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欧阳修、宋祁等，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是北宋文学领袖，宋祁则以文采著称。
年代：北宋（11世纪）。
内容简要：共225卷，记载了唐代的历史。该书是对《旧唐书》的修订和补充，注重文笔的简洁和史实的准确性，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列传-卷一百零三-原文
刘蕡，字去华，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间。明《春秋》，能言古兴亡事，沈健 于谋，浩然有救世意。擢进士第。元和后，权纲驰迁，神策中尉王守澄负弑逆罪， 更二帝不能讨，天下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将翦落支党。方宦人握兵， 横制海内，号曰“北司”，凶丑朋挻，外胁群臣，内掣侮天子，蕡常痛疾。
太和二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帝引诸儒百余人于廷，策曰：
朕闻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无为，端拱司契，陶氓心以居简，凝日用于不宰， 厚下以立本，推诚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阴阳和，俗跻仁寿，物无疵疠。噫！盛德 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质文迭救，百氏滋炽，风流浸微，自汉以降， 足言盖寡。
朕顾唯昧道，祗荷丕构，奉若谟训，不敢怠荒，任贤惕厉，宵衣旰食，讵追三 五之遐轨，庶绍祖宗之鸿绪。而心有未达，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阙政斯广。是以 人不率化，气或堙厄，灾旱竟岁，播植愆时。国廪罕蓄，乏九年之储；吏道多端， 微三载之绩。京师，诸夏之本也，将以观治，而豪猾逾检；太学，明教之源也，期 于变风，而生徒惰业。列郡在乎颁条，而干禁或未绝；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 息。俗恬风靡，积讹成蠹。其择官济治也，听人以言则枝叶难辨，御下以法则耻格 不形；其阜财发号也，生之寡而食之众，烦于令而鲜于治。思所以究此缪盩，致之 治平，兹心浩然，若涉渊冰。故前诏有司，博延群彦，伫启宿懵，冀臻时雍。
子大夫皆识达古今，志在康济，造廷待问，副朕虚怀，必当箴治之阙，辨政之 疵，明纲条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于前弊？何泽惠于下土？何脩而治古可 近？何道而和气克充？推之本源，著于条对。至若夷吾轻重之权，孰辅于治？严尤 底定之策，孰叶于时？元凯之考课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务？惟此龟鉴，择乎中庸， 斯在洽闻，朕将亲览。
蕡对曰：
臣诚不佞，有正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达。 怀愤郁抑，思有时而发。常欲与庶人议于道、商贾谤于市，得通上听，一悟主心， 虽被袄言之罪无所悔。况逢陛下询求过阙，咨访嘉谋，制诏中外，举直言极谏。臣 辱斯举，专承大问，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忌，时所禁，权幸所讳恶，有司所与 夺，臣愚不识，伏惟陛下少加优容，不使圣时有谠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谨昧死 以对：
伏以圣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将欲通天地以济俗，和阴阳以煦物，见 陛下虑道之深也。臣以为哲王之治，其则不远，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圣策有祗 荷丕构而不敢荒宁，奉若谟训而罔有怠忽，见陛下忧劳之至也。若夫任贤惕厉，宵 衣旰食，宜绌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 兴亡，明当代之成败。心有未达，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泽壅而不 得下浃。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气之和，在遂性以导之。救灾旱在致精诚， 广播殖在视食力。国廪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豪猾逾检， 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业，繇学校之官废；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 制度不立。伏以圣策有择官济治之心，阜财发号之叹，见陛下教化之本也。且进人 以行，则枝叶安有难辨乎？防下以礼，则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 惰游；念令烦而治鲜，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 臣安敢爱死？伏以圣策有求贤箴阙之言，审政辨疵之令，见陛下咨访之勤也。遂小 臣斥奸豪之志，则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济之心，则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 古可近；礼乐之方著，而和气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权；严尤所陈，无最 上之策；元凯之所先，不若唐尧考绩；叔子之所务，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 庸、上圣之龟鉴，又何足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机、兆存亡之变者，臣请 披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谓“哲王之治，其则不远”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终不懈而已。 谨按《春秋》：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岁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岁，以春加 于王，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始也。又举时以终岁，举月以终时，《春秋》虽 无事，必书首月以存时，明王者当承天之道，以谨其终也。王者动作终始必法于天 者，以其运行不息也。陛下能谨其始，又能谨其终，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则执契 而居简，无为而不宰，广立本之大业，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环之弊，百伪滋 炽之渐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谓“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绌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实 以陛下忧劳之至也。臣闻不宜忧而忧者，国必衰；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陛下不 以国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问，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与定大计耶？ 或万机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忧而不忧乎？臣以为陛下所先忧者，宫闱将变， 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故臣谓圣虑宜先及之。 夫帝业艰难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
勤其绩，太宗定其业， 玄宗继其明，至于陛下，二百余载，其间圣明相因，扰乱继作，未有不用贤士、近 正人而能兴者。
或一日不念，则颠覆大器，宗庙之耻，万古为恨。
臣谨按《春秋》， 人君之道，在体元以居正。
昔董仲舒为汉武帝言之略矣，有未尽者，臣得为陛下备 论之。
夫继故必书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终必书所终之地，所以正其终也。
故为君 者，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
《春秋》：“阍弑吴子 余祭。”书其名，讥疏远贤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
伏惟陛下思祖宗开国之勤， 念《春秋》继故之诫。
明法度之端，则发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 近正人。
远刀锯之残，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颛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
奈何以亵 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 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 此宫闱将变也。
臣谨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为 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
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 寺专废立之权，陷先帝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脩， 将相之职不归，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将危也。
臣谨按《春秋》：“王札子杀召伯、 毛伯。”《春秋》之义，两下相杀不书。此书者，重其颛王命也。
夫天之所授者在 命，君之所存者在令。
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专之者，是不臣也。
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
臣谨按《春秋》，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 晋，书其归者，能逐君侧之恶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
今威柄陵夷，籓臣跋扈。 有不达人臣大节，而首乱者将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在逐恶为义。 则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诸侯，此海内之将乱也。
故樊哙排闼而雪涕，袁盎当车 而抗辞，京房发愤以殒身，窦武不顾而毕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
臣谨按《春秋》， 晋狐射姑杀阳处父，书襄公杀之者，以其君漏言也。
襄公不能固阴重之机，处父所 以及残贼之祸，故《春秋》非之。
夫上漏其情，则下不敢尽意；上泄其事，则下不 敢尽言。
故《传》有造膝诡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
今公卿大臣，非不欲 为陛下言之，虑陛下不能用也。
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婴其祸； 适足钳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
是以欲尽其言则有失身之惧，欲尽其意则有害成 之忧，裴回郁塞，以须陛下感悟，然后尽其启沃。
陛下何不听朝之余，时御便殿， 召当世贤相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 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
既不得治其前，当 治于后；不得正其始，当正其终。
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终任贤之效，无宵 旰之忧矣。
臣前所谓“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者。
臣闻 尧、禹之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举，不贰其业， 不侵其职，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贤，元凯在下虽微而必举，四凶在朝虽强而必诛， 考其安危，明其取舍。
至秦二世、汉元成，咸愿措国如唐、虞，致身如尧、舜，而 终败亡者，以其不见安危之机，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亲忠良， 不远谗佞也。
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兴，而景行于前；鉴秦、汉之所以亡，而戒 惧于后。
陛下无谓庙堂无贤相，庶官无贤士，今纪纲未绝，典刑犹在，人谁不欲致 身为王臣，致时为升平？
陛下何忽而不用邪？
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恶如 四凶，诈如赵高，奸如恭、显，陛下何惮而不去邪？
神器固有归，天命固有分，祖 宗固有灵，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
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 微弱。
强暴则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强臣窃权而震主。
臣伏见敬宗不虞亡秦之祸， 不翦其萌。
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洪业可绍，三五之遐轨可 追矣。
臣前所谓陛下“心有所未达，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泽壅而 不得下浃”；且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无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无繇而信。
臣谨按《春秋》书“梁亡”不书“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虑昏而耳目塞，上出 恶政，人为寇盗，皆不知其所以，终自取其灭亡也。
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 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
苟百姓不存，则虽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 重，则人君不得保其尊。
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
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 陛下宜令慈仁者视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师之教导焉。
故人之于上也，恭 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
今或不然，陛下亲近贵幸，分曹建署，补除卒吏，召致宾 客，因其货贿，假以声势；大者统籓方，小者为守牧，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 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
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
今 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 养，加以国权兵柄颛
以御豪强，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御奸寇，政可以移风俗。
其将校曾更战阵，及功臣子弟，请随宜酬赏。苟无治人之术者，不当任此官，即绝干禁之患矣。
臣前所谓“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禁以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不蓄于私室，则无荡心之巧矣。
臣前所谓“辨校叶”者，繇考言以询行也；臣前所谓“形于耻格”者，繇道德而齐礼也；臣前所谓“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者，已备于前矣。
臣前所谓“令烦而治鲜，要察其行否”者，臣闻号令者，治国之具也。君审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亏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烦而治鲜，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
臣前谓“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其敢爱死”者。昔晁错为汉削诸侯，非不知祸之将至，忠臣之心，壮夫之节，苟利社稷，死无悔焉。
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僇，盖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
昔龙逄死而启商，比干死而启周，韩非死而启汉，陈蕃死而启魏。
今臣之来也，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陛下又无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权臣之手，臣幸得从四子游于地下，固臣之愿也。
所不知杀臣者，臣死之后，将孰为启之哉！
至如人主之阙，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
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
然上之所陈者，实以臣亲承圣问，敢不条对。
虽臣之愚，以为未极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
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庙以教人孝，养高年以教人悌长，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调元气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寿，可以消摇无为，垂拱成化。
至若念陶钧之道，在择宰相以任之，使权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择将帅以任之，使脩阃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择庶官面任之，使颛职业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择良吏以任之，使明惠养之术。
自然言足以为天下教，动足以为天下法，仁足以劝善，义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劳神惕虑，然后致治哉！
是时，第策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见蕡对嗟伏，以为过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
士人读其辞，至感概流涕者。
谏官御史交章论其直。
于时，被选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龊常务，类得优调。
河南府参军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颜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奋。臣才志懦劣，不能质今古是非，使陛下闻未闻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内思，愧羞神明。
今蕡所对，敢空臆尽言，至皇王之成败，陛下所防闲，时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为据，汉、魏以来，无与蕡比。
有司以言涉讦忤，不敢闻。
自诏书下，万口籍籍，叹其诚鲠，至于垂泣，谓蕡指切左右，畏近臣衔怒，变兴非常，朝野惴息，诚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季汉之乱，复兴于今。
以陛下仁圣，近臣故无害忠良之谋；以宗庙威严，近臣故无速败亡之祸。
指事取验，何惧直言？
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问，虽讦必容，虽过当奖，书于史策，千古光明。
使万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阴杀谠直，结雠海内，忠义之士，皆惮诛夷，人心一摇，无以自解。
况臣所对，不及蕡远甚，内怀愧耻，自谓贤良，奈人言何！
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
臣逃苟且之惭，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顾不美哉！”
帝不纳。
郃字子玄，后历贺州刺史。
蕡对后七年，有甘露之难。
令狐楚、牛僧孺节度山南东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书郎，以师礼礼之。
而宦人深嫉蕡，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卒。
始，帝恭俭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祸不敢言，故蕡对极陈晋襄公杀阳处父以戒帝，又引阍弑吴子，阴赞帝决。
帝后与宋申锡谋诛守澄不克，守澄废帝弟漳王而斥申锡，帝依违其间，不敢主也。
贾餗与王涯、李训、舒元舆位宰相，以谋败，皆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横，帝以忧崩。
及昭宗诛韩全诲等，左拾遗罗衮上言：“蕡当太和时，宦官始炽，因直言策请夺爵土，复扫除之役，遂罹谴逐，身死异土，六十余年，正人义夫切齿饮泣。
比陛下幽东内，幸西州，王室几丧。
使蕡策早用，则杜渐防萌，逆节可消，宁殷忧多难，远及圣世耶！
今天地反正，枉魄愤胔，有望于陛下。”
帝感悟，赠蕡左谏议大夫，访子孙授以官云。
赞曰：汉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对，陈天人大概，缓而不切也。
蕡与诸儒偕进，独讥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
戒帝漏言，而身诵语于廷，何邪？
其后宋申锡以谋泄贬，李训以计不臧死，宦者遂强，可不戒哉！
意蕡之贤，当先以忠结上，后为帝谋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纾患耶！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列传-卷一百零三-译文
刘蕡，字去华，幽州昌平人，曾在梁、汴一带游历。他精通《春秋》，能够谈论古代的兴亡之事，深谋远虑，怀有救世的志向。后来考中进士。元和年间以后，朝廷的权力逐渐松弛，神策中尉王守澄犯下弑君之罪，历经两位皇帝都未能讨伐，天下人对此感到愤慨。文宗即位后，想要洗刷元和年间的耻辱，打算铲除王守澄的党羽。当时宦官掌握兵权，横行天下，被称为“北司”，他们勾结凶恶之徒，对外胁迫群臣，对内欺侮皇帝，刘蕡对此深感痛心。
太和二年，朝廷举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选拔，皇帝召集了百余位儒生在朝廷上，策问说：
我听说古代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时，崇尚无为而治，端坐朝堂，顺应自然，教化百姓，使他们心境简朴，日用节俭，不过分干预，厚待臣民以立国之本，推诚布公以建立中正之道，因此天人相通，阴阳和谐，风俗淳朴，万物无病无灾。唉！这种盛德所达到的境界，真是高远而难以企及啊！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以质朴和文治交替挽救时弊，百家学说兴盛，但风流逐渐衰微，自汉代以来，能够称道的君主就很少了。
我自认为愚昧无知，只是继承了先帝的基业，恭敬地遵循先帝的教诲，不敢懈怠荒废，任用贤才，时刻警惕，早起晚睡，努力追随三皇五帝的远大足迹，希望能够继承祖宗的伟大事业。然而，我心中仍有未能通达的道理，行为仍有未能取信于人的地方，从内到外，政事上的缺失很多。因此，百姓未能完全归化，气候有时也不顺畅，连年灾旱，播种和收获的时机也常常错过。国家的粮仓储备不足，缺乏九年的积蓄；官吏的选拔途径繁多，但三年的政绩却很少。京师是国家的根本，本应成为治理的典范，但豪强恶霸却屡屡违法；太学是教化的源头，本应改变风俗，但学生们却懒散懈怠。各郡县虽然颁布了法令，但违法行为仍未杜绝；百工虽然按照制度行事，但奢侈浪费之风仍未停止。风俗败坏，积弊成灾。在选拔官员以治理国家时，若只听其言，则难以分辨真假；若以法律约束下属，则羞耻之心难以形成。在增加财富和发布政令时，生产的人少而消耗的人多，政令繁琐而治理效果甚微。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纠正这些错误，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心中充满忧虑，如同行走在深渊和薄冰之上。因此，我此前已下诏让有关部门广泛延揽贤才，希望能够启发我的愚昧，使国家达到和谐繁荣。
各位大夫都通晓古今，志在匡扶天下，今日来到朝廷接受策问，希望你们能够指出我治理中的缺失，辨明政事的弊端，阐明纲常制度的混乱，考察富国强民的当务之急。如何革除前朝的弊政？如何施惠于百姓？如何修治才能接近古代的盛世？如何推行才能使和气充满天下？请从本源上推究，详细陈述你们的对策。至于管仲的轻重之术，谁能辅佐治理？严尤的平定之策，谁又能符合时宜？元凯的考核标准应以何为先？叔子的平定之务应以何为主？这些都是治国的借鉴，选择中庸之道，广纳众议，我将亲自审阅。
刘蕡回答说：
臣虽然不才，但有匡正国家、辅佐君主的策略，只是没有职位而无法施行；有敢于犯颜直谏的决心，只是没有途径而无法上达。心怀愤懑，压抑已久，总想找个机会表达。我常常想与百姓在道路上议论，与商贾在市场上讨论，希望能够让皇上听到，哪怕因此被定罪也不后悔。何况现在陛下主动询问政事的缺失，征求良策，下诏让天下人直言极谏。臣有幸参与这次选拔，专门接受陛下的策问，怎敢不尽心尽力地陈述呢？至于皇上所忌讳的，时下所禁止的，权贵所厌恶的，有关部门所干预的，臣愚昧无知，恳请陛下稍加宽容，不要让圣明的时代有因直言而被杀的人，这是天下人的幸运。臣冒死陈述如下：
臣以为，陛下的策问中提到了古代圣王的治理，推崇无为而治，想要通过天地之道来济世安民，调和阴阳来滋养万物，可见陛下对治国之道的深思。臣认为，圣王的治理之道并不遥远，关键在于如何实现。陛下的策问中还提到恭敬地继承先帝的基业，不敢荒废，遵循先帝的教诲，不敢懈怠，可见陛下的忧劳之心。至于任用贤才、时刻警惕、早起晚睡，应当罢免身边的奸佞小人，提拔忠诚的大臣。至于追随三皇五帝的足迹，继承祖宗的伟业，应当借鉴古代的兴亡教训，明察当代的成败得失。心中未能通达，是因为下情被遮蔽而无法上达；行为未能取信于人，是因为上恩被阻塞而无法下传。想要百姓归化，首先要修身以作表率；想要气候和谐，首先要顺应自然以引导。救灾抗旱在于精诚所至，广泛播种在于量力而行。国家粮仓储备不足，根本在于冗员过多；官吏选拔途径繁多，根本在于选用不当。豪强恶霸屡屡违法，是因为朝廷内外的法律不一致；学生懒散懈怠，是因为学校的官员失职；各郡县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是因为任命官员不当；百工奢侈浪费，是因为制度不健全。陛下的策问中还提到选拔官员以治理国家、增加财富以发布政令的感叹，可见陛下对教化的重视。若以德行选拔人才，怎会难以分辨真假？若以礼法约束下属，怎会没有羞耻之心？考虑到生产的人少而消耗的人多，可以罢免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考虑到政令繁琐而治理效果甚微，应当考察政令的执行情况。广泛延揽贤才，希望陛下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议；召集臣子接受策问，臣怎敢吝惜生命？陛下的策问中还提到求贤纳谏、审政辨弊的命令，可见陛下勤于咨询。若能实现臣子斥责奸豪的志向，则前朝的弊政可以革除；若能坚守陛下匡扶天下的决心，则恩惠可以广布于天下。邪正之道分明，则古代的盛世可以接近；礼乐之道彰显，则和气可以充满天下。至于管仲的轻重之术，并非皇王的权宜之计；严尤所陈述的，并非最高的策略；元凯的考核标准，不如唐尧的考绩；叔子的平定之务，不如虞舜的舞干。这些并非大德的中庸之道、圣王的治国借鉴，又怎值得向陛下陈述呢？若有一些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征兆，臣愿披肝沥胆为陛下详细陈述。
臣此前所说的“圣王的治理之道并不遥远”，关键在于陛下要深思、力行、始终不懈。根据《春秋》的记载：元是气的开始，春是年的开始。《春秋》将“元”加于“岁”，将“春”加于“王”，表明君王应当顺应天道，谨慎地开始。又以时令结束一年，以月份结束一时，《春秋》即使无事可记，也必定在每年首月记载，表明君王应当承天之道，谨慎地结束。君王的行动始终要效法天道，因为天道运行不息。陛下若能谨慎地开始，又能谨慎地结束，勤勉修治，努力推行，则能执掌大权而居简，无为而治，广立国之本，崇扬中正之德，怎会有三代循环的弊病、百伪滋生的趋势呢？臣因此说：“关键在于如何实现。”
臣此前所说的“至于任用贤才、时刻警惕、早起晚睡，应当罢免身边的奸佞小人，提拔忠诚的大臣”，实在是基于陛下的忧劳之心。臣听说，不该忧虑的事情却忧虑，国家必衰；该忧虑的事情却不忧虑，国家必危。陛下不以国家存亡、社稷安危的决策为重，反而让臣子们来回答这些问题，臣不知陛下是否认为布衣之臣不足以参与国家大计？还是因为陛下日理万机，未能顾及这些？否则，为何该忧虑的事情却不忧虑呢？臣以为陛下应当首先忧虑的是：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这四者，是国家已经显现的征兆，因此臣认为陛下的忧虑应当首先放在这些方面。帝业艰难而成，自然不能轻易守住。太祖开创基业，高祖
唐太宗勤勉于政绩，奠定了基业，唐玄宗继承了他的明智，到了陛下您这里，已经二百多年了。这期间，圣明的君主相继出现，动乱也时有发生，但没有不任用贤士、亲近正直之人而能使国家兴盛的。
如果有一天不思考这些，就会颠覆国家大业，成为宗庙的耻辱，成为万古的遗憾。
我谨按《春秋》的记载，君主之道在于体察天意以保持正道。
过去董仲舒为汉武帝讲述过这些，但还有未尽之处，我可以为陛下详细论述。
继承前朝必须记载即位，这是为了端正其开始；结束必须记载结束的地方，这是为了端正其结束。
所以作为君主，所说的话必须是正言，所走的路必须是正道，所处的位置必须是正位，所亲近的人必须是正人。
《春秋》记载：“阍弑吴子余祭。”记载他的名字，是为了讥讽他疏远贤士，亲近刑人，有不君之道。
希望陛下思考祖宗开国的勤勉，记住《春秋》关于继承前朝的告诫。
明确法度的开端，就要说正言，走正道；杜绝篡弑的苗头，就要居正位，亲近正人。
远离刀锯的残害，亲近骨鲠的直臣，辅相得以专任其职，百官得以守其官位。
为何要让五六位亲近之人总揽天下大政，外专陛下的命令，内窃陛下的权力，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不敢指出其状，天子无法控制其心，祸患在内部酝酿，奸邪在帷幄中滋生，我担心曹节、侯览会再次出现在今天，这是宫闱将变的征兆。
我谨按《春秋》记载：“定公元年春王。”不写正月，《春秋》认为先君不能正其终，后君就不能正其始，所以说“定无正”。
如今忠贤没有腹心之寄，阍寺专擅废立之权，导致先帝不能正其终，陛下不能正其始，何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将相之职不归，名器之宜不定，这是社稷将危的征兆。
我谨按《春秋》记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春秋》的义理是，两下相杀不记载。这里记载，是因为重视其专擅王命。
天所授予的是命，君所存的是令。
掌握其命而失去的，是不君；侵夺其命而专擅的，是不臣。
君不君，臣不臣，这是天下将倾的原因。
我谨按《春秋》记载，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晋，记载其归顺，是因为他能驱逐君侧的恶人以安定其君，所以《春秋》称赞他。
如今威柄衰落，藩臣跋扈。有人不达人臣大节，以安君为名首乱；有人不究《春秋》的微义，以逐恶为义称兵。于是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诸侯，这是海内将乱的征兆。
所以樊哙排闼而雪涕，袁盎当车而抗辞，京房发愤以殒身，窦武不顾而毕命，这些都是陛下明知的事情。
我谨按《春秋》记载，晋狐射姑杀阳处父，记载襄公杀之，是因为其君漏言。
襄公不能固守阴重的机密，处父因此遭受残贼之祸，所以《春秋》非难他。
上漏其情，下不敢尽意；上泄其事，下不敢尽言。
所以《传》有造膝诡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
如今公卿大臣，并非不想为陛下进言，只是担心陛下不能用。
如果忽然不用，必然会泄露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然会遭受祸患；这足以钳制直臣之口，而加重奸臣之威。
所以想要尽言则有失身之惧，想要尽意则有害成之忧，徘徊郁塞，等待陛下感悟，然后才能尽其启沃。
陛下何不在听朝之余，时常到便殿，召见当世贤相老臣，咨询持变扶危之谋，寻求定倾救乱之术，堵塞阴邪之路，屏退亵狎之臣，制止侵陵迫胁之心，恢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
既然不能治其前，就当治于后；不能正其始，就当正其终。
这样就可以虔奉典谟，继承大业，最终实现任贤之效，不再有宵旰之忧。
我之前所说的“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
我听说尧、禹为君而天下大治，是因为能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举，不贰其业，不侵其职，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贤，元凯在下虽微而必举，四凶在朝虽强而必诛，考察其安危，明确其取舍。
到了秦二世、汉元成，都希望国家像唐、虞一样，自身像尧、舜一样，但最终败亡，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安危之机，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亲忠良，不远谗佞。
希望陛下考察唐、虞之所以兴，而景行于前；鉴秦、汉之所以亡，而戒惧于后。
陛下不要以为庙堂无贤相，庶官无贤士，如今纪纲未绝，典刑犹在，谁不想致身为王臣，致时为升平？
陛下为何忽然不用呢？
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恶如四凶，诈如赵高，奸如恭、显，陛下为何不除去呢？
神器固有归，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灵，忠臣固有心，陛下要记住啊！
过去秦朝灭亡，是因为强暴；汉朝灭亡，是因为微弱。
强暴则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强臣窃权而震主。
我看到敬宗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
希望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绝其渐，这样祖宗的洪业可以继承，三五的遐轨可以追寻。
我之前所说的陛下“心有所未达，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浃”；且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无从知晓；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无从相信。
我谨按《春秋》记载“梁亡”不写“取”，是因为梁自亡，因为其思虑昏而耳目塞，上出恶政，人为寇盗，皆不知其所以，终自取其灭亡。
我听说国君之所以尊贵，是因为重视社稷；社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存养百姓。
如果百姓不存，那么社稷也无法稳固其重要；社稷不重要，那么人君也无法保其尊贵。
所以治理天下的人，不可不知百姓之情。
百姓是陛下的赤子，陛下应让慈仁者视育他们，像保傅一样，像乳哺一样，像师之教导一样。
所以百姓对于上，恭敬如神明，爱戴如父母。
如今却不然，陛下亲近贵幸，分曹建署，补除卒吏，召致宾客，因其货贿，假以声势；大者统籓方，小者为守牧，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
所以百姓对于上，畏惧如豺狼，憎恶如仇敌。
如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养，加上国权兵柄颛
用来抵御豪强，恩惠可以施及孤寡，强力可以抵御奸寇，政令可以改变风俗。
那些曾经经历过战阵的将校，以及功臣的子弟，请根据情况给予适当的赏赐。如果没有治理人民的才能，就不应该担任这个官职，这样就可以杜绝干犯禁令的祸患。
我之前所说的‘百工淫巧，是因为制度没有确立’，我请求用官位和俸禄来限制他们的器用车服，禁止使用金银珠玉，锦绣雕镂。如果不私藏于家中，就不会有放纵心思的巧技了。
我之前所说的‘辨校叶’，是通过考察言论来询问行为；我之前所说的‘形于耻格’，是通过道德来规范礼仪；我之前所说的‘念生寡而食众，可以罢斥惰游’，已经在前文中详细说明了。
我之前所说的‘令烦而治鲜，要察其行否’，我听说号令是治国的工具。君主审慎地发布，臣子恭敬地执行，如果有亏欠或停止，罪在不赦。如今陛下号令繁多而治理效果稀少，难道不是执行者有所隐瞒和欺骗吗？
我之前所说的‘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其敢爱死’。从前晁错为汉朝削除诸侯，并非不知道祸患即将来临，忠臣之心，壮夫之节，只要有利于国家，死而无悔。
我并非不知道言论一出就会引来祸患，计策一执行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只是痛心国家的危难，哀叹人民的悔恨，怎能忍心姑息时忌，窃取陛下的一时宠爱呢？
从前龙逄死后启发了商朝，比干死后启发了周朝，韩非死后启发了汉朝，陈蕃死后启发了魏朝。
如今我来到这里，有关部门或许不敢推荐我的言论，陛下也无法察知我的心思，退朝后必定会被权臣所杀，我幸运地能够与四位先贤在地下相会，这本来就是我的愿望。
不知道谁会杀我，我死之后，又有谁会启发后人呢！
至于君主的过失，政教的瑕疵，前日的弊端，我已经说过了。
如果要施惠于天下，修治近古的政教而达到和平，这在于陛下的行动。
然而我上面所陈述的，实在是因为我亲自接受了陛下的询问，不敢不逐条回答。
虽然我愚钝，但认为还没有完全揭示教化的根本和皇王的重要道理。
恳请陛下以事奉天地来教导人们恭敬，以奉祀宗庙来教导人们孝顺，以赡养老人来教导人们尊敬长辈，以抚育百姓来教导人们慈爱幼小，调和元气以养育万物，扇动大和以延长寿命，可以无为而治，垂拱而成就教化。
至于考虑陶钧之道，在于选择宰相来任用，使他们掌握造化的权柄；考虑保定之功，在于选择将帅来任用，使他们修治外部的寄托；考虑百度的求正，在于选择庶官来任用，使他们专心于职业的守则；考虑百姓的怨痛，在于选择良吏来任用，使他们明白惠养的方法。
自然言语足以成为天下的教导，行动足以成为天下的法则，仁爱足以劝善，正义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劳神苦思，然后才能达到治理呢！
当时，第策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见到蕡的回答后感叹不已，认为超过了古代的晁错和董仲舒，但因为害怕宦官的报复，不敢推荐。
士人读到他的言辞，无不感慨流泪。
谏官和御史纷纷上奏称赞他的正直。
当时，被选中的有二十三人，所说的都是琐碎的常务，大多得到了优厚的调任。
河南府参军事李郃说：“蕡被逐而我留下，我的脸面何其厚啊！”于是上疏说：“陛下在正殿求直言，使人得以自奋。我才能和志向懦弱，不能质询今古的是非，使陛下听到未曾听闻的言论，做未曾做过的事情，内心忽忽不安，愧对神明。
如今蕡的回答，敢于毫无保留地尽言，甚至涉及皇王的成败，陛下所防范的，时政的安危，不私心所料，又引用《春秋》为据，汉、魏以来，无人能与蕡相比。
有关部门因为他的言论涉及攻击和忤逆，不敢上报。
自从诏书下达后，万口纷纭，感叹他的诚直，以至于流泪，认为蕡指摘左右，害怕近臣怀恨，变故非常，朝野惴惴不安，诚恐忠良之道穷尽，纲纪断绝，季汉之乱，复兴于今。
以陛下的仁圣，近臣因此没有害忠良的阴谋；以宗庙的威严，近臣因此没有加速败亡的祸患。
指事取验，何惧直言？
况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人，蕡以直言回答陛下的询问，即使攻击也必容忍，即使过错也当奖励，书写于史册，千古光明。
如果万一蕡不幸死去，天下必定会说陛下暗中杀害正直之人，结仇于海内，忠义之士，皆畏惧诛杀，人心一旦动摇，无法自解。
何况我的回答，远不及蕡，内心怀有愧耻，自认为贤良，奈何人言何！
请求收回我所授的官职，以表彰蕡的直率。
我逃避苟且的惭愧，朝廷有公正的道路，陛下免去天下的疑虑，岂不美哉！”
皇帝没有采纳。
李郃字子玄，后来历任贺州刺史。
蕡回答后七年，发生了甘露之难。
令狐楚、牛僧孺节度山南东西道，都上表推荐蕡为幕府，授予秘书郎，以师礼相待。
但宦官深恨蕡，诬陷他有罪，贬为柳州司户参军，最终去世。
起初，皇帝恭俭求治，立志除去凶人，但懦弱而不明智，臣下害怕祸患不敢言，因此蕡在回答中极力陈述晋襄公杀阳处父以告诫皇帝，又引用阍弑吴子，暗中赞许皇帝决断。
皇帝后来与宋申锡谋诛守澄未成，守澄废黜皇帝的弟弟漳王并斥退申锡，皇帝在中间犹豫不决，不敢做主。
贾餗与王涯、李训、舒元舆位居宰相，因谋事失败，都被宦官灭族，宦官势力更加猖獗，皇帝因此忧愤而死。
及至昭宗诛杀韩全诲等人，左拾遗罗衮上言：“蕡在太和年间，宦官开始猖獗，因直言献策请求剥夺爵土，恢复扫除之役，结果遭到谴责和流放，身死异乡，六十余年，正人义士切齿饮泣。
等到陛下幽禁东内，幸临西州，王室几乎丧亡。
如果蕡的策论早被采用，那么防微杜渐，逆节可消，何至于殷忧多难，远及圣世呢！
如今天地反正，枉死的魂魄愤恨，有望于陛下。”
皇帝感悟，追赠蕡为左谏议大夫，寻访他的子孙并授予官职。
赞曰：汉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对，陈述天人的大概，缓而不切实际。
蕡与诸儒一同进言，唯独讥讽宦官，但也过于疏直了。
告诫皇帝不要泄露言论，而自己却在朝廷上诵读，为什么呢？
后来宋申锡因谋泄被贬，李训因计谋不善而死，宦官势力更加猖獗，岂能不引以为戒！
意蕡之贤，应当先以忠诚结交皇帝，然后为皇帝谋划天下的安危，或许可以缓解祸患吧！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列传-卷一百零三-注解
刘蕡：刘蕡，字去华，唐代幽州昌平人，以明《春秋》著称，擅长谈论古代兴亡之事，具有深谋远虑和救世之志。
幽州昌平：唐代地名，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区，是刘蕡的出生地。
春秋：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史书，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刘蕡精通此书。
元和：唐宪宗的年号（806-820年），这一时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
神策中尉：唐代禁军神策军的将领，王守澄曾担任此职，因弑逆罪而臭名昭著。
北司：唐代宦官集团的别称，因其掌握兵权，横行朝野，被称为“北司”。
太和二年：唐文宗的年号，太和二年为828年。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唐代科举考试的一种科目，选拔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才。
玄默无为：道家思想中的治国理念，主张君主应清静无为，顺应自然。
端拱司契：指君主以庄重威严的姿态治理国家，掌握权力。
陶氓心以居简：通过教化使百姓心性淳朴，生活简朴。
凝日用于不宰：指君主不干预百姓的日常生活，任其自然发展。
厚下以立本：通过厚待百姓来巩固国家的根本。
推诚而建中：以诚信为基础，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
天人通，阴阳和：指天地人和谐，阴阳平衡，是古代理想的社会状态。
三代令主：指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
质文迭救：指治国之道在质朴与文治之间交替调整。
百氏滋炽：指百家学说兴盛，思想纷繁复杂。
风流浸微：指社会风气逐渐衰微。
三五之遐轨：指三皇五帝的治国之道。
鸿绪：指祖宗的伟大事业。
阜财发号：指通过发展经济、发布政令来治理国家。
夷吾轻重之权：指管仲（字夷吾）的经济政策，强调轻重缓急的权衡。
严尤底定之策：指严尤的治国策略，强调稳定国家根基。
元凯之考课：指元凯的考核制度，强调官员的绩效评估。
叔子之克平：指叔子的平定叛乱之功。
龟鉴：指借鉴历史经验。
中庸：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强调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处世态度。
谠言：指正直的言论。
宵衣旰食：形容君主勤于政事，早起晚睡。
股肱之大臣：指辅佐君主的重要大臣。
布衣之臣：指平民出身的官员。
宫闱将变：指宫廷内部可能发生变故。
社稷将危：指国家可能面临危机。
太祖肇其基：指唐高祖李渊开创唐朝基业。
太宗：指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以其开明的统治和贞观之治著称。
玄宗：指唐玄宗李隆基，唐朝的第七位皇帝，以其开元盛世和天宝之乱闻名。
董仲舒：西汉时期的儒家学者，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
曹节、侯览：东汉末年的宦官，以其专权和腐败著称，导致了东汉的衰落。
樊哙：西汉初年的将领，以忠诚和勇敢著称，曾参与刘邦的起义。
袁盎：西汉时期的官员，以直言敢谏著称，曾多次劝谏汉武帝。
京房：西汉时期的学者，以研究《易经》和占卜著称，因直言进谏而被杀。
窦武：东汉末年的官员，以忠诚和正直著称，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杀。
赵鞅：春秋时期晋国的卿大夫，以其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著称。
狐射姑：春秋时期晋国的卿大夫，以其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著称。
阳处父：春秋时期晋国的卿大夫，以其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著称。
秦二世：指秦朝的第二位皇帝胡亥，以其暴政和秦朝的迅速灭亡著称。
汉元成：指西汉的元帝和成帝，以其统治时期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著称。
唐、虞：指尧和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以其贤明和治世著称。
四凶：指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四个恶人，分别是共工、驩兜、三苗和鲧。
赵高：秦朝末年的宦官，以其专权和腐败著称，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恭、显：指东汉末年的宦官曹节和侯览，以其专权和腐败著称。
敬宗：指唐敬宗李湛，唐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以其昏庸和统治时期的动荡著称。
贪臣聚敛：指贪婪的官员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财富，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宠信。
奸吏因缘：指奸诈的官吏利用职权和机会玩弄法律，进行不法行为。
冤痛之声：指因不公正待遇或冤屈而产生的痛苦呼声。
九天、九泉：九天指天界，九泉指地下，这里用来形容冤屈之声传遍天地。
陈胜、吴广：秦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他们的起义标志着秦朝的灭亡。
赤眉、黄巾：分别是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他们的起义对当时的政权造成了巨大冲击。
汉元帝：西汉的一位皇帝，其在位期间国家政治逐渐腐败，国力衰退。
德音：指皇帝的恩德和仁慈的言论。
脩己以先之：指通过自我修养来影响和教化他人。
仁寿：指通过良好的政策和教化使人民长寿和幸福。
救灾旱：指通过真诚和努力来应对自然灾害，如旱灾。
广播殖：指通过观察和利用人民的劳动能力来促进农业生产。
国廪罕蓄：指国家仓库储备不足，主要原因是浪费和不必要的开支。
吏道多端：指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存在多种问题，主要是选拔不当。
豪猾逾检：指豪强和不法之徒超越法律界限，主要是由于法律执行不一致。
生徒惰业：指学生和学者懒惰，主要是由于教育机构的腐败和失职。
列郡干禁：指地方政府违反中央禁令，主要是由于任命不当的官员。
御豪强：指控制或管理有权势的家族或个人，以防止其滥用权力。
惠孤寡：指对孤儿和寡妇等弱势群体给予恩惠和照顾。
御奸寇：指防御和打击奸邪和盗贼。
移风俗：指改变或改善社会风俗习惯。
百工淫巧：指各种工匠过度追求技巧和装饰，导致奢侈浪费。
辨校叶：比喻通过考察言行来辨别是非。
形于耻格：指通过道德和礼仪来规范行为。
念生寡而食众：指考虑到生产少而消费多的情况，应减少懒惰和游手好闲的人。
令烦而治鲜：指政令繁多但治理效果不佳。
博延群彦：指广泛邀请有才德的人士。
造廷待问：指在朝廷上等待被询问。
晁错：西汉时期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因主张削藩而被杀。
龙逄：商朝末年的忠臣，因直谏而被杀。
比干：商朝末年的忠臣，因直谏而被剖心。
韩非：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因被诬陷而被杀。
陈蕃：东汉末年的忠臣，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杀。
甘露之难：指唐文宗时期的一次政治事件，因甘露之变而得名。
令狐楚：唐朝时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牛僧孺：唐朝时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宋申锡：唐朝时期的政治家，因谋诛宦官失败而被贬。
贾餗：唐朝时期的政治家，因谋诛宦官失败而被杀。
王涯：唐朝时期的政治家，因谋诛宦官失败而被杀。
李训：唐朝时期的政治家，因谋诛宦官失败而被杀。
舒元舆：唐朝时期的政治家，因谋诛宦官失败而被杀。
韩全诲：唐朝时期的宦官，因专权而被杀。
罗衮：唐朝时期的官员，因直言进谏而闻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新唐书-列传-卷一百零三-评注
刘蕡的这篇策论是唐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复杂局面和士人的救世情怀。文章以唐文宗的策问为背景，刘蕡通过对古代治国理念的回顾，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首先强调了古代哲王‘玄默无为’的治国理念，认为君主应顺应自然，厚待百姓，推诚建中，以达到天人和谐、阴阳平衡的理想状态。这种思想深受道家‘无为而治’的影响，体现了唐代士人对理想政治的追求。
刘蕡在策论中进一步分析了唐代政治的弊端，指出‘权纲驰迁’、‘宦人握兵’、‘凶丑朋挻’等问题，直指宦官专权、朝政腐败的现状。他痛斥宦官集团‘北司’的横行霸道，认为其‘外胁群臣，内掣侮天子’，严重威胁了国家的稳定。这种批判不仅体现了刘蕡的胆识，也反映了唐代士人对宦官专权的普遍不满。
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刘蕡也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主张‘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强调君主应勤于政事，任用贤能，摒弃奸佞。他还提出‘进股肱之大臣’，认为应重用辅佐君主的重要大臣，以巩固国家的根基。这些建议体现了儒家‘贤人政治’的思想，反映了刘蕡对理想政治的追求。
刘蕡的策论还体现了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他引用《春秋》中的‘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岁之元也’，强调君主应‘奉若天道’，以谨慎的态度治理国家。他还通过对三代兴亡的分析，指出‘质文迭救’的重要性，认为治国之道应在质朴与文治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对历史经验的借鉴，体现了刘蕡的深厚学识和治国智慧。
此外，刘蕡在策论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救世情怀和责任感。他自称‘有正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达’，表达了自己虽无高位，但仍心怀天下的抱负。他甚至在策论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这种大胆的言论不仅体现了他对国家的深切忧虑，也展现了他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勇气。
总的来说，刘蕡的这篇策论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政治文献，也是唐代士人精神的集中体现。它通过对古代治国理念的回顾和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展现了刘蕡深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责任感。这篇策论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这段文本是一篇典型的古代政治谏言，作者通过引用历史事件和人物，向当时的皇帝提出了关于治国理政的建议。文本中提到的太宗、玄宗、董仲舒等历史人物和事件，都是为了强调贤明统治的重要性。作者通过这些历史典故，向皇帝传达了任用贤臣、远离奸佞、明辨是非的治国理念。
文本中提到的《春秋》是儒家经典之一，作者通过引用《春秋》中的典故，强调了君主应当遵循正道、亲近贤臣的重要性。例如，作者提到《春秋》中记载的‘阍弑吴子余祭’，以此警示皇帝不要疏远贤士，亲近刑人，否则会导致国家的衰败。
作者还通过对比历史上的兴亡教训，向皇帝提出了具体的治国建议。例如，作者提到秦二世和汉元成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未能明辨是非、任用奸佞，而尧、舜的成功则是因为他们能够任用贤臣、远离谗佞。通过这些对比，作者希望皇帝能够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文本中还提到了百姓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国家的兴衰与百姓的福祉息息相关。作者引用《春秋》中‘梁亡’的典故，强调了君主应当关心百姓的疾苦，施行仁政，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总的来说，这篇文本通过引用历史典故和儒家经典，向皇帝提出了关于治国理政的深刻见解。作者强调了任用贤臣、远离奸佞、关心百姓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这些建议，帮助皇帝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篇文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反映了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些核心理念。
这段古文深刻揭示了古代中国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的根源。作者通过对比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当时的政治现状，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文中提到的贪臣、奸吏、冤痛之声等，都是对当时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的直接批评。
作者通过对汉元帝时期的政治腐败的描述，暗示了当前政权可能面临的危机。他强调了皇帝的责任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自我修养和正确的政策，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文中还提到了救灾、农业生产、国家储备、官员选拔、法律执行和教育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国家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作者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如去贪臣、除奸吏、选贤任能、立制度、修教化等。
最后，作者通过对古代制度的回顾，表达了对恢复古代良好政治传统的期望。他认为，只有通过恢复古代的制度和文化，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不仅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理想政治状态的追求。它体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段古文出自唐代刘蕡的《对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是刘蕡在唐文宗时期的一次策问中对时政的深刻分析和建议。文章通过对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剖析，展现了刘蕡作为一位忠臣的忧国忧民之情。
首先，刘蕡提出了对豪强的控制、对孤寡的恩惠、对奸寇的防御以及对风俗的改善等具体措施，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他强调，只有具备治人之术的人才能担任官职，这样才能杜绝干禁之患。这一观点反映了刘蕡对官员选拔的严格要求，以及对政治清明的追求。
其次，刘蕡批评了当时社会上的奢侈浪费现象，主张通过官位禄秩来限制器用车服，禁止使用金银珠玉、锦绣雕镂等奢侈品。他认为，只有不蓄于私室，才能杜绝荡心之巧。这一观点体现了刘蕡对节俭和廉洁的重视，以及对奢侈风气的批判。
再次，刘蕡提出了通过考察言行来辨别是非、通过道德和礼仪来规范行为的主张。他认为，只有通过道德和礼仪的教化，才能达到齐礼的效果。这一观点反映了刘蕡对道德教化的重视，以及对礼治的推崇。
此外，刘蕡还强调了号令的重要性，认为号令是治国之具，君主要审慎出令，臣子要奉令而行。他批评了当时令烦而治鲜的现象，认为这是由于持之者有所蔽欺所致。这一观点体现了刘蕡对政令执行的严格要求，以及对政治清明的追求。
最后，刘蕡表达了自己作为忠臣的决心，表示即使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僇，也要为社稷之危、生人之悔而直言进谏。他引用了历史上龙逄、比干、韩非、陈蕃等忠臣的事迹，表明自己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献身的决心。这一观点体现了刘蕡作为一位忠臣的崇高气节和无私精神。
总的来说，刘蕡的这篇策问不仅是对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刻剖析，也是他作为一位忠臣的忧国忧民之情的真实写照。他的观点和建议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后世的政治治理和社会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