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倡“性恶论”，强调后天教化和礼法的重要性。
年代：成书于战国末期（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荀子》是荀子及其弟子所著的哲学文集，共32篇。书中系统阐述了荀子的思想，包括“性恶论”“礼法并重”“天人相分”等观点。他强调通过教育和礼法来改造人性，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对后世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研究先秦哲学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荀子-仲尼-原文
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
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
然而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彼王者则不然：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故道岂不行矣哉！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势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虽在贫穷徒处之势，亦取象于是矣。夫是之谓吉人。《诗》云：“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谓也。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谦，必贤。”此之谓也。愚者反是：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抑有功而挤有罪，志骄盈而轻旧怨，以吝啬而不行施道乎上，为重招权于下以妨害人。虽欲无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则必危，任重则必废，擅宠则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傹也。是何也？则堕之者众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立隆而勿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端悫以守之，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夫之谓天下之行术。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势不在人上而羞为人下，是奸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奸心，行不免乎奸道，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辟之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俞务而俞远。故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荀子-仲尼-译文
孔子的门人，即使是五尺高的童子，也羞于称道五霸。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的。五霸确实值得羞于称道。
齐桓公是五霸中最强盛的，他之前为了争夺国家而杀了自己的兄长；在家庭内部，他有七个姑姊妹没有出嫁，家中奢靡享乐，用齐国的财富供养她们都不够；对外则欺诈邾国，袭击莒国，吞并了三十五个国家。他的行为如此险恶、污秽、淫乱。他怎么能值得大君子的门人称道呢！
像他这样却没有灭亡，反而成为霸主，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哎呀！齐桓公有天下的大节操，谁能灭亡他呢？他清楚地看到管仲的才能足以托付国家，这是天下的大智慧。他忘记了愤怒，忘记了仇恨，最终立管仲为仲父，这是天下的大决断。立管仲为仲父后，贵戚们不敢嫉妒；给他高、国的地位，朝廷的臣子们不敢厌恶；给他三百个书社，富人们不敢拒绝。贵贱长幼，都恭敬地跟随齐桓公并尊敬他，这是天下的大节操。诸侯中有一个这样的节操，就不能被灭亡；齐桓公兼有这些节操，又怎么可能被灭亡呢？他成为霸主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侥幸，而是必然。
然而孔子的门人，即使是五尺高的童子，也羞于称道五霸，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的。五霸并不是以政教为本，不是追求高尚，不是讲究文理，不是服人之心。他们只是善于谋划，审时度势，积蓄力量，修整武器，能够颠倒敌人。他们用诈心取胜。他们以谦让掩饰争斗，表面上依从仁义，实际上追求利益，是小人中的杰出者，他们怎么能值得大君子的门人称道呢！
真正的王者则不是这样：他们招致贤能来救助不肖，招致强者来宽待弱者，战斗时必定能击败敌人却羞于与他们争斗，以文治示天下，暴虐的国家自然会被感化。有灾祸和错误的人才会被诛杀。所以圣王的诛杀是非常节制的。文王诛杀了四人，武王诛杀了两人，周公完成了事业，到了成王时就已经没有诛杀了。所以道怎么会不行呢！文王凭借百里之地统一了天下，桀、纣放弃了这些，虽然拥有天下的势力却不能以匹夫的身份终老。所以善于运用道，即使是百里之国也足以独立；不善于运用道，即使是楚国的六千里土地也会被敌人奴役。所以君主不致力于得道而只是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是他们危险的原因。
保持宠信和地位终身不厌倦的方法：君主尊贵你，你就恭敬而谦逊；君主信任你，你就谨慎而谦让；君主专任你，你就拘守而详察；君主亲近你，你就谨慎而不邪僻；君主疏远你，你就保持一心而不背叛；君主贬损你，你就恐惧而不怨恨。尊贵而不夸耀，信任而不自满，责任重大而不敢专断，财利到来时善而不及，一定要尽辞让之义然后接受，福事到来时和顺而处理，祸事到来时冷静而处理，富有时广泛施舍，贫穷时节俭使用。可以尊贵也可以卑贱，可以富有也可以贫穷，可以被杀但不可以做奸邪之事，这是保持宠信和地位终身不厌倦的方法。即使处于贫穷孤独的境地，也要效仿这些。这就是所谓的吉人。《诗经》说：“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就是这个意思。
寻求妥善处理重大事务，担任重要职位，在万乘之国中擅宠，必定没有后患的方法：最好是善于与人合作，援引贤能，广泛施舍，消除怨恨而不妨害他人。如果能够胜任，就谨慎地实行这些方法。如果不能胜任，又担心失去宠信，那么最好是尽早与人合作，推举贤能，让贤能者安心跟随其后。这样，有宠信时必定荣耀，失去宠信时必定无罪，这是事君者的法宝，也是必定没有后患的方法。所以智者做事时，满时考虑不足，平时考虑危险，安时考虑危难，曲重其预备，仍然担心祸患，因此百举而不陷。孔子说：“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谦，必贤。”就是这个意思。愚者则相反：处于重要职位时，喜欢专断而嫉妒贤能，压制有功者而排挤有罪者，志骄盈而轻视旧怨，吝啬而不施舍，为了重权而妨害他人。即使想要没有危险，怎么可能呢！所以地位尊贵则必定危险，责任重大则必定废黜，擅宠则必定受辱，这是可以立即看到的，也是可以预见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支持他的人少而反对他的人多。天下的行为方法：以事君则必定通达，以为仁则必定圣明，立隆而勿贰。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端悫以守之，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君主即使不知道，也没有怨恨之心；功劳即使很大，也没有自夸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这样，就常常没有不顺的了。以事君则必定通达，以为仁则必定圣明，这就是天下的行为方法。
年少者侍奉年长者，卑贱者侍奉尊贵者，不肖者侍奉贤者，这是天下的通义。有些人，地位不在人上却羞于在人下，这是奸人的心态。志向不免于奸心，行为不免于奸道，却想要有君子圣人的名声，这就像是伏在地上舔天，救经而引其足。这样的说法必定行不通，越是努力越是远离。所以君子时屈则屈，时伸则伸。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荀子-仲尼-注解
仲尼：孔子的字，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先师’。
五尺之竖子：指年幼的孩子，五尺是古代对儿童身高的描述。
五伯：指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包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齐桓：齐桓公，春秋时期齐国的君主，五霸之一，以‘尊王攘夷’著称。
管仲：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齐桓公的重要辅佐者，被尊为‘仲父’。
仲父：古代对父亲的尊称，此处指齐桓公尊管仲为父。
书社三百：指管仲被赐予的三百个书社，书社是古代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文王：周文王，周朝的奠基者，以仁德著称。
武王：周武王，周文王之子，推翻商朝建立周朝。
周公：周武王的弟弟，周朝的重要政治家，被尊为‘元圣’。
成王：周成王，周武王的儿子，周朝的第三位君主。
桀、纣：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和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纣，均为暴君的代表。
楚六千里：指楚国广阔的领土，六千里是夸张的说法。
诗：指《诗经》，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
媚兹一人：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意为‘敬爱这个人’。
应侯顺德：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意为‘顺应天命，遵循道德’。
永言孝思：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意为‘永远思念孝道’。
昭哉嗣服：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意为‘光明啊，继承先祖的事业’。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荀子-仲尼-评注
本文通过对齐桓公的批评与赞扬，展现了儒家对于政治道德和君主行为的深刻思考。文章首先指出齐桓公虽然成就霸业，但其行为却充满了险恶与淫乱，因此不值得称道。这种批评反映了儒家对于道德纯洁性的高度重视，认为即使功业显赫，若行为不端，也不应被推崇。
然而，文章随后又对齐桓公的某些行为给予了肯定，特别是他能够信任并重用管仲，展现了其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断力。这种复杂的评价体现了儒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辩证看法，既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也承认实际政治中的复杂性。
文章进一步通过对文王、武王、周公等圣王的赞扬，提出了理想的政治模式。这些圣王不仅能够通过仁德和智慧治理国家，还能够通过宽厚和节制来维护社会的和谐。这种理想化的政治模式反映了儒家对于‘仁政’的追求，即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最后，文章通过对‘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的论述，提出了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保持个人道德和行为准则的重要性。这种论述不仅适用于古代的政治家，也对现代社会的领导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理想政治的描绘，深刻阐述了儒家的政治哲学和道德观念，展现了儒家思想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