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欧阳修、宋祁等，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是北宋文学领袖，宋祁则以文采著称。
年代：北宋（11世纪）。
内容简要：共225卷，记载了唐代的历史。该书是对《旧唐书》的修订和补充，注重文笔的简洁和史实的准确性，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志-卷三-礼乐三-原文
礼乐三
自周衰，礼乐坏于战国而废绝于秦。
汉兴，《六经》在者，皆错乱、散亡、杂伪，而诸儒方共补缉，以意解诂，未得其真，而谶纬之书出以乱经矣。
自郑玄之徒，号称大儒，皆主其说，学者由此牵惑没溺，而时君不能断决，以为有其举之，莫可废也。
由是郊、丘、明堂之论，至于纷然而莫知所止。
《礼》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宝也。
又曰：“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气之神也，玄以为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者，五天也。
由是有六天之说，后世莫能废焉。
唐初《贞观礼》：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以祈谷，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
至高宗时，礼官以谓太史《圆丘图》，昊天上帝在坛上，而耀魄宝在坛第一等，则昊天上帝非耀魄宝可知，而祠令及《显庆礼》犹著六天之说。
显庆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议曰：“六天出于纬书，而南郊、圆丘一也，玄以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为祭太微五帝。《传》曰：‘凡祀，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祀后稷，以祈农事’。而玄谓周祭感帝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谷。皆缪论也。”
由是尽黜玄说，而南郊祈谷、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
乾封元年，诏祈谷复祀感帝。
二年，又诏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
开元中，起居舍人王仲丘议曰：“按《贞观礼》祈谷祀感帝，而《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传》曰：‘郊而后耕。’《诗》曰：‘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礼记》亦曰：‘上辛祈谷于上帝。’而郑玄乃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兴必感其一，因别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灵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谷。’然则祈谷非祭之本意，乃因后稷为配尔，此非祈谷之本义也。夫祈谷，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谷也，宜于祈谷祭昊天而兼祭五帝。”
又曰：“《月令》，大雩、大享帝，皆盛祭也。而孟夏雩、季秋大享，《贞观礼》皆祭五方帝，而《显庆礼》皆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之以合大雩、大享之义。”
既而萧嵩等撰定《开元礼》，虽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别矣。
其配神之主，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神州地祇于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谷祀感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天帝于明堂，以元帝配。
贞观初，圆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
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太尉长孙无忌等与礼官议，以谓：“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以祖宗合为一祭，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肃驳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春秋传》曰：‘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
于是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
乾封二年，诏圆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皆以高祖、太宗并配。
则天垂拱元年，诏有司议，而成均助教孔玄义、太子右谕德沈伯仪、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议皆不同，而卒用万顷、履冰之说。
由是郊、丘诸祠，常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
开元十一年，亲享圆丘，中书令张说、卫尉少卿韦縚为礼仪使，乃以高祖配，而罢三祖并配。
至二十年，萧嵩等定礼，而祖宗之配定矣。
宝应元年，太常卿杜鸿渐、礼仪使判官薛颀归崇敬等言：“禘者，冬至祭天于圆丘，周人配以远祖。唐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为太祖以配天地。而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请以太祖郊配天地。”
谏议大夫黎干以谓：“禘者，宗庙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为十诘十难以非之。
书奏，不报。
乃罢高祖，以景皇帝配。
明年旱，言事者以为高祖不得配之过也。
代宗疑之，诏群臣议。
太常博士独孤及议曰：“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颛顼而郊鲧；缵禹黜夏，汤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太祖景皇帝始封于唐，天所命也。”
由是配享不易。
呜呼，礼之失也，岂独纬书之罪哉！在于学者好为曲说，而人君一切临时申其私意，以增多为尽礼，而不知烦数之为黩也。
古者祭天于圆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类也。
其方位既别，而其燎坛、瘗坎、乐舞变数亦皆不同，而后世有合祭之文。
则天天册万岁元年，其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睿宗即位，将有事于南郊，谏议大夫贾曾议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也。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
国子祭酒褚无量、司业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
是时睿宗将祭地于北郊，故曾之议寝。
玄宗既已定《开元礼》，天宝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
是时，神仙道家之说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凤门
乃建玄元庙。
二月辛卯，亲享玄元皇帝庙；甲午，亲享太庙；丙申，有事于南郊。
其后遂以为故事，终唐之世，莫能改也。
为礼可不慎哉！
夫男女之不相亵于内外也，况郊庙乎？
中宗时，将享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言皇后当助祭，大常博士唐绍、蒋钦绪以为不可，左仆射韦巨源独以钦明说为是。
于是以皇后为亚献，补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以执笾豆焉。
至德宗贞元六年，又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
《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而三代有其名而无其制度，故自汉以来，诸儒之论不一，至于莫知所从，则一切临时增损，而不能合古。
然推其本旨，要于布政交神于王者尊严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与古同？
然为之者至无所据依，乃引天地、四时、风气、乾坤、五行、数象之类以为仿像，而众说变不克成。
隋无明堂，而季秋大亨，常寓雩坛。
唐高祖、太宗时，寓于圆丘。
贞观中，礼部尚书豆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议：“从昆仑道上层以祭天，下层以布政。”
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为非。
侍中魏征以谓：“五室重屋，上圆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虽异，而以为如此者多同。至于高下广狭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
秘书监颜师古曰：“《周书》叙明堂有应门、雉门之制，以此知为王者之常居尔。其青阳、总章、玄堂、太庙、左右个，皆路寝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带弓蜀，礼高禖，九门磔禳，国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与《月令》合，则皆在路寝也。《大戴礼》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庙也，此奚足以取信哉？且门有皋、库，岂得施于郊野？谓宜近在宫中。”
征及师古等皆当世名儒，其论止于如此。
高宗时改元总章，分万年置明堂县，示欲必立之。
而议者益纷然，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
而高宗依两议，以帟幕为之，与公卿临观，而议益不一。
乃下诏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黄琮，上设鸱尾，其言益不经，而明堂亦不能立。
至则天始毁东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无复可观，皆不足记。
其后火焚之，既而又复立。
开元五年，复以为乾元殿而不毁。
初，则天以木为瓦，夹纻漆之。
二十五年，玄宗遣将作大匠康灊素毁之。
灊素以为劳人，乃去其上层，易以真瓦。
而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圆丘。
《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
而礼家之说，世数不同。
然自《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大儒荀卿、刘歆、班固、王肃之徒，以为七庙者多。
盖自汉、魏以来，创业之君特起，其上世微，又无功德以备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庙。
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庙，曰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
贞观九年，高祖崩，太宗诏有司定议。
谏议大夫硃子奢请立七庙，虚太祖之室以待。
于是尚书八座议：“《礼》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晋、宋、齐、梁皆立亲庙六，此故事也。”
制曰：“可。”
于是祔弘农府君及高祖为六室。
二十三年，太宗崩，弘农府君以世远毁，藏夹室，遂祔太宗。
及高宗崩，宣皇帝迁于夹室，而祔高宗。
皆为六室。
武氏乱败，中宗神龙元年，已复京太庙，又立太庙于东都。
议立始祖为七庙，而议者欲以凉武昭王为始祖。
太常博士张齐贤议以为不可，因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庙，百世不迁。至祫祭，则毁庙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数远，而迁庙之主皆出太祖后。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汉以高皇帝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为其尊于太祖也。魏以武帝为太祖，晋以宣帝为太祖，武、宣而上，庙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受天命，景皇帝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内，而光皇帝以上，皆以属尊不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为太祖，复祔宣皇帝为七室，而太祖以上四室皆不合食于祫。”
博士刘承庆、尹知章议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为七庙者，礼也。而王迹有浅深，太祖有远近。太祖以功建，昭穆以亲崇；有功者不迁，亲尽者则毁。今以太祖近而庙数不备，乃欲于昭穆之外，远立当迁之主以足七庙，而乖迭毁之义，不可。”
天子下其议大臣，礼部尚书祝钦明两用其言，于是以景皇帝为始祖，而不祔宣皇帝。
已而以孝敬皇帝为义宗，祔于庙，由是为七室，而京太庙亦七室。
中宗崩，中书令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璟以为：“义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请立别庙于东都，而有司时享，其京庙神主藏于夹室”。
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迁，遂为七室矣。
睿宗崩，博士陈贞节、苏献等议曰：“古者兄弟不相为后，殷之盘庚，不序于阳甲；汉之光武，不嗣于孝成；而晋怀帝亦继世祖而不继惠帝。盖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当迁，不可兼毁二庙。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谓从祢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毁祖考，则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而无后，宜如殷之阳甲，出为别庙，祔睿宗以继高宗。”
于是立中宗庙于太庙之西。
开元十年，诏宣皇帝复祔于正室，谥为献祖，并谥光皇帝为懿祖，又以中宗还祔太庙，于是太庙为九室。
将亲祔之，而遇雨不克行，乃命有司行事。
宝应二年，祧献祖、懿祖，祔玄宗、肃宗。
自是之后，常为九室矣。
代宗崩，礼仪使颜真卿议：“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毁，而代祖元皇帝当迁。”于是迁元皇帝而祔代宗。
德宗崩，礼仪使杜黄裳议：“高宗在三昭三穆外，当迁。”于是迁高宗而祔德宗，盖以中、睿为昭穆矣。
顺宗崩，当迁中宗，而有司疑之，以谓则天革命，中宗中兴之主也。博士王泾、史官蒋武皆以为中宗得失在己，非汉光武、晋元帝之比，不得为中兴不迁之君。由是迁中宗而祔顺宗。
自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庙，睿、玄、肃、代以次迁。至武宗崩，德宗以次当迁，而于世次为高祖，礼官始觉其非，以谓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为昭穆，乃议复祔代宗。而议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复入太庙。”礼官曰：“昔晋元、明之世，已迁豫章、颍川，后皆复祔，此故事也。”议者又言：“庙室有定数，而无后之主当置别庙。”礼官曰：“晋武帝时，景、文同庙，庙虽六代，其实七主。至元帝、明帝，庙皆十室，故贺循曰：‘庙以容主为限，而无常数也。’”于是复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
初，玄宗之复祔献祖也，诏曰：“使亲而不尽，远而不祧。”盖其率意而言尔，非本于礼也。而后之为说者，乃迁就其事，以谓三昭三穆与太祖祖功宗德三庙不迁为九庙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为一代，故终唐之世，常为九代十一室焉。
开元五年，太庙四室坏，奉其神主于太极殿，天子素服避正殿，辍朝三日。时将行幸东都，遂谒神主于太极殿而后行。
安禄山之乱，宗庙为贼所焚，肃宗复京师，设次光顺门外，向庙而哭，辍朝三日。其后黄巢陷京师，焚毁宗庙，而僖宗出奔，神主法物从行，皆为贼所掠。巢败，复京师，素服哭于庙而后入。
初，唐建东、西二都，而东都无庙。则天皇后僭号称周，立周七庙于东都以祀武氏，改西京唐太庙为享德庙。神龙元年，中宗复位，迁武氏庙主于西京，为崇尊庙，而以东都武氏故庙为唐太庙，祔光皇帝以下七室而亲享焉。由是东西二都皆有庙，岁时并享。
其后安禄山陷两京，宗庙皆焚毁。肃宗即位，西都建庙作主，而东都太庙毁为军营，九室神主亡失，至大历中，始于人间得之，寓于太微宫，不得祔享。
自建中至于会昌，议者不一，或以为：“东西二京宜皆有庙，而旧主当瘗，虚其庙以俟，巡幸则载主而行。”或谓：“宜藏其神主于夹室。”或曰：“周丰、洛有庙者，因迁都乃立庙尔，今东都不因迁而立庙，非也。”又曰：“古者载主以行者，惟新迁一室之主尔，未有载群庙之主者也。”
至武宗时，悉废群议，诏有司择日修东都庙。已而武宗崩，宣宗竟以太微神主祔东都庙焉。
其追赠皇后、追尊皇太后、赠皇太子往往皆立别庙。其近于礼者，后世当求诸礼；其不合于礼而出其私意者，盖其制作与其议论皆不足取焉。故不著也。
宣宗已复河、湟三州七关，归其功顺宗、宪宗而加谥号。博士李稠请改作神主，易书新谥。右司郎中杨发等议，以谓：“古者已祔之主无改作，加谥追尊，非礼也，始于则天，然犹不改主易书，宜以新谥宝册告于陵庙可也。”是时，宰相以谓士族之庙皆就易书，乃就旧主易书新谥焉。
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审谛其尊卑，此祫、禘之义，而为礼者失之。至于年数不同，祖、宗失位，而议者莫知所从。《礼》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传》曰：“五年再殷祭。”
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当祫，而有司疑其年数。太学博士史玄璨等议，以为：“新君丧毕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后，五年而再祭。盖后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后三年，禘常在祫后二年。鲁宣公八年禘僖公，盖二年丧毕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议者以玄璨等言有经据，遂从之。
睿宗崩，开元六年丧毕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后，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数。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并在一岁，有司觉其非，乃议以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数。而禘后置祫，岁数远近，二说不同。郑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后二，徐邈先二后三。而邈以谓二禘相去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为得，遂用其说。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间，合于再殷之义，而置禘先后，则不同焉。
礼，禘、祫，太祖位于西而东向，其子孙列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虽已毁庙之主，皆出而序于昭穆。殷、周之兴，太祖世远，而群庙之主皆出其后，故其礼易明。汉、魏以来，其兴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创国之君为太祖而世近，毁庙之主皆在太祖之上，于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汉、魏之制，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
唐兴，以景皇帝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至祫、禘，乃虚东向之位，而太祖与群庙列于昭穆。代宗即位，祔玄宗、肃宗，而迁献祖、懿祖于夹室。于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东向，而献、懿不合食。
建中二年，太学博士陈京请为献祖、懿祖立别庙，至禘、祫则享。礼仪使颜真卿议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迁之尊，而禘、祫之时，暂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晋蔡谟议，以献祖居东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为昭穆。由是议者纷然。
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议，以太祖百代不迁，献、懿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非是，请
下百寮议。工部郎中张荐等议与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晋蔡谟之议也，谟为‘禹不先鲧’之说，虽有其言，当时不用。献、懿二祖宜藏夹室，以合《祭法》‘远庙为祧，而坛、墠有祷则祭，无祷则止’之义。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礼》有先公之祧，迁祖藏于后稷之庙，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迁主藏于文、武之庙，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献祖、懿祖，犹周先公也，请筑别庙以居之。”
司勋员外郎裴枢曰：“建石室于寝园以藏神主，至禘、祫之岁则祭之。”
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县尉仲子陵皆曰：“迁神主于德明、兴圣庙。”
京兆少尹韦武曰：“祫则献祖东向，禘则太祖东向。”
十一年，左司郎中陆淳曰：“议者多矣，不过三而已。一曰复太祖之正位，二曰并列昭穆而虚东向，三曰祫则献祖，禘则太祖，迭居东向。而复正太祖之位为是。然太祖复位，则献、懿之主宜有所归。一曰藏诸夹室，二曰置之别庙，三曰迁于园寝，四曰祔于兴圣。然而藏诸夹室，则无飨献之期；置之别庙，则非《礼经》之文；迁于寝园，则乱宗庙之仪。唯祔于兴圣为是。”
至十九年，左仆射姚南仲等献议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议。户部尚书王绍等五十五人请迁懿祖祔兴圣庙，议遂定，由是太祖始复东向之位。
若诸臣之享其亲，庙室、服器之数，视其品。开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庙，三品三庙，五品二庙，嫡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及定礼：二品以上四庙，三品三庙，三品以上不须爵者亦四庙，四庙有始封为五庙，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庙，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于寝。
天宝十载，京官正员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听立庙，勿限兼爵；虽品及而建庙未逮，亦听寝祭。
庙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两旁。三庙者五间，中为三室，左右厦一间，前后虚之，无重栱、藻井。室皆为石室一，于西墉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庙垣周之，为南门、东门，门屋三室，而上间以庙，增建神厨于庙东之少南，斋院于东门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庙。
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牲以少牢，羊、豕一，六品以下特豚，不以祖祢贵贱，皆子孙之牲。牲阙，代以野兽。五品以上室异牲，六品以下共牲。
二品以上室以笾豆十，三品以八，四品、五品以六。五品以上室皆簠二、簋二、甒二，钘二、俎三、尊二、罍二、勺二、爵六，盘一、坫一、篚一、牙盘胙俎一。
祭服，三品以上玄冕，五品以上爵弁，六品以下进贤冠，各以其服。
凡祔皆给休五日，时享皆四日。散斋二日于正寝，致斋一日于庙，子孙陪者斋一宿于家。始庙则署主而祔，后丧阕乃祔，丧二十八月上旬卜而祔，始神事之矣。
王公之主载以辂，夫人之主以翟车，其余皆以舆。天子以四孟、腊享太庙，诸臣避之，祭仲而不腊。三岁一祫，五岁一禘。若祔、若常享、若禘祫，卜日、斋戒、省牲、视涤、濯鼎镬，亨牲、实馔、三献、饮福、受胙进退之数，大抵如宗庙之祀。以国官亚、终献，无则以亲宾，以子弟。
其后不卜日，而筮用亥。祭寝者，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若祭春分，则废元日。然元正，岁之始，冬至，阳之复，二节最重。祭不欲数，乃废春分，通为四。
祠器以乌漆，差小常制。祭服以进贤冠，主妇花钗礼衣，后或改衣冠从公服，无则常服。
凡祭之在庙、在寝，既毕，皆亲宾子孙慰，主人以常服见。若宗子有故，庶子摄祭，则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卑，则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为其介子某荐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庙，其主祭则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于位。以庙由弟立，已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则各祭考妣于正寝。
古殇及无后皆祔食于祖，无祝而不拜，设坐祖左而西向。亚献者奠，祝乃奠之，一献而止。其后庙制设幄，当中南向，祔坐无所施，皆祭室户外之东而西向。亲伯叔之无后者礻付曾祖，亲昆弟及从父昆弟祔于祖，亲子侄祔于祢。寝祭之位西上，祖东向而昭穆南北，则伯叔之祔者居祢下之穆位北向，昆弟、从父昆弟居祖下之昭位南向，子侄居伯叔之下穆位北向，以序尊卑。凡殇、无后，以周亲及大功为断。
古者庙于大门内，秦出寝于陵侧，故王公亦建庙于墓。既庙与居异，则宫中有丧而祭。三年之丧，齐衰、大功皆废祭；外丧，齐衰以下行之。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志-卷三-礼乐三-译文
礼乐三
自从周朝衰落，礼乐在战国时期遭到破坏，并在秦朝时彻底废弃。
汉朝兴起时，保存下来的《六经》都错乱、散失、混杂伪作，而当时的儒者们共同修补整理，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解释，未能得到真正的含义，而谶纬之书出现，扰乱了经典的解释。
自郑玄等人，号称大儒，都主张这种说法，学者们因此被迷惑和困扰，而当时的君主无法决断，认为既然有人提倡，就不能废除。
因此，关于郊祭、丘祭、明堂的讨论，变得纷乱而无法停止。
《礼记》说：“用禋祀来祭祀昊天上帝。”这是指天，郑玄认为天皇大帝就是北辰耀魄宝。
又说：“在四郊祭祀五帝。”这是指五行精气之神，郑玄认为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是五天的代表。
因此有了六天的说法，后世无法废除。
唐初的《贞观礼》规定：冬至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正月辛日在南郊祭祀感生帝灵威仰以祈求丰收，孟夏在南郊举行雩祭，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祭。这些都是祭祀五天帝。
到了高宗时期，礼官认为太史的《圆丘图》显示，昊天上帝在坛上，而耀魄宝在坛的第一等，说明昊天上帝不是耀魄宝，但祠令和《显庆礼》仍然沿用六天的说法。
显庆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商议说：“六天的说法出自纬书，而南郊和圆丘是同一件事，郑玄却认为是两件事；郊祭和明堂本来是为了祭天，而郑玄却认为是为了祭祀太微五帝。《传》说：‘凡是祭祀，启蛰时举行郊祭，郊祭之后开始耕种。’所以‘郊祭后稷，以祈求农事’。而郑玄却说周朝祭祀感帝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求丰收。这些都是错误的说法。”
因此，彻底废除了郑玄的说法，南郊祈谷、孟夏雩祭、明堂大享都改为祭祀昊天上帝。
乾封元年，下诏祈谷时再次祭祀感帝。
二年，又下诏明堂同时祭祀昊天上帝和五帝。
开元年间，起居舍人王仲丘提议说：“按照《贞观礼》，祈谷时祭祀感帝，而《显庆礼》则祭祀昊天上帝。《传》说：‘郊祭之后开始耕种。’《诗经》说：‘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礼记》也说：‘上辛祈谷于上帝。’而郑玄却说：‘天的五帝轮流为王，王者的兴起必然感应其中之一，因此特别祭祀尊崇。所以夏正之月，在南郊祭祀其所生之帝，以其祖配享。因此周朝祭祀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求丰收。’然而祈谷并不是祭祀的本意，而是因为后稷为配享，这并不是祈谷的本义。祈谷，本来是为了祭天，而五帝是五行之精，是生九谷的根本，应该在祈谷时祭祀昊天上帝并同时祭祀五帝。”
又说：“《月令》中，大雩、大享帝，都是盛大的祭祀。而孟夏雩祭、季秋大享，《贞观礼》都祭祀五方帝，而《显庆礼》都祭祀昊天上帝，应该兼用这两种方式，以符合大雩、大享的意义。”
随后萧嵩等人撰定了《开元礼》，虽然未能完全符合古制，但天神的位置已经区分开了。
关于配享的神主，武德年间，冬至和孟夏雩祭时在方丘祭祀皇地祇，在北郊祭祀神州地祇，以景帝配享；而上辛祈谷时在南郊祭祀感帝，季秋在明堂祭祀五方天帝，以元帝配享。
贞观初年，圆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享，而元帝只配享感帝。
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享明堂，而有司却以高祖配享五天帝，太宗配享五人帝。
太尉长孙无忌等与礼官商议，认为：“自三代以来，历经汉、魏、晋、宋，没有父子同配于明堂的先例。《祭法》说：‘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将祖宗合为一祭，认为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以文王、武王共同配享。而王肃反驳说：‘古代的祖功宗德，是永远不毁的名号，并不是指在明堂配享。’《春秋传》说：‘禘、郊、祖、宗、报，是国家的五种典祀。’由此可知，祖、宗并不是同一祭。”
于是以高祖配享圆丘，太宗配享明堂。
乾封二年，下诏圆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都以高祖、太宗共同配享。
则天垂拱元年，下诏有司商议，而成均助教孔玄义、太子右谕德沈伯仪、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人的意见都不一致，最终采用了元万顷、范履冰的说法。
因此，郊祭、丘祭等祭祀，常常以高祖、太宗、高宗共同配享。
开元十一年，皇帝亲自在圆丘祭祀，中书令张说、卫尉少卿韦縚担任礼仪使，于是以高祖配享，而废除了三祖共同配享的做法。
到了开元二十年，萧嵩等人定礼，祖宗的配享制度才最终确定。
宝应元年，太常卿杜鸿渐、礼仪使判官薛颀归崇敬等人说：“禘祭，是在冬至时在圆丘祭天，周人以远祖配享。唐高祖不是始封之君，不能作为太祖配享天地。而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就像殷朝的契、周朝的后稷一样，请以太祖配享天地。”
谏议大夫黎干认为：“禘祭是宗庙之事，不是祭天，而太祖不是受命之君，不宜作为配享。”并提出了十条诘难来反对。
上书奏报后，没有得到回复。
于是废除了高祖的配享，改为以景皇帝配享。
第二年发生旱灾，有人认为是高祖不得配享的过错。
代宗对此感到疑惑，下诏群臣商议。
太常博士独孤及提议说：“受命于神宗的是禹，而夏后氏以颛顼为祖，以鲧为郊；继承禹而废除夏朝的是汤，而殷人以冥为郊，以契为祖；革命建立周朝的是武王，而周人以稷为郊，以文王为祖。太祖景皇帝始封于唐，是天命所归。”
因此，配享制度没有改变。
唉，礼制的失序，难道只是纬书的罪过吗！在于学者们喜欢曲解经典，而君主们总是临时根据自己的私意行事，以为增加礼仪就是尽礼，却不知道繁琐的礼仪反而会亵渎礼制。
古代在圆丘祭天，位于国都的南面，在泽中的方丘祭地，位于国都的北面，这是为了顺应阴阳，根据高低，按照天地的类别来祭祀。
它们的方位不同，而且燎坛、瘗坎、乐舞的变数也不同，但后世有了合祭的说法。
则天天册万岁元年，在南郊祭祀时，开始合祭天地。
睿宗即位后，准备在南郊祭祀，谏议大夫贾曾提议说：“《祭法》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祭和庙祭都有禘祭。禘祭在庙中，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祭在郊外，则地祇群望都合于圆丘，以始祖配享。这是大祭，不是常祀。《三辅故事》说：‘在圆丘祭祀，上帝、后土的位置都朝南。’说明汉朝曾经合祭过。”
国子祭酒褚无量、司业郭山恽等人都认为贾曾的说法正确。
当时睿宗准备在北郊祭地，所以贾曾的建议被搁置。
玄宗已经制定了《开元礼》，天宝元年，于是在南郊合祭天地。
当时，神仙道家的学说兴起，陈王府参军田同秀说：“玄元皇帝降丹凤门
于是建立了玄元庙。
二月辛卯日，皇帝亲自祭祀玄元皇帝庙；甲午日，亲自祭祀太庙；丙申日，在南郊举行祭祀。
此后这成为惯例，直到唐朝结束，都没有改变。
礼仪之事怎能不慎重呢！
男女之间尚且不应在内外场合轻慢，何况是在郊庙祭祀中呢？
中宗时期，准备在南郊举行祭祀，国子祭酒祝钦明建议皇后应当参与助祭，大常博士唐绍、蒋钦绪认为不可，左仆射韦巨源却支持祝钦明的观点。
于是皇后被安排为亚献，并补充大臣李峤等人的女儿为斋娘，负责执掌笾豆等祭器。
到了德宗贞元六年，又让皇太子担任亚献，亲王担任终献。
《孝经》中说：“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
然而夏、商、周三代虽有明堂之名，却没有明确的制度，所以自汉代以来，学者们的观点不一，以至于无所适从，只能临时增减，无法与古代制度相合。
然而推究其本意，主要是为了在王者尊严的居所中布政交神，其具体形式何必与古代完全相同呢？
但制定制度的人因为没有依据，便引用天地、四时、风气、乾坤、五行、数象等概念来模仿，结果众说纷纭，无法达成一致。
隋朝没有明堂，秋季大祭时，常在雩坛举行。
唐高祖、太宗时期，祭祀则在圆丘举行。
贞观年间，礼部尚书豆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提议：“从昆仑道的上层祭天，下层布政。”
但太子中允孔颖达认为不妥。
侍中魏征说：“五室重屋，上圆下方，上层祭天，下层布政。虽然前代儒者的说法不同，但大多认同这种形式。至于高下广狭的具体尺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秘书监颜师古说：“《周书》中提到明堂有应门、雉门的制度，由此可知明堂是王者的常居之所。青阳、总章、玄堂、太庙、左右个，都是路寝的名称。《文王居明堂》篇中提到，带弓蜀，礼高禖，九门磔禳，国有酒以合三族，这些都与《月令》相符，说明这些活动都在路寝进行。《大戴礼》说在近郊，又说文王之庙，这怎么能让人信服呢？况且门有皋、库，怎么可能设在郊野？我认为明堂应设在宫中。”
魏征和颜师古等人都是当时的名儒，他们的观点仅止于此。
高宗时期改元总章，分万年县设立明堂县，表示一定要建立明堂。
然而讨论者意见更加分歧，有人认为应建五室，有人认为应建九室。
高宗采纳了两种意见，用帟幕搭建明堂，与公卿们一起观看，结果意见更加不统一。
于是下诏随意制定制度，甚至取象黄琮，上设鸱尾，说法越来越离谱，明堂最终也没能建成。
到了武则天时期，她毁掉东都的乾元殿，在其原址上建造明堂，但其制度过于奢侈，毫无可观之处，不值得记载。
后来明堂被火烧毁，不久又重建。
开元五年，明堂再次被改为乾元殿，不再毁掉。
最初，武则天用木头做瓦，夹纻漆之。
开元二十五年，玄宗派将作大匠康灊素毁掉明堂。
康灊素认为劳民伤财，于是只拆除上层，换上真正的瓦片。
直到唐朝结束，秋季大祭都在圆丘举行。
《尚书》中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德。”
然而礼家的说法，世数并不一致。
但自《礼记》《王制》、《祭法》、《礼器》以来，大儒荀卿、刘歆、班固、王肃等人都认为七庙是合适的。
大概自汉、魏以来，创业之君崛起，其上世地位卑微，又无功德以配享祖宗，所以最初都无法建立七庙。
唐武德元年，开始建立四庙，分别是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
贞观九年，高祖驾崩，太宗诏令有关部门商议。
谏议大夫硃子奢请求建立七庙，虚设太祖之室以待。
于是尚书八座商议：“《礼》中说：‘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晋、宋、齐、梁都立亲庙六，这是惯例。”
皇帝下诏：“同意。”
于是将弘农府君及高祖祔为六室。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驾崩，弘农府君因世系久远被毁，藏于夹室，祔太宗入庙。
高宗驾崩后，宣皇帝迁入夹室，祔高宗入庙。
此时太庙共有六室。
武则天乱政失败后，中宗神龙元年，恢复了京城的太庙，并在东都另立太庙。
讨论立始祖为七庙，有人提议以凉武昭王为始祖。
太常博士张齐贤认为不可，他说：“古代拥有天下的君主祭祀七世，始封之君称为太祖。太祖之庙，百世不迁。到祫祭时，毁庙之主都以昭穆顺序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世系久远，迁庙之主都出自太祖之后。因此合食的顺序，尊卑不乱。汉以高皇帝为太祖，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因为其地位高于太祖。魏以武帝为太祖，晋以宣帝为太祖，武、宣以上的庙室都不在祫祭中合食，隋朝也是如此。唐朝受天命，景皇帝是始封之君，应为太祖，因其世系较近，在三昭三穆之内，而光皇帝以上，因属尊不列合食。现在应以景皇帝为太祖，祔宣皇帝为七室，太祖以上四室不在祫祭中合食。”
博士刘承庆、尹知章提议：“三昭三穆与太祖为七庙，这是礼制。但王迹有深浅，太祖有远近。太祖以功建立，昭穆以亲崇；有功者不迁，亲尽者则毁。现在因太祖世系较近而庙数不足，便想在昭穆之外，远立当迁之主以凑足七庙，这违背了迭毁的原则，不可行。”
皇帝将此事交由大臣讨论，礼部尚书祝钦明采纳了双方的意见，最终以景皇帝为始祖，不祔宣皇帝。
后来以孝敬皇帝为义宗，祔入太庙，于是太庙共有七室，京城太庙也有七室。
中宗驾崩后，中书令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璟认为：“义宗是追尊的皇帝，不应列入昭穆，且其葬在洛州，建议在东都另立别庙，由有关部门按时祭祀，京城太庙的神主则藏于夹室。”
于是祔中宗入庙，光皇帝不迁，太庙仍为七室。
睿宗驾崩后，博士陈贞节、苏献等人提议：“古代兄弟不相为后，殷商的盘庚不序于阳甲；汉光武帝不继位于孝成帝；晋怀帝继位于世祖而不继位于惠帝。因为兄弟相代，昭穆位同，到其当迁时，不可同时毁掉两庙。荀卿子说：‘有天下者事七世。’这是指从祢以上。如果容纳兄弟，上毁祖考，则天子可能无法祭祀七世。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而无后，应如殷商的阳甲，另立别庙，祔睿宗以继高宗。”
于是在太庙西侧另立中宗庙。
开元十年，皇帝下诏将宣皇帝复祔于正室，谥为献祖，并谥光皇帝为懿祖，又将中宗还祔太庙，于是太庙共有九室。
准备亲自祔祭时，因遇雨未能成行，便命有关部门代为行事。
宝应二年，祧献祖、懿祖，祔玄宗、肃宗入庙。
自此之后，太庙常为九室。
代宗去世后，礼仪使颜真卿提议：“太祖、高祖、太宗的神位都不应撤除，而代祖元皇帝的神位应当迁移。”于是将元皇帝的神位迁移，并将代宗的神位祔入太庙。
德宗去世后，礼仪使杜黄裳提议：“高宗的神位在三昭三穆之外，应当迁移。”于是将高宗的神位迁移，并将德宗的神位祔入太庙，这是因为中宗、睿宗被列为昭穆。
顺宗去世后，应当迁移中宗的神位，但有关部门对此有疑虑，认为中宗是则天革命后的中兴之主。博士王泾、史官蒋武都认为中宗的得失在于他自己，不能与汉光武、晋元帝相比，因此不能作为中兴之主而不迁移神位。于是将中宗的神位迁移，并将顺宗的神位祔入太庙。
自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代祔入太庙后，睿宗、玄宗、肃宗、代宗的神位依次迁移。到了武宗去世时，德宗的神位应当迁移，但德宗在世代顺序中是高祖，礼官开始意识到这样不妥，认为兄弟之间不能互为后嗣，不能列为昭穆，于是提议重新祔入代宗的神位。但有人提出：“已经迁移的神位不能再进入太庙。”礼官回应：“过去晋元帝、明帝时期，已经迁移的豫章、颍川神位后来都重新祔入太庙，这是有先例的。”还有人提出：“太庙的室数有限，没有后嗣的神位应当安置在别庙。”礼官回应：“晋武帝时期，景帝、文帝同在一个庙中，庙中虽然有六代，但实际上有七位神主。到了元帝、明帝时期，庙中都有十室，所以贺循说：‘庙的容量以神主为限，没有固定的数目。’”于是重新祔入代宗的神位，并将敬宗、文宗、武宗的神位列为同一代。
当初，玄宗重新祔入献祖的神位时，下诏说：“使亲近的神位不至于被撤除，远祖的神位不至于被迁移。”这其实是他随意说的，并不符合礼制。后来的人为了解释这件事，便迁就事实，认为三昭三穆与太祖、祖功、宗德三庙不迁，共为九庙，这是周朝的制度。到了敬宗、文宗、武宗三宗列为同一代时，唐朝的太庙便常为九代十一室。
开元五年，太庙的四室损坏，将神主供奉在太极殿，皇帝穿着素服避开正殿，停止朝会三天。当时皇帝准备前往东都，便在太极殿拜谒神主后出发。
安禄山之乱时，宗庙被叛军焚毁，肃宗收复京师后，在光顺门外设祭，面向宗庙哭泣，停止朝会三天。后来黄巢攻陷京师，焚毁宗庙，僖宗出逃，神主和法物随行，都被叛军掠夺。黄巢失败后，收复京师，皇帝穿着素服在宗庙哭泣后才入城。
当初，唐朝建立东、西两都，但东都没有宗庙。则天皇后篡位称周，在东都建立周朝七庙以祭祀武氏，将西京的唐太庙改为享德庙。神龙元年，中宗复位，将武氏的神主迁到西京，建立崇尊庙，而将东都的武氏旧庙改为唐太庙，祔入光皇帝以下七室，并亲自祭祀。从此，东、西两都都有宗庙，每年按时祭祀。
后来安禄山攻陷两京，宗庙都被焚毁。肃宗即位后，在西都重建宗庙并制作神主，而东都的太庙被毁为军营，九室的神主丢失，直到大历年间，才在民间找到，暂时安置在太微宫，无法祔入宗庙祭祀。
从建中到会昌年间，关于东都宗庙的讨论不一，有人认为：“东、西两京都应该有宗庙，旧的神主应当埋葬，空出宗庙等待，皇帝巡幸时则带着神主出行。”有人认为：“应当将神主藏在夹室中。”还有人认为：“周朝的丰、洛有宗庙，是因为迁都才建立的，现在东都并非因为迁都而建立宗庙，这是不对的。”还有人提出：“古代带着神主出行的，只有新迁的一室神主，没有带着所有宗庙神主出行的。”
到了武宗时期，废除了所有争议，下诏让有关部门择日修建东都宗庙。不久武宗去世，宣宗最终将太微宫的神主祔入东都宗庙。
追赠皇后、追尊皇太后、赠皇太子时，往往都建立别庙。那些符合礼制的，后世应当遵循礼制；那些不符合礼制而出于私意的，其制作和议论都不足取。因此不详细记载。
宣宗收复河、湟三州七关后，将功劳归于顺宗、宪宗，并为他们加谥号。博士李稠请求改作神主，重新书写新谥号。右司郎中杨发等人提议：“古代已经祔入宗庙的神主不再改作，加谥追尊不符合礼制，虽然则天皇后开了先例，但她也没有改作神主，只是用新谥号的宝册告于陵庙即可。”当时，宰相认为士族的宗庙都改作了神主，于是就在旧神主上重新书写新谥号。
禘祭和祫祭是重大的祭祀。祫祭是将昭穆合祭于太祖，而禘祭是审察尊卑，这是禘、祫的意义，但礼官们对此理解有误。至于年数的不同，祖、宗的位置失序，讨论者也不知如何遵循。《礼》中说：“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传》中说：“五年两次殷祭。”
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应当举行祫祭，但有关部门对年数有疑问。太学博士史玄璨等人提议：“新君丧期结束后举行祫祭，第二年举行禘祭。从此之后，每五年举行两次祭祀。后一次禘祭与前一次禘祭相隔五年，祫祭通常在禘祭后三年举行，禘祭通常在祫祭后两年举行。鲁宣公八年禘祭僖公，是因为两年丧期结束后举行祫祭，第二年举行禘祭，到第八年再次举行禘祭。昭公二十年举行禘祭，到二十五年又举行禘祭，这可以证明。”讨论者认为史玄璨等人的说法有经典依据，于是采纳了。
睿宗去世后，开元六年丧期结束举行祫祭，第二年举行禘祭。从此之后，祫祭和禘祭各自按年举行，不相通数。总共举行了七次祫祭和五次禘祭，到了二十七年，禘祭和祫祭在同一年举行，有关部门意识到这样不对，便提议一禘一祫，五年两次殷祭，应当通数。但禘祭后举行祫祭的年数远近，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郑玄采用高堂隆的先三后二，徐邈采用先二后三。徐邈认为两次禘祭相隔六十个月，中间隔三十个月举行一次祫祭。这种说法最为合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间举行，符合两次殷祭的意义，但禘祭的先后顺序则有所不同。
礼制规定，禘祭和祫祭时，太祖的神位在西面，面向东，子孙列为昭穆，昭位面向南，穆位面向北。即使已经撤除的神主，也要出来按昭穆顺序排列。殷、周兴起时，太祖的世代较远，群庙的神主都在其后，因此礼制容易明确。汉、魏以来，国家的兴起较为突然，且上世较为微弱，因此创国的君主为太祖，世代较近，撤除的神主都在太祖之上，因此禘祭和祫祭不能像古代那样进行。汉、魏的制度规定，太祖以上的撤除神主都不合祭。
唐朝兴起后，以景皇帝为太祖，世代较近，在三昭三穆之内，到了祫祭和禘祭时，虚设东向的位置，太祖与群庙的神主列为昭穆。代宗即位后，祔入玄宗、肃宗的神位，将献祖、懿祖的神位迁到夹室。于是太祖居于第一室，禘祭和祫祭时得以正位东向，而献祖、懿祖不合祭。
建中二年，太学博士陈京请求为献祖、懿祖建立别庙，到禘祭和祫祭时祭祀。礼仪使颜真卿提议：“太祖景皇帝居于百代不迁的尊位，禘祭和祫祭时，暂时居于昭穆之位，屈尊以奉祖宗是可以的。”于是引用晋朝蔡谟的提议，将献祖居于东向之位，懿祖、太祖以下的神主左右列为昭穆。从此讨论者意见纷纭。
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提议，太祖百代不迁，献祖、懿祖二祖的亲缘已尽，庙迁而居于东向之位是不对的，请求
百官讨论。工部郎中张荐等人的意见与颜真卿相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说：“颜真卿所采用的，是晋朝蔡谟的意见，蔡谟提出‘禹不先于鲧’的说法，虽然有这种说法，但当时并未被采用。献祖、懿祖二祖的神主应该藏在夹室中，以符合《祭法》中‘远庙为祧，有祈祷则祭，无祈祷则停止’的意义。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说：“《周礼》中有先公的祧庙，迁祖的神主藏于后稷的庙中，这是周朝未受命时的祧庙吗？还有先王的祧庙，迁主的神主藏于文王、武王的庙中，这是周朝已受命时的祧庙吗？现在献祖、懿祖，就像周朝的先公一样，请建造别庙来安置他们。”
司勋员外郎裴枢说：“在寝园中建造石室来藏神主，到禘祭、祫祭的年份就祭祀。”
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县尉仲子陵都说：“将神主迁到德明、兴圣庙中。”
京兆少尹韦武说：“祫祭时献祖东向，禘祭时太祖东向。”
十一年，左司郎中陆淳说：“讨论的人很多，不过有三种意见。一是恢复太祖的正位，二是并列昭穆而虚东向，三是祫祭时献祖东向，禘祭时太祖东向，轮流东向。而恢复太祖的正位是正确的。然而太祖复位后，献祖、懿祖的神主应该有归属。一是藏在夹室中，二是安置在别庙中，三是迁到寝园中，四是祔于兴圣庙。然而藏在夹室中，则没有祭祀的期限；安置在别庙中，则不符合《礼经》的记载；迁到寝园中，则扰乱宗庙的礼仪。只有祔于兴圣庙是正确的。”
到十九年，左仆射姚南仲等人献上五十七封奏议，交给都省集议。户部尚书王绍等五十五人请求将懿祖祔于兴圣庙，议定后，太祖才恢复了东向的位置。
如果诸臣祭祀他们的亲人，庙室、服器的数量，根据他们的品级而定。开元十二年规定：一品、二品官员有四庙，三品官员有三庙，五品官员有二庙，嫡士有一庙，庶人在寝中祭祀。到了定礼时：二品以上官员有四庙，三品官员有三庙，三品以上不需要爵位的也有四庙，四庙中有始封的为五庙，四品、五品官员有兼爵的也有三庙，六品以下官员及庶人，在寝中祭祀。
天宝十年，京官正员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允许立庙，不限制兼爵；即使品级达到但建庙未完成的，也允许在寝中祭祀。
庙的规制，三品以上官员的庙有九架，厦两旁。三庙的有五间，中间为三室，左右厦各一间，前后虚设，没有重栱、藻井。每室都有一个石室，位于西墙的三分之一近南处，距地四尺，容纳两个神主。庙的围墙环绕，设有南门、东门，门屋有三室，上间为庙，增建神厨于庙东的少南处，斋院于东门外的少北处，规制不得超过庙。
三品以上官员有神主，五品以上官员有几筵。祭祀用少牢，羊、猪各一，六品以下官员用特豚，不论祖祢的贵贱，都是子孙的祭牲。祭牲不足时，用野兽代替。五品以上官员的祭室用不同的祭牲，六品以下官员共用祭牲。
二品以上官员的祭室用笾豆十，三品官员用八，四品、五品官员用六。五品以上官员的祭室都有簠二、簋二、甒二，钘二、俎三、尊二、罍二、勺二、爵六，盘一、坫一、篚一、牙盘胙俎一。
祭服，三品以上官员穿玄冕，五品以上官员穿爵弁，六品以下官员戴进贤冠，各按其品级穿相应的祭服。
凡祔祭都给予五天休假，时祭都给予四天休假。散斋两天在正寝，致斋一天在庙中，子孙陪祭的在家斋戒一宿。开始立庙时则署主并祔祭，丧事结束后再祔祭，丧事二十八月上旬卜日祔祭，开始神事。
王公的神主用辂车载运，夫人的神主用翟车载运，其余都用舆车。天子在四孟、腊月祭祀太庙，诸臣避开，祭祀仲月而不腊祭。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如果祔祭、常祭、禘祫祭，卜日、斋戒、省牲、视涤、濯鼎镬，烹牲、实馔、三献、饮福、受胙进退的仪式，大致如宗庙的祭祀。以国官为亚献、终献，没有则用亲宾，用子弟。
后来不再卜日，而用亥日筮祭。在寝中祭祀的，春、秋以分日，冬、夏以至日。如果祭祀春分，则废除元日。然而元正是一年的开始，冬至是阳气的恢复，这两个节日最为重要。祭祀不宜频繁，于是废除春分，通为四次。
祠器用乌漆，比常制稍小。祭服用进贤冠，主妇穿花钗礼衣，后来或改为公服，没有则穿常服。
凡在庙中、寝中祭祀，结束后，都由亲宾子孙慰问，主人穿常服接见。如果宗子有故，庶子代祭，则祝词说：“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地位低，则用上等祭牲祭祀宗子家，祝词说：“孝子某为其介子某荐其常事。”庶子官位高而立庙，其主祭则由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于位。因为庙由弟立，自己不能延神。如果兄弟分官，则各自在正寝祭祀考妣。
古代殇及无后的人都祔食于祖，没有祝词而不拜，设座于祖左而西向。亚献者奠祭，祝词才奠祭，一献而止。后来庙制设幄，当中南向，祔座无处安置，都在祭室户外之东而西向。亲伯叔无后的祔于曾祖，亲兄弟及从父兄弟祔于祖，亲子侄祔于祢。寝祭的位置西上，祖东向而昭穆南北，则伯叔的祔者居祢下的穆位北向，兄弟、从父兄弟居祖下的昭位南向，子侄居伯叔之下的穆位北向，以序尊卑。凡殇、无后，以周亲及大功为断。
古代庙在大门内，秦朝将寝置于陵侧，所以王公也在墓旁建庙。既然庙与居所分开，则宫中有丧事时祭祀。三年之丧，齐衰、大功都废祭；外丧，齐衰以下则进行祭祀。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志-卷三-礼乐三-注解
礼乐：中国古代社会用以规范社会秩序、教化民众的礼仪和音乐制度，起源于周朝，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文献。
谶纬：汉代流行的一种以预言和神秘解释为主的文献，常与儒家经典结合，形成谶纬之学，对后世影响深远。
郑玄：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对《六经》进行了系统的注解，对后世儒家经典的解释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天之说：郑玄提出的关于天神的理论，认为天有六位，分别是昊天上帝和五方天帝，这一理论在唐代仍有影响。
圆丘：古代祭祀天神的场所，通常位于国都的南郊，象征天圆地方。
明堂：古代帝王举行祭祀、布政等重要仪式的场所，象征着王权的神圣与威严。
五帝：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五位天帝，分别代表五行和五方，是古代祭祀的重要对象。
祈谷：古代祭祀活动之一，旨在祈求丰收，通常在春季举行。
雩：古代求雨的祭祀活动，通常在夏季举行。
大享：古代祭祀活动之一，通常在秋季举行，旨在感谢天地的恩赐。
开元礼：唐玄宗时期制定的礼仪制度，对后世礼仪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禘：古代祭祀祖先的大祭，通常每五年举行一次。
郊：古代祭祀活动之一，通常在春季举行，旨在祭祀天神和地祇。
祖：古代祭祀活动之一，旨在祭祀祖先，通常在宗庙举行。
宗：古代祭祀活动之一，旨在祭祀祖先，通常在宗庙举行。
报：古代祭祀活动之一，旨在感谢天地的恩赐，通常在秋季举行。
合祭：古代祭祀活动之一，旨在同时祭祀天神和地祇，通常在国都的南郊举行。
玄元庙：唐代为祭祀老子（李耳）而建的庙宇，老子被尊为玄元皇帝，是道教的重要神祇。
太庙：古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宗庙，是皇权的象征。
南郊：古代帝王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的地方，象征着与天沟通。
亚献：祭祀仪式中的次要献祭者，通常由皇后或皇太子担任。
斋娘：祭祀仪式中负责执掌祭器的女性，通常由大臣的女儿担任。
七庙：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制度，通常包括七代祖先的庙宇。
太祖：指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庙号太祖，是唐朝的始祖。
昭穆：古代宗庙中，祖先神主的排列顺序，昭为左，穆为右。
高祖：指唐高祖李渊，唐朝的开国皇帝，庙号高祖。
太宗：指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庙号太宗。
代祖元皇帝：指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虎，追尊为元皇帝，庙号代祖。
祔：将新去世的祖先神主安放到宗庙中的仪式。
祧：古代宗庙制度中，远祖的神主被迁移到祧庙中，不再参与常规祭祀。
神主：古代祭祀时代表祖先的木牌或石碑。
祫：古代祭祀祖先的大祭，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与禘祭交替进行。
夹室：古代宗庙中用于存放远祖神主的房间。
追尊：皇帝去世后，追封其祖先为皇帝或皇后，以示尊崇。
谥号：古代对已故皇帝、皇后、贵族等给予的称号，用以概括其生平事迹和品德。
真卿：颜真卿，唐代著名书法家、政治家，以忠义著称。
蔡谟：东晋时期的名臣，以博学多才、精通礼制闻名。
禹不先鲧：指大禹治水时，没有先祭祀其父鲧，而是直接祭祀天地山川。
坛、墠：坛是祭祀用的高台，墠是祭祀用的平地。
禘、祫：禘是古代天子祭祀祖先的大典，祫是合祭祖先的仪式。
德明、兴圣庙：唐代为祭祀李唐皇室的先祖而设立的宗庙。
东向：古代祭祀时，主祭者面向东方，象征尊贵。
寝园：古代帝王陵墓旁的祭祀场所。
少牢：古代祭祀用的羊和猪，规格低于太牢（牛、羊、猪）。
簠、簋、甒、钘、俎、尊、罍、勺、爵：古代祭祀时使用的礼器，分别用于盛放食物、酒水等。
玄冕、爵弁、进贤冠：古代不同等级的官员在祭祀时所戴的礼冠。
散斋、致斋：古代祭祀前的斋戒仪式，散斋为普通斋戒，致斋为严格斋戒。
辂、翟车、舆：古代不同等级的官员在祭祀时使用的车辆。
四孟、腊：四孟指四季的第一个月，腊指腊月，均为古代祭祀的重要时间。
乌漆：黑色的漆器，古代祭祀时使用的礼器。
花钗礼衣：古代妇女在祭祀时所穿的礼服，饰有花钗。
殇：未成年而夭折的人。
无后：没有后代的人。
礻付：将无后的亲属神主附祭于祖先的仪式。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志-卷三-礼乐三-评注
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从周朝的衰落到秦朝的废绝，再到汉朝的复兴，礼乐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和调整。文章详细描述了汉代儒者对《六经》的补缉和解释，以及郑玄等大儒对礼乐制度的贡献和影响。
文章还提到了唐代礼乐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特别是《贞观礼》和《开元礼》的制定，这些礼仪制度不仅规范了祭祀活动，还体现了古代中国对天地、祖先的崇敬和感恩之情。
通过对礼乐制度的深入分析，本文揭示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礼乐制度不仅是社会秩序的规范，更是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文章还指出了礼乐制度在历史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
此外，本文还探讨了礼乐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通过祭祀活动，古代帝王不仅表达了对天地和祖先的崇敬，还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权威。礼乐制度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和工具。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礼乐制度的详细描述和分析，揭示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和宗教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礼乐制度不仅是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段文字详细记载了唐代祭祀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反映了唐代在礼制上的严谨与复杂。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礼制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传统，还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与创新。
首先，文中提到唐中宗时期关于皇后是否应参与南郊祭祀的争议，反映了唐代礼制中的性别角色问题。皇后作为亚献参与祭祀，显示了女性在皇家礼仪中的重要地位，但也引发了礼制上的争议。这种争议不仅体现了礼制的复杂性，也反映了唐代社会对性别角色的不同看法。
其次，文中对明堂制度的讨论，揭示了唐代在礼制上的创新与困惑。明堂作为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场所，其制度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唐代儒者们对明堂的形制、功能进行了多次讨论，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这种讨论不仅反映了唐代礼制的复杂性，也显示了唐代儒者对古代礼制的尊重与创新。
再次，文中对七庙制度的讨论，展示了唐代在祭祀制度上的继承与变革。七庙制度是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重要制度，唐代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不仅体现了唐代礼制的灵活性，也反映了唐代对祖先祭祀的重视。
最后，文中提到的唐代祭祀制度的变化，如明堂的建立与毁坏、七庙制度的调整等，都反映了唐代礼制的动态发展。唐代在礼制上的不断调整与创新，不仅体现了其对传统的尊重，也显示了其在礼制上的灵活性与开放性。这种动态发展的礼制，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通过对唐代祭祀制度的详细记载，展示了唐代礼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唐代在礼制上的继承与创新，不仅体现了其对传统的尊重，也显示了其在礼制上的灵活性与开放性。这种动态发展的礼制，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本文详细记载了唐朝宗庙制度的变迁，反映了唐朝在祭祀礼仪上的复杂性和历史演变。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其宗庙制度不仅是对祖先的尊崇，更是皇权合法性的象征。文中提到的太祖、高祖、太宗等皇帝的庙号，体现了唐朝对开国皇帝及其后代的尊崇。
文中提到的‘祔’、‘祧’、‘昭穆’等概念，展示了唐朝宗庙祭祀中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祔’是将新去世的皇帝的神主牌位安放在太庙中，与祖先一起受祭，体现了对祖先的尊崇和对新皇帝的认可。‘祧’则是将远祖的神主牌位迁出太庙，安置在别庙中，反映了宗庙制度的灵活性和对祖先的合理安置。
文中还提到了‘禘’和‘祫’两种大祭，这是古代祭祀祖先的重要仪式。‘禘’每五年举行一次，‘祫’每三年举行一次，两者交替进行，体现了对祖先的持续尊崇和祭祀的周期性。这些祭祀活动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政治活动，通过祭祀祖先来巩固皇权和维护社会秩序。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唐朝宗庙在战乱中的遭遇，如安禄山之乱和黄巢之乱时宗庙被焚毁，反映了唐朝在战乱中的动荡和宗庙制度受到的冲击。肃宗和僖宗在战乱后恢复宗庙的举措，体现了唐朝对宗庙制度的重视和对祖先的尊崇。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唐朝宗庙制度的详细记载，展示了唐朝在祭祀礼仪上的复杂性和历史演变，反映了宗庙制度在维护皇权和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文中提到的战乱对宗庙的影响，也揭示了唐朝在动荡时期面临的挑战和对宗庙制度的坚守。
这段古文主要讨论了唐代宗庙祭祀制度的争议与改革，反映了当时礼制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文中提到的颜真卿、蔡谟等人，均为历史上著名的礼学家和政治家，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不同派别对宗庙祭祀制度的不同理解。颜真卿主张恢复太祖的正位，强调宗庙祭祀的尊卑有序，而蔡谟则提出了‘禹不先鲧’的说法，主张在祭祀中不必拘泥于血缘关系，而应更注重功绩与德行。
文中提到的‘夹室’、‘祧’、‘坛、墠’等概念，均为古代宗庙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夹室用于存放远祖的神主，祧则是将远祖神主迁移到专门的祧庙中，不再参与常规祭祀。坛和墠则是祭祀的具体场所，分别用于高台和平地的祭祀仪式。这些概念反映了古代宗庙制度的复杂性和严谨性，体现了古人对祖先崇拜的重视。
文中还详细描述了唐代宗庙祭祀的具体仪式和礼器，如‘少牢’、‘簠、簋、甒、钘、俎、尊、罍、勺、爵’等，这些礼器的使用不仅体现了祭祀的庄重与神圣，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官员在祭祀时使用的礼器和车辆有所不同，如‘玄冕’、‘爵弁’、‘进贤冠’等礼冠的使用，进一步体现了古代礼制的等级分明。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祔’、‘散斋’、‘致斋’等祭祀前的准备仪式，这些仪式不仅是对祖先的尊敬，也是对祭祀者自身的净化与约束。通过这些仪式，祭祀者表达了对祖先的虔诚与敬意，同时也强化了家族和社会的凝聚力。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不仅详细记录了唐代宗庙祭祀制度的具体内容，还反映了当时礼制与政治的紧密联系。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古代社会的礼制文化，以及古人对祖先崇拜的重视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