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欧阳修、宋祁等，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是北宋文学领袖，宋祁则以文采著称。
年代：北宋（11世纪）。
内容简要：共225卷，记载了唐代的历史。该书是对《旧唐书》的修订和补充，注重文笔的简洁和史实的准确性，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列传-卷八十二-原文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第进士，中博学宏辞。调郑尉，罢归。寿州 刺史张镒有重名，贽往见，语三日，奇之，请为忘年交。既行，饷钱百万，曰： “请为母夫人一日费。”贽不纳，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赐？”以书判拔 萃补渭南尉。
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贽说使者，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 吏治，三科登隽义，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五术曰：“听谣诵审 其哀乐，纳市贾观其好恶，讯簿书考其争讼，览车服等其俭奢，省作业察其趣舍。” 八计曰：“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视 案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 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三科曰：“茂异，贤良，干蛊。”四赋曰：“阅稼 以奠税，度产以衰征，料丁壮以计庸，占商贾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 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曰：“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省官之不 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时皆韪其言。迁监察御史。
帝在东宫，已闻其名矣，召为翰林学士。会马燧讨贼河北，久不决，请济师； 李希烈寇襄城。诏问策安出，贽言：
劳于服远，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势缓而祸 轻，汝、洛、荥、汴之势急而祸重。田悦覆败之余，无复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 硃滔多疑少决，互相制劫，急则合力，退则背憎，不能有越轶之患，此谓缓也。希 烈果于奔噬，忍于伤残，据蔡、许富全之地，而益以邓、襄虏获之实，东寇则饟道 阻，北窥则都邑震，此谓急也。代、朔、邠、灵自昔之精骑，上党、盟津今之选师， 举而委之山东，将多而势分，兵广而财屈，则屯戍失于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 当汴必争地；哥舒曜之众，乌合也，扞襄城方锐之贼。本非素习，首鼠莫前，则守 御失于不足也。今若还李芃河阳以援东都，李怀光解襄城之围，专以太原、泽、潞 兵抗山东，则梁、宋安。
又言：
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 指，小大适称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京邑如 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权也。是以前世转天下租税，徙郡县豪杰， 以实京师。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 也。方世承平久，武备微，故禄山乘外重之势，一举而覆两京。然犹诸牧有马，州 县有粮，肃宗得以中兴。乾元后，外虞踵发，悉师东讨，故吐蕃乘虚，而先帝莫与 为御，是失驭轻之权也。既自陕还，惩艾前事，稍益禁卫，故关中有朔方、泾原、 陇右之兵以捍西戎，河东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虏。今朔方、太原众已屯山东，而神策 六军悉戍关外，将不能尽敌，则请济师。陛下为之辍边军，缺环卫，竭内厩之马、 武库之兵，占将家子以益师，赋私畜以增骑。又告乏财，则为算室庐，贷商人，设 诸榷之科，日日以甚。万有一如硃滔、李希烈负固边垒，窃发都甸者，何以备之？
夫关中，王业根本在焉。豪杰之在关中者，与籍于营卫不殊；车乘之在关中者， 与列于厩牧不殊；财用之在关中者，与贮于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 听臣计，使芃还军援洛，怀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请神策军及将家子占而东者追还 之，凡京师税间架、榷酒、抽贯、贷商、点召之令，一切停之，则端本整棼之术。
帝不纳。后泾师急变，贽言皆效。
从狩奉天，机务填总，远近调发，奏请报下，书诏日数百，贽初若不经思，逮 成，皆周尽事情，衍绎孰复，人人可晓。旁吏承写不给，它学士笔阁不得下，而贽 沛然有余。
始，帝仓卒变故，每自克责。贽曰：“陛下引咎，尧、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 臣罪。”贽意指卢杞等。帝护杞，因曰：“卿不忍归过朕，有是言哉。然自古兴衰， 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运，恐不在人也。”贽退而上书曰：
自安史之乱，朝廷因循涵养，而诸方自擅壤地，未尝会朝。陛下将一区宇，乃 命将兴师，以讨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资奉；居者疲馈转，行者苦锋镝；去留骚然， 而闾里不宁矣。聚兵日众，供费日博，常赋不给，乃议蹙限而加敛焉；加敛既殚， 乃别配之；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禁防滋章，吏不堪命；农桑 废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宁矣。边陲之戍以保封疆，禁卫之 旅以备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东征，边备空屈，又搜私牧、责将家以出兵籍 马。夫私牧者，元勋贵戚之门也；将家者，统帅岳牧之后也；其复除征徭旧矣。今 夺其畜牧，事其子孙，丐假以给资装，破产以营卒乘，元臣贵位，孰不解体？方且 税侯王之庐，算裨贩之缗，贵不见优，近不见异，群情嚣然而关畿不宁矣。
陛下又谓百度弛废，则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断失于太速，察伤于太精。 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亿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 惧祸，故反侧之衅生；多猜而下妨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乱继产，忿讟并兴， 非
常之虞，惟人主独不闻。凶卒鼓行，白昼犯阙；重门无结草之御，环卫无谁何之 人。陛下虽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见危不能竭诚，临难不能效死，是则群臣之罪 也。
陛下方以兴衰诿之天命，亦过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舍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谓：“祐者助 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祐之。”《易》论天人 祐助之际，必先履行，而吉凶之报象焉。此天命在人，盖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乱， 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请以近事信之。
自比兵兴，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风涛然，汹汹靡定，族谋聚议，谓必有变。 则京师之人，固非悉通占术、晓天命也，则致寇之由，岂运当然？夫治或生乱，乱 或资治；有以无难而亡，多难而兴。治或生乱者，恃治而不修也；乱或资治者，遭 乱而能治也；无难而失者，忽万几之重，而忘忧畏也；多难而兴者，涉庶事之艰， 而知敕慎也。今生乱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资治兴邦之业，在刻励而谨修之。当至 危之机，得其道则兴，失则废，其间不容复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计之。舍己以从 众，违欲以遵道，远憸佞，亲忠直，推至诚，去逆诈，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 神，不劬力，第约之于心耳。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何患乎不宁哉？
帝又问贽事切于今者，贽劝帝：“群臣参日，使极言得失。若以军务对者，见 不以时，听纳无倦。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帝曰：“朕岂不推诚！然顾上封者， 惟讥斥人短长，类非忠直。往谓君臣一体，故推信不疑，至憸人卖为威福。今兹之 祸，推诚之敝也。又谏者不密，要须归曲于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见言事多矣， 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岂曰倦哉！”贽因是极谏曰：
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又有惧溺而自沈者，其为防患，不亦过哉！愿陛下鉴之， 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闻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诚。一不诚，心莫之保；一 不信，言莫之行。故圣人重焉。传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者事也， 言不诚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 乎？陛下所谓诚信以致害者，臣窃非之。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 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审其言而不可不信，可 慎其所与而不可不诚。所谓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伦，或昏或鄙，此似于愚也。 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恶靡不知，所秘靡不传，所为靡不效。驭以智则诈，示以疑 则偷；接不以礼则其徇义轻，抚不以情则其效忠薄。上行则下从之，上施则下报之， 若景附形，若响应声。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不尽于己而责尽于人， 不诚于前而望诚于后，必绐而不信矣。今方镇有不诚于国，陛下兴师伐之；臣有不 信于上，陛下下令诛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责彼所无也。故诚与信 不可斯须去己。愿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为悔也。
《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汤之德曰：“改过 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夫成汤圣君也，仲虺圣 辅也，以圣辅赞圣君，不称其无过，称其改过；周宣中兴贤王也，吉甫文武贤臣也， 歌诵其主，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则圣贤之意，贵于改过，较然甚明。盖过差 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谀， 其君亦自圣，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则造膝，出则诡辞，奸由此滋，善由此沮， 天子意由此惑，争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义之德、治致太 平之功，可谓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从谏改过为称首。是知谏而能从，过而能改， 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谓谏官论事，引善自予，归过于上者，信非其美，然于盛德， 未有亏焉。纳而不违，传之适足增美；拒而违之，又安能禁之勿传？不宜以此梗进 言之路也。
圣人不忽细微，不侮鳏寡；奓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不必然， 逆于心不必否；异于人不必是，同于众不必非；辞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 者不必智。考之以实，惟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于所信，沮于所 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信偏则听言不尽其实，故有过当之言；疑甚则虽实不听 其言，故有失实之听。轻其人则遗可重之事，欲其事则存可弃之人。苟纵所私，不 考其实，则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轻，圣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异也。
陛下又以雷同道说，加质则穷。臣谓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难达，上 常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胜人， 耻闻过，骋辩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懦，下之 弊也。好胜而耻过，必甘佞辞
忌直言，则谄谀者进，而忠实之语不闻矣。
骋辩而炫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诈，则顾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尽矣。
厉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则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说不申矣。
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诘，而谓尽其能哉？
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固不治矣；
务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则心固不得矣；
务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则下固不可接矣；
务辨君子小人，而恶直嗜谀，则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
趋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
犯颜冒祸，人之甚害存焉。
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犹惧忠告之不暨，况疏隔而猜忌者乎？
是时，贼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术家争言数钟百六，宜有所变，示天下复始。
帝乃议更益大号。
贽曰：“今乘舆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
陛下宜痛自贬励，不宜益美名以累谦德。”
帝曰：“卿言固善，然要当小有变革，为朕计之。”
贽奏言：“古之人君，德合于天曰‘皇’，合于地曰‘帝’，合于人曰‘王’，父天母地以养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
三代而上，所称象其德，不敢有加焉。
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后世昏僻之君，始有圣刘、天元之号。
故人主重轻，不在称谓，视德何如耳。
若以时屯当有变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
且矫旧失，至明也；损虚饰，大知也。
宁与加冗号以受实患哉？”
帝从之。
会兴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贽，使商讨其详。
贽知帝执德不固，困则思治，泰则易骄，欲激之使强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者，不可以常令谕。
陛下穷用兵甲，竭取财赋，变生京师，盗据宫闼。
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竖，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
而欲纾多难，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
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
故诚不至者物不感，损不极者益不臻。
夫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招延不可不广，润泽不可不弘，使天下闻之，廓然一变，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
其须改革科条，已别封上。
臣闻知过非难，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
《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夫感者，诚发于心而形于事，事或未谕，故宣之于言，言必顾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
惟陛下先断厥志，以施其辞，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
无苟于言，以重取悔。”
帝纳之。
始，帝播迁，府藏委弃，卫兵无褚衣。
至是，天下贡奉稍至，乃于行在夹庑署琼林、大盈二库，别藏贡物。
贽谏，以为：“琼林、大盈于古无传。
旧老皆言：开元时贵臣饰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赋税，当委有司以制经用，其贡献悉归天子私有之。
荡心侈欲，亦终以饵寇。
今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未息，遽以珍贡私别库，恐群下有所觖望，请悉出以赐有功。
令后纳贡必归之有司，先给军赏，瑰怪纤丽无得以供。
是乃散小储成大储，捐小宝固大宝也。”
帝悟，即撤其署。
李怀光有异志，欲怒其军使叛，即上言：“兵禀薄，与神策不等，难以战。”
李晟密言其变，因请移屯。
帝遣贽见怀光议事。
贽还奏：“怀光寇奔不追，师老不用，群帅欲进，辄沮止其谋。
此必反，宜有以制之。”
因劝帝许晟移军。
初，贽与怀光语及晟，怀光妄诧曰：“吾无所藉晟。”
贽即美其强雄，使不得翻覆。
至是，请下诏书如其意者，且无辞归短于朝。
又建：“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晟并屯东渭桥，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贼，俾为掎角。
怀光虽不欲遣，且辞穷，无以沮解。”
帝犹豫曰：“晟移屯，怀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东，彼且为辞。
少须之。”
晟已徙营，不阅旬，怀光果夺两节度兵。
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
行在震惊，遂徙幸梁。
道有献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试官。
贽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也。”
帝曰：“试官虚名，且已与宰相议矣，卿其无嫌。”
贽奏：“信赏必罚，霸王之资也；轻爵亵刑，衰乱之渐也。
非功而获爵则轻，非罪而肆刑则亵。
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
羯胡乘之，遂乱中夏。
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
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
今所病者爵轻也，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焉？
陛下谓试官为虚名，岂思之未熟邪？
夫立国惟义与权，诱人惟名与利。
名近虚，于教为重；利近实，于德为轻。
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则存乎其义；
参虚实，揣轻重，则存乎其权。
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物有匮耗而不给矣；
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情有诞谩而不趋矣。
故锡货财，列禀秩，以彰实也；
差品列，异服章，以饰虚也。
居上者达其变，相须以为表里，则为国之权得矣。
按甲令，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
其赋事受奉者，惟职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勋德，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也；
勋、散、爵号，止于服色、资廕，以驭崇贵，以甄功劳，所谓假虚名佐实利者也。
今员外、试官与勋、散、爵号同，然而突铦锋、排祸难者以是酬之可谓重矣。
今献瓜一器、果一盛则受之，彼忘躯命者有以相谓矣，曰：‘吾之躯命乃同瓜果。’
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
人何 劝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欢心，厚赐之可也。”
俄以劳迁谏议大夫，仍为学士。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张镒得位，虽数贡奉， 议者颇言其挟两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浑瑊代之。
贽谏曰：“楚琳之罪旧矣，今议者乃始纷纭，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师在畿内者，急 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岭既回远，而骆谷又为贼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尔。若复 阻，则诸镇之向背者，我胜则来，贼胜遂往，此焉几会，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 敢为猖狂，南塞要冲，东与贼合，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岂不病哉！今顾望两端， 是乃天诱其衷，通归涂，济大业也。”帝释然，尽召见其使，优诏劳安之。
帝欲以内外从官普号“定难元从功臣”。贽曰：“宫官具寮，恪居奔走，劳则 有之，何功之云？难则尝之，何定之云？今与奋命者齿，恐沮战士之心，结勋臣之 愤。”帝乃止。
京师已平，帝欲召浑瑊访奔亡内人，给装使赴行在。贽谏曰：“大难始平，而 百役疲瘵之氓、重伤残废之卒，皆忍死扶疾，想闻德音。盖事有先后，义有轻重， 重者宜先，轻者宜后。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车而为之者，有下车而为之者。当今所 务，谓宜以大臣驰传，迎复神主，脩饬郊丘，展禋享之礼，申告谢之意；恤死义， 犒有功，崇进忠直，优问耆耄；定反侧，宽胁从，官失职，复废业，是皆宜先不可 后也。葺宫室，治服玩，耳目之娱，巾栉之侍，是皆宜后不可先也。且内人当离溃 之后，或为将士所私。昔人掩绝缨、饮盗马者，岂忘其爱邪？知为君之体然也。天 下固多亵人，何必独此？”帝不复下诏，犹遣使谕瑊资遣。
初，刘从一、姜公辅等材下不逮贽远甚，徒以单言暂谋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 而贽孤立一意，为左右权幸沮短，又言事无所回讳，阴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还 京，但为中书舍人。母韦犹在江东，帝遣中人迎还京师。俄以丧解官，客东都。诸 方赗遗一不取，惟韦皋以布衣交，先以闻，故所致辄称诏受之。又诏中人护父柩至 自吴会，葬洛阳。服除，以权知兵部侍郎复召为学士。入谢，伏地鲠泣，帝为兴， 改容慰抚。眷遇弥渥，天下属以为相，而窦参素不平，忌之。贽亦数言参罪失。贞 元七年，罢学士，以兵部侍郎知贡举。明年，参黜，乃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
帝始任杨炎、卢杞，引树私党，排忠良，天下怨疾。贞元后，惩艾其失，虽置 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参诘乃得下。及贽秉政，始请台阁长官得自荐其属，有不 职，坐举者。帝初许之，或言诸司所引皆亲党，招赂遗，无实才，帝复诏宰相自择。 贽奏言：“齐桓公问管仲害霸，对曰：‘得贤不能任，害霸也；任贤不能固，害霸 也；固始而不终，害霸也；与贤人谋事，而小人议之，害霸也。’所谓小人者，非 悉怀险诐以覆邦家也，盖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自异为不群，趣小利，昧远图， 效小信，伤大道尔。所谓台省长官，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 陛下择辅相多出其中，行实不能顿殊也。今乃谓不能进一二属吏，岂后位宰相则可 择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贵广，考课者贵精。往武后收人心，务拔擢，非徒人得荐士， 亦许自举其才，岂不易哉？然而课责严，进退速，故当世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 之用。陛下赏鉴独任，难于公举，有登延之路，无练核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 以精失士。今择宰相以重于庶品，选长官以愈于下流。及宰相献言，长吏荐士，则 又纳横议，废始谋，是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也。”帝虽嘉之，然卒停 荐士诏。
旧制，吏部选以岁集。乾元后，天下兵兴，率三年一调，吏员稽壅，则案牒丛 淆，伪冒蒙真，吏缘以为奸，废置无纲，至十年不被调者，缺员或累岁不补。贽乃 请以内外员三分之，每岁计阙集人，检柅吏奸，天下便之。
当是时，贾耽、卢迈、赵憬同辅政，凡有司关白，三人者更相顾不肯判。贽又 请如故事，旬一人秉笔，所咨辄判。
又以西北边岁调河南、江淮兵，谓之“防秋”，士不素练，战数败，将统制不 一，亡以应敌。乃上陈其弊曰：
自禄山构乱，肃宗始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回 纥矜功，中国不振，四十余年。率伤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输贿缯，北偿马资，尚 不足满其意。于是调敛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则驱略，深入则戒 严。于时议安边者，皆务所难，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长，行之而要不精，图之而 功靡就。
夫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所难，是谓夺人之心也；力寡而敌 坚，则先所易，是谓观衅而动也。今财匮于中，人劳未瘳，而欲发师徒以犯猎寇境， 复其侵疆，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万一桡败，适所以 启戎心，挫国威也。以此安边，可谓不量势而务所难矣。天之授有分，地之产有宜， 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勉所短而敌长者殆，用所长而乘短者强。且以水草为居， 讨猎为生，便于驰突，不耻败亡，此戎狄所长，中国之短也。而欲益兵搜乘，争驱 角力，交锋原野之上，决命寻常之间，以此御寇
可谓勉所短而校其长矣。务所难， 勉所短，劳费百倍，终无成功，虽果成之，不挫则废。诚以越天授，违地产，亏时 势，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长乎？
若乃择将吏，脩纪律，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 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则善之而勿与盟，彼为寇则备之而不报复。此当今所易也。
贱力贵智，好生恶杀；轻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动，俟其时后行。脩封疆， 守要害，蹊堑隧，列屯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足食，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 寇小至则遏其入，寇大至则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 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支敌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谓乘 其弊，不战而屈人兵。此中国之长也。
我之所长，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 难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成。舍此不务而 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务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惩 者何邪？病在谋无定用，众无适从；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闻不必实，实不必 闻；所信不必诚，所诚不必信；行不必当，当不必行。
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讨，有镇守。权以纾难，暂以应机，事有便宜，谋有奇 诡，不恤常制，不徇众情，死生进退，唯将所命，攻讨之兵也。
人情者，利焉则劝， 习焉则安，保亲戚而后乐生，顾家业而后忘死，可以治术驭，不可以法制驱，镇守 之兵也。
王者欲备封疆，御戎狄，则选镇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选置者，必辨其土 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恶。用其力，不违其性；齐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责 其所不能；禁其非，不处其所不欲。类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后能使之乐其居，定 其志。以惠则感而不骄，以威则肃而不怨。靡督课而自用，驰禁防而不携。故守则 固，战则强。其术无它，便于人而已。
今远调屯士，以戍边陲，邀所不能，强所不 欲，广其数不考于用，责其力不察其情，斯可为羽卫之仪，而无益备御之实也。何 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豺狼为邻，昼则荷戈以耕，夜则倚烽以觇， 有剽害之虑，无休暇之娱，非生其域、习其风，幼而视焉，长而安焉，则不能宁居 而狎其敌也。
关东百物阜殷，士忲温饱，比诸边隅，不翅天地。闻绝塞荒陬，则辛 酸动容；聆强蕃劲虏，则慑骇褫情。又使去亲族，舍园庐，甘所辛酸，抗所慑骇， 将冀为用，不亦疏乎？
又有休代之期，无统制之善，资奉姑息，譬如骄子，进不邀 以成功，退不处以严宪，屈指计归，张颐待饲，师一挫伤，则乘其危桡，布路东溃。 平居殚资储以奉浮冗，临难弃城镇以摇疆场。其弊岂特无益哉？
谪徙之人，本以增 户实边，立功自赎。既无良之人，而思乱幸灾又甚于戍卒，适有防卫之烦，而无立 功之益。虽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
帅臣身不临边，而以偏师戍守。大抵士之犀 锐，悉选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冲，寇至而不支，则劫执芟蹂，恣所欲得，比都 府闻之，虏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谓措置乖方。一失也。
赏以存劝，罚以示惩，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譬輗軏所以行 车，衔勒所以服马也。今将之号令不能行之军，国之典刑不能施之将，上下遵养， 以苟岁时。欲褒一有功，虑无功者怨，嫌疑而不赏；欲责一有罪，畏同恶者竦，隐 忍而不诛。故忘身效节者抵噪于众，偾军缓救者畜奸不畏，褒贬称毁，纷然相乱。 公者直己不求诸人，则罹困厄；奸者行私苟媚于众，则取优崇。此义士勇夫所以痛 心解体也。
又如遇敌而守不固，陈谋而功不成。责将帅，将帅曰资粮不足；责有司， 有司曰须给无乏；更相为解，而朝廷含糊，未尝究诘。故抱直者吞声，罔上者不惭。 驭众若此，可谓课责亏度。二失也。
以课责之亏，措置之乖，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无施战阵， 虏常横行，以谓境无人焉。吏习其常，惟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则又调发益师， 无裨于备御，而有弊于供亿。闾井日耗，敛求日繁，倾家析产，榷盐税酒，无虑所 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此，可谓财匮于兵众矣。三失也。
今四夷最强盛者，莫如吐蕃。举吐蕃众，未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内虞外备与中 国不殊，所以能寇边者无几。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趋敏。动则中国慹其众 不敢抗，静则惮其强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节制多，而彼之统帅一也。且节制多， 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 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失为弱。
开元、天宝时，制西北二蕃，则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尚虑权分，或诏兼 领之。中兴未遑外讨，则侨四镇隶安定，以陇右附扶风，所当二蕃，则朔方、泾原、 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以关东戍卒属之。虽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
自贼泚 乱以诱泾原，怀光反以污朔方，则分朔方为三节度，其镇军且四十，皆特诏任之， 各有中人监军，咸得相抗。既无军法临下，莫能禀属，边书告急，方使关白用兵， 是谓从容拯溺，揖让救焚
矣。兵以气若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 析则弱。今之边戍，势弱气消。建军若此，可谓力分于将多矣。四失也。
治戎之要，在均齐而已。故军法无贵贱之差、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志、尽其力 也。被边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角所能则习，度所处则危，考服役则劳，察临敌 则勇，然衣禀止于当身，又为家室所分，居常冻馁。而关东戍士，岁月更代，怯于 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禀优厚，继以茶药，资以蔬酱。丰寡相县，势则远甚。又有 以边军诡为奏请遥隶神策者，禀赐之饶，有三倍之益。此士类所以忿恨，经费所以 褊匮。夫事业未异，给养顿殊，人情所不甘也。不为戎首，已可嘉者，况使协力同 心，以攘寇难，臣知有所不能焉。养士若此，可谓怨生于不均矣。五失也。
凡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见要 领。须某甲兵，藉某参属，用若干步骑，计若干资粮，何所列屯，何时成功，观其 言，校其实。若曰不足取，当艰之于初，不宜诒悔于后也；若曰可任，则当要之于 终，不宜掣肘于内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拔选，端拱于委任，然后核 否臧，信赏罚，受赏者不为滥，当罚者不敢辞，付授专则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 遣将者，君推毂而命之，又赐鈇钺，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机宜不以远决， 号令不以两从。今陛下命帅，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轻其任使心弱。由是分 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则听命，止取承顺可矣，若有意乎 靖难则不可。两疆相接，两军相持，事机所急，罅不留息，况千里之远，九重之深， 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专，欲事无遗策，虽圣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 分镇者以无诏不敢救，逗留之顷，寇已奔逼。牧马屯牛，鞠椎剽矣；啬夫樵妇，罄 俘囚矣。假令诏至发兵，更相顾望，莫敢遮碍，败者减百为一，获者衍百为千。帅 守以总制在朝，不恤于罪；陛下以权出己，不究厥情。用帅若此，可谓机失于遥制 矣。六失也。
臣愚谓宜罢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数析而三之：其一，责本道节度，募壮士愿屯 边者徙焉；其一，则第以本道衣禀，责关内、河东募用蕃、夏子弟愿傅军者给焉； 其一，以所输资粮给应募者，以安其业。诏度支市牛，召工就诸屯缮完器具。至者 家给牛一，耕耨水火之器毕具，一岁给二口粮，赐种子，劝之播莳。须一年，则使 自给，有余粟者，县官倍价以售。既息调发之烦，又无幸免之弊，出则人自为战， 处则家自为耕。与夫暂屯遽罢，岂同日论哉！然后建文武大臣一人为陇右元帅，自 泾、陇、凤翔薄长武城，尽山南西道，凡节度府之兵皆属焉。又诏一人为朔方元帅， 由鄜坊、邠宁揵灵夏，凡节度府之兵属焉。又诏一人为河东元帅，举河东，极振武， 节度府之兵属焉。各以临边要州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为刺史，外奉军兴， 内课农桑，慎守中国所长，谨行当今所易，则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帝爱重其言，不从也。
班宏判度支，卒官，贽荐李巽，帝漫许之，而自用裴延龄。贽言：“延龄僻戾 躁妄，不可用。”不听。俄而延龄奸佞得君，天下仇恶，无敢言。贽上书苦谏，帝 不怿，竟以太子宾客罢。贽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延龄揣帝意薄，谗短百绪，帝遂 发怒，欲诛贽，赖阳城等交章论辨，乃贬忠州别驾。后稍思之，会薛延为刺史，谕 旨慰劳。韦皋数上表请贽代领剑南，帝犹衔之，不肯与。顺宗立，召还。诏未至， 卒，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
始，贽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辈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进见， 然小心精洁，未尝有过，由是帝亲倚，至解衣衣之，同类莫敢望。虽外有宰相主大 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尝为帝言：“今盗遍天下，宜痛自咎悔， 以感人心。昔成汤罪己以兴，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复国。陛下诚不吝改过，以言 谢天下，使臣持笔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从之。故奉天所下制书，虽武人悍卒 无不感动流涕。后李抱真入朝，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 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议者谓兴元戡难功，虽爪牙宣力，盖贽 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险涩，与从官相失，夜召贽不得，帝惊且泣，诏军中得贽者 赏千金。久之，上谒，帝喜见颜间，自太子以下皆贺。及辅政，不敢自顾重，事有 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剀拂帝短，恳到深切。或规其太过者，对曰：“吾上不负天子， 下不负所学，皇它恤乎？”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 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云。
赞曰：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 谗幸逐，犹弃梗。至延龄辈，则宠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济也。世言贽白罢 翰林，以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之死，贽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两进， 邪谄得君则正士危，何可訾耶？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 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才十一。唐祚不竞，惜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列传-卷八十二-译文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岁时考中进士，又通过了博学宏辞科的考试。被任命为郑县尉，后辞官回乡。寿州刺史张镒很有名望，陆贽前去拜访，两人交谈了三天，张镒对他非常赏识，请求与他结为忘年之交。临别时，张镒赠送陆贽百万钱，说：“请为您的母亲夫人一日之用。”陆贽没有接受，只收下了一串茶，说：“怎敢不接受您的恩赐？”后来，陆贽通过书判拔萃科考试，被任命为渭南尉。
德宗即位后，派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巡视天下。陆贽向使者建议，提出了五术、八计、三科、四赋、六德、五要等治理方法。五术包括：听民谣审察百姓的哀乐，观察市场了解百姓的好恶，查阅簿书考察争讼，观察车服了解俭奢，省察作业了解百姓的取舍。八计包括：查看户口增减以考察抚恤，查看垦田多少以考察农业，查看赋役轻重以考察廉洁，查看案籍繁简以考察听断，查看囚犯多少以考察决滞，查看奸盗有无以考察禁御，查看选举多少以考察风化，查看学校兴废以考察教导。三科包括：茂异、贤良、干蛊。四赋包括：查看庄稼以确定税收，衡量产业以减轻赋税，统计丁壮以计算劳役，估算商贾以均平利益。六德包括：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包括：废除冗兵，减轻法律负担，裁减不必要的官员，去除无用之物，罢免不必要的事务。当时人们都认为他的建议很好。陆贽被提升为监察御史。
德宗在东宫时，就已经听说过陆贽的名声，即位后召他为翰林学士。当时马燧在河北讨伐叛贼，久战不决，请求增援；李希烈又侵犯襄城。皇帝下诏询问对策，陆贽回答说：
与其劳师远征，不如修治近处；与其多方补救过失，不如改进行为。如今幽、燕、恒、魏等地形势缓和，祸患较轻；汝、洛、荥、汴等地形势紧急，祸患较重。田悦在覆败之后，已无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硃滔多疑少决，他们互相牵制，急则合力，退则背憎，不会有越轨的祸患，这就是形势缓和的原因。李希烈果敢残忍，占据蔡、许等富庶之地，又增加了邓、襄的虏获，东侵则粮道受阻，北窥则都城震动，这就是形势紧急的原因。代、朔、邠、灵等地自古是精骑之地，上党、盟津如今是精兵之地，如今却将这些兵力全部调往山东，导致将多势分，兵广财屈，屯戍过于繁重。李勉是文吏，却镇守汴州这一必争之地；哥舒曜的军队是乌合之众，却要抵御襄城的强敌。他们本非素习，首鼠两端，守御不足。如今若让李芃回军河阳以支援东都，李怀光解襄城之围，专以太原、泽、潞的兵力对抗山东，则梁、宋可安。
陆贽又说：
立国的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分清轻重，本大而末小，才能稳固。治理天下，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大小适当而不悖逆。王畿是四方的根本，京邑是王畿的根本。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这是天子的大权。因此，前代将天下的租税转运到京师，迁徙郡县的豪杰充实京师。太宗设置了八百所府兵，其中关中就有五百所，天下兵力不及关中，这就是居重驭轻的意思。如今承平日久，武备松弛，安禄山乘外重之势，一举攻陷两京。然而当时诸牧有马，州县有粮，肃宗得以中兴。乾元以后，外患频发，朝廷全力东讨，吐蕃乘虚而入，先帝无力抵御，这就是失去了驭轻之权。自从从陕州回京后，朝廷吸取教训，稍增禁卫，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的兵力抵御西戎，河东有太原的兵力抵御北虏。如今朔方、太原的兵力已调往山东，神策六军也全部戍守关外，兵力不足以御敌，请求增援。陛下为此抽调边军，削弱环卫，竭尽内厩之马、武库之兵，征调将家子弟增兵，征收私畜增加骑兵。又因财政匮乏，开始征收房屋税，向商人借贷，设立各种榷税，日益加重。万一硃滔、李希烈负隅顽抗，偷袭都城，如何防备？
关中是天下的根本。关中的豪杰，与营卫无异；关中的车乘，与厩牧无异；关中的财用，与国库无异。一旦有急，可以随时调用。陛下若能采纳我的建议，让李芃回军支援洛阳，李怀光解救襄城，李希烈必退。请将神策军及征调的将家子弟追回，停止京师的一切税间架、榷酒、抽贯、贷商、点召等令，这是端本整棼之术。
皇帝没有采纳陆贽的建议。后来泾师叛乱，陆贽的预言都应验了。
陆贽随皇帝逃往奉天，机务繁忙，远近调发，奏请批复，书诏每日数百，陆贽初看似乎不经思索，但写成后，皆详尽周到，条理清晰，人人可懂。旁边的官吏抄写不及，其他学士也难以下笔，而陆贽却从容有余。
起初，皇帝因仓促变故，常常自责。陆贽说：“陛下引咎自责，这是尧、舜的胸怀。然而导致寇乱的，是群臣的罪过。”陆贽意指卢杞等人。皇帝护着卢杞，说：“你不忍心归过于我，才这样说吧。然而自古兴衰，难道不是天命吗？如今的厄运，恐怕不在人。”陆贽退下后上书说：
自从安史之乱后，朝廷因循守旧，各地割据自立，未曾朝见。陛下欲统一天下，命将兴师，讨伐四方。一人出征，十户供养；居者疲于转运，行者苦于战乱；去留骚动，乡里不宁。兵力日益增多，费用日益庞大，常赋不足，于是加紧征收；加征已尽，又另配赋；另配不足，于是设立榷算、率贷等税。禁令日益繁多，官吏不堪重负；农桑因追呼而废弛，百姓因笞捶而膏血枯竭；百姓哀嚎，郡县不宁。边陲之兵本为保疆，禁卫之军本为巡警，这是国家的大防。陛下却全力东征，边备空虚，又搜刮私牧、责成将家出兵籍马。私牧是元勋贵戚的产业，将家是统帅岳牧的后代，他们本已免除徭役。如今剥夺他们的畜牧，征调他们的子孙，借贷以资装，破产以营卒乘，元臣贵位，谁能不离心？如今又对侯王的房屋征税，对商贩的财物征税，贵者不见优待，近者不见特殊，群情激愤，关畿不宁。
陛下又说百废待兴，于是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断案过于迅速，察事过于精细。断案迅速则少恕于人，疑似不容分辨；察事精细则多猜于物，臆度未必正确。少恕则下惧祸，反侧之衅生；多猜则下妨嫌，苟且之患作。由此叛乱频发，怨声四起，非
常有的忧虑，只有君主听不到。凶恶的士兵击鼓前进，白天侵犯宫门；重重的宫门没有结草防御，守卫的人没有谁去盘问。陛下虽然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看到危险不能竭尽忠诚，面临危难不能效死，这是群臣的罪过。
陛下现在把国家的兴衰归咎于天命，也是错误的。《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那么天所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因为人，并不是人事之外自有天命。纣王曾说：“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吗？”这是舍弃人事而推托天命，必定是不可行的道理。《易经》说：“自天祐之。”孔子解释说：“祐就是帮助。天所帮助的是顺应天理的人，人所帮助的是有诚信的人。履行诚信并思考顺应天理，所以天会帮助他。”《易经》讨论天和人的帮助关系时，必定先强调履行，而吉凶的报应就会显现出来。这说明天命在于人，是非常明显的。人事治理得好而天降下混乱，这是没有的；人事混乱而天降下安康，也是没有的。如果还有怀疑，请用最近的事情来证明。
自从战争兴起以来，物力消耗殆尽。人心惊疑像风浪一样，汹涌不定，族人聚在一起商议，认为必定会有变故。那么京城的人，本来并不都通晓占卜之术、明白天命，那么导致敌人入侵的原因，难道是命运使然吗？治理得好可能会生出混乱，混乱可能会帮助治理；有的国家因为没有困难而灭亡，有的国家因为多难而兴起。治理得好生出混乱，是因为依赖治理而不修德；混乱帮助治理，是因为遭遇混乱而能治理；没有困难而失去国家，是因为忽视了万事的重大，忘记了忧患和敬畏；多难而兴起，是因为经历了各种艰难，知道谨慎和警惕。现在混乱失序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但帮助治理和振兴国家的事业，在于刻励和谨慎地修德。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得到正确的道理就会兴盛，失去就会衰败，其间不容许再有后悔，只有勤思熟虑。舍弃自己以顺从众人，违背私欲以遵循正道，远离奸佞，亲近忠直，推行至诚，去除逆诈，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实行，不耗费精神，不劳累体力，只需要在心中约束自己。何必忧虑混乱的人，何必畏惧厄运，何必担心不安宁呢？
皇帝又问贽关于当前的事情，贽劝皇帝：“群臣每天参与朝政，让他们尽情谈论得失。如果以军务为对答的，即使不在适当的时候，也要耐心听取。兼听天下的智慧以增加自己的聪明。”皇帝说：“我难道不推诚！但是看那些上封事的人，只是讥讽别人的短处，大多不是忠直之人。过去说君臣一体，所以推诚不疑，结果被奸人利用来作威作福。现在的祸患，是推诚的弊端。还有谏言不保密，总是把过错归咎于我，以自取名声。我继位以来，见到的言事很多，大多是雷同的道听途说，加以质询就穷尽了。所以最近没有诏令次对，难道是因为疲倦吗！”贽因此极力劝谏说：
过去有人因为噎住而废食，还有人因为害怕溺水而自沉，他们为了防止祸患，不是太过分了吗！希望陛下以此为鉴，不要因为小的忧虑而妨碍大道。我听说人所帮助的是诚信，诚信的根本在于真诚。一旦不真诚，心就无法保持；一旦不诚信，言就无法实行。所以圣人重视诚信。传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就是事，言不诚就无事可做。普通人如果不诚信，就无法再做事，何况王者依赖人的诚信来稳固自己，怎么能不对人诚信呢？陛下所说的诚信导致祸害，我私下里不认同。孔子说：“可以与之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也不失言。”陛下可以审察其言而不可不信，可以谨慎选择与之交往而不可不诚。所谓民众，是最愚昧而又最神奇的。那些愚昧的人，或昏或鄙，这似乎很愚昧。然而上层的得失无不辨别，好恶无不了解，所隐藏的无不传播，所作为的无不效仿。用智慧驾驭他们就会欺诈，用怀疑对待他们就会偷懒；不以礼接待他们，他们就会轻视义；不以情抚慰他们，他们就会薄待忠诚。上层的行为下层会跟随，上层的施予下层会回报，就像影子依附形体，回响应和声音。所以说：“只有天下至诚，才能尽其性。”不尽于己而责求于人，不诚于前而望诚于后，必定会欺骗而不信。现在方镇对国家不诚信，陛下兴师讨伐；臣子对陛下不诚信，陛下下令诛杀。有司奉命而不敢赦免，是因为陛下所要求的正是他们所没有的。所以诚信不可片刻离开自己。希望陛下谨慎守持并力行，恐怕不是用来后悔的。
《传》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颂成汤的德行说：“改过不吝。”吉甫赞美宣王的功绩说：“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成汤是圣君，仲虺是圣辅，以圣辅赞颂圣君，不称颂他没有过错，而称颂他改过；周宣王是中兴的贤王，吉甫是文武贤臣，歌颂其主，不赞美他没有过失，而赞美他补过。那么圣贤的意思，贵在改过，非常明显。因为过错，上智下愚都不可避免，只有智者能改过向善，愚者耻于改过而走向错误。中古以来，臣子崇尚谄媚，君主也自以为是，掩盖盛德，行小道，于是有入则造膝，出则诡辞，奸邪由此滋生，善行由此受阻，天子的意志由此迷惑，争臣的罪过由此产生，媚道盛行而祸害更加严重。太宗有文武仁义的德行、治致太平的功绩，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人们至今以从谏改过为首要。这说明谏而能从，过而能改，是帝王的大烈。陛下说谏官论事，引善自予，归过于上者，确实不是美德，但对于盛德，并没有损害。接纳而不违背，传之适足增美；拒绝而违背，又怎能禁止其传播？不宜因此阻碍进言之路。
圣人不忽视细微，不欺侮鳏寡；夸大之言没有验证不必采用，质朴之言合乎道理不必违背；顺从心意不一定对，违背心意不一定错；与他人不同不一定对，与众人相同不一定错；言辞笨拙而效果迂回的不一定愚昧，言辞甜美而利益重大的不一定聪明。以实际考察，只有善所在，才能尽天下之心。人的情感容易被所信的东西蒙蔽，被所疑的东西阻碍，忽视所轻视的，沉溺于所欲望的。信偏则听言不尽其实，所以有过当之言；疑甚则虽实不听其言，所以有失实之听。轻视其人则遗弃可重之事，欲望其事则保留可弃之人。如果放纵私欲，不考察实际，就会失去天下之心。所以常情所轻视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不必羡慕高远而喜好奇异。
陛下又因为雷同的说法，加以质询就穷尽了。我认为陛下虽然穷尽了言辞但未穷尽道理，能服其口但未服其心。而且下层的情感无不希望传达给上层，上层的情感无不希望了解下层。然而下层常苦于上层的难以传达，上层常苦于下层的难以了解。这是为什么？因为九弊未去。所谓九弊，上层有六，下层有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是上层的弊端；谄谀、顾望、畏懦，是下层的弊端。好胜而耻过，必定喜欢谄媚之辞。
如果忌讳直言，那么谄媚阿谀的人就会得势，而忠诚正直的言论就听不到了。
如果放纵辩论和炫耀聪明，必然会用言辞压制别人，用欺诈对待别人，那么观望的人就会自便，而切磋琢磨的益处就无法完全发挥了。
如果严厉威势而任性固执，必然不能放下身段与人交往，把过错归咎于自己，那么胆小懦弱的人就会到来，而情理之说就无法申明了。
人的难以了解，连尧、舜都感到困扰，怎么能通过一次问答就认为完全了解了他的才能呢？
想要治理天下，却不致力于赢得人心，那么天下必然无法治理；
致力于赢得人心，却不勤于与下属交往，那么人心必然无法赢得；
致力于与下属交往，却不分辨君子和小人，那么下属必然无法交往；
致力于分辨君子和小人，却厌恶正直而喜欢阿谀，那么君子和小人必然无法分辨。
趋炎附势、追求谄媚，是人的极大利益所在；
冒犯君主、招致祸患，是人的极大危害所在。
居于上位的人轻易改变言辞并用美利来利诱他们，尚且担心忠告无法传达，何况是疏远和猜忌的人呢？
当时，叛乱尚未平定，皇帝想在明年改元，而术士们争相说数钟百六，应该有所改变，以示天下重新开始。
皇帝于是商议增加大号。
贽说：“现在皇帝流亡在外，大恶未除，这是人心向背、天意去就的关键时刻。
陛下应该痛下决心自我贬抑，不应该增加美名来损害谦逊的德行。”
皇帝说：“你的话固然很好，但还是要稍微有些变革，为我考虑一下。”
贽上奏说：“古代的君主，德行合于天的称为‘皇’，合于地的称为‘帝’，合于人的称为‘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来养育人民、治理万物得当的称为‘天子’，这些都是大号。
三代以前，所称呼的称号都是象征其德行，不敢有所增加。
到了秦朝才兼称‘皇帝’，流传到后世昏庸偏僻的君主，才开始有圣刘、天元等称号。
所以君主的重要与否，不在于称谓，而在于德行如何。
如果因为时局艰难而需要变革，不如引咎自责，降低名号，以敬畏天戒。
而且纠正过去的过失，是非常明智的；减少虚饰，是非常智慧的。
难道要增加冗长的名号来承受实际的祸患吗？”
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当时兴元赦令刚刚起草完毕，皇帝将草稿交给贽，让他商讨细节。
贽知道皇帝坚持德行的决心不坚定，困顿时会想到治理，安定时容易骄傲，想要激励他坚定意志，于是建议说：“面对非常危险的局势，不能用平常的方法来安定；解决非常复杂的纷争，不能用平常的命令来谕示。
陛下穷尽兵力，竭尽财赋，叛乱发生在京师，盗贼占据了宫闱。
现在假借王位的四凶，僭越帝位的二竖，其他观望怀有二心的人，不可胜数。
而想要缓解多难，收服众心，只有依靠赦令。
用言辞感动人，所感动的已经很浅；言辞又不恳切，谁会愿意归附呢？
所以诚意不够，事物就不会感动；损害不彻底，利益就不会到来。
悔过必须深刻，引咎必须彻底，招揽人才必须广泛，恩泽必须宏大，让天下人听到，豁然一变，人人得到他们想要的，怎么会不归附呢？
需要改革的条款，已经另外封上。
臣听说知道过错并不难，难的是改正；说好话并不难，难的是实行。
《易经》说：‘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和平。’
感动，是诚意发自内心而表现在行动上，行动可能不被理解，所以用言辞来宣示，言辞必须符合心意，心意必须符合行动，三者相合，才能求得感动。
希望陛下先下定决心，然后施行言辞，考虑可行的就宣示，不可行的就搁置。
不要轻易说话，以免加重悔恨。”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起初，皇帝流亡在外，府库被抛弃，卫兵没有冬衣。
到这时，天下的贡奉逐渐到来，于是在行在所夹庑设立琼林、大盈二库，专门收藏贡物。
贽进谏说：“琼林、大盈在古代没有记载。
老人们都说：开元时期贵臣用巧饰来求媚，建议郡邑的赋税，应当交给有司来管理使用，贡献的物品全部归天子私有。
放纵心欲，最终也成了引诱敌人的诱饵。
现在军队正在紧张作战，伤痛的呻吟声还未停止，突然将珍贡私藏别库，恐怕群下会有所失望，请全部拿出来赏赐有功之人。
以后纳贡必须交给有司，先用于军赏，奇珍异宝不得供奉。
这是分散小储来成就大储，舍弃小宝藏来巩固大宝藏。”
皇帝醒悟，立即撤销了这些库署。
李怀光有异心，想要激怒他的军队使其叛乱，于是上奏说：“军饷微薄，与神策军不等，难以作战。”
李晟密报他的异变，并请求移屯。
皇帝派贽去见怀光议事。
贽回来上奏说：“怀光不追击逃寇，军队疲惫不用，群帅想要前进，他总是阻止他们的计划。
这必然是要反叛，应该有所防备。”
于是劝皇帝允许李晟移军。
起初，贽与怀光谈到李晟，怀光狂妄地说：“我不需要依靠李晟。”
贽即赞美他的强大，使他无法反悔。
到这时，请求下诏书如他所愿，并且不要让他有借口归咎于朝廷。
又建议：“派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李晟一起屯驻东渭桥，借口李晟兵力不足无法抵御敌人，让他们互为掎角。
怀光虽然不想派遣，但言辞穷尽，无法阻止。”
皇帝犹豫说：“李晟移屯，怀光必然不满，如果再派遣李建徽等人一起东进，他会有借口。
稍等一下吧。”
李晟已经移营，不到十天，怀光果然夺取了两节度使的兵权。
李建徽挺身逃脱，阳惠元战死。
行在所震惊，于是迁往梁州。
路上有人献上瓜果，皇帝赞赏他的心意，想要授予他试官。
贽说：“爵位是天下公器，不可轻易授予。”
皇帝说：“试官是虚名，而且已经与宰相商议过了，你不要介意。”
贽上奏说：“信赏必罚，是霸王的资本；轻爵亵刑，是衰乱的开始。
没有功劳而获得爵位则爵位轻，没有罪过而滥用刑罚则刑罚亵。
天宝末年，宠幸之人倾国，爵位因私情授予，赏赐因宠爱增加，纲纪开始败坏。
羯胡乘机作乱，最终导致中原大乱。
财赋不足以供应赏赐，而职官的赏赐兴起；
职员不足以容纳功劳，而散官、试官的称号盛行。
现在所忧虑的是爵位轻，设法使其贵重，尚且担心不够重，如果又自弃，将如何劝勉呢？
陛下说试官是虚名，难道是没有深思熟虑吗？
立国只有义与权，诱人只有名与利。
名近于虚，对于教化很重要；利近于实，对于德行较轻。
凡是用来裁断是非，建立法制的，都存在于义；
参酌虚实，揣摩轻重，都存在于权。
只注重实利而不辅以虚名，则物资会匮乏而无法供应；
只注重虚名而不辅以实利，则人情会虚浮而不趋附。
所以赐予货财，列定俸禄，是为了彰显实利；
区分品级，异服章，是为了装饰虚名。
居于上位的人通达变化，相辅相成，则治国的权术就得到了。
按照甲令，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
那些承担事务、领取俸禄的，只有职事官，用来叙才能，定位勋德，这就是施实利而寓虚名；
勋官、散官、爵号，只限于服色、资廕，用来驾驭崇贵，甄别功劳，这就是假虚名佐实利。
现在员外、试官与勋官、散官、爵号相同，然而那些冲锋陷阵、排除祸难的人用这些来酬劳他们，可以说是很重了。
现在献上一器瓜果就授予试官，那些忘躯命的人会互相说：‘我的躯命和瓜果一样。’
瓜果，是草木。如果像草木一样，
为什么要劝告呢？那些农夫和乡野之人，如果想要得到他们的欢心，厚赏他们就可以了。”
不久，因为功劳升迁为谏议大夫，仍然担任学士。当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了张镒夺取了职位，虽然多次进贡，但议论的人都说他心怀二意，有所图谋。皇帝也不能容忍他，他的使者到来，都不被召见，皇帝想用浑瑊代替他。
贽劝谏说：“楚琳的罪过已经很久了，现在议论的人才开始纷纷议论，不是太晚了吗？而且勤王的军队在京城附近，急需传达命令，一刻也不能耽误。商岭已经遥远，而骆谷又被贼人控制，传达皇帝命令的只有褒斜道。如果再被阻隔，那么各镇的向背，我们胜利了他们就来，贼人胜利了他们就去，这样的机会，不容有失。如果让楚琳发泄怨恨，敢于猖狂，南面堵塞要道，东面与贼人联合，那么我们的咽喉被阻塞，心腹被分割，岂不是大患吗！现在他观望两端，这是上天引导他，让他回归正道，成就大业。”皇帝释然，召见了他的使者，下诏慰劳安抚他。
皇帝想给内外从官都封号为“定难元从功臣”。贽说：“宫中的官员们，恪尽职守，劳苦是有的，但有什么功劳呢？困难是有的，但有什么定难呢？现在与那些奋不顾身的人并列，恐怕会挫伤战士的心，引起勋臣的愤怒。”皇帝于是作罢。
京城已经平定，皇帝想召浑瑊去寻找逃亡的宫女，准备行装让他们前往行在。贽劝谏说：“大难刚刚平定，而那些疲惫的百姓、重伤残废的士兵，都忍着死亡和疾病，想听到皇帝的德音。事情有先后，义理有轻重，重要的事情应该先做，次要的事情应该后做。从前武王攻克殷商，有下车前就做的事情，有下车后才做的事情。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派大臣快速传达命令，迎接神主，修整郊丘，举行祭祀的礼仪，表达告谢的意思；抚恤死难者，犒赏有功者，推崇忠直之士，优待年长者；安定反叛者，宽恕胁从者，恢复失职者的官职，恢复废业者的生计，这些都是应该先做不可后做的事情。修葺宫室，整治服饰玩物，耳目的娱乐，侍女的侍奉，这些都是应该后做不可先做的事情。而且宫女在离乱之后，有的已经被将士们私藏。从前有人掩绝缨、饮盗马，难道忘了他们的爱吗？这是君主的体统。天下本来就有很多亵渎的人，何必独独追究这些？”皇帝不再下诏，但还是派使者告诉浑瑊准备行装。
起初，刘从一、姜公辅等人的才能远不及贽，只是因为偶尔有一两句话符合皇帝的心意，就从下位升到了宰相。而贽孤立一意，被左右权贵所阻挠，又直言不讳，渐渐失去了皇帝的欢心，很久都没有当上宰相。回到京城后，只是担任中书舍人。他的母亲韦氏还在江东，皇帝派宦官迎接她回京城。不久因为丧事解职，客居东都。各方的馈赠一概不收，只有韦皋因为是布衣之交，事先告知，所以接受的都称诏接受。又下诏让宦官护送父亲的灵柩从吴会到洛阳安葬。服丧期满后，以权知兵部侍郎的身份再次被召为学士。入宫谢恩时，伏地哭泣，皇帝为之动容，改容安慰。皇帝的眷顾更加深厚，天下人都认为他会当上宰相，但窦参一直对他不满，忌惮他。贽也多次指出窦参的过失。贞元七年，被罢免学士，以兵部侍郎的身份主持贡举。第二年，窦参被罢黜，贽才以中书侍郎的身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皇帝起初任用杨炎、卢杞，引荐私党，排挤忠良，天下人都怨恨他们。贞元以后，皇帝吸取了教训，虽然设置了宰相，但任命庶官时，反复参详才能决定。等到贽执政后，开始请求台阁长官可以自己推荐下属，如果有不称职的，推荐者也要承担责任。皇帝起初同意了，但有人说各司所引荐的都是亲党，招揽贿赂，没有真才实学，皇帝又下诏让宰相自己选择。贽上奏说：“齐桓公问管仲什么会危害霸业，管仲回答说：‘得到贤才却不能任用，会危害霸业；任用贤才却不能坚持，会危害霸业；坚持开始却不能善终，会危害霸业；与贤人谋事，却让小人议论，会危害霸业。’所谓小人，并不是都心怀险恶想要颠覆国家，而是他们的志向狭隘，以阻挠议论为出众，以与众不同为不群，追求小利，忽视远图，效忠小信，伤害大道。所谓台省长官，就是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中丞等。陛下选择的辅相大多出自其中，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差别。现在却说他们不能推荐一两个属吏，难道当了宰相就可以选择天下的人才吗？求才贵在广泛，考核贵在精严。从前武后为了收揽人心，致力于提拔人才，不仅允许别人推荐士人，也允许自己推荐自己的才能，这难道不容易吗？然而考核严格，进退迅速，所以当时被称为知人之明，历代都依赖这些人才的任用。陛下独自赏鉴，难以公开举荐，有登延的道路，却没有练核的方法。武后因为容易得到人才，陛下因为精严而失去人才。现在选择宰相以重于庶品，选长官以愈于下流。等到宰相献言，长吏荐士，却又采纳横议，废弃最初的谋划，这是对重要的人轻视其言，对次要的人重视其事。”皇帝虽然赞赏他的话，但最终还是停止了荐士的诏令。
旧制，吏部选拔官员每年集中一次。乾元以后，天下兵兴，通常三年一调，吏员积压，案牍混乱，假冒蒙混，吏员借此为奸，废置无纲，甚至有十年不被调任的，缺员有时多年不补。贽于是请求将内外官员分为三部分，每年根据缺额集中选拔，检查吏员的奸诈行为，天下人都感到方便。
当时，贾耽、卢迈、赵憬共同辅政，凡是有关部门的报告，三人互相推诿不肯裁决。贽又请求按照旧例，每十天由一人执笔，所咨询的事情立即裁决。
又因为西北边境每年调遣河南、江淮的士兵，称为“防秋”，士兵不常训练，屡战屡败，将领统制不一，无法应对敌人。于是上陈其弊端说：
自从安禄山叛乱，肃宗开始撤除边防，以安定中原，借助外威，平定内难，于是吐蕃乘机而入，回纥自恃有功，中国不振，四十余年。率领疲惫的百姓，竭尽全力，向西输送财物，向北偿还马资，仍然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于是调集四方兵力，屯驻边疆，又不能阻止他们的侵略。所以小规模入侵就驱赶掠夺，大规模入侵就戒严。当时议论安边的人，都致力于困难的事情，忽视了容易的事情，勉力于短处，忽略了长处，实行起来却不精，谋划起来却没有成效。
形势有难易，事情有先后。力量大而敌人脆弱，就先做困难的事情，这是夺取人心的办法；力量小而敌人坚固，就先做容易的事情，这是观察时机而动的办法。现在国内财力匮乏，人民疲惫未愈，却想发兵侵犯敌境，收复失地，攻打坚固的城池，前面有胜负未定的忧虑，后面有粮草不继的隐患。万一失败，正好激发了敌人的野心，挫伤了国家的威严。用这种方法安边，可以说是不衡量形势而致力于困难的事情。天赋予的才能有分别，地出产的物产有适宜，所以五方的风俗，长短各不相同。勉力于短处而对抗长处的人危险，利用长处而乘短处的人强大。而且以水草为居，以打猎为生，便于驰骋突击，不以失败为耻，这是戎狄的长处，中国的短处。却想增加兵力，搜寻战车，争相驱驰角力，在原野上交锋，在寻常之间决命，用这种方法抵御敌人
可以说是在勉强弥补短处而忽视了长处。追求困难的事情，勉强弥补短处，花费百倍的努力，最终却无法成功，即使勉强成功，也会因为挫折而失败。这确实是因为违背了天时、地利、时势，违背了事物的自然规律。为什么不守住容易的事情，发挥自己的长处呢？
如果选择将领和官吏，整顿纪律，训练军队；以德行来辅助威严，以近处的成功来展示远方的能力；禁止侵略和暴行来彰显我们的诚信，抑制攻取来显示我们的仁爱；对方求和则善待他们但不与他们结盟，对方侵略则防备他们但不报复。这是当今容易做到的事情。
轻视武力，重视智慧；珍惜生命，厌恶杀戮；轻视利益，重视人；忍耐小的损失，保全大的利益；安居乐业，等待时机再行动。修整边疆，守住要害，挖掘壕沟，布置军营，严密防守，明确侦察，务农充足粮食，不谋万全之策，不轻易战斗；敌人小规模进攻则阻止他们进入，敌人大规模进攻则截断他们的退路，占据险要地形来利用他们，用多种方法来误导他们，使他们的勇气无处施展，兵力无法发挥作用，掠夺则一无所获，进攻则无法成功，前进则有腹背受敌的忧虑，后退则有首尾不相救的困境。这就是利用敌人的弱点，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中国的长处。
我们的长处，正是戎狄的短处；我们容易做到的事情，正是戎狄难以做到的事情。以长处对付短处，则用力少而见效多；以容易对付困难，则财力不匮乏而事情迅速成功。放弃这些不去做，反而被敌人利用，这就是倒持戈矛，把武器交给敌人。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些事情，但边疆仍然没有巩固，敌人仍然没有被惩罚，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在于谋略没有定用，众人无所适从；任用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一定被任用；听到的不一定是事实，事实不一定被听到；所信任的不一定真诚，所真诚的不一定被信任；行动不一定恰当，恰当的不一定行动。
还有六个失误。军队有攻讨的，有镇守的。权宜之计是为了缓解困难，临时应对机会，事情有便利之处，谋略有奇诡之处，不顾常规制度，不迎合众人情感，生死进退，只听从将领的命令，这是攻讨的军队。
人情是，有利则劝，习惯则安，保护亲戚而后乐于生存，顾念家业而后忘记死亡，可以用治术来驾驭，不能用法制来驱使，这是镇守的军队。
王者想要防备边疆，抵御戎狄，则选择镇守的军队来安置。古代善于选择和安置的人，必定辨别土地适宜与否，考察技能，了解好恶。使用他们的力量，不违背他们的本性；统一他们的风俗，不改变他们的适宜之处；引导他们的善行，不责备他们不能做到的事情；禁止他们的恶行，不让他们处于不愿意的地方。分类他们的部队，安定他们的家庭，然后才能使他们乐于居住，安定志向。以恩惠则感动而不骄傲，以威严则严肃而不怨恨。不督促而自用，不禁止而不背离。所以防守则坚固，战斗则强大。其方法没有别的，只是便于人而已。
现在远调屯兵，去戍守边疆，要求他们做不能做到的事情，强迫他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增加数量而不考察用途，责备他们的力量而不考察他们的情感，这只能作为仪仗队，而无益于实际的防御。为什么呢？边疆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豺狼为邻，白天则扛着武器耕种，晚上则依靠烽火观察，有被掠夺的忧虑，没有休息的娱乐，如果不是生在那里、习惯那里的风俗，从小看到大，长大而安于那里，则不能安居而轻视敌人。
关东百物丰富，士兵习惯于温饱，与边疆相比，不啻天地之别。听到绝塞荒陬，则辛酸动容；听到强蕃劲虏，则慑骇褫情。又让他们离开亲族，舍弃家园，甘愿辛酸，抵抗慑骇，希望他们发挥作用，不是太疏远了吗？
又有休假的期限，没有统制的善政，资奉姑息，就像骄子一样，前进不追求成功，后退不处以严刑，屈指计算归期，张口等待喂养，军队一旦挫伤，则乘其危难，四散东溃。平时耗尽资储以奉养冗员，临难则放弃城镇以动摇边疆。其弊端岂止是无益呢？
谪徙的人，本来是为了增加户口充实边疆，立功自赎。既然没有良善之人，而思乱幸灾又甚于戍卒，适有防卫的麻烦，而无立功的益处。虽然前代实行过，但绝不是可以遵循的。
帅臣不亲自到边疆，而以偏师戍守。大抵士兵的精锐，全部选来自奉，委派疲弱的人去守要冲，敌人来了则无法支撑，则劫持蹂躏，恣意所欲，等到都府听到消息，敌人已经返回。治兵如此，可以说是措置不当。这是第一个失误。
赏赐以存劝，惩罚以示惩，以奖励有功，以威慑不敬。所以赏罚对于驾驭众人，就像輗軏对于行车，衔勒对于服马一样。现在将领的号令不能在军队中执行，国家的典刑不能在将领中施行，上下互相姑息，以苟且度日。想要褒奖一个有功的人，担心无功的人怨恨，嫌疑而不赏；想要责罚一个有罪的人，害怕同恶的人恐惧，隐忍而不诛。所以忘身效节的人在众人中受到诋毁，偾军缓救的人畜养奸恶而不畏惧，褒贬称毁，纷然相乱。公正的人直己不求诸人，则遭受困厄；奸诈的人行私苟媚于众，则取得优崇。这是义士勇夫所以痛心解体的原因。
又如遇敌而守不固，陈谋而功不成。责问将帅，将帅说资粮不足；责问有司，有司说供给无乏；互相推诿，而朝廷含糊，未曾追究。所以抱直的人吞声，罔上的人不惭。驾驭众人如此，可以说是课责亏度。这是第二个失误。
因为课责的亏欠，措置的乖张，将领不能竭尽其才，士兵不能竭尽其力，屯集虽然众多，无法施展战阵，敌人常常横行，认为境内无人。官吏习惯其常，只说兵少不敌，朝廷不加省察，则又调发更多的军队，无益于防御，而有弊于供给。闾井日益消耗，敛求日益繁重，倾家析产，榷盐税酒，无虑所入半以事边。制用如此，可以说是财匮于兵众。这是第三个失误。
现在四夷中最强盛的，莫过于吐蕃。举吐蕃之众，不及中国十数大郡，而内忧外备与中国无异，所以能寇边的机会很少。又武器不犀利，甲胄不精良，材料不敏捷。动则中国畏惧其众不敢抵抗，静则惮其强不敢侵，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我们的节制多，而他们的统帅一。而且节制多，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这就是勇气废为懦弱，众人失为弱小。
开元、天宝时，制西北二蕃，则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尚虑权分，或诏兼领之。中兴未遑外讨，则侨四镇隶安定，以陇右附扶风，所当二蕃，则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以关东戍卒属之。虽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
自从贼泚乱以诱泾原，怀光反以污朔方，则分朔方为三节度，其镇军且四十，皆特诏任之，各有中人监军，咸得相抗。既无军法临下，莫能禀属，边书告急，方使关白用兵，是谓从容拯溺，揖让救焚。
军队的战斗力依赖于士气和形势，士气凝聚则强盛，士气消散则衰弱；形势统一则威猛，形势分散则虚弱。如今边疆的守军，形势虚弱，士气消散。如此建军，可以说是力量分散于将领过多。这是第四点失误。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公平一致。因此军法没有贵贱之分、多少之别，目的是统一志向、竭尽全力。边疆长期驻守的士兵，都是百战伤残，熟悉战斗技能，身处险境，服役劳苦，面对敌人勇敢，然而他们的军饷仅够维持个人生活，还要被家庭分担，常常饥寒交迫。而关东的戍卒，每年轮换，怯于应敌，懒于服役，然而他们的军饷优厚，还有茶药供应，蔬菜酱料资助。丰裕与匮乏相差悬殊，形势则更为严重。还有一些边军假装奏请隶属神策军，军饷赏赐丰厚，有三倍的利益。这是士兵们愤恨的原因，也是军费短缺的原因。同样的工作，待遇却大不相同，这是人情所不能接受的。不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已经值得称赞，更何况要让他们齐心协力，共同抵御外敌，臣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此养兵，可以说是怨恨源于不公平。这是第五点失误。
凡是任命将帅，必须先考察其品行和能力，然后指明所授予的职责、所委托的重任，让他自己评估是否能够胜任，以明确要领。需要多少兵力，借助哪些参谋，使用多少步兵骑兵，计算多少物资粮草，驻扎在何处，何时能够成功，观察他的言辞，核实他的实际能力。如果认为不可取，应当在开始时慎重，不宜在事后后悔；如果认为可以胜任，则应当在结束时严格要求，不宜在内部掣肘。因此，有疑虑的人不任用，任用的人不怀疑。在选拔上费心，在委任上端坐，然后核实功过，信守赏罚，受赏的人不会滥竽充数，当罚的人不敢推辞，职责专一则苟且之心就会消失。因此古代派遣将领，君主亲自推车任命，又赐予斧钺，所以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机宜不以远决，号令不以两从。如今陛下任命将帅，先求易于控制的人，多设部属使力量分散，轻视职责使心志薄弱。因此分权责成的意义丧失，死绥任咎的志向衰退。一是听命，二是听命，只求顺从即可，如果有意平定叛乱则不可。两疆相接，两军相持，事机紧急，不容片刻喘息，何况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难以明了，听览不够专注，想要事无遗策，即使是圣人也难以做到。守戍者因寡不敢抵抗，分镇者因无诏不敢救援，逗留片刻，敌人已经逼近。牧马屯牛，被掠夺殆尽；啬夫樵妇，被俘虏一空。假使诏令到达发兵，互相观望，无人敢阻挡，败者减百为一，获者增百为千。将帅因总制在朝，不担心罪责；陛下因权出己手，不追究实情。如此用将，可以说是机宜失于遥制。这是第六点失误。
臣愚见认为应当罢免四方的防秋者，将其数量分为三部分：其一，责成本道节度使，招募壮士愿意屯边的迁徙过去；其一，则按照本道的军饷标准，责成关内、河东招募蕃、夏子弟愿意从军的给予；其一，以所输送的物资粮草给予应募者，以安定其生计。诏令度支购买牛只，召集工匠到各屯修缮器具。到达者每家给予一头牛，耕耨水火器具齐全，一年给予两口粮，赐予种子，鼓励播种。需要一年时间，则使其自给，有余粮者，官府加倍价格收购。既平息调发的烦恼，又无幸免的弊端，出征则人人自为战，居家则家家自为耕。与那些暂时屯驻迅速罢免的，岂可同日而语！然后任命文武大臣一人为陇右元帅，自泾、陇、凤翔至长武城，尽山南西道，凡节度府之兵皆属其管辖。又诏令一人为朔方元帅，由鄜坊、邠宁至灵夏，凡节度府之兵属其管辖。又诏令一人为河东元帅，统领河东，极振武，节度府之兵属其管辖。各以临边要州为治所，所部州若府，选拔良吏为刺史，外奉军兴，内课农桑，慎守中国所长，谨行当今所易，则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皇帝喜爱并重视他的言论，但没有采纳。
班宏判度支，去世后，贽推荐李巽，皇帝随意答应，却自己任用裴延龄。贽说：“延龄偏执暴躁，不可用。”皇帝不听。不久延龄奸佞得宠，天下人仇视厌恶，无人敢言。贽上书苦谏，皇帝不悦，最终以太子宾客罢免。贽本谨慎，从未结交宾客。延龄揣测皇帝心意，谗言百出，皇帝遂发怒，欲诛贽，赖阳城等交章论辨，才贬为忠州别驾。后来皇帝稍感后悔，恰逢薛延为刺史，谕旨慰劳。韦皋多次上表请求贽代领剑南，皇帝仍怀恨，不肯答应。顺宗即位，召还。诏书未至，贽去世，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号宣。
起初，贽入翰林，年纪尚轻，因才华受宠，皇帝常以同辈称呼而不称名。在奉天，朝夕进见，然小心谨慎，从未有过错，因此皇帝亲近倚重，甚至解衣衣之，同僚无人敢望。虽外有宰相主持大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人称“内相”。曾对皇帝说：“如今盗贼遍天下，应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汤罪己以兴，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复国。陛下诚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臣持笔无所顾忌，庶几叛者革心。”皇帝听从。因此奉天所下制书，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后李抱真入朝，对皇帝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议者认为兴元戡难之功，虽爪牙宣力，盖贽有助焉。狩山南时，道路险阻，与从官失散，夜召贽不得，皇帝惊且泣，诏军中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上谒，皇帝喜见颜间，自太子以下皆贺。及辅政，不敢自顾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剀拂帝短，恳到深切。或规其太过者，对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皇它恤乎？”既放荒远，常闭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云。
赞曰：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谗幸逐，犹弃梗。至延龄辈，则宠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济也。世言贽白罢翰林，以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之死，贽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两进，邪谄得君则正士危，何可訾耶？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才十一。唐祚不竞，惜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列传-卷八十二-注解
陆贽：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十八岁中进士，后历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等职，以直言敢谏著称。
博学宏辞：唐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科目，主要考察考生的文学才华和广博的知识。
郑尉：唐代官职，负责地方治安和司法事务。
寿州刺史张镒：张镒，唐代官员，曾任寿州刺史，以清廉著称。
忘年交：指年龄相差较大的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
书判拔萃：唐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科目，主要考察考生的文笔和判断能力。
渭南尉：唐代官职，负责渭南地区的治安和司法事务。
德宗：唐德宗李适，唐朝第十位皇帝，在位期间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动荡局面。
黜陟使：唐代官职，负责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决定其升降。
五术：陆贽提出的五种考察地方风俗的方法，包括听谣诵、纳市贾、讯簿书、览车服、省作业。
八计：陆贽提出的八种考察地方吏治的方法，包括视户口、视垦田、视赋役、视案籍、视囚系、视奸盗、视选举、视学校。
三科：陆贽提出的三种选拔人才的标准，包括茂异、贤良、干蛊。
四赋：陆贽提出的四种赋税征收方法，包括阅稼、度产、料丁壮、占商贾。
六德：陆贽提出的六种治理国家的道德准则，包括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
五要：陆贽提出的五种简化政务的方法，包括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
监察御史：唐代官职，负责监察官员的行为，弹劾不法。
翰林学士：唐代官职，负责起草诏书、参与朝政，是皇帝的近臣。
马燧：唐代将领，曾参与平定安史之乱。
李希烈：唐代叛将，曾发动叛乱，威胁唐朝统治。
田悦：唐代叛将，曾参与安史之乱。
王武俊：唐代叛将，曾参与安史之乱。
硃滔：唐代叛将，曾参与安史之乱。
李勉：唐代官员，曾任汴州刺史，以清廉著称。
哥舒曜：唐代将领，曾参与平定安史之乱。
李芃：唐代将领，曾任河阳节度使。
李怀光：唐代将领，曾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后因不满朝廷待遇而反叛。
神策军：唐代禁军之一，负责保卫皇帝和京城。
泾师急变：指唐代泾原兵变，是唐朝后期的一次重大叛乱。
奉天：唐代地名，今陕西乾县。
卢杞：唐代官员，曾任宰相，以奸佞著称。
安史之乱：唐代中期的一次重大叛乱，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
股肱之臣：指君主身边的重要辅佐大臣，比喻为君主的左膀右臂。
耳目之佐：指君主身边的亲信，负责为君主提供信息和情报。
履信思乎顺：出自《易经》，意为践行诚信，思考顺应天意。
憸佞：指奸邪谄媚之人。
仲虺：商汤时期的贤臣，以辅佐商汤改过自新而闻名。
吉甫：周宣王时期的贤臣，以辅佐宣王中兴周朝而闻名。
九弊：指上下关系中存在的九种弊端，上六下三，具体包括好胜人、耻闻过等。
谄谀：指奉承、讨好他人，通常带有贬义，形容那些为了个人利益而阿谀奉承的人。
骋辩：指辩论时言辞激烈，试图通过辩论压倒对方。
炫明：指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通常带有贬义，形容那些过于自负、炫耀的人。
厉威：指严厉的威势，通常用于形容统治者或上位者以威严压制下属。
恣愎：指任性、固执，形容那些不顾他人意见、一意孤行的人。
尧、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尧和舜被视为理想的君主，象征着仁德和智慧。
术家：指古代擅长天文、历法、占卜等术数的人，通常与政治决策有关。
百六：古代术数中的一种说法，指灾厄或变动的时期。
大憝：指大恶人，通常用于形容对国家或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的人。
天戒：指上天的警示或告诫，通常与灾异、天象变化有关。
琼林、大盈：唐代皇帝私有的库房名称，用于存放贡品和珍宝。
李晟：唐代著名将领，以忠诚和军事才能著称，曾多次平定叛乱。
试官：指临时授予的官职，通常用于奖励有功之人，但无实际职权。
天宝之季：指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羯胡：指安禄山，安禄山是唐代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其族属羯族，故称羯胡。
田父野人：指普通百姓，田父指农夫，野人指乡野之人。
谏议大夫：古代官职名，主要负责向皇帝进谏，提出政策建议。
凤翔节度使：唐代地方军政长官，负责凤翔地区的军事和行政事务。
浑瑊：唐代著名将领，曾参与平定安史之乱。
褒斜：古代地名，位于今陕西省境内，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定难元从功臣：唐代皇帝赐予功臣的荣誉称号，意为平定困难的功臣。
武王克殷：指周武王灭商朝的历史事件。
中书舍人：古代官职名，主要负责起草诏令、文书等。
贞元：唐德宗的年号，公元785年至805年。
防秋：唐代边防政策，指在秋季调兵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气：在古代军事理论中，气指的是军队的士气和精神状态。气的盛衰直接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势：势指的是军队的形势或态势，包括地理位置、兵力部署等，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边戍：指古代边疆的防御和驻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策：唐代的一支精锐禁军，主要负责皇帝的护卫和京城的防御。
节度：唐代的一种军事和行政区划，节度使是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
度支：古代官名，主要负责国家的财政收支管理。
翰林：唐代的文学侍从官，负责起草诏令、编纂史书等。
内相：指在皇帝身边参与决策的重要官员，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列传-卷八十二-评注
陆贽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主张在《陆贽传》中得到了详细的记载。陆贽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直言敢谏的精神，成为唐代中期的重要人物。他提出的‘五术’、‘八计’、‘三科’、‘四赋’、‘六德’、‘五要’等治国方略，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陆贽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地方风俗、吏治、人才选拔、赋税征收、道德准则和政务简化等方面的深刻见解。他提出的‘五术’和‘八计’旨在通过多种方式全面了解地方的风俗和吏治情况，从而为朝廷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三科’则强调选拔人才的标准，注重德才兼备。‘四赋’和‘六德’则分别从经济和社会道德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五要’则主张简化政务，去除不必要的负担，提高行政效率。
陆贽的治国理念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主张上，还体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中。他在担任监察御史和翰林学士期间，多次上书直言进谏，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尤其是在应对李希烈叛乱和泾原兵变等重大事件时，陆贽的军事策略和政治智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主张‘劳于服远，莫若脩近’，强调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关中地区的统治基础，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陆贽的文学才华也值得一提。他在起草诏书和处理机要事务时，文笔流畅，思路清晰，能够迅速准确地表达复杂的政治内容。他的文章不仅逻辑严密，而且富有文采，深受时人推崇。陆贽的文学成就和政治才能相辅相成，使他在唐代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总的来说，陆贽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实践对唐代中期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和主张不仅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陆贽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主张，是研究唐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这段古文出自唐代陆贽的《奉天论奏》，主要讨论了君主与臣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治国理政的原则。文章通过引用《尚书》、《易经》等经典，强调了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指出天命并非独立于人事之外，而是通过人事来体现。作者批评了那些将国家兴衰归咎于天命的观点，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主要取决于人事的治理。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治乱的原因，指出治世可能因懈怠而生乱，乱世也可能因治理得当而转为治世。作者强调，君主在面对危机时，应当勤于思考、谨慎行事，远离奸佞之人，亲近忠直之士，推行诚信之道，远离逆诈之行。这些原则看似简单易行，但实际上需要君主具备高度的自律和智慧。
在讨论君臣关系时，作者指出，君主应当广开言路，听取群臣的意见，尤其是那些直言不讳的忠臣。然而，现实中君主往往因为担心被批评而拒绝纳谏，导致君臣之间的信任破裂。作者引用孔子的言论，强调君主应当审慎对待臣子的言论，既不可轻信，也不可一概否定。诚信是维系君臣关系的基础，君主若不诚信，臣子也难以效忠。
文章还提到了历史上的贤君贤臣，如商汤、周宣王等，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伟业，关键在于能够虚心纳谏、勇于改过。作者认为，君主应当以这些历史人物为榜样，重视改过自新，而不是一味追求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是圣贤所推崇的治国之道。
最后，作者指出了上下关系中存在的九种弊端，即‘九弊’。这些弊端包括君主的好胜、耻闻过、炫聪明等，以及臣子的谄谀、顾望、畏懦等。这些弊端若不加以克服，将导致上下之间的沟通不畅，进而影响国家的治理。作者呼吁君主应当重视这些细微之处，避免因小失大。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通过深入分析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强调了诚信、纳谏、改过等治国原则，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内涵。它不仅是对唐代政治现实的批判，也是对历代君主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段古文出自唐代陆贽的《奏议》，主要讨论了君主如何治理国家、赢得民心以及如何处理君臣关系。陆贽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奏议以直言敢谏著称，本文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
首先，陆贽指出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必须避免三种错误：一是忌直言，导致谄谀者得势，忠言无法上达；二是过于炫耀辩才，导致言辞激烈，使人畏惧而不愿进谏；三是过于严厉和固执，导致无法以情待人，使得下属畏缩不前。陆贽认为，君主的德行和智慧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而非仅仅依靠威势和言辞。
其次，陆贽强调了君主赢得民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君主若想治理好天下，必须首先赢得人心，而要赢得人心，必须勤于接见臣下，并且能够辨别君子与小人。如果君主厌恶直言而喜欢谄媚，那么君子和小人就无法区分，国家的治理也就无从谈起。陆贽的这一观点体现了儒家思想中‘民为邦本’的理念，强调了民心向背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
在讨论改元问题时，陆贽反对君主为了迎合术家的建议而轻易改变年号。他认为，君主的德行和实际行动比年号更为重要，与其通过改变年号来显示变革，不如通过自我反省和谦逊的态度来回应上天的警示。这一观点反映了陆贽对君主德行的重视，他认为君主应当以德治国，而非依赖外在的形式。
在讨论赦令问题时，陆贽主张君主应当通过深刻的悔过和广泛的赦免来赢得民心。他认为，赦令不仅仅是言辞上的宽恕，更应当通过实际行动来感化人心。陆贽引用了《易经》中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强调了君主应当以诚心感化天下，而非仅仅依靠言辞。这一观点体现了陆贽对君主德行的深刻理解，他认为君主的言行应当一致，才能真正赢得民心。
最后，陆贽在讨论李怀光叛乱问题时，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谋略。他通过巧妙的言辞和策略，成功地说服了皇帝采取行动，避免了更大的叛乱。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陆贽的政治才能，也反映了他对君臣关系的深刻理解。他认为，君主在处理臣下问题时，应当以德服人，而非仅仅依靠威势。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陆贽的奏议，展现了唐代政治家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陆贽强调君主应当以德治国，赢得民心，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来感化天下。他的观点不仅对唐代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这段古文选自《旧唐书·陆贽传》，主要讲述了唐代名臣陆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谏言和贡献。陆贽是唐德宗时期的重要官员，以其直言敢谏、深谋远虑而著称。本文通过陆贽的谏言，展现了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的智慧和远见。
首先，陆贽在处理凤翔节度使李楚琳的问题上，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李楚琳因杀张镒而得位，虽然表面上对朝廷表示忠诚，但实际上心怀二意。陆贽认为，虽然李楚琳有罪，但此时不宜轻易更换他，以免引发更大的动荡。陆贽的建议体现了他在权衡利弊时的冷静与理性，避免了因一时冲动而导致的政治危机。
其次，陆贽在对待功臣称号的问题上，表现出对军心的深刻理解。唐德宗想将内外从官都封为“定难元从功臣”，陆贽认为这样做会削弱真正在战场上奋战的将士的荣誉感，甚至可能引发勋臣的不满。陆贽的建议不仅维护了军队的士气，也避免了朝廷内部的矛盾激化。
此外，陆贽在处理内政问题时，也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他建议唐德宗在处理内政时，应先重视国家的根本大事，如迎复神主、修饬郊丘、恤死义、犒有功等，而不是急于修缮宫室、追求耳目之娱。这种以国家大局为重的思想，体现了陆贽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最后，陆贽在选拔官员的问题上，提出了“求才者贵广，考课者贵精”的观点。他认为，选拔官员应广泛招揽人才，而在考核官员时则应严格把关。这一观点不仅有助于提高官员的整体素质，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陆贽的谏言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政治智慧。他的思想和行为，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
本文通过对古代军事管理的深刻分析，揭示了军队管理中的六大失误，即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等。这些失误不仅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和军事管理的深层次问题。
文章首先强调了气和势在军事中的重要性，指出气和势的盛衰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接着，通过对边戍和关东戍士的对比，揭示了军队内部的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不仅削弱了军队的士气，也导致了经费的浪费。
在将领的任用上，文章批评了当时朝廷对将领的选拔和任用方式，指出这种选拔方式导致了将领的能力不足和责任心缺失。同时，文章还指出了朝廷对军队的遥控制度，这种制度不仅限制了将领的自主权，也影响了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
最后，文章提出了改革建议，包括罢免四方防秋者、建立元帅制度等，这些建议旨在通过改革军事管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然而，这些建议并未被皇帝采纳，反映了当时政治体制的僵化和改革的困难。
总的来说，本文不仅是对古代军事管理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当时政治体制的尖锐批评。通过对军队管理中的失误的分析，文章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