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欧阳修、宋祁等，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是北宋文学领袖，宋祁则以文采著称。
年代：北宋（11世纪）。
内容简要：共225卷，记载了唐代的历史。该书是对《旧唐书》的修订和补充，注重文笔的简洁和史实的准确性，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志-卷四十四-原文
食货四
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 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 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会州有河池，三州皆输米以 代盐。安北都护府有胡落池，岁得盐万四千斛，以给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 成州、巂州井各一，果、阆、开、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领之。邛、眉、嘉有井 十三，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 六十，剑南东川院领之。皆随月督课。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每屯有丁有兵， 岁得盐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负海州岁免租为盐二万斛以输司农。青、楚、 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
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 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 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 用。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 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 人不知贵。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 劝农。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 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监，岁得 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庐寿、 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兗郓、郑滑，捕私盐者，奸盗为之 衰息。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晏 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 闱服御、军饟、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明年而晏罢。
贞元四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 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 官收不能过半，民始怨矣。
刘晏盐法既成，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包佶为 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许以漆器、玳瑁、绫绮代盐价，虽不可用者亦高估而 售之，广虚数以罔上。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盐估益贵，商 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伤财，当时病之。其 后军费日增，盐价浸贵，有以谷数斗易盐一升。私籴犯法，未尝少息。
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增云安、涣 阳、涂鞬三监。其后盐铁使李锜奏江淮盐斗减钱十以便民，未几复旧。方是时，锜 盛贡献以固宠，朝廷大臣皆饵以厚货，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耗屈，榷盐法大 坏，多为虚估，率千钱不满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为使，以盐利皆归度支，物 无虚估，天下粜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初岁之利，如刘晏之季年，其后则 三倍晏时矣。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四方豪商猾贾、杂处解县，主以郎官， 其佐贰皆御史。盐民田园籍于县，而令不得以县民治之。
宪宗之讨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镈加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盐估以供军。贞元 中，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至元和中，减死流天德五城，镈奏论死如初。一斗以上 杖背，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 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盗刮鹻土一斗， 比盐一升。州县团保相察，比于贞元加酷矣。自兵兴，河北盐法羁縻而已。至皇甫 镈，又奏置榷盐使，如江淮榷法，犯禁岁多。及田弘正举魏博归朝廷，穆宗命河北 罢榷盐。户部侍郎张平叔议榷盐法弊，请粜盐可以富国，诏公卿议其可否。中书舍 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条诘之，以为不可，平叔屈服。是时奉天卤池生水柏，以 灰一斛得盐十二斤，利倍鹻卤。文帝时，采灰一斗，比盐一斤论罪。开成末，诏私 盐月再犯者，易县令，罚刺史俸；十犯，则罚观察、判官课科。
宣宗即位，茶、盐之法益密，粜盐少、私盗多者，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 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弘止以两池盐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舆更立新法，其课倍入，迁 榷盐使。以壕篱者，盐池之堤禁，有盗坏与鬻鹻皆死，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 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两池盐盗贩者，迹其居处，保、社按罪。鬻五石，市 二石，亭户盗粜二石，皆死。”是时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 庐，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宣宗乃择尝更两畿辅望县令者为 监院官。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使，上盐法八事，其法皆施行，两池榷课大增。
其后兵遍天下，诸镇擅利，两池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有，岁贡盐三千车。中 官田令孜募新军五十四都，餫
卖铜锡及造铜器者。
二十年，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每钱重二铢四参，禁缺顿、沙涩、荡染、白强、 黑强之钱。首者，官为市之。铜一斤为钱八十。
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建议：“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为钱以 通贸易。官铸所入无几，而工费多，宜纵民铸。”议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黄门侍 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秘书监崔沔皆以为“严断恶钱则人知禁，税铜折役则官 冶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钱以利薄而自息。若许私铸，则下皆弃农而竞利矣。”左监 门卫录事参军事刘秩曰：“今之钱，古之下币也。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 无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贱伤农，钱轻伤贾，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 法收之使少，物少则作法布之使轻，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铸钱不杂铅铁则无利， 杂则钱恶。今塞私铸之路，人犹冒死，况设陷井诱之？不可三也；铸钱无利则人不 铸，有利则去南亩者众，不可四也；人富则不可以赏劝、贫则不可以威禁，法不行， 人不理，繇贫富不齐，若得铸钱，贫者服役于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 钱重繇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旧。公钱与铜价颇等，故破重钱为轻钱，铜之不赡， 在采用者众也。铜之为兵不如铁，为器不如漆。禁铜则人无所用，盗铸者少，公钱 不破，人不犯死，钱又日增，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是时公卿皆以纵民铸为不便， 于是下诏禁恶钱而已。信安郡王祎复言国用不足，请纵私铸，议者皆畏祎帝弟之贵， 莫敢与抗，独仓部郎中韦伯阳以为不可，祎议亦格。
二十六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其后钱又渐恶， 诏出铜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杨、 宣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 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 两京钱有鹅眼、古文、线环之别，每贯重不过三四斤，至翦铁而缗之。宰相李林甫 请出绢布三百万匹，平估收钱，物价踊贵，诉者日万人。兵部侍郎杨国忠欲招权以 市恩，扬鞭市门曰：“行当复之。”明日，诏复行旧钱。天宝十一载，又出钱三十 万缗易两市恶钱，出左藏库排斗钱，许民易之。国忠又言钱非铁锡、铜沙、穿穴、 古文，皆得用之。
是时增调农人铸钱，既非所习，皆不聊生。内作判官韦伦请厚价募工，繇是役 用减而鼓铸多。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邓、郴 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 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
肃宗乾元元年，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 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亦号“乾元十当钱”。先是诸炉铸钱窳薄，熔 破钱及佛像，谓之“盘陀”，皆铸为私钱，犯者杖死。第五琦为相，复命绛州诸炉 铸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背之外郭为重轮，每缗重 十二斤，与开元通宝钱并行，以一当五十。是时民间行三钱，大而重棱者亦号“重 棱钱”。法既屡易，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
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 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肃宗以新钱不便，命百官集议，不能改。上元元年， 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以一当十，碾硙鬻受，得为实钱， 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由是钱有虚实之名。
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 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 一。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后民间乾元、 重棱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当时议者以为：“自天宝至今，户九百余万。《王制》： 上农夫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 二升，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礼再 倍，余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以贵贱丰俭相当，则米 之直与钱钧也。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余斛，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一 万六千顷。而钱亦岁毁于棺瓶埋藏焚溺，其间铜贵钱贱，有铸以为器者，不出十年 钱几尽，不足周当世之用。”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皆重 粗贱弱之货，输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于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 得十余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
大历七年，禁天下铸铜器。建中初，户部侍郎韩洄以商州红崖冶铜多，请复洛 源废监，起十炉，岁铸钱七万二千缗，每千钱费九百。德宗从之。
江淮多铅锡钱，以铜{汤皿}外，不盈斤两，帛价益贵。销千钱为铜六斤，铸器 则斤得钱六百，故销铸者多，而钱益耗。判度支赵赞采连州白铜铸大钱
一当十， 以权轻重。
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
诸道盐铁使张滂奏禁江淮铸铜为器，惟铸鉴而已。
十年，诏天下铸铜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过百六十，销钱者以盗铸论。
然而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
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通钱往来，而京师商贾赍钱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
诏复禁之。
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
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
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廋索诸坊，二人为保。
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余，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
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
命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
元和四年，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捕之；非交易而钱行衢路者，不问。
复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
六年，贸易钱十缗以上者，参用布帛。
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自是河东锡钱皆废。
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浸轻。
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
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
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每匹加旧估十之一。
会吴元济、王承宗连衡拒命，以七道兵讨之，经费屈竭。
皇甫镈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
十二年，复给京兆府钱五十万缗市布帛，而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于官，以五之一赏告者。
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少亦五十万缗，乃争市第宅。
然富贾倚左右神策军官钱为名，府县不敢劾问。
民间垫陌有至七十者，铅锡钱益多，吏捕犯者，多属诸军、诸使，讠虖集市人强夺，殴伤吏卒。
京兆尹崔元略请犯者本军、本使涖决，帝不能用，诏送本军、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涖决。
穆宗即位，京师鬻金银十两亦垫一两，籴米盐百钱垫七八。
京兆尹柳公绰以严法禁止之。
寻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诏从俗所宜，内外给用，每缗垫八十。
宝历初，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钱论。
大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带以金银、鍮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镮、钮得用铜，余皆禁之，盗铸者死。
是时峻铅锡钱之禁。
告千钱者赏以五千。
四年，诏积钱以七千缗为率，十万缗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万以二年。
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
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
未几皆罢。
八年，河东锡钱复起，盐铁使王涯置飞狐铸钱院于蔚州，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
文宗病币轻钱重，诏方镇纵钱谷交易。
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
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于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
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
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钅卢、鐸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
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
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
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
昭宗末，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每百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百云。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志-卷四十四-译文
食货四
唐朝有十八个盐池，六百四十口盐井，都隶属于度支。蒲州的安邑、解县有五个盐池，总称为“两池”，每年产盐一万斛，供应京师。盐州的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会州有河池，这三个州都用米来代替盐的供应。安北都护府有胡落池，每年产盐一万四千斛，供应振武、天德。黔州有四十一口盐井，成州、巂州各有一口盐井，果州、阆州、开州、通州有一百二十三口盐井，由山南西院管理。邛州、眉州、嘉州有十三口盐井，由剑南西川院管理。梓州、遂州、绵州、合州、昌州、渝州、泸州、资州、荣州、陵州、简州有四百六十口盐井，由剑南东川院管理。这些盐井每月都要进行考核。幽州、大同的横野军有盐屯，每个盐屯都有丁壮和士兵，每年产盐二千八百斛，少的产盐一千五百斛。负海州每年免除租税，产盐二万斛，输送到司农。青州、楚州、海州、沧州、棣州、杭州、苏州等州，用盐价购买轻货，也输送到司农。
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次改变盐法，在山海井灶附近有利的地方设置监院，游民从事盐业的称为亭户，免除杂徭。盗卖盐的人依法论处。等到第五琦担任诸州榷盐铁使，全面垄断天下盐业，每斗盐加价一百钱，售价为一百一十钱。
自从战乱开始，流民未能恢复，税赋不足以供应费用，盐铁使刘晏认为应该根据百姓的急需征税，这样国家才能充足。于是他上奏盐法的轻重适宜，认为盐吏多了会扰乱州县，因此在产盐的地方沿用旧监设置官吏，亭户将盐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自由买卖。江、岭离盐产地远的地方，设有常平盐，每当商人不到时，就减价卖给百姓，官府获得厚利而百姓不觉得贵。刘晏又认为盐在雨季时卤水稀薄，旱季时土壤干燥，于是随时发布命令，派遣官吏晓谕引导，加倍劝农。吴、越、扬、楚的盐仓多达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个盐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个盐监，每年收入百余万缗，相当于百余州的赋税。自淮北设置十三个巡院，分别是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兗郓、郑滑，抓捕私盐贩子，奸盗因此减少。然而各道加收榷盐钱，商人船只经过都要征税。刘晏上奏废除州县率税，禁止堰埭拦路收费。刘晏刚上任时，盐利每年只有四十万缗，到大历末年，达到六百余万缗。天下的赋税，盐利占了一半，宫廷的服饰、军饷、百官的俸禄都依赖于此。第二年刘晏被罢免。
贞元四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奏增加百姓赋税，自此江淮盐每斗增加二百钱，售价为三百一十钱，后来又增加六十钱，河中两池盐每斗售价为三百七十钱。江淮的豪商趁机牟利，有时价格翻倍，官府收入不到一半，百姓开始抱怨。
刘晏的盐法实施后，商人用绢代替盐利，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的春服。包佶担任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允许用漆器、玳瑁、绫绮代替盐价，即使不可用的也高价出售，虚报数量欺骗朝廷。亭户违法，私卖盐不断，巡捕的士兵遍布州县。盐价越来越贵，商人趁机牟利，远乡的贫民因高价而困苦，甚至有人吃不起盐。巡吏多了，官员冗杂浪费钱财，当时人们对此感到不满。后来军费日益增加，盐价逐渐上涨，有人用几斗谷子换一升盐。私卖盐犯法，从未停止。
顺宗时开始降低江淮盐价，每斗为二百五十钱，河中两池盐每斗为三百钱。增加了云安、涣阳、涂鞬三个盐监。后来盐铁使李锜上奏江淮盐每斗减价十钱以便民，不久又恢复原价。当时，李锜大量进贡以巩固宠信，朝廷大臣都被他用厚礼收买，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家财政枯竭，榷盐法大坏，多为虚估，每千钱实际不到一百三十钱。兵部侍郎李巽担任盐铁使，将盐利全部归入度支，物价不再虚估，天下粜盐税茶，盈利六百六十五万缗。初年的利润，如同刘晏的末年，后来则是刘晏时的三倍。两池盐利，每年收入一百五十余万缗。四方豪商猾贾、杂居解县，由郎官主管，其副手都是御史。盐民的田园登记在县，但县令不得以县民治理。
宪宗讨伐淮西时，度支使皇甫镈增加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的盐价以供应军费。贞元年间，盗卖两池盐一石的人处死，到元和年间，减为流放天德五城，皇甫镈上奏恢复死刑。盗卖一斗以上的人杖背，没收车驴，能抓捕盗卖一斗盐的人赏千钱；节度观察使用判官、州用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盗卖两池盐的人，坊市居邸主人、市侩都连坐；盗刮鹻土一斗，相当于盗盐一升。州县团保相互监督，比贞元年间更加严酷。自从战乱开始，河北的盐法只是表面维持。到皇甫镈时，又上奏设置榷盐使，如同江淮的榷法，犯禁的人逐年增多。等到田弘正举魏博归顺朝廷，穆宗命令河北废除榷盐。户部侍郎张平叔提议榷盐法的弊端，请求粜盐可以富国，诏令公卿讨论其可行性。中书舍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逐条驳斥，认为不可行，张平叔屈服。当时奉天卤池生出水柏，用一斛灰可以得到十二斤盐，利润是鹻卤的两倍。文帝时，采灰一斗，相当于盗盐一斤论罪。开成末年，诏令私盐月再犯的人，更换县令，罚刺史俸禄；十犯，则罚观察、判官课科。
宣宗即位后，茶、盐的法令更加严密，粜盐少、私盗多的人，贬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弘止认为两池盐法败坏，派遣巡院官司空舆重新制定新法，税收倍增，升任榷盐使。以壕篱为盐池的堤禁，有盗坏堤禁或盗卖鹻土的人都处死，盐盗持弓矢的人也一律处死。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说：“两池盐盗贩的人，追查其居处，保、社按罪。盗卖五石，市卖二石，亭户盗卖二石，都处死。”当时江、吴的群盗，用所抢的物品换取茶盐，不接受的人烧毁他们的房屋，官吏不敢阻拦，镇戍、场铺、堰埭通过关通致富。宣宗于是选择曾经在两畿辅担任望县令的人为监院官。户部侍郎裴休担任盐铁使，上奏盐法八事，这些法令都得到实施，两池的榷课大增。
后来战乱遍及天下，各镇擅自谋利，两池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占有，每年进贡盐三千车。中官田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餫
卖铜锡和制造铜器的人。
开元二十年，规定一千枚铜钱的重量为六斤四两，每枚铜钱重二铢四参，禁止使用缺顿、沙涩、荡染、白强、黑强等劣质钱币。如果有人使用这些劣质钱币，官府会将其收购。铜一斤可以兑换八十枚钱。
开元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建议：“古代因为布帛、粮食等无法用尺寸或勺来均分，所以发明了钱币来方便贸易。官府铸造钱币的收入不多，而工费却很高，应该允许民间铸造钱币。”这个建议被下发给百官讨论，宰相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秘书监崔沔都认为：“严格禁止劣质钱币，人们就会知道禁令的存在；征收铜税并减免劳役，官府的冶炼业就能成功；通过计算和评估，私铸钱币的利润会减少，自然就会停止。如果允许民间铸造钱币，百姓就会放弃农业而追逐利益。”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刘秩说：“现在的钱币，相当于古代的下等货币。如果放任民间铸造，那么朝廷就无法控制百姓，百姓也无法侍奉朝廷，这是第一个不可行之处；物价低贱会伤害农民，钱币贬值会伤害商人，物价高则钱币贬值，钱币贬值是因为物品过多，物品过多就应该通过法令减少，物品少则通过法令增加，怎么能交给私人呢？这是第二个不可行之处；铸造钱币如果不掺杂铅铁就没有利润，掺杂了铅铁则钱币质量低劣。现在禁止私铸，人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去私铸，更何况设立陷阱引诱他们呢？这是第三个不可行之处；铸造钱币如果没有利润，人们就不会去铸造，如果有利润，那么离开农田的人就会增多，这是第四个不可行之处；人富裕了就无法用赏赐来激励，贫穷了就无法用威吓来禁止，法令无法执行，百姓无法治理，这是因为贫富不均，如果允许铸造钱币，贫穷的人就会为富人家服役，富人家会更加放纵，这是第五个不可行之处。钱币的重量因为人口增加而增加，但铸钱的炉子却没有增加。官方的钱币与铜的价格相当，所以人们会把重钱破开做成轻钱，铜的不足是因为使用的人太多。铜作为兵器不如铁，作为器具不如漆。禁止使用铜，人们就没有用处，盗铸的人就会减少，官方的钱币不会被破坏，人们也不会犯死罪，钱币的数量会逐渐增加，这是一举四得。”当时公卿大臣都认为允许民间铸造钱币是不合适的，于是下诏禁止劣质钱币。信安郡王李祎再次提出国家财政不足，请求允许民间铸造钱币，讨论的人都因为李祎是皇帝的弟弟而不敢反对，只有仓部郎中韦伯阳认为不可行，李祎的建议也被搁置。
开元二十六年，宣州、润州等地首次设立钱监，两京使用的钱币质量有所改善，米粮价格下降。后来钱币质量又逐渐变差，朝廷下诏在产铜的地方设立钱监，铸造“开元通宝”钱，京师的库藏都满了。天下盗铸钱币的现象更加严重，广陵、丹杨、宣城尤其严重。京师的权贵每年都会去这些地方获取钱币，车船络绎不绝。江淮地区的偏炉钱有数十种，掺杂了铁锡，轻薄得不再像钱币。官方铸造的钱币称为官炉钱，一枚官炉钱可以兑换七八枚偏炉钱，富商们往往收藏官炉钱，用来兑换江淮地区的私铸钱币。两京的钱币有鹅眼、古文、线环等种类，每贯钱重量不超过三四斤，甚至有人剪铁片来冒充钱币。宰相李林甫请求拿出三百万匹绢布，按平价收购钱币，物价因此飞涨，每天有上万人投诉。兵部侍郎杨国忠为了揽权讨好百姓，在市集门口扬鞭说：“很快就会恢复旧钱。”第二天，朝廷下诏恢复使用旧钱。天宝十一年，又拿出三十万缗钱来兑换两市的劣质钱币，并拿出左藏库的排斗钱，允许百姓兑换。杨国忠又说，只要钱币不是铁锡、铜沙、穿穴、古文等劣质钱币，都可以使用。
当时增加了农民铸造钱币的任务，但他们并不擅长，生活困苦。内作判官韦伦请求高价招募工匠，因此劳役减少而铸造的钱币增多。天下共有九十九座炉子：绛州有三十座，扬州、润州、宣州、鄂州、蔚州各有十座，益州、邓州、郴州各有五座，洋州有三座，定州有一座。每座炉子每年铸造三千三百缗钱，需要三十名工匠，耗费二万一千二百斤铜、三千七百斤镴、五百斤锡。每千枚钱需要耗费七百五十枚钱。天下每年共铸造三十二万七千缗钱。
肃宗乾元元年，国家财政困难，铸钱使第五琦铸造“乾元重宝”钱，直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钱一起使用，一枚乾元重宝钱可以兑换十枚开元通宝钱，也称为“乾元十当钱”。之前各炉铸造的钱币质量低劣，熔化了旧钱和佛像，称为“盘陀”，都被铸成私钱，犯法的人会被杖死。第五琦担任宰相后，又命令绛州的炉子铸造重轮乾元钱，直径一寸二分，钱文也是“乾元重宝”，背面外郭有重轮，每缗重十二斤，与开元通宝钱一起使用，一枚重轮乾元钱可以兑换五十枚开元通宝钱。当时民间流通三种钱币，大而重的称为“重棱钱”。法令多次更改，物价飞涨，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七千钱，饿死的人遍布道路。
起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掺杂小钱，破坏钟、佛像，犯法的人越来越多。郑叔清担任京兆尹，几个月内杖死了八百多人。肃宗认为新钱不便，命令百官讨论，但无法改变。上元元年，重轮钱贬值为一枚兑换三十枚开元通宝钱，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都贬值为一枚兑换十枚开元通宝钱，碾硙鬻受，得到的是实钱，虚钱交易都用十当钱，因此钱币有了虚实之名。
史思明占据东都，也铸造“得一元宝”钱，直径一寸四分，一枚可以兑换一百枚开元通宝钱。后来觉得“得一”不是长久的征兆，改名为“顺天元宝”。
代宗即位后，乾元重宝钱贬值为一枚兑换两枚开元通宝钱，重轮钱贬值为一枚兑换三枚开元通宝钱，三天后所有大小钱币都贬值为一枚兑换一枚开元通宝钱。自从第五琦重新铸造钱币后，犯法的人每天有数百人，州县无法禁止，直到此时人们才感到方便。后来民间将乾元、重棱两种钱币铸成器具，不再流通。当时有人议论：“从天宝年间到现在，全国有九百多万户。《王制》中说：上等农夫可以养活九人，中等农夫可以养活七人。按中等农夫计算，全国有六千三百万人。少壮人口平均每人每天吃两升米，每天需要一百二十六万斛米，每年需要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米，而衣服的消耗是粮食的两倍，吉凶礼仪的消耗又是衣服的两倍，再加上三年的储备以防备水旱灾害，总共需要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米。如果贵贱丰俭相当，那么米的价值与钱币相当。田地按高低肥瘦和产量计算，一顷地可以产出五十多斛米，需要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田地。而钱币每年也会因为棺瓶埋藏、焚烧、溺亡等原因损耗，铜价贵而钱币贬值，有人将钱币铸成器具，不出十年钱币几乎耗尽，无法满足当代的需求。”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认为江、岭各州出产的货物都是粗重低劣的，运到京师不足以支付运输费用。于是将这些货物积压在江淮地区，换取铜、铅、薪炭，大量铸造钱币，每年得到十余万缗钱，运到京师及荆、扬二州，从此钱币数量逐渐增加。
大历七年，禁止天下铸造铜器。建中初年，户部侍郎韩洄因为商州红崖冶铜多，请求恢复洛源废监，设立十座炉子，每年铸造七万二千缗钱，每千枚钱耗费九百枚钱。德宗同意了。
江淮地区有很多铅锡钱，外面包着铜，重量不足一斤，帛的价格因此上涨。熔化一千枚钱可以得到六斤铜，铸造器具每斤铜可以卖六百枚钱，所以熔化钱币铸造器具的人很多，钱币因此更加损耗。判度支赵赞采用连州的白铜铸造大钱。
一文钱可以当作十文钱使用，以此来权衡轻重。
贞元初年，骆谷、散关禁止行人带出一文钱。
诸道盐铁使张滂上奏禁止江淮地区用铜铸造器物，只能铸造镜子。
十年后，皇帝下诏天下铸造铜器，每件铜器一斤，其价值不得超过一百六十文，销毁铜钱的人以盗铸罪论处。
然而民间钱币越来越少，丝绸价格下跌，州县禁止钱币出境，商人几乎绝迹。
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求允许钱币流通，而京师商人携带钱币到四方贸易的人数不胜数。
皇帝再次下诏禁止。
二十年后，命令市井交易时，可以用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币一起使用。
宪宗因为钱币稀少，再次禁止使用铜器。
当时商人到京师，将钱币委托给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的富家，轻装前往四方，凭券取钱，称为“飞钱”。
京兆尹裴武请求禁止与商人飞钱，搜查各坊，两人为保。
盐铁使李巽因郴州平阳有二百八十多个铜坑，重新设立桂阳监，用两炉每天铸造二十万文钱。
天下每年铸造十三万五千缗钱。
命令商人储存钱币的，都要拿出来购买货物；天下有银矿的山必有铜矿，只有银对人无益，五岭以北，采一两银的人流放到其他州，官吏论罪。
元和四年，京师用钱每缗少二十文及有铅锡钱的人，逮捕；非交易而钱币在道路上流通的，不问。
再次下诏开采五岭银矿，禁止钱币出岭。
六年后，贸易钱币十缗以上的，参用布帛。
蔚州三河冶距离飞狐旧监二十里，河东节度使王锷设置炉子，疏通拒马河水铸造钱币，工费特别节省，任命刺史李听为使者，用五炉铸造，每炉每月铸造三十万文钱，从此河东锡钱都废弃了。
自从京师禁止飞钱，家家都有积压的钱币，物价逐渐下跌。
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求允许商人在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文钱增加一百文，然而商人没有来的。
再次允许与商人等价交换，然而钱币重丝绸轻的情况依旧。
宪宗为此从内库拿出五十万缗钱购买布帛，每匹比旧价增加十分之一。
恰逢吴元济、王承宗联合抗拒命令，用七道兵讨伐他们，经费枯竭。
皇甫镈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文外，再抽五十文送度支以供养军队。
十二年后，再次给京兆府五十万缗钱购买布帛，而富家钱超过五千贯的处死，王公重贬，没收于官府，以五分之一赏给告发者。
京师区肆所积压的，都是方镇的钱，少则五十万缗，于是争相购买宅第。
然而富商倚仗左右神策军官钱的名义，府县不敢弹劾询问。
民间垫陌有到七十文的，铅锡钱越来越多，官吏逮捕犯法的人，多属于诸军、诸使，集市上的人强夺，殴打吏卒。
京兆尹崔元略请求犯法的人由本军、本使处理，皇帝不能采用，下诏送本军、本使，而京兆府派人处理。
穆宗即位后，京师卖金银十两也垫一两，买米盐一百文垫七八文。
京兆尹柳公绰用严法禁止。
不久因为各地用钱垫陌不一，下诏从俗所宜，内外给用，每缗垫八十文。
宝历初年，河南尹王起请求销毁钱币铸造佛像的人以盗铸钱币罪论处。
大和三年，下诏佛像用铅、锡、土、木制造，装饰用金银、鍮石、乌油、蓝铁，只有镜子、磬、钉、镮、钮可以用铜，其余都禁止，盗铸的人处死。
这时严格禁止铅锡钱。
告发一千文钱的赏五千文。
四年后，下诏积钱以七千缗为限，十万缗的限期一年内用完，二十万的限期两年。
凡交易一百缗以上的，布帛米粟占一半。
河南府、扬州、江陵府因为是繁华都会，约束如京师。
不久都废止了。
八年后，河东锡钱再次兴起，盐铁使王涯在蔚州设置飞狐铸钱院，天下每年铸造钱币不到十万缗。
文宗因为货币轻钱币重，下诏方镇允许钱谷交易。
当时虽然禁止用铜制造器物，但江淮、岭南的店铺仍然出售，铸造一千文钱的器物，获利数倍。
宰相李珏请求增加炉子铸造钱币，于是禁止铜器，官府全部收购。
天下有五十个铜坑，每年开采二十六万六千斤铜。
等到武宗废除佛教，永平监官李郁彦请求将铜像、钟、磬、钅卢、鐸都归巡院，州县的铜更多了。
盐铁使因为工匠有常力，不足以增加铸造，允许诸道观察使都可以设置钱坊。
淮南节度使李绅请求天下以州名铸造钱币，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时禁用旧钱。
恰逢宣宗即位，全部废除会昌的政策，新钱以字可以辨认，再次铸造为佛像。
昭宗末年，京师用钱八百五十文为一贯，每百文才八十五文，河南府以八十文为一百文。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志-卷四十四-注解
度支：唐代官署名，负责财政收支的管理。
蒲州：唐代州名，今山西省永济市一带。
安邑：唐代县名，今山西省运城市安邑镇。
解县：唐代县名，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
两池：指蒲州安邑、解县的两个盐池，合称“两池”。
盐州：唐代州名，今陕西省定边县一带。
灵州：唐代州名，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一带。
会州：唐代州名，今甘肃省靖远县一带。
安北都护府：唐代设立的军事行政机构，负责北方边疆的防御和管理。
黔州：唐代州名，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一带。
成州：唐代州名，今甘肃省成县一带。
巂州：唐代州名，今四川省西昌市一带。
果、阆、开、通：均为唐代州名，分别位于今四川省、重庆市一带。
山南西院：唐代设立的盐务管理机构，负责山南西道的盐务。
邛、眉、嘉：均为唐代州名，位于今四川省一带。
剑南西川院：唐代设立的盐务管理机构，负责剑南西川道的盐务。
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均为唐代州名，位于今四川省、重庆市一带。
剑南东川院：唐代设立的盐务管理机构，负责剑南东川道的盐务。
幽州：唐代州名，今北京市一带。
大同横野军：唐代设立的军事机构，负责北方边疆的防御。
负海州：指靠近海岸的州，具体指今山东省、江苏省一带的沿海地区。
司农：唐代官署名，负责农业和财政的管理。
青、楚、海、沧、棣、杭、苏：均为唐代州名，位于今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一带。
天宝：唐玄宗的年号，公元742年至756年。
至德：唐肃宗的年号，公元756年至758年。
乾元：唐肃宗的年号，公元758年至760年。
第五琦：唐代官员，曾任盐铁、铸钱使，改革盐法。
亭户：唐代从事盐业生产的民户，享有免除杂徭的待遇。
榷盐：唐代对盐的专卖制度，由国家垄断盐的生产和销售。
刘晏：唐代著名的财政改革家，曾任诸道盐铁转运使，负责全国的财政和物资调配。
常平盐：唐代设立的盐务制度，旨在稳定盐价，保障民生。
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均为唐代州名，位于今江苏省、浙江省一带。
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均为唐代盐场或盐监所在地。
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兗郓、郑滑：均为唐代设立的巡院，负责盐务管理和打击私盐。
贞元：唐德宗年号，公元785年至805年。
陈少游：唐代官员，曾任淮南节度使，增加盐税。
包佶：唐代官员，曾任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改革盐法。
顺宗：唐代皇帝，公元805年在位。
李锜：唐代官员，曾任盐铁使，改革盐法。
李巽：唐代官员，曾任盐铁使。
宪宗：唐代皇帝，公元806年至820年在位。
皇甫镈：唐代官员，曾任宰相。
田弘正：唐代官员，曾任魏博节度使，归顺朝廷。
穆宗：唐穆宗，公元821年至824年在位。
张平叔：唐代官员，曾任户部侍郎，主张改革盐法。
韦处厚：唐代官员，曾任中书舍人，反对张平叔的盐法改革。
韩愈：唐代著名文学家、官员，曾任兵部侍郎，反对张平叔的盐法改革。
奉天：唐代县名，今陕西省乾县一带。
文帝：指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6年至649年在位。
开成：唐文宗的年号，公元836年至840年。
宣宗：唐宣宗，公元847年至859年在位。
卢弘止：唐代官员，曾任户部侍郎、判度支，改革盐法。
司空舆：唐代官员，曾任巡院官，改革盐法。
周墀：唐代官员，曾任兵部侍郎、判度支，主张严厉打击私盐。
裴休：唐代官员，曾任户部侍郎、盐铁使，改革盐法。
王重荣：唐代官员，曾任河中节度使，控制两池盐利。
田令孜：唐代宦官，曾任中官，招募新军。
盐铁使：唐代设立的官职，负责管理盐铁专卖事务。
酤酒：指酿酒和卖酒的行为。唐代曾多次实行酒禁，以控制酒的生产和销售。
榷酒：指国家对酒类实行专卖制度，通过征税或垄断经营来增加财政收入。
常平本钱：唐代设立的一种财政储备制度，用于平抑物价和应对灾荒。
茶税：唐代对茶叶征收的税，茶税是唐代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开元通宝：唐代的一种货币，始铸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是中国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之一。
盗铸：指私自铸造货币的行为，唐代盗铸现象严重，导致货币贬值和经济混乱。
乾元重宝：唐代的一种货币，始铸于唐肃宗乾元年间（758-760年），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
虚钱：指质量低劣、重量不足的货币，通常含有较多的铅、锡等杂质。
重棱钱：唐代的一种货币，因其边缘有重棱而得名，通常重量较大。
顺天元宝：唐代史思明在东都洛阳铸造的一种货币，最初称为“得一元宝”，后因“得一”不吉利而改为“顺天元宝”。
韩洄：唐代官员，曾任户部侍郎，提出恢复洛源废监以增加铸钱量的建议。
骆谷、散关：古代重要的关隘，位于今陕西省境内，是交通要道。
张滂：唐代官员，曾任盐铁使。
江淮：指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地区，今江苏、安徽一带。
缯帛：古代丝织品的总称，泛指丝绸。
浙西观察使：唐代设立的官职，负责监察浙西地区的行政事务。
李若初：唐代官员，曾任浙西观察使。
飞钱：唐代的一种金融手段，类似于现代的汇票，商人将钱存入某地，凭票据在异地取款。
京兆尹：唐代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
裴武：唐代官员，曾任京兆尹。
郴州平阳铜坑：唐代重要的铜矿产地，位于今湖南省郴州市。
桂阳监：唐代设立的铸钱机构，负责铸造铜钱。
元和：唐宪宗年号，公元806年至820年。
五岭：指中国南方的五座山脉，包括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和越城岭。
蔚州三河冶：唐代重要的冶铁地点，位于今河北省蔚县。
飞狐故监：唐代设立的铸钱机构，位于今河北省涞源县。
河东节度使：唐代设立的官职，负责管理河东地区的军事和行政事务。
王锷：唐代官员，曾任河东节度使。
李听：唐代官员，曾任刺史。
判度支：唐代设立的官职，负责管理国家财政。
卢坦：唐代官员，曾任判度支。
王绍：唐代官员，曾任兵部尚书判户部事。
王播：唐代官员，曾任盐铁使。
吴元济、王承宗：唐代藩镇割据时期的军阀。
崔元略：唐代官员，曾任京兆尹。
柳公绰：唐代官员，曾任京兆尹。
宝历：唐敬宗年号，公元825年至827年。
王起：唐代官员，曾任河南尹。
大和：唐文宗年号，公元827年至835年。
王涯：唐代官员，曾任盐铁使。
李珏：唐代官员，曾任宰相。
武宗：唐武宗，公元841年至846年在位。
浮屠法：指佛教的教义和制度。
李郁彦：唐代官员，曾任永平监官。
昭宗：唐昭宗，公元889年至904年在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志-卷四十四-评注
《食货四》是《新唐书》中的一篇，主要记载了唐代盐政的管理和演变。盐作为古代重要的战略物资，不仅是民生的必需品，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唐代的盐政经历了多次改革，从最初的分散管理到后来的专卖制度，反映了唐代财政政策的变迁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
文中详细记载了唐代各地的盐池、盐井分布及其产量，特别是蒲州的“两池”和盐州的乌池、白池等，这些盐池的产量巨大，直接供应京师，显示了盐业在唐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唐代的盐政管理严格，设有专门的盐务机构，如“山南西院”、“剑南西川院”等，负责各地的盐务管理，确保盐的生产和销售有序进行。
唐代盐政的改革始于第五琦，他通过设立监院、免除亭户的杂徭等措施，初步建立了盐的专卖制度。刘晏则进一步改革盐法，通过设立常平盐、调整盐价等手段，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稳定了盐价，保障了民生。刘晏的改革使得盐利成为唐代财政的重要支柱，盐利收入甚至占据了国家赋税的一半，足见盐政在唐代经济中的重要性。
然而，随着盐价的不断上涨，盐政也逐渐暴露出问题。盐价的高昂使得贫民难以负担，甚至出现了“淡食”的现象。私盐的泛滥和官盐的高价使得盐政逐渐失去了民心，盐法的弊端日益显现。尽管后来有李巽、裴休等官员试图通过改革盐法来解决问题，但盐政的积弊已深，难以彻底根除。
《食货四》不仅记录了唐代盐政的演变，还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局势。盐政的改革与国家的财政需求、军事开支密切相关，盐价的波动也直接影响到民生的稳定。通过对盐政的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唐代经济的复杂性和国家政策的调整过程。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唐代盐政中的一些细节，如盐池的堤禁、盐盗的处罚等，这些细节反映了唐代对盐业的严格管理和对私盐的严厉打击。盐政的严格管理不仅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然而，随着盐价的不断上涨和私盐的泛滥，盐政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最终成为唐代财政的一大负担。
总的来说，《食货四》通过对唐代盐政的详细记载，展示了唐代经济的一个重要侧面。盐政的演变不仅反映了唐代财政政策的变迁，也揭示了唐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局势。通过对盐政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唐代的经济状况和国家政策的调整过程。
这段文字主要描述了唐代中后期在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变化与调整，反映了唐代政府在应对财政危机时的政策选择及其社会影响。
首先，唐代的酒禁政策是财政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唐代初期并无酒禁，但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加，政府开始通过禁酒、榷酒等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尤其是在乾元、广德、建中等时期，政府多次实行酒禁，甚至通过设置酒肆、征税等方式来控制酒的生产和销售。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对民间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贫户的负担加重。
其次，茶税的征收是唐代财政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唐代中期以后，茶税逐渐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尤其是在贞元、元和等时期，茶税的征收力度不断加大。然而，茶税的加重也导致了茶叶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加重了贫弱百姓的负担。李珏的上疏指出了茶税加重的三大弊端，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茶税政策的不满。
再次，唐代的货币政策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唐代初期，货币制度相对稳定，但随着盗铸现象的加剧，货币贬值问题日益严重。唐代政府多次试图通过禁止恶钱、改铸新币等方式来稳定货币市场，但效果有限。尤其是武后时期，盗铸现象更加猖獗，导致货币市场混乱，物价飞涨。宋璟等人虽然提出了禁恶钱、收旧钱等措施，但由于执行不力，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最后，唐代的财政政策调整反映了政府在应对财政危机时的困境。无论是酒禁、茶税还是货币政策的调整，都体现了政府在增加财政收入与维护社会稳定之间的两难选择。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也对民间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尤其是对贫弱百姓的影响更为显著。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通过对唐代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的描述，揭示了唐代中后期财政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及其社会影响。唐代政府在应对财政危机时的政策选择，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现实，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这段古文详细记载了唐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制度较为复杂的时期之一，货币的铸造、流通和管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稳定和经济发展。
首先，文中提到唐玄宗时期对铜锡及铜器的管理，反映了当时政府对货币质量的严格控制。铜钱的重量和成色都有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劣质货币，以确保货币的信用和流通的稳定性。这种严格的货币管理制度，体现了唐代政府对经济秩序的重视。
其次，文中提到宰相张九龄建议允许民间铸钱，但遭到其他官员的反对。这一争议反映了唐代货币政策的复杂性。张九龄的建议旨在通过民间铸钱来增加货币供应，缓解官铸货币的不足。然而，反对者认为民间铸钱会导致货币质量下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这一争议揭示了唐代政府在货币管理上的两难境地：既要保证货币的质量，又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再次，文中提到唐肃宗时期铸“乾元重宝”钱，并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这一举措反映了唐代政府在应对财政危机时的灵活应对策略。通过发行新货币，政府试图缓解财政压力，但同时也引发了物价上涨和社会动荡。这一历史事件表明，货币政策的调整往往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文中提到唐代后期货币质量的下降和民间私铸货币的泛滥。这一现象反映了唐代后期政府控制力的减弱和社会经济的混乱。货币质量的下降不仅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还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唐代后期的货币问题，成为其社会经济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对唐代货币制度的详细记载，揭示了货币管理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唐代货币政策的演变，反映了政府在应对经济问题时的策略调整，同时也揭示了货币问题对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这段古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研究中国古代货币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段文字主要记载了唐代中后期货币政策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经济较为发达的时期，但由于铜资源的短缺和盗铸现象的猖獗，货币问题一直是困扰朝廷的难题。
首先，文中提到贞元初年，朝廷开始严格控制铜钱的使用，禁止民间铸铜为器，甚至规定每斤铜器的价格不得超过一百六十钱。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防止铜钱被大量用于制造器物，导致货币供应不足。然而，这种严格的管制反而加剧了民间铜钱的短缺，导致物价下跌，商业活动受到严重打击。
随后，朝廷试图通过多种手段来缓解货币短缺的问题。例如，浙西观察使李若初提出允许铜钱在各地流通，但这一建议并未得到长期执行。宪宗时期，朝廷再次禁止铜器的使用，并鼓励商人使用“飞钱”进行交易。飞钱的出现，反映了唐代金融手段的进步，类似于现代的汇票，极大地方便了商人的跨地区贸易。然而，飞钱的流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富商大贾利用飞钱进行投机，导致货币市场更加混乱。
元和年间，朝廷进一步加强对铜钱的管理，禁止铅锡钱的流通，并加大对盗铸者的惩罚力度。然而，这些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短缺的问题，反而导致民间对铜钱的需求更加迫切，盗铸现象屡禁不止。
文宗时期，宰相李珏提出增加铸钱炉的建议，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缓解钱荒。然而，由于铜资源的有限，这一政策的效果并不显著。武宗时期，朝廷甚至废除了佛教的浮屠法，将铜像、钟磬等铜制品回收用于铸钱，这反映了当时铜资源的极度匮乏。
总的来说，唐代中后期的货币政策反映了朝廷在应对货币短缺问题上的种种尝试与困境。尽管朝廷采取了多种措施，但由于铜资源的有限和盗铸现象的猖獗，货币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变迁，不仅影响了唐代的经济结构，也对后世货币制度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