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毕沅（1730年—1797年），清代史学家、官员，主持编撰《续资治通鉴》。他以博学多才著称，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
年代：编撰于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
内容简要：《续资治通鉴》共220卷，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续作，记载了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历史。全书按编年体例编写，内容详实，是研究宋、元历史的重要文献。它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六十六-原文
起著雍涒滩正月，尽屠维作噩六月，凡一年有奇。
名顼，英宗长子，母曰宣仁圣烈皇后高氏。庆历八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宫。八月，赐名仲针，授率府副率，三迁至右千牛卫将军。嘉祐八年，侍英宗入居庆宁宫。英宗即位，授安州观察使，封光国公。帝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英宗尝遣内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虽大暑未尝用扇。是年九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今名。治平元年，进封颍王。十二月壬寅，立为皇太子。
○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熙宁元年（辽咸雍四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诏改元。
复命武臣同提点刑狱。
丙子，辽主如鸳鸯泺。
丁丑，以旱减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
辛巳，辽改易州兵马使为安抚使。
丁亥，命宰臣极言阙失。
辽主猎于炭山。
庚寅，御殿，复膳。
辛卯，辽遣使赈西京饥民。
壬辰，帝幸寺观祈雨。
参知政事赵概数以老求去，丙申，罢知徐州。概秉心和平，与人无怨恶，在官如不能言，然阴以利物者为多，时议比之刘宽、娄师德。
以三司使唐介参知政事。故事，执政坐待漏舍，宰相省阅所进文书，同列不得闻。介谓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预知，上或有所问，何辞以对？”乃与同视，后遂以为常。
丁酉，诏修《英宗实录》。
壬寅，诏太学增置外舍生百员。初，太学置内舍生二百员，官为给食。至是待次盖百馀人，谏官以为言，故有是诏。
二月，甲辰朔，辽命元帅府募军。
辛亥，令诸路每季以雨雪闻。
乙卯，以孔宗愿子若蒙为新泰县主簿，袭封衍圣公。
初，言者交论种谔擅兴生事，诏系长安狱。谔乃悉焚当路所与简牍，置对，无一语罣人，惟自引伏。丙辰，贬谔秩四等，安置随州。
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至苏秦约六国从事，帝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对曰：“纵横之术，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辩说相高，人君悉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者也。”帝曰：“闻卿进读，终日忘倦。”
帝谓文彦博等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韩绛曰：“为政立事，当有大小先后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爱，乃能有济。”
丁卯，辽主巡行北方。
三月，癸酉朔，帝谓文彦博等曰：“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又曰：“汉文身衣弋绨，非徒然也，盖亦有为为之耳，数十年间，终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庚辰，夏遣薛宗道等来告哀。帝问杀杨定事，宗道言：“杀人者先已执送之矣。”乃赐诏慰之，并谕令上大首领数人姓名，当爵禄之，俟李崇贵至，即行册礼。及崇贵至，云：“定奉使谅祚，尝拜称臣，且许以归沿边熟户，谅祚遗之宝剑、宝鉴及金银物。”初，定之归，上其剑、鉴而匿其金银，言谅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绥州，以为定卖己，故杀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贵等罪而削定官，没其田宅万计。
夏亦遣使告哀于辽，辽遣人吊祭。
甲申，辽赈应州饥民。
先是辽禁南京种稻，民病之。乙酉，命除军行之地，并许民种稻。
丙戌，诏恤刑。
戊子，作太皇太后庆寿宫，皇太后宝慈宫。
庚寅，辽赈朔州饥民。
乙未，诏河北转运司预计置赈济饥民。
丁酉，潭州雨毛。
夏，四月，壬寅朔，新判汝州富弼入见，以足疾，许肩舆至殿门。帝特为御内东门小殿见之，令其子绍庭掖以进，且命毋拜。坐语从容至日昃，问以治道。弼知帝锐于有为，对曰“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弼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帝默然良久。又问为治所先，弼曰：“阜安宇内为先。”帝称善，欲以集禧观使留之。弼力辞，赴郡。
乙巳，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安石素与韩绛、韩维及吕公著相友善，帝在籓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维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以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至是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
又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其略曰：“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政，止虐刑，废强横之籓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然本朝累世因
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
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
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
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
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
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
农民坏于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
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
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
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
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明日，帝谓安石曰：“昨阅卿奏书，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言施设之方。”
安石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设之方不言而自喻矣。”
辛亥，同天节，群臣及辽使初上寿于紫宸殿。
礼官议，欲用唐故事，以五月朔请御大庆殿受朝，因上尊号。
翰林学士吕公著言：“五月会朝，始于唐德宗，取术数厌胜之说，宪宗以不经罢之。况尊号非古典，不系人主重轻。”
陛下方追复三代，何必于阴长之日为非礼之会，受无益之名！”从之。
戊午，回鹘贡于辽。
庚申，吕公著、王安石等言：“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来，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
礼官韩维、刁约、胡宗愈言：“宜如天禧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
刘攽曰：“侍臣讲论于前，不可安坐。避席言语，乃古今常礼。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乐道也；若不命而请则异矣。”
龚鼎臣、苏颂、周孟阳、王汾、韩忠彦皆同攽议，曰：“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轻议变更！”
帝问曾公亮，公亮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
后安石因讲赐留，帝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敞卒。
敞学问渊博，寝食坐卧，未尝不以《六经》自随。
尝得先秦彝鼎数十，铭识奇奥，皆按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
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
欧阳修每于书有疑，折简来问，敞对使答之，笔不停手，修辄叹服。
庆历以前，学者守注疏之说，至敞为《七经小传》，始民诸儒异。
后王安石修《经义》，盖本于敞，而新奇抑又甚矣。
癸亥，以孙觉为右正言、同知谏院。
帝与觉言，欲革积弊，觉曰：“弊固不可以不革，革而当，其悔乃亡。”帝称其知理。
五月，癸酉，帝谓文彦博等曰：“丁渭、王钦若、陈彭年何如人？”彦博等各以所闻对，因言：“当时修建宫殿，皆谓等开之，耗祖宗积储过半，至今府库不复充实。”
帝曰：“王旦为宰相，不得无过。”韩绛曰：“旦尝谏，真宗不从；求去位，又弗许。”
帝曰：“事有不便，当极论列，岂可以求去塞责？？”
国子监言补试国子监生以九百人为额，从之。
甲戌，募饥民补厢军。
庚辰，诏两制及国子监举诸王宫教授。
丙戌，辽主驻特古里。
戊戌，废庆成军。
六月，癸卯，录唐魏征、狄仁杰后；从韩琦请也。
丁未，占城来贡。
辛亥，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修筑塘堰、圩堤，功利有实，当议旌宠。”
壬子，辽西北路雨谷三十里。
乙卯，赐知唐州高赋敕书奖谕。赋在唐五年，比罢，增户万一千有奇，辟田三万馀顷，岁益税二万二千有奇，作陂堰四十有四。
是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北注瀛州之域。
秋，七月，壬申，辽署乌库德寽勒部都统军司。
癸酉，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
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韦，伤而不死。及按问，欲举自首。
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
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
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
安石以谋与杀为二事，光言：“谋杀，犹故杀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谋为所由，与杀为二，则故与杀亦可为二邪？”
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
诏从安石议。
乙亥，名秦州新筑大甘谷口砦曰甘谷城。
初，秦州生户为谅祚劫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筚篥，知州马仲甫请城而耕之，即大甘谷口砦也。至是特赐名。
丙子，辽主猎于黑岭。
丁丑，诏：“诸路帅臣、监司及两制、知杂御史已
上，各举武勇谋略三班使臣二人。”
赐布衣王安国进士及第。安国，安石弟也，举茂材异等。有司考其所献《序言》为第一，以母丧不试，庐墓三年。韩绛荐其材行，召试，赐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
己卯，群臣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不许。及第三表，司马光入直，因言：“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先帝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以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匈奴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号。”帝大悦，手诏答光曰：“非卿，朕不闻此言。”遂终不许。
以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知越州陈升之知枢密院事。故事，枢密使与知院事不并置，时文彦博、吕公著既为使，帝以升之三辅政，欲稍异其礼，故特命之。
辛巳，孙觉责授太子中允，仍知谏院。先是陈升之登对，帝面许擢置中枢。而觉相继登对，帝因与言。“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长安，而宰相以为无过。”时升之已有成命，而觉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兴，升之为枢密使。”帝以觉为希旨收恩，故责之。觉又言滕甫贪污颇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觉疏示甫，甫谢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所愧，足矣。”
壬午，以恩、冀州河决，赐水死家缗钱及下户粟。
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大雨。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历》不效，当改；诏司天更造新历。
知开封府吕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灾者，或恐惧以致福，或简诬以致祸。上以至诚待下，则下思尽诚以应之，上下尽诚而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唯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则不为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孔子以远佞人为戒。盖佞人唯恐不合于君，则其势易亲；正人唯恐不合其义，则其势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候辽人动息以闻。赐压死者缗钱。
京师地又震。
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安抚河北。时河北地大震，涌沙出水，破城池庐舍，吏民皆幄寝茇舍。甫至，独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当以身同之。”民始归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饥者，除田税，察惰吏，修堤防，缮甲兵，督盗贼，北道遂安。
韩琦自永兴复请相州以归。会河北地数震，知梓州何郯因上书言阴盛臣强以讥切琦，又乞召还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后陶入为三司使，迁翰林学士，中丞吕公著复论“陶赋性倾邪，当韩琦秉政，谄事无所不至；及为中丞，及诬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灭族之祸。反覆如此，岂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癸巳，疏深州溢水。
甲午，减河北囚罪一等。
丁酉，降空名诰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募民入粟。
戊戌，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乞自今，宫禁遇圣节，恩赐度牒，并裁损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从之。
是月，河溢瀛州乐寿埽。
辽南京霖雨，地震。
八月，壬寅，京师地又震。
同知谏院孙觉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许。觉以为去岁有罚金御史，今兹有贬秩谏官，未闻罚金贬秩而犹可居位者也，乃出觉通判越州。
诏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
甲辰，京师地又震。
辛亥，迩英讲读已，召司马光，问以河北灾变，光对曰：“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宜多漕江、淮之谷以济之。”帝因论治道，言州县长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择。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馀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十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者？”对曰：“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具此三者，诚亦难得。盐铁副使吕诲、侍御史吴景，此两人似堪其选也。”
癸丑，曾公亮等言：“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论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会安石当制，遂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亦不复辞。
乙卯，降空名诰救付河东及鄜延路安抚司，募民入粟实边。
帝谓创业垂统实自太祖，甲子，诏中书门下：“考太祖之籍，以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从献于郊庙，世世勿绝。”
乙丑，复行《崇天历》
以盐铁副使吕诲为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用司马光言也。
诏：“自今试馆职，并用策论，罢诗赋。”
九月，同知太常礼院刘分攵言：“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当自奉其国之祖。太祖传天下于太宗，继体之君，皆太祖子孙，不当别为置后。若崇德昭、德芳之后，世世勿降爵，宗庙祭祀，使之在位，则所以褒扬艺祖者至矣。”从之。辛未，泾州观察使舒国公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从式，德芳之孙也。
初，韩琦自永兴入觐，言于帝曰：“推崇太祖之后，令择一人封王，常从献于郊庙，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从献，皆太子事；今忽择一人令郊庙从献，岂不疑骇天下视听乎！”帝悟，遂罢从献之旨。
丁亥，减后妃、臣僚荐奏推恩。
戊子，莫州地震，有声如雷。
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礼给赐。
己亥，辽主驻藉丝淀。
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帝以为然，冬，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帝曰：“何世无上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丙午，帝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俾转运使案知州，知州案县令，何忧民不富也！”
辛亥，辽曲赦南京徙罪以下囚。以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诸县并遭水灾，复一岁租。
乙卯，出奉宸库珠，付河北买马。
戊辰，禁销金服饰。
辽遣使册李秉常为夏国王。
十一月，癸酉，太白昼见。
丙戌，朝飨太庙，遂斋于郊宫。丁亥，祀天地于圜丘。
先是河溢恩、冀、深、瀛之境，帝忧之，以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四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而河北都转运司言当用夫八万三千馀人，役一月成，今方灾伤，愿徐之。都水监丞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于是都水监奏：“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抹岸冲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谓：“黄、御河一带北行，经边界，直入水海，其流深阔，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是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至是诏光及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甲午，光入辞，因请河阳、晋、绛之任，帝曰：“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卿未可去也。”
乙未，京师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诏：“自今内批指挥事，俟次日覆奏行下。”
癸卯，瀛州地大震。
庚戌，赐夏国主嗣子秉常诏：“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
辛亥，录唐段秀实后。
夏遣使贡于辽。
庚申，以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诏乘驿赴阙。
辛酉，邵亢罢。亢在枢密逾年，无大补益，帝颇厌之。至是引疾求去，遂出知越州。
是岁，前建昌军司理参军德安王韶，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其略曰：“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盖招抚沿边诸族，所以威服角氏也；威服角氏，所以胁制河西也。陛下诚能择通材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来出入于其间，推忠信以抚之，使其倾心向慕，欢然有归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领五七人，则其馀小种，皆可驱迫而用之。诸种既失，角氏敢不归”角氏归，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荡覆其巢穴，缓之可以胁制其心腹，是所以见形于彼而收功在此矣。今玛尔戬诸族，数款塞而愿为中国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国爵命以威其部内耳。而边臣以栋戬故，莫能为国家通恩意以抚之，弃近援而结远交，贪虚降而忘实附，使栋戬得市利而邀功于我，非制胜之利也。玛尔戬诸族皆角氏子孙，各自屯结，其文法所及，远者不过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正可以并合而兼抚之。臣愚以为宜遣人往河州与玛尔戬计议，令入居武胜军或渭源城，与汉界相近，辅以汉法。因选官一员有文武材略者，令与玛尔戬同居，渐以恩信招抚沿边诸羌，有不从者，令玛尔戬挟汉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欺巴温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柔服其心，使习用汉法，渐同汉俗，在我实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不得与诸羌结连，此制贼之上策也。”初，韶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甚悉，故为是书以奏。帝异其言，召问方略，以韶管句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夏改元乾道。
○神宗体无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
皇帝熙宁二年（辽咸雍五年）
春，正月，丁亥，帝谓辅臣曰：“尝闻太宗时，内藏财货，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名物不同，所用钱色亦异，它人莫能晓也。皆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晚年尝出其钱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近见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略无关防。前此尝以龙脑、珍珠鬻于榷货务，数上不输直，亦不钩考。盖领之者中官数十人，唯知谨扃钥，涂窗牖，以为固密，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所蓄之数！”乃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置库百馀年，至是始编阅焉。
甲午，奉安英宗神御于景灵宫英德殿。
是月，司马光视河还，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策，置上约。
二月，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帝初从王安石议，凡谋杀已伤而自首，减二等科罪，众论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再选官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劾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当官集议。反覆论难，久之不决，故有是诏。
己亥，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汝州富弼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以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初，帝欲用安石，以问曾公亮，公亮力荐之。唐介言安石不可大任，帝曰：“卿谓安石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变更。”退，谓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扰必矣。诸公当自知之。”帝又问侍读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凡四问，皆以此对。帝不以为然，竟用安石，谓之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耳。”帝曰：“然则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命翰林学士吕公著修《英宗实录》。
乙巳，以灾变，避正殿，减膳，彻乐。
丙午，司马光入对，乞郡。帝不许，曰：“卿名闻外国，奈何出外？”先是吕公著使辽时，光初解台职，辽人因问光何不为中丞；公著归，告帝，故知之。
甲子，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乃言于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惠卿笔也。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见。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王安石既用事，尝因争变法，怒目谓同列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赵抃折之曰：“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安石默然。
是月，遣刘航等册李秉常为夏国王。
三月，富弼始入见，曰：“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由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愿深烛其然，毋令后悔。”帝改容听纳，曰：“今日得卿至论，可谓金石之言！”
癸未，以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上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帝批付中书，因召对而有是命。
两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须和乃能成务。又言今所进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虽似可喜，然害事坏风俗为甚，须进用醇厚笃实之人。帝曰：“大臣固当与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则天下自治。”
乙酉，诏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各具财用利害闻奏。
戊子，夏国主秉常上誓表，纳塞门、安远二砦，乞缓州；许之。
壬辰，帝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必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由此而坏，将不胜其敝，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帝颔之。
乙未，以旱虑囚。
辽晋王耶律仁先，前以耶律伊逊之谮，出之于外。至是准布叛，辽主复思仁先，乃命为西北路招讨使，率禁军进讨。仁先入见，辽主亲谕之曰：“卿去朝廷远，每俟奏行，恐失机会，可便宜行事。”
夏，四月，戊戌，省内外土木工。
初，群臣请上尊号及作乐，帝以久旱不许。富弼言：“故事
有灾变皆彻乐，恐陛下以同天节辽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臣以为此盛德事，正当以示外国，乞并罢上寿。”从之。
帝委任政府，责以太平。一日，政府召台谏官至都堂，富弼谓曰：“上求治如饥渴，正赖君辈同心以济。”知谏院钱公辅对曰：“朝廷所为是，天下谁敢不同！所为非，公辅虽欲同之，不可得也。”
丙午，同天节，罢上寿。是日，雨。富弼言：“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于德有损，其灾应岂复缓邪！”帝亲书答诏曰：“敢不置之几席，铭诸肺腑！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
丁未，参知政事唐介卒。介为人简伉，以敢言见惮。帝谓其先朝遗直，故大用之；然扼于王安石，少所建明，声名减于谏官、御史时。
初，中书尝进除目，数日不决，帝曰：“当问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愿先罢免。”
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答刂子，皆称圣旨，不中理者十常八九，宜止令中书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准用答刂子迁冯拯官不当，拯诉之。太宗谓：‘前代中书用堂牒，乃权臣假此为威福。太祖时堂牒重于敕命，遂削去之。今复用答刂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废答刂子，则中书行事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答刂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如安石言，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辅臣皆忠贤，犹为擅命；苟非其人，岂不害国？”帝以为然，乃止。
介数与安石争论，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介不胜愤懑，疽发背而卒。疾亟，帝临问，流涕。既卒，复幸其第吊哭，以画像不类，命取禁中旧藏本赐其家。盖介为谏官时，仁宗密令图其像，置温成阁中，御题曰“右正言唐介”，外庭不知也。
时安石锐意变更，而帝信任益专，介既死，同列无一人敢与之抗者。曾公亮屡请老，富弼称疾不视事，赵抃力不胜，遇一事变更，称若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
初，仁宗时，范祥为制置解盐使，以盐募商旅输刍粟以实边，公私便之。祥卒，以陕西转运副使薛向继之，向请兼以盐易马，王安石时领群牧，主其说，请久任向。治平末，向坐与种谔开边罢去。至是淮南转运使张靖，被诏究陕西盐马得失，指向欺隐状，帝召向与靖对。钱公辅、范纯仁皆言向罪当黜；安石排群议，抵靖于法，以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向乃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为盐钞本，官自鬻而罢通商；从之。
知开封府滕甫罢。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问治乱之道，对曰：“治乱之道，如黑白东西，所以变色易位者，朋党汩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曰：“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殆。”帝以为名言，乃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甫在帝前论事，言无文饰；帝知其诚荩，事无巨细，人无亲疏，辄以问之，甫随事解答，不少嫌隐。王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会新法行，天下詾詾，恐甫言而帝信之也，因事排甫，出知郓州。
戊申，富弼、曾公亮以旱上表待罪，诏不允。
癸丑，命曾公亮为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礼仪使。
丁巳，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从条例司请也。
甲子，御殿，复膳。
免河北归业流民夏税。
五月，辛未，宴紫宸殿，初用乐。
己卯，赐河北役兵特支钱。
癸未，翰林学士郑獬罢，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罢，知应天府；知谏院钱公辅罢，知江宁府。拱辰自北京还朝，言臣欲纳忠，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党事方作，不可不戒。帝以语辅臣，王安石曰；“此未足为奸邪；谓未知陛下意所向，乃真奸邪也。”曾公亮因言拱辰在仁宗时已知其不正，不复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结温成皇后家，人皆知之。”獬权发遣开封府，民喻兴与妻谋杀一妇人，獬不肯用按问新法，为王安石所恶。安石雅与公辅善；既得志，排异己者，出滕甫知郓州，公辅数于帝前言甫不当去。薛向更盐法，安石主其议，而公辅谓向当黜逐，拂安石意。三人由是同日罢。
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独安石在中书，擅出獬等；弼以此不平，多称疾卧家。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言：“三人无罪被黜，甚非公议。”帝出诲奏示辅臣，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愧不能尽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丙戌，王安石乞辞位；帝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
壬辰，太皇太后迁居庆寿宫。
癸巳，枢密院言：“欲检寻本院诸文书，凡关祖宗以来法制所宜施于边者，并删取大旨，编次成册，仍于逐门各留空纸，以备书将来处事。”从之，赐名《经武要略》。
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诗赋、明经诸科悉罢，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
时议者多欲
变旧法，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独以为不必变，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皁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唯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事何异！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今议者所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举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上之所向而下自趋焉。若俗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矣。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易入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者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任化者也。至于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识大义，而望其人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议奏，帝曰：“吾固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帝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轼退，言于同列，安石滋不悦。帝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乃命轼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六月，己亥，辽主驻特古里。
丙午，吐蕃贡于辽。
丁巳，御史中丞吕诲罢。王安石执政，多变更祖宗法，务敛民财，诲屡诤不能得。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颢宜迁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离间之罪，安石谓无罪。诲请下辟光吏，不从，遂上疏劾安石曰：“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臣略举十事：安石向在嘉祐中举驳公事不当，御史台累移文催促入谢，倨傲不从，迄英庙朝，不修臣节。慢上无礼，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为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好名欲进，二也。安石侍迩英，乃欲坐而讲说，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要君取名，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或因奏对，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而下，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用情罔公，四也。昨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安石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案问首举减等科罪，挟情坏法，五也。安石入翰林，未闻荐一士，首称弟安国之才，朝廷比第一人推恩，犹谓之薄，主试者定文卷不优，遂罹中伤。及居政府才及半年，卖弄威福，无所不至。背公死党，六也。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或闻。专威害政，七也。安石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遂致喧哗，众非安石而是介。忠劲之人，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愤懑而死。自是畏惮者众，虽丞相亦退缩，不敢较其是非。陵轹同列，八也。小臣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居外邸，离间之罪，固不容诛，而安石数进危言以惑圣听。朋奸附下，九也。今邦国经费，要会在于三司，安石与枢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条例，虽名商榷财利，其实动摇天下，有害无利，十也。臣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毘。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且安石初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文言以饰非，罔上而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知久居庙堂，无安静之理。辟光邪谋，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导，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故力加营救。愿察于隐伏，质之士论，然后知臣言之当否。”帝方注倚安石，还其章，诲遂求去。帝谓曾公亮曰：“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
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乃出诲知邓州。
苏颂当制，公亮谓颂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安石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锐，安得而教之？”故制词云：“党小人交谮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
制出，帝以咎颂，颂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时自言它事，非此也。
诲之将有言，司马光自迩英趋资善堂，与诲相逢，光密问：“今日请对，欲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
光愕然曰：“众谓得人，奈何论之？”诲曰：“君实亦为是言邪？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光曰：“今未有显迹，盍待它日？”诲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所与朝夕谋议者，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唯恐不逮，顾可缓邪？”
章上，诲被黜而安石益横，光于是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
诲三居言职，皆以弹奏大臣而罢。天下推其鲠直。
以知开封府吕公著为御史中丞。
王安石以公著兄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著为中丞以逼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许。
太白入井，壬戌，昼见。
辽以南院枢密使萧惟信知北院枢密使事，命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伊逊加守太师，四方有军旅，许伊逊便宜从事。由是伊逊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逐窜，辽人谚云：“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六十六-译文
从著雍涒滩年正月开始，到屠维作噩年六月结束，共计一年有余。
名叫顼，是英宗的长子，母亲是宣仁圣烈皇后高氏。庆历八年四月戊寅日，出生在濮王宫。八月，赐名仲针，授予率府副率的职位，三次升迁至右千牛卫将军。嘉祐八年，侍奉英宗入居庆宁宫。英宗即位后，授予安州观察使的职位，封为光国公。皇帝天性喜欢学习请教，直到天黑都忘记吃饭，英宗曾派内侍去阻止他。皇帝整理衣冠，拱手行礼，即使是大热天也未曾使用扇子。这一年九月，加封为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为淮阳郡王，改名为现在的名字。治平元年，进封为颍王。十二月壬寅日，被立为皇太子。
○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熙宁元年（辽咸雍四年）
春天，正月，甲戌日初一，发生了日食。下诏改元。
再次任命武臣同提点刑狱。
丙子日，辽主前往鸳鸯泺。
丁丑日，因旱灾减轻天下囚犯的罪刑一等，杖刑以下的释放。
辛巳日，辽国将易州兵马使改为安抚使。
丁亥日，命令宰臣直言朝廷的过失。
辽主在炭山狩猎。
庚寅日，皇帝上殿，恢复膳食。
辛卯日，辽国派遣使者赈济西京的饥民。
壬辰日，皇帝前往寺庙祈雨。
参知政事赵概多次因年老请求离职，丙申日，罢免为徐州知州。赵概秉性平和，与人无怨无恶，在官场上似乎不善言辞，但暗中做了许多有益于他人的事，当时舆论将他比作刘宽、娄师德。
任命三司使唐介为参知政事。按照惯例，执政官坐在待漏舍，宰相审阅所进呈的文书，同僚不得知晓。唐介对曾公亮说：“身在政府却不知晓事务，皇上若有所问，如何回答？”于是与同僚一起审阅，后来便成为常例。
丁酉日，下诏修撰《英宗实录》。
壬寅日，下诏太学增加外舍生一百名。起初，太学设有内舍生二百名，官府供给食物。此时待次者已有百余人，谏官因此进言，故有此诏。
二月，甲辰日初一，辽国命令元帅府招募军队。
辛亥日，命令各路每季度报告雨雪情况。
乙卯日，任命孔宗愿的儿子若蒙为新泰县主簿，袭封衍圣公。
起初，有人多次弹劾种谔擅自生事，下诏将他关押在长安狱中。种谔于是将与他往来的书信全部焚毁，面对审问，没有一句话牵连他人，只是自己认罪。丙辰日，贬谔官秩四等，安置在随州。
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读到苏秦约六国从事时，皇帝说：“苏秦、张仪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竟能做到如此地步吗？”司马光回答说：“纵横之术，无益于治国。臣之所以将其记载于书中，是想展示当时的风俗，人们专以辩说为高，君主倾国而听之，这就是所谓的利口覆邦。”皇帝说：“听你进读，整日不觉疲倦。”
皇帝对文彦博等人说：“天下弊病极多，不可不改革。”文彦博回答说：“就像琴瑟不调，必须解开重新调整。”韩绛说：“为政立事，应当有大小先后的顺序。”皇帝说：“大抵威胜过爱，才能有所成就。”
丁卯日，辽主巡行北方。
三月，癸酉日初一，皇帝对文彦博等人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应共同留意节约用度。”又说：“汉文帝身穿粗布衣，并非徒然，而是有所作为，数十年间，终有成效。以此而言，事情不可不努力。”
庚辰日，西夏派遣薛宗道等人来告哀。皇帝询问杀杨定之事，薛宗道说：“杀人者已先被执送。”于是赐诏慰问，并命令上报大首领数人的姓名，将赐予爵禄，待李崇贵到达后，即行册封之礼。及至李崇贵到达，说：“杨定奉命出使谅祚，曾拜称臣，且许诺归还沿边的熟户，谅祚赠予他宝剑、宝鉴及金银物品。”起初，杨定归来，上缴宝剑、宝鉴而隐匿金银，说谅祚可刺杀，皇帝大喜，于是提拔他为保安知州。不久西夏失去绥州，认为杨定出卖了自己，故杀之。至此事情败露，皇帝减轻李崇贵等人的罪责，削去杨定的官职，没收其田宅数以万计。
西夏也派遣使者向辽国告哀，辽国派人吊祭。
甲申日，辽国赈济应州的饥民。
此前辽国禁止南京种稻，百姓为此困扰。乙酉日，命令除军队行军之地外，允许百姓种稻。
丙戌日，下诏恤刑。
戊子日，建造太皇太后的庆寿宫，皇太后的宝慈宫。
庚寅日，辽国赈济朔州的饥民。
乙未日，下诏河北转运司预先准备赈济饥民。
丁酉日，潭州下起了毛雨。
夏天，四月，壬寅日初一，新任判汝州富弼入见，因足疾，允许乘坐肩舆至殿门。皇帝特意在内东门小殿接见他，命令其子绍庭搀扶他进来，且命他不必跪拜。坐谈从容至日暮，询问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皇帝锐意有为，回答说：“君主的好恶，不可让人窥测，若可窥测则奸人得以附会其意。陛下应如天鉴人，善恶皆由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真实。”又问边事，富弼说：“陛下即位不久，应先布德泽。愿二十年不言兵事，也不宜重赏边功，一旦干戈起，祸福所系不小。”皇帝默然良久。又问治国之先，富弼说：“以安定天下为先。”皇帝称赞，欲以集禧观使留他。富弼力辞，前往郡县。
乙巳日，下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素与韩绛、韩维及吕公著相友善，皇帝在藩邸时，韩维为记室，每次讲说受到称赞，便说：“这是韩维的朋友王安石的说法。”及至为太子庶子，又推荐王安石自代，皇帝因此想见他，刚即位，任命他为江宁府知州；数月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至此才入朝对答，皇帝问治国之先，王安石回答说：“选择方法为先。”皇帝说：“唐太宗如何？”王安石说：“陛下应效法尧、舜，为何以唐太宗为榜样！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通晓，以为高不可及。”皇帝说：“你可谓责难于君。”
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大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退而奏书，其大略说：“太祖躬行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抵御夷狄，内以平定中国。于是废除苛政，停止虐刑，废黜强横的藩镇，诛杀贪残的官吏，躬行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切以安利百姓为事。太宗继承其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然而本朝累世因
遵循末代风俗的弊端，而没有亲友和群臣的道义，君主朝夕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女子，外出处理事务也不过是些琐碎的小事，从未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来治理天下。
一切听任自然的道理和形势，而精神上的运用却有所不足，名实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仔细考察。
君子并非不受重视，但小人也得以混入其中；正论并非不被容纳，但邪说有时也会被采用。
通过诗赋和记诵来选拔天下的人才，却没有学校培养的方法；通过科举名次和资格来安排朝廷的职位，却没有官员考核的方式。
监察机构没有检查的人员，守将也不是经过选拔的官吏；频繁的调动，使得考核成绩难以评定；而那些游谈之人，趁机混淆是非；私下结交、培养声望的人，大多得到了显赫的官职；独立负责职务的人，有时却受到排挤。
因此，上下都偷懒懈怠，只求自保，即使有能人在职，也与庸人无异。
农民因差役而困苦，却从未得到特别的救济，也没有为他们设立官员来修治水土的利处；士兵中混杂着疲惫和老弱，却从未得到严格的训练，也没有为他们选择将领来长久掌握边疆的权力。
宿卫则聚集了无赖之徒，而没有改变五代以来姑息纵容的习俗；宗室则没有教育和选举的实际，也没有符合先王亲疏隆杀的适宜。
在理财方面，大多没有法度，因此虽然节俭，但百姓并不富裕；虽然勤勉忧虑，但国家并不强大。
幸好没有遇到夷狄强盛的时期，也没有尧、汤时期的水旱灾害，所以天下太平无事超过百年，虽然说是人事，但也有天助。
希望陛下明白天助不可常恃，人事不可急求，那么大有作为的时机，就在今天！
第二天，皇帝对王安石说：“昨天看了你的奏书，所列的众多失误，你一定已经一一规划，试着为我详细说明实施的方案。”
王安石说：“匆忙列举无法详尽，希望陛下以讲学为要务，讲学一旦明了，那么实施的方案不言自明。”
辛亥日，同天节，群臣和辽国使者首次在紫宸殿上寿。
礼官提议，想采用唐朝的旧例，在五月初一请皇帝在大庆殿接受朝贺，并上尊号。
翰林学士吕公著说：“五月朝会，始于唐德宗，取术数厌胜之说，宪宗因其不经而废止。况且尊号并非古典，不关乎君主的轻重。”
陛下正在追复三代之制，何必在阴长之日举行非礼的集会，接受无益的名号！”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戊午日，回鹘向辽国进贡。
庚申日，吕公著、王安石等人说：“旧例，侍讲者都赐坐；自乾兴年以来，讲者开始站立，而侍者都坐着听。我们私下认为侍者可以站立，而讲者应当赐坐。”
礼官韩维、刁约、胡宗愈说：“应当依照天禧旧制，以彰显陛下稽古重道之意。”
刘攽说：“侍臣在前讲论，不可安坐。避席言语，乃是古今常礼。君主赐坐，是为了显示君主尊德乐道；若不命令而请求则不同。”
龚鼎臣、苏颂、周孟阳、王汾、韩忠彦都同意刘攽的意见，说：“乾兴年以来，侍臣站立讲学，历经仁宗、英宗两朝，实行了近五十年，岂可轻易议论变更！”
皇帝问曾公亮，曾公亮说：“臣侍奉仁宗书筵时也是站立。”
后来王安石因讲学被赐留，皇帝当面谕令说：“你讲学之日可以坐。”王安石不敢坐，于是作罢。
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敞去世。
刘敞学问渊博，寝食坐卧，从未不随身携带《六经》。
他曾得到先秦彝鼎数十件，铭文奇奥，都按图索骥，因此考知三代制度，尤其珍惜，常说：“我死后，子孙用这些来祭祀我。”
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定到他家去请教。
欧阳修每有书中的疑问，便写信来问，刘敞对使者回答，笔不停手，欧阳修总是叹服。
庆历以前，学者都守注疏之说，至刘敞著《七经小传》，才开始与诸儒不同。
后来王安石修《经义》，大抵本于刘敞，而新奇之处又更甚。
癸亥日，任命孙觉为右正言、同知谏院。
皇帝与孙觉谈话，想改革积弊，孙觉说：“弊端固然不可不革，改革得当，悔恨才会消失。”皇帝称赞他明白事理。
五月，癸酉日，皇帝对文彦博等人说：“丁渭、王钦若、陈彭年是什么样的人？”文彦博等人各自根据所闻回答，并说：“当时修建宫殿，都是他们提议的，耗尽了祖宗积储的一半以上，至今府库不再充实。”
皇帝说：“王旦为宰相，不可能没有过失。”韩绛说：“王旦曾进谏，真宗不听；请求去职，又不被允许。”
皇帝说：“事情有不便之处，应当极力论列，岂可以求去塞责？”
国子监提议补试国子监生以九百人为额，皇帝同意。
甲戌日，招募饥民补充厢军。
庚辰日，诏令两制及国子监举荐诸王宫教授。
丙戌日，辽主驻跸特古里。
戊戌日，废除庆成军。
六月，癸卯日，录用唐朝魏征、狄仁杰的后代；这是应韩琦的请求。
丁未日，占城来进贡。
辛亥日，诏令：“各路监司访寻州县，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修筑塘堰、圩堤，功利有实，当议旌宠。”
壬子日，辽国西北路下谷雨三十里。
乙卯日，赐知唐州高赋敕书奖谕。高赋在唐州五年，离任时，增加了户口一万一千多，开垦田地三万馀顷，每年增加税收二万二千多，修建陂堰四十四处。
这个月，黄河在恩州乌栏堤泛滥，又在冀州枣强埽决口，北流注入瀛州境内。
秋，七月，壬申日，辽国设立乌库德寽勒部都统军司。
癸酉日，诏令：“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
起初，登州奏报，有妇人阿云，在母亲服丧期间被聘给韦氏，因厌恶韦氏丑陋，谋杀韦氏，伤而未死。及至按问，欲举自首。
审刑院、大理寺判处死刑，因违律为婚奏裁，敕令赦免其死罪。
知登州许遵奏报，引用法律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
当时许遵刚被召为判大理，御史台弹劾许遵，而许遵不服，请求下两制议，于是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
王安石认为谋与杀是两件事，司马光说：“谋杀，犹如故杀，都是一件事，不可分。若谋为所由，与杀为二，则故与杀亦可为二邪？”
二人意见不同，于是各自上奏，司马光的意见与刑部一致，王安石的意见与许遵一致。
诏令采纳王安石的意见。
乙亥日，命名秦州新筑的大甘谷口砦为甘谷城。
起初，秦州的生户被谅祚劫掠而西迁，有空地百里，名为筚篥，知州马仲甫请求筑城并耕种，即大甘谷口砦。至此特赐名。
丙子日，辽主在黑岭狩猎。
丁丑日，诏令：“诸路帅臣、监司及两制、知杂御史已
皇帝下令，各举荐武勇谋略的三班使臣两人。
赐予布衣王安国进士及第。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被举荐为茂材异等。有关部门考核他所献的《序言》为第一，但因母亲去世未能参加考试，守墓三年。韩绛推荐他的才能和品行，召他参加考试，赐予及第，任命为西京国子教授。
己卯日，群臣上表请求尊号为奉元宪道文武仁孝，皇帝下诏不允许。到了第三次上表，司马光入宫直言：“尊号之礼，并非先王的典章制度，起源于唐武后、中宗时期，后来成为惯例。先帝不接受尊号，天下无不称颂。末年，有人建议说国家与契丹往来书信，对方有尊号而我们没有，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于是群臣再次不合时宜地上尊号。昔日汉文帝时，匈奴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听说汉文帝也给自己加尊号。希望陛下追用先帝的本意，不接受这个尊号。”皇帝非常高兴，亲手写诏书答复司马光说：“如果不是你，朕听不到这番话。”最终没有接受尊号。
任命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知越州陈升之为知枢密院事。按照惯例，枢密使与知院事不并置，当时文彦博、吕公著已经是枢密使，皇帝因为陈升之三次辅政，想要稍微改变礼仪，所以特别任命他。
辛巳日，孙觉被责授为太子中允，仍任知谏院。之前陈升之入宫对答，皇帝当面许诺要提拔他到中枢。孙觉随后入宫对答，皇帝因此与他谈论。“陈升之适合担任宥密；邵亢没有才能，之前想让他守长安，但宰相认为他没有过错。”当时陈升之已经有了任命，而孙觉不知道，退朝后立即上言：“应该让邵亢知永兴，陈升之为枢密使。”皇帝认为孙觉是迎合旨意以收买恩宠，所以责备他。孙觉又说滕甫贪污偏颇，列举了他的七条罪状，皇帝不相信，把孙觉的奏疏给滕甫看，滕甫谢罪说：“陛下没有怀疑，臣没有愧疚，这就够了。”
壬午日，因为恩州、冀州黄河决口，赐予水灾中死亡的家庭缗钱和下户粟米。
甲申日，京师发生地震。乙酉日，又发生地震，下大雨。当晚，发生月食，有关部门说《明天历》不准确，应当修改；皇帝下诏让司天监重新制定新历。
知开封府吕公著上疏说：“自古以来，君主遇到灾祸，有的因恐惧而得到福报，有的因轻慢而招致祸患。君主以至诚对待臣下，臣下就会竭尽忠诚来回应，上下都竭尽忠诚而灾变不消除的情况，从来没有。只有君主去除偏听独任的弊端，不先入为主，才能不被邪说所迷惑。颜渊问如何治国，孔子以远离佞人为戒。因为佞人唯恐不合君主的心意，所以容易亲近；正直的人唯恐不合道义，所以容易疏远。只有先端正君主的行为，没有事情端正而天下不治的。”
辛卯日，因为河朔地区发生大地震，命令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观察辽人的动静并报告。赐予压死者的家庭缗钱。
京师再次发生地震。
壬辰日，派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安抚河北。当时河北地区发生大地震，涌沙出水，毁坏城池房屋，官吏和百姓都住在帐篷里。滕甫到达后，独自睡在屋下，说：“百姓依靠我生存，房屋倒塌百姓死亡，我应当与他们同生共死。”百姓这才安心回家。于是命令埋葬死者，救济饥民，免除田税，考察懒惰的官吏，修筑堤防，修缮甲兵，督捕盗贼，北方地区于是安定下来。
韩琦从永兴再次请求回相州。恰逢河北地区多次地震，知梓州何郯因此上书说阴盛臣强以讽刺韩琦，又请求召回王陶，以迎合皇帝的心意，皇帝轻视他。后来王陶入朝担任三司使，升任翰林学士，中丞吕公著又上奏说：“王陶性情奸邪，当韩琦执政时，谄媚无所不至；等到他担任中丞，又诬陷韩琦有不臣的迹象，陷韩琦于灭族之祸。如此反复无常，岂能信任！”于是将王陶调任知蔡州。
癸巳日，疏浚深州的溢水。
甲午日，减轻河北囚犯的罪刑一等。
丁酉日，降下空名诰敕七十道给河北安抚司，招募百姓献粮。
戊戌日，知谏院钱公辅上言：“祠部遇到饥荒和黄河决口，出售度牒以应对一时的紧急情况。请求从今以后，宫禁遇到圣节，恩赐度牒，并裁减或减半为紫衣，稍微减少剃度的冗员。”皇帝同意了。
这个月，黄河在瀛州乐寿埽泛滥。
辽南京地区下大雨，发生地震。
八月壬寅日，京师再次发生地震。
同知谏院孙觉被降职后，多次上表请求外调，皇帝不允许。孙觉认为去年有罚金的御史，今年有降职的谏官，没听说罚金降职后还能继续任职的，于是将孙觉调任通判越州。
皇帝下诏京东、西路安抚河北的流民。
甲辰日，京师再次发生地震。
辛亥日，迩英阁讲读结束后，皇帝召见司马光，询问河北的灾变，司马光回答说：“饥荒之年，金帛没有用处，只有粮食不可一日缺少，应该多运江、淮的粮食来救济。”皇帝因此讨论治国之道，说州县长吏大多不得其人，政府不能精挑细选。司马光说：“人不容易了解，天下有三百多个州，要求精挑细选确实很难，但只要能选择十八路的监司，让他们选择所辖的知州并决定其升降，知州选择所辖的知县并决定其升降，就能得到很多人才。”皇帝又问：“谏官难得合适的人选，谁可以担任？”司马光回答说：“凡是选择言官，应当以三件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其次重视名节，再次懂得治国之道。具备这三点的，确实很难得。盐铁副使吕诲、侍御史吴景，这两人似乎可以胜任。”
癸丑日，曾公亮等人上言：“河朔地区受灾，国家财政不足，请求今年亲郊时，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贵近开始，可以允许两府辞去赏赐。”王安石说：“昔日常衮辞去堂馔，当时议论认为常衮自知不能胜任，应当辞去职位，而不是辞去俸禄。而且国家财政不足，并非当今的紧急事务。”司马光说：“常衮辞去俸禄，仍然比那些贪图俸禄固守职位的人贤明。国家财政不足确实是紧急事务，王安石的说法不对。”王安石说：“之所以财政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搜刮民财。百姓穷困为盗，不是国家的福气。”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财政充足。”司马光说：“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官府，就像雨水，夏天涝则秋天旱。不增加赋税而国家财政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民利，其危害比增加赋税更大。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记录下来，以显示其不明智。”争论不休。皇帝说：“朕的意思与司马光相同，现在暂且以不允答复。”恰逢王安石负责起草诏书，于是引用常衮的事责备两府，两府也不再推辞。
乙卯日，降下空名诰敕给河东及鄜延路安抚司，招募百姓献粮充实边防。
皇帝认为创业垂统实际上始于太祖，甲子日，下诏中书门下：“考察太祖的宗籍，选择亲属中品行高尚的一人，分封土地为王，让他经常跟随献祭于郊庙，世世代代不绝。”
乙丑日，重新使用《崇天历》。
任命盐铁副使吕诲为天章阁待制，再次担任谏院的职务；这是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
皇帝下诏：“从今以后，选拔馆职官员时，一律采用策论考试，取消诗赋考试。”
九月，同知太常礼院刘分攵上奏说：“按照礼制，诸侯不能以天子为祖先，应当各自供奉自己国家的祖先。太祖将天下传给太宗，继承皇位的君主都是太祖的子孙，不应当另外设立后嗣。如果尊崇德昭、德芳的后代，世世代代不降低他们的爵位，让他们在宗庙祭祀中担任职务，那么对太祖的褒扬就达到了极致。”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辛未日，泾州观察使舒国公从式被进封为安定郡王。从式是德芳的孙子。
起初，韩琦从永兴入朝觐见，对皇帝说：“推崇太祖的后代，命令选择一人封为王，经常在郊庙祭祀时随从献祭，不知为何要这样做？自古以来，主持祭祀和随从献祭都是太子的事情；现在突然选择一人命令他在郊庙祭祀时随从献祭，岂不是让天下人感到疑惑和震惊吗！”皇帝醒悟过来，于是取消了随从献祭的命令。
丁亥日，减少后妃、臣僚推荐和奏请的恩典。
戊子日，莫州发生地震，声音如同雷鸣。
丁酉日，皇帝下诏三司裁定宗室的月俸，以及嫁娶、生日、郊礼的赏赐。
己亥日，辽国君主驻扎在藉丝淀。
此前，王安石讲解《礼记》，多次指出记录者的错误，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冬季十月壬寅日，皇帝下诏暂时停止讲解《礼记》。当天，皇帝留下王安石，对他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于是皇帝说：“唐太宗必须得到魏征，刘备必须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有所作为。”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真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就必然会有皋、夔、稷、契这样的贤臣；如果真能成为高宗那样的君主，就必然会有傅说这样的贤臣。魏征和诸葛亮这两个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天下如此之大，常常担心没有人能够帮助治理，是因为陛下选择的方法不够明确，推诚布公不够彻底，即使有皋、夔、稷、契、傅说这样的贤臣，也会被小人所蒙蔽，最终只能怀才不遇而离去。”皇帝说：“哪个时代没有贤人，即使是尧、舜的时代也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说：“正是因为能够辨别四凶并诛杀他们，这才使他们成为尧、舜。如果让四凶肆意妄为，那么皋、夔、稷、契这样的贤臣，又怎么会甘心终身领取俸禄呢！”
丙午日，皇帝询问讲读官关于富民的方法，司马光说：“富民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县令是最亲近百姓的官员，想要知道县令的能力，不如了解知州的能力；想要知道知州的能力，不如了解转运使的能力。陛下只要能够选择好的转运使，让转运使考察知州，知州考察县令，还愁百姓不富裕吗！”
辛亥日，辽国特赦南京地区被流放及以下罪行的囚犯。因为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等县都遭受了水灾，免除他们一年的租税。
乙卯日，从奉宸库中取出珍珠，交给河北地区购买马匹。
戊辰日，禁止使用销金服饰。
辽国派遣使者册封李秉常为夏国王。
十一月癸酉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现。
丙戌日，皇帝在太庙举行朝飨仪式，随后在郊宫斋戒。丁亥日，在圜丘祭祀天地。
此前，黄河在恩州、冀州、深州、瀛州一带泛滥，皇帝对此感到忧虑，询问近臣司马光等人的意见。都水监丞李立之请求在这四个州修建三百六十七里的生堤来抵御黄河，但河北都转运司表示需要八万三千多人，工期一个月，现在正值灾荒，希望缓一缓。都水监丞宋昌言认为，现在二股河的门户发生了变化，建议在河港处修建堤坝，引导河水进入河道，以缓解四州的水患，于是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一起提出建议，开通二股河以引导河水东流。都水监上奏说：“近年来，冀州以下的河道淤塞泛滥，导致堤岸屡次危险。现在枣强一带的河岸被冲毁，虽然修建了新堤，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希望考察六塔旧口，并引导二股河东流，逐渐堵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人则认为：“黄河、御河一带向北流，经过边界，直接流入大海，水流深阔，这是上天用来限制契丹的。有人建议再次开通二股河，逐渐关闭北流，这是没有看到黄河在界河内东流的好处。”于是皇帝下诏，命令司马光和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乘驿车前往四州考察生堤，回京时顺便考察六塔、二股河的利弊。甲午日，司马光入宫辞行，请求担任河阳、晋、绛等地的职务，皇帝说：“汲黯在朝时，淮南王不敢谋反，你不能离开。”
乙未日，京师和莫州发生地震。
十二月壬寅日，皇帝下诏：“从今以后，内批指挥的事情，等到次日覆奏后再执行。”
癸卯日，瀛州发生大地震。
庚戌日，皇帝赐给夏国主嗣子秉常诏书：“等到誓表送到之日，立即派遣使者册封，并将绥州归还，所有的岁赐，自册封后，一切照旧。”
辛亥日，录用唐朝段秀实的后代。
夏国派遣使者向辽国进贡。
庚申日，任命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下诏让他乘驿车赴京。
辛酉日，邵亢被罢免。邵亢在枢密院任职一年多，没有做出大的贡献，皇帝对他颇为不满。此时他因病请求离职，于是被调任越州知州。
这一年，前建昌军司理参军德安王韶，到朝廷上奏《平戎策》三篇，大致内容如下：“国家想要平定西贼，不如先用威令制服河湟；想要制服河湟，不如先用恩信招抚沿边的各族。因为招抚沿边的各族，是为了威服角氏；威服角氏，是为了胁制河西。陛下如果能选择通晓边事、明敏有才的人，让他们在边境各族之间往来，推诚布公地安抚他们，使他们倾心归附，只要能得到大族首领五七人，那么其余的小族，都可以驱使他们为我所用。各族一旦失去依靠，角氏怎敢不归附？”角氏一旦归附，河西的李氏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急攻可以摧毁他们的巢穴，缓攻可以胁制他们的心腹，这就是在彼处显示威力而在此处收获功绩。如今玛尔戬等族，多次请求归顺并愿意为中国效力，他们的意图是想借中国的爵位来威震自己的部族。而边境的官员因为栋戬的缘故，不能为国家传达恩意来安抚他们，放弃了近处的援助而去结交远处的盟友，贪图虚名而忘记了实际的归附，让栋戬得以从中获利并向我们邀功，这不是制胜的好办法。玛尔戬等族都是角氏的后代，各自屯聚，他们的法律所能管辖的范围，远的不过四五百里，近的只有二三百里，正可以合并并加以安抚。臣愚以为应当派人前往河州与玛尔戬商议，让他们迁居武胜军或渭源城，靠近汉界，辅以汉法。同时选派一名有文武才能的官员，与玛尔戬同住，逐渐用恩信招抚沿边的羌族，有不服从的，就让玛尔戬用汉家法令来威吓他们。像瞎征、欺巴温这样的人，既然有自己的领地，也应当稍加爵位来柔服他们的心，让他们逐渐习惯汉法，渐渐同化于汉俗，这样我们就能得到有力的支持，并且让夏人无法与羌族结盟，这是制贼的上策。”起初，王韶参加制科考试未中，客居陕西，详细考察了边事，因此写了这本书上奏。皇帝对他的言论感到惊奇，召见他询问方略，任命他为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夏国改年号为乾道。
○神宗体无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
皇帝熙宁二年（辽咸雍五年）
春天，正月，丁亥日，皇帝对辅臣说：“我曾听说太宗时期，内藏的财货，每一千件用一枚牙钱来记录，物品不同，所用的牙钱颜色也不同，其他人无法理解。这些牙钱都装在匣子里，放在御阁中，用来核对账册中的数目。晚年时，太宗曾拿出这些牙钱给真宗看，说：‘好好保管这些就够了！’最近我看到内藏库的账册，只是形式上的记录，财货的出入几乎没有监管。之前曾将龙脑、珍珠卖给榷货务，多次没有缴纳货款，也没有进行核查。大概是因为负责的宦官有数十人，只知道小心保管钥匙，涂刷窗户，以为这样就很严密，怎么可能核查财货的出入数量和库存呢！”于是命令户部、太府寺对内藏各库进行检察。内藏库设立一百多年，到这时才开始进行编阅。
甲午日，将英宗的神位安放在景灵宫的英德殿。
这个月，司马光视察黄河回来，入朝对皇帝说，请求按照宋昌言的策略，在二股河的西边设置上约，引导河水向东流，等到东流逐渐加深，北流淤积变浅，就堵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缓解恩、冀、深、瀛以西的灾害。当初，商胡决口，黄河从魏的北边流到恩、冀、乾宁，流入大海，这就是北流。嘉祐八年，黄河在魏的第六埽分流，形成了二股河，从魏、恩东流到德、沧，流入大海，这就是东流。当时议论的人大多不同意，李立之极力主张修建生堤，皇帝没有听从，最终采用了宋昌言的策略，设置了上约。
二月，皇帝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的，都要上奏听候敕令裁决。”皇帝最初听从王安石的建议，凡是谋杀已经造成伤害而自首的，减二等定罪，众人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求再选官员重新商议，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新商议。吕公著等人的意见与王安石一致，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人都弹劾吕公著等人的意见不当，皇帝又下诏让王安石与当官集议。反复讨论，很久没有结果，所以有了这个诏令。
己亥日，任命观文殿大学士、判汝州富弼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日，任命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当初，皇帝想任用王安石，问曾公亮的意见，曾公亮极力推荐他。唐介说王安石不能担当大任，皇帝说：“你认为王安石的文学不能胜任吗？经术不能胜任吗？吏事不能胜任吗？”唐介说：“王安石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迂阔，如果让他执政，恐怕会有很多变更。”退朝后，唐介对曾公亮说：“王安石如果真的被任用，天下必定会困扰。你们应该自己知道。”皇帝又问侍读孙固：“王安石可以做宰相吗？”孙固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和品行都很高，担任侍从献纳的职位是可以的。宰相自有其标准，王安石性格偏狭，缺乏包容。如果一定要找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才是合适的人选。”皇帝问了四次，孙固都这样回答。皇帝不以为然，最终还是任用了王安石，对他说：“人们都认为你只懂经术，不懂世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是用来处理世务的。只是后世所谓的儒者，大多是庸人，所以流俗认为经术不能应用于世务。”皇帝说：“那么你所施行的，以什么为先？”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是当前最急迫的。”皇帝深以为然。
命令翰林学士吕公著修撰《英宗实录》。
乙巳日，因为灾变，皇帝避居正殿，减少膳食，停止音乐。
丙午日，司马光入朝对皇帝说，请求外放为郡守。皇帝不允许，说：“你的名声传到了外国，怎么能外放呢？”之前吕公著出使辽国时，司马光刚解除台职，辽国人问吕公著为什么司马光不做中丞；吕公著回来后，告诉了皇帝，所以皇帝知道这件事。
甲子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规划国家财政，讨论改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任命陈升之、王安石负责此事。王安石一向与吕惠卿关系很好，于是对皇帝说：“吕惠卿的贤能，即使是前世的儒者，也难以相比。学习先王之道并能应用的，只有吕惠卿而已。”于是任命吕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王安石必定与吕惠卿商议；凡是所提出的建议和奏章，都是吕惠卿写的。当时人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子。富弼因为足疾未能入朝见皇帝。有人对皇帝说灾异都是天数，不是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听说后叹息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天，如果不畏惧天，什么事不能做呢！这一定是奸人想进邪说以动摇皇帝的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法施展他们的力量，这是治乱的关键，不能不迅速补救。”于是上书数千言，极力论述此事。
王安石执政后，曾因为争论变法，怒目对同僚说：“你们这些人只是不读书罢了！”赵抃反驳他说：“你的话错了，皋、夔、稷、契的时代，有什么书可读！”王安石默然无语。
这个月，派遣刘航等人册封李秉常为夏国王。
三月，富弼终于入朝见皇帝，说：“我听说朝廷内外的事情，逐渐有所变更，这一定是有小人向陛下进言。大概小人只喜欢生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从中获利。如果朝廷保持安静，事情有常法，小人还有什么指望呢！希望陛下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要将来后悔。”皇帝改变态度，认真听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说：“今天听到你的高论，可以说是金石之言！”
癸未日，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之前苏辙上疏说：“所谓丰财，不是求财而增加它，而是去除那些害财的事情。害财的事情有三：一是冗官，二是冗兵，三是冗费。”奏疏上呈后，皇帝批示交给中书省，因此召见苏辙并任命他为检详文字。
两府同奏事，富弼说大臣必须和睦才能成事。又说现在所进用的人，有些是刻薄小才，小才虽然看似可喜，但害事坏风俗非常严重，必须进用醇厚笃实的人。皇帝说：“大臣当然要与朝廷分邪正，邪正分明则天下自然治理。”
乙酉日，皇帝下诏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各自陈述财用利害上奏。
戊子日，夏国主李秉常上誓表，献出塞门、安远二砦，请求缓州；皇帝同意了。
壬辰日，皇帝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王安石说：“已经检讨文字，大致有了头绪。但现在要理财，就必须使能。天下只看到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只看到朝廷以理财为务，而对礼义教化没有涉及，恐怕风俗会因此败坏，将无法承受其弊，陛下应当深思国体有先后缓急。”皇帝点头同意。
乙未日，因为旱灾，皇帝考虑释放囚犯。
辽国的晋王耶律仁先，之前因为耶律伊逊的谗言，被贬出朝廷。这时准布叛乱，辽主又想起耶律仁先，于是任命他为西北路招讨使，率领禁军进讨。耶律仁先入朝见辽主，辽主亲自对他说：“你离朝廷远，每次等待奏报再行动，恐怕会失去机会，你可以便宜行事。”
夏天，四月，戊戌日，减少内外土木工程。
当初，群臣请求给皇帝上尊号并作乐，皇帝因为久旱没有同意。富弼说：“按照旧例
每当有灾变发生时，都会停止音乐演奏，恐怕陛下因为同天节辽使要来祝寿，所以没有停止他们的请求。我认为这是展示盛德的好机会，应该向外国展示，请求一并停止祝寿。”皇帝同意了。
皇帝委任政府，要求实现太平。一天，政府召集台谏官到都堂，富弼对他们说：“皇上求治如饥似渴，正需要你们同心协力。”知谏院钱公辅回答说：“朝廷所做的是对的，天下谁敢不跟随！如果做错了，即使我想跟随，也不可能。”
丙午日，同天节，停止祝寿。当天，下雨。富弼说：“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今天的雨水而高兴，应该常以多年的灾变为戒。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德行有损，灾祸岂会延迟！”皇帝亲自写诏书回答：“敢不铭记于心！更希望您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
丁未日，参知政事唐介去世。唐介为人简朴刚直，因敢于直言而被人忌惮。皇帝认为他是先朝的遗直，所以重用他；然而受制于王安石，少有建树，声名不如谏官、御史时。
当初，中书曾进呈官员任免名单，几天没有决定，皇帝说：“应该问王安石。”唐介说：“陛下如果认为王安石可以大用就任用他，怎么能让中书政事由翰林学士决定！最近常听宣谕，某事问王安石，可以就执行，不可以就不执行。这样，执政大臣还有什么用！如果认为我不才，请先罢免我。”
王安石执政后，上奏说：“中书处理的答刂子，都称圣旨，不合理的十有八九，应该只让中书出牒。”皇帝感到惊讶。唐介说：“从前寇准用答刂子迁冯拯官职不当，冯拯申诉。太宗说：‘前代中书用堂牒，是权臣借此作威作福。太祖时堂牒重于敕命，于是削去。现在又用答刂子，和堂牒有什么区别！’张洎说：‘废除答刂子，中书行事就没有公式了。’太宗说：‘大事则降敕；该用答刂子的，也须奏裁。’这就是称圣旨的原因。如果按王安石的说法，政令就不出自天子了。即使辅臣都是忠贤，也是擅命；如果不是忠贤，岂不害国？”皇帝认为有理，于是停止。
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辩，皇帝支持王安石，唐介不胜愤懑，背生疽而死。病重时，皇帝亲自探望，流泪。唐介去世后，皇帝又到他家吊唁，因画像不像，命取宫中旧藏本赐给他家。原来唐介为谏官时，仁宗密令画他的像，放在温成阁中，御题“右正言唐介”，外庭不知。
当时王安石锐意改革，皇帝信任他更加专一，唐介死后，同僚中无人敢与他抗衡。曾公亮多次请求退休，富弼称病不理事，赵抃力不从心，遇到一事变更，称是者数十。所以当时说“中书有生、老、病、死、苦”，意思是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
当初，仁宗时，范祥为制置解盐使，用盐招募商旅输送粮草充实边疆，公私都方便。范祥去世后，以陕西转运副使薛向继任，薛向请求兼用盐换马，王安石当时领群牧，支持他的建议，请求长期任用薛向。治平末年，薛向因与种谔开边被罢免。这时淮南转运使张靖，奉命调查陕西盐马的得失，指出薛向欺瞒的情况，皇帝召薛向与张靖对质。钱公辅、范纯仁都说薛向应该被罢黜；王安石排除众议，依法处理张靖，任命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薛向于是请求在永兴军设立卖盐场，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为盐钞本，官自卖而停止通商；皇帝同意了。
知开封府滕甫被罢免。当初，滕甫同修起居注，皇帝召问治乱之道，滕甫回答说：“治乱之道，如黑白东西，之所以变色易位，是因为朋党混淆。”皇帝说：“你知道君子小人之党吗？”滕甫说：“君子无党。譬如草木，紧密相附的，必是蔓草，不是松柏。朝廷无朋党，即使中等君主也能成功；否则，即使圣人也危险。”皇帝认为这是名言，于是任命他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滕甫在皇帝面前论事，言辞不加修饰；皇帝知道他忠诚，事无巨细，人无亲疏，都问他，滕甫随事解答，毫不隐瞒。王安石曾与滕甫同考试，言语不合，深恶滕甫。新法推行时，天下议论纷纷，恐怕滕甫进言而皇帝相信，于是借故排挤滕甫，出知郓州。
戊申日，富弼、曾公亮因旱灾上表待罪，诏书不允。
癸丑日，任命曾公亮为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礼仪使。
丁巳日，派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巡视各路，考察农田水利赋役，这是根据条例司的请求。
甲子日，皇帝上殿，恢复膳食。
免除河北归业流民的夏税。
五月，辛未日，在紫宸殿设宴，开始用乐。
己卯日，赐给河北役兵特支钱。
癸未日，翰林学士郑獬被罢免，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被罢免，知应天府；知谏院钱公辅被罢免，知江宁府。王拱辰从北京回朝，说臣想尽忠，不知陛下意所向，又说牛、李党事正在兴起，不可不戒。皇帝将此事告诉辅臣，王安石说；“这不足以称为奸邪；说不知陛下意所向，才是真奸邪。”曾公亮说王拱辰在仁宗时已知其不正，不再任用。王安石说：“王拱辰交结温成皇后家，人皆知之。”郑獬权发遣开封府，民喻兴与妻谋杀一妇人，郑獬不肯用按问新法，为王安石所恶。王安石与钱公辅关系好；得志后，排挤异己，出滕甫知郓州，钱公辅多次在皇帝面前说滕甫不该去。薛向更改盐法，王安石支持他的建议，而钱公辅说薛向应该被罢黜，违背了王安石的意愿。三人因此同日被罢免。
按照惯例，两制差除，必须由宰相执笔。当时富弼在告假，曾公亮出使，只有王安石在中书，擅自罢免郑獬等人；富弼因此不平，常称病在家。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三人无罪被罢免，甚非公议。”皇帝将吕诲的奏章给辅臣看，王安石说：“这三人被罢免，臣惭愧不能尽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没想到言者竟如此！”
丙戌日，王安石请求辞去职位；皇帝封还他的奏章，命他照常视事。
壬辰日，太皇太后迁居庆寿宫。
癸巳日，枢密院说：“想检寻本院诸文书，凡关祖宗以来法制所宜施于边者，并删取大旨，编次成册，仍于逐门各留空纸，以备书将来处事。”皇帝同意，赐名《经武要略》。
王安石认为古代取士都基于学问，请求兴建学校以复古，废除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诏令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讨论。
当时讨论的人大多想
苏轼认为不需要改变旧法，他提出：“选拔人才的关键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实事求是。如果君主和宰相有识人之明，朝廷有实事求是的政策，那么即使是小吏和差役也不会缺乏人才，更何况是学校和科举呢！即使使用现在的制度，我认为已经足够了。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识人之明，朝廷没有实事求是的政策，那么即使是公卿和侍从也会常常感到人才匮乏，更何况是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科举制度，我认为也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代有变化，事物有兴衰，即使三代的圣人复生，他们的选举制度也必然会有新的方法，何必一定要通过学校呢！况且在庆历年间曾经设立过学校，天下人都以为太平盛世指日可待，但到了今天，只剩下空名。现在陛下一定要寻求有德行和道艺的人才，要求他们完成九年的学业，那么就要改变现在的礼仪，改变现在的风俗，还要动用民力来修建宫室，征收民财来供养游士，在百里之内设立官员和教师，还要不时地筛选不服从教导的人，将他们流放到远方，这岂不是徒然制造混乱，让天下人受苦吗！如果不进行大的改革而希望有益于时代，那么与庆历年间的事情又有什么不同呢！至于科举制度，已经实行了百年，国家的治乱盛衰，最初并不是由它决定的。现在提议改革的人所提出的改变，不过几点：有人说要重视乡举德行而忽略文章，有人说要专门举荐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效仿唐朝的做法，兼顾声誉而废除封弥，有人想废除经生的朴学，不再使用帖墨而考察大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想要振兴德行，关键在于君主修身以格物，审察好恶以引导风俗，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如果通过设立科目和名目来选拔人才，那就是教天下人相互效仿而做假。如果以孝道选拔人才，那么勇敢的人会割股，怯懦的人会庐墓；如果以廉洁选拔人才，那么人们会使用破车瘦马，穿破衣吃粗食；凡是能够迎合上意的，无所不用其极。从文章的角度来看，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从政事的角度来看，诗赋和策论都是无用的。然而自祖宗以来，从未废除过，因为设立科举选拔人才，不过如此。况且自唐朝以来，以诗赋成名的大臣不可胜数，为什么要废除它呢！近世的士人，编纂经史，整理时务，称之为策括，待问的条目几乎搜罗殆尽，临时剽窃，篡改首尾以迷惑考官，考官无法辨别。而且它容易入门。没有规矩准绳，所以学习起来容易；没有声病对偶，所以考试难以精确。让容易学习的人，交给难以考核的官员，其弊端比诗赋还要严重。唐朝的通榜制度，本来就是弊法，虽然有以名取人平息众议的好处，但也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的害处，最终导致恩宠离开王室，权力归于私门，到了中叶，形成了朋党之争。通榜取人，又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呢！诸科取人，大多出自三条路：能文的人已经变成了进士，通晓义理的人又都去考明经，其余的都是朴鲁不任教化的人。至于人才，则有定分，施政之后，能力自然会显现。现在进士日夜研读经传子史，涉猎广泛，可以说是博学了，但到了临政时，又怎么用得上其中的一二呢！回顾旧学，已经成为虚器，而想让这些人分别注疏，粗识大义，而希望他们能够有所增长，也已经疏远了。所以我说，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
皇帝听了苏轼的议论后说：“我本来就对此有疑虑，现在听了苏轼的议论，豁然开朗了。”当天就召见苏轼，问道：“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皇帝听后感到震惊，说：“你这三句话，朕要好好思考。”苏轼退下后，向同僚们说了这件事，王安石对此感到不悦。皇帝想任用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说：“苏轼与我所学及议论都不同，可以让他试试别的事情。”于是任命苏轼为权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来困住他。苏轼决断精敏，声名远播。
六月，己亥日，辽主驻扎在特古里。
丙午日，吐蕃向辽国进贡。
丁巳日，御史中丞吕诲被罢免。王安石执政时，多次变更祖宗的法令，致力于征收民财，吕诲多次谏诤但未能成功。著作佐郎章辟光上书建议岐王颢应迁居外邸，皇太后大怒，皇帝下令治其离间之罪，王安石认为无罪。吕诲请求将章辟光交给吏部处理，皇帝不同意，于是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王安石外表看似朴实，内心却藏着巧诈，傲慢无礼，阴险害物，我略举十件事：王安石在嘉祐年间举驳公事不当，御史台多次发文催促他入朝谢罪，他傲慢不从，直到英宗朝，仍不修臣节。傲慢无礼，这是第一点。王安石任小官时，每次升迁都谦让不已；自从成为翰林学士后，却不再听到他固辞。先帝临朝时，他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后，他却有金銮侍从之乐。为什么以前傲慢而现在恭敬？好名欲进，这是第二点。王安石在迩英殿侍讲时，竟然想坐着讲说，想要屈尊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要君取名，这是第三点。王安石自从进入政府后，事无大小，都与同僚意见不合。有时在奏对时，独自留下进说，多次请求御批自中而下，这样做的结果是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用情罔公，这是第四点。昨天许遵误断谋杀公事，王安石力为主张，妻子谋杀丈夫，用案问首举减等科罪，挟情坏法，这是第五点。王安石进入翰林后，从未推荐过一个人，首先称赞弟弟安国的才能，朝廷比第一人推恩，他还觉得不够，主试者定文卷不优，遂遭中伤。及至进入政府才半年，卖弄威福，无所不至。背公死党，这是第六点。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从未听说过。专威害政，这是第七点。王安石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遂致喧哗，众人非议王安石而支持唐介。忠劲之人，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愤懑而死。自此以后，畏惧的人很多，即使是丞相也退缩，不敢与他较是非。陵轹同列，这是第八点。小臣章辟光献言，让岐王迁居外邸，离间之罪，固不容诛，而王安石多次进危言以迷惑圣听。朋奸附下，这是第九点。现在国家的经费，关键在于三司，王安石与枢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条例，虽名商榷财利，其实动摇天下，有害无利，这是第十点。我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重。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况且王安石初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用文言以饰非，罔上而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知道他久居庙堂，无安静之理。章辟光的邪谋，本是王安石及吕惠卿所引导，章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所以极力营救。愿陛下察于隐伏，质之士论，然后知臣言之当否。”皇帝正倚重王安石，将吕诲的奏章退回，吕诲于是请求辞职。皇帝对曾公亮说：“如果让吕诲离开，恐怕王安石会不安。”王安石说：“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
怎么敢因为形迹而自我嫌弃，随便就离开！”于是让吕诲出任邓州知州。
苏颂负责起草诏书，曾公亮对苏颂说：“辟光在治平四年上书时，王安石在金陵，吕惠卿在杭州监管酒税，怎么可能教导他？”所以诏书中写道：“结党小人互相诬陷的言辞，肆意编造无根据的谎言。”
诏书颁布后，皇帝责备苏颂，苏颂将曾公亮的话告诉皇帝，才知道辟光在治平时说的是其他事情，并非此事。
吕诲将要进言，司马光从迩英阁赶往资善堂，与吕诲相遇，司马光悄悄问：“今天你要进言，想说什么事？”吕诲说：“袖中的弹劾文书，是关于新参知政事的。”
司马光惊讶地说：“大家都认为他得人心，为什么要弹劾他？”吕诲说：“你也这么说吗？王安石虽然有名气，但他喜欢固执己见，不通人情，轻信奸邪之人，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听他的话觉得很好，但实际施行时却疏漏百出。如果他在侍从的位置上，或许还可以容忍；如果让他担任宰相，天下必定会遭受祸害。”
司马光说：“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迹象，何不等以后再说？”吕诲说：“皇上刚刚即位，年纪尚轻，与他朝夕商议国事的，只有两三位大臣而已，如果这些人不合适，将会败坏国事。这是心腹之患，治理它唯恐不及，怎么能拖延呢？”
奏章呈上后，吕诲被罢黜，而王安石更加专横，司马光于是佩服吕诲的先见之明，自认为不如他。
吕诲三次担任言官，都因为弹劾大臣而被罢免。天下人都推崇他的刚直。
任命开封府知府吕公著为御史中丞。
王安石因为吕公著的哥哥吕公弼不依附自己，于是建议任命吕公著为御史中丞来逼迫他。吕公弼果然极力请求离职，但皇帝不允许。
太白星进入井宿，壬戌日，白天出现。
辽国任命南院枢密使萧惟信为北院枢密使，命令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伊逊加封为太师，四方有军事行动时，允许耶律伊逊自行处理。从此耶律伊逊的权势震动中外，门下贿赂不断，凡是阿谀奉承的人都得到推荐提拔，忠诚正直的人被驱逐流放，辽国人谚语说：“宁可违背皇帝的旨意，也不要违背魏王的帖子。”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六十六-注解
著雍涒滩：中国古代纪年法中的一种，用于表示年份。
屠维作噩：中国古代纪年法中的一种，用于表示年份。
濮王宫：宋朝皇子的居所，位于今河南省濮阳市。
率府副率：宋朝官职，负责皇子的教育和礼仪。
右千牛卫将军：宋朝武官职位，负责皇宫的守卫。
安州观察使：宋朝地方官职，负责监察地方行政。
光国公：宋朝封爵，授予皇室成员或有功之臣。
忠武军节度使：宋朝军事职位，负责一地的军事指挥。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朝高级官职，相当于宰相。
淮阳郡王：宋朝封爵，授予皇室成员。
颍王：宋朝封爵，授予皇室成员。
皇太子：皇帝的继承人。
神宗：宋朝皇帝，名顼，英宗长子。
熙宁元年：宋朝年号，公元1068年。
辽咸雍四年：辽朝年号，公元1068年。
鸳鸯泺：辽朝地名，今河北省境内。
炭山：辽朝地名，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英宗实录：记录宋英宗生平事迹的官方史书。
太学：古代中国的最高学府。
衍圣公：孔子的后裔封号，负责祭祀孔子。
资治通鉴：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从战国到五代的历史。
苏秦：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以辩才著称。
张仪：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以辩才著称。
文彦博：宋朝政治家，曾任宰相。
韩绛：宋朝政治家，曾任宰相。
富弼：北宋政治家，曾任宰相，以直言敢谏著称。
王安石：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主持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旨在通过一系列改革振兴北宋经济和社会。
韩维：北宋官员，曾任翰林学士。
吕公著：北宋政治家，曾任御史中丞。
太祖：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太宗：指宋太宗赵光义，北宋第二位皇帝。
真宗：指宋真宗赵恒，北宋第三位皇帝。
仁宗：宋朝第四位皇帝赵祯。
英宗：宋朝第五位皇帝赵曙。
循末俗之弊：指遵循和延续了社会风俗中的不良习惯和弊端。
宦官：古代宫廷中的男性侍从，通常被阉割，负责宫廷内部的事务。
有司：古代指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或机构。
先王之法：指古代贤明君主的治国法则和政策。
科名资格：指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功名和资格。
监司：古代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的机构。
宿卫：指宫廷的守卫和保卫工作。
五代姑息羁縻之俗：指五代时期对地方势力采取的宽容和笼络政策。
宗室：指皇族的成员。
理财：指管理和调配国家的财政和经济资源。
夷狄昌炽：指外族势力的强盛和威胁。
尧、汤水旱之变：指古代传说中的尧和汤时期发生的水灾和旱灾。
大有为之时：指国家有大作为、大发展的时机。
讲学：指进行学术讲解和讨论。
同天节：宋代皇帝生日，全国庆祝的节日。
紫宸殿：古代皇宫中的一座重要殿堂。
唐故事：指唐朝的旧例和传统。
尊号：古代对皇帝或皇后的尊称，通常由群臣上表请求，以表彰其功德。
回鹘：古代中亚的一个民族，曾建立强大的汗国。
侍讲：指在皇帝面前讲解经书的官员。
乾兴：宋仁宗的一个年号。
天禧：宋真宗的一个年号。
集贤院：古代负责编纂和整理书籍的机构。
六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和《乐经》。
彝鼎：古代的一种青铜器，常用于祭祀。
庆历：宋仁宗的一个年号。
七经小传：指刘敞所著的关于七经的注释和解释。
经义：指对经典的解释和阐述。
右正言：古代的一种官职，负责进谏和纠正皇帝的过失。
谏院：古代负责谏言的机构，官员负责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
丁渭、王钦若、陈彭年：宋朝的三位重要官员。
国子监：古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
厢军：古代的一种地方军队。
两制：指中书省和门下省，是古代中央政府的重要机构。
诸王宫教授：指在诸王宫中教授学问的官员。
特古里：地名，具体位置不详。
庆成军：古代的一种军队编制。
魏征、狄仁杰：唐朝的两位著名宰相。
占城：古代东南亚的一个国家。
水利：指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
塘堰、圩堤：指用于防洪和灌溉的水利设施。
旌宠：指表彰和奖励。
雨谷：指谷物像雨一样落下，是一种自然现象。
唐州：古代的一个州名。
陂堰：指用于蓄水和灌溉的水利设施。
河溢：指河水泛滥。
恩州：古代的一个州名。
冀州：古代的一个州名。
瀛州：古代的一个州名。
乌库德寽勒部：古代的一个部落名称。
都统军司：古代的一种军事机构。
谋杀：指预谋杀人。
按问：指审问和调查。
自首：指犯罪后主动向官府坦白罪行。
审刑院：古代负责审理刑事案件的机构。
大理寺：古代的最高司法机构。
违律为婚：指违反法律规定的婚姻。
刑部：古代负责刑法的机构。
御史台：古代负责监察的机构。
两制议：指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共同商议。
秦州：古代的一个州名。
甘谷城：古代的一个城名。
筚篥：古代的一种乐器，也指地名。
黑岭：地名，具体位置不详。
帅臣：指地方的高级军事官员。
知杂御史：古代的一种官职，负责监察和弹劾。
进士及第：科举考试中最高级别的及第，通常指通过殿试并被授予进士称号的人。
茂材异等：指在科举考试中表现特别优异，超出一般水平的人才。
庐墓三年：古代孝道的一种表现，指在父母去世后，子女在墓旁搭建简陋的房屋守孝三年。
枢密院：古代中国的最高军事机构，负责军事指挥和国防事务。
知院事：枢密院的高级官员，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
太子中允：东宫官员，负责太子的教育和辅导。
恩、冀州河决：指黄河在恩州和冀州段决口，造成水灾。
缗钱：古代货币单位，通常指铜钱。
司天：古代负责天文历法的机构。
明天历：古代的一种历法，由司天监制定。
安抚司：古代负责地方治安和救灾的机构。
度牒：古代官府颁发给僧尼的凭证，允许其出家修行。
紫衣：古代僧尼的高级服饰，通常由皇帝赐予。
剃度：指佛教徒出家时剃去头发的仪式。
知州：古代州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
知县：古代县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
亲郊：指皇帝亲自参加郊祀仪式，祭祀天地。
两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古代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
堂馔：指官员在朝廷中的饮食待遇。
头会箕敛：指通过苛捐杂税来搜刮民财。
桑弘羊：西汉时期的著名理财家，主张通过国家垄断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
崇天历：古代的一种历法，由司天监制定。
天章阁待制：宋代官名，属于文官系统，主要负责文献整理和编纂工作。
策论：古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要求考生针对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方案。
郊庙：古代帝王祭祀天地和祖先的场所，郊指祭天，庙指祭祖。
宗庙：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场所，象征着国家的正统和传承。
主鬯：古代祭祀时负责主持祭祀仪式的人，通常由太子担任。
推恩：古代帝王对臣子或亲属的恩赐，通常表现为封赏、减免赋税等。
奉宸库：宋代皇帝的私人库房，存放珍宝和贵重物品。
太白昼见：古代天象，指金星在白天出现，古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圜丘：古代祭天的圆形祭坛，象征着天圆地方。
生堤：为防止河流泛滥而修建的临时堤坝。
二股河：黄河的一条支流，因其分为两股而得名。
绥州：古代地名，位于今陕西省北部，是宋夏边境的重要地区。
平戎策：王韶提出的平定西夏的战略计划，主张通过招抚沿边各族来削弱西夏的力量。
河湟：指黄河和湟水流域，位于今青海省东部，是宋夏边境的重要地区。
玛尔戬：宋代西北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属于角氏部落。
角氏：宋代西北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与西夏有密切联系。
瞎征、欺巴温：宋代西北边境的少数民族首领，属于角氏部落。
熙宁二年：北宋神宗赵顼的年号，公元1069年。
辽咸雍五年：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年号，公元1069年。
内藏库：宋代皇宫内储存财物的仓库。
榷货务：宋代负责专卖事务的机构。
户部：古代六部之一，掌管户籍、财政等事务。
太府寺：宋代掌管国库的机构。
景灵宫：宋代供奉先帝神位的宫殿。
司马光：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反对王安石变法，著有《资治通鉴》。
宋昌言：北宋官员，曾提出治理黄河的建议。
二股：黄河分流的两条河道。
商胡决河：指黄河在商胡地区决口。
嘉祐八年：宋仁宗赵祯的年号，公元1063年。
李立之：北宋官员，主张修筑堤坝治理黄河。
滕甫：北宋官员，曾任知开封府，以直言敢谏闻名。
钱公辅：北宋官员，曾任知谏院，以直言不讳闻名。
唐介：北宋官员，以刚直不阿、敢于直言著称。
孙固：北宋官员，曾任侍读。
吕惠卿：北宋官员，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
赵抃：北宋官员，曾任御史中丞，以刚直不阿著称。
刘航：北宋官员，曾出使西夏。
李秉常：西夏国王。
苏辙：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之弟。
耶律仁先：辽国宗室，曾任西北路招讨使。
耶律伊逊：辽朝的政治家，曾任北院枢密使。
上寿：在皇帝生日时，臣子向皇帝祝寿的仪式。
寇准：北宋政治家，曾任宰相，以刚直不阿著称。
冯拯：北宋官员，曾任宰相，以清廉正直闻名。
张洎：北宋官员，曾任宰相，以博学多才著称。
范祥：北宋官员，曾任制置解盐使，以改革盐法闻名。
薛向：北宋官员，曾任陕西转运副使，以改革盐法著称。
曾公亮：北宋政治家，曾任宰相，以稳重著称。
郑獬：北宋官员，曾任翰林学士，以文学才华著称。
王拱辰：北宋官员，曾任宣徽北院使，以博学多才著称。
吕诲：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御史中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罢免。
经武要略：北宋时期编纂的军事典籍，总结了历代军事经验。
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庆历间：指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教育改革，即庆历新政，由范仲淹等人推动，旨在通过教育改革来振兴国家。
贡举：古代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进入政府机构。
唐室故事：指唐朝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
封弥：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防作弊措施，考生姓名被密封，考官无法知道考生身份。
帖墨：科举考试中的一种考试形式，考生需默写经典文献。
通榜：唐朝时期的一种科举考试制度，允许考生通过推荐直接进入考试。
三路：指科举考试中的三种主要途径：进士、明经和其他科目。
形迹：指人的行为举止或外在表现。在这里，’以形迹自嫌’意味着因为自己的行为或外在表现而感到不安或羞愧。
邓州：古代中国的一个州，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南部。
苏颂：北宋时期的政治家、科学家，曾任宰相，对天文学和医学有深入研究。
制词：指皇帝或高官发布的命令或文书。
金陵：今南京市，古称金陵，是六朝古都。
惠卿：指王安石的支持者吕惠卿，曾任杭州酒税监。
党小人：指结党营私、品行不端的人。
罔上：欺骗上级或皇帝。
迩英：指迩英阁，北宋皇宫中的一处建筑，常用于皇帝与大臣议事。
资善堂：北宋皇宫中的一处建筑，常用于皇帝与大臣议事。
弹文：指弹劾官员的奏章。
新参：指新上任的官员。
君实：司马光的字。
宰辅：指宰相或辅政大臣。
腹心之疾：比喻严重的内部问题或隐患。
开封府：北宋时期的京城，今河南省开封市。
公弼：吕公著的兄长，曾任高官。
太白入井：古代天文学中的一种天象，太白星（金星）进入井宿，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征兆。
辽：指辽朝，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由契丹族建立。
南院枢密使：辽朝的高级官职，负责军事和政务。
萧惟信：辽朝的政治家，曾任南院枢密使。
北院枢密使：辽朝的高级官职，负责军事和政务。
太师：古代中国的高级官职，通常为荣誉头衔。
白帖子：指耶律伊逊发布的命令或文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六十六-评注
这段文字主要记载了宋神宗赵顼的早年生活及其即位初期的政治活动。神宗是英宗的长子，自幼聪慧好学，深受英宗喜爱。他在位期间，积极推行变法，力图振兴宋朝。
文中提到神宗天性好学，甚至到了忘记吃饭的地步，这反映了他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治理国家的责任感。英宗曾派遣内侍提醒他注意休息，但他依然坚持学习，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也不使用扇子，表现出极强的自律和毅力。
神宗即位后，立即着手改革，任命了一批有才能的官员，如文彦博、韩绛、富弼等，这些人都曾在英宗时期担任重要职务，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神宗与他们讨论治国之道，表现出他对国家大事的重视和对臣下的信任。
文中还提到神宗对理财和军事的关注，他认为理财是当务之急，府库必须充足，以应对养兵备边的需要。他还强调节俭，认为汉文帝的节俭政策是有成效的，值得效仿。
神宗与王安石的对话尤其值得关注。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改革家，他提出“择术为先”的治国理念，主张效法尧舜，推行简政易行的政策。神宗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王安石的见解深刻，甚至可以说是“责难于君”。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神宗早年的生活和即位初期的政治活动，还反映了宋朝中期的政治局势和神宗的治国理念。神宗的勤奋好学、励精图治，以及他对改革的坚定信念，都为后来的熙宁变法奠定了基础。这段文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为我们了解宋朝中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段古文主要反映了宋朝时期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问题，以及当时朝廷对这些问题的应对措施。文中首先指出了朝廷在用人、教育、军事、财政等方面的弊端，如宦官和女子在皇帝身边的影响过大，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制度不完善，军队的训练和管理不力，财政管理混乱等。这些问题导致了国家的治理效率低下，社会风气败坏，农民和士兵的生活困苦。
文中还提到了一些具体的政治事件和决策，如王安石的上书和皇帝的回应，礼官对尊号的讨论，以及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奖励。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和改革尝试，以及皇帝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从文化角度来看，文中提到了刘敞的学问和对《六经》的研究，以及他对先秦彝鼎的收藏和研究。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古代经典和文物的重视，以及学者们对古代制度和文化的探索和传承。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不仅揭示了宋朝时期政治和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反映了当时朝廷对这些问题的应对措施和改革尝试。同时，文中还体现了学术界对古代经典和文物的重视和研究，展示了当时文化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宋朝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以及当时政治、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脉络。
这段古文记载了北宋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和自然灾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生态。首先，文中提到王安国因举茂材异等而被赐进士及第，显示了宋代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和对人才的重视。王安国因母丧不试，庐墓三年，体现了儒家孝道思想在当时社会中的深远影响。
其次，文中记载了群臣多次上表请求皇帝接受尊号，但皇帝最终拒绝，反映了宋代皇帝对礼制的重视和对先王令典的尊重。司马光的谏言进一步强调了尊号之礼并非古代先王的传统，而是唐代武后、中宗时期才开始流行的，这与宋代皇帝推崇的儒家礼制思想相契合。
文中还提到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如黄河决口、京师地震等，以及朝廷采取的救灾措施，如赐水死家缗钱、减河北囚罪一等、募民入粟等。这些措施反映了宋代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和对灾害的应对能力。同时，吕公著的上疏强调了君主应以至诚待下，去偏听独任之弊，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对君主德治的期望。
此外，文中还记载了韩琦、吕公著等政治人物的活动，反映了宋代政治斗争的复杂性。韩琦因河北地震而被讥讽，吕公著则对王陶的反覆行为提出批评，显示了宋代官场中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斗争。
最后，文中提到司马光与王安石关于国用不足的争论，反映了宋代经济政策的争议。司马光主张节俭救灾，反对通过苛捐杂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而王安石则主张通过善理财来增加国用。这场争论不仅体现了两人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也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国家治理的不同理念。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记载一系列政治事件和自然灾害，展现了宋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这段古文记载了北宋神宗时期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和文化事件，反映了当时朝廷的内外政策和社会状况。首先，文中提到吕诲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并复知谏院，这表明神宗对谏官的重视，希望通过谏官来监督朝政，纠正错误。同时，诏令试馆职时取消诗赋，改用策论，反映了神宗对实用人才的重视，希望通过策论选拔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员。
在宗庙祭祀方面，刘分攵提出诸侯不应祭祀天子，而应祭祀本国的祖先，这一建议得到了皇帝的采纳。这一举措体现了对传统礼制的尊重，同时也强调了诸侯国的独立性。然而，韩琦的反对意见则反映了朝廷内部对宗庙祭祀仪式的不同看法，最终皇帝取消了从献的旨意，显示出神宗在处理宗庙事务时的灵活性和对臣子意见的重视。
在军事方面，王韶的《平戎策》提出了通过招抚沿边各族来削弱西夏的战略，这一策略体现了宋廷对边疆问题的深思熟虑。王韶认为，通过恩信招抚沿边诸族，可以逐步削弱西夏的力量，最终达到平定西夏的目的。这一策略不仅具有战略眼光，还体现了宋廷对边疆少数民族的重视，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边疆问题。
此外，文中还记载了多次地震和黄河泛滥等自然灾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不安。朝廷对这些灾害的反应，如修建生堤、减免赋税等，显示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和对灾害的应对能力。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不仅记录了北宋神宗时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事件，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朝廷在处理内外问题时的策略和智慧。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北宋中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以及朝廷在面对各种挑战时的应对措施。
这段文字主要记载了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春正月到四月间的重要政治事件，涉及内政、外交、财政、水利等多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北宋朝廷的复杂局势和神宗皇帝的治国理念。
首先，神宗对内藏库的管理提出了批评，指出其管理混乱，财货出入缺乏监管，显示出他对财政管理的重视。他下令户部和太府寺对内藏库进行检察，表明他希望通过加强监管来整顿财政秩序。这一举措反映了神宗对财政改革的初步尝试，也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基础。
其次，司马光关于治理黄河的建议引发了朝廷的争议。黄河的治理一直是北宋朝廷的重要议题，司马光主张通过修筑堤坝来引导黄河东流，以减轻北流地区的灾害。这一建议虽然遭到了一些官员的反对，但最终被神宗采纳，显示出神宗对水利工程的重视和对司马光的信任。
在刑法方面，神宗初从王安石的建议，对谋杀自首者减罪二等，但这一决定引发了朝臣的争议。御史中丞滕甫等人要求重新审议，最终神宗下令由翰林学士吕公著等人重新定议。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对刑法改革的争议，也显示了神宗在决策过程中对各方意见的权衡。
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标志着变法的正式开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和支持，使得变法得以迅速推进。王安石提出“变风俗，立法度”的主张，强调通过改革来改变社会风气和制度，这一理念成为变法的核心内容。然而，王安石的变法也遭到了许多保守派官员的反对，富弼、唐介等人对王安石的批评，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对新政的分歧。
此外，文中还记载了辽国和西夏的外交事务，显示出北宋与周边国家的复杂关系。辽国晋王耶律仁先的复出，反映了辽国内部的权力斗争；西夏国王李秉常的册封，则显示了北宋对西夏的外交策略。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熙宁二年春的重要历史事件，还反映了北宋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财政改革的尝试、水利工程的争议以及外交事务的复杂性。神宗皇帝的治国理念和王安石变法的初步实施，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这段文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为我们理解北宋中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段文字主要描述了北宋时期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官员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围绕王安石变法的争议。文本通过一系列对话和事件，展现了当时朝廷内部的复杂关系和权力斗争。
首先，富弼和钱公辅的对话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对皇帝求治的期望与官员们的责任感。富弼强调皇帝求治如饥渴，希望官员们同心协力，而钱公辅则直言不讳地表示，朝廷的行为若正确，天下无人敢不从；若错误，即使他想顺从也无法做到。这种对话体现了北宋官员的直言敢谏精神，同时也揭示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关系。
其次，唐介与王安石的争论是文本的核心内容之一。唐介作为一位刚直不阿的官员，多次与王安石发生冲突，尤其是在中书政事的决策上。唐介认为，政事应由中书处理，而不应完全依赖王安石的个人意见。这种争论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对权力分配的争议，以及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强烈反对。
此外，文本还提到了唐介的去世及其对朝廷的影响。唐介的去世标志着朝廷内部反对王安石的力量进一步削弱，王安石的地位更加稳固。这也导致了朝廷内部其他官员的沉默和退缩，如富弼称病不视事，曾公亮屡请老，赵抃力不从心等。这种局面被形象地描述为“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困境。
最后，文本还提到了王安石在教育改革方面的主张。他认为古代的取士制度应以学校为基础，主张废除诗赋、明经等科举科目，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这一主张反映了王安石对传统科举制度的批判，以及他对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
总体而言，这段文字通过一系列对话和事件，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分配，特别是围绕王安石变法的争议。文本不仅展现了当时官员们的直言敢谏精神，也揭示了朝廷内部的复杂关系和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描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北宋时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背景。
苏轼在这段议论中，表达了他对当时政治和教育改革的深刻见解。他首先指出，选拔人才的关键在于‘知人’和‘责实’，即了解人才的真实能力和品德。他认为，如果朝廷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那么无论采用何种制度，都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反之，如果朝廷缺乏这种能力，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也无法解决问题。
苏轼进一步批评了当时一些改革提议，如乡举德行、专举策论、罢诗赋等，认为这些提议都是片面的，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他指出，真正的改革应该从君主的修身和审好恶开始，通过上行下效来影响社会风气。如果仅仅通过设立科目和名目来选拔人才，只会导致人们为了迎合上意而做出虚伪的行为。
苏轼还批评了当时科举考试中的一些问题，如策括的流行和通榜制度的弊端。他认为，这些制度不仅无法真正选拔到有才能的人，反而会导致贿赂和请托等腐败现象的滋生。他主张，应该通过实际的政治表现来评价人才，而不是仅仅依靠考试。
苏轼的这番议论，不仅显示了他对当时政治和教育制度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社会风气和人才选拔的独到见解。他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也对后世的政治和教育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苏轼的这番议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不仅揭示了北宋时期政治和教育制度中的一些问题，也为后世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苏轼的观点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显得保守，但他对‘知人’和‘责实’的强调，以及对虚伪行为的批评，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段古文主要描述了北宋时期政治斗争中的一些细节，特别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引发的争议。文中提到的苏颂、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是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他们的言行反映了北宋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首先，文中提到苏颂在起草制词时，受到吕公亮的质疑，认为王安石和吕惠卿并未直接参与辟光的行动。这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中的谣言和诽谤现象，也显示了苏颂在政治上的谨慎态度。
其次，司马光与吕诲的对话揭示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复杂态度。司马光虽然承认王安石的才能，但也对其偏执和轻信奸佞的行为表示担忧。吕诲则更加直接地批评王安石，认为他若担任宰辅，将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这段对话不仅反映了司马光和吕诲的政治立场，也揭示了北宋朝廷内部对王安石变法的分歧。
吕诲的弹劾行为虽然导致他被罢官，但也赢得了天下人的尊敬，认为他耿直敢言。这种敢于直言进谏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美德，尤其是在政治腐败或权力滥用的情况下，敢于挑战权威的人往往被视为忠臣。
最后，文中提到的吕公著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以及辽朝耶律伊逊的权势扩张，进一步展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吕公著的任命反映了王安石对政治对手的打压，而耶律伊逊的权势扩张则揭示了辽朝内部的腐败和权力斗争。
总体而言，这段古文不仅记录了北宋时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还通过人物的言行揭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它为我们理解北宋政治生态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同时也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忠臣、直臣的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