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桓宽（生卒年不详），西汉学者，根据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的记录整理编撰而成。
年代：成书于西汉宣帝年间（公元前1世纪）。
内容简要：《盐铁论》是一部政论著作，共10卷60篇。书中记录了汉昭帝时期朝廷关于盐铁专卖政策的辩论，反映了儒家与法家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是研究西汉经济政策和思想史的重要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盐铁论-卷二-原文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
文学曰：“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且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而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搔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于内，吴起之兵用于外，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室，老母号泣，怨女叹息；文学虽欲无忧，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幷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春秋曰：‘末言尔，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椎车之蝉攫，相土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
文学曰：“善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尧、舜之道为殷国基，子孙绍位，百代不绝。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非不广壤进地也，然犹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狐刺之凿，虽公输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虽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风则零落，虽有十子产，如之何？故扁鹊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国也。”
大夫曰：“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幷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废而归之民，未睹巨计而涉大道也。”
文学曰：“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此所谓恋朐之智，而愚人之计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后忤，初虽乘马，卒必泣血。’此之谓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贤知之士，阘茸之所恶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孝公大说，封之于、商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学曰：“君子进必以道，退不失义，高而勿矜，劳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顺；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妒其业。今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虽以获功见封，犹食毒肉愉饱而罹其咎也。苏秦合纵连横，统理六国，业非不大也；桀、纣与尧、舜并称，至今不亡，名非不长也；然非者不足贵。故事不苟多，名不苟传也。”
大夫曰：“缟素不能自分于缁墨，贤圣不能自理于乱世。是以箕子执囚，比干被刑。伍员相阖闾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杀之。乐毅信功于燕昭，而见疑于惠王。人臣尽节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种辅翼越王，为之深谋，卒擒强吴，据有东夷，终赐属镂而死。骄主背恩德，听流说，不计其功故也，岂身之罪哉？”
文学曰：“比干剖心，子胥鸱夷，非轻犯君以危身，强谏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诚，心动于内，忘祸患之发于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御非，虽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吴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叹曰：‘嗟乎，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卒车裂族夷，为天下笑。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
晁错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弒君，子罪莫重于弒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晁错变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室，侵
削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亲，吴、楚积怨，斩错东市，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斯亦谁杀之乎？”
文学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流，曾子不入胜母之闾。名且恶之，而况为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传曰：‘君子可贵可贱，可刑可杀，而不可使为乱。’若夫外饰其貌而内无其实，口诵其文而行不犹其道，是盗，固与盗而不容于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众，诛绝之义有所止，不兼怨恶也。故舜之诛，诛鲧；其举，举禹。夫以玙璠之玼，而弃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众，则天下无美宝信士也。晁生言诸侯之地大，富则骄奢，急即合从。故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所以均轻重，分其权，而为万世虑也。弦高诞于秦而信于郑，晁生忠于汉而雠于诸侯。人臣各死其主，为其国用，此解杨之所以厚于晋而薄于荆也。”
刺权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齐以其肠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势足以使众，恩足以恤下，是以齐国内倍而外附。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转毂游海者盖三千乘，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泽之原，非独云梦、孟诸也。鼓铸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由此观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虑亦远矣。”
文学曰：“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着。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幷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孙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广者鱼大，父尊者子贵。传曰：‘河、海润千里。’盛德及四海，况之妻子乎？故夫贵于朝，妻贵于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与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编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孙，是以跛夫之欲及楼季也，无钱而欲千金之宝，不亦虚望哉！”
文学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故起而佐尧，平治水土，教民稼穑。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岂云食禄以养妻子而已乎？夫食万人之力者，蒙其忧，任其劳。一人失职，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义，非乐其势也。受禄以润贤，非私其利。见贤不隐，食禄不专，此公叔之所以为文，魏成子所以为贤也。故文王德成而后封子孙，天下不以为党，周公功成而后受封，天下不以为贪。今则不然。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父尊于位，子溢于内，夫贵于朝，妻谒行于外。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编户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复第十
大夫曰为色矜而心不怿，曰：“但居者不知负载之劳，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方今为天下腹居郡，诸侯并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风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国家之用，寝而忘寐，饥而忘食，计数不离于前，万事简阅于心。丞史器小，不足与谋，独郁大道，思睹文学，若俟周、邵而望高子。御史案事郡国，察廉举贤才，岁不乏也。今贤良、文学臻者六十余人，怀六艺之术，骋意极论，宜若开光发蒙；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将多饰文诬能以乱实邪？何贤士之难睹也！自千乘倪宽以治尚书位冠九卿，及所闻睹选举之士，擢升赞宪甚显，然未见绝伦比，而为县官兴滞立功也。”
文学曰：“输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规矩而凿枘调。师旷之谐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宫商调。当世之工匠，不能调其凿枘，则改规矩，不能协声音，则变旧律。是以凿枘刺戾而不合，声音泛越而不和。夫举规矩而知宜，吹律而知变，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饮醇酒，倪大夫闭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烦，烦则乱；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为匹夫。’夫维纲不张，礼义不行，公卿之忧也。案上之文，期会之事，丞史之任也。尚书曰：‘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庶尹允谐。’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乱，事起而不废，士守其职，大夫理其位，公卿总要执凡而已。故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桓公之于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劳于求贤，逸于用之，岂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谦卑而不邻，以劳天下之士，是以俊又满朝，贤智充门。孔子无爵位，以布衣从才士七十
有余人，皆诸侯卿相之人也，况处三公之尊以养天下之士哉？
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禄之美，而不能致士，则未有进贤之道。
尧之举舜也，宾而妻之。
桓公举管仲也，宾而师之。
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谓亲贤矣。
以诸侯而师匹夫，可谓敬宾矣。
是以贤者从之若流，归之不疑。
今当世在位者，既无燕昭之下士，鹿鸣之乐贀，而行臧文、子椒之意，蔽贤妒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己而不问，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贤，以禄骄士，而求士之用，亦难矣！
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
御史进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诸侯。
故贤者得位，犹龙得水，腾蛇游雾也。
公孙丞相以春秋说先帝，遽即三公，处周、邵之列，据万里之势，为天下准绳，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无益于治。
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诏，建节驰传，巡省郡国，举孝、廉，劝元元，而流俗不改。
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超迁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荐士，文王之广贤也？
然而未睹功业所成。
殆非龙蛇之才，而鹿鸣之所乐贤也。”
文学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并明。
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
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
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
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
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
独以一公孙弘，如之何？”
论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然孔子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
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
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愍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
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
文学曰：“无鞭策，虽造父不能调驷马。
无势位，虽舜、禹不能治万民。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故轺车良马，无以驰之；圣德仁义，无所施之。
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
及愍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幷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
矜功不休，百姓不堪。
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
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
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
为秦所禽，不亦宜乎？”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汤，百里以饭牛要穆公，始为苟合，信然与之霸王。
如此，何言不从？何道不行？
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强国之道，卒以就功。
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
故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辞。
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
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
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
自周室以来，千有余岁，独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参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称之，犹躄者能言远不能行也。
圣人异涂同归，或行或止，其趣一也。
商君虽革法改教，志存于强国利民。
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
祭仲自贬损以行权，时也。
故小枉大直，君子为之。
今硁硁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晋文之谲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称也。”
文学曰：“伊尹之干汤，知圣主也。
百里之归秦，知明君也。
二君之能知霸主，其册素形于己，非暗而以冥冥决事也。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
君子执德秉义而行，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
宁穷饥居于陋巷，安能变己而从俗化？
阖庐杀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
鲁公杀子赤，叔眄退而隐处，不食其禄。
亏义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为也。
闻正道不行，释事而退，未闻枉道以求容也。”
御史曰：“论语：‘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有是言而行不足从也。
季氏为无道，逐其君，夺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
礼：‘男女不授受，不交爵。’
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说。
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
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
礼义由孔氏，且贬道以求容，恶在其释事而退也？”
文学曰：“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
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烦乱，贤圣之忧也。
是以尧忧洪水，伊尹忧民，管仲束缚，孔子周流，忧百姓之祸而欲安其危也。
是以负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
故追亡者趋，拯溺者濡。
今民陷沟壑，虽欲无濡，岂得已哉？”
御史默不对。
忧边第十二
大夫曰：“文学言：‘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
故王者之于天下，犹一室之中也
有一人不得其所，则谓之不乐。
故民流溺而弗救，非惠君也。
国家有难而不忧，非忠臣也。
夫守节死难者，人臣之职也；衣食饥寒者，慈父之道也。
今子弟远劳于外，人主为之夙夜不宁，群臣尽力毕议，册滋国用。
故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边，给战士，拯民于难也。
为人父兄者，岂可以已乎！
内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犹未足，今又欲罢诸用，减奉边之费，未可为慈父贤兄也。
文学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诸侯力政，故国君不安，谋臣奔驰。
何者？敌国众而社稷危也。
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陛下优游岩廊，览群臣极言至论，内咏雅、颂，外鸣和銮，纯德粲然，并于唐、虞，功烈流于子孙。
夫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烦虑，而有战国之忧哉？
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圣主思中国之未宁，北边之未安，使故廷尉评等问人间所疾苦。
拯恤贫贱，周赡不足。
群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内者，未得其纪，故问诸生。
诸生议不干天则入渊，乃欲以闾里之治，而况国家之大事，亦不几矣！
发于畎亩，出于穷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与言也。”
文学曰：“夫欲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
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
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
欲安之适足以危之，欲救之适足以败之。
夫治乱之端，在于本末而已，不至劳其心而道可得也。
孔子曰：‘不通于论者难于言治，道不同者，不相与谋。’
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学之言，不可用也。”
大夫曰：“吾闻为人臣者尽忠以顺职，为人子者致孝以承业。
君有非，则臣覆盖之。
父有非，则子匿逃之。
故君薨，臣不变君之政，父没，则子不改父之道也。
春秋讥毁泉台，为其隳先祖之所为，而扬君父之恶也。
今盐、铁、均输，所从来久矣，而欲罢之，得无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乎？
有司倚于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于文学之谋也。”
文学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故圣人上贤不离古，顺俗而不偏宜。
鲁定公序昭穆，顺祖祢，昭公废卿士，以省事节用，不可谓变祖之所为，而改父之道也？
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绪，赵高增累秦法以广威，而未可谓忠臣孝子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盐铁论-卷二-译文
非鞅第七
大夫说：“从前商君在秦国做宰相时，对内建立法律制度，严明刑罚，整顿政教，使奸诈虚伪无处容身。对外设立百倍的利益，征收山泽的税，国家富强，器械完备，积蓄有余。因此征伐敌国，开拓疆土，不向百姓征税而军队得以供养。所以利益用之不竭而百姓不知，土地扩展到西河而百姓不感到痛苦。盐、铁的利润，用来帮助百姓的急需，满足军队的费用，致力于积蓄以备不时之需，所给予的很多，对国家有益，对人民无害。百姓有什么痛苦，而文学又有什么忧虑呢？”
文学说：“从前文帝的时候，没有盐、铁的利润而百姓富裕；现在有了这些而百姓困乏，没有看到利益的好处，反而看到了它的害处。而且利益不是从天上来，也不是从地出来，而是从民间取来的，称之为百倍，这是计策的失误。这无异于愚人反穿皮衣背柴，爱惜皮毛，却不知道皮已经磨尽了。李梅果实多的时候，来年就会衰败；新谷成熟而旧谷就会亏损。天地尚且不能两全其美，何况人事呢？所以利益在彼处必然消耗在此处，就像阴阳不能同时照耀，昼夜有长短一样。商鞅严刑峻法追求长远利益，秦人无法生存，一起为孝公哭泣。吴起长期用兵攻取，楚人骚动，一起为悼王哭泣。后来楚国日益危险，秦国日益衰弱。所以利益积蓄而怨恨积累，土地广阔而祸患构成，哪里有什么利益用之不竭而百姓不知，土地扩展到西河而人不感到痛苦呢？现在商鞅的政策在国内推行，吴起的军队在国外使用，行路的人在路上辛苦，居家的人在室内困乏，老母亲哭泣，怨女叹息；文学即使想不忧虑，又怎么可能呢？”
大夫说：“秦国任用商君，国家因此富强，后来终于吞并六国而成就帝业。到了二世的时候，邪臣专权，公道不行，诸侯背叛，宗庙毁灭。春秋说：‘末言尔，祭仲亡也。’善于歌唱的人让人继续他的声音，善于创作的人让人继承他的功业。椎车的蝉攫，是相土的教导。周道的成就，是周公的力量。虽然有裨谌的草创，没有子产的润色，有文、武的规矩，而没有周、吕的凿枘，功业就不能成就。现在用赵高的亡秦来非难商鞅，就像用崇虎乱殷来非难伊尹一样。”
文学说：“善于凿孔的人建立周朝而不拔，善于打基础的人达到高处而不倒。伊尹用尧、舜之道作为殷国的基础，子孙继承王位，百代不绝。商鞅用重刑峻法作为秦国的基础，所以二世而亡。刑罚已经严峻了，又制定连坐的法令，制造诽谤，增加肉刑，百姓恐惧，手足无措。赋税已经繁重了，又对外禁止山泽的开发，对内设立百倍的利益，百姓无处申诉。崇尚利益而轻视道义，崇尚力量而崇尚功绩，不是不扩大领土，但就像人得了水肿病，增加水而病更深，知道他为秦国开创帝业，却不知道他为秦国导致灭亡的道路。狐刺的凿孔，即使公输子也不能很好地配合。畚土的基础，即使良匠也不能建成高楼。就像秋天的蓬草被霜打，遇到风就会零落，即使有十个子产，又能怎样呢？所以扁鹊不能让白骨生肉，微子、箕子不能让亡国复存。”
大夫说：“说并不难，做才难。所以贤者务实而见效，也不是仅仅陈述空文而已。从前商君明白开塞之术，借助当世的权力，为秦国谋利成业，因此战胜攻取，吞并近国，消灭远国，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恭敬，西面而向风。后来，蒙恬征伐胡人，开拓千里土地，越过河北，就像摧毁朽木折腐一样。为什么呢？商君的遗谋，早已准备妥当。所以行动就有利益，行动就有功绩。积蓄和筹策，是国家强大的原因。所以放松而归于百姓，没有看到大计而涉足大道。”
文学说：“商鞅的开塞之术，不是不行；蒙恬击退胡人千里，不是无功；威震天下，不是不强；诸侯随风西面，不是不从；然而这些都是秦国灭亡的原因。商鞅用权术危害秦国，蒙恬用得到千里土地灭亡秦国的社稷：这两个人，知道利益而不知道害处，知道前进而不知道后退，所以最终身死而众败。这就是所谓的恋朐之智，愚人之计，哪里有什么大道呢？所以说：‘小人先合而后忤，初虽乘马，卒必泣血。’就是这个意思。”
大夫说：“善良的人，是戚施所嫉妒的；贤能的人，是阘茸所厌恶的。所以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公伯寮在季孙面前诽谤子路。商君从布衣起家，从魏国到秦国，一年后成为宰相，改革法律，明示教化，秦国大治。所以军队一动就割地，军队一停就国富。孝公非常高兴，封给他于、商之地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做到，所以一起嫉妒他的才能而诋毁他的功绩。”
文学说：“君子进必以道，退不失义，高而不骄傲，劳而不自夸，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顺；所以世俗不嫉妒他的才能，世人也不嫉妒他的事业。现在商鞅放弃道义而用权术，废弃德行而任用力量，严刑峻法，以残暴为风俗，欺骗旧交以为功绩，刑罚公族以立威，对百姓无恩，对诸侯无信，人与他为怨，家与他为仇，即使获得功绩被封赏，也像吃毒肉饱腹而遭受灾祸一样。苏秦合纵连横，统理六国，事业不是不大；桀、纣与尧、舜并称，至今不亡，名声不是不长；然而不是者不足贵。所以事情不随便多，名声不随便传。”
大夫说：“缟素不能自己区别于缁墨，贤圣不能自己在乱世中保全。所以箕子被囚禁，比干被刑罚。伍员辅佐阖闾称霸，夫差不道，流放并杀了他。乐毅在燕昭王那里信功，而在惠王那里被怀疑。臣子尽节以殉名，遭遇世主的不重用。大夫种辅佐越王，为他深谋远虑，最终擒获强大的吴国，占据东夷，最终被赐属镂而死。骄主背弃恩德，听信流言，不计较他的功绩，难道是他的罪过吗？”
文学说：“比干剖心，子胥鸱夷，不是轻易冒犯君主以危害自身，强行谏言以追求名声。他们的忠诚，内心感动，忘记祸患的发生，志在匡正君主拯救百姓，所以身死而不怨恨。君子能做的是不能抵御非难，即使在刑罚之中，也不是他的罪过。所以比干死而殷人怨恨，子胥死而吴人恨。现在秦国怨恨商鞅的法令，甚于私仇，所以孝公去世的那天，全国都攻击他，东西南北无处可逃，仰天叹息说：‘唉，政治的弊端，到了这种地步！’最终被车裂灭族，为天下所笑。这个人自杀，不是别人杀他。”
晁错第八
大夫说：“春秋的法律，君主和亲人不能将领，将领就必须诛杀。所以臣子的罪没有比弑君更重的，儿子的罪没有比弑父更重的。从前，淮南、衡山修习文学，招揽四方游士，山东的儒、墨都聚集在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而最终背弃道义不臣服，阴谋叛逆，诛及宗族。晁错变法改变常规，不用制度，逼迫宗室，侵
削弱诸侯，藩臣不依附，骨肉不亲近，吴、楚积怨，斩晁错于东市，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这是谁杀了他呢？
文学说：“孔子不饮盗泉的水，曾子不入胜母的巷子。名声尚且厌恶，何况是不臣不子的人呢？所以孔子沐浴后上朝，告诉哀公。陈文子有十乘马，却放弃而离开。传上说：‘君子可以贵可以贱，可以刑可以杀，但不可使其作乱。’如果外表装饰而内无实质，口诵其文而行为不遵循其道，这就是盗，与盗无异，不容于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少数侵犯多数，诛绝之义有所止，不兼怨恶。所以舜诛杀鲧，举荐禹。以玙璠的瑕疵，而弃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众，则天下无美宝信士。晁错说诸侯之地大，富则骄奢，急则合从。所以因吴之过而削其会稽，因楚之罪而夺其东海，以均轻重，分其权，而为万世虑。弦高在秦诞而信于郑，晁错忠于汉而仇于诸侯。人臣各死其主，为其国用，这是解杨之所以厚于晋而薄于荆的原因。”
刺权第九
大夫说：“现在越的具区，楚的云梦，宋的钜野，齐的孟诸，是国家的财富和霸王的资本。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齐以其肠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势足以使众，恩足以恤下，所以齐国内倍而外附。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转毂游海者盖三千乘，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现在山川海泽的原野，不只是云梦、孟诸。鼓铸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由此观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虑亦远。”
文学说：“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着。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幷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
大夫说：“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所以文王德而子孙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广者鱼大，父尊者子贵。传上说：‘河、海润千里。’盛德及四海，何况妻子呢？所以夫贵于朝，妻贵于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说：‘王者与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编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孙，是以跛夫之欲及楼季也，无钱而欲千金之宝，不亦虚望哉！”
文学说：“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故起而佐尧，平治水土，教民稼穑。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岂云食禄以养妻子而已乎？夫食万人之力者，蒙其忧，任其劳。一人失职，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所以君子之仕，行其义，非乐其势也。受禄以润贤，非私其利。见贤不隐，食禄不专，此公叔之所以为文，魏成子所以为贤也。所以文王德成而后封子孙，天下不以为党，周公功成而后受封，天下不以为贪。现在则不然。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父尊于位，子溢于内，夫贵于朝，妻谒行于外。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所以编户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复第十
大夫面色矜持而心中不悦，说：“但居者不知负载之劳，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现在为天下腹居郡，诸侯并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风而未薄。所以夙夜思念国家之用，寝而忘寐，饥而忘食，计数不离于前，万事简阅于心。丞史器小，不足与谋，独郁大道，思睹文学，若俟周、邵而望高子。御史案事郡国，察廉举贤才，岁不乏也。现在贤良、文学臻者六十余人，怀六艺之术，骋意极论，宜若开光发蒙；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将多饰文诬能以乱实邪？何贤士之难睹也！自千乘倪宽以治尚书位冠九卿，及所闻睹选举之士，擢升赞宪甚显，然未见绝伦比，而为县官兴滞立功也。”
文学说：“输子制材木，正其规矩而凿枘调。师旷谐五音，正其六律而宫商调。当世之工匠，不能调其凿枘，则改规矩，不能协声音，则变旧律。所以凿枘刺戾而不合，声音泛越而不和。举规矩而知宜，吹律而知变，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所以曹丞相日饮醇酒，倪大夫闭口不言。治大者不可以烦，烦则乱；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春秋说：‘其政恢卓，恢卓可以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为匹夫。’维纲不张，礼义不行，公卿之忧也。案上之文，期会之事，丞史之任也。尚书说：‘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庶尹允谐。’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所以官治而不乱，事起而不废，士守其职，大夫理其位，公卿总要执凡而已。所以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桓公之于管仲，耳而目之。所以君子劳于求贤，逸于用之，岂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谦卑而不邻，以劳天下之士，所以俊又满朝，贤智充门。孔子无爵位，以布衣从才士七十
有些人，都是诸侯卿相之类的人物，更何况处于三公这样的尊贵地位来培养天下的士人呢？
现在以公卿的高位，爵禄的丰厚，却不能招致士人，那就没有引进贤才的途径了。
尧举荐舜，以宾客之礼待他，并把女儿嫁给他。
桓公举荐管仲，以宾客之礼待他，并拜他为师。
以天子的身份嫁给一个平民，可以说是亲近贤才了。
以诸侯的身份拜一个平民为师，可以说是尊敬宾客了。
因此贤才像流水一样追随他，归附他毫不迟疑。
现在在位的人，既没有燕昭王那样礼贤下士的胸怀，也没有《鹿鸣》诗中那种欢乐的氛围，反而像臧文、子椒那样，遮蔽贤才，嫉妒能人，自高自大，诋毁别人的才能，自满而不问世事，轻视士人而不与他们交朋友，以地位来崇尚贤才，以俸禄来骄纵士人，这样想求得士人的效力，也是很难的！
大夫沉默不语，大概是贤良之士在长叹吧。
御史进言说：“太公辅佐文王、武王以统治天下，管仲辅佐桓公以称霸诸侯。
所以贤才得到职位，就像龙得到水，腾蛇游于云雾之中。
公孙弘以《春秋》学说进谏先帝，很快升任三公，位列周公、召公之列，掌握万里疆域的权力，成为天下的准则，衣着朴素，饮食简单，以天下为先，但对治理国家却没有帮助。
博士褚泰、徐偃等人，奉明诏，持节巡视郡国，举荐孝廉，劝勉百姓，但风俗并未改变。
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超迁官爵，有的甚至升到卿大夫，这难道不是燕昭王推荐士人，文王广纳贤才的做法吗？
然而却没有看到功业的成就。
这大概不是龙蛇之才，而是《鹿鸣》诗中所歌颂的贤才吧。”
文学说：“冰炭不能同器，日月不能同辉。
在公孙弘的时代，君主正谋划征服四夷，所以权谋诡计盛行，荆楚之士被任用，将帅有的被封侯食邑，而那些立功者都得到厚赏，因此勇猛的将士由此兴起。
后来，战争不断，军队连绵，士兵疲惫，国家财政不足，所以那些设立险阻、兴办利益的臣子兴起，而隐居在磻溪的熊罴之士隐退了。
泾水、渭水开凿渠道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设立盐铁制度，策划各种利益，富人买爵位、贩官职，免刑除罪，国家用度增多而做事的人却徇私舞弊，上下都追求利益，百姓不堪重负，疲惫不堪而被迫服从法律，所以那些急功近利的臣子得势，而见知、废格的法律兴起。
杜周、咸宣等人，以严苛的法律判决案件而显贵，而王温舒等人以鹰隼般的残忍杀戮而显名。
那些想依靠仁义来侍奉君主的人很少，而迎合取悦的人很多。
只有一个公孙弘，又能怎样呢？”
论儒第十一
御史说：“文学之士推崇孔子，称颂他的德行，认为从古至今，没有谁能比得上他。
然而孔子在鲁国、卫国之间修道，在洙水、泗水之上教化，弟子们没有改变，当世也没有得到治理，鲁国的削弱更加严重。
齐宣王褒奖儒学，尊崇学术，孟轲、淳于髡等人，享受上大夫的俸禄，不担任职务而议论国事，齐国的稷下先生有千余人。
在那个时候，不止一个公孙弘。
弱小的燕国攻打齐国，长驱直入到临淄，齐愍王逃遁，死在莒国而无法救援；齐王建被秦国俘虏，与他一起被俘而无法保全。
像这样，儒者安国尊君的效果，从未显现过。”
文学说：“没有鞭策，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驾驭四匹马。
没有权势地位，即使是舜、禹也不能治理万民。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这样了！’
所以即使有轻车良马，也无法驰骋；即使有圣德仁义，也无法施展。
齐威王、宣王的时候，显扬贤才，引进士人，国家富强，威势震慑敌国。
到了齐愍王，继承了两代的余烈，南征楚国、淮河，北并巨宋，吞并十二国，西击三晋，击退强秦，五国臣服，邹、鲁的君主，泗水上的诸侯都来朝拜。
他自夸功绩不休，百姓不堪重负。
诸儒劝谏不听，各自分散，慎到、捷子逃亡，田骈去了薛国，而孙卿去了楚国。
国内没有良臣，所以诸侯合谋攻打他。
齐王建听信流言，相信反间计，采用后胜的计策，不与诸侯结盟，导致亡国。
被秦国俘虏，不也是应该的吗？”
御史说：“伊尹以烹饪侍奉汤，百里奚以喂牛求得穆公的信任，起初只是苟合，后来却成就了霸业。
像这样，还有什么话不听？什么道不行？
所以商鞅以王道劝说孝公，不被采纳，就以强国之道，最终成就了功业。
邹衍以儒术游说君主，不被采纳，就以变化始终的学说，最终显名于世。
所以马能跑千里，不一定要来自胡、代；士人贵在成功，不一定要靠文辞。
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所以在梁宋困顿。
孔子能方不能圆，所以在黎丘挨饿。
现在晚世的儒者勤于德行，时常有匮乏，言论被认为不对，因此困顿不得志。
自周朝以来，一千多年，只有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如言论必参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称之，就像跛子能说远但不能行一样。
圣人虽然道路不同，但归宿相同，或行或止，其目标一致。
商鞅虽然改革法律，改变教化，但志向在于强国利民。
邹衍的学说，变化之术，也归于仁义。
祭仲自贬损以行权，是时势所迫。
所以小枉大直，君子为之。
现在固执地坚守一道，引用尾生的意思，即使晋文公欺骗诸侯以尊崇周室也不足称道，而管仲蒙受耻辱以存亡也不足称颂。”
文学说：“伊尹侍奉汤，是因为知道他是圣主。
百里奚归附秦国，是因为知道他是明君。
这两位君主能成就霸业，他们的才能早已显现，不是暗中以冥冥决事。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怎么能苟合而成霸业呢？
君子执德秉义而行，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这一点。
孟子说：‘在当今的朝廷，不改变习俗，而成就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
宁愿穷困饥饿住在陋巷，也不能改变自己而随俗变化。
阖庐杀僚，公子札离开去了延陵，终身不再进入吴国。
鲁公杀子赤，叔眄退隐，不食其禄。
亏义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为也。
听说正道不行，就放弃事务而退隐，没听说枉道以求容。”
御史说：“《论语》说：‘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有这样的话但行为不足以遵从。
季氏无道，驱逐国君，夺取政权，而冉求、仲由却臣服于他。
礼：‘男女不授受，不交爵。’
孔子到卫国，通过宠臣弥子瑕去见卫夫人，子路不高兴。
子瑕是佞臣，孔子通过他，是不正当的。
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是不合礼的。
礼义由孔子制定，却贬低道以求容，怎么能说他放弃事务而退隐呢？”
文学说：“天下不平，各国不安，是明王的忧虑。
上没有天子，下没有方伯，天下混乱，是贤圣的忧虑。
所以尧忧虑洪水，伊尹忧虑百姓，管仲被束缚，孔子周游列国，忧虑百姓的祸患而想安定他们的危难。
所以背负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
所以追亡者趋，拯溺者濡。
现在百姓陷入沟壑，即使不想濡湿，又怎能避免呢？”
御史沉默不语。
忧边第十二
大夫说：“文学说：‘天下不平，各国不安，是明王的忧虑。’
所以王者对于天下，就像一室之中一样。”
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得到他应有的位置，就会感到不快乐。
因此，如果百姓流离失所而得不到救助，那就不是仁慈的君主。
国家有难而不感到忧虑，那就不是忠臣。
坚守节操，面对困难而死，是臣子的职责；提供衣食，解决饥寒，是慈父的责任。
现在子弟们在外辛苦劳作，君主为此日夜不安，群臣尽力讨论，增加国家开支。
因此，少府丞令请求建立酒税，以资助边疆，供给战士，拯救百姓于危难之中。
作为父兄，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即使内部节省衣食以帮助在外的人，仍然不够，现在又想取消各种开支，减少边疆的费用，这不能算是慈父贤兄的行为。
文学说：“周朝末期，天子势力微弱，诸侯各自为政，因此国君不安，谋臣四处奔波。
为什么呢？因为敌国众多，国家社稷处于危险之中。
现在九州统一，天下归一，陛下在朝廷中悠闲自在，听取群臣的极端言论，内部歌颂雅、颂，外部鸣响和銮，纯德显赫，与唐、虞时期并驾齐驱，功绩流传给子孙。
那些蛮、貊之人，不毛之地，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以至于有战国的忧虑呢？
如果陛下不放弃，加以德行，施以恩惠，北方的夷族必定会内向，自愿归顺，然后可以让他们作为外臣，这样匈奴就会永远不再使用他们的资源。”
大夫说：“圣明的君主考虑到中国尚未安宁，北方边疆尚未安定，因此派遣廷尉评等人询问民间的疾苦。
救助贫贱，周济不足。
群臣宣扬明王的德行，安定国内，但尚未找到合适的方法，因此询问诸生。
诸生的议论如果不涉及天理就会陷入深渊，他们想用乡里的治理方法来处理国家大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出身于田间，来自穷巷，不知道冰水的寒冷，就像醉酒后刚醒来一样，根本不值得与他们讨论。”
文学说：“想要安定百姓，富国强兵的方法，在于回归根本，根本确立了，道路自然形成。
顺应天理，利用地利，就能不劳而功成。
如果不修治源头而只处理流末，没有根本来统领，即使竭尽精神，耗尽思虑，也无益于治理。
想要安定反而会导致危险，想要救助反而会导致失败。
治乱的关键，在于本末而已，不必劳心费力就能得到道路。
孔子说：‘不通晓理论的人难以讨论治理，道路不同的人，不能一起谋划。’
现在公卿们有自己的立场，因此文学的意见，不能被采用。”
大夫说：“我听说作为臣子要尽忠以履行职责，作为儿子要尽孝以继承家业。
君主有过错，臣子要掩盖。
父亲有过错，儿子要隐藏。
因此，君主去世，臣子不改变君主的政策，父亲去世，儿子不改变父亲的道路。
春秋时期批评毁坏泉台，是因为它破坏了先祖的作为，而宣扬了君父的恶行。
现在盐、铁、均输等政策，由来已久，想要废除它们，难道不会损害先帝的功绩，妨碍圣主的德行吗？
有关部门依靠忠孝的道路，这与文学的谋略不同。”
文学说：“明智的人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智慧的人根据事情发展而制定策略。
孔子说：‘麻冕是礼制，现在用纯麻，节俭，我随从大众。’
因此，圣人尊重贤人，不背离古制，顺应习俗而不偏颇。
鲁定公排列昭穆，顺应祖先，昭公废除卿士，以节省开支，这不能说是改变祖先的作为，而改变父亲的道路吧？
秦二世扩建阿房宫以彰显功绩，赵高增加秦法以扩大威势，但这不能算是忠臣孝子的行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盐铁论-卷二-注解
削诸侯：指削弱诸侯的权力，减少他们的封地和影响力。
吴、楚积怨：指吴国和楚国之间的长期矛盾和仇恨。
斩错东市：指在公开场合处决错误或罪行，以示警戒。
盗泉：比喻不义之财或不良的环境。
胜母之闾：比喻不道德或不适宜的地方。
陈文子：春秋时期的人物，以其道德高尚著称。
玙璠之玼：比喻微小的瑕疵。
晁生：指晁错，西汉时期的政治家和改革者。
弦高：春秋时期郑国的大夫，以其智慧和忠诚著称。
解杨：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以其忠诚和智慧著称。
越之具区：指越国的具区，一个富饶的地区。
楚之云梦：指楚国的云梦泽，一个富饶的地区。
宋之钜野：指宋国的钜野，一个富饶的地区。
齐之孟诸：指齐国的孟诸，一个富饶的地区。
大农盐铁丞：指负责农业和盐铁事务的官员。
咸阳、孔仅：指咸阳和孔仅，两位西汉时期的官员。
文王德：指周文王的德行和仁政。
周公：指周公旦，西周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伯禽：指周公旦的儿子伯禽，以其德行和才能著称。
禹、稷：指大禹和后稷，两位中国古代的圣人和治水英雄。
曹丞相：指曹操，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倪大夫：指倪宽，西汉时期的官员和学者。
桓公：指齐桓公，春秋时期的齐国君主。
管仲：指管仲，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改革者。
周公之相：指周公旦担任西周宰相的时期。
孔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公：古代中国最高级别的官职，通常指太师、太傅、太保，是辅佐皇帝的重要官员。
尧之举舜：尧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君主，他选择舜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体现了古代贤能举荐的制度。
桓公举管仲：齐桓公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君主，他任用管仲为相，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燕昭之下士：燕昭王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君主，以礼贤下士著称，吸引了许多贤才。
鹿鸣之乐：古代宴会时演奏的乐曲，象征着和谐与欢乐。
臧文、子椒：臧文仲和子椒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以嫉妒贤能著称。
公孙弘：西汉时期的著名儒者，曾任丞相，提倡儒学。
博士褚泰、徐偃：西汉时期的学者，曾受命巡视各地，选拔人才。
冰炭不同器：比喻性质相反的事物不能共存。
伊尹：商朝初年的著名宰相，以智慧和忠诚著称。
百里：百里奚，春秋时期秦国的著名宰相，以贤能著称。
商君：商鞅，战国时期秦国的著名改革家，推行变法，使秦国强大。
邹子：邹衍，战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以阴阳五行学说著称。
祭仲：春秋时期郑国的著名政治家，以智慧和权谋著称。
季氏：春秋时期鲁国的权臣，曾驱逐国君，夺取政权。
冉求、仲由：孔子的弟子，曾为季氏服务。
弥子瑕：春秋时期卫国的宠臣，以谄媚著称。
南子：春秋时期卫国的夫人，以美貌和权谋著称。
不乐：指人民因不得其所而感到不满和不安，反映了古代社会对民生问题的重视。
惠君：指能够施恩惠于民的君主，体现了古代对君主仁政的期待。
忠臣：指对国家忠诚、尽职尽责的臣子，反映了古代对臣子忠诚度的要求。
守节死难：指臣子在危难时刻坚守节操，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体现了古代对臣子忠诚和勇敢的推崇。
慈父：指像慈父一样关心和照顾子民的君主或官员，体现了古代对统治者仁爱之心的期待。
酒榷：古代的一种税收制度，指对酒类征收的税，用于国家财政支出。
周之季末：指周朝末年，反映了当时天子权力衰弱，诸侯割据的历史背景。
九州同域：指中国统一，反映了古代对大一统国家的向往。
唐、虞：指唐尧和虞舜，古代传说中的圣君，代表了古代对理想君主的向往。
蛮、貊：古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称呼，反映了古代对边疆民族的认知和态度。
反本：指回归根本，强调治理国家应从根本出发，体现了古代对治国之道的思考。
盐、铁、均输：古代的经济政策，指盐铁专卖和均输法，反映了古代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
鲁定公：春秋时期鲁国的君主，其治国策略反映了古代对节俭和顺应时势的重视。
二世：指秦二世胡亥，其统治时期秦朝迅速衰亡，反映了古代对暴政的批判。
赵高：秦朝末年的权臣，其行为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反映了古代对奸臣的批判。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盐铁论-卷二-评注
这段古文主要讨论了政治权力、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的问题。通过对比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和事件，作者强调了道德和正义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
文中提到晁错因削弱诸侯权力而被处决，反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晁错的改革虽然旨在加强中央权威，但由于触犯了诸侯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
文学部分引用了孔子、曾子等圣贤的言行，强调了名节和道德的重要性。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曾子不入胜母之闾，表明了对不义之财和不道德行为的厌恶。这种道德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和社会伦理。
文中还提到舜诛鲧而举禹，说明在治理国家时，应当赏罚分明，不能因一人之罪而牵连众人。这种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公正原则，强调了对个人行为的独立评价。
大夫和文学的对话进一步讨论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大夫认为，权力集中和资源控制是维持国家强盛的关键，而文学则强调，过度集权和奢侈会导致社会腐败和道德沦丧。这种辩论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集权与分权、道德与功利的矛盾。
最后，文学部分通过引用周公、孔子等圣贤的事迹，强调了贤能治国的重要性。周公谦卑而不邻，以劳天下之士，孔子虽无爵位，却以布衣之身影响了无数人。这些例子表明，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选贤任能，而非单纯依靠权力和财富。
总体而言，这段古文通过历史典故和人物对话，深入探讨了政治权力、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这段古文主要讨论了古代君主如何选拔和任用贤才的问题。文中通过尧举舜、桓公举管仲等历史典故，强调了贤能举荐的重要性。同时，文中也批评了当时一些在位者嫉妒贤能、自高自大的行为，指出这种行为会导致国家无法吸引和任用真正的人才。
文中还提到了公孙弘、褚泰、徐偃等历史人物，通过对他们的评价，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儒学和贤才的重视。然而，文中也指出，尽管有这些贤才的存在，但他们的努力并未能改变社会的流俗，暗示了当时社会深层次的问题。
文中还引用了孔子的言论，强调了名正言顺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名正言顺，才能顺利成事。同时，文中也批评了一些人为了迎合世俗而放弃原则的行为，强调了君子应坚持道德和正义。
最后，文中通过伊尹、百里奚、商鞅、邹衍等历史人物的例子，说明了贤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和影响。文中还提到了季氏、冉求、仲由、弥子瑕、南子等人物，通过对他们的评价，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述，深刻揭示了古代社会在选拔和任用贤才方面的问题，强调了贤能举荐和坚持原则的重要性，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思想深度。
这段古文通过对话的形式，展现了古代对治国之道的深刻思考。文中提到的‘不乐’、‘惠君’、‘忠臣’等概念，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君主和臣子的道德要求，以及对民生问题的重视。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探讨，可以看出古代社会对仁政、忠诚、勇敢等品质的推崇。
文中提到的‘酒榷’、‘盐、铁、均输’等经济政策，反映了古代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对财政收入的重视。这些政策的实施，既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通过对这些政策的讨论，可以看出古代社会对经济管理和财政政策的思考。
文中引用了孔子的言论，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古代治国之道的影响。孔子强调‘不通于论者难于言治’，表明了对治国者智慧和见识的要求。同时，孔子提倡‘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反映了对治国策略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重视。这些思想对后世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中还提到了鲁定公和秦二世的历史事例，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反映了古代对节俭、顺应时势、忠孝等价值观的推崇。鲁定公的治国策略体现了对节俭和顺应时势的重视，而秦二世和赵高的行为则被视为暴政和奸臣的代表，反映了古代对暴政和奸臣的批判。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对治国之道的探讨，展现了古代社会对仁政、忠诚、勇敢、节俭等品质的推崇，以及对经济管理和财政政策的思考。同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反映了古代对暴政和奸臣的批判。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对后世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