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毕沅（1730年—1797年），清代史学家、官员，主持编撰《续资治通鉴》。他以博学多才著称，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
年代：编撰于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
内容简要：《续资治通鉴》共220卷，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续作，记载了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历史。全书按编年体例编写，内容详实，是研究宋、元历史的重要文献。它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八十三-原文
起昭阳作噩八月，尽阏逢阉茂七月，凡一年。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元祐八年（辽大安九年）
八月，辛酉，太皇太后不豫，帝不视事。
壬戌，遣使按视京东、西、河南、北、淮南诸路水灾。
戊辰，赦天下。
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後閤，问太皇太后安。太皇太后谕曰：“今病势有加，与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又曰：“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乃呼左右赐社饭，曰：“明年社饭，当思老身也。”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自垂帘以来，召用名臣，罢废新法苛政，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裁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世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己卯，诏以太皇太后园陵为山陵，命吕大防为山陵使。
庚辰，遣使告哀于辽。
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出知定州。
冬，十月，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于今九年，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几，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即当更改。其它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毁谤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事，皆是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亲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者；仁宗降诏，应明肃垂帘时事，更不得辄有上言。圣德广大，度越古今，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戊申，群臣七上表，请听政。
太皇太后既崩，人怀顾望，莫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虑小人乘间为害，上疏曰：“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国家兴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先太皇太后，性严正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恨，亦不为少，必将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太皇太后过者，此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皆言政令不便。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顺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仇疾而共欲去之者也，岂有憎恶于其间哉！惟陛下辨析是非，斥远佞人。有以奸言惑听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此辈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苏辙方具疏进谏，及见祖禹奏，曰：“经世之文也。”遂附名同进而毁己草。疏入，不报。
后数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辽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边吏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敌国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
吕希哲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坐法沈废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国家变故、朝廷未宁之时，进为险语以动上心。其说大约不过有三：一谓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宜修复；二谓陛下当独揽乾纲，不可委信臣下；三谓向来迁谪者当复收用。三者之言，行将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吕陶亦以为言，皆不报。
辽阿噜萨古之败于玛古苏也，辽主以耶律托卜嘉代为西北路招讨使。托卜嘉自以尝荐玛古苏，有旧恩，遣人招致之。玛古苏声言约降，托卜嘉遽信之，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禁士卒无得妄动。已而玛古苏率师骤至，裨将耶律绾、徐盛见其势锐，不及战而走，托卜嘉被害。托卜嘉，仁先之子也。庚戌，赠侍中，谥贞悯。
玛古苏既胜，准布诸部皆应之，冠倒塌岭。
壬子，辽遣使籍诸路。癸丑，命乌库节度使慎嘉努率兵援倒塌岭。
甲寅，辽主驻藕丝淀。
乙卯，命以马三千给乌库部。
丙辰，辽有司奏准布掠西路群牧。
丁巳，辽振西北路贫民。
己未，辽以燕国王延禧生子，肆赦，妃之族属并进级。
壬戌，辽以枢密直学士赵延睦参知政事兼同知南院事。
己巳，辽主命广积贮以备水灾。
庚午，复内侍乐士宣等
六人。苏辙奏：“陛下方亲政，中外贤士大夫未曾进用一人，而推恩先及于近习，外议深以为非。”
后数日，复出内批，以刘惟简、梁从政等四人并除入内内侍省职。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帝曰：“止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辙曰：“此事非为无例，盖谓亲政之初，先擢内臣，故众心惊疑。”帝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
十一月，范祖禹请追改内侍除命，不报。庚寅，因请对，曰：“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三新法，悉变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误国，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想继远引。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赖先帝觉悟，罢逐两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悼悔，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李稷、陆师闵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刘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比屋思乱。赖陛下与太皇太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悬。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得至左右，必进奸言。万一过听而复用，岂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国家自此陵迟，不复振矣。”
又论：“汉、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宁、元丰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辈用事统兵，权势震灼。中正兼干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馁，死亡最多；宪陈再举之策，致永乐摧陷；用臣兴土木之工，无时休息，罔市进之微利，为国敛怨。此三人者，虽加诛戮，未足以谢百姓。宪虽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侍十馀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惟陛下念之。”
时绍述之论已兴，有相章惇之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帝不悦。
丙子，御垂拱殿。
辽枢密使阿苏使人诬奏蕃部掠漠南牧马及居民畜产，招讨使萧托辉不急追捕，罪当死，辽主命免其官。托辉负气，怒则须髯辄张，每有大议，必毅然决之，虽辽主有难色，未尝遽已，见权贵无少屈，竟为阿苏所陷，时人惜之。
十二月，乙巳，范纯仁言：“臣多疾早衰，自叨宰执以来，益为职事所困。窃位已将五月，辅政讫无寸长，上负国恩。又况蒙命之始，已招弹击之言。伏望察其至诚，退之以礼。”诏不允。帝语吕大防曰：“纯仁有时望，不宜去，可为朕留之，且趣入见。”
问：“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对曰：“先帝爱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过甚，激以赏罚，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疏陈其要，以为“青苗非所当行，行之终不免扰民。”
初，太皇太后寝疾，召纯仁曰：“公父仲淹，在章献垂帘时，唯劝章献尽母道，及仁宗亲政，惟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公必能继绍前人。”纯仁泣射曰：“敢不尽忠！”至是群小力排垂帘时事，纯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圣躬，功烈诚心，幽明共鉴。议者不恤国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章献垂帘时事诏书上之曰：“望陛下稽仿而行，以戒薄俗。”韩忠彦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群臣亦多言章献之非，仁宗恶其持情甚薄，下诏戒饬。陛下能法仁祖则善矣。”
甲寅，仿《唐六典》修官制。
丁巳，辽遣使来吊祭。
出钱粟十万赈流民。
辽中京留守窦景庸卒，谥肃宪。
是月，苏轼赴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范纯仁之将入也，杨畏尝有言，纯仁不知。至是吕大防欲用畏为谏议大夫，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曰：“岂以畏尝言公邪？”纯仁始知之。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竟超迁畏为礼部侍郎。及大防充山陵使，甫出国门，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疏入，帝即召对，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品题。且密奏万言，具陈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与王安石学术之美，乞召章惇为相。帝深纳之，遂复章惇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王中正复遥郡团练使。给事中吴安诗不书惇录黄，中书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诰词，乞追回除命，皆不听。
先是水官锐意回河，请曰：“河流浅狭，权堰断，使水势入孙村口。”论奏以千百数。诏率下河北转运司议，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为解。转动副使赵偁，独居中持议，不少假借，每沮却之，因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工费骚动，半于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谓分
水者，回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盖其理也。
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
开浚河流，徒为渊潭，其状可见。
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
臣谓当完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废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
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绍圣元年（辽大安十年）
春，正月，丙申，夏国遣使来贡。
赵偁又上言：“先帝灼见河势，且鉴屡闭屡塞之患，因顺其性，使之北行，此万世策也。
自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
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水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知。
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效也。
臣请开阚村河口，修平乡、巨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如此，则五利全而河患息矣。”
水官又请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回河东流。
于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传相视，且会逐司定议。
偁议以为：“东流阔处无二百步，益以涨水，何可胜约！
去岁尝开鸡爪十五馀丈，未几生淤，形势可见。
一日东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闭，上壅横溃之患，可胜道哉！
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备涨水，因其顺快，水流既通，则河将自成矣。”
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而众相论难，累日不决。
乃周视东北流，较形势，审利害，会逐司诰之，曰：“将浚鸡爪以决东河于北流，可乎？”
水官曰：“不可。张包存则东流败矣。”
诏使曰：“审尔，则水之趋北，势也，奈何逆之？”
由是从偁议，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
会诏中格，复罢。
是月，辽主如春水。
准布别部侵辽，四捷军都监特默死之。
二月，丁未，以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以兵部尚书邓温伯为尚书右丞。
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
时进用大臣，皆从中出，侍从、台谏，亦多不由进拟。
范纯仁乃言于帝曰：“陛下亲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观，天下治乱，实本于此。
舜举皋陶，汤举伊尹，不仁者远。
纵未能如古人，亦须极天下之选。”
帝不纳。
己酉，葬宣仁圣烈皇后于永厚陵。
己未，祔神主于太庙。
甲子，诏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罢避高遵甫讳。
是月，夏国进马，助太皇太后山陵；复遣使再议易地，诏不允。
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癸酉，以知陈州蔡卞为中书舍人。
乙亥，尚书左仆射吕大防罢。
大防位首相逾六年，当国日久，群怨皆归。
及宣仁始祔庙，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因疏列神宗简拔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备进用。
大防亦自求去位，帝亟从之，诏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
后二日，改知永兴军。
乙酉，御集英殿，试进士，策曰：“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纷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
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李清臣之词也。
戊子，徙封徐王颢为冀王。
癸巳，诏赈京东、河北流民，贷以谷麦种，谕使还业，蠲今年租税。
丁酉，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
时考官取进士答策者，多主元祐。
及杨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丰者署前列，拔毕渐为第一。
自此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矣。
是日，苏辙罢。
先是辙上疏曰：“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
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不可改者。
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顾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黜罢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
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
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
至于其它，事有失当，何世无之！
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
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
本朝真宗，右文偃武，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
英宗自籓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
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以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
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
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
奏入，不报。
辙又具札子言：“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改更，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
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
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皆不与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
帝固不说，李清臣、邓温伯又
先媒蘖之。及面论，帝益怒，遂责辙以汉武比先帝，辙曰：“汉武，明主也。”帝曰：“卿意但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明主乎！”帝声甚厉，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
范纯仁从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可如呵斥奴仆。”
邓温伯越次进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纯仁曰：“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
帝曰：“人谓秦皇、汉武。”纯仁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帝为之少霁。
辙平日与纯仁多异，至是乃服，退，举笏谢曰：“公，佛地位人也。”归家，亟具奏，乞赐屏逐，诏以辙为端明殿学士、知汝州。
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有“风节天下所闻”及“原诚终是爱君”之语，帝怒，命别撰词。辙止散官知汝州，安诗寻亦罢为起居舍人，从虞策、郭知章等言也。
河内尹焞应举，见发策黜元祐之政，乃叹曰：“尚可以干禄乎！”不对而出。
焞少师事程颐，谓颐曰：“焞不复应进士举矣。”颐曰：“子有母在。”焞归，告其母陈，母曰：“吾知汝以善养，不知汝以禄养。”颐闻之曰：“贤哉母也！”于是终身不就举。
夏，四月，甲辰，命中书舍人蔡卞同修国史，以国子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并为监察御史。
召淮南转运副使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在外久不召，积憾元祐大臣，攻之不遗馀力，上疏言：“神宗盛德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凡详定局之见明，中书之勘会，户部之行遣，言官之论列，词臣之诰命，无非指擿决扬，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诛赏未正，乞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
又指吕大防、梁焘、范祖禹为奸邪，以司马光、文彦博为负国，言吕公著不当谥正献，甚者至以宣仁双吕、武。
始，商英在元祐时，作《嘉禾颂》，以文彦博、吕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马光，极其称美，至是乃追论其罪。
又言：“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其以险语激怒当世概类此。
辽主驻春州北平淀。
乙巳，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止用元丰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何有不便邪？”范纯仁曰：“四方利害不同，须因民立法，乃可久也。”帝曰：“令户部议之。”
阿里骨遣使来献狮子。
丙午，以旱，诏恤刑。
庚戌，以知江宁府曾布为翰林学士。布自瀛州徙江宁，诏许入觐，遂有是命。布言先帝政事，当复施行，且乞改元以顺天意。
以龙图阁直学士蔡京权户部尚书。
台臣共言苏轼行吕惠卿制词，讥讪先帝：壬子，诏轼落职，如英州。
范纯仁上疏曰：“熙宁法度，皆吕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不副先帝爱民求治之意。至垂帘时，始用言者，特行贬窜，今已八年矣。言者多当时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纳忠，而今乃有是奏，岂非观望邪？”
辽自准布侵边，诸属国多从之叛。边臣间有斩获，诸部亦有降者。而玛古苏猖獗太甚，辽主乃以耶律额特勒为都统，耶律图多为副都统，耶律图鲁为都监，往讨之。
癸丑，诏改元绍圣。
白虹贯日。
以侍讲学士范祖禹为龙图阁直学士、知陕州。先是帝欲以祖禹代苏辙，而沮之者甚众。祖禹力求出，乃有是命。
太子少师致仕冯京卒。帝临奠，蔡确之子渭，京婿也，于丧次阑诉父冤。甲寅，诏复确右正议大夫。
诏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
以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知定州。
壬戌，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惇赴召，沙县陈瓘随众道谒。惇素闻其名，独邀与同载，访当世之务，瓘曰：“请以所乘舟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则行可矣。”惇默然。
瓘复曰：“天子待公为政，敢问将何先？”惇伫思良久，曰：“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瓘曰：“公误矣，此犹欲平舟势而移左以置右也。果尔，将失天下之望。”惇厉色曰：“光辅母后，独掌政柄，不务纂绍先烈，肆意大改成绪，误国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若指为奸邪，又复改作，则误国益甚矣。”
乃为惇极论熙、丰、元祐之事，以为：“元丰之政，多异熙宁，则先志固已变而行之。温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说，行之太遽，所以纷纷至今。为今日计，唯当消朋党，持中道，庶可救弊。若又以熙、丰、元祐为说，无以厌服公论。”
瓘辞辨忼慨，议论劲正，惇虽迕意，亦颇惊异，遂有兼收元祐之语，留瓘共饭而别。
范纯仁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帝既亲政，言者急论垂帘时事。纯仁数称疾求罢，最后出居慈孝寺，请降诏以禁约言者，帝不从。纯仁连章求罢，许之。陛辞日，命坐，赐茶，慰劳甚渥。帝曰：“卿耆德硕望，朝廷所倚赖，今虽在外，凡时政有可裨益者，但入文字言之，无事形迹。”纯仁顿首受命。
命曾布修《神宗正史》。
丙寅，罢五路经律通礼科。
丁卯，诏诸路使：“免役法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施行。”
邓温伯言：“旧
名润甫，昨避高陈王讳，今请复旧名。”从之。
戊辰，同修国史蔡卞上疏言：“先帝盛德大业，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实录》所纪，类多疑似不根，乞验索审订。重行刊定，使后世无所迷惑。”诏从之，以卞兼国史修撰。
己巳，辽除玉田、密云流民租赋一年。
是月，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议大夫，徙知袁州。责词略曰：“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反以君父为仇，无复臣子之义。”中书舍人林希所草。老奸，盖阴斥宣仁也。希典书命，自司马光、吕大防、公著、刘挚等数十人之制，极其丑诋。一日，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尽名节矣！”
闰月，壬申，以陆师闵等二十三人为诸路提举常平官。
癸酉，罢十科举士法，从井亮采言也。
翟思言：“先帝正史，将以传示万世。访闻秉笔之臣，多刊落事迹，变乱美实，以外应奸人诬诋之说。今既改命史官，须别起文，请降旨取《日历》、《时政记》与今《实录》参对。。”从之。
甲申，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门下侍郎。
以礼部侍郎孔武仲为宝文阁待制、知宣州。
乙酉，以工部尚书李之纯为宝文阁待制、知单州，御史刘拯言其为中丞时阿附苏轼故也。
丙戌，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每苗税一石，出米五升，自来年为始，专充赈济；从之。
贬通判杭州秦观监处州茶盐酒税，以刘拯言其影附苏轼、增损《实录》也。
丁亥，诏神宗随龙人赵世长等迁秩赐赉有差。
戊子，诏：“在京诸司所受传宣中批，并候朝廷覆奏以行。”
癸巳，命知苏州吕惠卿改知江宁府。
乙未，章惇入见，遂就职，命提举修《神宗实录》、《国史》。
戊戌，诏改隆祐宫曰慈德宫，前殿曰慈德，中曰仁明，后曰寿昌。
以黄履为御史中丞。元丰末，履尝为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每确、惇有所嫌恶，则使恕道风旨于履，履即排击之，时谓之“四凶”，为刘安世所论而出。至是惊复引用，俾报复仇怨，元祐正臣，无一得免矣。
帝之初即位也，程颢知扶沟县，以檄至河南府，留守韩宗师问：“朝事如何？”颢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它日可忧。”宗师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至是其言乃验。宗师，绛之子也。
庚子，辽赐西北路贫民钱。
五月，壬寅，罢修官制局。
甲辰，罢进士习试诗赋，专治二经。
辽主驻赤勒岭。
己酉，诏以王安石《日录》参定《神宗实录》、《正史》。
初，安石将死，悔其所作，命从子防焚之，防诡以它书代。至是蔡卞即防家取以上之，因芟落事实，文饰奸伪，尽改元祐所修。
辛亥，刘奉世罢。
奉世为人，简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愧作士大夫公论而已。得丧，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虽善摄生者不能无病，正须安以处之。”时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罢为真定府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
癸丑，诏：“中外学官，非制科、进士、上舍生入官者，并罢。”
编类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
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高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寨而弃之，外示以弱，实生戎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惇奏曰：“弃地之议，司马光、文彦博主之于内，赵昪、范纯粹成之于外，故众论莫能夺。若孙觉、王存辈，皆闇不晓事，妄议边计者。至于赵昪、范纯粹，明知其便，而首尾异同以傅会大臣，可谓挟奸罔上。夫妄议者犹可恕，挟奸者不可不深治。”帝以为然。
右正言张商英言：“先帝谓天地合祭非古。”诏礼部、太常详议以闻。
以右正言上官均为工部员外郎。章惇方欲擅权，恶均异论，故罢均言职。寻以均权发遣京东西路刑狱。
戊午，辽有司言：“德勒诸部侵边，统军使出战不利，招讨使以兵击破之。敦睦宫太师耶律安努及其子殁于阵。”
己未，以礼部侍郎杨畏为吏部侍郎。
初，吕大防既超迁畏，畏知章惇心复用，时惇居苏州，有张扩者，惇妻之侄，畏托扩致意云：“畏度事势轻重，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挚、梁焘辈；又欲并逐大防及辙，而二人觉之，遽罢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元丰，首为公辟路者也。”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独请间，语多斥大防。有直省官闻之，叹曰：“杨侍郎前日谄事吕相公，亦如今日见章相公也。”惇信畏言，故又迁吏部。
乙丑，尚书左丞邓润甫卒。润甫首陈绍述，遂登政府。章惇议重谪吕大防、刘挚，润甫不以为然，曰：“俟见上，当力争。”无何，暴卒。
丁卯，嗣濮王宗晖卒。
是月，高丽国王运殂，遣使告于辽，辽遣萧遵列等赙赠。
六月，知永兴军吕大防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知青州刘挚落职，降授左朝议大夫、知黄州，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以台谏交章论列故也。
来之邵等言知英州苏轼诋斥先朝，甲戌，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壬午，封高
密郡王宗晟为嗣濮王。
癸未，以翰林学士承旨曾布同知枢密院事。
甲申，礼部言太学博士詹文奏乞除去王安石《字说》之禁，从之。
乙酉，诏知郓州梁焘改知鄂州，知成德军刘安世改知南安军，管句西京崇福宫吴安诗监光州盐酒税，知虢州韩川改知坊州，权知应天府孙升改知房州，并落职降官；从左司谏翟思言也。
乙酉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侍郎、新除庐州王钦臣，傅会吕大防以致进用，岂可以侍从职名，寄之方面！所有制词，未敢撰进。”诏钦臣除集贤殿修撰、知和州。
诏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守本官、知怀州，以刘拯言公著父子世济奸邪故也。
丙戌，诏蔡确追复观文殿学士，赠特进。
戊子，诏翰林学士兼侍讲蔡卞充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辛卯，三省以监察御史周秩所上二章进呈。读至“向者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妃仪物，又如治平中议濮事。吕大防所以求去”，帝曰：“大防何尝有言！今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读至“邪说甚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帝曰：“此言，激怒也。如秩趋操甚狂，若置之言职，朝廷无安静之理。”遂罢秩知广德军。
己亥，辽禁边民与蕃部为婚。
秋，七月，庚子朔，辽主猎于赤山。
丙辰，张商英言吕希纯于元祐中尝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苏辙事，帝曰：“去冬以宫中缺人使令，因召旧人十数辈，此何系外廷利害，而范祖禹、丰稷、文及甫并有章疏，陈古今祸福以动朕听，希纯等又缴奏争之，何乃尔也！”安焘对曰：“闻文及甫辈上书，亦为人所使。”帝曰：“必苏辙也。”会中书舍人林希言吕希纯尝草宣仁皇后族人迁官诰，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极”，其言失当，及变乱奉祀礼文、荐牙盘食等数事，乃诏落希纯职，知亳州如故。
丁巳，三省言：“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毁讪先帝，变乱法度，纯仁复首建弃地之议，滋养边患。”诏纯仁特降一官。
初，章惇请谪纯仁，帝曰：“纯仁持议公平，非党也，但不肯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党也。”帝勉从惇请。
是日，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等官，诏谕天下。
元丰末，神宗尝谓辅臣曰：“明年建储，当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及公著卒，吕大防奉敕撰《神道碑》，首载神宗语，帝又亲题其额。及章惇、蔡卞欲起史祸，先于《日历》、《时政记》删去“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语，又请发光、公著冢，斫棺暴尸。三省同进呈，许将独不言。惇等退，帝留将问曰：“卿不言，何也？”将曰：“发冢斫棺，恐非盛德事。”帝曰：“朕亦以为无益公家。”遂寝其奏。会黄履、张商英、周秩、上官均、来之邵、翟思、刘拯、井亮采，交章言光等畔道逆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罚轻，未厌公论，凡十九疏。章惇悉以进呈，遂诏追光、公著赠谥，毁所立碑，夺王岩叟赠官，贬大防郢州居住，挚蕲州，辙筠州。曾布密疏请罢毁碑事，不报。
苏颂方执政时，见帝年幼，诸臣太纷更，常曰：“君长，谁任其咎邪？”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帝有言，或无对者。惟颂奏宣仁，必再禀帝，有宣谕，必告诸臣以听圣语。及言者劾颂，帝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也。”又曰：“梁焘每起中正之论，其开陈排击，尽出公议，朕皆记之。”由是颂获免，而焘与外祠。
初，李清臣冀为相，首倡绍述之说，以计去苏辙、范纯仁、亟复青苗、免役法。及章惇相，心甚不悦，复与为异。惇贬司马光等，又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进曰：“更先帝法度，不能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帝然之。戊午，诏曰：“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各以等第行遣责降讫。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今后一切不问，议者亦勿复言，所有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以下及废弃渠阳砦人，自别依敕处分。”
来之邵、刘拯等乞复免役钱法。
是月，准布诸部侵辽之倒塌岭，尽掠西路群牧马去，东北路统军使耶律实埒以兵追及，尽获所掠而还。
辽太子洗马刘辉上书言：“西边诸蕃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言虽不行，识者韪之。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八十三-译文
从昭阳作噩年八月开始，到阏逢阉茂年七月结束，总共一年。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元祐八年（辽大安九年）
八月，辛酉日，太皇太后身体不适，皇帝不处理政务。
壬戌日，派遣使者巡视京东、京西、河南、河北、淮南等地的水灾情况。
戊辰日，大赦天下。
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进入崇庆殿后阁，问候太皇太后的安康。太皇太后对他们说：“现在我的病情加重，恐怕不能再与你们相见了，你们要好好辅佐皇帝。”又说：“我死后，一定会有很多人挑逗皇帝，你们不要听信。”然后叫左右赐给他们社饭，说：“明年吃社饭时，要想起我。”
九月，戊寅日，太皇太后高氏去世。自从她垂帘听政以来，召用名臣，废除新法和苛政，执政九年，朝廷清明，国家安定。她杜绝了内廷的侥幸晋升，抑制了外戚的私恩，文思院进献的物品，从不问及细节，终身不取一件。人们称她为女中的尧、舜。
己卯日，下诏将太皇太后的陵墓定为山陵，任命吕大防为山陵使。
庚辰日，派遣使者向辽国报丧。
戊子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出任定州知州。
冬，十月，丙午日，中书舍人吕陶上奏说：“太皇太后保佑皇帝，至今已有九年，如今突然去世，所有臣民都感到痛心疾首。然而，臣在这个时候却以无可疑为疑，以不必言而言。自从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来，罢黜了凶邪之人，抑制了侥幸之徒，横恩滥赏，一切都被革除，小人们心中难免有怨恨。万一有奸邪不正的言论，迷惑皇帝的视听，说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如今陛下亲政，那么某人应该被重新任用，某事应该被重新施行。这是治乱的关键，安危的契机，君子小人消长的征兆，关键在于陛下是否明察。从前元祐初年，臣担任台谏官时，曾在帘前奏事，恭敬地听到太皇太后宣谕说：‘朝廷政事，如果对百姓有害，就应当更改。其它不涉及利害的，也不必改。每改一事，一定要告诉大臣，以免外人不知。’臣想到这些话，太皇太后所有的更改，都不是出于私意，而是不得已才改的。至于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毁谤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事，这些人都是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太皇太后所改之事，都是对百姓有利的，所逐之臣，都是天下之恶人，怎么能认为不对呢！臣又听说明肃皇太后称制时，常常以私恩遍及亲党，处理政务时，有时会有过失。等到仁宗亲政时，有人迎合上意，指出她的过失；仁宗下诏，明肃垂帘时的事，不得再上奏。圣德广大，超越古今，陛下应当效法并实行。”
戊申日，群臣七次上表，请求皇帝听政。
太皇太后去世后，人们心怀观望，不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担心小人趁机作乱，上疏说：“陛下刚刚总揽政务，接见群臣，这是国家兴替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基础，天下治乱的开端，百姓休戚的开始，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键时刻，天命人心去就离合的时机。先太皇太后性格严正，不可侵犯，所以能够斥逐奸邪，抑制侥幸。虽然她的德泽深厚，深得百姓爱戴，但小人的怨恨也不少，一定会有人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太皇太后的过失，这是离间之言，不可不察。当初，太皇太后与皇帝共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数以万计，都说政令不便。太皇太后顺应天下人心的变化而进行改革，既然改了法，那么制定这些法的人有罪应当被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也顺应众言而逐之。所逐之人，都是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人所痛恨并希望除去的人，怎么会有人憎恶他们呢！希望陛下明辨是非，远离佞人。如果有人以奸言迷惑陛下，应当明正其罪，依法惩处，严惩一人以警示众人，那么天下就会安宁了。这些人既误了先帝，又想误陛下，天下之事，岂能再让小人破坏！”苏辙正准备上疏进谏，看到范祖禹的奏疏后，说：“这是经世之文。”于是附名同进，并毁掉了自己的草稿。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回复。
几天后，范祖禹又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免了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的新法，恢复了祖宗的旧政，所以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甚至辽主也与他的宰相商议说：‘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以敕令燕京留守，让边吏约束，不要生事。’陛下看敌国的情况如此，那么中国的人心可知。如今陛下亲政，小人一定会有所动摇，而那些心怀私利的人也在观望。臣希望陛下上念祖宗的艰难，先太皇太后的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坚守元祐之政，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那么天下幸甚！”
吕希哲说：“君子小人的用心不同，有些过去因过恶招致公论，被法律废黜的人，日夜思虑，只希望乘国家变故、朝廷未宁之时，进献险恶之言以动摇陛下的心。他们的说法大致有三：一是说神宗所立的法度，陛下应当修复；二是说陛下应当独揽大权，不可委信臣下；三是说过去被贬谪的人应当重新任用。这三种说法，即将到来，陛下不可不察。”吕陶也这样说，但都没有得到回复。
辽国的阿噜萨古被玛古苏打败后，辽主任命耶律托卜嘉为西北路招讨使。托卜嘉自认为曾推荐过玛古苏，有旧恩，派人去招降他。玛古苏声称要投降，托卜嘉轻信了他，在镇州西南的沙漠中迎接他，禁止士兵妄动。不久，玛古苏率军突然到来，副将耶律绾、徐盛见其势头凶猛，来不及交战就逃走了，托卜嘉被杀。托卜嘉是仁先的儿子。庚戌日，追赠他为侍中，谥号贞悯。
玛古苏获胜后，准布各部都响应他，进攻倒塌岭。
壬子日，辽国派遣使者登记各路的情况。癸丑日，命令乌库节度使慎嘉努率兵支援倒塌岭。
甲寅日，辽主驻扎在藕丝淀。
乙卯日，命令给乌库部三千匹马。
丙辰日，辽国有关部门报告准布掠夺西路群牧。
丁巳日，辽国赈济西北路的贫民。
己未日，辽国因燕国王延禧生子，大赦天下，妃子的族属都晋升一级。
壬戌日，辽国任命枢密直学士赵延睦为参知政事兼同知南院事。
己巳日，辽主命令广积储备以防备水灾。
庚午日，重新启用内侍乐士宣等人。
六人。苏辙上奏说：“陛下刚刚亲政，朝廷内外的贤能士大夫还没有被任用一人，而恩宠却先给了亲近的人，外界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不妥。”
几天后，皇帝又发出内批，任命刘惟简、梁从政等四人为内侍省的职务。中书舍人吕希纯将任命文书退回，皇帝说：“只是因为宫中缺人，而且有先例。”苏辙说：“这件事并不是没有先例，而是因为陛下刚刚亲政，先提拔内臣，所以大家感到惊讶和疑虑。”皇帝释然地说：“任命暂且保留，等到祔庙时再请示吧。”
十一月，范祖禹请求追回内侍的任命，没有得到回复。庚寅日，范祖禹请求面见皇帝，说：“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制定了三项新法，完全改变了祖宗的政令，大量引用小人误国，勋旧之臣被弃用，忠正之士纷纷远离。又用兵开拓边疆，与外族结怨，天下愁苦，百姓流离失所。幸亏先帝觉悟，罢免了这两人；但他们所引用的小人已经遍布朝廷内外，无法再清除。蔡确接连兴起大狱，王韶开创熙河，章惇开拓五溪，沈起扰乱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都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时深感悔恨，认为朝廷不得不承担责任。以至于吴居厚在京东推行铁冶法，王子京在福建推行茶法，蹇周辅在江西推行盐法，李稷、陆师闵在西川推行茶法、市易法，刘定在河北推行保甲法，百姓都愁苦不堪，家家户户都想造反。幸亏陛下与太皇太后起而救之，天下百姓如解倒悬。只是那些被斥逐的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果他们得以接近陛下，必定会进献奸言。万一陛下听信并重新任用他们，不仅正人不敢立于朝堂，臣恐怕国家从此衰败，再也无法振兴了。”
范祖禹又论道：“汉、唐的灭亡，都是因为宦官。自熙宁、元丰年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人掌权统兵，权势煊赫。王中正兼任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抗，士兵冻饿，死亡最多；李宪提出再举之策，导致永乐城陷落；宋用臣大兴土木工程，无时休息，贪图市井微利，为国家招致怨恨。这三个人，即使加以诛戮，也不足以向百姓谢罪。李宪虽然已经去世，但王中正、宋用臣还在，现在召用内侍十余人，而李宪、王中正的儿子都在其中。这两人一旦入朝，王中正、宋用臣必将被重新任用，希望陛下深思。”
当时绍述之论已经兴起，有人提议任命章惇为相，范祖禹极力反对，皇帝不高兴。
丙子日，皇帝在垂拱殿上朝。
辽国枢密使阿苏派人诬告蕃部掠夺漠南的牧马和居民的牲畜，招讨使萧托辉没有及时追捕，罪当处死，辽主下令免去他的官职。萧托辉性格刚烈，愤怒时胡须都会竖起，每当有重大决议，必定毅然决断，即使辽主面露难色，他也从不轻易放弃，见到权贵也毫不屈服，最终被阿苏陷害，时人为之惋惜。
十二月，乙巳日，范纯仁上奏说：“臣多病早衰，自从担任宰执以来，更加被职事所困扰。窃居高位已经五个月，辅政却毫无建树，辜负了国家的恩典。更何况在受命之初，已经招致弹劾之言。恳请陛下体察臣的至诚，以礼退位。”皇帝下诏不允。皇帝对吕大防说：“范纯仁有威望，不宜离去，可以为朕留住他，并催促他入朝觐见。”
皇帝问：“先朝推行青苗法如何？”范纯仁回答说：“先帝爱民的本意是深厚的，但王安石立法过于激进，用赏罚来激励，导致官吏急切，最终害民。”退朝后，范纯仁上疏陈述要点，认为“青苗法本不该推行，推行后终不免扰民。”
起初，太皇太后病重，召见范纯仁说：“你的父亲范仲淹，在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时，只劝章献太后尽母道，等到仁宗亲政时，只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你一定能继承前人的事业。”范纯仁流泪说：“臣怎敢不尽忠！”此时，群小极力排斥垂帘听政时期的事情，范纯仁上奏说：“太皇太后保佑圣躬，功烈诚心，天地共鉴。议论者不顾国家大计，何其薄情！”并将仁宗禁止议论章献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呈上，说：“希望陛下效仿而行，以戒薄俗。”韩忠彦也对皇帝说：“昔日仁宗初政，群臣也多言章献太后的不是，仁宗厌恶他们持情甚薄，下诏戒饬。陛下若能效法仁祖则善矣。”
甲寅日，仿照《唐六典》修订官制。
丁巳日，辽国派遣使者来吊祭。
朝廷出钱粟十万赈济流民。
辽国中京留守窦景庸去世，谥号肃宪。
这个月，苏轼前往定州。当时国事即将发生变化，苏轼未能入朝辞行。出发后，他上书说：“臣每日侍奉帷幄，正要戍边，却不得一见而行；何况疏远小臣，想要自通，难矣。然而臣不敢因为不得对答而不尽愚忠。古代的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必定先处于晦暗而观察光明，处于静默而观察动态，那么万物的情状就会完全呈现在眼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陛下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的利害与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等到看清实情，然后应时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怕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范纯仁即将入朝时，杨畏曾有过议论，范纯仁并不知道。此时吕大防想任命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纯仁说：“陛下刚刚听政，谏官应当选用正直之人；杨畏奸邪，不可用。”吕大防说：“难道是因为杨畏曾议论过你吗？”范纯仁这才知道。吕大防一向称赞杨畏敢言，并且事先密约杨畏帮助自己，最终超迁杨畏为礼部侍郎。等到吕大防担任山陵使，刚出国门，杨畏就首先背叛吕大防，上疏说：“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疏入，皇帝立即召见，询问先朝故臣中谁可以召用，杨畏于是列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人的品行，各加品题。并且密奏万言，详细陈述神宗建立法度的意图与王安石学术的美妙，请求召章惇为相。皇帝深以为然，于是恢复章惇资政殿学士的职位，吕惠卿为中大夫，王中正复任遥郡团练使。给事中吴安诗不书写章惇的任命文书，中书舍人姚勔不草拟吕惠卿、王中正的诰词，请求追回任命，皇帝都不听。
此前，水官锐意回河，请求说：“河流浅狭，权且筑堰断流，使水势流入孙村口。”论奏数以千百计。诏令下河北转运司商议，同僚大多畏惧，不敢直言，或以不知河事为借口。转运副使赵偁，独自居中持议，毫不妥协，每每阻止，并上《河议》，其大略说：“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工费骚动，半于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谓分”
水，是回流的河流，根据地形地势，引导并分流，这是它的自然规律。
如今却横截河流，设置堤坝来阻挡它。
开凿河流，结果只是形成了深潭，这种情况显而易见。
况且旧河道长达千里，其中又有高地，所以每年涨水落水，常常自行中断。
我认为应该完善大河北流的两岸堤坝，修复宗城的废弃堤坝，关闭宗城口，废除上下堤坝，打开阚村河门，使河流直行形成深水道。
集中三条河流的工程费用来治理一条河流，一两年内就可以完成，河患也差不多可以平息了。”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绍圣元年（辽大安十年）
春天，正月，丙申日，夏国派遣使者来进贡。
赵偁又上书说：“先帝清楚地看到了河流的形势，并且借鉴了屡次封闭屡次堵塞的教训，顺应河流的本性，让它北流，这是万世之策。
自从有关部门设置堤坝和约束，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此分水。
最初在南宫决口，再次在宗城决口，第三次在内黄决口，水都向西决口，说明地势西低，这是显而易见的。
如今想要平息河患，却违背地势，逆反水性，我看不出这能有什么效果。
我请求打开阚村河口，修复平乡、巨鹿的堤坝、焦家等堤坝，疏浚澶渊的旧河道以备涨水；这样，五利俱全，河患也就平息了。”
水官又请求暂时在梁村筑堰，切断张包等河门，关闭内黄决口，打开鸡爪，疏浚口地，回河东流。
于是皇帝下诏派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传车去视察，并且会同各部门商议。
赵偁认为：“东流宽阔的地方不到二百步，再加上涨水，怎么能约束得住！
去年曾经打开鸡爪十五多丈，不久就淤积了，形势可见。
一旦东流无法容纳，北流又全部关闭，上游堵塞横流的祸患，怎么能说得完呢！
请先引导张包以保存北流，修复西堤以备涨水，顺应其顺畅，水流畅通，河流自然就会形成。”
当时只有东路提刑上官均与赵偁的意见一致，而众人争论不休，多日无法决定。
于是他们巡视东北流，比较形势，审察利害，会同各部门商议，说：“要疏浚鸡爪以决东河于北流，可以吗？”
水官说：“不行。张包存在则东流就会失败。”
诏使说：“如果这样，那么水向北流，是自然趋势，怎么能逆反呢？”
于是采纳了赵偁的建议，上奏请求保存张包并治理北流。
但诏书中途被搁置，最终作罢。
这个月，辽主前往春水。
准布别部入侵辽国，四捷军都监特默战死。
二月，丁未日，任命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任命兵部尚书邓温伯为尚书右丞。
李清臣首先倡导绍述，邓温伯附和。
当时任用大臣，都从宫中直接任命，侍从、台谏官也多不由推荐。
范纯仁于是对皇帝说：“陛下亲政之初，四方拭目以待，天下的治乱，实在于此。
舜举用皋陶，汤举用伊尹，不仁者远离。
即使不能像古人那样，也必须选用天下最优秀的人才。”
皇帝没有采纳。
己酉日，安葬宣仁圣烈皇后于永厚陵。
己未日，将神主牌位安放在太庙。
甲子日，下诏依照章献明肃皇后的先例，停止避讳高遵甫的名字。
这个月，夏国进献马匹，资助太皇太后的山陵；又派遣使者再次商议交换土地，皇帝下诏不允。
三月，壬申日初一，发生日食。
癸酉日，任命知陈州蔡卞为中书舍人。
乙亥日，尚书左仆射吕大防被罢免。
吕大防担任首相超过六年，执政时间长久，群怨都归咎于他。
等到宣仁皇后刚入庙，侍御史来之邵请求先驱逐吕大防以打破大臣的朋党，并列举神宗简拔的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人，以备进用。
吕大防也自请去职，皇帝立即同意，下诏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
两天后，改知永兴军。
乙酉日，皇帝在集英殿举行进士考试，策问说：“如今恢复词赋的选拔而士人不知劝勉，罢免常平官而农民并未富裕，可差可募的说法纷乱而役法病态，或东或北的议论分歧而河患滋生，赐土以柔远而羌夷之患未平息，放松利益以便民而商贾之路不通。
可行则因循，不可行则改革，唯有适当为贵，圣人又何必固执呢！”
这是李清臣的策问。
戊子日，徙封徐王颢为冀王。
癸巳日，下诏赈济京东、河北的流民，贷给他们谷麦种子，劝谕他们回乡务农，免除今年的租税。
丁酉日，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
当时考官取进士答策者，多主张元祐之政。
等到杨畏覆考，全部否决，而以主张熙宁、元丰之政的人名列前茅，拔毕渐为第一。
自此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
这一天，苏辙被罢免。
此前苏辙上疏说：“我看到御试策题，历数近年来的行事，有恢复熙宁、元丰之政的意思。
我认为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超越前古，有百世不可改者。
在位近二十年，终身不受尊号，裁减宗室，恩止袒免，减少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顾募衙前，免除民间破家之患；罢黜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设置寄禄官，恢复六曹旧制；严格俸禄之法，禁止私下交谒；实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取六色之钱，以宽杂役。
凡此种种，都是先帝的睿算，有利无害。
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
至于其他，事有失当，哪个时代没有！
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这才是圣人之孝。
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
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
本朝真宗，右文偃武，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
英宗自藩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
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以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
愿陛下反复臣言，慎勿轻事改易。
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
奏疏呈上，没有回复。
苏辙又上札子说：“圣意如果真的认为先帝旧政有不合改更之处，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
如今自宰臣以下，未曾略闻此言，而忽然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
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皆不与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
皇帝本来就不高兴，李清臣、邓温伯又
先有人暗中挑拨离间。等到当面讨论时，皇帝更加愤怒，于是责备苏辙将汉武帝比作先帝，苏辙说：“汉武帝是明主。”皇帝说：“你的意思只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晚年下了哀痛的诏书，难道算是明主吗！”皇帝的声音非常严厉，苏辙下殿等待治罪，众人都不敢救他。
范纯仁从容地说：“汉武帝有雄才大略，史书上没有贬低他的言辞，苏辙将他比作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刚刚亲政，进退大臣应当以礼相待，不能像呵斥奴仆一样。”
邓温伯越级进言说：“先帝的法度，被司马光、苏辙破坏殆尽。”范纯仁说：“不是这样。法度本身没有弊端，有弊端就应当改正。”
皇帝说：“人们都说秦始皇、汉武帝。”范纯仁说：“苏辙所讨论的，是事情和时势，而不是人。”皇帝因此稍微缓和了怒气。
苏辙平时与范纯仁多有不同意见，到这时才佩服他，退下后，举起笏板谢道：“您真是佛地位的人啊。”回到家后，立即上奏，请求被贬逐，皇帝下诏任命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知汝州。
中书舍人吴安诗起草诏书，其中有“风节天下所闻”和“原诚终是爱君”的话，皇帝大怒，命令另写诏书。苏辙只被任命为散官知汝州，吴安诗不久也被罢免为起居舍人，这是听从了虞策、郭知章等人的建议。
河内尹焞参加科举考试，看到考题中贬斥元祐时期的政策，于是叹息道：“还能靠这个求取俸禄吗！”没有回答就离开了考场。
尹焞年轻时曾拜程颐为师，他对程颐说：“我不再参加进士考试了。”程颐说：“你还有母亲在。”尹焞回家后，告诉母亲陈氏，母亲说：“我知道你以善行奉养我，不知道你以俸禄奉养我。”程颐听说后说：“真是贤母啊！”于是尹焞终身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夏季，四月，甲辰日，皇帝任命中书舍人蔡卞为同修国史，任命国子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为监察御史。
召淮南转运副使张商英为右正言。张商英在外地很久没有被召见，积怨于元祐时期的大臣，极力攻击他们，上疏说：“神宗的盛德大业，超越古今，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等人，援引朋党，敢于讥讽议论。凡是详定局的见解，中书的审核，户部的执行，言官的论列，词臣的诰命，无不指摘决断，鄙薄嗤笑，剪除陛下的羽翼于内，驱逐股肱之臣于外，天下的形势，岌岌可危！如今天下清明，诛赏未正，请求下令禁省检索前后的章牍，交付臣等详细审阅签揭，陛下与大臣斟酌可否。”
又指吕大防、梁焘、范祖禹为奸邪，认为司马光、文彦博辜负国家，说吕公著不应谥为“正献”，甚至将宣仁太后与吕公著、吕大防并称为“双吕”。
起初，张商英在元祐时期，曾作《嘉禾颂》，将文彦博、吕公著比作周公，又作文祭奠司马光，极尽赞美之词，到这时却追论他们的罪过。
又说：“愿陛下不要忘记元祐时期，章惇不要忘记汝州时期，安焘不要忘记许昌时期，李清臣、曾布不要忘记河阳时期。”他用这种险恶的言辞激怒当世，大致如此。
辽主驻扎在春州北平淀。
乙巳日，三省报告役法尚未完善，皇帝说：“只用元丰时期的法令，减去宽剩钱，百姓有什么不便？”范纯仁说：“四方利害不同，必须根据民情立法，才能长久。”皇帝说：“让户部讨论。”
阿里骨派使者来献狮子。
丙午日，因为旱灾，皇帝下诏恤刑。
庚戌日，任命知江宁府曾布为翰林学士。曾布从瀛州调任江宁，皇帝允许他入朝觐见，于是有了这个任命。曾布建议先帝的政事应当恢复施行，并且请求改元以顺应天意。
任命龙图阁直学士蔡京为权户部尚书。
台臣们一起弹劾苏轼在吕惠卿的制词中讥讽先帝：壬子日，皇帝下诏将苏轼贬职，发配到英州。
范纯仁上疏说：“熙宁时期的法度，都是吕惠卿附和王安石的建议，不符合先帝爱民求治的意愿。到垂帘听政时，才开始采纳言官的建议，特行贬窜，如今已经八年了。言官大多是当时的御史，为什么当时畏避不立即进忠言，而现在才有这样的奏章，难道不是在观望吗？”
辽国自从准布入侵边境，各属国大多跟随他们叛乱。边境官员间或有斩获，各部也有投降的。而玛古苏猖獗太甚，辽主于是任命耶律额特勒为都统，耶律图多为副都统，耶律图鲁为都监，前往讨伐。
癸丑日，皇帝下诏改元为绍圣。
白虹贯日。
任命侍讲学士范祖禹为龙图阁直学士、知陕州。此前皇帝想用范祖禹代替苏辙，但反对的人很多。范祖禹极力请求外任，于是有了这个任命。
太子少师致仕冯京去世。皇帝亲临祭奠，蔡确的儿子蔡渭，是冯京的女婿，在丧礼上拦路诉说他父亲的冤屈。甲寅日，皇帝下诏恢复蔡确的右正议大夫职位。
皇帝下诏让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
任命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知定州。
壬戌日，任命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应召赴京，沙县陈瓘随众人前来拜见。章惇素闻其名，单独邀请他同车，询问当世的事务，陈瓘说：“请用所乘的船来比喻，偏重一边能行吗？或左或右，偏重都是一样的。明白这一点，就能行了。”章惇默然。
陈瓘又说：“天子期待您执政，敢问您将先做什么？”章惇沉思良久，说：“司马光是奸邪，应当先辨明。”陈瓘说：“您错了，这就像想平衡船势却把左边的东西移到右边。如果这样，将会失去天下的期望。”章惇厉色说：“司马光辅佐母后，独掌政柄，不致力于继承先烈的功业，肆意大改成绪，误国如此，不是奸邪是什么？”陈瓘说：“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若指为奸邪，又复改作，则误国益甚矣。”
于是陈瓘为章惇详细论述熙宁、元丰、元祐时期的事情，认为：“元丰时期的政事，大多与熙宁不同，说明先帝的志向已经改变并施行。温公（司马光）不明先帝的志向，而用‘母改子’的说法，施行得太急，所以纷争至今。为今之计，应当消除朋党，持中道，或许可以救弊。若又以熙宁、元丰、元祐为说，无法服众。”
陈瓘言辞慷慨，议论劲正，章惇虽然不悦，但也颇为惊异，于是有了兼收元祐之语，留陈瓘共进晚餐后分别。
范纯仁被罢免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皇帝亲政后，言官们急切地讨论垂帘听政时的事情。范纯仁多次称病请求罢免，最后出居慈孝寺，请求下诏禁止言官，皇帝不答应。范纯仁连续上章请求罢免，皇帝同意了。辞别时，皇帝命他坐下，赐茶，慰劳甚厚。皇帝说：“您是德高望重的老臣，朝廷所倚赖，如今虽在外地，凡时政有可裨益的，只管上奏，不必拘泥形式。”范纯仁叩首受命。
命令曾布修撰《神宗正史》。
丙寅日，废除五路经律通礼科。
丁卯日，皇帝下诏给各路使臣：“免役法依照元丰八年现行的条约施行。”
邓温伯说：“旧
名叫润甫，之前因为避讳高陈王的名字，现在请求恢复旧名。”皇帝同意了。
戊辰日，同修国史的蔡卞上疏说：“先帝的盛德大业，卓越地超越了千古，但《实录》中记载的内容，大多似是而非，请求重新审查修订。重新刊定，使后世不再迷惑。”皇帝下诏同意，任命蔡卞兼任国史修撰。
己巳日，辽国免除玉田、密云流民一年的租赋。
这个月，知汝州苏辙被降职为左朝议大夫，调任袁州。责词大致说：“垂帘听政之初，老奸臣擅权，将他安排在言路，让他诋毁先朝，反而将君父视为仇敌，不再有臣子的道义。”这是中书舍人林希所写的。老奸臣，暗指宣仁太后。林希负责起草诏书，从司马光、吕大防、公著、刘挚等数十人的制书，都极尽丑化诋毁。一天，起草完诏书后，他将笔扔在地上说：“彻底毁坏了名节！”
闰月，壬申日，任命陆师闵等二十三人为各路提举常平官。
癸酉日，废除十科举士法，这是听从井亮采的建议。
翟思说：“先帝的正史，将传示万世。听说执笔的臣子，大多删减事迹，篡改事实，以迎合奸人的诬蔑诋毁之说。现在既然改命史官，必须重新撰写，请求下旨取《日历》、《时政记》与现在的《实录》进行对照。”皇帝同意了。
甲申日，任命观文殿学士安焘为门下侍郎。
任命礼部侍郎孔武仲为宝文阁待制、知宣州。
乙酉日，任命工部尚书李之纯为宝文阁待制、知单州，御史刘拯说他担任中丞时阿附苏轼。
丙戌日，虞策请求重新设立天下义仓，每征收一石苗税，出米五升，从明年开始，专门用于赈济；皇帝同意了。
贬通判杭州秦观为监处州茶盐酒税，因为刘拯说他依附苏轼、篡改《实录》。
丁亥日，下诏神宗随龙人赵世长等人升迁职位并赐予赏赐。
戊子日，下诏：“在京各司所接受的传宣中批，都要等待朝廷覆奏后再执行。”
癸巳日，命令知苏州吕惠卿改任知江宁府。
乙未日，章惇入朝觐见，随即就职，任命他提举修撰《神宗实录》、《国史》。
戊戌日，下诏将隆祐宫改名为慈德宫，前殿名为慈德，中殿名为仁明，后殿名为寿昌。
任命黄履为御史中丞。元丰末年，黄履曾担任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勾结，每当蔡确、章惇有嫌恶的人，就让邢恕传达旨意给黄履，黄履便加以排挤打击，当时被称为“四凶”，被刘安世弹劾而罢官。现在又被重新起用，让他报复仇怨，元祐时期的正直大臣，无一幸免。
皇帝刚即位时，程颢担任扶沟县知县，奉命到河南府，留守韩宗师问：“朝政如何？”程颢说：“司马君实、吕晦叔担任宰相了。”又问：“如果真的担任宰相，会怎么样？”程颢说：“应该与元丰时期的大臣一样。如果先分党派，将来会有忧患。”韩宗师问：“有什么忧患？”程颢说：“元丰时期的大臣都是贪利之人，如果让他们自己改变那些严重害民的法令，那就好了。否则，士大夫的祸患不会停止。”现在他的话应验了。韩宗师是韩绛的儿子。
庚子日，辽国赐予西北路贫民钱财。
五月，壬寅日，废除修官制局。
甲辰日，废除进士考试中的诗赋科目，专攻两经。
辽国君主驻扎在赤勒岭。
己酉日，下诏以王安石的《日录》参定《神宗实录》、《正史》。
当初，王安石临终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命令侄子王防将《日录》烧掉，王防用其他书代替。现在蔡卞从王防家取来《日录》上呈，因此删减事实，文饰奸伪，彻底修改了元祐时期所修的内容。
辛亥日，刘奉世被罢免。
刘奉世为人简朴稳重，有法度，常说：“家世只知道侍奉君主，内心无愧于士大夫的公论而已。得失是常理。就像寒暑加于人，即使善于养生的人也不能不生病，正需要安然处之。”当时因为章惇掌权，他极力请求外调。于是被罢免为真定府路安抚使，兼任知成德军。
癸丑日，下诏：“中外学官，如果不是通过制科、进士、上舍生入官的，一律罢免。”
编类元祐时期群臣的章疏及更改的事条。
甲寅日，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说：“先帝开拓疆土，扼制西戎的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等地，据高临下，占据险要。元祐初年，掌权的大臣放弃这四个寨子，对外示弱，实际上助长了戎人的野心。请求检阅议臣所进的章疏，列出他们的名字，公开进行贬责。”章惇等人因此列出最初提议放弃土地的人，从司马光、文彦博以下共十一人。章惇上奏说：“放弃土地的提议，司马光、文彦博在朝内主导，赵昪、范纯粹在朝外促成，所以众论无法改变。像孙觉、王存等人，都是不明事理，妄议边计的人。至于赵昪、范纯粹，明知其便利，却首尾不一以迎合大臣，可以说是挟奸罔上。妄议者尚可宽恕，挟奸者不可不严惩。”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右正言张商英说：“先帝认为天地合祭不符合古制。”下诏礼部、太常详细讨论后上报。
任命右正言上官均为工部员外郎。章惇正想专权，厌恶上官均的异议，所以罢免了他的言职。不久任命上官均为权发遣京东西路刑狱。
戊午日，辽国有司报告：“德勒诸部侵犯边境，统军使出战不利，招讨使率兵击败了他们。敦睦宫太师耶律安努及其子战死。”
己未日，任命礼部侍郎杨畏为吏部侍郎。
当初，吕大防已经超迁杨畏，杨畏知道章惇有心重新起用他，当时章惇住在苏州，有个叫张扩的人，是章惇妻子的侄子，杨畏托张扩传达意思说：“杨畏衡量事势轻重，通过吕大防、苏辙驱逐刘挚、梁焘等人；又想一并驱逐吕大防和苏辙，但二人察觉了，立刻罢免了杨畏的言职。杨畏表面上在元祐时期，内心却在熙宁、元丰时期，是第一个为公开辟道路的人。”等到章惇应召入朝，百官在郊外迎接，杨畏独自请求私下谈话，言辞中多次斥责吕大防。有直省官听到后，感叹说：“杨侍郎以前谄媚吕相公，也像今天见章相公一样。”章惇相信杨畏的话，所以又升迁他为吏部侍郎。
乙丑日，尚书左丞邓润甫去世。邓润甫首先提出绍述，因此进入政府。章惇提议重贬吕大防、刘挚，邓润甫不以为然，说：“等见到皇上，我会力争。”不久，他突然去世。
丁卯日，嗣濮王宗晖去世。
这个月，高丽国王运去世，派使者向辽国报告，辽国派萧遵列等人赠送财物。
六月，知永兴军吕大防被降职为右正议大夫、知随州，知青州刘挚被免职，降为左朝议大夫、知黄州，知汝州苏辙被降职为左朝议大夫、知袁州，因为台谏官员纷纷弹劾他们。
来之邵等人弹劾知英州苏轼诋毁先朝，甲戌日，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
壬午日，封高
密郡王宗晟被封为嗣濮王。
癸未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曾布为同知枢密院事。
甲申日，礼部报告太学博士詹文上奏请求解除对王安石《字说》的禁令，皇帝同意了。
乙酉日，皇帝下诏，将知郓州梁焘调任知鄂州，知成德军刘安世调任知南安军，管句西京崇福宫吴安诗监光州盐酒税，知虢州韩川调任知坊州，权知应天府孙升调任知房州，并且都降职降官；这是听从了左司谏翟思的建议。
乙酉日，中书舍人林希说：“吏部侍郎、新任庐州王钦臣，依附吕大防得以晋升，怎么能以侍从的职位，委以重任！所有任命文书，我不敢撰写。”皇帝下诏，王钦臣被任命为集贤殿修撰、知和州。
皇帝下诏，崇政殿说书吕希哲保留原职、知怀州，因为刘拯说吕公著父子世代奸邪。
丙戌日，皇帝下诏，追复蔡确为观文殿学士，赠特进。
戊子日，皇帝下诏，翰林学士兼侍讲蔡卞充任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辛卯日，三省将监察御史周秩所上的两章奏折呈给皇帝。读到“以前有御批，想增加皇太妃的仪仗，又如治平年间讨论濮王的事。吕大防因此请求离职”，皇帝说：“吕大防何曾说过这些话！现在周秩越级提到这些，是迎合。”又读到“邪说盛行，使天子不能尊崇其母”，皇帝说：“这话，是激怒。像周秩这样行为狂放，如果让他担任言官，朝廷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于是罢免周秩，让他去知广德军。
己亥日，辽国禁止边境居民与蕃部通婚。
秋天，七月，庚子朔日，辽国皇帝在赤山打猎。
丙辰日，张商英说吕希纯在元祐年间曾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苏辙的事，皇帝说：“去年冬天因为宫中缺人使唤，所以召回了十几个旧人，这跟外廷的利害有什么关系，而范祖禹、丰稷、文及甫都上奏章，陈述古今祸福来打动我，吕希纯等人又缴奏争辩，这是为什么！”安焘回答说：“听说文及甫等人上书，也是受人指使。”皇帝说：“一定是苏辙。”正好中书舍人林希说吕希纯曾起草宣仁皇后族人迁官的诰书，其中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的话，这话不当，还有变乱奉祀礼文、推荐牙盘食等几件事，于是皇帝下诏，罢免吕希纯的职务，仍让他知亳州。
丁巳日，三省说：“范纯仁、韩维依附司马光，诽谤先帝，变乱法度，范纯仁还首先提出放弃土地的提议，助长了边境的祸患。”皇帝下诏，范纯仁特降一官。
起初，章惇请求贬谪范纯仁，皇帝说：“范纯仁持论公平，不是党人，只是不肯为我留下罢了。”章惇说：“不肯留下，就是党人。”皇帝勉强同意了章惇的请求。
这一天，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等人的官职，诏告天下。
元丰末年，神宗曾对辅臣说：“明年立储，应当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等到吕公著去世，吕大防奉命撰写《神道碑》，首先记载了神宗的话，皇帝又亲自题写了碑额。等到章惇、蔡卞想制造史祸，先在《日历》、《时政记》中删去“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的话，又请求发掘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砍开棺材暴尸。三省一同进呈，许将独不说话。章惇等人退下后，皇帝留下许将问道：“你不说话，为什么？”许将说：“发掘坟墓砍开棺材，恐怕不是盛德之事。”皇帝说：“我也认为对公家无益。”于是搁置了他们的奏章。正好黄履、张商英、周秩、上官均、来之邵、翟思、刘拯、井亮采，纷纷上奏说司马光等人违背道义，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吕大防等人罪大罚轻，不能平息公论，共十九道奏章。章惇全部进呈，于是皇帝下诏，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毁掉所立的碑，剥夺王岩叟的赠官，贬吕大防到郢州居住，刘挚到蕲州，苏辙到筠州。曾布秘密上奏请求停止毁碑的事，没有得到回复。
苏颂执政时，看到皇帝年幼，大臣们过于纷乱，常说：“君主长大了，谁来承担过错呢？”每当大臣奏事，都取决于宣仁太后，皇帝有话，有时没人回应。只有苏颂奏事时，必定再次禀告皇帝，有宣谕，必定告诉大臣们以听取圣旨。等到有人弹劾苏颂，皇帝说：“苏颂懂得君臣之义，不要轻易议论他。”又说：“梁焘每次提出中正的言论，他的陈述和批评，都是出于公议，我都记在心里。”因此苏颂得以免罪，而梁焘被外放。
起初，李清臣希望成为宰相，首先提出绍述的说法，用计策排挤苏辙、范纯仁，迅速恢复了青苗法、免役法。等到章惇成为宰相，心里很不高兴，又与他作对。章惇贬谪司马光等人，又登记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准备全部流放到岭南。李清臣进言说：“改变先帝的法度，不能没有过错，但他们都是累朝元老，如果听从章惇的话，必定会大骇物听。”皇帝同意了他的话。戊午日，皇帝下诏说：“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人，各按等级进行责罚降职。至于那些谋利之徒，胁肩谄媚成风，应当加以警告，使他们改正邪行，推行我不忍之仁，开辟你们自新之路。今后一切不再追究，议论的人也不要再提，所有现行取会《实录》修撰官以下及废弃渠阳砦的人，另行依敕处分。”
来之邵、刘拯等人请求恢复免役钱法。
这个月，准布各部入侵辽国的倒塌岭，抢走了西路群牧的马匹，东北路统军使耶律实埒率兵追击，全部夺回了被抢的马匹。
辽国太子洗马刘辉上书说：“西边的蕃部为患，士兵远戍，中国的百姓疲于运送粮草，这不是长久之计。现在的当务之急，不如在盐泺筑城，安置汉人，让他们耕种田地，聚集粮食，作为西北的费用。”虽然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有识之士都认为他说得对。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八十三-注解
昭阳作噩：昭阳是古代天文学中的星名，作噩是指不吉利的日子。这里指元祐八年的八月。
阏逢阉茂：阏逢是古代天文学中的星名，阉茂是指不吉利的日子。这里指元祐八年的七月。
太皇太后：指宋哲宗的祖母高氏，她在宋哲宗年幼时垂帘听政，对北宋政治有重要影响。
吕大防：北宋官员，曾任知永兴军，因政治斗争被贬。
范纯仁：北宋政治家，范仲淹之子，以正直和忠诚著称，曾任宰相，主张以礼治国。
苏辙：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苏轼之弟，因政治斗争被贬。
郑雍：北宋政治家，曾任宰相，支持元祐更化。
韩忠彦：北宋政治家，韩琦之子，曾任宰相。
刘奉世：北宋官员，为人简重有法度，因章惇用事而力乞外任。
崇庆殿：北宋皇宫中的一座殿宇，常用于举行重要仪式。
社饭：古代祭祀社神时所用的饭食，象征对神灵的敬意。
山陵：指皇帝的陵墓，这里指太皇太后高氏的陵墓。
吕陶：北宋政治家，曾任中书舍人，支持元祐更化。
范祖禹：北宋史学家、政治家，著有《唐鉴》等。
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主持变法，其《日录》被用于修订《神宗实录》。
吕惠卿：北宋官员，曾任知苏州、知江宁府。
蔡确：北宋政治家，曾任宰相，后因党争被贬。
李定：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后因政治斗争被贬。
张诚一：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后因政治斗争被贬。
宋用臣：北宋宦官，曾任监军。
李宪：北宋宦官，曾任监军。
王中正：北宋宦官，曾任监军。
明肃皇太后：指宋仁宗的母亲刘氏，她在宋仁宗年幼时垂帘听政。
辽主：指辽国的皇帝，这里指辽道宗耶律洪基。
玛古苏：辽国将领，曾与辽军交战。
耶律托卜嘉：辽国将领，曾任西北路招讨使。
准布：辽国的一个部落，曾与辽军交战。
倒塌岭：辽国边境地名，具体位置不详。
乌库：辽国的一个部落，曾与辽军交战。
藕丝淀：辽国的一个地名，辽主曾在此驻跸。
燕国王延禧：辽国的宗室成员，曾生子，辽主因此大赦天下。
赵延睦：辽国政治家，曾任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
乐士宣：北宋内侍，曾因政治斗争被贬，后复职。
内批：皇帝在宫中直接发出的命令，不经由正式渠道。
中书舍人：宋代官职，负责起草诏令，参与机要。
吕希纯：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中书舍人，参与黄河治理的决策。
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王安石变法开始实施。
章惇：北宋官员，曾任提举修《神宗实录》、《国史》，是绍述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沈括：北宋科学家、政治家，著有《梦溪笔谈》。
吴居厚：北宋官员，曾任京东转运使。
王子京：北宋官员，曾任福建转运使。
蹇周辅：北宋官员，曾任江西转运使。
李稷：北宋官员，曾任西川转运使。
陆师闵：北宋官员，被任命为诸路提举常平官。
刘定：北宋官员，曾任河北转运使。
杨畏：北宋官员，曾任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善于迎合权臣。
苏轼：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因诋斥先朝被贬。
垂拱殿：宋代皇宫中的一座殿宇，皇帝常在此处理政务。
辽：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与北宋并存。
阿苏：辽国官员，曾任枢密使。
萧托辉：辽国官员，曾任招讨使。
窦景庸：辽国官员，曾任中京留守。
赵偁：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水官，参与黄河治理。
埽：古代用于治理河道的工程设施，通常是用竹木、石头等材料制成的堤坝或拦河坝，用于调节水流。
宗城：地名，位于今河北省境内，古代是黄河治理的重要地点之一。
阚村河门：古代黄河治理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水门，用于调节黄河水流。
澶渊：地名，位于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古代是黄河治理的重要区域。
梁村：地名，位于今河南省境内，古代黄河治理的重要地点之一。
张包：黄河治理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河门，用于调节黄河水流。
鸡爪：黄河治理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河段，因其形状似鸡爪而得名。
内黄：地名，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境内，古代是黄河治理的重要地点之一。
南宫：地名，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境内，古代是黄河治理的重要地点之一。
哲宗：宋哲宗赵煦，北宋第七位皇帝，1085年至1100年在位。
绍圣元年：宋哲宗的年号，1094年至1098年。
辽大安十年：辽道宗的年号，1085年至1094年。
夏国：指西夏，古代中国西北部的一个政权，由党项族建立。
井亮采：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殿中侍御史，参与黄河治理的决策。
上官均：北宋官员，曾任右正言、工部员外郎，因异论被章惇罢免言职。
李清臣：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户部尚书、中书侍郎，支持绍述政策。
邓温伯：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丞，支持绍述政策。
宣仁圣烈皇后：宋神宗的皇后，宋哲宗的母亲，死后谥号为宣仁圣烈皇后。
永厚陵：宋神宗和宣仁圣烈皇后的陵墓，位于今河南省巩义市。
章献明肃皇后：宋仁宗的皇后，死后谥号为章献明肃皇后。
高遵甫：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宰相，死后避讳其名。
蔡卞：北宋官员，曾任同修国史，主张修订《实录》以准确记录先帝的盛德大业。
来之邵：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侍御史，主张罢免吕大防。
安焘：北宋官员，曾任观文殿学士、门下侍郎。
元丰：宋神宗年号（1078-1085），期间王安石变法全面推行。
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期间由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旧党执政，废除王安石新法。
霍光：西汉时期的权臣，曾辅佐汉昭帝、汉宣帝，推行一系列改革。
光武：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谥号为光武帝。
显宗：东汉皇帝刘庄，谥号为显宗。
章帝：东汉皇帝刘炟，谥号为章帝。
真宗：宋真宗赵恒，北宋第三位皇帝，997年至1022年在位。
章献：宋真宗的皇后，死后谥号为章献明肃皇后。
仁宗：宋仁宗赵祯，北宋第四位皇帝，1022年至1063年在位。
英宗：宋英宗赵曙，北宋第五位皇帝，1063年至1067年在位。
神宗：宋神宗赵顼，北宋第六位皇帝，支持王安石变法，试图通过改革振兴国家。
汉武：汉武帝刘彻，西汉第七位皇帝，以其雄才大略和对外扩张政策著称，但也因晚年穷兵黩武而备受争议。
司马光：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主持编纂《资治通鉴》，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恢复旧制。
润甫：邓润甫，北宋官员，曾任尚书左丞，支持绍述（继承和发扬）先帝的政策。
林希：北宋官员，中书舍人，曾起草贬责苏辙的诏书。
翟思：北宋官员，主张修订先帝正史，以传示万世。
孔武仲：北宋官员，曾任礼部侍郎、宝文阁待制。
李之纯：北宋官员，曾任工部尚书、宝文阁待制，因阿附苏轼被贬。
虞策：北宋官员，主张复置天下义仓，以赈济灾民。
秦观：北宋文学家，因影附苏轼、增损《实录》被贬。
黄履：北宋官员，曾任御史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被称为“四凶”。
程颢：北宋理学家，曾任扶沟县知县，对朝政有深刻见解。
张商英：北宋官员，曾任右正言，主张天地合祭非古制。
邓润甫：北宋官员，曾任尚书左丞，支持绍述政策，因反对重谪吕大防、刘挚而暴卒。
刘挚：北宋官员，曾任知青州，因政治斗争被贬。
嗣濮王：宋代封爵名，指继承濮王爵位的人。濮王是宋代宗室封爵之一，通常授予皇帝的近亲。
翰林学士承旨：宋代官名，翰林学士中的最高职位，负责起草诏令、参与机要事务。
同知枢密院事：宋代官名，枢密院的副职，协助枢密使处理军国大事。
太学博士：宋代官名，太学的教授，负责教授儒家经典。
字说：王安石所著的文字学著作，因其政治立场而一度被禁。
知州：宋代官名，州级行政长官，负责一州的政务。
集贤殿修撰：宋代官名，集贤院的修撰官，负责编修史书、典籍。
崇政殿说书：宋代官名，负责在崇政殿为皇帝讲解经史。
观文殿学士：宋代官名，观文殿的学士，负责编修典籍、参与机要事务。
国史院修撰：宋代官名，国史院的修撰官，负责编修国史。
监察御史：宋代官名，负责监察百官、弹劾不法。
宣仁皇后：宋神宗的皇后，因其贤德而被尊为宣仁皇后。
青苗法：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政策，旨在通过政府贷款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的时期。
免役法：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政策，允许百姓缴纳免役钱以代替服徭役。
岭表：指岭南地区，即今天的广东、广西一带。
渠阳砦：宋代边防要塞，位于今湖南省境内。
盐泺：地名，位于辽国西部，具体位置不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八十三-评注
这段文字记载了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的政治事件，主要围绕太皇太后高氏的去世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展开。太皇太后高氏是宋哲宗的祖母，她在宋哲宗年幼时垂帘听政，主持元祐更化，废除了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苛政，恢复了祖宗旧制，使得北宋政治一度清明，社会安定。她的去世引发了朝野的震动，许多大臣担心小人乘机扰乱朝政，纷纷上疏劝谏宋哲宗保持警惕，坚守元祐之政。
从文化内涵来看，这段文字反映了北宋中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太皇太后高氏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她的政治遗产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支持元祐更化的大臣们担心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会卷土重来，因此极力劝谏宋哲宗保持警惕，坚守元祐之政。这种政治斗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北宋社会对变法与保守两种治国理念的深刻分歧。
从艺术特色来看，这段文字以简洁明了的语言记录了复杂的历史事件，通过大臣们的上疏和对话，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紧张氛围。尤其是太皇太后高氏临终前的嘱托，充满了对国家和皇帝的深切关怀，展现了她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感。
从历史价值来看，这段文字为我们了解北宋中期的政治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太皇太后高氏的去世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标志着元祐更化的结束和王安石变法的复兴。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北宋政治的复杂性，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通过记录太皇太后高氏的去世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展现了北宋中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性。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这段文字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政治斗争和变法争议的片段，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复杂局势。苏辙、范祖禹、范纯仁等人作为反对变法的代表，多次上奏劝谏皇帝，强调变法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百姓的伤害。他们主张恢复祖宗旧制，反对任用宦官和变法派官员，认为这些举措会导致国家衰败。
文中提到的熙宁变法，是北宋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由王安石主导，旨在通过一系列新法来富国强兵。然而，变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官吏急功近利、百姓负担加重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范祖禹在奏疏中详细列举了变法带来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对民生的破坏，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
范纯仁作为范仲淹之子，继承了其父的忠君爱国思想，多次劝谏皇帝，强调应以民为本，反对急功近利的改革。他在奏疏中提到仁宗时期的政策，主张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范纯仁的言论体现了儒家传统的治国理念，强调仁政和德治，反对过度依赖法度和刑罚。
苏轼在定州赴任前的上书，则展现了他对时局的深刻洞察。他建议皇帝应“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即在局势未明之前，保持谨慎，观察群臣的言行，避免轻率决策。苏轼的言论反映了他对政治局势的清醒认识，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关切。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辽国的政治斗争，尤其是阿苏与萧托辉之间的矛盾，反映了辽国内部的权力斗争。萧托辉的刚直不阿和最终被陷害的命运，令人唏嘘，也揭示了古代官场的险恶。
总体而言，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北宋时期的政治斗争和变法争议，还通过不同人物的言行，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范祖禹、范纯仁、苏轼等人的言论，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文中对辽国政治的描写，也为研究辽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本文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黄河治理的争议与决策过程，反映了当时朝廷在治理黄河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的重要河流，但由于其泥沙含量高、河道多变，治理黄河一直是历代王朝的重要任务。北宋时期，黄河频繁决口，给沿岸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黄河治理成为朝廷的重要议题。
文中提到的赵偁、吕希纯、井亮采等人都是当时参与黄河治理的官员，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方案。赵偁主张顺应黄河的自然流向，修复旧堤，开阚村河门，使黄河水流顺畅，避免人为干预导致的水患。而水官则主张通过人工干预，横截河流，试图通过分水来缓解黄河的压力。这两种方案反映了当时朝廷在黄河治理问题上的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顺应自然，另一种是人为干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黄河治理的争议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斗争的体现。北宋时期，朝廷内部存在着新旧党争，黄河治理的决策也受到了党争的影响。赵偁等人的主张虽然符合黄河的自然规律，但由于与当时的政治风向不符，最终未能得到采纳。而水官的主张虽然短期内可能见效，但从长远来看，违背了黄河的自然规律，最终可能导致更大的水患。
本文还反映了北宋时期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吕大防、苏辙等人因反对绍述政策而被罢免，而李清臣、邓温伯等人则因支持绍述政策而得到重用。这种权力斗争不仅影响了朝廷的政治决策，也对黄河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河治理的失败，不仅是技术上的失误，更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从文化内涵来看，本文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黄河治理的争议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顺应自然还是人为干预，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命题。赵偁等人的主张体现了“顺其自然”的思想，而水官的主张则体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这两种思想的冲突，不仅体现在黄河治理上，也贯穿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哲学等各个领域。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黄河治理的争议，揭示了北宋时期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风向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这段文字主要描述了北宋时期政治斗争的激烈场面，尤其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和元祐更化的争论。通过对话和事件叙述，展现了当时朝廷内部的复杂关系和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冲突。
首先，文中提到苏辙与皇帝的对话，苏辙以汉武帝比喻先帝，引发皇帝的愤怒。汉武帝作为历史上争议较大的皇帝，既有雄才大略，也有晚年穷兵黩武的过失。苏辙的比喻显然触动了皇帝的敏感神经，反映了当时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和政治立场的对立。
范纯仁的发言则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正直品格。他主张以礼治国，反对皇帝对大臣的粗暴态度，强调法度的合理性和适时调整的必要性。他的言论不仅缓和了皇帝的怒气，也展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风范。
张商英的上疏则揭示了元祐时期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他对元祐大臣的攻击，尤其是对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指责，反映了新党对旧党的强烈不满和报复心理。这种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仅影响了朝廷的稳定，也对国家的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中还提到范纯仁对熙宁法度的评价，他认为这些法度并不符合先帝爱民求治的初衷，而是吕惠卿附会王安石的建议。这一评价揭示了变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争议，也反映了范纯仁对政治改革的审慎态度。
最后，陈瓘与章惇的对话则展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陈瓘以舟喻政，强调平衡和中道的重要性，反对章惇对司马光的极端评价。他的言论不仅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也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政治改革的深刻思考。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对话，生动地展现了北宋时期政治斗争的激烈场面和复杂关系。它不仅揭示了当时政治派别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政治改革的深刻思考和审慎态度。这段文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为我们理解北宋政治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段文字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官员的任免情况，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风向的变化。
首先，蔡卞上疏请求修订《实录》，以准确记录先帝的盛德大业，这表明当时朝廷对历史记载的重视，尤其是对先帝功绩的维护和传承。蔡卞的主张得到了皇帝的批准，显示了他对历史编纂的影响力。
其次，苏辙、秦观等官员因政治斗争被贬，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苏辙因“诋先朝”被贬，秦观因“影附苏轼”被贬，这些事件表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异见者的打压。
再次，章惇的崛起和其对《神宗实录》的修订，显示了绍述政策的强势推行。章惇不仅主导了《神宗实录》的修订，还通过贬谪元祐党人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一系列举措反映了绍述政策对元祐党人的清算。
此外，程颢对朝政的见解也值得关注。他认为元丰大臣多为嗜利者，若不能改变害民之法，将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这一观点揭示了当时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的深层次问题。
最后，王安石《日录》的使用和蔡卞对其内容的篡改，反映了历史记载在政治斗争中的工具性。蔡卞通过篡改《日录》来文饰奸伪，尽改元祐所修，显示了历史编纂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北宋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还揭示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历史编纂的政治化以及社会矛盾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北宋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历史记载的重要性。
这段文字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官员任免情况，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风向的变化。首先，密郡王宗晟被立为嗣濮王，这一事件表明宗室成员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接着，翰林学士承旨曾布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显示出皇帝对曾布的信任和重用。
太学博士詹文奏请解除对王安石《字说》的禁令，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反映了当时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有所缓和。然而，随后的一系列官员任免和降职事件，如梁焘、刘安世等人的调任和降职，显示出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依然激烈。
吕希哲因刘拯的弹劾而被贬为知怀州，蔡确被追复观文殿学士，这些事件进一步揭示了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蔡卞被任命为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显示出皇帝对蔡卞的信任和重用。
监察御史周秩的上书引发了皇帝的愤怒，最终被罢免为知广德军，这一事件反映了皇帝对官员言论的严格控制。辽国禁止边民与蕃部通婚，显示出辽国对边境安全的重视。
张商英对吕希纯的弹劾以及范纯仁、韩维等人的贬官，进一步揭示了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皇帝对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追夺赠谥和贬官，显示出对元祐党人的打压。
苏颂在执政期间的表现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显示出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李清臣对章惇的反对以及对司马光等人的保护，反映了朝廷内部对变法政策的不同态度。
最后，辽国边境的准布诸部入侵以及刘辉的上书，揭示了辽国边境的安全问题和内部的政治困境。这段文字通过对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记载，展现了北宋朝廷内部的复杂权力斗争和政治风向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