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历来被尊奉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日知录》是其哲学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17世纪末）。
内容简要：《日知录》是顾炎武以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为基础，编撰的学术理论集。书中内容广泛，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提出了许多具有深刻思想的见解，强调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主张注重实用与历史经验。顾炎武的学术贡献和《日知录》中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学术发展，尤其是对现代史学和社会学的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日知录-卷二-原文
帝王名号尧、舜、禹皆名也。
古未有号，故帝王皆以名纪，临文不讳也。
考之《尚书》，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
尧崩之后，舜与其臣言，则曰“帝禹崩之后”。
《五子之歌》则曰“皇祖”，《胤征》则曰“先生”、无言尧、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启至发皆名也。
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为号者。
桀之癸，商之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皆号以代其名，自天乙至辛皆号也。
商之王著号不著名，而名之见于经者二：天乙之名履，曰汤、曰纣，则亦号也。
号则臣子所得而称，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汤”，《颂》曰武汤、曰成汤、曰汤孙也。
曰文祖，曰艺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庙号起矣。
曰元王，曰武王，而谥立矣。
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汤，曰宁王，而称号繁矣。
自夏以前，纯乎质，故帝王有名而无号。
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号。
而德之盛者，有谥以美之，于是周公因而制谥。
自天子达于卿大夫，美恶皆有谥，而十干之号不立。
然王季以上不追谥，犹用商人之礼焉，此文质之中，而臣子之义也。
呜呼！此其所以为圣人也欤？
九族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后异姓；丧服之纪，重本属而轻外亲。
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
“克明后德，以亲九族。”孔传以为自高祖至玄孙之亲，盖本之《丧服小记》“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之说，而百世不可易者也。
《牧誓》数商之罪，但言“昏弃厥遗王父母弟”，而不及外亲；《吕刑》申命有邦，历举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而不言甥舅，古人所谓先后之序从可知矣。
故《尔雅》谓于内宗曰“族”，于母妻则曰“党”。而《昏礼》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并释为父、子、孙。
杜元凯乃谓：“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亲有服而异族者。”
然则史官之称帝尧，举其疏而遗其亲，无乃颠倒之甚乎？
且九族之为同姓，经传之中有明证矣。
《春秋·鲁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传曰：“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
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属籍，以别昭穆之序，纪亲疏之别。”“九庙之子孙，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时已有七族，若其历世滋多，则有不止于九者。
而五世亲尽，故经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
又孔氏《正义》谓高祖、玄孙无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与玄孙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后魏国子博士李琰之所谓“寿有长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齐同”者。
如宋洪迈《容斋随笔》言：“嗣濮王士歆，在隆兴为从叔祖，在绍熙为曾叔祖，在庆元为高叔祖。”其明证矣，亦何必帝尧之世，高祖、玄孙之族，无一二人同在者乎？
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当之，其亦昧于齐家治国之理矣。
《路史》曰：“亲亲，治之始也。”
《礼·小记》曰：“亲亲者，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是所谓九族者也。
夫人生则有父，壮则有子，父子与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别也。
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于己之祖；子者父之孙，因下推之，以及于己之孙。此《礼传》之以三为五也。
己之祖，自己子视之，则为曾祖王父；自己孙视之，则为高祖王父。
己之孙，自己父视之，则为曾孙；自己祖视之，则为玄孙。
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谓以五为九也。
陈氏《礼书》曰：“己之所亲，以一为三；祖孙所亲，以五为七。《记》不言者，以父子一体，而言、玄与曾同服，故不辨异之也。
服父三年，服祖期，则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齐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亲之服加乎至尊。
故重其衰麻，尊尊也；减其日月，恩杀也，此所谓上杀。
服适子三年，庶子期，适孙期，庶孙大功，则曾孙宜五月，而与玄孙皆缌麻三月者，曾孙服曾祖三月，曾祖报之亦三月。
曾祖，尊也，故加齐衰；曾孙，卑也，故服缌麻，此所谓下杀。
服祖期，则世叔。宜大功，以其与父一体，故加以期。
从世叔则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
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缌麻：此发父而旁杀者也。
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缌麻，高祖兄弟无服：此发祖而旁杀者也。
同父至亲，期；同祖为从，大功；同曾祖为再从，小功；同高祖为三从，缌麻：此发兄弟而旁杀者也。
父为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犹子而进之也；从兄弟之子小功，再从兄弟之子缌麻：此发子而旁杀者也。
祖为孙大功，兄弟之孙小功，从兄弟之孙缌麻：此发孙而旁杀者也。
盖服有加也，有报也，有降也。
祖之齐衰，世叔从子之期，皆加也；曾孙之三月与兄弟之孙五月，皆报也。
若夫降有四品，则非五服之正也。
观于九族之训，如丧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纪之数，盖前乎二帝而有之矣。
后魏孝文太和中，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
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
此由古圣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而四岳之咨必称“舜曰”者，以别于上文之“帝”也。
至其命禹始称“帝曰”，问答之辞已明，则无嫌也。
○惠迪吉从逆凶善恶报应之说，圣人尝言之矣。
大禹言“惠迪吉，从逆凶，惟景响”，
汤言“天道福善祸淫”，
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
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岂真有上帝司其祸福，如道家所谓天神察其善恶，释氏所谓地狱果报者哉！
善与不善，一气之相感，如水之流湿，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无不感也，无不应也。
此孟子所谓“志台则动气”，而《诗》所云“天之牖民，如熏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者也。
其有不齐，则如夏之寒，冬之燠，得于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时之正气也。
故曰：“诚者，天之道也。”
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间官长之为，则报应之至近者，反推而之远矣。
○懋迁有无化居“懋迁有无化居。”
化者，货也。
运而不积则谓之化，留而不散则谓之货。
唐虞之世，曰化而已。
至殷人，始以货名。
《仲虺》有“不殖货利”之言，
三风有殉于货色之儆，
而《盘庚》之诰则曰“不肩好货”，
于是“移化”之字为“化生”、“化成”之化，
而厚敛之君、发财之丰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风之歌》，所谓劝之以九歌者也。
读之然后知解吾民之愠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财；
而自阜其财，乃以来天下之愠。
○三江北江，今之扬子江也。
中江，今之吴淞江也。
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见之；
南江，今之钱塘江也。
《禹贡》该括众流，无独遗浙江之理，
而会稽他日合诸侯计功之地也，
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导水尔。
“三江既入”，一事也；
“震泽底定”，又一事也。
后之解《书》者必谓三江之皆由震泽，
以二句相蒙为文，
而其说始纷纭矣。
○锡土姓今日之天下，人人无土，人人有姓。
盖自锡土之法废，
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侪于庶人，无世守之固；
锡姓之法废，
而魏、齐以下，朔漠之姓杂于诸夏，失氏族之源。
后之鄙儒，读《禹贡》而不知其义者良多矣。
○厥弟五人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国而为公侯者不见于经。
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
使其并建茅土，为国屏翰，
羿何至篡夏哉？
富辰言：“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卦建亲戚，以蕃屏周。”
而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
以奉守禹祀，二十余世，
至于越之句践，
卒霸诸侯，有禹之遗烈，
夫亦监于太康孤立之祸而然与？
若乃孔子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者，
亦从此而可知之矣。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尧、舜、禹皆都河北，
故曰冀方。
至太康始失河北，
而五子御其母以从之，
于是侨国河南，
传至相，
卒为浞所灭。
古之天子失其故都，
未有能国者也。
周失丰、镐，
而平王以东；
晋失洛阳，
宋失开卦，
而元帝、高宗迁于江左，
遂以不振。
惟殷之五迁圮于河，
而非敌人之窥伺，
则势不同尔。
唐自玄宗以后，
天子屡尝出狩，
乃未几而复国者，
以不弃长安也。
故子仪回銮之表，
代宗垂泣；
宗泽还京之奏，
忠义归心。
呜呼！幸而浇之纵欲，
不为民心所附，
少康乃得以一旅之众而诛之。
尔后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
而为兴复之计者，
其念之哉！
夏之都本在安邑，
太康畋于洛表，
而羿距于，
则冀方之地入于羿矣，
惟河之东与南为夏所有。
至后相失国，
依于二斟。
于是使浇用师，
杀斟灌，
以伐斟，
而相遂灭。
乃处浇于过，
以制东方；
处台于戈，
以控南国。
其时靡奔有鬲。
在河之南。
而自河以内，
无不安于乱贼者矣。
合魏绛、伍员二人之言，
可以观当日之形势。
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谋者，
亦难乎其为力矣。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
后人因之，
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
《楚辞·九歌》：“览冀州兮有余。”
《淮南子》：“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
《路史》云：“中国总谓之冀州。”
《谷梁传》曰：“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
○胤征羲和尸官，慢天也；
葛伯不祀，亡祖也。
至于动六师之诛，
兴邻国之伐，
古之圣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
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绌诸侯，
必先于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元祀者，太甲之元年；
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
盖汤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
殷练而，“伊尹祠于先王，
奉嗣王祗见阙祖”，
汤于庙也。
先君庙，
而后嗣子即位，
故成之为王，
则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训于王也。
若自桐归毫，
以三祀之十二月者，
则适当其时，
而非有所取尔。
“即位”者，
即先君之位也。
未则事死如生，
位犹先君之位也，
故庙而后嗣子即位。
殷练而，
即位必在期年之后；
周卒哭而，
故逾年斯即位矣。
有不待葬而即位，
如鲁之文公、成公者，
其礼之末失乎！
三年丧毕，
而后践天子位，
舜也，禹也。
练而，
而即位，
殷也。
逾年正月即位，
周也。
世变愈下，
而柩前即位，
为后代之通礼矣。
○西伯戡黎以关中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东。
秦取三晋而后灭燕，齐，苻氏取晋阳而后灭燕，宇文氏取晋阳而后灭齐。
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师古之官有职异而名同者，“太师”、“少师”是也。
比干之为少师，《周官》所谓“三孤也”《论语》之少师阳，则乐官之佐，而《周礼》谓之“小师”者也。
故《史记》言纣之将亡，其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而后儒之传误以为微子也。
○殷纣之所以亡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驰，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
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
纣之为君，沈缅于酒，而逞一时之威，至于刳孕胫，盖齐文宣之比耳。
商之衰也久矣，一变而《盘庚》之书，则卿大夫不从君令；再变有《微子》之书，则小民不畏国法；至于“攘窃神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可谓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
即以中主守之，犹不能保，而况以纣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
文宣之恶未必减于纣，而齐以强；高纬之恶未必甚于文宣，而齐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余，纪纲粗立，而又有杨辈为之佐，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也；至高纬而国法荡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
然则论纣之亡，武之兴，而谓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辞也，未得为穷源之论也。
○武王伐纣武王伐商，杀纣而立其子武庚，宗庙不毁，社稷不迁，时殷未尝亡也。
所以异乎曩日者，不朝诸侯，不有天下而巳。
故《书序》言：“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
是则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纣之自燔；而亡其国也，在武庚之见杀。
盖武庚之存殷者，犹十有余年，使武庚不畔，则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国。
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卦武庚，降在侯国，而犹得守先人之故土。
武王无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孙，所以异乎后世之篡弑其君者，于此可见矣。
乃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启代殷，而必于宋焉，谓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迁其地也。
是以知古圣王之征诛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国，诛其君，吊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
武王岂不知商之臣民，其不愿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风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为摇动，而必以卦其遗胤。
盖不以畔逆疑其子孙，而明告万世以取天下者，无灭国之义也。
故宋公朝周，则曰“臣”也；周人待之，则曰“客”也。
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
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远矣，而曰“孝惠取于商”，曰“天之弃商久矣”，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吾是以知宋之得为商也。
盖自武庚诛而宋复卦，于是商人晓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无复有恐怼不平之意。
与后世之人主一战取人之国，而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者异矣。
或曰：迁殷顽民于雒邑何与？
曰：以“顽民”为商俗靡之民者，先儒解误也。
盖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杀而待人也仁。
东征之役，其诛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谋主一人，管叔而巳。
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迁。
而所谓顽民者，皆畔逆之徒也。
无连坐并诛之法，而又不何以复置之殷都，是不得不迁而又原其心。
不忍弃之四裔，故于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顽民”。
其与乎畔而迁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与乎畔而留于殷者，如祝佗所谓“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是也，非尽一国而迁之也。
或曰：何以知其为畔党也？
曰：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不畔何以言仇？
非敌百姓也，古圣王无与一国为仇者也。
上古以来，无杀君之事。
汤之于桀也，放之而已。
使纣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汤之所以桀者待纣；纣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
当时八百诸侯，虽并有除残之志，然一闻其君之见杀，则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骇，而不能无归过于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
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后人，而无利于其土地焉，天下于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巳也，然后乃安于纣之亡，而不以为周师之过，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无余恨焉。
非伯夷亲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终仁也，其时异也。
《多士》之书：“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
亡国之民而号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称“我小国”，以天下为公，而不没其旧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悦而诚服。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商之德泽深矣。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
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
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
可至于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仇之，岂非《泰誓》之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
“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
伐君大事，而托之乎梦，其谁信之？
殆即《吕氏春秋》载夷齐之言，谓武王扬梦以说众者也。
《孟子》引《书》：“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今改之曰：“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
后儒虽曲为之说，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责，今我当顺民心，以诛无道也。蔡氏谓民皆有责于我，似为纡曲。
王朝步自周《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诰》：“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毕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不敢乘车而步出国门，敬之至也。后之人君骄恣惰佚，于是有辇而行国中，坐而见群臣，非先王之制矣。
<吕氏春秋>：“出则以舆，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宋吕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宫禁之中亦乘舆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
<太祖实录>：“吴元年，上以诸子年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屦行滕。每出城稍远，则马行其二，步趋其一。”至崇祯帝，亦尝就祷南郊。鸣呼！皇祖之训远矣。
大王王季《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大传》言：“武王于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骏奔走，追王大王父、王季历、文王昌。”二说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庙。”而其告广东省邦冢君，称“大王、王季。”《金》之册祝曰：“若尔三王。”是武王之时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为得也；《绵》之诗上称“古公父”，下称“文王”，是古公未上尊号之先，文已称王，而《大传》之言未为得也。仁山金氏曰：“武王举兵之日，已称王矣。故类于上帝，行天子之礼，而称‘有道曾孙周王发’，必非史臣追书之辞。后之儒者，乃嫌圣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与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时，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践阼之后。”
彝伦“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能尽其性，以至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彝伦叙矣。
龟从筮逆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并用，而终龟为主。《周礼·筮人》言：“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注：“当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渐也，于筮之凶则止不卜。”然而《洪范》有“龟从筮逆”者，则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故《传》曰：“筮短龟长。”自汉以下，文帝代来，犹有大横之兆；《艺文志》有《龟书》五十三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而后则无闻。唐之李华遂有废龟之论矣。
周公居东主少，国疑，周公又出居于外，而上下安宁，无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众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于此见之矣。《荀子》：“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
微子之命微子之于周，盖受国而不受爵。受国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为臣之节，故终身称“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衍之继其兄，继宋非继微也。而称微仲者何？犹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则远矣，于是始称“宋公”。鸣呼！吾于《洪范》之书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矣守也。后之经生不知此义，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于天下。
酒诰酒为天之降命，亦为天之降威。纣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于酒而兴。兴亡之几，其原皆在于酒，则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后人不可不谨矣。
召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营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师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纣，癸巳，自周；戊午，师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汉书》以为三十一日，误。
元子《微子之命》以微子为殷王元子。《召诰》则又以纣为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又曰：“有王虽小，元子哉！”人君谓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亲。
其稽我古人之德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锋。”武王之诰康叔：既祗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戎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稽谋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首！
节性“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性善之说所自出也。”节性，惟日其迈”，此性相近之说所自出也。”“岂弟君子，俾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汝其敬识百辟享人主坐明堂而临九牧，不但察群心之向背，亦当知四国之忠奸。
故嘉禾同颖，美侯服之宣风；底贡厥獒，戎明王之慎德，所谓“敬识百辟享”也。
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张相千秋之镜，听元生《一之歌》，亦能以謇谔为珠玑，以仁贤为器币。
及乎王心一荡，佞谀日崇，开广运水潭，致江南之货，广陵铜器、京口绫衫。
锦缆牙樯，尔亘数里；靓妆鲜服，和者百人。
乃未几而蓟于享者也。
“《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岂非享多仪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尔王家我适朝觐者不之殷而之周，讼狱者不之殷而之周，于是周为天子，而殷为侯服矣。
此之谓“惟尔王家我适”。
○王来自奄《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为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
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后人倒其篇第耳。
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于三年。
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是也。
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于篇之先后而台为之说。
○建官惟百成王作《周官》之书，谓“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者，时代不远，其多寡何若此之悬绝哉。
且天下之事，一职之微，至于委吏、乘田亦不可阙，而谓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该内外之务，吾不敢信也。
考之传注，亦第以为因时制宜，而莫详其实。
吾以为唐、虞之官不止于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余九官之佐，殳┥、伯与、朱虎、熊罴之伦，暨侍御仆从，以至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以名达于天子者不过百人而已，其他则穆王之命所谓“慎简乃僚”，而天子不亲其黜陟者也。
故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
夏、商之世，法日详，而人主之职日侵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
观于《立政》之书，内至于亚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夷、微、卢、、三毫、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则可知矣。
杜氏《通典》言：“汉初，王侯国百官，皆如汉朝，惟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
及景帝惩吴、楚之乱，杀其制度，罢御史大夫以下官。
至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补。
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补，历代因而不革。
洎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
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
故刘炫对牛弘，以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
而沈既流之议，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
后之人见《周礼》一书设官之多，职事之密，以为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之外，文王罔敢知也。
然则周之制虽详，而意犹不异于唐、虞矣。
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预铨曹之事哉。
○司空司空，孔传谓“主国空土以居民”，未必然。
颜师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
“《易传》云：’上古穴居而野处。’《诗》云：’古公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今河东之人尚多人穴居者。
洪水之后，莫包于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为九官之首。
○顾命读《顾命》之篇，见成王初丧之际，康王与其群臣皆吉妥，而无哀痛之辞。
以召公、毕公之贤，反不及子产、叔向，诚为可疑，再四读之，知其中有脱简。
而“狄设黼、缀衣”以下，即当属之《康王之诰》。
自此以上，记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诸侯之事也。
古之人君于即位之礼重矣入即位于庙，受命于先王，祭毕而朝群臣，群臣布币而见，然后成之为君。
“《春秋》之于鲁公，即位则书，不即位则不书，盖有遭时之变，而不行此礼，如庄、闵、僖三公者矣。
康王当太平之时，为继体之主，而史录其仪文、训告，以为一代之大法，此《书》之所以传也。
“《记》曰“未没丧，不称君”，而今书曰“王麻冕黼裳”，是逾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而今曰“诸侯出庙门俟”，是已之后也。
“《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是七月之余也。
因其中有脱简，而后之说《书》者并以系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后儒之论。
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间，诸侯何由而毕至乎？
或曰：易吉可乎？
曰：此周公所制之礼也，以宗庙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释三年之丧，以尽斯须之敬，此义之所在，而天子之守与士庶不同者也。
“《商书》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岂以丧服而入庙哉！”
传之世，天下可以无君，故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
传子之世，天下不可无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
自“狄设黼、缀衣”以下，皆陈之朝者也。
设四席者，朝群臣，听政事，养国老，燕亲属，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说也。
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庙中之事也。
自“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则康王临朝之事也。
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见庙者矣。
《左传·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荣氏。五月庚辰，见王。六月丁巳，葬景王。”
其曰“见王”者，见王子猛盱先王之庙也。
不待期而见王猛，不待斯而葬景王，则以子朝之争国也；然不言“即位”，但曰“见王”而已。
孰谓成、康无事之时而行此变礼也？《书》之脱简多矣。
如《武成》之篇，蔡氏以为尚有阙文。
《洛诰》‘戊辰，王在新邑’，则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并详其月日，而王不书。
金氏以为其间必有阙文，盖伏生老而忘之耳。
然则《顾命》之脱简又何疑哉。
宾牟贾言：‘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
余于《顾命》敢引之，以断千载之矣。
○矫虔《说文》：‘矫，从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义。
《汉书·孝武纪》注引韦昭曰：‘称诈为矫，强取为虔。’
《周语》注：‘以诈用法曰矫。’
○罔中于信以覆诅盟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
苏公遇暴公之谮，则‘出此三物，以诅尔斯’；
屈原遭子兰之谗，则‘告五帝以折中命’；
咎繇而听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
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铁常不如其畏鬼责矣。
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
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
‘明明常，鳃寡无盖’，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
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文侯之命《竹书纪年》：幽王三年，嬖褒姒。
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
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曾阝。
十年，王师伐申。
十一年，申人、曾阝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王子伯盘。
申侯、鲁侯、许男、闻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
平王元年，王东徙雒邑。
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
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
然则《文侯之命》，报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杀携王之效也。
郑公子兰之从晋文公而东也，请无与围郑，晋人许之。
今平王既立于申，自申迁于雒邑，而复使周人为之戍申，
则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
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为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
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乎此也。
自文侯用师，替携王以除其逼，而平王之位定矣。
后之人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遂谓平王能继文武之绪，而惜其弃岐、丰七百里之地，
岂为能得当日之情者哉！
孔子生于二百年以后，盖有所不忍言，而录《文侯之命》于《书》，录《扬之水》之篇于《诗》，
其旨微矣。
《传》言‘平王东迁’，盖周之臣子美其名尔，综其实不然。
凡言迁者，自彼而之此之辞，盘庚迁于殷是也。
幽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之地已为西戎所有。
平王乃自申东保于雒，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而又有携王与之颉顽，
并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兴哉！
○秦誓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诗，故录《秦诗》。述而不作也。
谓夫子逆知天下之将并于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圣人矣。
秦穆公之盛，仅霸西戎，未尝为中国盟主，无论齐桓、晋文，即亦不敢望楚之灵王、吴之夫差，
合诸侯而制天下之柄。
秦秋以后，秦盖中衰。
吴渊颍曰：‘秦之兴，始于孝公之用商鞅，成于惠王之取巴蜀，蚕食六国，并吞二周。’
战国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恶知周之必并于秦哉！
若所云‘后世男子，自称秦始皇，入我房，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
近于图澄、宝志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
《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诸侯之事也。
并存之，见诸侯之事可以继天子也。
《费誓》、《秦誓》之存犹是也。
○古文尚书汉时《尚书》，今文与古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
《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
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序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又曰：“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
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
此今文与古文为二也。
又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
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
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
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
遭巫蛊，未立于学官。”
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传《左氏》。
常授徐敖，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
“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
又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菜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
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
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
此又孔氏古文与张霸之书为二也。
《后汉书·儒林传》曰：“孔僖，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
又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又曰：“建初中，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
然则孔僖所受之安国者，竟无其传，而杜林、贾逵、马融、郑玄则不见安国之传，而为之作训、作传、作注解，此则孔、郑之学又当为二，而无可考矣。
《刘陶传》曰：“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
汉末之乱，无传。
若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则见于《旧唐书·艺文志》。
开元之时，尚有其书，而未尝亡也。
按陆氏《释文》言马、郑所注二十九篇，则亦不过伏生所传之二十八，而《泰誓》别得之民间，合之为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
其所谓得多十六篇者，不与其间也。
《书·经籍志》曰：马融、郑玄所传，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子旧书，自余绝无所师说。
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
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
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增多二十五篇，以合于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伪《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为篇，则为今之五十八篇矣。
其《舜典》亡阙，取王肃本“慎徽以下之传续之。
齐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兴者，于大航头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之朝，议咸以为非。
及江陵板荡，其文北入中原，学者异之，刘炫遂以列诸本第。
然则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于今日而益验之矣。
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
《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而谓之《尧典》，则《序》之别为《舜典》者非矣。
《左氏传·庄公八年》引“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引“念兹在兹”，《二十六》引“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允出兹在兹”，《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国语》周内史过引“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
而皆谓之《夏书》，则后之目为《虞书》者赘矣。
何则？记此书者必出于夏之史臣，虽传之自唐，而润色成文不无待于后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为言，明非当日之记也。
世更三圣，事同一家。
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不谓之《夏书》而何？
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记二帝之事，则言尧可以见舜，不若后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纪，而后为全书也。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
承上文皋陶所陈，一时之言也。
‘王出在应门之内’，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一时之事也。
《序》分为两篇者，妄也。
○书序益都孙宝侗仲愚谓：‘《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则《伯禽之命》、《康诰》、《康诰》，《周书》之三篇，而孔子所必录也。今独《康诰》存，而二书亡。为《书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是则不但《书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
其解‘命以伯禽’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切当，今录其说。
《正义》曰：‘《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今考传记引《书》，并无《序》所亡。
四十二篇之文，则此篇名亦未可尽信也。
○丰熙伪《尚书》《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
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
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这四海之外。
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
曰：‘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
‘徐市倭国本者。徐氏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以藏于家。’
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
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
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
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
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
《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
‘《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
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
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
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已。
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微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
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徵所注则又本之孙炎。
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
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
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
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
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
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
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中书校之，非是。
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收。
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
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廷登赞曰：假王莅政’之语，莽遂诊之，以称居摄。
是知惑世诬民，乃犯上作乱之渐，《大学》之教禁于未发者，其必先之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日知录-卷二-译文
帝王的称号叫尧、舜、禹，都是他们的名字。在古代没有称号，所以帝王都用自己的名字来记录，写文章时不会避讳。查阅《尚书》，帝说‘来吧，舜，来吧，禹’，这是在称呼他的臣子。尧去世后，舜和臣子说话，就说‘帝禹去世之后’。《五子之歌》中称‘皇祖’，在《胤征》中称‘先生’，没有提到尧、舜、禹的，是不敢称呼他们的君主。从启到发，都是用名字称呼的。夏朝末年，才开始有人用天干作为称号。桀的称号是癸，商朝的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都是用天干代替他们的名字，从天乙到辛都是用称号。商朝的国王有称号但不写名字，而名字在经典中出现的有两个：天乙的名字叫履，叫汤、叫纣，这也算是称号。称号是臣子可以称呼的，所以伊尹说‘只有我伊尹和汤’，在《颂》中称武汤、成汤、汤孙，也是称号。称文祖、艺祖、神宗、皇祖、烈祖、高祖、高后、中宗、高宗，而庙号由此产生。称元王、武王，而谥号由此设立。称大舜、神禹、大禹、成汤、宁王，称号变得繁复。从夏朝以前，都是质朴的，所以帝王有名而无称号。从商朝开始，逐渐变得文雅，所以有名有称号。而德行高尚的人，有谥号来赞美他们，于是周公制定了谥号制度。从天子到卿大夫，美恶都有谥号，而天干的称号不再设立。然而王季以上的君主不追谥，仍然使用商人的礼仪，这是文质之间的一种臣子之道。唉！这就是他们成为圣人的原因吧？
九族宗盟的排列，先同姓后异姓；丧服的规范，重视本宗族而轻视外亲。这肯定有它的来源，不是从周人开始的。“能够阐明后代的德行，以亲近九族。”孔子的解释认为是从高祖到玄孙的亲属，这是根据《丧服小记》中‘以三为五，以五为九’的说法，百世不会改变。《牧誓》列举商朝的罪行，只说‘昏庸抛弃了先王的父母兄弟’，而不涉及外亲；《吕刑》申命有邦，列举了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而不说甥舅，古人所说的先后顺序可以知道了。所以《尔雅》称内宗为‘族’，称母妻为‘党’。在《昏礼》和《仲尼燕居》中提到的‘三族’之文，康成都解释为父、子、孙。杜元凯则说：‘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以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不是自己的同族，都是外亲有服而异族的人。’那么，史官称呼帝尧，只提到他的远亲而忽略了亲近的亲属，难道不是颠倒了吗？而且九族作为同姓，在经传中都有明确的证据。《春秋·鲁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去世。”传曰：“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管皇九族之属籍，以区别昭穆之序，记载亲疏之别。”“九庙之子孙，其族五十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一，太宗之族十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在玄宗时期已经有七族，如果历经世代的增多，族数不止九个。因为五世亲尽，所以经文中提到的族从九世开始。《正义》中说高祖、玄孙之间没有相及的道理，不知道高祖的兄弟和玄孙的兄弟本来是可以相及的，就像后魏国子博士李琰所说的‘寿命有长短，世代有长短，不能得到统一’。就像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的：‘嗣濮王士歆，在隆兴是从叔祖，在绍熙是曾叔祖，在庆元是高叔祖。’这是明显的证据，何必在帝尧时代，高祖、玄孙的族中没有人同在呢？怀疑他们不相及而以外戚来替代，这也太不了解齐家治国的道理了。
《路史》说：‘亲近亲人，是治理的开始。’《礼·小记》说：‘亲近亲人，以三为五，以五为九，向上杀，向下杀，向旁杀，亲人就都包括在内了。’这就是所说的九族。人生有父亲，壮年有儿子，父子和自己，这是《小宗伯》中三族的分别。父亲是儿子的祖，向上推，推到自己的祖；儿子是父亲的孙，向下推，推到自己的孙。这是《礼传》中以三为五的说法。自己的祖，从自己的儿子角度看，是曾祖王父；从自己的孙子角度看，是高祖王父。自己的孙子，从自己的父亲角度看，是曾孙；从自己的祖角度看，是玄孙。所以再向上推到自己的曾祖、高祖，向下推到自己的曾孙、玄孙，这就是所说的以五为九。陈氏在《礼书》中说：‘自己亲近的人，以一为三；祖孙亲近的人，以五为七。《记》中没有提到，是因为父子一体，而说言、玄与曾同服，所以不区分不同。’服父三年，服祖期，那么曾祖应该服大功，高祖应该服小功，而都服齐衰三月，不敢用大小功旁亲的服制加在至高无上的君主身上。所以重视丧服的粗麻布，是尊重的表现；减少服丧的时间，是恩情的减少，这就是所说的向上杀。服适子三年，庶子期，适孙期，庶孙大功，那么曾孙应该服五月，和玄孙都服缌麻三月，曾孙服曾祖三月，曾祖回报也是三月。曾祖是尊贵的，所以加服齐衰；曾孙是卑下的，所以服缌麻，这就是所说的向下杀。服祖期，那么服世叔。应该服大功，因为和父亲一体，所以加服期。服世叔从子期，关系更疏远，加服不及，所以服小功。服族世叔，关系更疏远，所以服缌麻：这是从父亲而旁杀的。祖的兄弟服小功，曾祖的兄弟服缌麻，高祖的兄弟不服：这是从祖而旁杀的。同父至亲服期，同祖为从服大功，同曾祖为再从服小功，同高祖为三从服缌麻：这是从兄弟而旁杀的。父亲为子服期，兄弟之子服九月，不九月而服期，是因为他们还是子而提前了；从兄弟之子服小功，再从兄弟之子服缌麻：这是从子而旁杀的。祖为孙服大功，兄弟之孙服小功，从兄弟之孙服缌麻：这是从孙而旁杀的。服制有加服、回报、降服的区分。祖的齐衰，世叔从子之期，都是加服；曾孙的三月与兄弟之孙的五个月，都是回报。至于降服有四种，就不是五服的正制了。观察九族的教诲，如丧考妣的文辞，就可以知道宗族的名号、服制的规定，这在二帝之前就有了。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下诏召集四庙的儿子们，以及他们的玄孙后代。在皇信堂举行宗族宴会，不按照爵位高低排列，而是按照昭穆（家族中的辈分）来排序，使用家人的礼仪。这是根据古代圣人使家族和睦的意图推行的。
《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在古代是合为一篇的，所以在‘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四岳的咨询必定称‘舜曰’，是为了区别上文中的‘帝’。等到任命大禹时，开始称‘帝曰’，问答的言辞已经明确，就没有嫌疑了。
惠迪吉、从逆凶、善恶报应的说法，圣人曾经提到过。大禹说‘惠迪吉，从逆凶，惟景响’，汤说‘天道福善祸淫’，伊尹说‘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说‘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孔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难道真的有上帝掌管祸福，就像道家所说的天神观察善恶，佛教所说的地狱果报吗？善与不善，是气相互感应的结果，就像水会湿润，火会干燥一样，不期然而然，无不感应，无不回应。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志台则动气’，而《诗经》所说的‘天之牖民，如熏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
‘懋迁有无化居’。化指的是货物。流通而不积聚称为化，积聚而不散布称为货。唐虞时代，只称为化。到了殷商时期，才开始用货来命名。《仲虺》中有‘不殖货利’的话，三风有因贪图财物而受到警戒的事例，而《盘庚》的诰辞中说‘不肩好货’，于是‘移化’的字义变成了‘化生’、‘化成’的化，而贪婪的君主、发财的富人多积累不流通的货物。
舜创作了《南风之歌》，这就是所说的用九歌来劝勉人们。读了这首歌，才知道解救我国民众的怨恨，必须在于丰富我国民众的财富；而财富的丰富，才能吸引天下人的怨恨。
三江北江，就是现在的扬子江。中江，就是现在的吴淞江。不提南江，而用‘三江’来表示；南江，就是现在的钱塘江。
《禹贡》中涵盖了众多河流，没有遗漏浙江的道理，而会稽是过去诸侯会盟计算功绩的地方，只是因为施政较少，所以没有在导水部分提及。‘三江既入’，是一件事；‘震泽底定’，又是另一件事。后来的解读者必定会说三江都是从震泽来的，因为这两句话相呼应，所以说法才纷纭。
赐予土地和姓氏，现在的天下，人人没有土地，人人有姓氏。自从赐予土地和姓氏的制度废除后，从唐朝、宋朝以下，帝王的子孙与普通人一样，没有世守的根基；赐予姓氏的制度废除后，从魏、齐以下，北方游牧民族的姓氏混杂在华夏族中，失去了氏族的本源。后来的浅薄儒生，读《禹贡》而不知其义的人很多。
夏朝的第五个弟弟，在夏、商时期，天子的儿子被封为公侯的没有见于经书。因为太康虚有其位，所以有他的五个弟弟，如果他们一起建立封国，作为国家的屏障，羿怎么会篡夺夏朝呢？富辰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卦建亲戚，以蕃屏周。’而少康封他的庶子于会稽，以继承大禹的祭祀，二十多世，到了越国的勾践，最终称霸诸侯，有禹的遗风，这也许是受到太康孤立之祸的启发吧？至于孔子所说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也可以从这里得知。
只有那个陶唐氏有这个冀方，尧、舜、禹都建都河北，所以说是冀方。到了太康开始失去河北，五个弟弟带着他们的母亲跟从太康，于是迁都河南，传到相国，最终被浇所灭。古代的天子失去故都，没有能够保住国家的。
周朝失去丰、镐，平王东迁；晋朝失去洛阳，宋朝失去开封，元帝、高宗迁到江左，于是国势不振。只有殷朝的五次迁都，不是因为敌人的窥视，形势不同。唐朝自唐玄宗以后，天子多次外出巡视，但不久又复国，这是因为没有放弃长安。所以郭子仪回京的标志，代宗泪流满面；宗泽回京的奏章，忠义之心归附。唉！幸亏夏桀纵欲，不被民心所附，少康才得以凭借一小股力量诛杀了他。后世君主不幸失去都城，而有复兴之计的人，应该深思啊！夏朝的都城本来在安邑，太康在洛水北岸打猎，而羿在边境抵抗，于是冀方的土地被羿占据，只有黄河的东边和南边是夏朝所有的。到后相失去国家，依靠斟灌和斟鄩。于是派浇出兵，杀死斟灌，攻打斟鄩，后相于是被灭。把浇安置在过，以控制东方；把台安置在戈，以控制南方。那时有靡奔有鬲，在黄河以南。而黄河以内的地区，没有不处于混乱状态的了。结合魏绛、伍员两人的话，可以观察当时的形势。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谋，也难以想象他的力量。
古代的天子常居冀州，后人沿袭这个传统，于是把冀州作为中国的称号。《楚辞·九歌》：“览冀州兮有余。”《淮南子》：“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路史》说：‘中国总称为冀州。’《谷梁传》说：‘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
胤征羲和尸官，是因为不敬天；葛伯不祭祀，是因为不敬祖。至于调动六师进行诛伐，发动邻国的征伐，古代的圣人对于敬天尊祖的态度达到了极点。所以《王制》中说：天子巡视封地，削减或废除诸侯的权力，必须先从那些不敬天、不敬祖的人开始。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是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是指建子之月。因为汤去世必然是在前一年的十二月。殷朝进行练祭和禘祭，‘伊尹祭祀先王，奉嗣王祗见阙祖’，在宗庙中禘祭汤。先君的宗庙被祭祀，然后嗣子即位，所以成王即位，伊尹就明确指出烈祖的德行，来教育王。如果从桐宫回到毫，在三祀的十二月，那正好是当时的情况，而不是有所取用。‘即位’是指继承先君的位子。如果没有禘祭，那么对待死者就像对待生者一样，位子仍然是先君的位子，所以禘祭之后嗣子才能即位。殷朝进行练祭和禘祭，即位必定在一年之后；周朝是在周年祭祀后进行禘祭，所以过了一年才即位。有不等到葬礼就即位的情况，比如鲁国的文公、成公，他们的礼仪在末梢上有所缺失。
三年丧期结束后，才登上帝位，这是舜和禹的情况。进行练祭和禘祭后，然后即位，这是殷朝的情况。越过新年正月即位，这是周朝的情况。世道变迁越来越下，在灵柩前即位，成为后代的通行礼仪。
西伯姬昌平定了黎国，要想统一关中地区并统治天下，必须先占领河东地区。秦国在吞并了三晋之后才灭掉了燕国和齐国，苻氏在占领了晋阳之后才灭掉了燕国，宇文氏在占领了晋阳之后才灭掉了齐国。所以当西伯姬昌平定了黎国，商朝的人就感到非常恐惧了。
古代的少师官职虽然不同但名字相同的有‘太师’和‘少师’。比干担任少师时，《周官》中称他为‘三孤’，而《论语》中的少师阳是乐官的副手，在《周礼》中被称为‘小师’。所以《史记》中说纣王将要灭亡时，太师疵和少师强抱着乐器逃奔到周朝，而后来儒者误以为这是微子。
商纣王之所以灭亡，并不是因为自古以来的国家在和平时期久了，法制废弃，上级的命令不能在下级执行，没有不灭亡的。纣王因为不仁而灭亡，天下人都知道这一点。我认为并不完全是这样。纣王作为君主，沉溺于酒色，炫耀一时的威风，以至于残忍到剖腹取胎，这和齐文宣帝有相似之处。商朝衰落已经很久了，一次变革就有《盘庚》之书，但卿大夫不服从君主的命令；再次变革有《微子》之书，但小民不畏国家法律；到了‘攘窃神祇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可以说是民众玩弄君主，而威严的刑法不立。
即使以中等才能的君主来治理，也无法保证国家的安全，何况纣王如此狂饮滥醉、昏庸暴虐，祖伊奔走相告却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呢？文宣帝的恶行未必比纣王少，但齐国因为强大而存续；高纬的恶行未必比文宣帝严重，但齐国却灭亡了：文宣帝继承了神武的余威，法纪大致建立，又有杨坚等人辅佐，君主虽然昏庸但下面政治清明；到了高纬，国法荡然无存，所以宇文氏得以夺取。那么，讨论纣王的灭亡和武王的兴起，如果说是因为至仁伐至不仁，这是一种片面的说法，并不是彻底的分析。
武王伐纣时，武王攻打商朝，杀了纣王，立他的儿子武庚为王，没有毁掉宗庙，也没有迁移社稷，当时商朝并没有灭亡。之所以和以前不同，是因为武王没有朝见诸侯，也没有拥有天下。所以《书序》中说：‘三监和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将要废黜商朝，写了《大诰》。’又说：‘成王废黜了商朝的命，杀了武庚。’所以商朝的灭亡，天下丧失，是在纣王自己燔烧自己时；而国家的灭亡，是在武庚被杀时。武庚在商朝存在了十多年，如果武庚不叛乱，商朝就不会被废黜。
武王攻克商朝后，天下大定，分封土地建立国家。他没有用原来的都城封给周朝的臣子，而是让武庚降为侯国，仍然能够守护祖先的故土。武王没有想统治天下的野心，也不怀疑他的子孙会叛逆，这就是和后世篡位弑君者不同的地方。武庚叛乱后，武王命令微子启代替商朝，而必须是在宋国，因为大火之祀，商人是因，所以没有迁移他们的土地。
因此，我们知道古代圣王的征伐，夺取天下而不夺取国家，诛杀君主，安抚民众，保留先世的宗庙就可以了。武王难道不知道商朝的臣民，不愿意成为周朝的人，都是故都的人，公族、世家所聚集的地方，流风善政所存的地方，一旦有动荡，很容易动摇，所以他必须保留商朝的后代。他不是因为怀疑后代叛逆，而是明确告诉万世，夺取天下的人没有灭国的义务。所以宋公朝见周朝时说‘臣’，周人对待他说‘客’。从天下的角度来看，宋国是向周朝称臣；从本国人的角度来看，则是商朝的臣子事奉商朝的君主，和以前没有变化。
平王以下，距离微子时代已经很远了，但人们说‘孝惠取于商’，说‘天弃商久矣’，说‘利于伐姜，不利于子商’，我知道宋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国，是因为自武庚被杀后，宋国重新被封，于是商人明白知道武王、周公的心意，君臣上下各安其位，不再有恐惧和不满的情绪。和后世君主一次性夺取他国，毁掉宗庙，迁移重器的情况不同。
有人说：迁移殷朝的顽民到雒邑有什么关系？我说：把‘顽民’理解为商朝风俗败坏的人，是先儒的误解。古代先王用兵，不杀而待人以仁。东征之战，所诛杀的只有君主一人，武庚而已；主谋一人，管叔而已。以下的人被囚禁，以下的人投降，以下的人被迁移。所谓的顽民，都是叛乱的人。没有连坐并诛的法律，又不能让他们回到殷都，所以不得不迁移，但出于对他们内心的同情。
不忍将他们流放到四裔，所以将他们安置在雒邑；又不愿明确说他们叛乱，所以只说‘殷顽民’。那些和叛乱者一起迁移的人，大多是商朝的世臣大族；而那些不参与叛乱留在殷都的人，就像祝佗所说的‘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一样，并不是整个国家都迁移。
有人说：怎么知道他们是叛党呢？我说：根据召公的话，仇民是知道的，不叛乱怎么会说仇呢？这不是针对百姓的，古代圣王不会和一国为敌。
自古以来，没有杀君的事情。汤对桀，只是放逐了他。如果纣王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会像对待桀一样对待纣；纣王自焚，这是武王的不幸。当时八百诸侯，虽然都有除暴安良的志向，但一旦听说君主被杀，天下的人也会感到震惊和恐惧，不能不归咎于武王，这就是伯夷之所以指责武王暴虐的原因。等到他改变了商朝的政策，封赏了商朝的后人，而不侵犯他们的土地，天下的人才知道武王的军队不是无谓的，然后才安心于纣王的灭亡，不认为是周朝军队的过错，所以《箕子之歌》中怨恨的是狡童，而没有其他的怨恨。
《多士》之书中说：‘三月，周公在新都洛邑，用这个机会告诉商朝的士人。说：“不是我们小国，敢攻击殷朝的命。”’亡国的百姓被称为‘商王士’，新朝的君主自称‘我小国’，以天下为公，而不抹去他们旧日的名分，商人因此心中喜悦并真心服从。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这是对它的根基。
《泰誓》中说：‘商朝的德泽深厚。每一寸土地都不是没有的，每一个百姓都不是不是他的臣子。’武王伐纣时说：‘独夫受，你这样作威作福，是你世仇。’说：‘现在，我以你们众士，消灭你们的仇敌。’可以到这个地步吗？纣王的不善，也只限于他自己，甚至把他的先世也当作仇敌，难道不是《泰誓》的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者吗？
‘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征商必克。’攻打君主的大事，却把希望寄托在梦中，谁会相信呢？这大概就是《吕氏春秋》中记载的伯夷的话，说武王用梦来说服众人。
《孟子》引用《书》中说：‘王说：“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们的，不是敌对百姓。如果你们愿意，可以低头。’”现在改为：‘没有人敢不敬畏，我并不敌对百姓，百姓们都很敬畏，就像低头一样。’后世的儒者虽然曲解了这句话，但无法解释通。
‘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征商必克。’攻打君主的大事，却把希望寄托在梦中，谁会相信呢？这大概就是《吕氏春秋》中记载的伯夷的话，说武王用梦来说服众人。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意思是说，如果百姓有什么过错，那都是我的责任。因为百姓没有安稳的食物，没有遵循天性，没有遵守典章制度，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现在我应该顺应民心，惩罚那些无道的人。
《武成》说：‘王朝从周朝开始，去征伐商。’《召诰》说：‘王朝从周朝开始，就到了丰。’《毕命》说：‘王朝从宗周开始，到了丰。’不敢乘车而步行出国门，这是对先王的极大尊敬。后来的君主骄傲放纵，于是有了乘坐车辇在国中行走的习惯，坐着接见群臣，这不是先王的制度。
《吕氏春秋》说：‘外出乘车，进入乘辇，都是为了自己舒适，这被称为招致祸患的机缘。’宋代的吕大防说：‘前代的君主在宫禁之中也乘坐车辇，但祖宗都是步行从内廷出来，到御前殿，这是勤勉身体的方法。’
《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因为诸子年长，应该学习勤劳，使他们不骄傲懒惰，命令内侍制作麻鞋和行滕。每次出城稍远，就马走两步，步行一步。’到崇祯帝时，也曾到南郊祈祷。唉！皇祖的教诲已经很久远了。
《中庸》说：‘武王末年接受天命，周公成就了文王、武王的德行，追封大王、王季为王。’《大传》说：‘武王在牧野的事后，就率领天下诸侯，拿着豆和笾，快速奔跑，追封大王、王季、文王。’这两种说法不同。现在按照《武成》所说：‘丁未日，在周庙祭祀。’而其告广东省邦冢君，称‘大王、王季’。《金瓯》的册祝说：‘若尔三王。’这说明武王时已经追封大王、王季，而《中庸》的说法并不准确；《绵》这首诗上面称‘古公亶父’，下面称‘文王’，这说明在古公亶父还没有上尊号之前，文王已经称王，而《大传》的说法也不准确。仁山金氏说：‘武王举兵之日，已经称王了。所以祭祀上帝，行天子之礼，而称‘有道曾孙周王发’，必定不是史臣追记的言辞。后世的儒者，竟然怀疑圣人的事情而加以文饰，这是不对的。然而文王之王与大王、王季之王不是同时代，而追封大王、王季一定不在周公践位之后。
‘彝伦’指的是天地人的常道，比如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极都在其中，不仅仅是《孟子》所说的‘人伦’。能够尽自己的本性，以至于能够尽他人的本性，尽万物的本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化育，使彝伦有序。
古人求神的方法不止一种，所以卜筮并用，而最终以龟卜为主。《周礼·筮人》说：‘凡国家的大事，先筮而后卜。’注解说：‘应当使用卜的，先进行筮，这样事情就有渐进的过程，如果筮的结果是凶，就不进行卜。’然而《洪范》有‘龟从筮逆’的说法，这说明古人并不拘泥于这一点。大卜掌管三种卜兆的方法。其经兆之体都有一百二十种，其颂辞都有一千二百条，所以《传》说：‘筮短龟长。’自汉文帝以来，还有大横的兆象；《艺文志》有《龟书》五十三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之后就没有听闻了。唐代的李华甚至有废除龟卜的言论。
周公居住在东边，国中有疑虑，周公又外出居住，但上下安宁，没有内忧外患，这都是两位公卿的功劳。武王在誓师时说‘我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微子在周朝，接受国家而没有接受爵位。接受国家是为了保存先王的祭祀，不接受爵位是为了表示自己不成为臣子，所以终身被称为‘微子’。微子去世后，立他的弟弟衍，这就是微仲。衍继承他哥哥的地位，是继承宋国而不是继承微子。为什么称微仲呢？还是因为微子的心。至于衍的儿子稽就远了，于是开始被称为‘宋公’。唉！我在《洪范》的书中说‘十有三祀’，在《微子之命》中以其旧爵位命名篇章，可知武王、周公的仁德，不夺取别人的东西。
《酒诰》说：‘酒是上天降下的命令，也是上天降下的威严。’纣王因为酗酒而灭亡，文王因为不酗酒而兴盛。兴亡的关键都在于酒，所以保护天命、敬畏天威，后人不可不谨慎。
《召诰》说：‘古代吉行，每天五十里。’所以召公营建洛邑，乙未日从周出发；戊申日到达洛邑，总共十四天，军队行军每天三十里。所以武王伐纣，癸巳日从周出发；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总共二十五天。《汉书》认为是三十一天，是错误的。
《微子之命》把微子称为殷王的元子。《召诰》又把纣称为元子，说：‘皇天上帝，改换了你的元子，这就是大国殷的命。’又说：‘有王虽然小，也是元子啊！’君主被称为天子，所以仁人对待天就像对待亲人。
傅说告诉高宗说：‘学习古训，才能有锋芒。’武王在诰康叔时：既尊敬先父，又寻求殷先哲王的教诲，又寻求商汤的大臣，又寻求古先哲王的教诲。大保在成王即位时，先用‘稽我古人之德’，然后进言‘稽谋自天’。成王在创作《周官》时，也说：‘学习古入官’，说‘不学无术’。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好古敏以求之。’又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原则是一样的。不学习古训而想要求天意，岂不是不耕而求获吗？
‘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这是性善说的来源。‘节性，惟日其迈’，这是性相近说的来源。‘岂弟君子，俾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命里有着性。君子不认为命就是一切。
你应当敬重地认识百官和享人，君主坐在明堂上面对九牧，不仅要知道众人的好恶，还应当了解四国的忠诚与奸诈。因此，嘉禾同颖，美侯服之宣风；底贡厥獒，戎明王之慎德，这就是所说的‘敬识百辟享’。过去唐明皇治理国家时，接受了张相千秋的镜子，听了元生的《一之歌》，也能把正直的话当成珠玉，把仁德贤能的人当成珍宝。但等到王心一动荡，阿谀奉承的人日渐增多，他开凿了广运水潭，引进江南的货物，广陵的铜器、京口的绫衫。锦缆牙樯，绵延数里；华丽的服装，和者百人。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因为享乐过度而死去。《易经》说：‘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像明皇这样的人，岂不是因为享乐过度而民众说他不享乐吗！
只有你们的王家，我来到朝见的时候不去殷朝而去了周朝，有诉讼的人不去殷朝而去了周朝，于是周朝成为天子的封地，而殷朝则成为侯服。这就是所说的‘只有你们的王家，我来到朝见’。
王从奄地回来，《多方之诰》说：‘五月丁亥，王为自奄。’而《多士》中，王说：‘昔日朕来自奄。’这说明《多方》应该在《多士》之前，后人弄错了篇章的顺序。奄地背叛了周朝，是因为武庚被诛杀后害怕，于是与淮夷、徐戎一起反叛，周公东征，一直持续了三年。战胜后，成王占领了奄，大概是去巡视各地，《尚书序》中说‘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孔颖达认为奄再次反叛，是因为拘泥于篇章的先后顺序而做出的解释。
建立官员制度，成王写了《周官》一书，说‘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时代相近，它们的官员数量为何相差如此之大呢？而且天下的事情，即使是微小的职位，如委吏、乘田也不能缺少，而说二帝之世就能用百官管理内外事务，我不敢相信。查阅传注，也只是认为根据时代需要来制定，但并没有详细说明实际情况。我认为唐、虞的官员不止百人，而他们咨询和任命的官员有二十二人，其余九官的助手，如殳、伯与、朱虎、熊罴等人，以及侍御仆从，直到州十二师，外至四海，都建立了五长，能直接报告给天子的不过百人而已，其他则由穆王命令的所谓‘慎简乃僚’，而天子不亲自参与他们的升迁。
司空，孔颖达解释说‘主国空土以居民’，未必正确。颜师古说：‘空，指洞穴。古人住洞穴，主管穿土为穴以供人居住。’《易经传》说：‘上古穴居而野处。’《诗经》说：‘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现在河东地区还有很多人住在洞穴里。洪水之后，没有比安顿民居更重要的了，所以伯禹设立了司空，成为九官之首。
阅读《顾命》篇章，看到成王刚去世的时候，康王和他的大臣们都显得很平静，没有哀痛的言辞。以召公、毕公的贤能，反而不如子产、叔向，这确实令人怀疑。反复阅读后，发现其中可能有脱简。从‘狄设黼绂、缀衣’以下，应该属于《康王之诰》。从这部分以上，记载了成王的顾命、去世的事情；从这部分以下，记载了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见诸侯的事情。古代君主即位之礼非常重视，即位于庙中，接受先王的命令，祭祀完毕后朝见群臣，群臣布币而见，然后成为君主。《春秋》记载鲁公即位则书，不即位则不书，大概是因为遭遇时变，而不行此礼，如庄公、闵公、僖公等。康王在太平时期，作为继位君主，史书记录了他的仪式和训诫，作为一代的大法，这就是《尚书》之所以流传下来的原因。《礼记》说‘未没丧，不称君’，而今书说‘王麻冕黼裳’，这是逾年的君主；又说‘周卒哭而禫’，而今说‘诸侯出庙门俟’，这是已禫之后的事情。《传》说‘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这是七月之后的事情。因为其中有脱简，后世的《尚书》研究者都把这部分内容系于‘越七日，癸酉’之下，因此产生了后儒的争论。但没有人思考在成王去世后的七天里，诸侯如何能全部到达？有人说：改变仪式可以吗？我说：这是周公制定的礼制，以宗庙为重，不敢穿凶服去接触神灵，解除三年的丧期，以尽一时之敬，这就是这个道理，而天子的守丧与士庶不同。《商书》有记载：‘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难道因为丧服而进入宗庙吗！
传承给后世，天下可以没有君主，所以尧崩后三年丧期结束，舜避开了尧的儿子，到了南河之南。传位给儿子，天下不能没有君主，所以‘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
从‘狄设黼裳、缀衣’以下，都是关于朝廷的陈规。设有四席的地方，是朝见群臣、处理政事、养育国老、宴请亲属，这些都是新天子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关于国家灭亡的言论。
从‘王麻冕，黼裳’以下，都是关于庙宇中的事情。从‘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则是康王临朝听政的事情。周朝末年，确实有不等葬就先去庙中见先王的情况。
《左传·昭二十二年》记载：‘夏四月乙丑，王崩于荣氏。五月庚辰，见王。六月丁巳，葬景王。’这里的‘见王’指的是见王子猛在先王的庙中。不等期就见王子猛，不等时日就葬景王，这是因为子朝争夺王位；但是没有说‘即位’，只是说‘见王’。
谁说成王、康王在无事的时候会改变这些礼仪呢？《尚书》中脱简的地方很多。比如《武成》篇，蔡氏认为还有缺失的文字。《洛诰》中说‘戊辰，王在新邑’，那么王的到来洛阳是可以知道的，但两位公爵到了洛阳详细记载了月日，而王却没有记载。金氏认为中间一定有缺失的文字，可能是伏生年老而忘记了。
那么《顾命》的脱简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宾牟贾说：‘如果不是有关官员失去了传承，那么武王的意志就荒废了。’我在《顾命》中引用这句话，来断定千年以来的事情。
《说文解字》中说：‘矫，从矢，揉箭也。’所以有用力之意。《汉书·孝武纪》注引韦昭说：‘称诈为矫，强取为虔。’《周语》注：‘以诈用法曰矫。’
如果诚信被背叛，导致国家混乱，没有政治，小民有情感无法表达，有冤屈无法得到申理，于是不得不向神明求助，于是诅咒盟约的事情就发生了。
苏公遇到暴公的诬陷，就说‘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屈原遭到子兰的诬陷，就说‘告诉五帝来折断这邪恶的命令’；咎繇听取正直的声音，以至于里巷之人也是如此，而鬼神在人间来去，有时也会显灵，于是赏罚的权力就转移到了冥冥之中，而那些愚昧的百姓，他们害怕王的惩罚不如害怕鬼神的责罚。
然而世上的君子还是有所借鉴，以辅助王政的困境。今天所流传的地狱之说，感应之书，都是苗民诅咒盟约的遗风。
‘明明上天，鳃寡无盖’，如果王政在上行得通，那么人们自然不再向神明求助。所以说：‘有道的时代，鬼神不会显灵。’所谓断绝天地之间的联系，就是这样。
《文侯之命》在《竹书纪年》中记载：幽王三年，宠爱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逃亡到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九年，申侯邀请西戎和曾阝国。十年，王师攻打申。十一年，申人、曾阝人以及犬戎攻入宗周，杀害了王和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闻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朝有两个王同时存在。
平王元年，王东迁到雒邑。晋侯会合卫侯、郑伯、秦伯，率领军队跟随王进入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在携杀了王子余臣。那么，《文侯之命》是报答他立己之功，并期望他能够杀死携王。
郑公子兰跟随晋文公东迁，请求不要围攻郑国，晋人答应了。现在平王已经立在了申，从申迁到雒邑，又让周人为他守卫申，那么申侯的攻打，幽王的被杀，不能不说是出自平王的意图。
当时诸侯只知道王位应该由他的后代继承，而不考虑他们是否参与了弑君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惩罚。虢公立王子余臣，可能也是基于这个考虑。
自从文侯用兵，代替携王除去威胁，平王的王位就稳定了。后人只是根据成败来评判，而不考察其中的原因，于是认为平王能够继承文武的遗业，惋惜他放弃了岐、丰七百里之地，这哪里能够了解当时的情况呢！
孔子生于两百年之后，可能有所不忍说，所以把《文侯之命》收录在《尚书》中，把《扬之水》收录在《诗经》中，其用意微妙。
《传》中说‘平王东迁’，其实是周朝的臣子美化他的名字，实际上并非如此。凡是说迁的，都是从彼到此的词语，就像盘庚迁到殷一样。
幽王失去了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无存，镐京之地已经为西戎所有。平王于是从申东迁到雒邑，天子的国家与诸侯没有区别，而且又有携王与他相抗衡，作为君主二十年，能够保留周朝的祭祀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哪里还期望其中兴呢！
《秦誓》有《秦誓》，所以收录《秦誓》；有《秦诗》，所以收录《秦诗》。只是记录，没有创作。
说孔子预知天下将会统一于秦国而保存它，这是小看了孔子的智慧。秦穆公的强盛，只是称霸西戎，未曾成为中国盟主，无论齐桓公、晋文公，甚至不敢望楚灵王、吴夫差的项背，合诸侯而掌握天下的大权。
秦穆公之后，秦国大概进入中衰。吴渊颍说：‘秦的兴起，始于孝公任用商鞅，成于惠王取得巴蜀，蚕食六国，吞并两周。’战国时期的秦国，不是春秋时期的秦国，距离孔子去世已经很久了，孔子怎么知道周一定会统一于秦国呢！
如果所说的‘后世男子，自称秦始皇，进入我的房间，颠倒我的衣裳，到沙丘而亡’这样的话，接近图澄、宝志之流，不是用来评价孔子的。
《甘誓》是天子的事情；《胤征》是诸侯的事情。两者都收录，说明诸侯的事情可以继承天子的事情。
《费誓》、《秦誓》的收录也是如此。
古时候的《尚书》分为今文和古文两大类，而古文内部又有两种不同的版本。《汉书·艺文志》记载说：《尚书》的古文版本共有四十六卷，包含五十七篇。师古注释说：孔安国的《书序》中提到共有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他奉命作《传》时，引用《序》的内容，每篇前面都加上了标题，最终确定了五十八篇。郑玄的《序赞》中说后来又丢失了一篇，所以只剩下五十七篇。又说：经文部分有二十九卷，大夏侯、小夏侯和欧阳三家各有不同的版本。师古注释说：这二十九卷是伏生传授下来的。这就是今文和古文的不同之处。
《古文尚书》是从孔子的墙壁中发现的。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拆毁孔子故居，想要扩建宫殿，发现了《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古文书。共王进入故居，听到弹琴吹瑟、敲击钟磬的声音，感到恐惧，于是停止了拆毁。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人，他得到了这些书籍，通过考证，发现二十九篇，又多出了十六篇。安国将这些书献给朝廷，但因为在巫蛊事件中，这些书没有被列入学官的名单。刘向用中古文校对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时，发现《酒诰》缺失了一个简，《召诰》缺失了两个简。平均每简二十五字的地方，缺失也是二十五字；每简二十二字的地方，缺失也是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缺失的字数也有几十个。
《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来阅读，因此开创了他家的学问。失传的《尚书》得到十余篇，这比现在所知的《尚书》还要多。因为巫蛊事件，这些书没有被列入学官。安国担任谏大夫时，传授给都尉朝，都尉朝传授给胶东庸生，庸生传授给清河胡常少子，又传授给《左氏》。胡常传授给徐敖，又传授给《毛诗》。传授给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传授给河南桑钦君长。
王莽时期，所有学问都得到了重视。刘歆成为国师，王璜、涂恽等人地位显赫。又说：世上传说的百两篇出自东莱张霸，他分析合并了二十九篇，变成了数十篇。又从《左氏传》、《书序》中选取内容，作为开头和结尾，总共有一百零二篇，每篇可能只有几简，文意浅薄。成帝时期，寻找古文的人，张霸因为能提供百两，被征召到中书省进行校对，结果发现并非真正的古文。
《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僖是鲁国人。从孔安国以下，世世代代都传承着《古文尚书》。又说：扶风杜林传承《古文尚书》。杜林的同乡贾逵为他作训诂，马融作传，郑玄作注解，因此《古文尚书》得以在世间流传。建初年间，皇帝下诏让高才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然这些书籍没有列入学官的名单，但那些学习的人都被提拔为讲郎，供职于近署。
然而，孔僖所接受的安国的学问，最终没有传承下来，而杜林、贾逵、马融、郑玄则没有看到安国的传承，却为他作训诂、作传、作注解，这表明孔、郑的学问又分为两派，而无法考证了。《刘陶传》记载：刘陶对《尚书》、《春秋》进行了训诂，推论三家《尚书》和古文，纠正了三百余处文字，命名为《中文尚书》。汉末的混乱中，这些书籍失传。如果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则见于《旧唐书·艺文志》。开元时期，这些书籍还存在，但并未消失。根据陆氏《释文》的说法，马、郑所注的二十九篇，也不过是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而《泰誓》是从民间得到的，合并为二十九篇，但并非现在的《泰誓》。他所说的多出的十六篇，并不包括在内。
《书·经籍志》记载：马融、郑玄所传的，只有二十九篇，还掺杂了今文，不是孔子的原著，其余的完全没有传承。晋朝秘府所保存的《古文尚书》经文，现在已经没有传承者。到永嘉之乱时，欧阳、大小夏侯的《尚书》都消失了。到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首先得到了安国的传承，增加了二十五篇，与伏生的二十八篇相合，去掉了伪《泰誓》，又将《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分为一篇，变成了现在的五十八篇。其中《舜典》有缺失，取王肃的版本中‘慎徽以下之传’来补充。齐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兴在大航头得到了残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给朝廷，大家认为这不是真的。到江陵战乱，这些文字北传到中原，学者们对此有争议，刘炫于是将它们列为本子的不同版本。
那么现在的《尚书》，今文和古文都有，三十三篇是杂取了伏生、安国的文字，而二十五篇是出自梅赜，‘舜典’二十八字是出自姚方兴，合并在一起。《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今天这一点更加得到了验证。
我怀疑古时候有《尧典》没有《舜典》，有《夏书》没有《虞书》，而《尧典》也是《夏书》。《孟子》引用‘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称之为《尧典》，那么《序》中另外提到的《舜典》是不对的。《左氏传·庄公八年》引用‘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用‘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用‘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用‘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用‘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次引用‘念兹在兹’，《二十六年》引用‘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用‘允出兹在兹’，《十八年》引用‘官占惟先蔽志’，《国语》周内史过引用‘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都称之为《夏书》，那么后来将它们称为《虞书》的多余了。
为什么？记载这本书的人一定是夏朝的史官，虽然传到唐代，但润色成文肯定也少不了后人的贡献，所以篇首说‘曰若稽古’，以古为言，说明这并非当日的记录。世事变迁，三位圣帝的事迹都是出自一家。以夏朝的臣子追记两位帝王的往事，不称之为《夏书》又是什么呢？只有以夏朝的臣子追记两位帝王的往事，那么尧的事迹就可以从夏朝的文献中看出，不像后人的史书，每位帝王立一本纪，然后编纂成全书。
皇帝说：‘来，禹，你也大胆地说说。’这是承接上文皋陶所陈述的内容，是同时期的话。“王出在应门之内”，这是承接上文‘诸侯出庙门俟’的内容，也是同一时期的事情。《序》分为两篇，是错误的。
《书序》益都孙宝侗仲愚认为：《书序》是后人伪造的，逸失的《书》名也有很多不正规。比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诉苌弘，说到鲁国时说：‘用《伯禽》的命，封于少虚。’说到卫国时说：‘用《康诰》的命，封于殷虚。’说到晋国时说：‘用《唐诰》的命，封于夏虚。’这三篇《伯禽之命》、《康诰》、《唐诰》是《周书》中的三篇，孔子一定会收录的。现在只有《康诰》存在，其他两篇都丢失了。为《书序》的人不知道这些篇名，没有列入百篇之中，疏漏很明显。因此，不仅《书序》可疑，连百篇的名字也未必可信。
《正义》说：《尚书》在秦朝时期丢失了。汉初，不知道有多少篇。武帝时期，有一个名叫孔臧的大常蓼侯，是安国的堂兄。他给安国写信说：‘当时的人只知道有《尚书》二十八篇，说是取象于二十八宿，认为是真的，不知道有百篇。’现在考察传记中引用的《尚书》，并没有《序》中所说的丢失的篇目。四十二篇的文，这篇的名字也未必完全可信。
丰熙伪造的《尚书》《五经》在秦朝火灾之后被发现，其中固然可能有错误。学者不幸，生活在两千多年之后，信古而存疑，这是他们的本分。近代研究经书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标新立异，因为他们的说法与别人不同，不足以取信于人，于是舍弃本经的训诂，而求助于诸子百家的书籍；还不够，就舍弃近代的文献，而求助于远古的文献；还不够，就舍弃中国的文献，而求助于四海之外的文献。比如丰熙的古书《世本》，尤其令人惊讶。说：‘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从《帝典》到《微子》为止。后来附上了《洪范》一篇。’‘徐市倭国本者。徐氏为秦博士，因为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把古书全部带到岛上，建立了倭国，就是现在的日本。这两个国家所翻译的书籍，是河南布政使庆录的大父得到的，收藏在家中。’按照宋欧阳永叔的《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这表明过去已有这种说法，而叶少蕴已经对此表示怀疑。诗人的寄托之词，难道一定真有其事吗？日本对唐朝的朝贡已经很久了。从唐朝到宋朝，历代皇帝求书的诏令都没有得到，而在两千多年之后庆才得到，他得到后也不向朝廷献上而是收藏在家中，这是为什么？至于说‘箕子传《书》古文从《帝典》到《微子》’，那么不应该有其他散失的书籍，而且每一篇都与伏生、孔安国所传的完全相同。他说的‘后来附上了《洪范》一篇’，大概只是看到《左氏传》三次引用《洪范》，都称之为《商书》。却不知道‘王’是周人的称呼；‘十有三’是周史的记载，不能算作商人的书籍。《禹贡》把‘道山道水’移到‘九州’之前，这是不知道古人先经后纬的道理。《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因为不押韵而改为‘可不敬乎’？说是本于鸿都石经。据《正义》说，蔡邕所书的石经《尚书》只有今文三十四篇，没有《五子之歌》，熙又怎么不考证就胡说呢！天子失官，学问在四方，如果真的有残篇断简，可以补充经文，帮助圣道，是君子所追求的，也担心得不到的。如果对经文没有帮助，只是标新立异来迷惑人，那么对于学问来说，也可以称之为异端了。我因此感叹，过去的君子，遵守经文，即使是章节先后之间也不敢随意改动，所以元行冲奉明皇的旨意，用魏微所注的《类礼》，撰写疏义，成书，上进，却被张说反驳，说章句隔绝，与旧本不符，最终没有能够立于学官。
《礼记》是二戴所收录的，不是孔子所删，何况篇章的次序，原本就没有深意，而魏徵所注则是本于孙炎。以历代名儒的作品，加上诏旨，都不能改变经生的坚守，可见唐人对经传的严谨是这样的。所以啖助在《春秋》方面，超越三家，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史氏仍然批评他不遵循所继承的，自以为是，认为是后生诡辩的基础。近代的人，在阅读经书方面，粗心大意，远远不如古人，又没有先儒作为依据，就随心所欲地创作，不断修改传记，进而议论圣经；更不断修改章句，进而修改文字。这是陆游对宋人的感慨，而现在更加严重。徐防有话说：‘现在不依循章句，随意穿凿附会，以遵从师说为不义，以自己的理解为准，轻视道术，逐渐成为习俗，唉！这是学者应该深戒的。’像丰熙这样的人，就不足以讨论了。
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一百零二篇，用中书校对，发现不是真的。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令保存他的书籍。后来樊并谋反，才废除他的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廷登赞曰：假王莅政’的话，莽就以此为依据，称居摄。由此可知，迷惑世人，欺骗民众，是犯上作乱的开始，《大学》的教育禁止在事情发生之前，这一定是首先要注意的。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日知录-卷二-注解
帝王名号：古代帝王的称号，包括名和号。名是帝王的个人名字，号则是后人对帝王的尊称。
名：指人的名字，古代帝王、贵族等在临文时不回避自己的名字。
号：古代对帝王的尊称，通常由臣子或后人所赐。
十干：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用于纪年、命名等。
夏后氏：夏朝的统治者，夏后氏是夏朝的姓氏。
桀：桀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以其暴政著称。
商：商朝的朝代名称，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
伊尹：商朝的开国功臣。
汤：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以仁政著称。
纣：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名纣。
谥：古代帝王、贵族等死后，根据其生平事迹所给予的尊称。
周公：周公是指周公旦，周武王的弟弟，辅佐成王处理国家大事。
九族：古代称同宗族的人为九族，包括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孙、曾孙、玄孙。
宗盟：古代家族或宗族之间的联盟。
丧服：古代丧葬仪式中，亲属按照亲疏关系所穿的丧服。
后德：帝王的德行。
《尚书》：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汇编。
《五子之歌》：《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周公对五子的训诫。
《胤征》：《胤征》：《尚书》中的一篇。
《尔雅》：中国古代的一部词典，汇集了古代的词语、方言、风俗等。
《昏礼》：《礼记》中的一篇，记载了古代的婚礼仪式。
《仲尼燕居》：《礼记》中的一篇。
《春秋》：古代一部编年体史书。
《唐六典》：唐代的一部官制典籍。
《路史》：古代的一部地理志。
《礼·小记》：《礼记》中的一篇。
《小宗伯》：《周礼》中的一篇，记载了周代的官制。
《记》：古代文献。
服纪：指丧服的等级和规定。
后魏孝文太和：后魏，即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孝文帝，即元宏，是北魏的第七位皇帝。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指的是他在位期间的某一年。
四庙之子：四庙，指祖庙、考庙、王庙、昭庙，是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庙宇。四庙之子，指的是这些庙宇中的直系后代。
玄孙之胄：玄孙，是古代宗法制度中的一种称呼，指的是曾孙的儿子，即高曾祖孙的孙子。玄孙之胄，即玄孙的后代。
皇信堂：皇信堂，古代宫殿中的堂名，是皇帝举行重要活动的地方。
昭穆：昭穆，是古代宗法制度中的一种称呼，指的是宗族中辈分的高低，昭为高辈，穆为低辈。
家人之礼：家人之礼，指家庭内部的礼仪，强调亲情和家族的和谐。
古圣人：古圣人，指古代的圣贤，如孔子、孟子等。
睦族：睦族，指和睦家族，强调家族内部的团结。
尧典：尧典，指《尚书》中的《尧典》，是古代中国的一部重要经典。
舜典：舜典，指《尚书》中的《舜典》，是古代中国的一部重要经典。
四岳：四岳，指古代四方的地方官员。
帝：帝，指古代的帝王。
惠迪吉：惠迪吉，指顺从道德的人会得到吉祥。
从逆凶：从逆凶，指违背道德的人会遭遇凶险。
善恶报应：善恶报应，指善行会得到好的结果，恶行会得到坏的结果。
大禹：大禹，即夏禹，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治水英雄。
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出自《周易》，意思是积累善行的人家，必然会有多余的喜庆；积累恶行的人家，必然会有多余的灾殃。
志台则动气：志台则动气，出自《孟子》，意思是人的志向会影响其情绪。
天之牖民，如熏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这句话出自《诗经》，意思是上天对待百姓，如同吹熏香、敲篪、捧玉璋、握玉圭，既给予又携带。
懋迁有无化居：懋迁有无化居，指促进商品的流通和交换。
化：化，指货物。
货：货，指财物。
唐虞之世：唐虞之世，指唐尧和虞舜的时代。
殷人：殷人，指商朝的人。
仲虺：仲虺，是商汤的大臣。
三风：三风，指商朝的三种恶劣风气。
盘庚：盘庚：商朝的一位君主。
移化：移化，指移动货物。
化生：化生，指产生货物。
化成：化成，指货物成熟。
南风之歌：南风之歌，指舜所作的《南风歌》，是一首反映民情和治理思想的诗歌。
愠：愠，指愤怒。
阜：阜，指使丰富。
三江：三江，指古代的三条大江，即扬子江、吴淞江和钱塘江。
震泽：震泽，指古代的一个湖泊，位于今江苏省苏州市一带。
锡土姓：锡土姓，指古代帝王赐予土地和姓氏以封侯。
厥弟五人：厥弟五人，指夏朝的太康的五个弟弟。
茅土：茅土，指古代帝王赐予诸侯的土地。
国屏翰：国屏翰，指国家的屏障和支柱。
羿：羿，指夏朝的君主，因篡位被灭。
少康：夏朝的君主，少康之虚即少康的封地。
句践：句践，即越王勾践，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君主。
冀方：冀方，指古代的冀州，位于今天的河北一带。
玄宗：玄宗，指唐玄宗李隆基，是唐朝的第八位皇帝。
长安：长安，指古代的都城，即今天的西安。
浇：浇，指夏朝的君主，因篡位被灭。
斟灌：斟灌，是古代的一个部落。
斟鄩：斟鄩，是古代的一个部落。
魏绛：魏绛，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
伍员：伍员，即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大夫。
布德兆谋：布德兆谋，指布施恩德和制定谋略。
冀州：冀州，指古代的一个州，位于今天的河北一带。
九歌：九歌，是《楚辞》中的一篇。
女娲氏：女娲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位女神。
黑龙：黑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神兽。
中国：中国，指古代的中原地区。
郑：郑，指古代的一个国家。
胤征：胤征，指古代帝王派遣使者征讨。
羲和：羲和，是古代神话中掌管太阳的神。
葛伯：葛伯，是古代的一个部落首领。
六师：六师，指古代的六军。
王制：王制，指古代的帝王制度。
元祀：古代的年号。
乙丑：古代的干支纪年法中的一个日期。
成德：成德，指成就的德行。
桐：桐，指古代的一个地名。
毫：毫，指古代的一个地名。
三祀：三祀，指帝王即位后的第三年。
期年：期年，指一年。
柩前：柩前，指帝王去世后，其灵柩前。
通礼：通礼，指通用的礼仪。
西伯戡黎：西伯指的是周文王，戡黎是平定黎国的意思，这里指周文王平定了黎国。在古代，黎国是商朝的一个附属国，周文王平定黎国标志着周朝逐渐强大，为后来的并吞天下奠定了基础。
关中：关中是指位于今陕西省中部地区的地区，因其地处四关之中而得名，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河东：河东是指黄河以东的地区，古代中国的重要地区之一，历史上多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三晋：三晋是指战国时期的三个国家，即魏、赵、韩。
燕：燕国是战国七雄之一，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北部。
齐：齐国是战国七雄之一，位于今天的山东省东部。
苻氏：苻氏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建立者苻坚的姓氏。
晋阳：晋阳是古代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
宇文氏：宇文氏是北朝时期的鲜卑族姓氏，宇文泰是北周的开国皇帝。
太师：太师是古代的一种官职，通常指皇帝的师傅或辅政大臣。
少师：少师是古代的一种官职，与太师类似，但地位稍低。
比干：比干是商朝末年的一位忠臣，因谏诤纣王而被杀。
周官：周官是指《周礼》，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官制书。
论语：《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微子：商朝末年的一位贵族，周武王灭商后，他投降周朝。
殷纣：殷纣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以其暴政著称。
法制废驰：法制废驰指的是法律制度松懈，无法有效执行。
沈缅于酒：沈缅于酒形容沉溺于酒色。
刳孕胫：刳孕胫是形容纣王暴行的成语，意为残忍地杀害孕妇。
武王伐纣：武王伐纣是指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历史事件。
武庚：商朝末代君主商纣王的儿子。
三监：三监是指周公旦在商朝旧都设立的三位监察官。
淮夷：古代淮河流域的部族。
大诰：《大诰》是周公旦所著的一部法典。
微子启：微子启是微子的儿子，周公旦封微子启于宋国。
宋：宋国是周朝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东部。
大火：大火是指商星，古代用来表示商朝的象征。
雒邑：雒邑：周朝的都城。
顽民：顽民是指顽劣不化的百姓。
四裔：古代对边远地区的称呼。
召公：召公是指召公奭，周公旦的弟弟，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
伯夷：伯夷是商朝末年的一位贤人，因反对纣王而被杀。
箕子：商朝末年的贤臣，封于朝鲜。
泰誓：《泰誓》是《尚书》中的一篇，记录了周武王伐纣时的誓词。
洪惟：洪惟是古代的一种敬词，意为非常。
诞：诞是古代的一种敬词，意为确实。
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战国时期吕不韦编纂的一部综合性著作。
夷齐：夷齐是指伯夷和叔齐，商朝末年的两位贤人。
协朕卜：协朕卜是指武王通过占卜决定伐商。
休祥：休祥是指吉祥的征兆。
戎商：戎商是指讨伐商朝。
说众：说众是指说服众人。
罔或：罔或是古代的一种否定词，意为没有。
执非敌：执非敌是指坚持不是敌人。
百姓懔懔：百姓懔懔是指百姓恐惧不安。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句话出自《尚书》，意思是百姓的过错都在我一人身上，体现了古代君王的责任感和对民众福祉的重视。
王朝步自周：指周朝的君王出行时步行，表示对先王的尊敬和谦逊。
武成：《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周武王伐纣胜利后的情况。
召诰：《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周公召公的事迹。
毕命：《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周公的遗命。
辇：古代的一种车，用于君主出行。
《吕氏春秋》：吕不韦编纂的一部综合性著作。
宋吕大防：北宋时期的学者。
《太祖实录》：记载宋朝太祖赵匡胤事迹的史书。
吴元年：指明朝建立前的年份。
《中庸》：《四书》之一，儒家经典。
大王、王季：指周文王和周武王。
《大传》：指《史记》中的《周本纪》。
大王、王季之王：指周文王和周武王在世时的王位。
彝伦：指天地人之间的常道和秩序。
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极：古代儒家所提倡的宇宙和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
龟从筮逆：古代占卜时，龟卜和筮卜的结果不一致，以龟卜为准。
《周礼·筮人》：《周礼》中的一篇，记载了周代的官制和礼仪。
《洪范》：《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周公对洪范的训诫。
大卜：古代的占卜官。
二公：指周公旦和召公奭，周朝的两位重要辅佐。
《微子之命》：《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微子的事迹。
酒诰：《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周公旦关于酒制的命令。
召公营洛：召公在洛邑（今河南洛阳）建立都城。
元子：指天子的长子。
傅说：商朝末年的一位贤臣。
高宗：商朝的君主。
大保：周公旦的官职。
成王：周成王，周武王的儿子。
《周官》：《周官》，即《周礼》，古代一部记载官制的书。
子：指孔子。
节性：节制自己的性情。
降衷于下民：上天将善心降给百姓。
若有恒性：有恒定的本性。
百辟：指众多诸侯，古代诸侯国君的通称。
享人主：享，享受；人主，君主。指君主享受诸侯的朝贡。
明堂：古代帝王举行大典的地方，象征着天子的权威。
九牧：九牧，古代九州的长官，代指全国。
嘉禾同颖：嘉禾，优良品种的稻谷；颖，稻穗。指好的稻谷长得一样好。
美侯服：美，美好；侯服，诸侯的服饰。指诸侯的服饰很美。
宣风：宣扬风化。
底贡厥獒：底贡，进贡；厥，其；獒，猛犬。指进贡猛犬。
戎明王：戎，古代对武将的尊称；明王，圣明的王。
慎德：谨慎德行。
唐明皇：唐朝皇帝李隆基的尊号。
张相千秋之镜：张相，张九龄；千秋之镜，比喻贤相的治国之策。
元生《一之歌》：元生，元稹；一之歌，指元稹所作的《离骚》。
謇谔：直言不讳。
珠玑：比喻珍贵的言语。
仁贤：仁爱贤明的人。
器币：比喻财富。
开广运水潭：开凿广运水潭。
致江南之货：招揽江南的货物。
广陵铜器：广陵，今江苏扬州；铜器，古代的铜制器物。
京口绫衫：京口，今江苏镇江；绫衫，丝绸衣服。
锦缆牙樯：锦缆，装饰华丽的绳索；牙樯，装饰华丽的桅杆。
靓妆鲜服：靓妆，华丽的妆容；鲜服，鲜艳的服饰。
蓟于享者：蓟，古代地名；于享者，在宴会上。
《易》：《易经》，古代的一部占卜书。
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公用享于天子，小人不能享于天子。意指君子能享于天子，而小人不能。
惟尔王家我适：指只有你们王家，我才会亲自前往。
朝觐：古代臣子朝见君主。
讼狱：诉讼案件。
奄：古代地名，周武王灭商后，奄国臣服于周。
徐戎：古代徐国和戎族的合称。
周公东征：周公，周公旦；东征，指周公东征平定叛乱。
唐、虞：唐，指唐尧；虞，指虞舜，都是中国古代的传说帝王。
稽古：考察古制。
夏、商官倍者：夏、商两代官职数量是唐、虞的两倍。
委吏、乘田：委吏，管理仓库的官；乘田，管理田地的官。
穆王：周穆王，周朝的一位帝王。
慎简乃僚：谨慎选拔自己的僚属。
黜陟：罢免和提升官员。
《立政》：《立政》，古代文献。
亚旅：古代官职。
表臣、百司：表臣，指外臣；百司，指各种官职。
夷、微、卢、、三毫、阪尹：古代地名。
杜氏《通典》：杜氏，指唐代杜佑；通典，古代一部综合性典籍。
王侯国：古代王侯的封地。
秩二千石：古代官职的俸禄等级。
刺史太守：古代地方行政官员。
州郡佐吏：州郡的辅助官员。
辟士：征召士人。
州主簿、郡功曹：州郡的官员。
《周礼》：《周礼》，古代一部记载官制的书。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宅，居住；事，事务；牧，管理；准，准则。
司空：古代官职，负责土木工程。
孔传：孔，指孔颖达；传，解释。
颜师古：唐代学者。
《易传》：《易经》的注解。
《诗》：《诗经》，古代一部诗歌总集。
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
陶复陶穴：在窑洞中居住。
家室：家庭。
伯禹：夏朝的开国君主。
九官：古代九个主要官职。
《顾命》：《尚书》中的一篇。
康王：康王：周朝的一位君主。
召公、毕公：周朝的两位贤臣。
子产、叔向：春秋时期的两位贤臣。
脱简：脱简，指古书中的纸张破损或缺失。
《康王之诰》：《尚书》中的一篇。
庙：宗庙，祭祀祖先的地方。
庄、闵、僖三公：春秋时期的三个诸侯国国君。
周卒哭而：周朝的丧礼，卒哭后举行的一种仪式。
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太保，古代官职；毕公，古代官职。
越七日，癸酉：指七天后的日期。
宗庙：宗庙，祭祀祖先的地方。
凶服：丧服。
嗣王：继承王位的王。
祗见：恭敬地见。
先王：已故的国王。
传之世：传给后世。
尧：古代传说中的帝王。
舜：古代传说中的帝王。
南河之南：古代地名。
传子之世：传位给儿子。
狄设黼、缀衣：狄：古代北方民族；黼：古代礼服上的图案；缀衣：指服饰的装饰。这里指狄人穿着带有黼图案的礼服。
朝群臣：朝：朝见；群臣：指朝廷中的大臣。指君主召集群臣进行朝会。
听政事：听政：处理政务；政事：国家大事。指君主处理国家大事。
养国老：养：养育；国老：指年老的贵族。指君主养育年老的贵族。
燕亲属：燕：宴请；亲属：家族成员。指君主宴请家族成员。
新天子：新天子：新即位的君主。
事亡之说：事亡：指处理丧事；说：说法。指关于处理君主丧事的说法。
王麻冕，黼裳：麻冕：用麻线编织的头冠；黼裳：带有黼图案的礼服。指君主在庙中穿着的服饰。
庙中之事：庙：祖庙；事：事情。指在祖庙中进行的事情。
王出，在应门之内：应门：古代宫门名；出：外出。指君主外出时在应门之内。
见王：见：拜见；王：君主。指拜见君主。
景王：景王：周朝的一位君主。
子朝：子朝：周朝的一位王子。
成、康：成、康：指周成王和周康王，周朝的两位贤明的君主。
《武成》：《武成》：《尚书》中的一篇。
蔡氏：蔡氏：古代学者。
《洛诰》：《洛诰》：《尚书》中的一篇。
金氏：金氏：古代学者。
伏生：伏生，西汉时期学者，相传为《尚书》的传授者。
宾牟贾：宾牟贾：古代学者。
矫：矫：纠正；揉箭：调整箭矢。指纠正错误。
矢：箭
揉：调整
诈：欺诈
虔：强横
罔中于信：罔：欺骗；中于：被欺骗；信：信任。指被欺骗而不信任。
诅盟：诅：诅咒；盟：盟誓。指诅咒盟誓。
苏公：苏公：古代人物。
暴公：暴公：古代人物。
屈原：屈原：战国时期楚国诗人。
子兰：子兰：屈原的弟弟。
咎繇：咎繇：古代人物。
里巷之人：里巷：街巷；之人：人们。指街巷中的人们。
冥漠：冥漠：幽暗无边。指冥冥之中。
蚩蚩之氓：蚩蚩：愚昧无知的样子；氓：百姓。指愚昧无知的百姓。
王铁：王铁：古代对君主的尊称。
鬼责：鬼责：鬼神的责罚。
苗民：苗民：古代民族。
明明常，鳃寡无盖：明明：明显；常：常态；鳃寡：鳃类生物；无盖：没有保护。指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
绝地天通：绝地天通：指切断地上与天上的联系。
文侯：文侯：指晋文公。
幽王：幽王：周朝的一位君主。
褒姒：褒姒：周幽王的宠妃。
宜臼：宜臼：周幽王的儿子。
伯盘：伯盘：周幽王的儿子。
申侯：申侯：周朝的一位诸侯。
西戎：西戎：古代西部民族。
犬戎：犬戎：古代西部民族。
宗周：宗周：周朝的都城。
携王：携王：周朝的一位君主。
成周：成周：周朝的都城。
晋侯：晋侯：晋国的君主。
卫侯：卫侯：卫国的君主。
郑伯：郑伯：郑国的君主。
秦伯：秦伯：秦国的君主。
携王之效：携王之效：携王即位的效果。
郑公子兰：郑公子兰：郑国的公子。
晋文公：晋文公：晋国的君主。
申：申：地名。
雒：雒：地名。
虢公：虢公：虢国的君主。
王子余臣：王子余臣：周朝的一位王子。
岐、丰：岐、丰：地名。
秦誓：秦誓：秦国的誓词。
秦诗：秦诗：秦国的诗歌。
商鞅：商鞅：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家思想家。
惠王：惠王：秦国的君主。
巴蜀：巴蜀：地名。
蚕食：蚕食：逐渐吞并。
吴渊颍：吴渊颍：古代人物。
孝公：孝公：秦国的君主。
秦穆公：秦穆公：秦国的君主。
灵王：灵王：楚国的君主。
夫差：夫差：吴国的君主。
战国：战国：指战国时期。
图澄：图澄：古代人物。
宝志：宝志：古代人物。
《甘誓》：《甘誓》：《尚书》中的一篇。
《费誓》：《费誓》：《尚书》中的一篇。
《秦誓》：《秦誓》：《尚书》中的一篇。
尚书：《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经典，又称《书经》，是儒家经典之一，记载了上古时期君王的言行和政令，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
古文：指古代的文字书写形式，与今文相对，多指古代的文言文。
今文：指现代通用的文字书写形式，与古文相对。
孔安国：孔安国（公元前53年—公元前7年），孔子后裔，西汉末年学者，曾整理《古文尚书》，并作《尚书传》。
巫蛊：巫蛊，古代一种迷信活动，指用巫术诅咒人，以害人命。
刘向：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西汉末年学者，曾任光禄大夫，整理《汉书·艺文志》。
经文：经文，指经典中的文字。
《左氏传》：《左氏传》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史书，又称《春秋左氏传》，是《春秋》的注释。
《毛诗》：《毛诗》是《诗经》的一种注本，由汉代学者毛亨所注。
王莽：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西汉末年政治家，曾建立新朝。
刘歆：刘歆（公元前53年—公元23年），西汉末年学者，曾任国师，整理《汉书·艺文志》。
张霸：张霸，西汉末年学者，曾整理《古文尚书》。
梅赜：梅赜，东晋时期学者，曾整理《古文尚书》。
姚方兴：姚方兴，东晋时期学者，曾发现《尚书》的《舜典》。
孟子：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尧典》：《尧典》是《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尧帝的政绩。
《舜典》：《舜典》是《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舜帝的政绩。
《夏书》：《夏书》是《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夏朝的历史。
《虞书》：《虞书》是《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虞朝的历史。
昌言：直率地说话，发表自己的意见。
应门：古代王宫的正门，这里指王宫。
诸侯：古代的封国君主，分封于王的宗族或功臣。
庙门：古代宗庙的正门。
序：古代书籍的序言，通常在书的开头。
逸《书》：指散失的《尚书》篇章。
伯禽：周公旦的儿子，鲁国的始祖。
殷虚：商朝的故都，这里指商朝的封地。
晋：晋国，春秋时期的诸侯国。
唐：唐国，春秋时期的诸侯国。
虚：古代对封地的称呼。
《伯禽之命》：《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周公对伯禽的训诫。
《康诰》：《尚书》中的一篇，周公对康叔的训诫。
《唐诰》：《尚书》中的一篇，周公对唐叔的训诫。
大常：古代官名，掌管礼乐。
蓼侯：封号，孔臧的封地。
安国：孔安国，西汉时期的学者，对《尚书》有重要贡献。
信然：确实如此。
百篇：指《尚书》中的百篇。
《世本》：古代的一部记载世系和地望的书籍。
朝鲜：古代朝鲜半岛的称呼。
徐市：即徐福，战国时期的方士。
倭国：古代对日本的称呼。
《禹贡》：《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大禹治水后的地理划分。
道山道水：指《禹贡》中的地理描述。
九州：古代中国的地理划分，指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鸿都石经：古代刻在石碑上的经文。
蔡邕：东汉时期的文学家、书法家。
石经：刻在石碑上的经文。
残编断简：指散失的书籍残篇。
圣道：指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和教化。
异端：指与正统思想不同的学说。
章句：古代对经书的分段和注解。
《礼记》：儒家经典之一，记载了古代的礼仪制度。
二戴：指戴圣和戴德，西汉时期的学者，对《礼记》有重要贡献。
夫子：指孔子。
孙炎：东汉时期的学者，对《礼记》有注解。
史氏：指历史学家。
三家：指《春秋》的三大注解学派：公羊、谷梁、左氏。
名学：指名家的学说。
诡辩：指狡辩、诡辩的言辞。
《大学》：儒家经典之一，讲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居摄：指王莽篡汉自立前的摄政时期。
鬯：古代的一种香酒。
阼阶：古代宫室中主阶的右侧台阶。
廷登：指在朝廷上登台。
赞：古代官员在朝廷上的一种仪式。
假王：指代理王位的人。
犯上作乱：指违反君臣之礼，进行叛乱的行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日知录-卷二-评注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此句体现了古代帝王与臣子之间的对话，‘昌言’意为直言不讳，表现了帝王对禹的信任和期待，同时也反映了古代君臣之间的互动关系。
承上文皋陶所陈，一时之言也。‘一时之言’表明了这段对话的背景和情境，是继皋陶所言之后的继续，体现了古文中对前后文连贯性的重视。
‘王出在应门之内’，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一时之事也。此句进一步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应门’和‘庙门’分别代表了王和诸侯的居住地，‘俟’则表明了他们等待的状态，展现了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
《序》分为两篇者，妄也。这句话对《书序》的作者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分为两篇是错误的，反映了古人对文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追求。
书序益都孙宝侗仲愚谓：‘《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孙宝侗对《书序》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中存在大量不合理的部分，体现了古人对文献真伪的严格审查。
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虚。’此句引用了《左氏传》中的内容，通过对比说明《伯禽之命》等篇目的缺失，进一步质疑《书序》的可靠性。
《正义》曰：‘《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此句介绍了《尚书》的历史背景，说明其曾遭受秦火的破坏，以及汉初对《尚书》篇数的无知，反映了古人对文献传承的担忧。
今考传记引《书》，并无《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则此篇名亦未可尽信也。这句话进一步分析了《尚书》的篇目问题，认为《书序》中所提到的篇目可能并不完全可信。
丰熙伪《尚书》《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此句说明了《尚书》在秦火之后得以幸存，但其中难免存在错误，同时也反映了古人对文献传承的敬畏和谨慎。
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这四海之外。此句批评了近代学者追求异端思想的倾向，认为他们过于追求新奇，而忽视了经典文献的传承。
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曰：‘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此句介绍了丰熙所提到的《世本》一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徐市倭国本者。徐氏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以藏于家。此句介绍了徐市倭国本的内容，认为其可能是后人杜撰的。
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此句引用了宋代欧阳永叔的诗句，对徐福倭国本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此句进一步质疑了徐福倭国本的真实性，认为其可能是后人杜撰的。
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此句对箕子传《书》古文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与伏生、孔安国所传的《尚书》内容相同，可能存在抄袭之嫌。
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此句对《洪范》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可能是后人误传的周代文献。
《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此句对《禹贡》的编排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不符合古人先经后纬的编纂原则。
《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此句对《五子之歌》的文句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可能是后人修改过的。
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此句进一步质疑了丰熙对《五子之歌》的记载，认为其可能是错误的。
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已。此句强调了古代君子对文献传承的重视，认为只有有益于经文的文献才值得传承，否则应视为异端。
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微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此句以元行冲和张说为例，说明了古代君子对经文的尊重和严谨态度。
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徵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此句进一步说明了古代君子对经文的尊重，认为即使是名儒之作也不能改变经文的原貌。
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此句以啖助为例，说明了古代学者在经学研究中的严谨态度。
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此句批评了近代学者在经学研究中的草率态度，认为他们过于追求个人见解，而忽视了经典文献的传承。
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此句引用了徐防的话，强调了学者在经学研究中的严谨态度。
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收。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廷登赞曰：假王莅政’之语，莽遂诊之，以称居摄。是知惑世诬民，乃犯上作乱之渐，《大学》之教禁于未发者，其必先之矣。此句以丰熙和张霸为例，说明了伪造经典文献的危害，强调了《大学》中关于禁于未发之教的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