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桓宽（生卒年不详），西汉学者，根据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的记录整理编撰而成。
年代：成书于西汉宣帝年间（公元前1世纪）。
内容简要：《盐铁论》是一部政论著作，共10卷60篇。书中记录了汉昭帝时期朝廷关于盐铁专卖政策的辩论，反映了儒家与法家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是研究西汉经济政策和思想史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盐铁论-卷十-原文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故禁不必，怯夫徼幸；诛诚，跖、蹻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肤而民不踰矩。”
文学曰：“道径众，人不知所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隐远方，折乎知之，室女童妇，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狱犴不用也。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烂扑焦，而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宜犴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谷？’刺刑法繁也。亲服之属甚众，上杀下杀，而服不过五。五刑之属三千，上附下附，而罪不过五。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
大夫曰：“文学言王者立法，旷若大路。今驰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罚罪之轻也。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武兵名食，所以佐边而重武备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犹鲁以楚师伐齐，而春秋恶之。故轻之为重，浅之为深，有缘而然。法之微者，固非众人之所知也。”
文学曰：“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从，法约而易行今驰道经营陵陆，纡周天下，是以万里为民阱也。罻罗张而县其谷，辟陷设而当其蹊，矰弋饰而加其上，能勿离乎？聚其所欲，开其所利，仁义陵迟，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于攻城入邑，损府库之金，盗宗庙之器，岂特千仞之高、千钧之重哉！管子曰：‘四维不张，虽皋陶不能为士。’故德教废而诈伪行，礼义坏而奸邪兴，言无仁义也。仁者，爱之效也；义者，事之宜也。故君子爱仁以及物，治近以及远。传曰：‘凡生之物，莫贵于人；人主之所贵，莫重于人。’故天之生万物以奉人也，主爱人以顺天也。闻以六畜禽兽养人，未闻以所养害人者也。鲁厩焚，孔子罢朝，问人不问马，贱畜而重人也。今盗马者罪死，盗牛者加。乘骑车马行驰道中，吏举苛而不止，以为盗马，而罪亦死。今伤人持其刀剑而亡，亦可谓盗武库兵而杀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为逆而轻主约乎？深之可以死，轻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今伤人未有所害，志不甚恶而合于法者，谓盗而伤人者耶？将执法者过耶？何于人心不厌也！古者，伤人有创者刑，盗有臧者罚，杀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伤人，罪与杀人同，得无非其至意与？”大夫俛仰未应对。
御史曰：“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故辔衔不饬，虽王良不能以致远；维楫不设，虽良工不能以绝水。韩子疾有国者不能明其法势，御其臣下，富国强兵，以制敌御难，惑于愚儒之文词，以疑贤士之谋，举浮淫之蠹，加之功实之上，而欲国之治，犹释阶而欲登高，无衔橛而御捍马也。今刑法设备，而民犹犯之，况无法乎？其乱必也！”
文学曰：“辔衔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调。法势者，治之具也，得贤人而化。执辔非其人，则马奔驰。执轴非其人，则船覆伤。昔吴使宰嚭持轴而破其船，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韩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从，卒蹈陷阱，身幽囚，客死于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辩，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韩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为相，则世无列国。待孔子而后学，则世无儒、墨。夫衣小缺，（心祭）裂可以补，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颂乃治之；是犹舍邻之医，而求俞跗而后治病，废污池之水，待江、海而后救火也。迂而不径，阙而无务，是以教令不从而治烦乱。夫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故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也。”
文学曰：“有国者选众而任贤，学者博览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愚人纵火于沛泽，不能复振；蜂虿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烦而止之，躁而静之，上下劳扰，而乱益滋。故圣人教化，上与日月俱照，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大河之始决于瓠子也，涓涓尔，及其卒，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故先帝闵悼其菑，亲省河堤，举禹之功，河流以复，曹、卫以宁。百姓戴其功，咏其德，歌‘宣房塞，万福来’焉，亦犹是也，如何勿小补哉！”
文学曰：“河决若瓮口，而破千里，况礼决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断狱岁以万计，犯法兹多，其为菑岂特
曹、卫哉！夫知塞宣房而福来，不知塞乱原而天下治也。
周国用之，刑错不用，黎民若，四时各终其序，而天下不孤。
颂曰：‘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此夫为福，亦不小矣！
诚信礼义如宣房，功业已立，垂拱无为，有司何补，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铫利鉏，五谷之利而间草之害也。
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
故曲木恶直绳，奸邪恶正法。
是以圣人审于是非，察于治乱，故设明法，陈严刑，防非矫邪，若隐括辅檠之正弧刺也。
故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
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
是以孔子倡以仁义而民从风，伯夷遁首阳而民不可化。”
文学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
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
今之所谓良吏者，文察则以祸其民，强力则以厉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若痈疽之相泞，色淫之相连，一节动而百枝摇。
诗云：‘舍彼有罪，沦胥以铺。’痛伤无罪而累也。
非患铫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
非患无准平，患其舍枉而绳直也。
故亲近为过不必诛，是锄不用也；疏远有功不必赏，是苗不养也。
故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无名号，谓之云盗，所以贱刑人而绝之人伦也。
故君不臣，士不友，于闾里无所容。
故民耻犯之。
今不轨之民，犯公法以相宠，举弃其亲，不能伏节死理，遁逃相连，自陷于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一室之中，父兄之际，若身体相属，一节动而知于心。
故今自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谁责乎？”
文学曰：“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中，民不怨。
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
轻重各服其诛，刑必加而无赦，赦惟疑者。
若此，则世安得不轨之人而罪之？
今杀人者生，剽攻窃盗者富。
故良民内解怠，辍耕而陨心。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
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
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
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况众庶乎？
夫何耻之有！
今废其德教，而责之以礼义，是虐民也。
春秋传曰：‘子有罪，执其父。臣有罪，执其君，听失之大者也。’
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
如此，则以有罪反诛无罪，无罪者寡矣。
臧文仲治鲁，胜其盗而自矜。
子贡曰：‘民将欺，而况盗乎！’
故吏不以多断为良，医不以多刺为工。
子产刑二人，杀一人，道不拾遗，而民无诬心。
故为民父母，以养疾子，长恩厚而已。
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矣。
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其不欲服罪尔。
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
闻兄弟缓追以免贼，未闻兄弟之相坐也。
闻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闻什伍而相坐也。
老子曰：‘上无欲而民朴，上无事而民自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比地何伍，而执政何责也？”
御史曰：“夫负千钧之重，以登无极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临不测之渊，虽有庆忌之捷，贲、育之勇，莫不震慑悼栗者，知坠则身首肝脑涂山石也。
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灼也。
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伤也。
彼以知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
故立法制辟，若临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则民畏忌，而无敢犯禁矣。
慈母有败子，小不忍也。
严家无悍虏，笃责急也。
今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败子，则惑矣。”
文学曰：“纣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
诗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为虺蜥！’
方此之时，岂特冒蹈刃哉？
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于骨肉相残，上下相杀。
非刑轻而罚不必，令太严而仁恩不施也。
故政宽则下亲其上，政严则民谋其主，晋厉以幽，二世见杀，恶在峻法之不犯，严家之无悍虏也？
圣人知之，是以务和而不务威。
故高皇帝约秦苛法，以慰怨毒之民，而长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
是以恩施无穷，泽流后世。
商鞅、吴起以秦、楚之法为轻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没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诏圣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倍言，殷誓，周盟，德信弥衰。
无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势，而见夺于诸侯也。
故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
高皇帝时，天下初定，发德音，行一切之令，权也，非拨乱反正之常也。
其后，法稍犯，不正于理。
故奸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诗刺彰，诸侯暴而春秋讥。
夫少目之网不可以得鱼，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
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
唐、虞画衣冠非阿，汤、武刻肌肤非故，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
也。”文学曰：“民之仰法，犹鱼之仰水，水清则静，浊则扰；扰则不安其居，静则乐其业；乐其业则富，富则仁生，赡则争止。是以成、康之世，赏无所施，法无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赏而不赏，民莫不仁也。若斯，则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马也，行则顿之，止则击之。身创于棰，吻伤于衔，求其无失，何可得乎？干溪之役土崩，梁氏内溃，严刑不能禁，峻法不能止。故罢马不畏鞭棰，罢民不畏刑法。虽曾而累之，其亡益乎？”
御史曰：“严墙三刃，楼季难之；山高干云，牧竖登之。故峻则楼季难三刃，陵夷则牧竖易山巅。夫烁金在炉，庄蹻不顾；钱刀在路，匹妇掇之；非匹妇贪而庄蹻廉也，轻重之制异，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临而不可入。诗云：‘不可暴虎，不敢冯河。’为其无益也。鲁好礼而有季、孟之难，燕哙好让而有子之之乱。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文学曰：“古者，明其仁义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杀，是虐民也。与其刑不可踰，不若义之不可踰也。闻礼义行而刑罚中，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高墙狭基，不可立也。严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赵高之计，渫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忠，厉民悉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故过任之事，父不得于子；无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死不再生，穷鼠啮狸，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俱起，四面而攻秦，闻不一期而社稷为墟，恶在其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御史默然不对。
大夫曰：“瞽师不知白黑而善闻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为施？法何为加？汤、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国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乱。春秋原罪，甫刑制狱。今愿闻治乱之本，周、秦所以然乎？”
文学曰：“春夏生长，圣人象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则而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导民人；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二者，治乱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汤、武经礼义，明好恶，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义，殷、周所以治也。上无德教，下无法则，任刑必诛，劓鼻盈蔂，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终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异，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论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简，诵死人之语，则有司不以文学。文学知狱之在廷后而不知其事，闻其事而不知其务。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绳则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故射者因槷，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异时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时，治抏弊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
文学曰：“文王兴而民好善，幽、厉兴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风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纣之所以亡也，汤、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纣非得跖、蹻之民以乱也，故治乱不在于民。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者难，讼而听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谓愚，今之所谓智。以棰楚正乱，以刀笔正文，古之所谓贼，今之所谓贤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时，而世非许由之民，而欲废法以治，是犹不用隐括斧斤，欲挠曲直枉也。故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为轮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应少、伯正之属溃梁、楚，昆卢、徐谷之徒乱齐、赵，山东、关内暴徒，保人阻险。当此之时，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设礼修文，有似穷医，欲以短针而攻疽，孔丘以礼说跖也。”
文学曰：“残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残贼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输子因木之宜，圣人不费民之性。是以斧斤简用，刑罚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鹊攻于凑理，绝邪气，故痈疽不得成形。圣人从事于未然，故乱原无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设而不用。断已然，凿已发者，凡人也。治未形，睹未萌者，君子也。”
大夫曰：“文学所称圣知者，孔子也，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夫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为也，而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监见，应侯以王稽进。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亲显，非媒士之力。孔子不以因进见而能往者，非贤士才女也。”
文学曰：“孔子生于乱世，思尧、舜之道，东西南北，灼头濡足，庶几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妒，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饰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无家。非不知穷厄而不见用，悼痛天下之祸，犹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恶已。故适齐，景公欺之，适卫，灵公围，阳虎谤之，桓魋害之。夫欺害圣人者，愚惑也；伤毁圣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观近臣者以所为主，观远臣者以其所主。’使圣人伪容苟合，不论行择友，则何以为孔子也！”
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
当此之时，顺风承意之士如编，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闇然而怀重负而见责
大夫曰︰“诺，胶车倏逢雨，请与诸生解。”
杂论第六十
客曰：“余睹盐、铁之义，观乎公卿、文学、贤良之论，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义，或务权利。”
“异哉吾所闻。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长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为予言：当此之时，豪俊并进，四方辐凑。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伦，六十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誾誾焉，侃侃焉，虽未能详备，斯可略观矣。然蔽于云雾，终废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广德可以附远；知权利可以广用，而不知稼穑可以富国也。近者亲附，远者说德，则何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于斯路，而务畜利长威，岂不谬哉！中山刘子雍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火索），斌斌然斯可谓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然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易曰：‘焚如弃如。’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车丞相即周、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算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盐铁论-卷十-译文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说：“法令是用来教导百姓的，法律是用来监督奸邪的。法令严明，百姓就会谨慎；法律设立，奸邪就会被禁止。网眼稀疏，野兽就会逃脱；法律宽松，罪行就会漏网。罪行漏网，百姓就会放纵而轻易犯禁。所以禁令不严格执行，胆怯的人就会侥幸；惩罚严厉，即使是跖、蹻这样的人也不敢犯法。因此古代制定了五刑，刻在肌肤上，百姓就不敢越矩。”
文学说：“道路众多，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走；法令繁多，百姓不知道该如何避。所以王者制定的法律，应该像日月一样明亮，百姓就不会迷失；像大路一样宽广，百姓就不会困惑。即使是偏远的地方，也能明白法律，室女童妇都知道如何避罪。因此法令不被触犯，监狱也就用不上了。过去秦朝的法律比秋天的茅草还多，网比凝固的油脂还密。然而上下互相隐瞒，奸诈虚伪滋生，官员治理时，就像救火扑焦一样，却无法禁止；不是因为网疏漏了罪行，而是因为礼义废弃，刑罚被滥用。如今律令有百余篇，文章繁复，罪名沉重，郡国使用时感到困惑，有的轻，有的重，即使是熟悉法律的官员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何况是愚昧的百姓！律令堆积在栈阁中，官员不能全部阅读，何况是愚昧的百姓！这就是为什么断案的人越来越多，百姓犯禁的也越来越多。‘宜犴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谷？’这是讽刺刑法繁多的。亲服的种类很多，上杀下杀，但服不过五。五刑的种类有三千，上附下附，但罪不过五。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关键在于加强教化。”
大夫说：“文学说王者立法，像大路一样宽广。如今驰道并不小，但百姓公然犯禁，是因为惩罚太轻。千仞高的山，人们不会轻易攀登；千钧重的物，人们不会轻易举起。商君规定在道路上丢弃灰烬要受刑，秦朝百姓因此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偷马的人处死，偷牛的人加重惩罚，这是为了重视根本而杜绝轻疾的资本。武兵名食，是为了辅助边防而重视武备。盗伤与杀人同罪，是为了加重其心理负担并追究其意图。就像鲁国用楚国的军队攻打齐国，春秋时期对此表示厌恶。所以轻罪变重罪，浅罪变深罪，是有原因的。法律的微妙之处，本来就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
文学说：“《诗经》上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这是说它容易行走。‘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是说它明亮。所以德行明亮就容易跟随，法律简约就容易执行。如今驰道经营陵陆，环绕天下，因此万里成为百姓的陷阱。罻罗张开而悬挂在山谷，辟陷设置而挡在路中，矰弋装饰而加在上面，能不离开吗？聚集他们的欲望，开放他们的利益，仁义逐渐衰败，能不越轨吗？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攻城入邑，损毁府库的金银，盗取宗庙的器物，岂止是千仞之高、千钧之重！管子说：‘四维不张，虽皋陶不能为士。’所以德教废弃，诈伪盛行；礼义败坏，奸邪兴起，这是因为没有仁义。仁者，是爱的表现；义者，是事情的适宜。所以君子爱仁以推及万物，治理近处以推及远方。传曰：‘凡生之物，莫贵于人；人主之所贵，莫重于人。’所以天生成万物以供养人，君主爱人以顺从天意。听说用六畜禽兽养人，没听说用所养的害人。鲁国的马厩烧了，孔子罢朝，问人不问马，轻视牲畜而重视人。如今偷马的人处死，偷牛的人加重惩罚。乘骑车马在驰道中行走，官吏举苛而不止，认为是偷马，罪也处死。如今伤人持刀剑逃亡，也可以说是盗武库兵而杀人吗？君主立法而百姓犯法，也可以说是逆而轻视主约吗？深罪可以处死，轻罪可以免罚，这不是法律禁止的本意。法律是根据人情制定的，不是设罪来陷害人。所以春秋时期的治狱，是根据心志定罪。心志善良而违法的免罪，心志邪恶而合法的诛杀。如今伤人未造成伤害，心志不十分邪恶而合法的，说是盗而伤人的人吗？还是执法者的过错？为什么人心不满足呢！古代，伤人有创的受刑，盗有赃的受罚，杀人的处死。如今取人兵刃伤人，罪与杀人同，难道不是违背了其本意吗？”大夫低头未回应。
御史说：“执法者是国家的辔衔，刑罚是国家的维楫。所以辔衔不修整，即使是王良也不能致远；维楫不设置，即使是良工也不能绝水。韩非子痛恨有国者不能明其法势，御其臣下，富国强兵，以制敌御难，迷惑于愚儒的文词，怀疑贤士的谋略，举浮淫的蠹虫，加在功实之上，而想要国家治理，就像放弃阶梯而想登高，没有衔橛而驾驭捍马一样。如今刑法设备，百姓仍然犯法，何况没有法律呢？其乱必也！”
文学说：“辔衔是驾驭的工具，得到良工才能调整。法势是治理的工具，得到贤人才能化导。执辔的不是合适的人，马就会奔驰。执轴的不是合适的人，船就会覆伤。过去吴国让宰嚭持轴而破船，秦国让赵高执辔而覆车。如今废弃仁义之术，任用刑名之徒，就是重复吴、秦的事情。为君者效法三王，为相者效法周公，为术者效法孔子，这是百世不变的道。韩非非难先王而不遵从，舍弃正令而不听从，最终陷入陷阱，身幽囚，客死于秦。不通大道而小辩，这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韩第五十六
御史说：“等待周公来做相，那么世上就没有列国了。等待孔子来学习，那么世上就没有儒、墨了。衣服小缺，撕裂可以补，却一定要等到整匹布来换；政事小缺，法令可以防，却一定要等到雅、颂来治理；这就像放弃邻居的医生，而求俞跗来治病，废弃污池的水，等待江、海来救火一样。迂回而不直截，缺失而不务实，因此教令不从而治理烦乱。善于为政的人，弊则补之，决则塞之，所以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
文学说：“有国者选众而任贤，学者博览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所以说效法而已。如今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愚人纵火于沛泽，不能复振；蜂虿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烦而止之，躁而静之，上下劳扰，而乱益滋。故圣人教化，上与日月俱照，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御史说：“衣服缺了不补，就会越来越破；防漏不塞，就会越来越严重。大河最初决口于瓠子时，只是涓涓细流，等到最后，泛滥成灾，危害中国，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所以先帝怜悯其灾，亲自巡视河堤，举禹之功，河流得以恢复，曹、卫得以安宁。百姓感戴其功，歌颂其德，歌‘宣房塞，万福来’焉，也是如此，怎么能不从小处补起呢！”
文学说：“河决若瓮口，而破千里，何况礼决乎？其所害亦多矣！如今断狱每年以万计，犯法的人越来越多，其为灾岂止
曹国和卫国啊！知道堵塞宣房而福气来，却不知道堵塞乱源而天下才能治理。
周国使用这种方法，刑罚不用，百姓和睦，四季各按顺序结束，天下不会孤单。
颂词说：‘安抚我长寿，赐予我繁多的福祉。’这种福气，也不小啊！
诚信礼义如同宣房，功业已经建立，垂拱无为，官员们还有什么补充，法令还有什么堵塞呢？”
御史说：“犀利的铫和锋利的鉏，对五谷有利而对杂草有害。
明理正法，是奸邪所厌恶的，却是良民的福祉。
所以弯曲的木头厌恶直绳，奸邪厌恶正法。
因此圣人审察是非，考察治乱，所以设立明法，陈列严刑，防止错误矫正邪恶，如同隐括辅檠矫正弧刺一样。
所以水是火的防备，法是制止奸邪的禁令。
没有法势，即使是贤人也不能治理；没有甲兵，即使是孙武、吴起也不能制敌。
因此孔子倡导仁义而百姓顺从，伯夷隐居首阳山而百姓不可教化。”
文学说：“法律能惩罚人但不能使人廉洁，能杀人但不能使人仁慈。
所贵重的良医，是贵在他能审察病情而驱除邪气，而不是贵在他下针石而钻肌肤。
所贵重的良吏，是贵在他能在恶行未萌发时杜绝，使之不发生，而不是贵在他将人拘禁在监狱中而刑杀。
现在所谓的良吏，文察则祸害百姓，强力则严厉对待下属，不依据法律的根本，而专断自己的残忍之心，文诛假法，陷害无辜，连累无罪之人，以子连累父，以弟连累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逃亡，如同痈疽相互感染，色淫相互牵连，一节动而百枝摇。
诗中说：‘舍弃那些有罪的人，沦落到一起。’痛伤无罪而受连累。
不是担心铫耨不锋利，而是担心它舍弃杂草而伤害禾苗。
不是担心没有准平，而是担心它舍弃弯曲而矫正直。
所以亲近的人有过错不必诛杀，这是锄头不用；疏远的人有功不必赏赐，这是禾苗不养。
所以世人不担心没有法律，而是担心没有必须执行的法律。”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说：“春秋时期没有名号，称之为盗，所以贱视刑人而断绝人伦。
所以君主不臣服，士人不交友，在乡里无处容身。
所以百姓耻于犯罪。
现在不轨之民，犯公法以相互宠信，抛弃亲人，不能伏节死理，逃亡相连，自陷于罪，他们被刑戮，不也是应该的吗？
一家之中，父兄之间，如同身体相连，一节动而心知。
所以现在自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互监察，出入相互监督，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此谁负责呢？”
文学说：“古时候，周礼明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以刑罚对待，刑罚适中，百姓不怨。
所以舜施行四罪而天下都服，诛杀不仁之人。
轻重各服其诛，刑罚必加而无赦，赦免只有疑者。
如此，世上怎会有不轨之人而治罪？
现在杀人者生，剽攻窃盗者富。
所以良民内心懈怠，停止耕作而心灰意冷。
古时候，君子不接近刑人，刑人非人，身放逐而辱后世，所以无论贤与不肖，无不耻之。
现在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受戮辱而抛弃礼义，常于苟且偷生。
为什么？一日下蚕室，创伤未愈，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此得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
所以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怜悯，何况众庶呢？
有什么可耻的！
现在废弃德教，而责之以礼义，这是虐民。
春秋传曰：‘子有罪，执其父。臣有罪，执其君，听失之大者也。’
现在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如同引根本及华叶，伤小指而累四体。
如此，则以有罪反诛无罪，无罪者寡矣。
臧文仲治鲁，胜其盗而自矜。
子贡曰：‘民将欺，而况盗乎！’
所以吏不以多断为良，医不以多刺为工。
子产刑二人，杀一人，道不拾遗，而民无诬心。
所以为民父母，以养疾子，长恩厚而已。
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矣。
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其不欲服罪尔。
听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听说父子相坐。
听说兄弟缓追以免贼，未听说兄弟相坐。
听说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听说什伍相坐。
老子曰：‘上无欲而民朴，上无事而民自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比地何伍，而执政何责也？”
御史说：“背负千钧之重，登上无极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临不测之渊，虽有庆忌之捷，贲、育之勇，无不震慑悼栗者，知坠则身首肝脑涂山石也。
所以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灼也。
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伤也。
彼以知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
所以立法制辟，如同临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则民畏忌，而无敢犯禁矣。
慈母有败子，小不忍也。
严家无悍虏，笃责急也。
现在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败子，则惑矣。”
文学说：“纣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
诗中说：‘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为虺蜥！’
此时，岂止是冒蹈刃哉？
然而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于骨肉相残，上下相杀。
不是刑轻而罚不必，而是令太严而仁恩不施。
所以政宽则下亲其上，政严则民谋其主，晋厉以幽，二世见杀，恶在峻法之不犯，严家之无悍虏也？
圣人知之，所以务和而不务威。
所以高皇帝约秦苛法，以慰怨毒之民，而长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
所以恩施无穷，泽流后世。
商鞅、吴起以秦、楚之法为轻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没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诏圣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倍言，殷誓，周盟，德信弥衰。
无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势，而见夺于诸侯也。
所以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
高皇帝时，天下初定，发德音，行一切之令，权也，非拨乱反正之常也。
其后，法稍犯，不正于理。
所以奸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诗刺彰，诸侯暴而春秋讥。
少目之网不可以得鱼，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
所以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
唐、虞画衣冠非阿，汤、武刻肌肤非故，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
文学说：“百姓依赖法律，就像鱼依赖水一样，水清澈则鱼安静，水浑浊则鱼躁动；躁动则不安居，安静则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乐于从事职业则富裕，富裕则仁爱产生，仁爱产生则争斗停止。因此，在成、康的时代，赏赐无需施行，法律无需施加。不是可以刑罚而不刑罚，而是百姓没有触犯禁令；不是可以赏赐而不赏赐，而是百姓没有不仁爱的。如果这样，那么官吏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呢？现在治理百姓的人，就像笨拙的御者驾驭马匹一样，行走时则顿挫，停止时则击打。身体被鞭子打伤，嘴巴被缰绳勒伤，想要不失误，怎么可能呢？干溪之战土崩瓦解，梁氏内部崩溃，严刑不能禁止，峻法不能阻止。所以疲惫的马不怕鞭打，疲惫的百姓不怕刑法。即使一再施加，他们的灭亡又有什么益处呢？”
御史说：“高墙三刃，楼季难以攀登；山高入云，牧童却能登顶。所以峻峭则楼季难以攀登三刃，平缓则牧童容易登顶山巅。熔化的金子在炉中，庄蹻不会去碰；钱币在路上，普通妇女会捡起；不是普通妇女贪婪而庄蹻廉洁，而是轻重有别，利害分明。所以法令可以依赖但不可逾越，可以接近但不可进入。《诗经》说：‘不可暴虎，不敢冯河。’因为那样做没有益处。鲁国崇尚礼制而有季、孟之难，燕哙崇尚谦让而有子之之乱。礼让不足以禁止邪恶，而刑法可以制止暴行。明君依据法律，所以能够长久统治群臣，长久守护国家。”
文学说：“古代，明确仁义之誓，使百姓不逾越；不教育而杀戮，是虐待百姓。与其刑罚不可逾越，不如仁义不可逾越。听说礼义施行而刑罚适中，没听说刑罚施行而孝悌兴盛。高墙狭窄的基础，不能建立。严刑峻法，不能长久。二世相信赵高的计策，严厉责罚而任诛断，受刑者半途而废，死者日积月累。杀戮百姓多者为忠臣，残害百姓者为能臣。百姓无法承受其要求，黔首无法承受其刑罚，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所以过分的责罚，父亲无法得到儿子的支持；无休止的要求，君主无法得到臣子的支持。死不再生，穷鼠咬狸，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就是这样。在这个时候，天下一起起来，四面而攻秦，听说不到一年而社稷成为废墟，哪里还能长久统治群臣，长久守护国家呢？”
御史默然不答。
大夫说：“盲人不知黑白而善于听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于批评。善于谈论天的人结合人事，善于谈论古的人考察今事。令为何施行？法为何施加？汤、武保全肌骨而殷、周治理，秦国使用法律，法律弊病而犯法。二尺四寸的法律，古今一样，有的用来治理，有的用来混乱。春秋追究罪责，甫刑制定监狱。现在希望听到治乱的根本，周、秦为何如此？”
文学说：“春夏生长，圣人模仿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效法而为法。所以令是教育，用来引导百姓；法是刑罚，用来禁止强暴。这两者，是治乱的工具，存亡的效果，在于上位者的任用。汤、武经过礼义，明确好恶，以道引导百姓，刑罚未施加，而百姓自行义，殷、周所以治理。上位者没有德教，下位者没有法则，任刑必诛，劓鼻盈蔂，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最终而灭亡者，是秦王。不是二尺四寸的法律不同，而是所行反古而违背民心。”
大论第五十九
大夫说：“呻吟枯简，诵读死人的话，则有司不以文学。文学知道狱在廷后而不知其事，听说其事而不知其务。治理百姓的人，像大匠砍斲，斧斤而行，中绳则止。杜大夫、王中尉等人，以法绳之，以刑断之，然后寇止奸禁。所以射箭者因槷，治理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不同时代各有施用。现在想要以敦朴的时代，治理抏弊的百姓，就像迁延而拯救溺水，揖让而救火。”
文学说：“文王兴起而百姓好善，幽、厉兴起而百姓好暴，不是性情的不同，是风俗使然。所以商、周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汤、武不是得到伯夷的百姓来治理，桀、纣不是得到跖、蹻的百姓来混乱，所以治乱不在于百姓。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者难，讼而听之易。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谓愚，今之所谓智。以棰楚正乱，以刀笔正文，古之所谓贼，今之所谓贤。”
大夫说：“风俗不是唐、虞的时代，而世不是许由的百姓，而想要废法以治，就像不用隐括斧斤，想要挠曲直枉。所以治理者不等待自善的百姓，做轮子者不等待自曲的木头。过去，应少、伯正之属溃梁、楚，昆卢、徐谷之徒乱齐、赵，山东、关内暴徒，保人阻险。在这个时候，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设礼修文，有似穷医，欲以短针而攻疽，孔丘以礼说跖。”
文学说：“残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残贼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所以公输子因木之宜，圣人不费民之性。因此斧斤简用，刑罚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鹊攻于凑理，绝邪气，所以痈疽不得成形。圣人从事于未然，所以乱原无由生。因此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设而不用。断已然，凿已发者，凡人也。治未形，睹未萌者，君子也。”
大夫说：“文学所称圣知者，孔子也，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为也，而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监见，应侯以王稽进。所以士因士，女因媒。至其亲显，非媒士之力。孔子不以因进见而能往者，非贤士才女也。”
文学说：“孔子生于乱世，思尧、舜之道，东西南北，灼头濡足，庶几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妒，孰合有媒？所以嫫母饰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无家。不是不知穷厄而不见用，悼痛天下之祸，犹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恶已。所以适齐，景公欺之，适卫，灵公围，阳虎谤之，桓魋害之。欺害圣人者，愚惑也；伤毁圣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何耻之有！孟子曰：‘观近臣者以所为主，观远臣者以其所主。’使圣人伪容苟合，不论行择友，则何以为孔子也！”
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
在这个时候，顺风承意之士如编，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闇然而怀重负而见责
大夫说：“好的，胶车突然遇到雨，请与各位学生解释。”
杂论第六十
客人说：“我看到了盐、铁的意义，观察了公卿、文学、贤良的讨论，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各有出处，有的崇尚仁义，有的追求权利。”
“我所听到的真是不同。周朝和秦朝都曾经辉煌，都曾拥有天下而面南称王，然而他们的安危和长久却大不相同。最初汝南的朱子伯告诉我：在那个时代，豪杰并起，四方人才汇聚。贤良的茂陵唐生、文学的鲁国万生等人，六十多人，都聚集在朝廷，展示六艺的风采，讨论太平的根源。智者赞扬他们的思考，仁者明白他们的实施，勇者看到他们的决断，辩者陈述他们的言辞。虽然未能详尽，但可以略见一斑。然而被云雾遮蔽，最终废弃而不实行，真是悲哀啊！公卿们知道任用武力可以开辟土地，却不知道广施德行可以吸引远方；知道权利可以广泛使用，却不知道农耕可以使国家富裕。近处的人亲近依附，远方的人称赞德行，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成功，还有什么不能得到？不遵循这条路，却致力于积累利益和增长威势，岂不是荒谬吗！中山的刘子雍谈论王道，矫正当世，恢复正道，致力于回归根本。正直而不偏激，切实而不浮躁，彬彬有礼，可以说是弘博的君子了。九江的祝生奋发图强，遵循道路的意义，推崇史鱼的节操，发泄愤懑，讽刺公卿，坚定正直而不屈服，可以说是不畏强权了。桑大夫依据当世，适应时变，推崇道术，崇尚权利，略施小辩，虽然不是正法，但大儒宿学却感到惭愧，无法自解，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的士人了。然而他担任卿相之位，却不遵循准则，以道德教化下民，放纵于利益的末端，不效法古代。易经说：‘焚烧如弃置。’处于不适当的位置，行不适当的道路，最终毁灭了自己的本性，连累了他的宗族。车丞相即周、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真是那样啊！真是那样啊！至于那些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议，以辅佐宰相，成为同类，长同行，阿谀奉承，以取悦于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挂齿。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盐铁论-卷十-注解
五刑：古代中国的五种主要刑罚，包括墨（刺字）、劓（割鼻）、剕（砍脚）、宫（阉割）、大辟（死刑）。这些刑罚体现了古代法律的严厉和对犯罪的严厉惩罚。
商君：指商鞅，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家，主张法治和严刑峻法。
春秋：指《春秋》一书，是儒家经典之一，记载了鲁国的历史，孔子据说是其编者。书中强调道德和礼制的重要性。
周公：周朝初年的重要政治家，被认为是礼制的创立者之一，对后世儒家思想有深远影响。
孔子：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仁政和礼治。
韩非：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主张法治和权术，其思想对秦朝的法律制度有重要影响。
申、商：指申不害和商鞅，都是法家代表人物，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
宣房：指古代的一种水利工程，用于防洪和灌溉。这里比喻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
刑错：指刑罚和错误，这里指刑罚得当，没有错误。
黎民若：黎民，指百姓；若，顺从。指百姓顺从。
四时各终其序：指四季按时更替，秩序井然。
绥我眉寿：绥，安抚；眉寿，长寿。指祈求长寿。
介以繁祉：介，助；繁祉，多福。指祈求多福。
犀铫利鉏：犀铫，犀牛角制成的农具；利鉏，锋利的锄头。指农具锋利。
曲木恶直绳：曲木，弯曲的木头；直绳，直的绳子。比喻奸邪之人厌恶正直的法律。
隐括辅檠：隐括，矫正；辅檠，辅助工具。指矫正工具。
痈疽之相泞：痈疽，毒疮；相泞，相互感染。比喻罪恶相互牵连。
色淫之相连：色淫，淫乱；相连，相互牵连。比喻罪恶相互牵连。
舍彼有罪，沦胥以铺：舍，放过；沦胥，牵连；铺，普遍。指放过有罪之人，导致无辜者受牵连。
铫耨：铫，农具；耨，除草工具。指农具。
准平：指公正的标准。
舍枉而绳直：舍，放过；枉，弯曲；绳直，正直。指放过弯曲的，追求正直的。
蚕室：指古代受宫刑的地方。
炮烙之刑：指商纣王使用的酷刑，用烧红的铜柱烫人。
收帑之法：指秦朝的法律，连坐法，一人犯罪，全家受罚。
峻文决罪：峻文，严厉的法律；决罪，定罪。指用严厉的法律定罪。
峭法断割：峭法，严厉的法律；断割，判决。指用严厉的法律判决。
成、康之世：指周成王和周康王的时代，被认为是周朝的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干溪之役：指春秋时期楚国与吴国之间的一场战役，楚国在此役中失败，导致国内动荡。
梁氏内溃：指梁国（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内部的政治动荡和崩溃。
严刑峻法：指严厉的刑罚和苛刻的法律，通常用来形容暴政。
二世信赵高之计：指秦二世胡亥听信赵高的计谋，导致秦朝迅速灭亡。
陈胜、吴广：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揭开了秦朝灭亡的序幕。
汤、武：指商汤和周武王，分别是商朝和周朝的开国君主，以仁德治国著称。
桀、纣：指夏桀和商纣，分别是夏朝和商朝的末代君主，以暴政著称。
孟子：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仁政和民本思想。
胶车倏逢雨：比喻突然遇到困难或变故。胶车，古代用胶粘合的车轮，遇水易散。
盐、铁之义：指盐铁专卖政策，古代国家控制盐铁生产和销售以增加财政收入。
公卿、文学、贤良：公卿指高级官员，文学指学者，贤良指有德才的人。
仁义：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仁指爱人，义指正义。
权利：指权力和利益。
周、秦：周朝和秦朝，分别代表封建制和中央集权制。
南面：古代帝王面南而坐，象征统治。
汝南朱子伯：汝南地区的学者朱子伯。
豪俊并进：指有才能的人纷纷涌现。
四方辐凑：比喻人才从四面八方聚集。
阙庭：指朝廷。
六艺：古代教育的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
太平之原：指实现太平盛世的根本。
誾誾焉，侃侃焉：形容言辞恳切、直率。
蔽于云雾：比喻被蒙蔽或迷惑。
公卿：高级官员。
任武：依靠武力。
广德：广泛推行德政。
附远：使远方的人归附。
稼穑：指农业生产。
中山刘子雍：中山地区的学者刘子雍。
王道：儒家理想中的治国之道。
矫当世：纠正时弊。
复诸正：恢复正道。
反本：回归根本。
直而不徼：正直而不偏激。
切而不（火索）：恳切而不急躁。
斌斌然：形容文雅有礼。
弘博君子：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人。
九江祝生奋由：九江地区的学者祝生奋由。
路之意：指道路的意义。
史鱼之节：史鱼，春秋时期鲁国大夫，以正直著称。
发愤懑：发泄心中的愤懑。
刺讥公卿：讽刺批评高级官员。
介然直而不挠：坚定不移，不屈不挠。
不畏强御：不畏惧强权。
桑大夫：指桑弘羊，西汉时期的政治家。
据当世：立足于当时。
合时变：适应时代变化。
推道术：推崇道家的治国之术。
尚权利：重视权力和利益。
辟略小辩：忽略琐碎的辩论。
正法：正统的法律或治国之道。
巨儒宿学：学识渊博的学者。
恧然：惭愧的样子。
博物通士：学识广博、通达事理的人。
摄卿相之位：担任高级官员的职位。
引准绳：遵循准则。
道化下：以道德教化百姓。
放于利末：追求利益而忽视根本。
不师始古：不效法古代圣贤。
焚如弃如：比喻彻底毁灭。
处非其位：处于不适当的位置。
行非其道：行为不符合正道。
果陨其性：最终丧失本性。
以及厥宗：以至于连累家族。
车丞相：指车千秋，西汉时期的丞相。
周、吕之列：指周公旦和吕尚，古代贤相。
当轴处中：处于核心地位。
括囊不言：闭口不言。
容身而去：保全自身而离开。
彼哉！彼哉！：感叹词，表示无奈或失望。
群丞相、御史：指众多丞相和御史。
正议：正直的言论。
辅宰相：辅助宰相。
成同类：结成同党。
长同行：长期共事。
阿意苟合：迎合上级，苟且附和。
斗筲之人：比喻才识短浅的人。
道谀之徒：阿谀奉承的人。
何足算哉：不值得重视。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盐铁论-卷十-评注
本文通过大夫与文学之间的辩论，深入探讨了法律与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大夫强调法律的严格性和必要性，认为只有通过严厉的法律才能有效防止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他引用商鞅的例子，说明通过严格的法律可以使国家强大。而文学则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认为过于复杂的法律反而会使民众迷惑，导致更多的违法行为。他主张法律应简明易懂，如同大路一样明确，使民众易于遵循。
文学的观点反映了儒家思想中重视道德教化和礼制的传统，认为通过道德教化可以达到治国的目的，而不必依赖严厉的法律。他还批评了秦朝法律的过于严苛和复杂，认为这是导致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
御史的发言则强调了法律和刑罚在维护国家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没有明确的法律和刑罚，国家将陷入混乱。他批评文学的观点过于理想化，忽视了现实中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必要性。
整篇文章通过对比和辩论，展现了古代中国关于法治与德治的两种不同观点。大夫和御史代表的是法家的立场，强调法律和刑罚的重要性；而文学则代表儒家的立场，强调道德教化和礼制的作用。这两种观点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中都有深远的影响，反映了古代中国在治国理念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此外，文章还通过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如商鞅、孔子、周公等，增强了论述的历史深度和说服力。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为当时的治国理念提供了具体的例证和参考。
总的来说，本文不仅是一篇关于法律与道德的辩论，也是一篇深刻反映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传统的文章。通过对不同观点的对比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古代中国在治国理念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这些理念对后世的影响。
这段文字出自《盐铁论》，是西汉时期的一场关于国家政策的辩论。御史和文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御史主张严刑峻法，文学则主张德治和教化。
御史的观点强调法律的威慑作用，认为只有通过严厉的法律才能防止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他引用了历史上的例子，如商纣王的炮烙之刑和秦朝的收帑之法，来说明严厉法律的必要性。御史认为，法律的严厉能够使人们畏惧，从而不敢犯罪。
文学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法律虽然能够惩罚犯罪，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文学主张通过德治和教化来引导人们向善，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和感化，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文学引用了历史上的例子，如舜帝的德治和子产的宽政，来说明德治的重要性。
这场辩论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两种主要倾向：法治和德治。法治强调法律的权威和威慑作用，认为只有通过严厉的法律才能维护社会秩序；德治则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和感化，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法治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但长期来看，过于严厉的法律可能导致社会的紧张和不满；德治虽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耐心，短期内难以见效。
这段文字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多样性，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现代社会，法治和德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通过合理的法律制度和道德教育，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既有序又和谐的社会。
这段对话出自《盐铁论》，是西汉时期的一场关于治国理念的辩论。文学与御史、大夫之间的争论，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法治与德治的不同看法。文学主张以仁义治国，认为法律应当以引导为主，刑罚为辅，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御史则主张严刑峻法，认为法律应当严厉，以震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
文学的观点体现了儒家的治国理念，强调仁政和道德教化。他认为，法律应当以引导为主，刑罚为辅，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他引用成、康之世的例子，说明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法律几乎不需要使用，因为人民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他还批评了秦朝的暴政，认为严刑峻法只会导致人民的反抗和国家的灭亡。
御史的观点则体现了法家的治国理念，强调法律的严厉性和强制性。他认为，法律应当严厉，以震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他引用严墙三刃、山高干云的比喻，说明法律的严厉性可以防止犯罪。他还批评了儒家的礼让思想，认为礼让不足以禁止邪恶，只有刑法才能制止暴行。
这场辩论反映了西汉时期社会对法治与德治的不同看法。文学的观点体现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御史的观点则体现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强调法律的严厉性和强制性。这两种治国理念的争论，贯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对话反映了西汉时期社会对秦朝暴政的反思。秦朝的严刑峻法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国家的灭亡，因此文学主张以仁义治国，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御史则主张严刑峻法，认为法律应当严厉，以震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这两种治国理念的争论，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法治与德治的不同看法。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段对话体现了儒家和法家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儒家的仁政思想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认为法律应当以引导为主，刑罚为辅；法家的法治思想则强调法律的严厉性和强制性，认为法律应当严厉，以震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这两种治国理念的争论，贯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
这段古文出自《盐铁论》，是西汉时期的一场关于盐铁专卖政策的辩论记录。文中通过大夫与客人的对话，展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盐铁政策的不同看法。大夫主张通过盐铁专卖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客人则从仁义、德政的角度出发，批评了这种政策的弊端。
首先，文中提到的‘盐、铁之义’反映了当时国家对盐铁生产和销售的严格控制。这一政策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客人认为，公卿、文学、贤良等不同阶层的人对盐铁政策的看法各不相同，有的推崇仁义，有的则追求权利。这种分歧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其次，文中通过对周、秦两朝的对比，揭示了不同治国理念的优劣。周朝以仁义治国，注重德政，而秦朝则依靠武力和中央集权。客人认为，周朝的治国之道虽然未能完全实现太平盛世，但其仁义思想值得推崇。相比之下，秦朝的武力统治虽然短暂强大，但最终因忽视德政而迅速衰亡。这一对比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表达了对当时治国政策的反思。
再次，文中提到的‘豪俊并进，四方辐凑’描绘了当时人才辈出的盛况。贤良、文学等六十余人聚集在朝廷，讨论太平盛世的根本。智者、仁者、勇者、辩者各抒己见，言辞恳切，虽然未能完全达成共识，但已初步展现了治国理政的多元思路。然而，这些讨论最终因‘蔽于云雾’而未能付诸实践，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改革的艰难。
最后，文中对公卿、丞相、御史等高级官员的批评，揭示了当时官场的腐败和无能。客人认为，这些官员只知道依靠武力和追求权利，忽视了德政和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们迎合上级，苟且附和，缺乏正直的言论和行动。这种批评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当时政治现状的不满，也表达了对理想治国之道的向往。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对盐铁政策的辩论，展现了西汉时期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文中对仁义、德政的推崇，以及对武力、权利的批评，反映了作者对理想治国之道的追求。同时，对官场腐败和无能的揭露，也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环境的深刻反思。这段文字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