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毕沅（1730年—1797年），清代史学家、官员，主持编撰《续资治通鉴》。他以博学多才著称，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
年代：编撰于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
内容简要：《续资治通鉴》共220卷，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续作，记载了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历史。全书按编年体例编写，内容详实，是研究宋、元历史的重要文献。它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六十五-原文
起强圉协洽正月，尽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治平四年（辽咸雍三年）
春，正月，庚戌朔，群臣上尊号册于大庆殿，太尉奉册授閤门使，转授内常侍，由垂拱殿以进。是日，大风霾。
辛亥，辽主如鸭子河。
丁巳，帝崩于福宁殿。太子即位，时年二十。百官入福宁殿发哀，听遗制，见上于东楹，皆如嘉祐之仪，惟入垂拱殿后门乃哭为异。
帝初晏驾，急召太子，未至，帝复手动，曾公亮愕然，亟告韩琦，欲且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复生，乃太上皇。”愈促之。
帝始为皇子，被召，戒舍人曰：“谨守吾舍，上有適嗣，吾归矣。”及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从容以为言，帝曰：“朕虽宫中命小臣亦然。”
戊午，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进官一等，优赏诸军，悉如嘉祐故事，惟百官拜赦不舞蹈。舞蹈者，嘉祐之失也。
己未，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以宰臣韩琦为山陵使。
御史刘庠言：“礼，居丧不饮酒食肉。仁宗之丧，百官乃诸军朝晡皆给酒肉，京师羊为之竭。请给百官素食。”礼官以为然，执政不从。
庚申，群臣拜表请听政，不允；表三上，乃从之。
枢密院召礼官，问诏辽母后书当何称，欲自称重侄，称彼为太母。判太常寺李东之、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等以为当称侄孙、叔祖母，从之。
三司使韩绛、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奏疏曰：“祖宗平天下，收敛其金帛，纳之内藏诸库，其所以遗后世之业厚矣。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近奉赦书，诸军将校赏给已行支散外，至于文武百官，既迁官加职，其诸赐赉，若更循嘉祐近例，窃虑国家财力不堪供给。伏乞检会真宗上仙及仁宗即位旧事施行。此乃先朝体例，非自今日裁损。所营山陵制度，遗诏戒从省约，乞下三司及经由州县，凡系科率所及路分，当职官吏，各据确数，明立期会，务在爱惜官私物力。今日月犹赊，足以为集。至于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啬为无益而弗为，不以小费为无伤而不节，深虑经远之计，以底烝民之生。方今之切务，莫先于此矣。”太子右庶子韩维言：“窃闻故事，大行皇帝当有遗留物分赐臣下。伏思承平日久，公私匮乏，又，四年之内，两遭大故，营造山陵及优赏士卒，所费不资。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赐赍，恐为损不少。若以为奉承先志，理不可罢，则望阅诸府库，取服用玩好物以充用，才足将意便可，不须过为丰侈。所有金帛诸物，可以赡兵恤民者，愿赐爱惜，以救当世之急弊。”奏入，诏遗赐令内侍省取旨，裁减山陵制度令三司奉行遗制。
初议山陵，帝以手诏赐执政曰：“国家连遭大丧，公私困竭，宜减节冗费。”且谓执政曰：“仁宗之丧，先帝避嫌不敢裁减，今则无嫌也。”
癸亥，内出遗留物赐宗室、近臣有差。帝谓执政曰：“仁宗御天下四十馀年，宫中富饶，故遗留特厚。先帝御天下才四年，固难比仁宗，然亦不可无也，故所赐皆减嘉祐三分之二。”
甲子，辽主御安流殿钓鱼。
丙寅，始御迎阳门幄殿听政，见百官。三司乞藏钱三十万缗助山陵支费，从之。
癸酉，群臣拜表请御正殿，不许；表三上，乃许之。
戊寅，以王陶为群牧使。
二月，乙酉，始御紫宸殿见群臣，退，御廷和殿视事。
龙图疾直学士韩维陈三事：“一曰从权听政，盖不得已，惟大事急务，时赐裁决，馀当简略。二曰执政皆两朝顾命大臣，宜推诚加礼，每事谘询，以尽其心。三曰百执事各有其职，惟当责任使以尽其材，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为失体。”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为，人君施设，自有先后，惟加意谨重。”并注释滕世子问孟子居丧之礼一篇，因推及后世变礼，以申规讽；帝嘉纳焉。
立安国夫人向氏为皇后。
丙戌，御垂拱殿。
辛卯，白虹贯日。
壬辰，手诏曰：“朕尝侍先帝左右，恭闻德音，以‘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辄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习行既久，义甚无谓。朕常念此，寤寐不平。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乎？可诏有司革之。’朕恭承遗旨，敢不遂行！可令中书门下议，隆诏有司，以发扬先帝盛德。”于是令陈国长公主行见舅姑之礼，王师约更不升行。公主行见舅姑之礼自此始。
三月，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王陶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陶入对便殿，帝问以时事，陶请谨听纳，明赏罚，斥佞人，任正士，复转对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劝农桑，先俭素以风天下，限年艺以汰冗兵。
命天章阁待制陈荐同修撰《仁宗实录》。
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为给事中、知黄州，主客员外郎、殿中侍殿史里行蒋之奇为太常博士、监道州酒税。
先是监察御史刘庠劾参知政事欧阳修入临福宁殿，衰服下衣紫衣，帝寝其奏，遣使谕修，令易之。朝论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众，欲击去之，其事无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从弟也，坐举官被劾，冀会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怨修切齿。修长子发娶盐铁副使吴充女，良孺因谤修帷薄，事连吴氏。集贤校理刘瑾，与修亦仇家，亟腾其谤。思永闻之，间以语其僚属。之奇始缘濮议合修意，修特荐为御史
方患众论指以为奸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独上殿劾修，乞肆诸市朝。
帝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为证，坚请必行。
之奇初不与同列谋之，后数日，乃以奏稿示思永，挽思永自助。
思永以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议，违典礼以犯众怒，不宜更在政府。
帝乃以之奇、思永所奏付枢密院。
修上章自辨。
帝初欲诛修，以手诏密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思恭极力救解。
帝悟，复取之奇、思永所奏以入，并修章付中书，令思永、之奇具传达人姓名以闻。
之奇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辞以出于风闻；因极陈大臣朋党专恣，非朝廷福。
修复言：“臣忝列政府，枉遭诬陷，惟赖朝廷推究虚实，使罪有所归。”
章凡三上。
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与辨正虚实，使门户不致枉受污辱。
于是帝复批付中书，令思永等具传达人姓名并所闻因依明据。
思永与瑾同乡，力为瑾讳，乃言：“臣待罪宪府，凡有所闻，合与僚属商议，故对之奇说风闻之由。然暧昧无实，尝戒之奇勿言。无所逃罪。”
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于思永，遂以上闻。如以臣不当用风闻言大臣事，臣甘与思永同贬。”
故二人同降黜。
帝手诏赐修，令起视事。
它日，帝谓吴奎曰：“蒋之奇敢言，而所言暧昧，既罪其妄，欲赏其敢。”
奎曰：“赏罚难并行。”
乃止。
权知贡举司马光等上言，所考试合格进士许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经、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
诏：“进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赐及第，第四等赐同出身。明经诸科第一、第二并赐及第，第三等赐同出身。敕下贡院放榜，安世及第二、第三人并为防御、团练推官，其馀注官守选如例。”
丙辰，命提点开封府界公事、祠部郎中陈汝义判三司都磨勘司，以知开封县、都官员外郎罗恺代其任。
恺入见，问府界事，皆不知能，帝不悦。
及见汝义问之，应答详敏。
翼日，谓执政曰：“恺不才，宜复用汝义，仍与馆职。”
执政言汝义资序已高，复为提点则下迁，宜但令试馆职而已；帝从之。
知制诰邵必言：“陛下新即位，以言语擢汝义，如汉文赏上林啬夫，恐臣下争以利口求进。乞罢之。”
不从。
昌王颢、乐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诏两制与太常礼院详定典礼。
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言：“谨按大行遗制，丧服以日易月，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并依先朝典故。惟宗室出则惨服，居则衰麻以终制。盖一法度，所以尊天子也。皇帝承大统，奉宗庙，昌王、乐安郡王当与宗室同例，不容以私恩为异。”
从之。
丙寅，钱明逸罢翰林学士，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
先是御史蒋之奇言：“明逸倾险憸薄，在仁宗朝，附贾昌朝、夏竦、王拱辰、张方平之党，陷杜衍、范仲淹、尹洙、石介之徒，朝廷一空，天下同疾。况文辞纰缪，政术乖疏，岂可冒居禁苑！”
而同知谏院傅卞亦有言。
执政召明逸，未以台谏章疏，使自引疾，因改命之。
丁卯，三司言：“在京粳米约支五年以上，虑岁久陈腐，欲令发运司于上供年额，权住起发五十万石，于谷价贵处减和籴之数，变市金银绢，输榷货务封桩，分给三路，以备军需。”
从之。
壬申，尚书左丞、参知政事欧阳修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
彭思永等既以论修贬，而知杂事御史苏寀、御史吴申言犹不已；修亦三表乞罢，故命出守。
初，英宗以疾未视朝，太皇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未同，修未尝不力争。
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
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请，前此执政多弇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
用是怨诽者益多。
英宗尝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
修亦尝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
既出守，遂连六表乞致仕，不从。
癸酉，以枢密副使、礼部侍郎吴奎参知政事。
帝欲用奎，宰相言：“陈升之有辅立陛下功。”
帝曰：“奎辅立先帝，其功尤大。”
遂越次用之。
奎入谢日，进《治说》三篇。
帝尝语以追尊濮王事与汉宣帝异，奎对曰：“然，宣帝于昭帝祖行，昭穆不相当，又大臣所立，岂同仁宗！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诚牵私恩。”
帝言：“此为欧阳修所误。”
奎对曰：“韩琦于此事亦失众心。臣数为琦所悖，天下公论，不敢于君前有所隐。”
它日，奎进言：“陛下宜推诚以应天，天意无它，合人心而已。若至诚格物，物莫不以至诚应于上，自然感召和气。今民力困极，国用窘乏，直须顺成，然后可及它事也。帝王之职，所难在判别忠邪，其馀庶务，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则自治矣。”
帝因言尧时四凶犹在朝，奎对曰：“四凶虽在，不能惑尧之聪明。圣人以天下为度，何所不容！未有显过，固宜包荒，但不可使居要近耳。”
太常礼院言：“准嘉祐诏书，定太庙近世八室之制。今大行皇帝祔庙有日，僖祖在七室之外，礼当祧迁。将来山陵毕，请以大行皇帝神王祔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祧藏于西夹室，以待禘祫。自仁宗而上至顺祖，以次升迁，伏请下两制待制以上参议。”
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言：“同堂八室，庙制已定，僖祖当祧，合于典礼，请依礼院所奏。”
诏恭依。
乙亥
徙陶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权御史中丞，两易其任。
丁卯，光入谢，言：“自顷宰相权重，今陶以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宰相押班然后就职。”许之。
时光中丞告已进入，而王陶学士之命，中书独持之不下。
戊辰，吴奎、赵概面对，坚请黜陶于外，帝不许；复请授群牧使，许之。
既而直批送中书，以陶为翰林学士。
时琦方在告，不出，奎即具奏言：“昔唐德宗疑大臣，信群小，斥陆贽而以裴延龄等为腹心，天下称为暗主。今陶挟持旧恩，排抑端良。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向来相承，非由二臣始废。今若又行内批，除陶翰林学士，则是因其过恶，更获美迁，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
己巳，奎遂称疾求罢。
帝封奎答刂子以示陶，陶复劾奎附宰相、欺天下六罪。
侍御史吴申、吕景奏乞留陶依旧供职，并劾奎有无君之心，数其五罪。
帝以手礼赐知制诰邵亢，趣讲入陶学士告，亢遂言：“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
帝由是有逐奎意。
龙图阁直学士韩维言：“宰相跋扈，王法所当诛也。陶言是，宰相安得无罪！陶言非，则安得罢台职而已！今为翰林学士，是迁也。愿廷对群臣，使是非两判。”
庚午，帝批付中书：“王陶、吴申、吕景，过毁大臣，陶出知陈州，吴申、吕景罚铜二十斤；吴奎位执政而弹劾中丞，以手诏为内批，三日不下，其罢知青州。”
帝语张方平曰：“奎罢，当以卿代。”方平辞，且言：“韩琦久在告，奎免，必不复起。琦勋在王室，愿陛下复奎位，手诏谕琦，以全始终之分。”
司马光言：“奎名望素重，今为陶罢奎，恐大臣皆不自安，纷纷引去，于四方观听非宜。”
辛未，公亮入对，亦请留奎，帝许之。
壬申，召奎对延和殿，慰劳，使复位，曰：“成王岂不疑周公邪！”
奎既复位，邵亢更以为言，帝手札谕亢曰：“此无它，欲起坐卧者耳！”盖指琦也。
初，王陶事琦甚瑾，琦深器之。东宫始建，英宗命以蔡抗为詹事，琦因荐陶。文彦博私谓琦，盍止用抗，琦不从。及帝即位，颇不悦大臣之专，陶料必多所易置，欲自规重位，故视琦如仇，力攻之。彦博谓琦曰：“颇记除詹事时否？”琦大愧曰：“见事之晚，直宜爱挞！”
陶既至陈州，谢表诋宰相不已，中书拟再贬。光言：“陶诚有罪，然陛下欲广言路，屈己爱陶，而宰相独不能容乎！”乃止。
罢诸州岁贡饮食果药。
癸酉，诏：“陕西、河东经略转公运司，察主兵臣僚怯懦，老病者以闻。”
司马光上疏，论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且曰：“臣昔为谏官，即以此六言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是月，录京师系囚，遣使巡行陕西、河北、京东、西路体量安抚。
五月，辛巳，以久旱，命宰臣祷雨。
韩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王陶弹奏，不过文德殿押班，先尝面奏。旧以前殿退晚，及中书聚厅见客，日有机事商议，故不及押班，为岁已久，即非今始。今检详唐及《五代会要》，每月凡九开延英，则明其馀不坐之日，宰臣须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对宰臣日，未御内殿前，令閤门使传宣放班，则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来，继日临朝，宰臣奏事。《祥符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行之不久，渐复堕废。缘中书朝退后议政，动逾时刻，若日赴文德押班，则机务常有妨滞。乞下太常礼院详定。”
司马光言旧制当押班，不须详定。
癸未，诏：“自今昼刻辰正，垂拱奏事未毕，听宰相不赴文德殿，令御史台放班退。未及辰正，并依《祥符敕令》，永为定制。”
壬辰，辽主驻纳葛泺。
甲辰，以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里行，从翰林学士王珪、范镇之荐也。唐英初调谷城令，县圃岁畦姜，贷种与民，还其陈，复配买取息。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于其中，闻者咨美。英宗初立，唐英上谨始书，言：“为人后者为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圣听者。愿杜其渐。”既而濮议果起，珪、镇谓唐英有先见之明，故荐之。
乙巳，宝文阁成，置学士、直学士、待制官，奉英宗御书藏于阁。
六月，戊申，辽有司奏新城县民杨从谋反，伪署官吏，辽主曰：“小人无知，此儿戏耳。”独流其首恶，馀释之。
河北旱，民流入京师。待制陈荐请以便籴司陈粟贷民，户二石，从之。
司马光上疏曰：“圣王之政，使民安土乐业而无离散之心，其要在于得人而已。以臣愚见，莫若择公正之人为河北监司，使察灾伤州县，守宰不胜任者易之，然后多方那融斗斛，使赈济土著之民，居者既安，则行者思反。若县县皆然，岂复有流民哉！”
于是诏河北运司约束州县，倍加存恤。
己未，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赵抃知谏院。入谢，帝谓抃曰：“闻卿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事邪？”
故事，近臣自蜀还者，必登省府，不为谏官；大臣以为疑，帝曰：“吾赖其言耳。倘欲大用，何必省府乎！”
抃上疏言任道德，委辅弼，别邪正，去侈心，信号令，平赏罚，谨机密，备不虞，勿数赦，容谏诤十事。
又言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马默，皆骨鲠敢
言，久谴不复，无以慰搢绅之望。复论五费，谓宫掖、宗室、官滥、兵冗、土木之事，多见纳用。
辛未，诏：“天下官吏有能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
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向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经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望令中外臣庶，条其利害，委侍从台省官集议裁定，使力役无偏重之患，则农民有乐业之心。”帝纳其言，故有是诏。役法之议始此。
陕西运运使薛向言：“知青涧城种谔招西人硃令陵，最为横山得力酋长，已给田十顷、宅一区，乞除一班行，使夸示诸羌，诱降横山之众。”诏增给田五顷。谔，世衡之子也。向在英宗时，尝献《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陈御边五利：一曰任将帅以制其冲，二曰亟攻伐以罢其敌，三曰省戍兵以实其力，四曰绝利源以敝其国，五曰惜经费以固其本。疏奏，英宗称善，尝置诸左右，帝见而奇之。会边臣多言横山族帐可招纳者，是日，召向入。凡向所陈计策，帝皆令勿语两府，自以手诏指挥。
壬申，辽以度支使赵徵参知政事。
乙亥，御史张纪言：“近岁以来，百司庶务，多禀决于中书。臣谓政府不当侵有司之职，有司亦不当以细务汩政府。”诏：“中书、枢密院，应细务合归有司者，条析以闻。”后中书具三十一事，枢密院具六十二事，皆归之有司。
秋，七月，庚辰，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言：“本朝典礼，循唐之旧，真宗、仁宗皆祀于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享明堂，伏请以大行皇帝配。”诏恭依。
诏察富民与妃嫔家婚姻夤缘得官者。
己丑，命户部郎中赵抃、刑部郎中陈荐详定中外封事。先是帝命张方平、司马光，至是复令抃等同之。
辛卯，告大行皇帝谥于天地、宗庙、社稷。
壬辰，上宝册于福宁殿。
帝初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罢内职，独句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留如故。司马光疏言：“居简资性奸回，工谗善佞，久处近职，罪恶其多。顷在先朝，依凭城社，物论切齿。及陛下继统，乃复先自结纳，使宠信之恩，过于先帝。愿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帝曰：“祔庙毕，自当去。”光曰：“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帝从之。癸巳，居简罢为供备库使。
乙未，以三司检法官吕惠卿编校集贤书籍。惠卿与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荐其才于曾公亮，遂举馆职。惠卿，晋江人也。
辛丑，荧惑昼见，凡三十五日。
丙午，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指陈得失。之邵，绵竹人，为曲水令，转运使以轻缣高其价，使县配卖，之邵言：“县地狭人贫，耕者亡几，方岁俭饥，羌夷数入寇，不可复困之以求利。”转运使怒。会帝即位求言，乃上书曰：“千里之郡，有利未必兴，有害未必除者，转运使、提点刑狱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兴，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应在公逋负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泽不下流而细民日困。如择贤才以为三司之官，稍假郡县以权，则民瘼除矣。”然后监番、棸、蹶、楀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义以亲睦九族，兴坠典，拔滞淹，远夸毘，来忠谠。凡所建置，必与大臣共议以广其善，号令威福则专制之。如此，则太平可拱而俟也。”书奏，不报，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以太子中允致仕，时年未四十也。范镇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学富而行笃，少我二十一岁而先我挂冠，使吾慊然。”
夏国遣使奉慰及进助山陵。
八月，丁未朔，太白昼见。
辛亥，司马光言：“窃闻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臣窃以为非宜。陛下内有两府、两省、台谏，外有提、转、牧、守，皆腹心耳日股肱之臣也。诚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则天下之事，犹一堂之上，陛下何患于不知哉！今深处九重，询于近习，采道听涂说之言，纳曲躬附耳之奏，不验虚实，即行赏罚，臣恐谗邪得以逞其爱憎，而陛下为之受其讥谤也。”
戊午，复夏人和市。
张方平、司马光奏所详定内外封事，帝令中书参议。光对延和殿，言：“封事善者，在陛下决行之。”帝曰：“大臣多不欲行。”光曰：“陛下询荛以广聪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癸亥，诏：“详定封事所奏，如其中有难行者，可召详定官赴中书问难，令述利害以进。”
己巳，京师地震。帝问辅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对曰：“天裂，阳不足；地震，阴有馀。”帝曰：“谁为阴？”公亮曰：“臣者君之阴，子者父之阴，妇者夫之阴，夷狄者中国之阴，皆宜戒之。”吴奎曰：“但为小人党盛耳。”帝不怿。
癸酉，葬宪文肃武宣孝皇帝于永厚陵，庙号英宗。
是月，判河阳军富弼上疏曰：“帝王都无职事，惟别君子、小人。然千官百职，岂尽烦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者，不使一小人参用于其间，莫不得人矣。陛下勿谓所采既广，所得必多，其间当防小人惑乱圣听。奸谋似正，诈辞似忠，疑似之际
投枪大哭，遂举众从谔而南，得酋领三百，户万五千，胜兵万人。将筑城于其地，诜以无诏出师，召谔还。军次怀远，虏众四万人坌集城下。谔出兵击走之，遂城绥州。
初，谔言名山约降，帝将令边臣招纳其众。司马光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于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馀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独不见侯景之事乎？”帝不听。及谔取绥州，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种谔既取绥州，夏人乃诈为会议，诱知保安军杨定等，杀之。朝廷谋西讨，邵亢曰：“天下财力殚屈，未宜用兵，唯当降意抚纳，俟不顺命，则师出有名矣。”因条上其事。”诏报曰：“中国民力，大事也。兵兴之后，不无倍率，人心一摇，安危所系。且动自我始，先违信誓，契丹闻之，将不期而自合，兹朕所深忧者。当悉如卿计。”于是欲弃绥州，知延州郭逵言：“贼既杀王官，而又弃绥不守，见弱已甚。且嵬名山举族来归，当何以处之？”帝不听。
十一月，丁丑，诏近臣各举才行可任使者一人。
文彦博言于帝曰：“诸路帅臣、转运使，职任至重，一道惨舒系焉，所宜择人久任。”又言：“两府堂陛之重，亦当久任，使其下不能倾危，乃可立事。”韩绛曰：“汉王嘉以为二千石尊重难危，乃可使下，况堂陛之势乎！”
戊寅，诏求直言。
诏御史台每遇起居日，令百僚转对。
丙戌，诏曰：“故事，二府初入，举所知者三人，将以观大臣之能。比年多因请谒干誉，荐者不公，其令中书、枢密院举人皆明言才业所长，堪任何事，以副朕为官择人之意。”
改命韩琦判永兴军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赐手札趣令治装。琦言：“边臣肆意妄作，构怨戎狄。臣朝夕引道非难，但须禀朝廷成算，愿召二府亟决之。”琦入辞，曾公亮等方奏事，乞与琦同议，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备员政府，所当共议。今籓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决不敢与闻。”又言：“王陶指臣为跋扈，今陛下乃举陕西兵柄授臣，夏有劾臣如陶者，则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犹未知朕意邪？”
丁亥，诏：“令天下州军各上所辖县令治状优劣，其条约，令考课院详定以闻。”
戊子，分命审臣祈雪。
置马监于河东交城县。
庚寅，诏：“近臣以举官不当，经三劾者，中书别奏取旨。”
壬辰，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于辽。
乙未，诏：“内外文武官各举所知二人，见任两府三人，或耻于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微累，遂废周行者，咸以名闻。”
先是以向传范知澶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传范，敏中之子也。知谏院杨绘言：“后族不当领安抚使，请易之，以杜外戚干进之渐。”文彦博曰：“传范累典郡有政声，非由外戚。”帝曰：“谏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它日妄求者。”己亥，命改知郓州。它日，绘又言曾公亮不当用其子孝宽判鼓院。帝谓滕甫曰：“鼓院，传达而已，何与于事？”甫曰：“人有诉宰相者，使其子传达，可乎？且天下见宰相子在是，岂敢复诉事？”帝为寝其命。绘亦解谏职，改兼侍读，绘固辞。甫言于帝，帝诏甫谕意，绘曰：“谏官不得其言则去，经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阅月，复知谏院。
十二月，丁未，辽参知政事刘诜仍为枢密副使，以枢密直学士张孝杰参知政事。己酉，以孝杰同知枢密院事。孝杰附耶律伊逊，故累迁。
辽主行再生礼，赦死罪以下。
辛酉，诏以来岁日食正旦，自乙丑避正殿，减常膳，罢朝贺。
壬戌，诏起居日增罢对官二人。
丙寅，诏曰：“狱者，民命之所系也。比闻有司岁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多。其具为令，提点刑狱岁终会死者之数以闻。委中书检察，或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更黜责。”
己巳，夏人求以亡命景询易嵬名山，郭逵曰：“询，庸人也，于事何所轻重！受之则不得不还名山，恐自是蕃酋无复敢向化矣。”是月，逵讠冋得杀杨定等首领姓名，谍告，将斩之于境以谢罪，逵曰：“是且枭死囚以绐我。”报曰：“必执李崇贵、韩道喜来。”夏人言杀之矣，逵命以二人状貌物色诘问，敌情得，乃锢而献之。
夏国主谅祚殂，年二十一，国人谥曰昭英皇帝，庙号毅宗，葬安陵；子秉常即位，时年七岁，梁太后摄政。
是月，韩琦至永兴。初，薛向、郭逵等议欲存绥州，诏琦度其可否，琦奏：“贼今已诱杀杨定等，绥州不可弃也。”及谅祚病死，其子秉常方幼，琦因奏：“当此变故，尤非弃绥之时。”文彦博、吕公弼耻于中变，督促弃绥如初，琦条陈不已。帝遣中使赍手诏访琦利害，琦复具奏，言绥不可弃，乃诏如琦议。
是岁，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胡宿卒。宿内刚外和，临事慎重，不辄发，发即不可回，尤顾惜大体，其笃行自厉，至于贵达，常如布衣时。
辽南京旱、蝗。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六十五-译文
从强圉协洽年正月开始，到十二月结束，共一年。
○英宗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治平四年（辽咸雍三年）
春天，正月，庚戌朔日，群臣在大庆殿上尊号册，太尉将册书交给閤门使，转交给内常侍，由垂拱殿进献。当天，大风霾。
辛亥日，辽主前往鸭子河。
丁巳日，皇帝在福宁殿驾崩。太子即位，时年二十岁。百官进入福宁殿哀悼，听取遗诏，在东楹见到皇帝，一切都按照嘉祐年间的仪式进行，只有进入垂拱殿后门才哭泣，这是与嘉祐年间不同的地方。
皇帝刚驾崩时，紧急召见太子，太子还未到，皇帝的手又动了，曾公亮感到惊讶，急忙告诉韩琦，想暂时停止召见太子。韩琦拒绝说：“先帝复活，就是太上皇。”更加催促太子前来。
皇帝最初是皇子时，被召见，告诫舍人说：“好好守护我的住所，上面有合适的继承人，我就要回去了。”等到即位后，每次任命近臣，必定以官职称呼而不直呼其名。大臣们从容地提出建议，皇帝说：“朕即使在宫中任命小臣也是如此。”
戊午日，大赦天下，除了常赦所不赦免的罪行。百官晋升一级，优厚赏赐各军，一切都按照嘉祐年间的惯例，只是百官拜赦时不跳舞。跳舞是嘉祐年间的失误。
己未日，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任命宰臣韩琦为山陵使。
御史刘庠说：“按照礼制，居丧期间不饮酒吃肉。仁宗的丧事，百官和各军早晚都供给酒肉，京城的羊因此被吃光了。请给百官素食。”礼官认为有道理，但执政大臣不同意。
庚申日，群臣上表请求皇帝听政，皇帝不答应；表章上了三次，才同意。
枢密院召见礼官，询问给辽国母后的诏书应当如何称呼，想自称重侄，称对方为太母。判太常寺李东之、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等人认为应当称侄孙、叔祖母，皇帝同意了。
三司使韩绛、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上奏说：“祖宗平定天下，收敛金银布帛，纳入内藏各库，留给后世的基业非常丰厚。自康定、庆历年以来，动用这些积蓄来帮助国家发展，百年的积蓄，只剩下空账。最近奉赦书，各军将校的赏赐已经发放，至于文武百官，既然已经升官加职，如果还按照嘉祐年间的近例进行赏赐，恐怕国家的财力无法承受。恳请参照真宗去世及仁宗即位时的旧例施行。这是先朝的体例，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裁减。所建的山陵制度，遗诏要求从简节约，请下令三司及经过的州县，凡是涉及科率的路分，当职官吏，各自根据确数，明确期限，务必爱惜官私物力。现在时间还充裕，足以完成。至于各种用度，不是急需的，不要因为小气而不做，不要因为小费而不节省，深谋远虑，以安定百姓的生活。当今的紧要事务，莫过于此。”太子右庶子韩维说：“我听说旧例，大行皇帝应当有遗留物分赐臣下。考虑到承平已久，公私匮乏，又，四年之内，两次遭遇大丧，营造山陵及优厚赏赐士卒，花费巨大。如果按照嘉祐年间的例子，厚行赏赐，恐怕损失不小。如果认为这是奉承先帝的意志，理不可废，那么希望查阅各府库，取用服用玩好之物以充用，只要足以表达心意即可，不必过于丰侈。所有金银布帛等物，可以用来赡养士兵、抚恤百姓的，希望赐予爱惜，以解救当今的急弊。”奏章呈上后，皇帝下诏遗赐令内侍省取旨，裁减山陵制度令三司奉行遗制。
最初讨论山陵时，皇帝用手诏赐给执政大臣说：“国家接连遭遇大丧，公私困竭，应当减少冗费。”并且对执政大臣说：“仁宗的丧事，先帝避嫌不敢裁减，现在则没有嫌隙了。”
癸亥日，内廷拿出遗留物赐给宗室、近臣，各有差别。皇帝对执政大臣说：“仁宗统治天下四十多年，宫中富饶，所以遗留物特别丰厚。先帝统治天下才四年，固然难以与仁宗相比，但也不可没有，所以所赐之物都减为嘉祐年间的三分之二。”
甲子日，辽主在安流殿钓鱼。
丙寅日，皇帝开始在迎阳门幄殿听政，接见百官。三司请求藏钱三十万缗以资助山陵费用，皇帝同意了。
癸酉日，群臣上表请求皇帝御正殿，皇帝不允许；表章上了三次，才同意。
戊寅日，任命王陶为群牧使。
二月，乙酉日，皇帝开始在紫宸殿接见群臣，退朝后，在廷和殿处理政务。
龙图疾直学士韩维陈述三件事：“一是从权听政，是不得已的，只有大事急务，才及时裁决，其余应当简略。二是执政大臣都是两朝顾命大臣，应当推诚相待，以礼相待，每事咨询，以尽其心。三是百官各有其职，应当让他们各尽其才，如果皇帝代替有司行事，最为失体。”又说：“天下大事，不可仓促行事，君主的施设，自有先后，应当特别谨慎。”并注释滕世子问孟子居丧之礼一篇，推及后世的变礼，以申明规劝；皇帝嘉许并采纳了。
立安国夫人向氏为皇后。
丙戌日，皇帝在垂拱殿听政。
辛卯日，白虹贯日。
壬辰日，皇帝手诏说：“朕曾经侍奉先帝左右，恭敬地听到先帝的教诲，说‘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娶皇帝女儿的，都升行，以避开舅姑的尊位。这种习俗已经很久了，意义不大。朕常常想到这一点，心中不平。难道可以因为富贵的缘故，屈尊人伦长幼的次序吗？可以下诏有司革除这一习俗。’朕恭敬地承继遗旨，怎敢不执行！可以命令中书门下商议，隆重下诏有司，以发扬先帝的盛德。”于是命令陈国长公主行见舅姑之礼，王师约不再升行。公主行见舅姑之礼从此开始。
三月，任命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王陶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王陶入对便殿，皇帝询问时事，王陶请求谨慎听取意见，明确赏罚，斥退佞人，任用正直之士，恢复转对以通下情，节省民力以鼓励农桑，先俭素以风天下，限年艺以淘汰冗兵。
命令天章阁待制陈荐同修撰《仁宗实录》。
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为给事中、知黄州，主客员外郎、殿中侍殿史里行蒋之奇为太常博士、监道州酒税。
此前，监察御史刘庠弹劾参知政事欧阳修进入福宁殿时，丧服下穿着紫衣，皇帝搁置了奏章，派使者告诉欧阳修，让他换掉。朝中议论因濮王追崇之事对欧阳修不满的人很多，想打击他，但没有机会。有个叫薛良孺的人，是欧阳修妻子的从弟，因举官被弹劾，希望得到赦免，但欧阳修却说不能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徼幸，请求特别不赦免，薛良孺对欧阳修恨之入骨。欧阳修的长子发娶了盐铁副使吴充的女儿，薛良孺因此诽谤欧阳修的私生活，事情牵连到吴氏。集贤校理刘瑾，与欧阳修也是仇家，急忙传播这些诽谤。彭思永听说后，私下告诉了他的僚属。蒋之奇最初因濮议与欧阳修意见相合，欧阳修特别推荐他为御史。
当时，欧阳修担心众人指责他为奸邪，想要为自己辩解，等到得到这个机会，便独自上殿弹劾蒋之奇，请求将他公开处决。
皇帝怀疑事情并非如此，蒋之奇引用彭思永作为证人，坚决请求执行。
蒋之奇最初没有与同僚商议，几天后才将奏稿给彭思永看，请求他帮助自己。
彭思永认为这是私密之事，外人不应知晓；但蒋之奇首先提出濮议，违背礼制，激怒了众人，不应该再留在政府中。
皇帝于是将蒋之奇和彭思永的奏章交给枢密院处理。
欧阳修上奏为自己辩解。
皇帝最初想处死欧阳修，秘密询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孙思恭极力为欧阳修辩解。
皇帝醒悟，重新将蒋之奇和彭思永的奏章拿回，并将欧阳修的奏章交给中书省，命令彭思永和蒋之奇提供传达消息的人的姓名。
蒋之奇说消息来自彭思永，而彭思永则推脱说是传闻；并极力陈述大臣结党专权，对朝廷不利。
欧阳修再次上奏：“臣在政府任职，冤枉遭到诬陷，只希望朝廷查明真相，使罪责有所归属。”
奏章一共上了三次。
而充也上奏请求朝廷尽力辨明虚实，以免门户受到冤枉的污辱。
于是皇帝再次批示中书省，命令彭思永等人提供传达消息的人的姓名以及所听到的具体情况。
彭思永与瑾是同乡，极力为瑾隐瞒，于是说：“臣在宪府任职，凡是听到的消息，应该与同僚商议，所以对蒋之奇说了传闻的来源。但事情模糊不清，没有实据，曾告诫蒋之奇不要说。臣无法逃避罪责。”
蒋之奇也上奏：“此事臣只从彭思永那里听到，便上报了。如果臣不应该用传闻来弹劾大臣，臣甘愿与彭思永一同被贬。”
因此两人一同被贬。
皇帝亲自下诏赐给欧阳修，命令他继续任职。
后来，皇帝对吴奎说：“蒋之奇敢于直言，但所说的内容模糊不清，既然已经惩罚了他的妄言，又想奖励他的敢言。”
吴奎说：“赏罚难以并行。”
于是作罢。
权知贡举司马光等人上奏，所考试的合格进士许安世以下三百零五人，分为四等；明经、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为三等。
皇帝下诏：“进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赐及第，第四等赐同出身。明经诸科第一、第二等赐及第，第三等赐同出身。敕令下达到贡院放榜，许安世及第二、第三名都任命为防御、团练推官，其余人按照惯例注官守选。”
丙辰日，任命提点开封府界公事、祠部郎中陈汝义为三司都磨勘司判官，以知开封县、都官员外郎罗恺接替他的职位。
罗恺入宫觐见，皇帝询问府界事务，罗恺一无所知，皇帝不悦。
等到见到陈汝义询问，陈汝义回答详细且敏捷。
第二天，皇帝对执政大臣说：“罗恺无能，应该重新任用陈汝义，并授予馆职。”
执政大臣说陈汝义的资历已经很高，再次担任提点则是降职，应该只让他试任馆职；皇帝同意了。
知制诰邵必上奏：“陛下刚刚即位，因为陈汝义的言辞提拔他，就像汉文帝赏赐上林啬夫一样，恐怕臣下会争相以巧言求进。请求罢免他。”
皇帝没有听从。
昌王颢、乐安郡王頵请求辞官服丧，皇帝下诏让两制与太常礼院详细制定典礼。
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人上奏：“谨按大行皇帝的遗制，丧服以日代月，自皇帝以下至文武百官，都依照先朝惯例。只有宗室外出时穿惨服，居家时穿衰麻服直到丧期结束。这是统一的法度，用以尊崇天子。皇帝继承大统，奉祀宗庙，昌王、乐安郡王应当与宗室同例，不能因为私恩而有所不同。”
皇帝同意了。
丙寅日，钱明逸被罢免翰林学士，改任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
此前御史蒋之奇上奏：“钱明逸阴险刻薄，在仁宗朝依附贾昌朝、夏竦、王拱辰、张方平等人，陷害杜衍、范仲淹、尹洙、石介等人，朝廷几乎空无一人，天下人都痛恨他。况且他的文辞错误百出，政术乖张，岂能继续留在禁苑！”
而同知谏院傅卞也有类似的言论。
执政大臣召见钱明逸，没有将台谏的奏章给他看，让他自己称病辞职，因此改任他职。
丁卯日，三司上奏：“在京城的粳米储备大约可以支撑五年以上，担心时间久了会陈腐，请求让发运司在上供年额中暂时停止起运五十万石，在谷价高的地方减少和籴的数量，变卖金银绢，输送到榷货务封存，分发给三路，以备军需。”
皇帝同意了。
壬申日，尚书左丞、参知政事欧阳修被罢免，改任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
彭思永等人因为弹劾欧阳修被贬，而知杂事御史苏寀、御史吴申仍然不断上奏；欧阳修也三次上表请求罢免，因此被外放。
当初，英宗因病未能上朝，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欧阳修与几位大臣主持国政，每次在帘前奏事，或执政大臣聚议时，意见不一致时，欧阳修总是据理力争。
台谏官到政事堂讨论事务，即使事情不是他提出的，同僚还没有开口，欧阳修已经直接指出他们的错误。
士大夫提出建议或请求，以前的执政大臣大多含糊其辞，不明确是非，到了欧阳修这里，他一定会一一指出：“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
因此怨恨他的人越来越多。
英宗曾称赞欧阳修说：“他性格直率，不避众怨。”
欧阳修也曾引用故相王曾的话说：“恩惠要归于自己，怨恨要让谁承担！”
被外放后，欧阳修连续六次上表请求退休，皇帝没有同意。
癸酉日，任命枢密副使、礼部侍郎吴奎为参知政事。
皇帝想任用吴奎，宰相说：“陈升之有辅立陛下的功劳。”
皇帝说：“吴奎辅立先帝，功劳更大。”
于是越级任用吴奎。
吴奎入宫谢恩时，进献了《治说》三篇。
皇帝曾对他说追尊濮王的事情与汉宣帝不同，吴奎回答说：“是的，宣帝是昭帝的祖辈，昭穆不相称，又是大臣所立，岂能与仁宗相比！这是天地之恩，不可忘记。追尊之事确实牵涉私恩。”
皇帝说：“这是欧阳修误导的。”
吴奎回答说：“韩琦在这件事上也失去了人心。臣多次被韩琦所违背，天下公论，不敢在君前有所隐瞒。”
后来，吴奎进言：“陛下应该以诚心回应天意，天意无非是合人心而已。如果以至诚对待万物，万物也会以至诚回应于上，自然能感召和气。如今民力困乏，国用窘迫，必须顺其自然，然后才能处理其他事务。帝王之职，难在辨别忠邪，其余庶务，各有司存，只要不让小人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职，国家自然安定。”
皇帝提到尧时四凶仍在朝中，吴奎回答说：“四凶虽在，但不能迷惑尧的聪明。圣人以天下为度，无所不容！没有明显的过错，应该包容，但不能让他们占据要职。”
太常礼院上奏：“根据嘉祐诏书，定太庙近世八室之制。如今大行皇帝即将祔庙，僖祖在七室之外，按礼应当祧迁。将来山陵完工后，请将大行皇帝的神主祔于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的神主，依照唐代惯例，祧藏于西夹室，以待禘祫。自仁宗而上至顺祖，依次升迁，请求下诏让两制待制以上官员参议。”
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人上奏：“同堂八室，庙制已定，僖祖应当祧迁，符合典礼，请依照礼院所奏。”
皇帝下诏同意。
乙亥日
将王陶调任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暂时代理御史中丞，两人的职位互换了。
丁卯日，司马光入宫谢恩，说：“近来宰相权力过大，现在王陶因为弹劾宰相而被罢免，那么御史中丞的职位就不能再担任了。我愿意等到宰相押班后再就职。”皇帝同意了。
当时司马光的御史中丞任命已经下达，而王陶的翰林学士任命，中书省却迟迟不发布。
戊辰日，吴奎、赵概面见皇帝，坚决请求将王陶外放，皇帝不同意；他们又请求任命王陶为群牧使，皇帝同意了。
不久，皇帝直接批示将王陶任命为翰林学士。
当时韩琦正在休假，没有上朝，吴奎立即上奏说：“从前唐德宗怀疑大臣，信任小人，罢免了陆贽而重用裴延龄等人，天下人都称他为昏君。现在王陶依仗旧恩，排挤正直的官员。比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的事情，是因为历来如此，并不是从他们二人开始废除的。现在如果再通过内批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那就是因为他有过错反而得到升迁，天下人会如何看待陛下呢！如果不罢免王陶，陛下就无法要求内外大臣尽心尽力。”
己巳日，吴奎于是称病请求罢免。
皇帝将吴奎的奏折封好给王陶看，王陶又弹劾吴奎依附宰相、欺骗天下等六项罪名。
侍御史吴申、吕景上奏请求让王陶继续担任原职，并弹劾吴奎有不忠之心，列举了他的五项罪名。
皇帝用手诏赐给知制诰邵亢，催促他起草王陶的翰林学士任命，邵亢于是说：“御史中丞的职责是弹劾，阴阳不和，责任在于执政大臣。吴奎的话颠倒是非，失去了大臣的体统。”
皇帝因此有了罢免吴奎的想法。
龙图阁直学士韩维说：“宰相专横跋扈，按照王法应当诛杀。如果王陶说得对，宰相怎么能无罪！如果王陶说得不对，那怎么能只是罢免他的台职而已！现在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是升迁。希望陛下召集群臣当面对质，让是非分明。”
庚午日，皇帝批示给中书省：“王陶、吴申、吕景，过分诋毁大臣，王陶外放为陈州知州，吴申、吕景罚铜二十斤；吴奎身为执政大臣却弹劾御史中丞，用手诏代替内批，三天不发布，罢免他为青州知州。”
皇帝对张方平说：“吴奎罢免后，应当由你接替。”张方平推辞，并且说：“韩琦长期休假，吴奎被罢免后，必定不会再起用。韩琦对王室有功，希望陛下恢复吴奎的职位，用手诏告诉韩琦，以保全始终的情分。”
司马光说：“吴奎的名望一向很高，现在因为王陶而罢免吴奎，恐怕大臣们都会感到不安，纷纷辞职，这对四方的观感不好。”
辛未日，曾公亮入宫面见皇帝，也请求留下吴奎，皇帝同意了。
壬申日，皇帝召见吴奎到延和殿，慰劳他，让他恢复原职，说：“成王难道不怀疑周公吗！”
吴奎恢复原职后，邵亢再次上奏，皇帝用手札告诉邵亢说：“这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他起来坐卧而已！”这是指韩琦。
当初，王陶侍奉韩琦非常恭敬，韩琦非常器重他。东宫刚建立时，英宗任命蔡抗为詹事，韩琦因此推荐王陶。文彦博私下对韩琦说，为什么不只用蔡抗，韩琦不听。等到皇帝即位后，对大臣专权很不满，王陶预料必定会有很多变动，想要自己谋取重要职位，所以把韩琦视为仇敌，极力攻击他。文彦博对韩琦说：“还记得当初任命詹事的时候吗？”韩琦非常惭愧地说：“我明白得太晚了，真该挨打！”
王陶到陈州后，谢表中仍然不断诋毁宰相，中书省准备再次贬谪他。司马光说：“王陶确实有罪，但陛下想要广开言路，屈尊爱护王陶，而宰相却独独不能容忍吗！”于是作罢。
废除各州每年进贡的饮食和药材。
癸酉日，下诏：“陕西、河东经略转运司，察访主兵臣僚中怯懦、老病的人，上报朝廷。”
司马光上疏，论述修身的三个要点，即仁、明、武。治国的三个要点，即选官、信赏、必罚。并且说：“我从前担任谏官时，曾将这六句话献给仁宗，后来又献给英宗。现在献给陛下。我平生所学到的，全在这里了。”
这个月，记录京师的囚犯，派遣使者巡视陕西、河北、京东、西路，体察安抚。
五月，辛巳日，因为长期干旱，命令宰相祈祷降雨。
韩琦、曾公亮说：“我们近来因为王陶弹劾，没有在文德殿押班，之前已经当面奏明。从前因为前殿退朝晚，以及中书省聚厅见客，每天都有机要事务商议，所以来不及押班，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现在查阅唐代和《五代会要》，每月有九次开延英殿，说明其他不坐朝的日子，宰相必须到正衙押班。等到延英殿召见宰相的日子，在皇帝未到内殿前，命令閤门使传旨放班，那么宰相就不必再到正衙押班了。本朝自祖宗以来，连续几天临朝，宰相奏事。《祥符敕》规定宰相按照旧例到文德殿押班，实行不久，逐渐废弛。因为中书省退朝后议政，常常超过时间，如果每天到文德殿押班，那么机要事务常常会被耽误。请求下诏太常礼院详细审定。”
司马光说旧制应当押班，不需要详细审定。
癸未日，下诏：“从今以后，白天辰时正刻，垂拱殿奏事未结束，允许宰相不到文德殿，命令御史台放班退朝。未到辰时正刻，一律按照《祥符敕令》，永远作为定制。”
壬辰日，辽主驻扎在纳葛泺。
甲辰日，任命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里行，这是听从翰林学士王珪、范镇的推荐。张唐英最初调任谷城令，县里的园圃每年种姜，借种子给百姓，收回陈旧的，再配买取息。张唐英到任后，清空了园圃，种了千株柳树，在其中建了柳亭，听到的人都赞叹不已。英宗刚即位时，张唐英上《谨始书》，说：“作为人后就是人子，恐怕将来有人引用定陶的故事来迷惑圣听。希望杜绝这种苗头。”不久，濮议果然兴起，王珪、范镇认为张唐英有先见之明，所以推荐他。
乙巳日，宝文阁建成，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官，供奉英宗的御书收藏在阁中。
六月，戊申日，辽国有司上奏新城县民杨从谋反，伪称官吏，辽主说：“小人无知，这是儿戏。”只流放了首恶，其余人释放。
河北干旱，百姓流亡到京师。待制陈荐请求以便籴司的陈粟借给百姓，每户两石，皇帝同意了。
司马光上疏说：“圣王的政策，是让百姓安居乐业而没有离散之心，关键在于得人。以我的愚见，不如选择公正的人担任河北监司，让他们察访受灾的州县，不胜任的守宰就更换，然后多方调配粮食，赈济当地的百姓，居住的人安定下来，那么流亡的人就会想回来。如果每个县都这样，哪里还会有流民呢！”
于是下诏河北转运司约束州县，加倍安抚。
己未日，任命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赵抃为知谏院。入宫谢恩时，皇帝对赵抃说：“听说你入蜀时，只带了一琴一鹤，为政简易，也符合事情吗？”
按照旧例，近臣从蜀地回来，必定升任省府，不做谏官；大臣们对此有疑问，皇帝说：“我依赖他的言论。如果要大用，何必一定要省府呢！”
赵抃上疏谈论任用道德之士，委任辅弼大臣，辨别邪正，去除奢侈之心，信守号令，公平赏罚，谨慎机密，防备意外，不要频繁赦免，容纳谏诤等十件事。
又提到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马默，都是刚直敢言的人。
有人说，长期被贬谪而不复职，无法满足士大夫的期望。再次讨论五种浪费，指的是宫廷、宗室、官员过多、军队冗杂、土木工程等事，大多被采纳。
辛未日，皇帝下诏：“天下官吏中，有能了解差役的利弊，可以减轻负担的，请详细分析并密封上报。”
此前，三司使韩绛说：“损害农业的弊端，没有比差役法更严重的了。最重的是衙前役，常常导致破产，其次是州役，也需要大量费用。听说京东有父子二人即将被征为衙前役，父亲对儿子说：‘我宁愿去死，让你们免受饥寒之苦。’于是自缢而死。又听说江南有人为了逃避差役，将祖母嫁出去，或与母亲分居，还有人卖田降低户等，田地归入不承担差役的官户，而差役则集中到同等户等中现存的农户身上。希望朝廷内外的大臣们，详细分析其利弊，交由侍从、台省官员集体讨论决定，使差役负担不至于偏重，农民才能安心务农。”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因此有了这道诏书。差役法的讨论由此开始。
陕西转运使薛向说：“知青涧城的种谔招降了西人硃令陵，他是横山地区最有实力的酋长，已经给了他十顷田地和一处住宅，请求再授予他一个官职，以便向羌人炫耀，诱降横山的部众。”皇帝下诏，再给他五顷田地。种谔是种世衡的儿子。薛向在英宗时，曾献上《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年冬天，他又上疏陈述了御边的五大好处：一是任用将帅以控制敌人的进攻，二是迅速进攻以削弱敌人，三是减少戍兵以充实力量，四是断绝敌人的财源以削弱其国力，五是节省经费以巩固根本。奏疏呈上后，英宗称赞，并常将其放在身边，皇帝看到后也感到惊奇。当时，边境官员大多认为横山的部族可以招降，于是当天召见薛向。凡是薛向提出的计策，皇帝都下令不要告诉两府，而是亲自用手诏指挥。
壬申日，辽国任命度支使赵徵为参知政事。
乙亥日，御史张纪说：“近年来，朝廷的许多事务，大多由中书省决定。我认为政府不应侵夺有司的职权，有司也不应以琐事干扰政府。”皇帝下诏：“中书省、枢密院，凡是应归有司处理的琐事，请详细分析并上报。”后来，中书省列出了三十一件事，枢密院列出了六十二件事，都归有司处理。
秋季，七月，庚辰日，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说：“本朝的典礼，遵循唐朝的旧制，真宗、仁宗都在明堂祭祀以配享上帝。今年秋季的大享明堂，请以大行皇帝配享。”皇帝下诏，恭敬地依从。
皇帝下诏，调查那些通过与妃嫔家联姻而获得官职的富人。
己丑日，皇帝命令户部郎中赵抃、刑部郎中陈荐详细审定朝廷内外的封事。此前，皇帝曾命令张方平、司马光，现在又命令赵抃等人一同处理。
辛卯日，向天地、宗庙、社稷宣告大行皇帝的谥号。
壬辰日，在福宁殿上呈宝册。
皇帝刚即位时，因恩宠而升为朝官的内臣，都被免去内职，只有御药院的高居简等四人仍保留原职。司马光上疏说：“高居简性情奸诈，善于谗言和谄媚，长期担任近职，罪恶累累。在先朝时，他依仗权势，众人对他恨之入骨。陛下继位后，他又主动结交，使陛下对他的宠信超过了先帝。希望陛下明察其罪，以解天下之惑。”皇帝说：“等祔庙仪式结束后，自然会罢免他。”司马光说：“宫中的小臣，何必等到祔庙之后？舜帝除去四凶，并不算不忠；仁宗贬谪丁谓，也不算不孝。”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癸巳日，高居简被罢免为供备库使。
乙未日，任命三司检法官吕惠卿编校集贤书籍。吕惠卿与王安石关系很好，王安石向曾公亮推荐他的才能，于是他被举荐为馆职。吕惠卿是晋江人。
辛丑日，火星白天出现，持续了三十五天。
丙午日，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指陈朝政得失。宇文之邵是绵竹人，担任曲水县令时，转运使将轻缣的价格抬高，强迫县里配卖。宇文之邵说：“县里地少人穷，耕田的人不多，正值饥荒，羌人多次入侵，不能再加重百姓的负担以求利。”转运使大怒。恰逢皇帝即位，广开言路，宇文之邵便上书说：“千里之郡，有利未必兴，有害未必除，是因为转运使、提点刑狱控制着；百里之邑，有利未必兴，有害未必除，是因为郡守控制着。前些日子的赦令，本应免除所有公家的欠债，但有司却更加急迫地催收，使朝廷的恩泽无法惠及百姓，百姓日益困苦。如果选择贤才担任三司的官员，稍微给郡县一些权力，百姓的疾苦就能消除了。”然后，他建议监督番、棸、蹶、楀等外戚的势力，以保国家安全；考察《棠棣》、《角弓》的意义，以亲睦九族；振兴衰落的典章，提拔被埋没的人才，远离阿谀奉承之人，招纳忠直之士。凡是朝廷的建置，必须与大臣共同商议，以扩大其好处，号令和赏罚则由皇帝专断。这样，太平盛世便可期待了。”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回复，宇文之邵叹息道：“我不适合再做官了！”于是以太子中允的身份退休，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范镇说：“宇文之邵地位虽低，但言论高远，学识渊博，行为笃实，比我小二十一岁，却先我退休，让我感到惭愧。”
夏国派遣使者前来慰问，并进献助山陵的物品。
八月，丁未日，太白星白天出现。
辛亥日，司马光说：“我听说陛下喜欢让内臣打听外面的事情，并询问群臣的能力，我认为这不合适。陛下内有两府、两省、台谏，外有提、转、牧、守，这些都是陛下的心腹耳目和股肱之臣。如果能够精心选择这些人，让他们各司其职，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像在一堂之上，陛下何必担心不知道呢！如今陛下深居九重，询问身边的近臣，采纳道听途说的言论，接受曲意逢迎的奏章，不验证虚实，就进行赏罚，我担心谗邪之人会借此机会逞其爱憎，而陛下则会因此受到讥讽和诽谤。”
戊午日，恢复与夏国的和市。
张方平、司马光上奏所详定的内外封事，皇帝命令中书省参议。司马光在延和殿对答时说：“封事中好的建议，陛下应当决断执行。”皇帝说：“大臣们大多不愿意执行。”司马光说：“陛下广开言路以增加智慧，这是国家的福气，而不是大臣的利益。”癸亥日，皇帝下诏：“详定封事所奏的内容，如果其中有难以执行的，可以召详定官到中书省讨论，让他们陈述利害后再上报。”
己巳日，京师发生地震。皇帝问辅臣：“地震是什么征兆？”曾公亮回答说：“天裂，是阳气不足；地震，是阴气过盛。”皇帝问：“谁是阴？”曾公亮说：“臣子是君的阴，儿子是父亲的阴，妻子是丈夫的阴，夷狄是中国的阴，都应当警惕。”吴奎说：“这只是因为小人党羽太盛了。”皇帝不高兴。
癸酉日，将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安葬于永厚陵，庙号为英宗。
这个月，判河阳军富弼上疏说：“帝王本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只是要辨别君子和小人。然而千官百职，难道都需要帝王亲自去辨别吗？只要精心选择那些能够胜任天下事务的人，不让小人参与其中，自然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陛下不要以为所采纳的意见广泛，所得的就一定多，其间应当提防小人迷惑圣听。奸谋看似正直，诈辞看似忠诚，在似是而非之间
投枪大哭，于是带领众人跟随种谔向南行进，获得了三百名酋长，一万五千户人家，以及一万名精兵。他们计划在那里筑城，但诜因为没有诏令而出兵，召回了种谔。军队驻扎在怀远，敌军四万人聚集在城下。种谔出兵击退了他们，于是在绥州筑城。
最初，种谔说名山愿意投降，皇帝打算命令边境的官员接纳他的部众。司马光上书极力反对，认为：“名山的部众未必能控制谅祚。如果侥幸胜利，消灭一个谅祚，又会产生另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不胜，他们必定会带领部众归附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们！我担心朝廷不仅会失信于谅祚，还会失信于名山。如果名山的余众还很多，北归不可能，南投又不被接受，走投无路，必定会突然占据边城以求生存。陛下难道没有看到侯景的事情吗？”皇帝不听。等到种谔攻取绥州，花费了六十万，西方的战事从此开始。
种谔攻取绥州后，夏人假装开会，诱骗保安军的杨定等人，杀害了他们。朝廷计划西征，邵亢说：“天下的财力已经耗尽，不宜用兵，应该降低姿态安抚接纳，等到他们不顺从命令时，再出兵就有名了。”于是上书陈述此事。皇帝下诏说：“中国的民力是大事。战争开始后，必定会有加倍的费用，人心一旦动摇，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而且行动由我们开始，先违背信誓，契丹听到后，必定会不期而合，这是我最担忧的。应该完全按照你的计划。”于是打算放弃绥州，延州知州郭逵说：“敌人已经杀害了我们的官员，如果我们又放弃绥州不守，显得太软弱了。而且嵬名山带领全族来归附，我们该如何安置他们？”皇帝不听。
十一月，丁丑日，皇帝下诏让近臣各自推荐一位有才能可以担任使者的人。
文彦博对皇帝说：“各路帅臣、转运使的职责非常重要，一道的兴衰都系于他们，应该选择合适的人长期任职。”又说：“两府堂陛的职责也很重要，也应该长期任职，使下属不能动摇他们的地位，才能成事。”韩绛说：“汉王嘉认为二千石的官员地位尊贵难以动摇，才能让下属服从，何况是堂陛的权势呢！”
戊寅日，皇帝下诏征求直言。
皇帝下诏让御史台每逢起居日，命令百官轮流对答。
丙戌日，皇帝下诏说：“按照惯例，二府初入时，推荐三位自己知道的人，以此来观察大臣的能力。近年来多因请托而追求名誉，推荐的人不公正，现在命令中书、枢密院推荐的人都要明确说明他们的才能和擅长的事务，适合担任什么职位，以符合我为官择人的意图。”
改命韩琦为永兴军判官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赐予手札催促他准备行装。韩琦说：“边境的官员肆意妄为，与戎狄结怨。我早晚引导他们并不难，但必须遵循朝廷的计划，希望召见二府尽快决定。”韩琦入朝辞行，曾公亮等人正在奏事，请求与韩琦一同商议，皇帝召见了他，韩琦说：“我前日在政府任职，应当共同商议。现在我是藩臣，只能奉行朝廷的命令，决不敢参与决策。”又说：“王陶指责我跋扈，现在陛下却将陕西的兵权交给我，如果夏天有人像王陶那样弹劾我，那我全家都会被灭。”皇帝说：“侍中还不知道我的意思吗？”
丁亥日，皇帝下诏：“命令天下州军各自上报所辖县令的政绩优劣，具体条例，让考课院详细制定后上报。”
戊子日，分别命令审臣祈雪。
在河东交城县设立马监。
庚寅日，皇帝下诏：“近臣如果推荐官员不当，经过三次弹劾的，中书另行奏请取旨。”
壬辰日，夏国派遣使者向辽国进贡回鹘僧、金佛和《梵觉经》。
乙未日，皇帝下诏：“内外文武官员各自推荐两位自己知道的人，现任两府的官员推荐三人，或者因为羞于自荐，长期滞留下位，或者因为小过失而被废弃的人，都要上报名字。”
此前任命向传范为澶州知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向传范是向敏中的儿子。知谏院杨绘说：“后族不应该担任安抚使，请更换人选，以防止外戚干政的趋势。”文彦博说：“向传范多次担任郡守有政绩，并非因为外戚的身份。”皇帝说：“谏官这样说很好，可以阻止将来有人妄求。”己亥日，命令改任向传范为郓州知州。后来，杨绘又说曾公亮不应该任命他的儿子曾孝宽为鼓院判官。皇帝对滕甫说：“鼓院只是传达而已，与事务有什么关系？”滕甫说：“如果有人控告宰相，让他的儿子传达，可以吗？而且天下人看到宰相的儿子在那里，还敢再控告吗？”皇帝因此搁置了任命。杨绘也辞去了谏职，改任侍读，杨绘坚决推辞。滕甫对皇帝说，皇帝下诏让滕甫传达意思，杨绘说：“谏官如果不能进言就应该辞职，经筵不是姑息的地方。”最终没有接受任命。不到一个月，又恢复了知谏院的职务。
十二月，丁未日，辽国参知政事刘诜仍为枢密副使，任命枢密直学士张孝杰为参知政事。己酉日，任命张孝杰为同知枢密院事。张孝杰依附耶律伊逊，因此多次升迁。
辽国皇帝举行再生礼，赦免死罪以下的犯人。
辛酉日，皇帝下诏因为来年正月初一日食，从乙丑日开始避开正殿，减少日常膳食，取消朝贺。
壬戌日，皇帝下诏起居日增加两位罢对官。
丙寅日，皇帝下诏说：“监狱关系到百姓的生命。近来听说有关部门每年审查天下的奏章而瘐死的人很多。现在制定法令，提点刑狱每年年底统计死亡人数上报。委托中书检察，如果死亡人数过多，即使已经处罚了官吏，也应该进一步贬责。”
己巳日，夏人请求用逃亡的景询交换嵬名山，郭逵说：“景询是个平庸的人，对事情有什么重要性！接受他就不得不归还嵬名山，恐怕从此以后蕃酋不会再敢归附了。”这个月，郭逵查明了杀害杨定等人的首领姓名，通过间谍报告，准备在边境斩首以谢罪，郭逵说：“这是用死囚来欺骗我。”回答说：“必须抓住李崇贵、韩道喜来。”夏人说已经杀了他们，郭逵命令根据两人的相貌特征进行诘问，掌握了敌情，于是将他们囚禁并献上。
夏国主谅祚去世，年仅二十一岁，国人谥号为昭英皇帝，庙号毅宗，葬于安陵；他的儿子秉常即位，年仅七岁，梁太后摄政。
这个月，韩琦到达永兴。最初，薛向、郭逵等人商议要保留绥州，皇帝下诏让韩琦评估是否可行，韩琦上奏说：“敌人现在已经诱杀了杨定等人，绥州不可放弃。”等到谅祚病死，他的儿子秉常年幼，韩琦因此上奏：“在这种变故下，尤其不是放弃绥州的时候。”文彦博、吕公弼因为中途改变计划而感到羞耻，催促放弃绥州如初，韩琦不断陈述意见。皇帝派遣中使带着手诏询问韩琦的利害，韩琦再次详细上奏，说绥州不可放弃，于是皇帝下诏按照韩琦的意见行事。
这一年，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胡宿去世。胡宿内心刚强外表温和，处理事务慎重，不轻易发表意见，一旦发表就不可改变，尤其顾全大局，他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到了显贵地位，仍然像平民时一样。
辽国南京发生旱灾和蝗灾。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六十五-注解
强圉协洽：古代纪年法中的一种，表示年份。强圉指天干中的‘强’，协洽指地支中的‘协洽’，合起来表示特定的年份。
英宗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这是宋英宗的谥号，表示对其功绩和品德的尊崇。
大庆殿：宋代皇宫中的主要宫殿之一，用于举行重大典礼。
太尉：古代官职，位列三公之一，负责军事事务。
閤门使：宋代官职，负责皇宫门禁和礼仪事务。
内常侍：宋代官职，负责皇帝的内务和传达旨意。
垂拱殿：宋代皇宫中的一座重要宫殿，皇帝常在此处理政务。
鸭子河：辽国境内的一条河流，辽主常在此狩猎。
福宁殿：宋代皇宫中的一座宫殿，皇帝常在此居住和处理政务。
嘉祐：宋仁宗的年号，指1056年至1063年。
曾公亮：北宋官员，曾任宰相。
韩琦：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曾任宰相，对北宋的政治和军事有重大贡献。
山陵使：负责皇帝陵墓修建的官员。
刘庠：宋代御史，曾多次上疏言事。
韩绛：北宋官员，曾任三司使。
张方平：北宋官员，曾任参知政事。
韩维：北宋官员，曾任龙图阁直学士。
王陶：北宋官员，曾任御史中丞。
陈国长公主：宋英宗的女儿，嫁给了王师约。
欧阳修：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濮王追崇事：指宋英宗追尊其生父濮王为皇帝的事件，引发了朝中争议。
濮议：指北宋时期关于是否追尊宋英宗生父濮安懿王为皇考的争议，涉及礼仪、政治和宗法制度。
帷薄之私：指家庭内部的私事，通常不对外公开。
枢密院：北宋时期的最高军事机构，负责军事决策和指挥。
中书：北宋时期的中央行政机构，负责起草诏令和处理政务。
天章阁待制：北宋时期的官职，负责皇帝的文书工作。
贡举：古代科举考试的一种，选拔进士和明经等人才。
明经：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科目，主要考察儒家经典。
防御、团练推官：地方官职，负责军事和民政事务。
三司都磨勘司：北宋时期的财政机构，负责审计和财政管理。
端明殿学士：北宋时期的荣誉官职，通常授予有学识的官员。
龙图阁学士：北宋时期的荣誉官职，通常授予有学识的官员。
观文殿学士：北宋时期的荣誉官职，通常授予有学识的官员。
知亳州：地方官职，负责管理亳州的行政事务。
太常礼院：古代官署，负责国家的礼仪和祭祀事务。
祔庙：指将已故皇帝的神位安放在太庙中，以示尊崇。
禘祫：古代祭祀祖先的仪式，分为大祭和小祭。
尚书令兼中书令：古代官职名，尚书令是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两者兼领表示极高的政治地位。
襄阳郡王：古代封爵名，襄阳是地名，郡王是王爵的一种，表示受封者的尊贵地位。
太师：古代官职名，三公之一，是最高荣誉官职之一，通常赠予已故的重臣。
起居无度：指生活作息不规律，行为放纵。
谥曰荣易：谥号是对已故人物的评价，荣易表示其生活奢华、行为放纵。
蒋之奇：北宋官员，曾任御史，以弹劾欧阳修而闻名。
邵亢：北宋官员，曾任知制诰，对朝廷政策有重要影响。
垂帘之议：指皇帝年幼或病重时，太后或皇后临朝听政的提议。
吴申：北宋官员，曾任御史。
太白昼见：太白星（金星）在白天出现，古代被视为不祥之兆。
夏主：指西夏的君主。
方物：指地方特产或贡品。
京西转运使：北宋官职名，负责京西地区的财政和物资转运。
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台的官员，负责监察和处理杂务。
苏寀：北宋官员，曾任度支副使。
刘述：北宋官员，曾任京西转运使、刑部郎中。
陈汝义：北宋官员，曾参与馆职考试。
馆职：指翰林院等文职机构的职位。
策：古代考试的一种文体，要求考生回答有关经史时务的问题。
辽主：指辽国的君主。
春州北淀：地名，辽国的一处行宫所在地。
直言无隐：指臣子应直言进谏，不隐瞒意见。
御史里行：御史台的低级官员，负责监察事务。
吕大防：北宋官员，曾任宰相。
郭源明：北宋官员，曾任御史。
王安石：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后成为变法的主要推动者。
江宁府：北宋地名，今江苏南京一带。
夏倚：北宋官员，曾任屯田员外郎。
章惇：北宋官员，曾任雄武节度推官。
吕公著：北宋官员，曾任龙图阁直学士。
司马光：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著有《资治通鉴》。
董仲舒：西汉著名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扬雄：西汉著名文学家、哲学家。
四六：指骈文，古代一种讲究对仗的文体。
刘分攵：北宋官员，曾任屯田员外郎。
王存：北宋官员，曾任著作佐郎。
张公裕：北宋官员，曾任太常丞。
李常：北宋官员，曾任殿中丞。
胡宗愈：北宋官员，曾任著作佐郎。
唐淑问：北宋官员，曾任殿中丞。
郭逵：北宋将领，曾任延州知州，参与对西夏的战争。
霍光：西汉著名政治家，曾辅佐汉昭帝、汉宣帝。
梁冀：东汉外戚，曾专权跋扈。
滕甫：北宋官员，曾任知制诰。
翰林学士：古代官名，主要负责起草诏令、参与机要事务，是皇帝的重要顾问。
御史中丞：古代官名，负责监察百官，弹劾不法，是御史台的长官。
宰相：古代官名，是朝廷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
群牧使：古代官名，负责管理国家的马政。
内批：皇帝直接下达的批示，不经中书省等机构。
弹劾：古代官员对不法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的行为。
阴阳不和：古代指天地间的自然秩序失调，常用来比喻政治上的混乱。
执政：指掌握国家政权的大臣。
龙图阁直学士：古代官名，负责管理龙图阁的图书和文献。
詹事：古代官名，负责太子的教育和东宫事务。
文德殿：古代宫殿名，是皇帝处理政务和举行朝会的地方。
垂拱奏事：古代皇帝处理政务的一种方式，皇帝在垂拱殿听取大臣的奏报。
宝文阁：古代宫殿名，用于收藏皇帝的御书和重要文献。
待制：古代官名，负责起草诏令和参与机要事务。
谏官：古代官名，负责向皇帝进谏，指出朝廷政策的失误。
骨鲠：比喻正直敢言，不畏权贵。
搢绅：指士大夫阶层，特指有官职或有学问的人。
五费：指宫掖、宗室、官滥、兵冗、土木五种耗费国家财力的现象。
衙前：宋代的一种差役，负责地方官府的前厅事务，常导致服役者破产。
州役：宋代地方州县的差役，负担较重。
官户：指享有免除差役特权的官员家庭。
横山：指宋代西北边境的横山地区，是宋与西夏的边界地带。
班行：指官职的等级和序列。
西陲利害：指宋代西北边境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两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宋代中央政府的两个重要机构。
明堂：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场所。
大行皇帝：指刚去世的皇帝。
谥：古代对已故帝王、贵族、大臣等给予的称号，以表彰其生平事迹。
荧惑：古代对火星的称呼，古人认为荧惑星的出现与灾祸有关。
太白：古代对金星的称呼，古人认为太白星的出现与战争或政治变动有关。
和市：指与西夏的边境贸易。
地震：古人认为地震是天地阴阳失衡的表现，常被视为不祥之兆。
祧僖祖及文懿皇后：祧，古代祭祀祖先的一种仪式，指将祖先的神位迁入宗庙。僖祖，指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赵弘殷。文懿皇后，指宋太祖的母亲杜太后。
祔英宗神主于太庙：祔，指将新去世的皇帝的神位迁入太庙。英宗，指宋英宗赵曙。太庙，古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宗庙。
乐曰《大英之舞》：《大英之舞》是宋英宗神主迁入太庙时所用的乐舞名称，象征英宗的功绩和德行。
两京畿内：指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洛阳）及其周边地区。
郑、孟州：郑州和孟州，均为北宋时期的州名，位于今河南省境内。
昌王颢：宋英宗的弟弟赵颢，封为昌王。
乐安郡王頵：宋英宗的弟弟赵頵，封为乐安郡王。
孙思恭：北宋官员，曾出使辽国。
周世宗从曾孙贻廓：周世宗指后周世宗柴荣，贻廓是其从曾孙，被录为三班奉职，即低级武官。
吴奎：北宋官员，曾任参知政事。
陈升之：北宋官员，曾任参知政事。
赵抃：北宋官员，曾任参知政事。
吕公弼：北宋官员，曾任枢密使。
薛向：北宋官员，曾任陕西转运使。
谅祚：西夏的一位君主，即夏景宗，其在位期间与北宋有多次冲突。
嵬名山：西夏的一位酋长，曾与北宋有接触。
种谔：北宋将领，曾任知青涧城。
陆诜：北宋官员，曾任知延州。
张穆之：北宋官员，曾任幕佐。
谔：指种谔，北宋时期的将领，曾参与对西夏的战争。
绥州：古代地名，位于今陕西省绥德县，是北宋与西夏交界的重要战略地点。
侯景：南北朝时期的叛将，曾引发侯景之乱，对南朝梁造成巨大破坏。
文彦博：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曾任宰相，对北宋政治有深远影响。
杨定：北宋将领，曾任保安军知军，后在与西夏的战争中被杀。
梁太后：西夏的一位摄政太后，曾在幼主秉常即位后摄政。
胡宿：北宋官员，曾任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以刚正不阿著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六十五-评注
这段文字记载了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的重要历史事件，涉及皇帝的驾崩、新帝的即位、朝廷的礼仪制度、财政问题以及政治斗争等多个方面。从文化内涵来看，这段文字反映了宋代皇权的传承、礼仪制度的严谨以及朝廷内部的复杂关系。
首先，文中详细描述了宋英宗驾崩后，太子即位的整个过程，包括群臣上尊号、遗制的宣读、新帝的即位仪式等。这些仪式不仅体现了皇权的神圣性，也展示了宋代礼仪制度的严谨和繁琐。尤其是‘百官入福宁殿发哀，听遗制，见上于东楹，皆如嘉祐之仪’的描述，表明宋代在皇帝驾崩和即位时，有一套固定的礼仪程序，且这些程序具有历史传承性。
其次，文中多次提到‘嘉祐之仪’，这表明宋仁宗时期的礼仪制度在英宗时期仍然被沿用。然而，文中也提到‘惟入垂拱殿后门乃哭为异’，说明在某些细节上，英宗时期的礼仪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或皇帝的个人偏好。
再次，文中还涉及了朝廷内部的财政问题和政治斗争。韩绛、张方平等大臣上疏请求节俭，反映了当时国家财政的紧张状况。尤其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描述，表明宋代的财政状况在英宗时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此外，文中提到的‘濮王追崇事’和欧阳修被弹劾的事件，反映了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不仅涉及个人恩怨，也反映了宋代朝廷中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
最后，文中还提到了一些具体的政治措施，如‘从权听政’、‘推诚加礼’、‘省民力以劝农桑’等。这些措施反映了宋代政治家在面对国家危机时的应对策略。尤其是韩维提出的‘天下大事，不可猝为，人君施设，自有先后’的观点，体现了宋代政治家对治国理政的深刻思考。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宋英宗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宋代的政治、礼仪、财政等方面的复杂情况。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宋代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
这段古文主要描述了北宋时期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和礼仪争议，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宗法制度的严格性。首先，文中提到蒋之奇和彭思永对欧阳修的弹劾，揭示了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派系纷争。欧阳修作为当时的重臣，因其在濮议中的立场而遭到攻击，显示了礼仪争议在政治中的重要性。
其次，文中提到科举考试的结果和官员的任命，反映了北宋时期对人才的重视和选拔制度的严格性。进士和明经的选拔不仅是对个人学识的考验，也是朝廷选拔治国人才的重要途径。官员的任命和调动则体现了朝廷对官员能力和品德的严格要求。
再次，文中提到太常礼院对太庙制度的讨论，反映了北宋时期对礼仪制度的重视。太庙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其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不仅是对祖先的尊崇，也是对宗法制度的维护。礼仪制度的严格执行有助于维护朝廷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
最后，文中提到吴奎的进言，反映了北宋时期对治国理念的探讨。吴奎强调推诚应天、顺成民力，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理念。他认为帝王之职在于判别忠邪，确保君子居要近，小人不得害君子，这反映了北宋时期对政治道德的高度重视。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描述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科举考试、礼仪制度和治国理念，展现了北宋时期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它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也是对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反映。
这段古文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一些政治事件和官员的任免情况，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风气。首先，襄阳郡王允良的去世及其谥号的争议，揭示了当时对官员行为的评价标准。允良因生活放纵而被谥为“荣易”，表明朝廷对其行为的不满。
其次，蒋之奇弹劾欧阳修的事件，反映了北宋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蒋之奇以欧阳修的私生活为借口进行弹劾，而皇帝对此表示愤怒，认为蒋之奇不应在重大国事上沉默，反而去追究他人的私事。这一事件揭示了当时朝廷内部的复杂关系和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
再次，夏主遣使谢罪的事件，反映了北宋与西夏之间的外交关系。夏主主动献上贡品并请求遵守边界协议，表明西夏对北宋的臣服态度。北宋皇帝则以恩礼相待，赐予绢和银，显示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此外，王安石的政治生涯也是这段古文的重要内容。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改革家，他的变法运动对北宋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文中提到王安石多次拒绝朝廷的召见，表明他对权力的谨慎态度。最终，他被任命为江宁府知府，显示朝廷对他的重视。
最后，司马光的任命也值得关注。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巨著。文中提到司马光多次辞去翰林学士的职位，表明他对权力的淡泊态度。皇帝对他的任命显示出朝廷对贤才的重视。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记载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官员的任免，反映了北宋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外交关系以及对贤才的重视。这些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政治风气的复杂性，也为后人研究北宋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段古文记载了北宋时期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和人事变动，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权力博弈。文中涉及的人物如司马光、王陶、吴奎、韩琦等，都是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他们的言行和决策对朝廷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光作为御史中丞，坚持原则，不愿在宰相权力过大的情况下就职，体现了他的正直和责任感。他的行为不仅是对个人职位的坚守，更是对朝廷政治生态的维护。
王陶的罢免和复职，反映了皇帝对大臣的信任与猜疑之间的微妙平衡。皇帝在处理王陶的问题时，既考虑到了朝廷的稳定，也顾及到了大臣们的感受，显示出其政治智慧。
吴奎的罢免和复位，进一步揭示了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吴奎的罢免引发了大臣们的不安，而他的复位则显示了皇帝对大臣们的安抚和对朝廷稳定的重视。
文中还提到了司马光关于修身和治国的观点，强调了仁、明、武的重要性，以及官人、信赏、必罚的治国原则。这些观点不仅反映了司马光的政治理念，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此外，文中还涉及了朝廷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和对灾民的救济，体现了朝廷对民生的关注和对地方治理的重视。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也展示了朝廷的责任感和治理能力。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详细记载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和人事变动，揭示了北宋时期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权力博弈，同时也展示了当时政治人物的智慧和责任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这段古文主要记载了宋代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首先，文中提到差役制度的弊端，尤其是衙前和州役对农民的沉重负担，导致农民破产甚至自杀，反映了宋代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韩绛的建议和皇帝的诏令表明朝廷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但改革的效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其次，文中提到陕西运使薛向的策略，试图通过招降横山地区的少数民族来巩固边境。这一策略反映了宋代与西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朝廷对边境安全的重视。薛向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采纳，说明朝廷在军事上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手段。
此外，文中还提到御史张纪对中书省权力过大的批评，反映了宋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问题。中书省和枢密院的权力过大，导致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职权被削弱，这种权力集中现象在宋代政治中较为常见。
文中还提到司马光对宦官高居简的弹劾，反映了宋代宦官干政的问题。司马光的直言不讳和对皇帝的劝谏，体现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对政治清明的追求。然而，皇帝对宦官的宽容态度也显示了宦官在宫廷中的影响力。
最后，文中提到宇文之邵的上书，批评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等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导致民不聊生。宇文之邵的建议反映了宋代地方官员的权力滥用问题，以及朝廷对地方治理的失控。他的上书虽然未被采纳，但其言辞犀利，直指时弊，体现了宋代士大夫的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总体而言，这段古文通过对宋代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描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文中的人物和事件反映了宋代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荡以及士大夫阶层对政治清明的追求。这些内容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为后人研究宋代政治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这段文字记载了北宋英宗时期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和文化事件，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边疆政策的调整以及文化建设的推进。首先，文中提到英宗神主迁入太庙，并奏《大英之舞》，这一仪式不仅是对英宗功绩的肯定，也象征着皇权的延续和稳定。其次，朝廷对逃田税赋的减免以及对囚犯的宽大处理，体现了英宗时期对民生的关注和对社会稳定的重视。
在政治方面，韩琦、吴奎、陈升之等重臣的罢免，反映了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韩琦作为三朝元老，功勋卓著，但因被指专权而被迫辞去相位。这一事件揭示了北宋中期朝廷内部的复杂政治生态，尤其是新旧势力之间的博弈。与此同时，王安石的崛起标志着变法派的逐渐得势，预示着北宋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
在边疆政策方面，司马光与薛向的争论反映了朝廷对西夏政策的分歧。司马光主张以和平手段处理边疆问题，反对诱降西夏将领嵬名山，认为此举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边患。这一争论不仅体现了司马光的政治智慧，也反映了北宋朝廷在边疆问题上的谨慎态度。
文化方面，司马光进读《通志》于迩英阁，并被赐名《资治通鉴》，标志着这部史学巨著的正式编纂开始。《资治通鉴》不仅是司马光个人的学术成就，也是北宋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英宗亲自为其作序，体现了朝廷对史学的重视，也反映了北宋统治者希望通过历史总结来巩固统治的意图。
总体而言，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北宋英宗时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事件，还揭示了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边疆政策的调整以及文化建设的推进。通过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窥见北宋中期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统治者在这一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这段古文主要描述了北宋与西夏之间的军事冲突和政治博弈。种谔作为北宋的将领，成功夺取了绥州，这一行动不仅展示了北宋的军事实力，也反映了当时边疆地区的复杂局势。绥州的得失对北宋与西夏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着双方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司马光的谏言体现了北宋朝廷内部对于边疆政策的争议。他担心过度用兵会导致失信于西夏，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这种谨慎的态度反映了北宋文官集团对于战争后果的深刻认识，也揭示了朝廷内部对于边疆政策的分歧。
邵亢的建议则体现了另一种策略，即通过安抚和外交手段来稳定边疆局势。他认为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宜轻易发动战争，而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这种策略反映了北宋文官集团对于国家财政和民生的关注，也显示了他们在处理边疆问题时的务实态度。
文彦博和韩琦的言论则进一步揭示了北宋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博弈。文彦博强调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应注重能力和政绩，而韩琦则对边疆将领的肆意妄为表示担忧，主张应遵循朝廷的统一指挥。这些言论反映了北宋朝廷内部对于权力分配和政治稳定的关注。
总体而言，这段古文不仅记录了北宋与西夏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深刻揭示了北宋朝廷内部的政治博弈和边疆政策的复杂性。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描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北宋时期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状况，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塑造了当时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