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倡“性恶论”，强调后天教化和礼法的重要性。
年代：成书于战国末期（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荀子》是荀子及其弟子所著的哲学文集，共32篇。书中系统阐述了荀子的思想，包括“性恶论”“礼法并重”“天人相分”等观点。他强调通过教育和礼法来改造人性，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对后世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研究先秦哲学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荀子-王霸-原文
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愍、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絜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擽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义济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变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诗云：“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闇君者，必将急逐乐而
缓治国，故忧患 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
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 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
于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 矣。
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
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 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
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 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
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
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 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
夫是之谓至约，乐 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
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 则无所移之。
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
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 足者，使人为之也。
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秏(卒页)莫甚 焉。
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埶业。
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 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
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 也。
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 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 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
取天下者，非 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
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奚去我而适它？
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
贤士一焉，能士官焉， 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
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
致忠 信，箸仁义，足以竭人矣。
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
诗曰：“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
聪明君子者，善服人 者也。
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
故人主欲得善射－－ 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
欲 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
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 甚易处而极可乐也。
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 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
重色而 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 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
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 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 者兼而有是者也。
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 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 莫厚焉。
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 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
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 何也？
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
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 所以不合之故也。
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
若是，则人 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
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 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
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
杨朱哭衢涂，曰： “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
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 其为可哀，甚于衢涂。
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 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
两者并行而国 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
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 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
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 天下服。
故汤以亳，文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 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
桀纣即厚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 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
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
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 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
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 而不可使不顺。
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 以谨于分。
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
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 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 己而止矣。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
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
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 等宜，以
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 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
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 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
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 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
故能 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
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百人者，说无之有也。
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
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 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
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修，于 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 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
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
舍是而孰足为也？
故古之 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
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
故孔子曰：“知者 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 乎？”此之谓也。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 不务视其所不见。
所闻所见诚以齐矣。
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 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
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 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
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 也。
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 过犹不及也。
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
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 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
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
故 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
君者、论一相，陈一 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
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 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
当则 可，不当则废。
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
三得者具 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
汤武者， 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
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 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 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
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 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
是故百姓 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 也。
乱世则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 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极劳苦。
是故，百姓贱之如 尪，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借之，去逐之。
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 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
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 此之谓也。
伤国者，何也？
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
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
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 国。
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
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 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
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 好倾覆也。
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
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 下通。
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 节死制者矣。
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
关 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
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
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
士大夫务节死 制，然而兵劲。
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
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
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
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
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荀子-王霸-译文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君主是天下最重要的权势。如果能够用正道来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就会非常安定，非常繁荣，成为积累美德的源泉；如果不能以正道来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就会非常危险，非常疲惫，拥有这样的国家还不如没有；到了极端的时候，想要做一个普通百姓都不可能，齐愍王、宋献公就是这样的例子。所以君主是天下最重要的权势，然而他不能自己安定，能够使他安定的必然是正道。
因此，治理国家的人，如果以义立国，就能成为王者；如果以信立国，就能成为霸主；如果以权谋立国，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明君必须谨慎选择的，也是仁人必须明确的。以礼义来治理国家，而不去伤害它，即使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就能得到天下，仁者也不会去做。坚定地扶持国家和民心，就像这样稳固。与君主一起治理国家的人，都是义士；用来颁布国家刑法的，都是义法；君主所极力率领群臣去追求的，都是义志。这样，臣民就会以义来仰望君主，这就是国家的根本安定；根本安定，国家就安定；国家安定，天下就安定。孔子虽然没有立锥之地，但他真诚地将义贯彻于意志，将义加于行为，用言语表达出来，等到他成功的时候，他的名声不会隐没于天下，而是流传于后世。现在天下的显赫诸侯，如果真诚地将义贯彻于意志，将义加于法则和度量，用政事来体现，用贵贱杀生来申明，使一切都始终如一。这样，他的名声就会像日月雷霆一样在天地之间传播！所以说：以国家来统一义，一天之内就能显白，商汤和周武王就是这样。商汤以亳为都，周武王以鄗为都，都是百里之地，却统一了天下，诸侯都臣服于他们，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以义来治理国家。这就是所谓的以义立国而成为王者。
即使德行还没有达到极致，义还没有完全实现，然而天下的道理已经大致奏效，刑罚和赏赐已经得到天下的信任，臣下都清楚地知道可以依靠。政令已经颁布，即使看到利益和失败，也不会欺骗百姓；盟约已经确定，即使看到利益和失败，也不会欺骗盟友。这样，军队就会强大，城池就会坚固，敌国就会畏惧；国家一旦安定，盟友就会信任；即使是在偏僻的国家，也能威震天下，春秋五霸就是这样。他们并不是以政教为本，也不是追求极高的地位，也不是追求极致的文理，也不是征服人心，而是注重方略，审慎劳逸，谨慎积蓄，修备战备，上下相互信任，天下没有人敢抵挡他们。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是偏僻的国家，却能威震天下，强大到几乎统一中国，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略守信义。这就是所谓的以信立国而成为霸主。
以功利来治理国家，不致力于发扬义，不追求信，只追求利益，对内不惜欺骗百姓，追求小利；对外不惜欺骗盟友，追求大利，内部不修正已有的东西，却总是想要别人的东西。这样，臣下和百姓都会以欺诈之心对待君主。君主欺骗臣下，臣下欺骗君主，这样上下就会分裂。这样，敌国就会轻视它，盟友就会怀疑它，权谋就会日益盛行，国家就难免危险和削弱，最终灭亡，齐闵王、薛公就是这样。所以用强大的齐国，并不是以修礼义为本，也不是以政教为本，也不是以统一天下为本，而是常常以结盟和对外扩张为务。所以齐国强大时，南足以破楚，西足以屈服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等到燕赵起兵攻打它时，就像摇动枯枝一样，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大耻辱，后世谈论恶行时，一定会提到它。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遵循礼义，而是依靠权谋。
这三种情况是明君必须谨慎选择的，也是仁人必须明确的。善于选择的人能够控制别人，不善于选择的人会被别人控制。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重大的责任，不能不慎重选择治理的方法，选择错误就会危险；不能不慎重选择治理的道路，道路错误就会阻塞；危险和阻塞就会导致灭亡。治理国家的方法，并不是指封疆，而是指用什么法，用什么人。所以用王者的法，与王者的人一起治理国家，就能成为王者；用霸者的法，与霸者的人一起治理国家，就能成为霸主；用亡国的法，与亡国的人一起治理国家，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明君必须谨慎选择的，也是仁人必须明确的。
所以国家是重大的责任，如果不以积累来维持，就无法建立。国家是世代更新的，这是令人畏惧的，畏惧并不是改变，而是改变王者和行为。所以一朝的日子，一日的人，然而却有千年的国家，为什么呢？是因为依靠千年的信法来维持，与千年的信士一起治理。人没有百岁的寿命，却有千年的信士，为什么呢？是因为以千年的法来自持的人，就是千年的信士。所以与积累礼义的君子一起治理国家，就能成为王者；与端诚信全的士人一起治理国家，就能成为霸主；与权谋倾覆的人一起治理国家，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明君必须谨慎选择的，也是仁人必须明确的。善于选择的人能够控制别人，不善于选择的人会被别人控制。
那些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不能独自一人，所以国家的强弱荣辱在于选择宰相。君主自己有能力，宰相也有能力，这样就能成为王者；君主自己没有能力，但知道恐惧并寻求有能力的人，这样就能强大；君主自己没有能力，也不知道恐惧，只寻求亲近自己的人，这样就会危险和削弱，最终灭亡。国家，如果大用就会强大，小用就会弱小；大用到极致就能成为王者，小用到极致就会灭亡，大小分流的人还能生存。大用的人，先义后利，不关心亲疏，不关心贵贱，只追求真正的能力，这就是大用。小用的人，先利后义，不关心是非，不治理曲直，只使用亲近自己的人，这就是小用。大用的人像那样，小用的人像这样，大小分流的人，也是一半像那样，一半像这样。所以说：“纯粹而成为王者，驳杂而成为霸主，没有一种就会灭亡。”这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没有礼就不会正。礼之所以能够正国，就像秤能够衡量轻重，绳墨能够衡量曲直，规矩能够衡量方圆，一旦确立，就没有人能够欺骗。诗经说：“像霜雪一样严酷，像日月一样光明，实行它就能生存，不实行它就会灭亡。”这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危难时就没有快乐的君主，国家安定时就没有忧愁的百姓。混乱时国家就会危难，治理时国家就会安定。现在的君主，急于追求快乐而缓慢治理国家，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就像喜欢声色却没有耳目一样，岂不是太悲哀了吗？人的本性，眼睛想要极致的颜色，耳朵想要极致的声音，嘴巴想要极致的味道，鼻子想要极致的气味，心想要极致的安逸。这五种极致，是人情所不可避免的。满足这五种极致需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这五种极致就无法实现。万乘之国，可以说是广大富厚了，再加上治理和强固的方法，这样就能恬愉无患难了，然后满足这五种极致的条件就具备了。所以百乐生于治国，忧患生于乱国。急于追求快乐而缓慢治理国家的人，并不是真正懂得快乐的人。所以明君一定会先治理国家，然后百乐才能在其中。昏君一定会急于追求快乐而
缓慢地治理国家，因此忧患无法完全消除，最终必然导致君主身死国亡，这难道不悲哀吗？
原本以为可以享受快乐，却反而陷入忧虑；原本以为可以安宁，却反而陷入危险；原本以为可以得到福气，却反而走向死亡，这难道不悲哀吗？
唉！作为君主，也应该仔细思考这些话。
因此，治理国家有其规律，君主有其职责。
如果君主每天忙于处理琐碎事务，一天到晚忙于安排各种事务，这是让百官去做的，不足以因此损害君主游玩享乐的乐趣。
如果君主能够选任一位贤相来统领百官，使臣下百官都遵循正道、努力做事，这才是君主的职责。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天下就能统一，君主的名声可以与尧、禹相媲美。
这样的君主，治理国家既简约又详尽，做事既轻松又有效，垂衣拱手，不用离开席子，天下的人都愿意让他做帝王。
这就是所谓的简约，快乐莫过于此。
君主以善于任用他人为能；普通人以自己做事为能。
君主可以让他人去做事，普通人则无法转移自己的职责。
普通人只能守住百亩田地，事业有限，无法转移。
如今，君主一人兼听天下事务，时间有余而治理不足，是因为他让他人去做事。
无论是拥有天下还是一个小国，如果君主必须亲自去做所有事情，那么他将非常劳累。
如果是这样，即使是奴隶也不愿意与天子交换位置。
因此，君主统治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做呢？
亲自去做事，是劳役者的做法，是墨子的主张。
根据德行和能力来任用官员，是圣王的做法，是儒家所坚持的。
古书上说：农民分田耕种，商人分货贩卖，工匠分事劳作，士大夫分职听政，诸侯分土守国，三公总揽四方事务，天子只需垂拱而治。
无论内外，天下无不平均，无不治理得当，这是历代圣王的共同做法，也是礼法的根本。
百里之地，可以取得天下。这并不是虚言；其困难在于君主是否懂得这个道理。
取得天下，并不是背负着土地去征服，而是以道义来统一人心。
如果人心统一，那么土地怎么会离开我而投向他人呢？
因此，百里之地，其爵位和服饰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其官职和事业足以容纳天下的能人；遵循旧法，选择好的加以明用，足以使好利之人顺服。
贤士归附，能人任职，好利之人顺服，三者具备，天下就尽在掌握，没有遗漏。
因此，百里之地足以竭尽天下之力。
推行忠信，彰显仁义，足以竭尽人心。
两者结合，天下可得，诸侯中后归顺者先危。
《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归顺的。”这就是统一人心的结果。
羿和蜂门是善于射箭的人；王良和造父是善于驾驭的人。
聪明的君子是善于服人的人。
人心归服，权势随之而来；人心不服，权势随之而去，因此王者已经做到了服人。
因此，君主想要得到善于射箭的人——射得远且精准，那么没有比羿和蜂门更好的了；想要得到善于驾驭的人——速度快且能远行，那么没有比王良和造父更好的了。
想要统一天下，制服秦楚，那么没有比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
他们运用智慧非常简练，做事不劳累，而功名却非常大，非常容易处理且极其快乐。
因此，明智的君主以此为宝，而愚昧的君主以此为难。
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能够制服他人，而他人无法制服他，这是人之常情所共同追求的，而王者兼有这些。
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美味的食物，掌控着财物，统治天下，饮食丰盛，音乐宏大，台榭高耸，园林广阔，使诸侯臣服，统一天下，这是人之常情所共同追求的，而天子的礼制就是如此。
制度已经确立，政令已经颁布，官员失职则处死，公侯失礼则幽禁，四方之国若有背离的行为则必灭，名声如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响应如影随形，这是人之常情所共同追求的，而王者兼有这些。
因此，人之常情，口好美味，而美味莫过于此；耳好音乐，而音乐莫过于此；目好美色，而美色莫过于此；形体好安逸，而安逸莫过于此；心好利益，而利益莫过于此。
合天下之所共同愿望兼而有之，牢牢控制天下如同控制子孙，人如果不疯狂愚昧，谁能看到这些而不快乐呢？
想要这些的君主，比比皆是；能够建立这些的贤士，代代不绝；然而千年不能合一，为什么呢？
回答是：君主不公正，臣子不忠诚。
君主排斥贤能而偏袒亲信，臣子争夺职位而嫉妒贤能，这就是不能合一的原因。
君主为什么不广泛地选拔人才，不论亲疏贵贱，只求真正有才能的人呢？
如果是这样，那么臣子就会轻视职位，让贤于能，安心跟随其后。
如果是这样，那么舜禹的时代就会重现，王业就会复兴；统一天下，名声与舜禹相配，万物皆有可乐，这是多么美好啊！
唉！作为君主，也应该仔细思考这些话。
杨朱在十字路口哭泣，说：“这是那些走错一步，却发现自己已经跌出千里之外的人啊！”他为此感到悲哀。
这也是荣辱、安危、存亡的十字路口，这种悲哀比十字路口更甚。
唉！悲哀啊！作为君主，千年不觉悟。
没有国家没有治国的法律，没有国家没有乱国的法律；没有国家没有贤士，没有国家没有罢士；没有国家没有善良的百姓，没有国家没有凶悍的百姓；没有国家没有美好的风俗，没有国家没有恶劣的风俗。
两者并行而国家存在，偏于上则国家安宁，偏于下则国家危险；偏于上则称王，偏于下则灭亡。
因此，法律得到治理，辅佐者贤能，百姓善良，风俗美好，四者齐备，这就是所谓的上等国家。
如果是这样，那么不战而胜，不攻而得，军队不劳而天下归服。
因此，汤以亳为都，文王以鄗为都，都是百里之地，天下统一，诸侯臣服，四方归顺，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四者齐备。
桀纣虽然拥有天下的权势，却连做一个普通人都不可得，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四者皆失。
因此，历代圣王的治国之法虽然不同，但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君主无不爱护臣民，并以礼法来约束他们。
君主对待臣民，如同保护婴儿，政令制度都是为了管理百姓，即使有微小的不合理之处，也不会施加于孤独鳏寡之人。
因此，臣民亲近君主，如同亲近父母，宁可被杀也不愿不顺从。
君臣上下，贵贱长幼，直到庶人，无不以此为准则；然后各自反省，谨慎守分。
这是历代圣王的共同做法，也是礼法的核心。
然后农民分田耕种，商人分货贩卖，工匠分事劳作，士大夫分职听政，诸侯分土守国，三公总揽四方事务，天子只需垂拱而治。
无论内外，天下无不平均，无不治理得当。
这是历代圣王的共同做法，也是礼法的根本。
如果君主能够每天治理国家，权衡事物，使衣服有制度，宫室有尺度，人员有数量，丧葬祭祀的器具都有适当的规格，以
因此，治理国家需要依靠万物的规律，尺寸、寻丈等度量标准，都必须遵循制度数量才能施行，这是官员和吏员的事务，不足以在大君子面前提及。
所以，作为君主，确立崇高的政治原则并使其在朝廷中得当，所任用的负责重要事务的人确实是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安逸而国家治理得当，功绩巨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下可以称霸。
如果确立崇高的政治原则但在朝廷中不得当，所任用的负责重要事务的人不是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劳累而国家混乱，功业荒废而名声受辱，国家必然危险，这是君主的关键所在。
所以，能够任用一人而取得天下，失去一人则国家危险。
不能任用一人，而能任用千百人，这是没有的事。
既然能够任用一人，那么君主自身又有什么劳累的呢？只需垂衣拱手而天下安定。
所以，商汤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吕尚，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
地位较低的齐桓公，在闺门之内，享受音乐、奢侈、游乐的修饰，天下人并不认为他修德，然而他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这也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他懂得任用管仲一人，这是君主的关键所在。
智者容易为之兴起力量，功名极大。
舍弃这一点，还有什么值得做的呢？
所以，古代有大功名的人，必定是遵循这一原则的。
丧失国家、危及自身的人，必定是违背这一原则的。
所以孔子说：“智者的智慧，固然很多，但能够守住少数，难道不能明察吗？愚者的智慧，固然很少，但想要守住很多，难道不会狂妄吗？”就是这个意思。
治理国家的人，职责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臣子、百官，各自谨慎对待他们所听到的，不去追求听他们所不该听的；各自谨慎对待他们所看到的，不去追求看他们所不该看的。
所听到和所看到的确实一致。
那么即使是在幽暗偏僻的地方，百姓也不敢不遵守本分、安于制度，以此来教化他们的君主，这是治理国家的征兆。
君主的治理原则是治理近处而不治理远处，治理明显而不治理隐晦，治理一而不治理二。
君主能够治理近处，那么远处自然会得到治理；君主能够治理明显，那么隐晦自然会得到教化；君主能够治理一，那么百事自然会端正。
如果君主能够兼听天下，每天都有余力而治理不足，这就是治理的极致。
如果既能治理近处，又追求治理远处；既能治理明显，又追求看到隐晦；既能治理一，又追求端正百事，这就是过度了，过度和不及是一样的。
这就好比立一根直木却要求它的影子弯曲一样。
如果不能治理近处，又追求治理远处；不能明察明显，又追求看到隐晦；不能治理一，又追求端正百事，这就是悖逆了。
这就好比立一根弯曲的木却要求它的影子直一样。
所以，明智的君主喜欢抓住要点，而昏庸的君主喜欢追求细节；君主喜欢抓住要点，那么百事自然会详细；君主喜欢追求细节，那么百事自然会荒废。
君主，选择一个宰相，制定一套法律，明确一个方向，以此来覆盖一切，照耀一切，观察其兴盛。
宰相，负责选拔百官之长，听取百事，整顿朝廷臣子百官的职责，衡量他们的功劳，评定他们的赏赐，年终将他们的成功呈报给君主。
如果得当就继续任用，不得当就罢免。
所以，君主在选拔人才时劳累，而在任用人才时安逸。
治理国家的人，得到百姓的力量就会富裕，得到百姓的牺牲就会强大，得到百姓的赞誉就会荣耀。
这三者都具备，天下就会归附；这三者都丧失，天下就会背离；天下归附就是称王，天下背离就是灭亡。
商汤和周武王，修明他们的道义，推行他们的正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天下归附他们。
所以，他们以深厚的德音为先导，以明确的礼义来引导，以忠信来爱护百姓，以赏贤使能来安排次序，以爵服赏庆来加重他们的地位，适时处理事务，减轻他们的负担，以此来调和百姓，广泛覆盖，养育他们，如同保护婴儿一样。
对待百姓则宽厚，使用百姓则合理，辩明政令制度，以此来接洽天下的百姓，即使有不合理的地方如同毫末，也不会施加于孤独鳏寡之人。
所以，百姓尊贵他们如同帝王，亲近他们如同父母，愿意为他们出生入死而不犹豫，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确实光明，利泽确实深厚。
乱世则不然，以污秽、突盗为先导，以权谋倾覆来示人，以俳优、侏儒、妇女的请谒来扰乱，让愚者指挥智者，让不肖者凌驾于贤者之上，对待百姓则贫困狭隘，使用百姓则极其劳苦。
所以，百姓轻视他们如同病弱之人，厌恶他们如同鬼魅，每天都想找机会互相投靠，离开他们。
最终遇到寇难之事，又希望百姓为他们去死，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可以取得百姓的支持。
孔子说：“审视我如何对待别人，别人如何对待我。”就是这个意思。
伤害国家的是什么？
回答是：以小人凌驾于百姓之上而施威，以不正当的手段从百姓那里巧取豪夺，这是伤害国家的大灾难。
大国的君主，却喜欢追求小利，这是伤害国家。
他们对于声色、台榭、园囿，越是满足却越是追求新奇，这是伤害国家。
不善于修正自己已有的东西，却总是贪图别人的东西，这是伤害国家。
这三种邪念在心中，又喜欢任用权谋倾覆之人，在外面断事，这样，权力就会轻，名声就会受辱，国家必然危险，这是伤害国家的人。
大国的君主，不崇尚根本的行为，不尊重旧有的法律，却喜欢欺诈，这样，朝廷群臣也会随之形成不崇尚礼义而喜欢倾覆的风气。
朝廷群臣的风气如此，那么百姓也会随之形成不崇尚礼义而喜欢贪利的风气。
君臣上下的风气，无不如此，那么即使土地广阔，权力也会轻；即使人口众多，兵力也会弱；即使刑罚繁多，政令也不会下达。
这就是所谓的危国，是伤害国家的人。
儒者则不然，他们必定会曲意辩解：朝廷必定会崇尚礼义并审慎对待贵贱，这样，士大夫无不敬守节操、死守制度。
百官则会整齐制度，重视官秩，这样，百官无不畏惧法律、遵守规矩。
关市只检查而不征税，质律禁止而不偏袒，这样，商贾无不敦厚诚实而无欺诈。
百工则会按时砍伐，调整工期，发挥他们的巧技，这样，百工无不忠信而不懈怠。
县鄙则会减轻田野的税收，减少刀布的征收，少征力役，不夺农时，这样，农夫无不朴实勤劳而少能。
士大夫敬守节操、死守制度，那么兵力就会强劲。
百官畏惧法律、遵守规矩，那么国家就会常治不乱。
商贾敦厚诚实而无欺诈，那么商旅就会安宁，货物畅通，国家需求得到满足。
百工忠信而不懈怠，那么器用就会精巧便利，财物不会匮乏。
农夫朴实勤劳而少能，那么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百事不会荒废。
这就是所谓的政令通行，风俗美好，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
这就是儒者所谓的曲意辩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荀子-王霸-注解
利埶：指权力和地位，埶同‘势’，表示权势。
綦：极，非常。
齐愍、宋献：指齐愍王和宋献公，历史上因失道而国破家亡的君主。
义立而王：以正义立国则能成为王者。
信立而霸：以诚信立国则能成为霸主。
权谋立而亡：以权谋立国则会导致灭亡。
絜国：治理国家。
擽然：坚定地。
仲尼：孔子的字。
汤武：指商汤和周武王，分别是商朝和周朝的开国君主。
五伯：指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包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齐闵、薛公：指齐闵王和薛公，因权谋而亡国的君主。
巨用之：大用，指以正义和诚信治国。
小用之：小用，指以权谋和私利治国。
粹而王：纯粹以正义治国则能成为王者。
驳而霸：驳杂以诚信治国则能成为霸主。
无一焉而亡：既无正义也无诚信则会导致灭亡。
缓治国：指治理国家时采取缓慢、稳健的策略，避免急功近利。
忧患：指国家面临的困难和危机。
身死国亡：指君主或国家因治理不善而导致灭亡。
贯日而治详：指君主每日处理政务，详细周到。
论一相以兼率之：指通过选拔一位贤能的宰相来统领百官。
尧禹：尧和禹，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象征贤明的君主。
垂衣裳：指君主无为而治，象征国家的安定与繁荣。
官人：指官员，君主通过任命官员来治理国家。
匹夫：指普通人，与君主相对。
墨子之说：指墨子的学说，强调节俭和实用。
圣王之道：指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强调德治和贤能。
礼法之大分：指礼法和制度的根本原则。
百里之地：指小国或有限的领土，象征治理的难度和可能性。
羿、蜂门：羿和蜂门，古代传说中的神射手，象征技艺高超。
王良、造父：王良和造父，古代传说中的驭马高手，象征驾驭能力。
聪明君子：指智慧高超的君主或贤臣。
制度以陈：指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政令以挟：指政令的执行和贯彻。
杨朱哭衢涂：杨朱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衢涂指十字路口，象征选择的困难。
汤以亳，文王以鄗：汤和周文王分别以亳和鄗为根据地，象征贤明君主的成功。
桀纣：夏桀和商纣，中国古代的暴君，象征暴政和亡国。
礼法之枢要：指礼法和制度的核心原则。
挟：控制，掌握。
尺寸寻丈：指各种度量单位，泛指各种规章制度。
官人使吏：指官员和吏员，泛指各级官吏。
大君子：指有德行和智慧的君主。
隆政：指政治清明，国家强盛。
仁人：指有仁德的人。
社稷：指国家。
枢机：关键，核心。
伊尹：商朝初年的贤相，辅佐商汤建立商朝。
吕尚：即姜子牙，周朝初年的贤相，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周朝。
召公：周朝初年的贤臣，辅佐周成王。
周公旦：周朝初年的贤臣，辅佐周成王。
管仲：春秋时期齐国的贤相，辅佐齐桓公成为霸主。
孔子：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闇主：指昏庸的君主。
相：指宰相，国家的最高行政官员。
三得：指得到百姓的力量、死亡和赞誉。
厚德音：指以德行为先，以声誉为重。
礼义：指礼仪和道义，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忠信：指忠诚和信义，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爵服赏庆：指封爵、赏赐和庆贺，泛指各种奖励和荣誉。
赤子：指婴儿，比喻纯真无邪的人。
污漫突盗：指贪污、腐败和盗窃，泛指各种不道德的行为。
权谋倾覆：指玩弄权术和阴谋，泛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
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指通过娱乐、谄媚和贿赂等手段来影响政治。
尪：指病弱的人，比喻无能的人。
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指要审慎对待他人，理解他人对自己的态度。
曲辨：指通过细致的分析和辨别来处理问题。
隆礼义：指推崇礼仪和道义。
审贵贱：指明确贵贱的界限，维护社会等级秩序。
敦悫：指诚实守信。
朴力：指勤劳朴实。
寡能：指能力有限。
兵劲：指军队强大。
国常不乱：指国家长治久安。
商旅安：指商业繁荣，商人安定。
货通财：指货物和财富流通顺畅。
器用巧便：指工具和器物精巧便利。
财不匮：指财富充足。
天时：指自然条件。
地利：指地理条件。
人和：指人际关系和谐。
政令行：指政令畅通。
风俗美：指社会风气良好。
以守则固：指防守坚固。
以征则强：指征战时强大。
居则有名：指安居时有声望。
动则有功：指行动时有成就。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荀子-王霸-评注
本文主要论述了治国之道，强调了正义、诚信和权谋在治国中的不同作用。文章开篇即指出，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君主是天下权力的象征。君主若能以正道治国，则国家安定繁荣，反之则会导致国家的危亡。这一观点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以德治国’的核心观念。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三种治国方式：以正义立国则能成为王者，以诚信立国则能成为霸主，以权谋立国则会导致灭亡。这一分析不仅揭示了不同治国方式的后果，也反映了儒家对正义和诚信的高度重视。文章通过历史人物如商汤、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等的例子，说明了正义和诚信在治国中的重要性。
文章还强调了礼法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礼法是国家的根本，如同衡器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规矩之于方圆。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礼法在维护国家秩序和正义中的不可或缺性。
最后，文章指出，国家的安危与君主的治国态度密切相关。君主若只顾享乐而忽视治国，则国家必然危亡。这一观点不仅是对君主的警示，也是对治国者的鞭策，强调了治国者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可贪图个人享乐。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治国之道，揭示了正义、诚信和礼法在治国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君主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可贪图个人享乐。这一思想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也对现代治国理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段古文主要探讨了君主治理国家的策略和原则，强调了德治、贤能和礼法的重要性。文中首先指出，治理国家应采取稳健的策略，避免急功近利，否则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君主应通过选拔贤能的宰相来统领百官，确保国家的安定与繁荣。文中提到尧和禹，象征贤明的君主，强调君主应无为而治，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
文中还提到墨子的学说，强调节俭和实用，与圣王之道形成对比。圣王之道强调德治和贤能，是儒家所推崇的治国理念。礼法和制度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君主应通过礼法来约束官员和百姓，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文中还提到小国或有限的领土，象征治理的难度和可能性。通过贤能的君主和官员，即使是小国也能治理得井井有条。文中提到羿和蜂门、王良和造父，象征技艺高超和驾驭能力，强调君主应通过智慧和贤能来治理国家。
文中还提到杨朱哭衢涂，象征选择的困难，强调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应谨慎选择策略。汤和周文王分别以亳和鄗为根据地，象征贤明君主的成功，而桀纣则象征暴政和亡国。最后，文中强调礼法和制度的核心原则，君主应通过礼法来约束官员和百姓，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对比贤明君主和暴君的不同治理策略，强调了德治、贤能和礼法的重要性，为君主治理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主要探讨了君主如何治理国家，强调了君主在治国中的核心作用。文章首先指出，君主应当遵循制度和数量来管理国家，但这只是官吏的职责，不足以在君主面前提及。君主应当确立清明政治，任用仁人，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功成名就。反之，如果君主不能正确任用人才，国家将会陷入混乱，社稷危殆。
文章进一步强调了君主在用人方面的关键作用。通过历史事例，如商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吕尚、周武王用召公、周成王用周公旦等，说明了君主若能正确任用一人，便能治理天下。反之，若不能正确用人，国家将会陷入危险。
文章还指出，君主应当专注于治理近处和明显的事务，而不应过分追求治理远处和隐晦的事务。君主若能治理好近处和明显的事务，远处和隐晦的事务自然会得到解决。反之，若君主不能治理好近处和明显的事务，却试图治理远处和隐晦的事务，将会导致混乱。
文章还强调了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应当注重百姓的力量、死亡和赞誉。若君主能得到百姓的力量、死亡和赞誉，国家将会强盛；反之，国家将会衰亡。通过历史事例，如商汤和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说明了君主应当以德行为先，以礼仪和道义为指导，以忠诚和信义为基础，赏贤使能，爵服赏庆，使国家长治久安。
文章最后指出，乱世与治世的区别在于君主是否推崇礼仪和道义，是否任用贤能，是否注重百姓的利益。若君主能推崇礼仪和道义，任用贤能，注重百姓的利益，国家将会强盛；反之，国家将会衰亡。通过孔子的言论，说明了君主应当审慎对待他人，理解他人对自己的态度。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君主治国之道的深入分析，强调了君主在用人、治理近处和明显事务、注重百姓利益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提出了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