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倡“性恶论”，强调后天教化和礼法的重要性。
年代：成书于战国末期（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荀子》是荀子及其弟子所著的哲学文集，共32篇。书中系统阐述了荀子的思想，包括“性恶论”“礼法并重”“天人相分”等观点。他强调通过教育和礼法来改造人性，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对后世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研究先秦哲学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荀子-正论-原文
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偏曲，则下比周矣。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
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
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圣王没，有埶籍者罢不足以县天下，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谓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弒，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为君，则天下未尝合于桀纣也。然则以汤武为弒，则天下未尝有说也，直堕之耳。
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桀纣者、其志虑至险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为至乱也；亲者疏之，贤者贱之，生民怨之。禹汤之后也，而不得一人之与；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国亡，为天下之大僇，后世之言恶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数也。故至贤畴四海，汤武是也；至罢不能容妻子，桀纣是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有天下，而臣汤武，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犹伛巫跛匡大自以为有知也。
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可以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婴，共、艾毕，剕、枲屦，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是不然。
以为治邪？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
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
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善禁令。”曰：“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
汤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
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制也
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必齐之日祭月祀之属，然后曰受制邪？是规磨之说也。沟中之瘠也，则未足与及王者之制也。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智，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
天子者，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震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夫有恶擅天下矣。
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
圣王在上，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子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为难。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
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
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议也。
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尊无上矣。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期臭味，曼而馈，伐皋而食，雍而彻乎五祀，执荐者百余人，侍西房；居则设张容，负依而坐，诸侯趋走乎堂下；出户而巫觋有事，出门而宗祝有事，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侧载睪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以养耳，三公奉軶、持纳，诸侯持轮、挟舆、先马，大侯编后，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夹道，庶人隐窜，莫敢视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持老养衰，犹有善于是者与？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
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
是不然也：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然而朱象独不化，是非尧舜之过，朱象之罪也。尧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不怪朱象，而非尧舜，岂不过甚矣哉！夫是之谓嵬说。羿蜂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拨弓曲矢中微；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琐化。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学者受其殃，非者有庆。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背，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
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盗也，必以有为，不以备不足，则以重有余也。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优犹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故盗不窃，贼不刺，狗豕吐菽粟，而农贾皆能以货财让。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涂，而百姓羞拾遗。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虽珠玉满体，文绣充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为树，琅玕、龙兹、华觐以为实，人犹莫之抇也。是何故也？则求利之诡缓，而犯分之羞大也。
夫乱今然后反是。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诎，而祸乱起。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餧羸瘠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安禽兽行，虎狼贪，故脯巨人而炙婴儿矣。若是则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虽此裸而薶之，犹且必抇也，安得葬薶哉！彼乃将食其肉而龁其骨也。
夫曰：太古薄背，故不抇也；乱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奸人之误于乱说，以欺愚者而淖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谓大奸。传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谓也。
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于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
应之曰：然则以人之情为不恶侮乎？
曰：“恶而不辱也。”
曰：若是，则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斗也，必以其恶之为说，非以其辱之为故也。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哉。然而不斗者，不恶故也。今人或入其央渎，窃其猪彘，则援剑戟而逐之，不避死伤。是岂以丧猪为辱也哉！然而不惮斗者，恶之故也。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虽知见侮为不辱，恶之则必斗。然则斗与不斗邪，亡于辱之与不辱也，乃在于恶之与不恶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金舌弊口，犹将无益也。不知其无益，则不知；知其无益也，直以欺人，则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将以为有益于人，则与无益于人也，则得大辱
而退耳！说莫病是矣。
子宋子曰：“见侮不辱。”
应之曰：凡议必先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故所闻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而圣王之分，荣辱是也。是有两端矣。
有义荣者，有埶荣者；有义辱者，有埶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埶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荣。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借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辱。是荣辱之两端也。
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埶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埶辱无害为尧，有埶荣无害为桀。义荣埶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埶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万世不能易也。
今子宋子则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譬之，是犹以砖涂塞江海也，以焦侥而戴太山也，蹎跌碎折，不待顷矣。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将恐得伤其体也。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
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
曰：“人之情，欲是已。”
曰：若是，则说必不行矣。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欲者罚邪？乱莫大焉。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荀子-正论-译文
世俗的观点认为：“君主的统治之道在于隐秘。”这是不对的。
君主是民众的引导者，上位者是下位者的榜样。民众会听从引导而响应，看到榜样而行动；如果引导者沉默，民众就不会响应；如果榜样隐匿，下位者就不会行动；不响应、不行动，上下之间就无法相互依存。如果这样，那就等同于没有上位者！这是最大的不祥。因此，上位者是下位者的根本。上位者公开明示，下位者就会治理有序；上位者端正诚信，下位者就会忠诚老实；上位者公正无私，下位者就会正直坦率。治理有序则容易统一，忠诚老实则容易驱使，正直坦率则容易理解。容易统一则国家强大，容易驱使则功业成就，容易理解则政治清明，这就是治理的根源。上位者过于隐秘，下位者就会产生疑虑；上位者阴险狡诈，下位者就会逐渐变得欺诈；上位者偏袒不公，下位者就会结党营私。疑虑则难以统一，欺诈则难以驱使，结党营私则难以理解。难以统一则国家不强，难以驱使则功业不成，难以理解则政治不明，这就是混乱的根源。因此，君主的统治之道在于公开明示，而不在于隐秘；在于宣扬，而不在于隐秘。君主的统治之道公开明示，下位者就会安定；君主的统治之道隐秘，下位者就会危险。下位者安定则尊重上位者，下位者危险则轻视上位者。上位者容易被理解，下位者就会亲近上位者；上位者难以被理解，下位者就会畏惧上位者。下位者亲近上位者则上位者安定，下位者畏惧上位者则上位者危险。因此，君主的统治之道最糟糕的是难以被理解，最危险的是让下位者畏惧自己。古书说：“厌恶你的人多，你就危险了。”书经说：“能够明示美德。”诗经说：“明示在下位者。”因此，先王明示自己，岂止是隐秘而已！
世俗的观点认为：“桀纣拥有天下，汤武篡夺了他们的天下。”这是不对的。
认为桀纣曾经拥有天下的名分是可以的，但认为他们真正拥有天下的名分则不然，天下人认为桀纣拥有天下则不然。古代天子有千官，诸侯有百官。凭借这千官，命令能够通行于诸夏各国，这叫做王。凭借这百官，命令能够通行于国内，国家虽然不安定，但不会因此被废除或灭亡，这叫做君。圣王的子孙，拥有天下的后代，掌握着天下的名分，是天下宗室的核心，然而如果他们不才不中，国内百姓会痛恨他们，国外诸侯会背叛他们，近处国内不统一，远处诸侯不听从，命令不能在国内通行，甚至诸侯会侵削他们，攻打他们。如果这样，即使他们还没有灭亡，我也认为他们没有天下了。圣王去世后，掌握名分的人不足以维系天下，天下就没有君主；诸侯中有德明威积的人，海内的民众都愿意让他成为君主；然而暴国独断专行，怎么能诛杀他们，必须不伤害无辜的民众，诛杀暴国的君主，就像诛杀独夫一样。如果这样，就可以说是能够运用天下了。能够运用天下的人叫做王。汤武并不是夺取天下，而是修治他们的道义，推行他们的正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天下人因此归附他们。桀纣并不是失去天下，而是违背了禹汤的德行，破坏了礼义的分界，行为如同禽兽，积累凶恶，完全堕落，天下人因此抛弃他们。天下人归附叫做王，天下人抛弃叫做亡。因此，桀纣没有天下，汤武没有弑君，这是由此证明的。汤武是民众的父母，桀纣是民众的怨贼。现在世俗的观点认为桀纣是君主，而汤武是弑君者，那么这就是诛杀民众的父母，而以民众的怨贼为师，这是最大的不祥。认为天下的合一是君主，那么天下从未合一于桀纣。那么认为汤武是弑君者，那么天下从未有过这种说法，只是堕落而已。
因此，天子只有合适的人才能担任。天下是最重要的，不是最强大的人不能胜任；天下是最大的，不是最明辨的人不能分治；天下是最多的，不是最明智的人不能调和。这三者，不是圣人不能完全做到。因此，不是圣人不能成为王。圣人是具备道义、完美无缺的人，是天下的权衡标准。桀纣的志向和谋略极其险恶，他们的意志极其昏暗，他们的行为极其混乱；亲近的人疏远他们，贤能的人轻视他们，民众怨恨他们。他们是禹汤的后代，却得不到一个人的支持；剖开比干的心，囚禁箕子，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大耻辱，后世谈论恶行的人必定会提到他们，这是连妻子儿女都无法容忍的。因此，最贤能的人能够统治四海，汤武就是这样的人；最无能的人连妻子儿女都无法容忍，桀纣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世俗的观点认为桀纣拥有天下，而臣服于汤武，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打个比方，这就像驼背的巫师和跛脚的匡人自以为有智慧一样。
因此，可以夺取别人的国家，但不能夺取别人的天下；可以窃取别人的国家，但不能窃取别人的天下。可以夺取的人可以拥有国家，但不能拥有天下；可以窃取的人可以得到国家，但不能得到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是小器具，小人可以拥有，可以通过小道得到，可以通过小力维持；天下是大器具，小人不能拥有，不能通过小道得到，不能通过小力维持。国家，小人可以拥有，但未必不会灭亡；天下，是最大的，不是圣人不能拥有。
世俗的观点认为：“古代治理没有肉刑，只有象征性的刑罚：墨刑、黥刑、慅婴、共、艾毕、剕、枲屦、杀、赭衣而不纯。古代治理就是这样。”这是不对的。
认为这是治理吗？那么人们本来就不会犯罪，不仅不需要肉刑，也不需要象征性的刑罚。认为人们可能会犯罪，却只是轻罚，那么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罚。罪行严重而刑罚轻微，普通人不知道罪恶，这是最大的混乱。刑罚的根本目的是禁止暴行、惩罚罪恶，并且预防未来的犯罪。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罚，这是对暴行的纵容和对罪恶的宽容，不是惩罚罪恶。因此，象征性的刑罚恐怕不是产生于古代治理，而是起源于现代的混乱。
古代治理不是这样。所有的爵位、官职、赏赐、刑罚，都是相应的回报，按照类别相互对应。一件事物失去平衡，就是混乱的开始。德行与地位不相称，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赏赐与功劳不相称，刑罚与罪行不相称，这是最大的不祥。从前武王讨伐商朝，诛杀纣王，砍下他的头，挂在赤旗上。征讨暴行、诛杀凶悍，是治理的盛事。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历代君王所共同的，没有人知道它的起源。
刑罚与罪行相称，则治理有序；刑罚与罪行不相称，则混乱。因此，治理有序则刑罚重，混乱则刑罚轻，犯治理之罪的刑罚本来就重，犯混乱之罪的刑罚本来就轻。书经说：“刑罚有时轻有时重。”就是这个意思。
世俗的观点认为：“汤武不善于禁令。”说：“这是为什么呢？”说：“楚越不受他们的控制。”这是不对的。
汤武是天下最善于禁令的人。汤居住在亳，武王居住在鄗，都是百里之地，天下统一，诸侯臣服，通达的地方，无不震动服从，顺从教化，为什么楚越独独不受控制呢！
王者的制度，是根据形势制定器械，根据远近确定贡献，何必一定要相同呢！因此，鲁人用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和制度不同，器械和装饰也不得不不同。因此，诸夏的国家同服同仪，蛮、夷、戎、狄的国家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这就是根据形势制定器械，根据远近确定贡献；这就是王者的制度。
那些楚国和越国的人，按时进贡，终身为王服务，必须按照齐国的日祭月祀的规矩，然后才能说是受制于人吗？这是规磨的说法。沟中的瘦弱之人，不足以谈论王者的制度。俗话说：“浅薄的人不足以测量深度，愚蠢的人不足以谋划智慧，井底的青蛙，不能与它谈论东海的乐趣。”就是这个意思。
世俗的说法说：“尧舜禅让。”这是不对的。
天子，地位至高无上，天下无敌，有谁能让位呢？道德纯备，智慧非常明达，南面而听天下，百姓无不震动服从，以化顺之。天下没有隐士，没有遗漏的善行，相同的就正确，不同的就错误。有恶行的人怎么能擅天下呢？
有人说：“死后禅让。”这也是不对的。
圣王在上，根据德行决定次序，根据能力授予官职，使百姓各得其所。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圣王去世后，天下没有圣人，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擅天下。天下有圣人，而在后子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异；以尧继尧，又有什么变化呢！圣人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天下厌然，与乡无异；以尧继尧，又有什么变化呢！唯有徙朝改制是困难的。所以天子在世时，天下一统，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后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
有人说：“年老衰弱而禅让。”这也是不对的。
血气和筋力会衰弱，但智慧和取舍不会衰弱。
有人说：“老者不堪其劳而休息。”这是畏事者的议论。
天子地位至高而形体至逸，心情至愉而志向无所屈，形体不为劳，尊无上矣。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期臭味，曼而馈，伐皋而食，雍而彻乎五祀，执荐者百余人，侍西房；居则设张容，负依而坐，诸侯趋走乎堂下；出户而巫觋有事，出门而宗祝有事，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侧载睪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以养耳，三公奉軶、持纳，诸侯持轮、挟舆、先马，大侯编后，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夹道，庶人隐窜，莫敢视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持老养衰，犹有善于是者与？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
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的说法说：“尧舜不能教化。”这是为什么呢？说：“朱象不化。”
这是不对的：尧舜是天下最善于教化的人。南面而听天下，百姓无不震动服从，以化顺之。然而朱象独不化，这不是尧舜的过错，是朱象的罪过。尧舜是天下之英；朱象是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今世俗的说法，不怪朱象，而非尧舜，岂不过甚矣哉！这就是嵬说。羿蜂门是天下之善射者，不能以拨弓曲矢中微；王梁造父是天下之善驭者，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尧舜是天下之善教化者，不能使嵬琐化。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学者受其殃，非者有庆。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就是这个意思。
世俗的说法说：“太古时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
这是不了解治道，而不察于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盗也，必以有为，不以备不足，则以重有余也。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优犹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故盗不窃，贼不刺，狗豕吐菽粟，而农贾皆能以货财让。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涂，而百姓羞拾遗。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虽珠玉满体，文绣充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为树，琅玕、龙兹、华觐以为实，人犹莫之抇也。是何故也？则求利之诡缓，而犯分之羞大也。
乱今然后反是。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诎，而祸乱起。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餧羸瘠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安禽兽行，虎狼贪，故脯巨人而炙婴儿矣。若是则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虽此裸而薶之，犹且必抇也，安得葬薶哉！彼乃将食其肉而龁其骨也。
夫曰：太古薄背，故不抇也；乱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奸人之误于乱说，以欺愚者而淖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谓大奸。传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就是这个意思。
子宋子说：“明白被侮辱不是耻辱，使人不斗。人都以被侮辱为耻辱，所以斗；知道被侮辱不是耻辱，则不斗。”
回应说：那么以人之情为不恶侮吗？
说：“恶而不辱也。”
说：如果是这样，则必不得所求。凡人之斗也，必以其恶之为说，非以其辱之为故也。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哉。然而不斗者，不恶故也。今人或入其央渎，窃其猪彘，则援剑戟而逐之，不避死伤。是岂以丧猪为辱也哉！然而不惮斗者，恶之故也。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虽知见侮为不辱，恶之则必斗。然则斗与不斗邪，亡于辱之与不辱也，乃在于恶之与不恶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金舌弊口，犹将无益也。不知其无益，则不知；知其无益也，直以欺人，则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将以为有益于人，则与无益于人也，则得大辱
退下吧！这种说法没有毛病。
子宋子说：“受到侮辱并不感到耻辱。”
回应他说：凡是讨论问题，必须先确立一个崇高的标准，然后才能进行。没有崇高的标准，是非就无法分清，辩论也无法决断，所以听说：“天下最高的标准，是是非的界限，职责名分的起源，就是王制。”所以凡是讨论问题、确定是非，都要以圣王为师。而圣王的标准，就是荣辱。荣辱有两个方面。
有义荣，有势荣；有义辱，有势辱。志向高尚，德行深厚，智慧明达，这是从内心产生的荣，这就叫做义荣。爵位尊贵，俸禄丰厚，权势显赫，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卿相士大夫，这是从外部获得的荣，这就叫做势荣。行为放荡，违背本分，扰乱伦理，骄横暴虐，贪图私利，这是从内心产生的辱，这就叫做义辱。被人辱骂、殴打、鞭笞、断脚、斩首、分尸，这是从外部施加的辱，这就叫做势辱。这就是荣辱的两个方面。
所以君子可以接受势辱，但不能接受义辱；小人可以接受势荣，但不能接受义荣。有势辱并不妨碍成为尧，有势荣并不妨碍成为桀。义荣和势荣，只有君子才能同时拥有；义辱和势辱，只有小人才能同时拥有。这就是荣辱的区别。圣王以此作为法则，士大夫以此作为道义，官员以此作为守则，百姓以此形成风俗，万世不变。
现在子宋子却不是这样，他独自屈从于自己的观点，想要一朝改变它，这种说法必然行不通。打个比方，这就像用砖块堵塞江海，用焦侥背负泰山，跌倒摔碎，顷刻之间就会发生。那些追随子宋子的人，恐怕不如停止追随，以免伤害自己。
子宋子说：“人的欲望很少，但人们都以为自己的欲望很多，这是错误的。”所以他带领他的门徒，辩论他的学说，阐明他的比喻，想要让人们知道欲望其实很少。
回应他说：那么你也认为人的欲望是不想看到极致的色彩，不想听到极致的声音，不想品尝极致的美味，不想闻到极致的气味，身体不想享受极致的安逸——这五种极致，也是人的欲望所不想要的吗？
他说：“人的欲望，就是这样的。”
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说法必然行不通。认为人的欲望是想要这五种极致，但又不想过多，打个比方，这就像认为人的欲望是想要富贵但不想要财富，喜欢美但讨厌西施。古人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人的欲望是想要多而不是想要少，所以用丰厚的奖赏来激励，用削减的惩罚来约束。这是历代君王的共同做法。所以上等的贤人得到天下的俸禄，中等的贤人得到一国的俸禄，下等的贤人得到田邑的俸禄，诚实的百姓得到衣食的保障。现在子宋子认为人的欲望是想要少而不是想要多，那么先王是用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来奖赏，用人们想要的东西来惩罚吗？这是最大的混乱。现在子宋子严肃地喜欢这种说法，聚集门徒，建立师学，写成典籍，然而他的说法不免将最好的治理变成最坏的混乱，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荀子-正论-注解
主道利周：指君主之道应当广泛而周密，但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桀纣：夏朝末代君主桀和商朝末代君主纣，常被用作暴君的代名词。
汤武：商朝开国君主汤和周朝开国君主武王，被视为贤明的君主。
象刑：古代的一种象征性刑罚，如墨黥、慅婴等，用以代替肉刑。
肉刑：古代对犯人身体进行直接伤害的刑罚，如割鼻、断足等。
楚越：古代中国南方的两个国家，楚国和越国，这里用来泛指边远地区。
甸服：古代对天子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
侯服：古代对诸侯国的称呼。
宾服：古代对与天子有朝贡关系的国家的称呼。
要服：古代对与天子有朝贡关系的边远地区的称呼。
荒服：古代对与天子有朝贡关系的极边远地区的称呼。
时享、岁贡：古代诸侯或边远地区按时向中央王朝进贡的制度，时享指按季节进贡，岁贡指每年进贡。
终王：指诸侯或地方首领对中央王朝的臣服和归属。
齐之日祭月祀：指按照中央王朝的礼仪制度进行祭祀活动，齐指统一，日祭月祀指日常的祭祀活动。
规磨之说：比喻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言论或主张。
沟中之瘠：比喻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事物或人。
坎井之蛙：比喻见识短浅、目光狭隘的人。
尧舜擅让：指尧舜禅让的传说，即尧将帝位禅让给舜，舜又将帝位禅让给禹。
埶位至尊：指天子的地位至高无上，埶同“势”。
南面而听天下：指天子坐北朝南，听取天下事务，象征统治天下。
朱象：指尧的儿子丹朱和舜的弟弟象，传说他们品行不端，未能继承帝位。
嵬琐：指品行不端、行为怪异的人。
羿蜂门：羿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射手，蜂门指射箭的技巧高超。
王梁造父：王梁和造父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驾车高手。
太皞燧人：太皞和燧人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分别代表伏羲氏和燧人氏。
薄背：指古代葬礼简朴，棺材薄，衣衾少。
厚葬饰棺：指葬礼奢华，棺材装饰华丽。
抇：指盗墓。
子宋子：指宋钘，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主张人性本善，提倡简朴生活。
俳优、侏儒、狎徒：俳优指滑稽演员，侏儒指矮小的人，狎徒指轻浮的人。
见侮不辱：指即使受到侮辱也不感到羞耻，强调内心的坚定和自尊。
隆正：指高尚的道德标准和正确的原则。
义荣：指因道德高尚、行为端正而获得的荣誉。
埶荣：指因地位、权力等外在因素而获得的荣誉。
义辱：指因道德败坏、行为不端而受到的耻辱。
埶辱：指因外在的惩罚或压迫而受到的耻辱。
圣王：指古代贤明的君主，被视为道德和治理的典范。
尧：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君主，被视为道德的楷模。
桀：夏朝末代暴君，被视为暴政的代表。
五綦：指五种极端的感官享受，即极致的色彩、声音、味道、气味和安逸。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荀子-正论-评注
本文通过对君主之道的讨论，批判了世俗对君主之道的误解，强调了君主应当明察秋毫、公正无私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君主的行为直接影响国家的治乱，君主的明察和公正能够带来国家的安定和强盛，而君主的幽暗和偏私则会导致国家的混乱和衰弱。
文章通过对桀纣和汤武的对比，进一步阐述了君主应当以德治国、以义行事的观点。作者指出，桀纣虽然拥有天下，但由于其暴虐无道，最终失去了天下；而汤武虽然起初没有天下，但由于其修德明义，最终得到了天下的归附。这一对比不仅揭示了君主德行的重要性，也批判了世俗对汤武的误解。
在刑罚方面，作者批判了世俗对象刑的误解，认为象刑并非治古之制，而是乱今之产物。作者主张刑罚应当与罪行相称，认为只有刑罚得当，才能有效禁暴除恶，维护社会秩序。这一观点体现了作者对法治的重视，以及对刑罚公正性的追求。
最后，文章通过对楚越不受制的讨论，进一步强调了君主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而不是一味追求统一。作者认为，王者之制应当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政策，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和稳定。这一观点体现了作者对灵活治理的推崇，以及对实际情况的重视。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君主之道、德行治国、刑罚公正以及灵活治理的讨论，深刻揭示了君主应当具备的德行和能力，批判了世俗对君主之道的误解，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段古文主要讨论了古代政治制度、礼仪规范以及社会风俗等问题，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深刻思考和批判。首先，作者通过对比楚越等边远地区的进贡制度与中央王朝的祭祀礼仪，指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和主张，认为这些言论如同‘规磨之说’，毫无实际意义。接着，作者批判了世俗关于尧舜禅让的传说，认为天子地位至高无上，无需禅让，且圣王的统治是道德和智慧的体现，不应被轻易否定。
在讨论尧舜的教化能力时，作者指出尧舜是天下最善于教化的人，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人如朱象无法被教化，这并非尧舜的过错，而是这些人自身的品行问题。作者通过这一论点，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教化并非万能，有些人天生难以改变。
作者还批判了当时厚葬的风俗，认为厚葬并不能防止盗墓，反而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他指出，真正的治世之道在于使人民富足而知足，减少贪欲和犯罪。通过对比太古时期的简朴葬礼与乱世的厚葬风俗，作者揭示了社会风气的变化与盗墓现象的关系，进一步批判了当时社会的奢靡之风。
最后，作者讨论了关于侮辱与争斗的问题，认为争斗的根源在于人们是否厌恶侮辱，而非是否感到耻辱。他通过举例说明，即使人们知道被侮辱并不耻辱，但如果厌恶这种行为，仍然会引发争斗。这一论点揭示了人性中的复杂情感，强调了情感在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这段古文通过对古代政治、礼仪、风俗等问题的讨论，展现了作者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和批判精神。作者不仅批判了不合时宜的言论和奢靡的社会风气，还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
本文通过对话形式，探讨了荣辱观念及其在个人和社会中的重要性。文章首先引用了子宋子的观点，即‘见侮不辱’，强调内心的坚定和自尊。接着，作者通过‘隆正’的概念，提出了判断是非的标准，认为必须有一个高尚的道德标准和正确的原则，才能分辨是非，解决争端。
文章进一步区分了‘义荣’和‘埶荣’，‘义辱’和‘埶辱’。‘义荣’是指因道德高尚、行为端正而获得的荣誉，而‘埶荣’则是指因地位、权力等外在因素而获得的荣誉。同样，‘义辱’是指因道德败坏、行为不端而受到的耻辱，而‘埶辱’则是指因外在的惩罚或压迫而受到的耻辱。这种区分强调了内在道德与外在地位的区别，认为真正的荣誉应源于内在的道德修养。
文章还指出，君子可以有‘埶辱’，但不能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埶荣’，但不能有‘义荣’。这表明，君子即使受到外在的压迫或惩罚，也不会因此而感到真正的耻辱，因为他们的内心是坚定的；而小人即使获得了外在的荣誉，也不会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荣誉，因为他们的内心是空虚的。
最后，文章批评了子宋子的观点，认为他的主张过于理想化，不符合人性。作者指出，人性本欲多而不欲寡，因此古代的圣王通过赏罚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子宋子主张人性欲寡，这与古代圣王的做法相悖，因此他的主张难以实行。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荣辱观念的深入探讨，强调了内在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并批评了过于理想化的观点。文章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