的财物都归朝廷所有，账簿的记录比唐朝时更加详尽。
然而宋朝之所以越来越弱，无法振兴，原因就在这里。古人说古代将财富藏在民间，自从汉朝以后，财富已经不在民间，而集中在郡国，没有全部运送到京城，这也是汉朝人的好办法。
后来的人君知道这个道理的很少。
从唐朝开成初年，归融担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上奏说：‘天下都是一个家庭，哪一块土地不是君王的土地？国内外的财富，都是陛下您的府库。’而到了宋元时期，苏辙担任户部侍郎时，则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会把财富藏在民间；其次是藏在州郡；州郡有余，那么转运司就经常充足；转运司充足了，那么户部就不会困顿。’自熙宁年间以来，那些追求利益的臣子不了解事情的始末，想要使国家富裕，却先让转运司陷入困境；转运司一旦陷入困境，那么上供的财源就会断绝；上供断绝，户部也就疲惫不堪了。两个部门都陷入困境，即使内库里的财宝堆积如山，也变成了腐朽的土壤，对计算财富没有帮助。
因此，仁宗时期，富弼担任青州知州，朝廷想要把青州的财富运到京城，富弼上疏劝谏。金世宗想要把郡县的金钱运到京城，徒单克宁认为这样做会使民间的钱更加减少，也劝阻了这件事。
根据我所了解的，明朝的事情，完全耗尽了外库的银子来解救户部，这始于末年，并不是祖宗的制度。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天下府库没有比川中更丰富的了，我戊子年（1628年）在川中主持考试，询问藩司，库中储存了八百万两银子。即使成都、重庆等府也不下二十万两，顺庆也有十万两。因为川中没有起运的粮食，所以专门储备了西南用兵的资金。两浙的赋税是全国最重的，我丁亥年（1627年）北上，滕师少松告诉我，癸酉年（1623年）他担任浙中督学时，藩司储存了八十万两；后来成为方伯，只剩下四十万两；现在我担任中丞，藩司说不足二十万两了。十年之间，积蓄一空。
等到我己丑年（1629年）担任广西参政时，询问臬使关于从浙江运来的粮食储备，询问后，他说浙江藩库也不满十万两，和浙江一样，每年要提取五六万两作为矿课。现在太仓所储存的也只限于老库的四百多万两，有事就向太仆寺取用。我乙未年（1635年）担任太仆寺卿时，老库也只有四百万两，每年马匹的价格不足，就取用草料。这是因为十年间东有倭寇，西有孛儿只斤，用于这两个库的支出超过了两百万两。
他记载的万历年间的这些事情。到了天启年间，采纳了操江范济世的奏议，把所有外库的银子都运到京城，从此搜刮的命令开始了。现在将上谕全文记录在这里，以便后人考察世道变迁。
天启六年四月七日，皇帝下谕工部都察院：‘我想宫殿工程刚开始，花费巨大，现在虽然不久就能完成，但所欠的各项银两已经接近二十万两。况且辽东还未收复，军饷开支浩大，如果不尽力查核，多方清查，那么大工程一定会出现匮乏和错误，边疆何时才能安宁。这不符合我弥补三朝缺典的愿望，也不是臣子们对上奉承的诚意。我看了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的两份奏疏，内容确凿可信。他所管理的应天、扬州府等处的库贮银子，之前已有旨意全部运解，到达京城后，按照数目查收。这种急公好义、忠诚于上的精神，足以成为大小臣子的楷模。如果天下所有官员都有这样的心，我还担心什么国家大事的繁琐，军饷的困难呢？范济世所奏，奉旨已久，那些银子为何还没有运到？你们工部都察院立即发文催促，以解燃眉之急。而且天生的财富只有这么多，既不在官府，也不在民间，怎能眼睁睁地看着时局艰难，却置之不理呢？我听说盐运司每年招募兵士的银子有六千两，实际收在库中的大约有二十余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时，一文钱都没拿，每年加派银子一万两，大约有二十余万两，还有故监鲁保留下的每年余银四万两，大约有四十余万两；加上之前的院除支销费外，余银大约有八十余万两，刷卷察盘可以作证。还有南太仆寺解过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现在寄存在应天等府的库中；还有户科库中余银大约七万两，寄存在应天府；还有操江寄存的十四府余银大约十万两；还有操江寄存的扬州、镇江、安庆三府备倭余银大约三十余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以作证。以上七宗，都应按照范济世所奏的事例，彻底清查，就着南京守备内臣刘敬、杨国瑞赶快委派廉洁能干的官员胡良辅、刘文耀，会同该部院抚按官，着落经管衙门核实，迅速运解。有敢推诿回避、怀有私心、抗命不遵者，必有所归罪。如果运解不完，那么抚按等官员都不许考满迁转。刘敬等人也不许互相包庇、蒙蔽，委法徇私，必须竭尽全力、急公好义，才能保证大工程、边务都有所依靠，国家有用的东西不至于被贪官污吏侵吞，彰显我宽裕国家、体恤民生的德意。’又听说南京内库，祖宗时所藏金银珍宝都被魏忠贤假传圣旨取走了。先帝在谕旨中所说：‘将我祖宗的库贮，传国的奇珍异宝，被盗取几乎一空，不知它们去了哪里。’从此搜刮不止，以至于加派；加派不止，以至于捐助，直到灭亡。
由此看来，搜刮的命令始于范济世，成于魏忠贤，而外库空虚，民力匮乏，就是这样来的。以英明的君主继位，却仍然不免与乱世同行，那么就知道上下是一体的，内外是一体的，不是圣王做不到这一点。
《论语》说：‘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难道不是这样吗！’
《新唐书·宇文韦杨王列传》赞曰：‘开元年间，宇文融开始因为谈论利益而受到皇帝的宠爱。当时皇帝看到国家治理得很好，心中充满了想要征服四方的想法。宇文融估计皇帝正在调配兵力和粮食，因此提议收取隐匿的户籍和多余的田地来迎合皇帝的意愿。一旦这个提议被采纳，皇帝对宇文融的才智感到遗憾，没有十年就任命他为宰相。尽管后来宇文融犯了罪，但皇帝对宇文融的才华仍感到遗憾，未能完全发掘。天宝年间以来，对外支持军事行动，对内宠爱美艳的妃子，花费越来越大。于是韦坚、杨慎矜、王钅共、杨国忠各自通过苛刻的政策来增加收入，剥夺下层的利益，每年上交的盈余达到百亿，作为皇帝的私藏，用于横赐，而国家的经费却如常。皇帝认为他们有才能，因此给予他们高官厚禄，显赫一时。天下流亡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只是挂名而不履行职责。而韦坚等人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后，还利用权力进行腐败，企图消灭其他家族，结果四族都被消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的话，难道不可信吗？’唉，芮良夫讽刺周厉王时说：‘所怨恨的人很多，却不知预防大难！’三代之君无不如此。前人的失败没有引起后人的警惕，臣子因为失去生命，君主因为忘记国家，真是可悲啊！’
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这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则群推之以为有耻之士矣。上行之则下效之，于是钱谷之任，榷课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礼义沦亡，盗窃竞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后之兴王所宜重为惩创，以变天下之贪邪者，莫先乎此。
俸禄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汉宣帝神爵三年，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晋武帝泰始三年，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增吏俸。”唐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县、上县簿尉二万。玄宗天宝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此之由。辇毂之下尤难取给，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官，今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式。”而白居易《为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江州司马厅记》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昔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欲变之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可谓达化理之原者矣。《汉书》言王莽时，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五代史》言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群臣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此之谓矣。
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如陶潜之种秫，阮长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证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已，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
《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氵荧，奏请文武官七年分俸钞，每石减旧数，折钞一十五贯。以十分为率，七分折与官绢，每匹准钞四百贯；三分析与官绵布，每匹准钞二百贯。从之。氵荧初建议，与少师蹇义等谋，义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之。’氵荧初欲每石减作十贯，闻义等言，乃作十五贯。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
《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云：‘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后双定布一匹折银三钱，是十石之米折银仅三钱也。盖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统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臣闻之《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乞敕廷臣会议，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无赦。”事下行在户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梦琐言》记载：唐朝宰相毕諴的家庭原本贫寒。他的舅舅是太湖县的伍伯，毕相国对此感到羞耻，便让舅舅辞去这个职务，并为他安排了一个官职。尽管多次派人传达这个意思，但舅舅始终不接受。于是特别任命选人杨载担任这个县令。在杨载赴任参拜的那天，毕相国在家中接待了他，并与他交谈，希望他能放弃这个身份，并资助他进京。杨令到任后，将这一情况上报。伍伯说：‘我这么低微，哪有外甥能成为宰相的呢？’杨令鼓励他，伍伯才说：‘我每年公税有六十缗事例钱，如果没有过错，我终身都能过得优裕，不知道相公为何要给我一个官职？’杨令将此情况上报，毕相国赞叹并认同了他的说法，最终没有改变他的意愿。
以伍伯这样的小官每年能收入六十缗，应该让台皂之微都知道自重。相信《汉书》中的话：‘赵广汉上奏请求让长安游徼狱吏的秩位达到百石，此后百石吏都自觉重视自己的职责，不敢滥用法律，随意拘留人。’这确实是清廉官吏的基本职责。认为贪污腐败的积习无法改变，而清廉的人却不知道治理的道理。
助饷给君主的方法，在于不让群臣百姓的利益受损。只有当群臣百姓的利益不受损害时，他们也不会损害君主的利益，这样国库的财富才能长久保持。
《旧唐书·柳浑传》记载：柳浑担任宰相时，上奏说已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忠诚正直，是先朝的名臣，他的祖辈都因孝行被表彰，京城隋朝的旧宅只有田季羔一家。现在他的堂侄田伯强上奏请求卖掉宅子，召集市人马，以讨伐吐蕃。一旦开了这个头，恐怕会滋生不良风气。讨伐敌人自有国策，怎么能依靠侥幸之徒，而且毁弃义门，损害风教。希望稍微责罚，也可以起到惩戒的作用。皇帝同意了他的奏议。
以德宗喜欢财物的性格，还能听取宰相的建议，不接受田伯强的献物，后世的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王明清记载高宗建炎二年，湖州民王永从献上五十万缗钱，皇帝因为国用稍有缓解，拒绝了，并下诏：‘今后富民不得献物。’唉，这就是宋朝之所以能南渡存续的原因。
江武尊崇卜式，以激励天下，但仍然是用爵位来劝勉他。现在却用威严来吓唬，宗室之家常常惴惴不安，不敢自保，还在门上写‘此房实卖’，都城之中十户有五家如此，这是多么不吉祥的事情。《南唐书》记载后主时期，用铁钱六枚换铜钱四枚。但到了后期，铜钱的价值一直跌到铁钱十枚。等到国家灭亡时，各郡所积的铜钱有六十七万缗。唉！这就是所说的国库的财富并非真正的财富。
贼人侵犯京师，史公可法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军饷不足，于是传檄招募富人出财助国。他的檄文大致说：‘亲郊是庄重的事情，唐宗有崇韬；出塞本是侥幸之图，汉武尚且遇到卜式。’这是桐城诸生姚士晋的辞章。然而百姓最终没有人愿意出财资助官府，而神京沦陷，大概就像孟子所说的‘委而去之’一样，即使有很多财富又有什么用呢？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有民挖到黄金，官府将其进贡朝廷。皇帝说：‘百姓得到金子，而我却有了，这太没意义了。’命令将其归还给百姓。天启初年，辽东战事紧急，有人提议捐助，朝中舆论认为这是教唆猴子爬树。然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请求将灵鹫废寺的男亩变价来资助工程。皇帝下旨：‘詹以晋贪图低价，企图夺取寺庙产业，可剥夺他的官籍，让他成为平民，并命令他自己修复寺庙，男丁有变卖土地为平民产业的，责令他们赎回土地，以此为贪图小利的人敲响警钟。’在权臣当道的时候，下面有这样的言论，上面有这样的旨意，这也说明了三代直道的遗风仍然存在。
在馆舍中读孙樵的《书褒城驿壁》，才知道那里有池塘、有鱼、有船；读杜甫的《秦州杂诗》，又知道驿舍有池塘、有树林、有竹林。现在的驿舍几乎就像隶人的围墙了。我看到天下州县中，那些唐代旧治的城市，城墙必定宽广，街道必定笔直；那些唐代新建的官舍，地基必定宽敞。宋以后设置的，时间越近的，制度越简陋。这又是孙樵在《记》中所说的州县都变成驿舍，而人情之苟且比前代多了十倍。
现在之所以百事都废弃，正是因为国家收取州县的财物，一点不留，导致官吏和百姓都陷入困境，没有了修缮的经费。延陵季子游于晋国，说：‘我进入他们的都城，新房子丑陋而旧房子美丽，新墙矮而旧墙高，我知道他们的民力已经疲惫了。’这不仅仅是人情之苟且。
汉代的制度，官寺乡亭如果漏雨损坏不修理，官员不胜任，就会自我弹劾。古人之所以能够百废具举，就是这个原因。
古代的王者，在国都中的道路，有狼氏负责清除道路上的狼藉，使其保持清洁。在郊外的道路，有野庐氏负责通往四畿，合方氏负责通往天下，使桥梁相连，不会中断。还有遂师负责巡查道路的修缮，候人负责管理方道的治理。至于司险负责掌握九州之图，以全面了解山川的阻隔，通达道路。所以舟车所至，人力所及，无不畅通无阻。
晋文公称霸时，也说：‘司空要按时平整道路。’如果道路堵塞，河流没有桥梁，单子用卜陈灵来预测国亡。自从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泥泞遍布城关，污秽堆积在车辕。诗经中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卷言顾之，泪出如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说苑》中记载：楚庄王攻打陈国，驻扎在有萧氏的地方。他对路室的人说：‘你们的街巷不好，为什么沟渠不疏浚呢？’以楚庄王的霸主之尊，还关心一个街巷的沟渠，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勤于民事。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上奏请求禁止车牛在天津桥来往。明代的制度，两京有街道官，车牛不允许进入城内。
《周礼·野庐氏》中说：‘国家效仿的地方和野外的道路、休息的地方、井、树木。’《国语》中单襄公向周王陈述周朝的制度说：‘在道路上种植树木来标记道路，设立路边食堂来守护道路。’《释名》中说：‘古时候种植树木来标记道路，道路两旁有沟渠来排水。’古人在官道旁边必定都种树，以此来标记里程和为行人提供阴凉。因此南方的棠树，就像伯所茇一样；道路旁的杜树，君子们会去游玩。这已经宣扬了美好的风谣，流传了恩惠给后代。子路治理蒲地时，树木长得非常茂盛；子产辅佐郑国时，桃李树垂满街道。下至隋唐时期，官府的槐树被砍伐，周道变得平坦，就像那样光秃秃的，而官府没有停止砍伐的念头，民众很少能得到树荫的庇护了。《续汉·百官志》中记载：‘将作大匠负责修建宗庙、路寝、宫室、陵园的土木工程，以及种植桐梓等树木，排列在道路两侧。’这是古人有专门的职责。后周书《韦都宽传》中记载：‘担任废州刺史。在此之前，路旁一里设置一个土堆，经过雨水的冲刷会倒塌，每次都需要修复。自从孝宽来到州里，就命令部下在土堆处种植槐树代替，这样既免去了修复的麻烦，行人又能得到树荫的庇护。周文帝听说了这件事，说：‘岂止是一个州这样，应当让天下都这样。’于是下令各州在道路旁一里种一棵树，十里种三棵树，百里种五棵树。
《册府元龟》中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在两京路及城中园林内种植果树。代宗永泰二年正月，在城内六条街道种植树木。’《旧唐书·吴凑传》中记载：‘官街上的树木缺失，有关部门种植榆树来补充。吴凑说：榆树不是九衢的景观，命令换成槐树。等到槐树的树荫形成，吴凑就去世了，人们指着树怀念他。’《周礼·朝士》的注释中说：‘槐树的名字是怀，怀来人于此。’那么今天官员们恐怕没有让人怀念的政绩了。
《唐六典》中说：‘天下建造的桥梁有四种：用船搭建的桥梁四种，用石柱支撑的桥梁四种，用木柱支撑的桥梁三种，大型的桥梁十一种，都是由国工修建的，其余的都由所管辖的州县随时进行修缮。那些大渡口没有桥梁，都配备了船只，根据其大小和难易程度来确定其等级。’现在很多地方荒芜，桥梁损坏，雄壮的桥梁无法使用，秋天河水上涨时，每年都会发生事故，需要拉轮船或用船只，无赖之徒借此谋利。潞河渡口的子勒索客人的钱财，以至于需要上奏章弹劾。官员不修桥，地方官也不问，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何况在边远的地方，怎么能希望像赵充国治理湟狭以西的七十座桥梁，让士兵能够从床上经过呢。《五代史》中记载：‘王周担任义武节度使，定州的桥梁损坏，导致民众租车。王周说：桥梁不修，是刺史的过错。’于是赔偿了民众的粮食来修理桥梁。’这又是当今官员们应该感到羞愧的。
太史公说：‘汉文帝时期，人民安居乐业，因为他的愿望，所以没有扰乱，因此百姓得以安宁，即使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没有去过市场。’刘宠担任会稽太守时，狗不晚上叫，民众不见官员，满头白发的老人从未见过郡朝。史书中所描述的，那种遗风还可以想象。《唐自开元全盛之时，姚、宋担任宰相，海内升平。元稹的诗中说：“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这就是唐朝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到了大历之后，四方多事，赋税役使繁多，小民奔波于官府，日不暇给。元结在《时化》一文中说，人民因为征税而受到伤害，州里变成了祸害之地。这就是唐朝之所以衰落的原因。我年轻时看到山野的百姓，有白发老人从未见过官长，安于田地，不去城中的。
到了末年，役使繁多，诉讼不断，一年的劳作有一半在官府，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的谚语，后来山有险阻，林中多有隐居之人，于是放弃田园，迁往城郭。又有一变，追求名声的人，都在京城，京城的车马比郊外的道路还要拥挤，五十年来，风俗就这样演变到了这个地步，现在要想让百姓的心静下来，改变他们的行为，必须制定民产，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然后教化才能实施，风俗才能好转。百姓在乡村聚集就能治理，在城中聚集就会混乱，在乡村聚集则土地开垦，田野治理，想要百姓没有恒心，是不可能的。在城中聚集则劳役繁多，诉讼不断，想要百姓有恒心，也是不可能的。
神宗时期，一个人无为，四海少事。郡县的人到京师，大多是入仕的官员，他们的仆从也只有三四个人，以下就是一两个举人贡士和白粮解户而已。几乎就是古人所说的‘道路上少有人行，市朝长满草’。那时候难道没有山人和游客请求公卿，各自带着一技之长，但并没有很多人，衣食所需，也容易得到。自从东事兴起，广泛招募，杂流之士纷纷谈论兵法，九门之中人满为患，以至于有人自己上奏章自荐，投递举报信，甚至有人内部结交权贵，向上窥视皇帝的喜怒，而皇帝的威福有时候也无法施行。《诗经》中说：‘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谈到这些，常常为之流泪。
想要清理道路，让民众各自回到他们的乡村。
尹翁归担任右扶风时，各县都收集狡猾的官吏和豪民，审查他们的罪行，有的甚至被处死。收集这些人一定在秋冬时节官吏大会中，以及出行县境时，不会在无事时进行。一旦有所收集，就可以警醒百人，官吏和民众都服从，感到恐惧，改变行为重新做人。所谓收集的人，就是现在巡按御史巡视时查访恶人。那些武断的豪强，舞文弄法的官吏，负责诉讼的师爷，都能被查访。到了混乱的时候，就借这个机会来陷害百姓。纠正这些弊端，竟然停止了查访，这不就像是因噎废食一样。
《传》中说：‘子产向然明询问政事，然明回答说：“看待百姓就像看待自己的子女，看到不仁的人就诛杀他们，就像鹰隼追逐鸟雀一样。因此诛杀不仁的人，是为了爱护百姓。”’《说苑》中说：‘董安于治理晋阳，向蹇老询问政事。蹇老说：“忠诚、诚信、勇敢。”董安于问：“我是否忠诚？”蹇老说：“忠诚于君主。”董安于问：“我是否诚信？”蹇老说：“诚信于现在。”董安于问：“我是否勇敢？”蹇老说：“勇敢于不善之人。”董安于说：“这三者就足够了。”’《盐铁论》中说：“水有捕鱼的渔网，国有强征暴敛的官吏。”
《史记·酷吏传》中记载，汉武帝制定了《沈命法》，规定：‘如果一群盗贼兴起，没有被发现，或者发现了但没有抓到足够数量的人，那么从两千石以下的官员到小吏，负责人都要被处死。小吏害怕被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担心抓不到人，因此被问责，府中也让他们不要上报，所以盗贼越来越多，上下互相隐瞒，用文字来规避法律。’这就是汉世所说的盗贼课，而法律的弊端已经完全体现在这几句话中了。《汉书》中提到张敞担任山阳太守时，辽东盗贼并起，他上书请求治理。山阳郡有九万三千户，五十万以上的人口，统计起来还有七十七个盗贼没有被捕获，其他事务也大致如此。他在闲散的郡中待久了，希望调到治理难度大的地方。还没有捕获的盗贼就有七十七人，他却认为郡内治理得很好。”这难道不是宣帝时期的用法比武帝时期宽松吗？然而武帝末年，大盗群起，派遣绣衣使者手持斧头在郡国断斩，才能平定。而宣帝时期，那些带着牛犊的人都被驱赶回南亩。最终，官员称职，百姓安居乐业。这说明治理天下的方法，有不依赖法律而行的，不能与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人讨论。
《后汉书·光武纪》记载，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到处并起，攻击劫掠，杀害长吏。郡县追讨，盗贼到了就解散，离开后又重新聚集。青、徐、幽、冀四州尤其严重。皇帝于是派遣使者到郡国，允许群盗互相攻击，五人共同斩杀一人的人，免除其罪，即使官员逗留回避故意放纵的，也不追究，只看他们抓捕盗贼的效果。那些在境内盗贼没有被捕获的牧守令长，以及因为害怕而放弃城池的人，都不算失职，只看他们捕获盗贼的数量多少，只有那些隐藏盗贼的人才会被处罚。于是他们互相追捕，盗贼都解散了，将首领迁移到其他郡。分配田地，让他们安居乐业。从此牛马放养，城门不闭。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止民间携带弓弩，将他们迁移到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规定民间铁叉、钩子、软刀等武器都禁止，不久国内发生战乱，国家灭亡。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下令中外，所有汉民持有的铁尺、手杖等有刃的物品，都要上交官府。六月戊申，清查各路马匹，色目人有三匹马的要上交两匹，汉民全部上交官府。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已，清查三下马匹，一品、二品官员允许骑五匹，三品官员三匹，四品、五品官员两匹，六品以下官员一匹。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持有武器，所有有马的人都要拘捕入官。不久群盗横行，攻陷城池。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令山东分省组织义兵，每个州增设一名判官，每个县增设一名主簿，专门率领义兵进行守卫。因此刘文成有诗说：‘过去重禁藏矛戟，如今呼唤学习鼓鼙。’唉！‘我看天下，愚夫愚妇，一人就能胜过我。’古代的圣王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了。
汉武帝时，公孙弘上奏说：‘禁止民间携带弓弩。吾丘寿王反驳他，认为圣王应该注重教化而减少禁令。现在陛下昭明德行，建立太平，国内日益教化，国外也受到感化。然而盗贼仍然存在，这是郡国两千石官员的罪过，不是携带弓弩的过错。’‘如果能够阐明教化的根本，并带领人们向善，保家的方法，就是家家有鹤膝，户户有犀渠，这足以夸耀国俗的强大。’而不至于引导民众使用不祥之器。
欧阳永叔在《唐书·地理志》中记载，每一条渠道的开挖，每一座堤坝的建立，无不记录在案。在县以下，实际上也包含了河渠一志，也可以说是详尽而有条理。因为唐朝的县令还可以使用一方的财力，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劳役。而志书中所记载的，大约在天宝以前的有七成，难道不是太平盛世，官吏治理得当，百姓心知肚明，所以常常用百里之官的职位，创造出千年的利益；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收赋税为急务，而农业和水利就无暇顾及了？然而从大历到咸通，这些记载仍然不断。而现在做官的，几十年都没有听说过。
水逐渐干涸，土地逐渐堆积，山川之气不通，怎能不发生水旱灾害呢？崇帧时期，有辅臣徐光启撰写书籍，特别详细地论述了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也说：‘《传》说：“雨，是水气所化。”水利的修建也是导致降雨的根本。孔子称赞大禹说：“尽力修治沟渠。”而大禹自己也说：“后畎浍，距川。”古代圣人有天下的大事，却不忽视这些小事。自从汉时著于齐人，枯济徵于王莽，古代的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的田地夏旱秋涝，年年告病。’
划门县，就是现在的河津。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年建造。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开凿，灌溉的田地肥沃，每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也是长孙恕开凿的。有龙门仓，开元二年设立，用来储存渠道田地上的粮食，转运到京城，以减少关东的漕运。这就是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说的“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朝人实行它，竞相获利。因此知道天下没有难以完成的事情，只在于有没有人去做。说俊人之事必不能超过前人，这不是诬蔑吗？
唐朝的姜师度被任命为同州刺史，在开元八年十月，皇帝下诏说：‘从前史起提出灌溉漳水的策略，郑国、白渠开凿渠道的利益，从那时起，声音和尘土都消失了。同州刺史姜师度，对细微之处有深刻的认识，智慧还未显露。他不顾个人得失，所怀有的决心一定会实现；他奉行公事的原则，知道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不久前担任大农官，首先开凿沟渠以帮助农业。虽然每年的成果还不明显，但众人的议论纷纷。鉴于他的忠诚和诚恳值得赞扬，他的职务继续保留。暂时放下九卿的重任，给予他六条考察的权力。他的仓库已经过半，业绩显著。食物是人的天赐，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我因此巡视检查。不怕严寒，将表达出我的劝勉和关怀，特别冒着风霜的恶劣条件。现在原野一片，沟渠相连，原来长满荆棘的地方，现在都变成了丰产的稻田，仓库里有丰富的粮食，关中地区得到了土地的肥沃。我原本在这里建设，是为了让平民百姓受益，因为百姓还没有完全开发，担心农业荒废，所以官方负责开发，希望他们相互教导，一旦功成，我想与他们共享。对于屯田内原有的百姓登记的土地，最近被他人占据的，也按照面积割还。对于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穷且欠地的人家，如果他们自己能出力耕种，就按照数量给予报酬，剩余的土地仍然按照以前的官府方式处理。”姜师度因功被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赐予三百匹布匹。
读了这份诏书，才知道‘不要急于求成’和‘不要贪图小利’这两句话，是建立功业和成就事业的基础。孙叔敖治理期思的水，灌溉零娄的田野，庄周知道他可以成为令尹。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福说：‘愿我的臣子都像西门豹那样做臣子。’史起进言说：‘魏国按照一百亩分配土地，邺地独占二百亩，这是土地的恶行。漳水就在旁边，西门豹不知道利用，这是不智。知道却不行动，这是不仁。仁和智，西门豹都没有完全做到，不值得效法。’于是任命史起为邺令，引漳水灌溉邺地，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变得富裕。《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灌溉民田。’这指的是西门豹所开凿的渠道。
《汉书》记载：‘召信臣担任南阳太守，为百姓修建水利，刻石立碑，立于田边，以防纷争。’这是今天分水制度的起源。
洪武末年，派遣国子监的学生分赴天下郡县，召集官吏和百姓，在农闲时修治水利。二十八年，上奏报告天下郡县共开辟塘堰四万九百八十六处，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处，破坏渠道堤岸五千四十八处。这是圣祖勤勉为民的成效。
在洪武年间，命令天下州县长官每月上报雨泽情况。古时候，龙出现时进行雩祭，《春秋》中三次记载‘不雨’的意思。在太平时期，人们往往认为这是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求将四方的雨泽奏章分类送给事中收藏，皇帝说：‘祖宗命令天下上报雨泽，是为了提前了解水旱情况，以便实施救济百姓的政策，这是良好的法律和美好的意图。现在州县的雨泽奏章堆积在通政司，上级怎么知道？又想要送给事中收藏，这是想让上级始终不知道。这样白白劳累了州县有什么用。从今以后，四方上报的雨泽，一到就封存进呈，我亲自阅读。’唉，太祖出身低微，升为天子，他看待四海之广就像自己的庄园，百姓众多就像自己的佃户，所以他如此关注民间事务。当时的长官可以反映百姓的疾苦，而里老也可以到朝廷自陈。后世上报雨泽的制度就逐渐废弃，天灾发生而不被听闻，百姓的疾苦被压制而无法传达，然后才知道圣主的心意不仅仅是为了祈求丰收。
《河渠》黄河在《禹贡》中有记载，向东流经洛、汜，到达大丕；向北流经洚水，到达大陆；又向北分流为九河，最终逆流注入大海，这是其古道。汉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东南决口，流入矩野，通向淮河和泗水。武帝亲自前往，派遣数万人堵塞，并在其上建造宫殿，命名为宣防。引导河水北流，恢复大禹的旧迹，使梁楚地区不再有水灾。从汉到唐，黄河几乎没有造成灾害，近千年时间。五代史记载：‘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淹没汴、曹、濮、单、郓五州，环绕梁山，汇入汶水，与南旺蜀山湖相连，蔓延数百里，河自北向东。’《宋史》记载：‘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河在澶州曹村大决，北流断绝，河道南移，东汇入梁山张泽烁。分为两派：一派汇入南清河进入淮河，一派汇入北清河进入海河。’又从东向南流去。元丰以后，又决口向北流。有人提议恢复大禹的旧迹，而大臣们力主回归东流的建议。降至金、元时期，其趋势日益向南，无法挽回。因此，现在的黄河已经不再是古时的黄河了。从中牟以下夺取汴河，徐州以下夺取泗河，清口以下夺取淮河，总共三次夺取后注入大海。现在河床年久日高，淮河、泗河已经无法容纳。朝廷的议论已经将夺取的河段视为常态，负责水利的官员又利用决口获利，这不仅危害了民生，妨碍了国家计划，而且可能与天地之气运有关。
《汉书》记载：‘召信臣担任南阳太守，为百姓修建水利，刻石立碑，立于田边，以防纷争。’这是今天分水制度的起源。
丘仲深在《大学衍义补·言礼》中说：‘古代有四条河流可以用来观察诸侯的品德，这四条河流是江、河、淮、济。之所以称它们为‘读’，是因为它们独自流入大海，所以这四条河流被称为‘四读’。现在，淮河可以容纳整个黄河的水流，这是因为把两条河流合并成了一条。在宋朝以前，黄河独自流入大海，还能给沿河的州郡带来灾害，何况现在黄河和淮河合并了，而且黄河的入口又与汴河、泗河、沂河三条河流合并，共同流入淮河呢。
以前河水还能在一些地方积聚，比如钜野、梁山等地；还能分流，比如屯氏河、赤河等。尽管元代人把黄河的水引入淮河，但东北方向的水流还是存在一些。现在，淮河可以容纳所有河流的水，没有一点泄漏。邵国贤写了《治河论》，认为大禹治水，使得天地平整，六府三事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从现在来看，他所空出的地方非常广阔，所处的形势非常容易，所追求的效果非常小。现在的治水者离大禹非常远，但他们空出的地方比大禹还要少，所处的形势比大禹还要困难，所追求的功绩比大禹还要大。
大禹治理黄河，从大怀山以下，分流合并，根据水流的方向进行疏导，不与水流争利，所以水流得到了它的本性，没有冲决的隐患。现在，把一杯水倒在地上，只有达到方尺大小才能容纳，这是自然规律。黄河从大怀山以上，水就像杯子里的水；大怀山以下，水就像地上的水。想要用地上的水来约束和引导，就像杯子里的水一样，大禹都不能做到，何况其他人呢。
现在河南、山东的郡县星罗棋布，官亭民舍相邻而居，所有大禹用来与水相处的地方，现在都变成了我们的领土。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容纳水，而不是水占据了我们的地方，所以自然会有冲决的隐患，所以说空出的地方比大禹少。
大禹治水，根据不同的地方施以不同的措施，没有任何拘束。现在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都是漕运的重要通道。而大梁在西南，又是宗藩所在地。左顾右盼，一动就牵动全局，即使水有意识，也不能让它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流动，何况水是无情的呢，它怎么可能曲折地帮助我们完成事情呢。
所以说，所处的形势比大禹难。何况大禹治水只是为了去除水患，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而现在却依赖它进行漕运。如果不达到汴河，又担心破坏了临清；如果不达到临清，又担心破坏了济宁；如果不达到济宁，又担心破坏了徐州；如果都不破坏，又担心漕运的水道不够用。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称之为治水。所以说，所追求的功绩比大禹大。
从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河水向南流的趋势已经到了极点，而一代的臣子只是修补漏洞，以应对眼前的责任，怎么能期望他们为百姓考虑百代的长远利益呢？到了今天，每年都有决堤溢水的灾害。唉！这确实不是人力所能解决的。
《禹贡》中谈到治水，说到了疏导和积聚。水的本性是合流则冲刷，突然则溢出。所以要把水分开疏导，以减少其冲刷的力量，就像‘又北播为九河’那样。在旁边蓄水，以调节其溢出的量，就像‘大野既潴’那样。必须让水有地方容纳而不至于泛滥，这样美好的东西才能丰富万物，流出的恶水才能造福人民，百姓的利益也因此而兴起。
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我们筑堤、筑坝、逼迫、约束水流，不让它有地方容纳，不得不发泄其愤怒，所以它不得不从地中横穿出来，流到平原和低地之间，这并不奇怪。
丘仲深说，用一条淮河来容纳整个黄河的水流，然而考察先朝徐有贞治河的情况，还在濮、汜之间疏分水道，不让它们并流到一条河道上，自弘治六年，筑黄陵冈以断绝其北来的道路，河流总汇于曹、单之间，还在兰阳、仪封各开一口，将水泄入南方。现在又把这些口子堵上，所以现在的黄河想要北流不能，想要南流不能，只有一条道路流入淮河，淮河又窄又高，不利于水流，所以每年都在邳、宿以下决堤，给人民带来灾难，阻碍漕运。
邳、宿以下，左右都有湖泊，河水必然会流入其中。我看到刘贡父说：‘在现在的淮、泅之间，应该另外开凿一条梁山河。’而百姓像鱼鳖一样的生活忧虑恐怕还没有结束。
河政的败坏，起因于并水之民贪图水退后的利益，占据了河边的湿地，无能的官吏因此而登记在官府的名下，然后水没有地方容纳，就横冲直撞造成灾害。
贾让说：‘古代立国居民，划分土地，一定要预留出川泽的分布，估计水势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大川不加防护，小水得到人们的陂障，低地成为湿地，使秋水有地方休息，左右的水流宽阔而缓和，所以说：“善于治理河流的人，是使其疏导而不是堵塞。”’又说：“内黄界中有泽，方圆数十里，周围有堤。十多年前，太守把湿地分给百姓，百姓现在在其中建造房屋，这是我亲眼所见。《元史·河渠志》说，黄河退潮时，旧的水泊多被权贵占据，忽然遇到泛滥，水没有地方去，就造成了灾害。’从这些情况来看，不是河流侵犯人，而是人自己侵犯了河流。
我在山东巨野、寿张等县行走，古代积水的地方，没有一点不耕种，已经忘记了它们曾经是河流的地方。最近有一个寿张县的令修志，说梁山河只有十里，而说它是八百里，这是小说欺骗人的说法。我查阅了五代、宋、金的历史，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书生的议论，岂不可笑！
陆文裕在《续停骖录》中说：‘河水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决堤，一个是溢出。决堤的灾害偶尔发生，而溢出的灾害每年都有。如果贾鲁的三种方法能够成功，也只是小小的补救。而且每年都要这样做，其劳苦、费用无法言说。现在想要治理它，不得不放弃数百里的土地。首先建造湖泊以蓄积泛滥的波浪；其次在河边的地方，仿效江南圩田的方法，多开沟渠，足以容纳水流；然后疏通淤沙，使其从地中流过。这样，水的向下流动和向东流的趋势就得到了保证。’
按照陆文裕的意思，就是贾让的上策和中策，但他不敢明确说出来。贾让说：‘现在实行上策，迁徙冀州受到水冲的百姓，决开黎阳遮害亭，让河水向北流入大海。河西靠大山，东靠金堤，水流不能远溢，一个月后自然安定。有人会反对说：如果这样做，会破坏成千上万的城郭、田庐、坟墓，百姓会怨恨。现在濒河的十郡，每年治理堤坝的费用就有万万，等到大决堤时，所造成的损失无法计数，就像这几年治河的大决堤一样，把迁徙的百姓安置下来，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而且大汉方圆万里，难道会与水争寸土之地吗？一旦这项工程完成，河流稳定，百姓安宁，千年不会有问题，所以我称之为上策。如果是在冀州多开漕渠，让百姓能够灌溉田地，分散了水流的力量，虽然不是圣人的方法，但也是一种补救的措施。’唉！如果没有汉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谁能排除众人的反对，开创非凡的方案呢？
平当曾经负责管理河堤，他上奏的关于治理水患的文件中提到‘挖掘深河，却无堤坝防护’。
宋开宝年间皇帝的诏书中也说：‘我每次阅读前人的书籍，都会详细研究关于河流的知识。至于夏朝之后的记载，只是说引导河流到大海，顺着山势疏通河流，没有听说有力量控制急流，广泛地修建高岸。
现在谈论治理水患的人，办法不出于修堤和堵塞这两件事。箕子回答武王询问时，首先提到鲧堵塞洪水，混乱了五行，导致帝尧震怒。后世治理河流的官员都像鲧一样，并不是他们愿意成为鲧，而是国家教育他们成为鲧，因此水患没有治理好，反而造成了伦敦之灾。
把河流当作槽的是大禹。堵塞河流用作漕运的是明朝的人。所以古时候叫河渠，现在叫河防。听前辈们说：在天启以前，没有人因为河堤决口而不利的。侵吞金钱，从总河官到闸官，没有人不受利；分摊工程费用，从办事人员到无食游民，没有人不受利。唯一不利的是河岸的业主。而今年决口，明年河滩退去，在填淤的过程中，常常能得到双倍的回报，而溺死者只是百分之一二。
因此，连续多年修治，连续多年冲决，逐渐导致了今天的灾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这是国家法律使然，那些微不足道的人又怎能责备呢。
不仅如此，那些都城的人，无论是说一件事还是放置一样东西，没有不索要报酬的。百官和官员接受朝廷的职务和差事，没有人不考虑自己的收益，从府史胥徒到公卿大夫，可以说是同心同德。
如果不是使天下所有人的心都回到正道，使他们先考虑道义而后考虑利益，最终不可能达到太平。因此我认为，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端正人心，急于抑制洪水。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日知录-卷十二-注解
权百货之轻重：权，指权衡，即衡量；百货，指各种商品；轻重，指商品的价值。这里指古代用货币来衡量和调节各种商品的价格。
钱：古代的货币单位，这里指钱币。
导利：引导利益，指货币流通带来的经济效益。
人主：君主，即国家的统治者。
敛：收聚，指君主收集或征收。
散：分散，指君主分配或支出。
准平：稳定物价，使市场物价保持平衡。
臧纟强：藏钱，指储存的货币。
黔首：古代对平民的称呼。
圜法：货币制度。
内府：皇宫内的府库，指国家财政的仓库。
岁岁征数百万贮之京库：每年征收数百万财物储存于京城的府库。
银：古代的一种货币，此处指银两。
潢潦：积水，比喻财富积聚。
人主独拥多藏于上：君主独自拥有大量的财富。
昊天：古代对天的称呼，此处指天意。
师：军队，这里指百姓。
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指天意不仁，不应使百姓贫困。
百姓不足，君熟与足？：百姓都不富足，君主怎能独享富足？
户部侍郎：户部是古代中国的财政部门，侍郎是户部中的高级官员，负责管理国家的财政收支。
御史中丞：御史是古代中国的监察官员，中丞是御史中的高级职位，负责监察官员和地方行政。
天下一家：指天下统一，如同一个家庭。
府库：古代国家的仓库，用来储存财物。
州郡：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划，州是较大的行政单位，郡是次一级的行政单位。
转运司：古代中国的财政机构，负责将地方财政收入转运到中央。
熙宁：北宋神宗赵顼的年号，大约从1068年至1077年。
仁宗：北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统治时期大约从1022年至1063年。
富弼：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曾任青州知州，以清廉著称。
辇：古代帝王的车，这里指运送财物。
青州：古代中国的一个州，位于今天的山东省。
金世宗：金朝的皇帝，名完颜雍，统治时期大约从1161年至1189年。
徒单克宁：金朝的官员，曾任左丞相，以清廉著称。
外库：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仓库，与地方政府的府库相对。
川中：指四川地区。
藩司：古代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机构。
两浙：指浙江地区。
方伯：古代中国地方行政官员的称呼。
中丞：古代中国监察官员的称呼。
东倭西孛：指东边的倭寇和西边的蒙古。
末造：指末代，即朝代末期。
祖宗之制：指先祖制定的制度。
广志绎：王士性所著的一部地理志。
戊子：指明朝嘉靖年间的某一年，具体年份需要根据历史资料确定。
丁亥：指明朝嘉靖年间的某一年，具体年份需要根据历史资料确定。
己丑：指明朝嘉靖年间的某一年，具体年份需要根据历史资料确定。
参政：古代中国地方行政官员的称呼。
广西：指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臬使：古代中国地方行政官员的称呼。
矿课：古代中国对矿产征收的税。
太仓：古代中国的中央财政仓库。
太仆寺：古代中国的官署，负责马匹事务。
草料：指喂马的草和饲料。
天启：指明朝熹宗朱由校的年号。
操江：古代中国地方行政官员的称呼。
宪臣：古代中国监察官员的称呼。
起解：古代中国指将财物从地方运往中央。
南京：指今天的南京市，古代中国的南都。
工部：古代中国负责工程建设的部门。
都察院：古代中国负责监察的机构。
殿工：指皇宫的工程建设。
辽东：指今天的辽宁省东部地区。
敉宁：指和平安宁。
三朝阙典：指三朝皇帝留下的未完成的事业。
应天：指今天的南京市，古代中国的南都。
扬州：指今天的扬州市，位于江苏省。
安庆：指今天的安庆市，位于安徽省。
北道：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划，指北方地区。
御史：古代中国的监察官员。
搜括：指搜刮、征收。
魏忠贤：明朝末年的权臣，以搜刮民财著称。
传国奇珍异宝：指国家传世之宝。
加派：指额外征收。
捐助：指自愿捐赠。
圣祖：指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权万纪：唐太宗时期的大臣，因贪污被贬。
磁州：指今天的河北省磁县。
临水镇：磁州的一个镇。
杖：古代的一种刑罚，即鞭打。
流海外：指被流放到海外。
矿税：指对矿产征收的税。
国计：国家的计划。
治乱盈虚：指国家的治理状况和财富的多寡。
斯民：指国家的百姓。
开元中：开元是唐玄宗的年号，开元中指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大约是公元713年至741年之间。
宇文融：宇文融是唐朝的官员，以善于理财著称。
隐户剩田：隐户指的是未登记在册的农户，剩田则是指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
天子：指皇帝，古代中国皇帝的尊称。
攘却四裔：攘却指的是驱逐，四裔是指边疆地区。
宰相：古代中国的高级官职，相当于现代的总理。
裒刻：裒刻指的是剥削、压榨。
羡缗：羡缗是指多余的财物，此处指财政收入。
私藏：指皇帝个人的财富储备。
横赐：指皇帝随意赐予的财物。
孟子：孟子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
厉王：指周厉王，是西周的一位君主。
三季之君：三季之君指的是历史上三个时期的君主，此处可能是指夏、商、周三代的君主。
孔、孟之书：孔、孟之书指的是孔子和孟子的著作，即儒家经典。
管、商之术：管、商之术指的是法家、商鞅等人的治国方法。
士大夫：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
钱谷之任：钱谷之任指的是财政职务。
榷课：榷课指的是征收赋税。
公田：公田是指国家分配给官员的田地，用以作为俸禄的一部分。
职田：职田是指官员因职务而获得的田地。
武王克殷：武王克殷指的是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的事件。
王制：王制是指古代的法律法规。
汉宣帝：汉宣帝是西汉时期的皇帝。
神爵三年：神爵三年是汉宣帝的年号，大约是公元前60年。
光武：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即汉光武帝，以善于治理国家著称。
建武二十六年：建武二十六年是汉光武帝的年号，大约是公元50年。
晋武帝：晋武帝是西晋的开国皇帝。
泰始三年：泰始三年是晋武帝的年号，大约是公元267年。
唐时：唐时指的是唐朝时期。
玄宗天宝十四载：玄宗天宝十四载是唐玄宗的年号，大约是公元755年。
白居易：白居易是唐朝的著名诗人。
元史：元史是记载元朝历史的史书。
世祖至元元年：世祖至元元年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大约是公元1264年。
太祖实录：太祖实录是记载明朝太祖朱元璋事迹的史书。
洪武十年：洪武十年是明朝太祖朱元璋的年号，大约是公元1377年。
宣德八年：宣德八年是明朝宣宗朱瞻基的年号，大约是公元1433年。
《书》：《书》指的是《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
《汉书》：《汉书》是东汉班固所著的记载西汉历史的史书。
《五代史》：《五代史》是记载五代历史的史书。
穆王：穆王是周朝的一位君主。
陶潜：陶潜是东晋时期的文学家，以隐逸著称。
阮长之：阮长之是东晋时期的文学家。
《元史》：《元史》是记载元朝历史的史书。
《太祖实录》：《太祖实录》是记载明朝太祖朱元璋事迹的史书。
正统六年：正统六年是明朝英宗朱祁镇的年号，大约是公元1441年。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是明朝的一位官员。
《大明会典》：《大明会典》是明朝的一部法律典籍。
唐毕相諴：唐代的宰相毕諴，这里指毕諴的家庭背景。
寒微：出身贫寒，地位低微。
太湖县伍伯：太湖县的伍伯，伍伯是古代对低级官吏的称呼。
相国：宰相的别称，这里指毕相諴。
罢此役：停止这个差役。
除一官：授予一个官职。
累遣致意：多次派人表示好意。
承命：接受命令。
选人杨载：被选中的官员杨载。
宰此邑：担任这个县的长官。
私第：私人住宅。
延坐：邀请坐下。
落籍：脱离户籍。
津送入京：用船送他进京。
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每年享受六十缗的公税事例钱。
败阙：失败或缺失。
台旨：朝廷的旨意。
外甥为宰相：外甥成为宰相。
贪浇之积习：贪婪的积习。
廉静：廉洁安静。
治体：治理国家的体制。
助饷人主之道：帮助君主筹集军饷的方法。
群臣百姓之有：群臣和百姓的财产。
故尚书左丞田季羔：曾任尚书左丞的田季羔。
京城隋朝旧第：京城中的隋朝旧宅。
堂侄伯强：堂兄伯强。
货宅：出售宅邸。
召市人马：召集市井之人。
吐蕃：古代对西藏地区的称呼。
不逞：不守法纪的行为。
侥幸之徒：侥幸得利的人。
义门：有德行的家族。
风教：风俗教化。
德宗：唐德宗。
王明清：宋代史学家王明清。
高宗建炎二年：宋高宗赵构建炎二年。
湖州民王永从：湖州百姓王永从。
陈献：献上。
南渡：南宋时期，因战乱而南迁。
江武尊卜式：江武尊重卜式。
铁钱：一种货币单位。
铜钱：另一种货币单位。
国亡：国家灭亡。
史公可法：史可法。
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
军饷告绌：军饷不足。
传檄募富人出财助国：发布檄文招募富人出资帮助国家。
亲郊：亲自郊祭。
唐宗：唐太宗。
崇韬：唐太宗的谋臣魏征的字。
周礼：《周礼》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法典，记录了周代的官制、礼仪、经济等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文献。
野庐氏：《周礼》中的官职，负责管理郊野的道路、住宿、井泉、树木等事务。
比国效：指比邻的国家，这里可能是指周边的诸侯国。
道路：古代的道路，是连接城市、乡村的重要交通线路。
宿息：住宿休息的地方。
井：井水，古代的重要水源。
树：种植树木。
列树：种植树木以标记道路。
鄙食：边远的食宿。
表道：标记道路。
立鄙食：建立边远的食宿设施。
守路：守护道路。
《国语》：《国语》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国别体史书，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等。
单襄公：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
周制：周代的制度。
列树以表道：种植树木来标记道路。
立鄙食以守路：建立边远的食宿设施来守护道路。
《释名》：《释名》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训诂学著作，解释词语的来源和意义。
里至：里程。
行旅：行走的旅客。
南土之棠：南方的棠梨树。
伯所茇：伯父所居住的地方。
道周之杜：道路两旁的杜梨树。
君子来游：君子们来游玩。
固已宣美风谣：已经传播了美好的风谣。
流恩后嗣：流传恩惠给后代。
子路治蒲：子路治理蒲地。
树木甚茂：树木非常茂盛。
子产相郑：子产担任郑国的相国。
桃李垂街：桃树和李树垂满街道。
隋唐：隋朝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朝代。
官槐官伐：官府种植的槐树。
周道如砥：周朝的道路像磨刀石一样平坦。
濯濯：形容树木茂盛。
官无勿翦之思：官府没有不修剪树木的想法。
民鲜侯旬之芘：民众很少享受到官府的庇护。
《续汉·百官志》：《续汉书·百官志》是东汉时期的一部官制志。
将作大匠：官职名，负责修建宗庙、宫殿等。
桐梓：桐树和梓树，都是古代重要的木材。
列于道侧：种植在道路两侧。
后周书·韦都宽传：《后周书》中的韦都宽传记。
废州刺史：废州的刺史。
土堠：用土堆成的路标。
经雨颓毁：经过雨水的冲刷而倒塌。
每须修之：每次都需要修缮。
孝宽临州：韦孝宽担任州官。
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命令部下在路标处种植槐树来代替。
既免修复：这样就免去了修缮。
行旅又得芘荫：行旅者又能得到树荫的庇护。
周文帝：周朝的开国皇帝。
两京路：指长安和洛阳两条重要的道路。
城中苑内：城中的园林。
《旧唐书·吴凑传》：《旧唐书》中吴凑的传记。
官街树缺：官府街道上的树木缺失。
所司植榆以补之：有关部门种植榆树来补充。
命易之以槐：命令换成槐树。
槐之言怀也：槐树的名字意味着怀来人。
怀来人于此：怀来人到这里。
《周礼·朝士》：《周礼》中关于朝士的记载。
桥梁：连接两岸的建筑物。
《唐六典》：《唐六典》是唐代的一部官制典籍。
造舟之梁：用船造的桥梁。
石柱之梁：用石柱支撑的桥梁。
木柱之梁：用木柱支撑的桥梁。
巨梁：大型桥梁。
国工：国家工匠。
州县：州和县，古代的地方行政单位。
营葺：修建。
大津：大渡口。
无梁：没有桥梁。
给船人：提供船只的人。
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根据大小和难易程度来决定差等。
几甸：几个州。
荒芜：荒废。
雄莫：强大的地方。
秋水时至：秋天洪水到来。
年年隐绝：每年都隐藏起来。
曳轮招舟：拉轮船。
无赖之徒：无赖的人。
籍以为利：以此为利。
潞河渡：潞河的渡口。
子勒索客钱：子勒向客人索要钱。
章劾：弹劾。
司空：官职名，负责工程。
长吏：地方官员。
赵充国：西汉时期的将领。
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修建了七十座湟狭以西的桥梁。
鲜水：鲜水河。
枕席上过师：在枕头上就能过河。
五代史：五代时期的历史。
王周：五代时期的将领。
义武节度使：官职名，负责军事。
定州桥坏：定州的桥梁损坏。
覆民租车：压垮民房，租用民船。
刺史过也：这是刺史的过错。
偿民栗为治其桥：用粮食赔偿百姓，并修理桥梁。
人聚：人们聚集。
太史公：司马迁，西汉时期的史学家。
汉文帝：西汉时期的皇帝。
乐业：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
扰乱：动乱。
市井：市场。
刘宠：东汉时期的官员。
会稽太守：会稽郡的太守。
狗不夜吠：狗不晚上叫。
民不见吏：民众不见官员。
庞眉皓发：眉毛浓密，头发白。
郡朝：郡治和朝廷。
海内升平：国内太平。
元稹：唐代诗人。
戍烟生不见：边防的烟雾中不见人。
村竖老犹纯：村里的老人还是那么纯朴。
大历：唐代的一个年号。
赋役繁兴：赋税和徭役繁多。
小民奔走官府：小民奔走于官府。
日不暇给：一天到晚都忙不过来。
元结：唐代文学家。
时化：时政的变化。
州里化为祸邸：州里变成了祸害的地方。
山野之氓：山野之间的人们。
负隅：依山而居。
伏莽：隐藏在草木中。
城郭：城墙和城门。
辇毂之间：皇帝的车队之间。
郊垌之路：郊外和乡村的道路。
锥刀之末：极小的利益。
风俗：风俗习惯。
神宗：北宋时期的皇帝。
无为：不干预，放任自流。
四海少事：全国少有大事。
通籍之官：有官职的人。
仆从：随从。
举贡：科举考试及第的人。
白粮解户：负责运送粮食的人。
道路罕行，市朝生草：道路上很少行人，市场上长满了草。
山人游客：隐士和游客。
请公卿：拜访公卿。
挟一艺：带着一项技艺。
广行召募：广泛招募。
杂流之士：各种流亡的人。
哆回谈兵：大谈兵法。
九门：指皇宫的九个门。
填馗溢巷：填满街道。
封章自荐：自己上书推荐自己。
投匦告密：投递告密信。
内结貂当：内部结交权贵。
上窥颦笑：向上窥视，等待皇帝的笑。
人主之威福：皇帝的威严和恩赐。
不行者：不能实行的。
《诗》：《诗经》，中国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
子产间政于然明：子产向然明询问政事。
视民如子：把民众看作自己的子女。
见不仁者诛之：看到不仁的人就诛杀他。
如鹰鸽之逐鸟雀也：就像鹰鸽追逐鸟雀一样。
诛不仁，所以子其民也：诛杀不仁的人，是为了爱护自己的民众。
《说苑》：《说苑》，中国古代的一部杂家著作。
董安于治晋阳：董安于治理晋阳。
问政于蹇老：向蹇老询问政事。
曰忠、日信、曰敢：说忠诚、说诚信、说勇敢。
忠于主：忠于君主。
信于今：诚信于现在。
敢于不善人：敢于面对不好的人。
此三者足：这三者就足够了。
《盐铁论》：《盐铁论》，中国古代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
水有扁狙池鱼劳：水中有扁舟，池中的鱼儿劳累。
国有强御齐民消：国家有强权，百姓就会消亡。
武帝：指汉武帝，西汉时期的一位皇帝，以雄才大略著称。
沈命法：汉武帝时期颁布的法律，规定地方官员对于盗贼的发现和追捕有责任，若未能捕获足够数量的盗贼，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指从郡守到县令等地方官员，这些官员的官职级别在二千石以下。
文辞避法：指通过文字游戏或法律漏洞来规避法律制裁。
山阳郡：汉朝的一个郡，位于今天的山东省境内。
宣帝：汉宣帝刘询，西汉第十位皇帝，在位期间推行宽容的政策，与武帝时期的严法有所不同。
绣衣之使：指皇帝派遣的特使，通常负责监督地方官员，执行皇帝的命令。
禁兵器：指禁止民间持有武器，以减少盗贼的威胁。
王莽：西汉末年的权臣，后来自立为帝，但最终失败。
隋炀帝：隋朝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间实行一系列改革，但也因暴政而亡国。
元世祖：元朝的开国皇帝，即忽必烈。
括诸路马：指对全国的马匹进行统计和分配。
顺帝：元朝的皇帝，即元顺帝。
山东分省：指元朝在山东设立的地方行政单位。
义兵：指由地方官员组织的民间武装力量。
辅臣：指辅助皇帝的官员。
给事中：古代官职，负责监察和辅助皇帝处理政务。
传：指《左传》，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沟洫：指田间灌溉的水渠。
畎浍：指田间的小沟渠。
河渠书：《史记》中的一篇，记载了古代的水利工程。
河移徙：指河流的改道。
细流：指小河流。
关东之漕：指从关东地区运输粮食到京城。
俊人：指有才干的人。
唐：唐朝，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存在于公元618年至907年。
姜师度：唐朝时期的一位官员，曾任同州刺史。
开元八年：唐朝唐玄宗开元八年，即公元720年。
史起：春秋时期郑国的大夫，以开凿郑国渠而著名。
郑国渠：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由史起主持开凿，灌溉了郑国的大量农田。
白凿径：指白公渠，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由白公主持开凿。
同州：古代的一个行政区划，位于今陕西省大荔县。
九列：古代官职的一种分类，指九卿之列。
六条：古代官员考察下属的六项标准。
白藏：指国库，古代称国库为“白藏”。
关辅：古代指关中地区，即今陕西省中部地区。
亩金：古代指一亩土地的价值，这里指土地肥沃。
屯田：古代的一种军事制度，即士兵在耕种土地的同时进行军事训练。
西门豹：战国时期魏国的官员，以治理漳河水患而著名。
魏襄王：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
召信臣：西汉时期的官员，曾任南阳太守，以治理水利著称。
洪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即公元1368年至1398年。
国子生：古代指国子监的学生，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
塘堰：古代指水利工程中的堤坝。
河渠：指河流和渠道。
禹贡：《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夏禹治水的事迹。
洚水：古代的一条河流，今已不存。
大陆：古代指中原地区。
九河：古代黄河的九条支流，今已不存。
逆河：古代指黄河的北道。
宣防：古代黄河堤防工程，位于今河南省滑县。
庙堂：古代指朝廷。
司水：古代指负责水利的官员。
天地之气运：指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气候变化。
四读：指古代的四个主要河流：江、河、淮、济，这里特指淮河。
诸侯：古代的封建制度中，分封给贵族的领地。
读者：此处指独自流入海的河流，特指淮河。
海：指大海，古代河流流入的终点。
四府：古代指财政、军事、礼仪、工程四个方面的管理。
三事：指农业、手工业、商业。
钜野：古代地名，位于今山东省西部。
梁山：古代地名，位于今山东省西部。
屯氏：古代地名，位于今山东省西部。
赤河：古代河流名，位于今山东省西部。
元人：指元朝的人。
东北之道：指东北方向的河流。
涓滴：极小的水流，比喻极小的量。
邵国贤：古代人物，此处指其著作《治河论》。
地平天成：形容自然形成的地貌。
六府三事：指国家财政、军事、礼仪、工程、刑法、宗教六个方面的管理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三个方面的事务。
并河州郡：指沿河的州郡。
汴：指汴河，古代河流名。
泗：指泗水，古代河流名。
沂：指沂水，古代河流名。
曩时：古时，过去。
播：古代治水方法，指疏导。
潴：古代治水方法，指蓄水。
冲：水流猛烈冲击。
溢：水流出其正常的界限。
播为九河：古代治水方法，将水疏导成九条河流。
大野：古代地名，位于今山东省西部。
曹：古代地名，位于今山东省西部。
单：古代地名，位于今山东省西部。
兰阳：古代地名，位于今河南省东部。
仪封：古代地名，位于今河南省东部。
邳：古代地名，位于今江苏省北部。
宿：古代地名，位于今江苏省北部。
湖陂：湖泊和池塘。
汗泽：低洼湿润的土地。
贾让：古代人物，汉武帝时期的治水专家。
冀州：古代地名，位于今河北省。
黎阳：古代地名，位于今河南省。
遮害亭：古代地名，位于今河南省。
金堤：古代堤坝名，位于今河南省。
非常：非同寻常，不平凡。
平当：平当，人名，此处指担任平当的官员。
使领河堤：指担任治理河堤的官职。
奏按经义治水：指按照经典的义理来治理水患。
决河深川：指河水决口流入深沟。
堤防壅塞：指修筑堤坝和进行河道疏浚。
宋开宝：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此处指宋太祖时期。
诏：皇帝的命令。
夏後：夏朝的后代，此处指夏朝。
导河至海：指引导河水流入大海。
随山浚川：指根据山势疏通河流。
箕子：商朝末年贤臣，此处指箕子对武王的回答。
武王：周武王，周朝的开国君主。
鲧：古代治水英雄，传说中是禹的父亲。
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古人认为万物由这五种元素构成。
帝：指古代帝王，此处指夏朝的帝王。
治河之臣：指治理河道的官员。
彝伦敦：指治理水患，使人民安居乐业。
因河以为槽：指利用河流作为水道。
壅河以为漕：指堵塞河流以作为运输之用。
河防：指河流的防护工程。
先达：指有德行和智慧的长者。
侵克金钱：指贪污公款。
总河：指总管河道的官员。
闸官：指管理水闸的官员。
执事：指官府中的办事人员。
游闲无食之人：指没有固定职业的人。
业主：指土地的所有者。
决口：指河流决堤。
退滩：指河滩后退。
填淤：指河床沉积。
斗筲之人：指见识短浅的人。
普天率土：指天下所有的土地。
正人心：指端正人们的思想。
抑洪水：指控制洪水，治理水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日知录-卷十二-评注
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
此句开篇点题，‘平当使领河堤’表明了治水的重要性，‘奏按经义治水’则强调了治水应遵循儒家经典的原则。‘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是对治水不力的批评，反映了当时治水工作的不足。
宋开宝之诏亦曰：‘朕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後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
此句引用了宋太祖的诏书，指出夏朝时期治水的方法主要是疏导，而没有重视对河流的治理和堤防的建设。这里的‘经渎’指的是古代的文献，‘导河至海’和‘随山浚川’反映了古代治水的基本思路。
‘今之言治水者计无出于堤、塞二事。’
这句话指出，现在的治水方法几乎都是围绕堤防和堵塞来进行的，没有更有效的治理手段。这里的‘堤、塞’指的是治水的两种基本方法，即筑堤和堵塞。
‘箕子答武王之访，首言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
此句引用了箕子回答武王询问的故事，说明鲧治水时堵塞洪水，违背了自然规律，导致天怒。这里的‘五行’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种自然元素，代表自然界的规律。
‘後世治河之臣皆鲧也，非其人之愿为鲧，乃国家教之使为鲧也，是以水不治而彝伦敦也。’
这句话批评了后世治水官员的治水方法，认为他们如同鲧一样，虽然不愿意堵塞洪水，但被国家教育成鲧，导致水患不断，‘彝伦敦’指的是治理不当。
‘因河以为槽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
此句通过对比大禹和明人的治水方法，说明治水应该因势利导，而不是盲目堵塞。‘槽’指的是河流的疏导，‘漕’指的是利用河流进行运输。
‘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
这句话说明，古代的河渠和现在的河防有很大的不同，古代注重疏导，而现代则更注重防御。
‘闻之先达言：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
此句引用了古代先达的说法，指出在明末天启以前，没有人因为河流决口而受到影响，说明当时治水效果较好。
‘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
这句话揭示了当时治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即官员和民众都从治水中谋取私利，导致治水效果不佳。
‘其不利者，独业主耳。’
这句话指出，唯一受到治水不利影响的是业主，说明治水工作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较小。
‘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
此句描述了治水工作中的矛盾现象，即虽然每年都有决口，但退滩后的淤积却给人们带来了利益，而溺死者却相对较少。
‘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这句话指出，治水工作虽然年年进行，但效果不佳，导致水患问题日益严重，不是一朝一夕之故。
‘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这句话认为，治水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法律的不完善，普通官员无法承担责任。
‘不独此也。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
此句批评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求回报，缺乏奉献精神。
‘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
这句话指出，当时的官员们只关心个人利益，缺乏团结合作的精神。
‘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
这句话强调了治水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人心，让人们先讲道义，后谋利益，才能实现国家的太平。
‘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这句话总结了全文，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端正人心，同时紧急治理洪水，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