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由明代宋濂（1310年—1381年）等人主持编撰。宋濂是明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曾任翰林院编修。
年代：编撰于明代洪武年间（14世纪末）。
内容简要：《元史》是“二十四史”之一，共210卷，记载了元朝（1271年—1368年）的历史。全书分为本纪、志、列传三部分，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由于编撰时间仓促，书中存在一些疏漏，但它仍是研究元朝历史的重要文献，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元史-列传-卷四十五-原文
抚、经略、宣抚三使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
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
先帝陟遐，国难并兴，天开圣人，缵承大统，即用历代遗制，内立省部，外设监司，自中统至今五六年间，外侮内叛继继不绝，然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廪粗完，钞法粗行，国用粗足，官吏迁转，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
今创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歉，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遗子孙，流远誉。以陛下才略，行此有余。
迩者伏闻聪听日烦，朝廷政令日改月异，如木始栽而复移，屋既架而复毁。远近臣民不胜战惧，惟恐大本一废，远业难成，为陛下之后忧，国家之重害。
帝怒为释。十年，拜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事。其年，襄阳下，遂议取宋。枢奏如求大将，非右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伯颜不可。
十一年，枢言：“陛下降不杀人之诏。伯颜济江，兵不逾时，西起蜀川，东薄海隅，降城三十，户逾百万，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军官不思国之大计，不体陛下之深仁，利财剽杀所致。扬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战，我虽克胜，所伤亦多。宋之不能为国审矣，而临安未肯轻下，好生恶死，人之常情，盖不敢也，惟惧吾招徕止杀之信不坚耳。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圣虑不劳，军力不费矣。”
又请禁宋鞭背、黥面及诸滥刑。
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谥曰文献。
枢天质含弘而仁恕，恭敏而俭勤，未尝疑人欺己。有负其德，亦不留怨。忧患之来，不见言色。有来即谋，必反复告之。
子炜，仕为平章政事；从子燧，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以文章大家知名，卒谥曰文。
许衡
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也，世为农。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于新郑县。
幼有异质，七岁入学，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师大奇之。每授书，又能问其旨义。久之，师谓其父母曰：“儿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遂辞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师。
稍长，嗜学如饥渴，然遭世乱，且贫无书。尝从日者家见《书》疏义，因请寓宿，手抄归。既逃难徂徕山，始得《易》王辅嗣说。时兵乱中，衡夜思昼诵，身体而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
尝暑中过河阳，渴甚，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
转鲁留魏，人见其有德，稍稍从之。居三年，闻乱且定，乃还怀。往来河、洛间，从柳城姚枢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益大有得。寻居苏门，与枢及窦默相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己任。
尝语人曰：“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
凡丧祭娶嫁，必徵于礼，以倡其乡人，学者浸盛。家贫躬耕，粟熟则食，粟不熟则食糠核菜茹，处之泰然，讴诵之声闻户外如金石。财有余，即以分诸族人及诸生之贫者。人有所遗，一毫弗义，弗受也。
枢尝被召入京师，以其雪斋居衡，命守者馆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烂堕地，童子过之，亦不睨视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
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畊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为京兆提学。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
世祖南征，乃还怀，学者攀留之不得，从送之临潼而归。
中统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师。时王文统以言利进为平章政事，衡、枢辈入侍，言治乱休戚，必以义为本。文统患之。且窦默日于帝前排其学术，疑衡与之为表里，乃奏以枢为太子太师，默为太子太傅，衡为太子太保，阳为尊用之，实不使数侍上也。
默以屡攻文统不中，欲因东宫以避祸，与枢拜命，将入谢。衡曰：“此不安于义也，姑勿论。礼，师傅与太子位东西乡，师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复此乎？不能，则师道自我废也。”枢以为然，乃相与怀制立殿下，五辞乃免。
改命枢大司农，默翰林侍讲学士，衡国子祭酒。未几，衡亦谢病归。
至元二年，帝以安童为右丞相，欲衡辅之，复召至京师，命议事中书省。衡乃上疏曰：
臣性识愚陋，学术荒疏，不意虚名，偶尘圣听。陛下好贤乐善，舍短取长，虽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诏旨，中怀自念，何以报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咛恳至，中书大务，容臣尽言。臣虽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万分。
孟子以“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孔子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臣之所守，大意盖如此也。伏望陛下宽其不佞，察其至怀，则区区之愚，亦或有小补云。
其一曰：自古立国，皆有规模。循而行之，则治功可期。否则心疑目眩，变易分更，未见其可也。昔子产相衰周之列国，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论，终
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礼，然而言不见用，贤者不处也。
或用其言也，而复使小人参之，责小利，期近效，有用贤之名，无用贤之实，贤者亦岂肯尸位素餐以取讥于天下哉！
此特难进者也，而又有难合者焉。
人君处崇高之地，大抵乐闻人过，而不乐于闻己之过，务快己之心，而不务快民之心。
贤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尧、舜之正、尧、舜之安而后已，故其势恒难合。
况夫奸邪佞幸，丑正而恶直，肆为诋毁，多方以陷之，将见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泽邪！
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于进而轻于退者，盖以此耳。
大禹圣人，闻善即拜，益犹戒之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后世人主宜如何也？
此任贤之难也。
奸邪之人，其为心也险，其用术也巧。
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
其谄似恭，其讦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
务以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之威，济其欲以结主之爱。
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难矣。
虽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犹有说焉。
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见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贤嫉能，明皇洞见其奸而不能退。
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夫上以诚爱下，则下以忠报上，感应之理然也。
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论者。
禹抑洪水以救民，启又能敬承继禹之道，其泽深矣，然一传而太康失道，则万姓仇怨而去者，何邪？
汉高帝起布衣，天下影从，荥阳之难，纪信至捐生以赴急，则人心之归可见矣。
及天下己定，而沙中有谋反者，又何邪？
窃尝思之，民之戴君，本于天命，初无不顺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后怨怒生焉。
禹、启爱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灭德，是以失望；汉高以宽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爱憎行诛赏，是以不平。
古今人君，凡有恩泽于民，而民怨且怒者，皆类此也。
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实不能副，故怨生焉。
等人臣耳，无大相远，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则其薄者已疾之矣，况于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于心邪？
必如古者《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一言一动，举可以为天下之法，一赏一罚，举可以合天下之公，则亿兆之心，将不求而自得，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
三代而下，称盛治者，无如汉之文、景，然考之当时，天象数变，山崩地震，未易遽数，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大则有乱亡之应，非徒然而已也。
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养民为务，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恳爱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气应也。
臣窃见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东方，去年冬彗见东方，复见西方。
议者谓当除旧布新，以应天变。
臣以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俭爱民，为理明义正而可信也。
天之树君，本为下民。
故孟子谓“民为重，君为轻”，《书》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以是论之，则天之道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
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斯其所以召天变也。
其变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几已萌，犹且因仍故习，抑其下而损其不足，谓之顺天，不亦难乎？
此六者，皆难之目也。
举其要，则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
此谓治本。
本立，则纪纲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
否则爱恶相攻，善恶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为治，万不能也。
其四曰：语古之圣君，必曰尧、舜；语古之贤相，必曰稷、契。
盖尧、舜能知天道而顺承之，稷、契又知尧、舜之心而辅赞之，此所以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也。
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尧与舜亦好生而不私。
若“克明俊德”，至于“黎民于变”，“敬授人时”，至于“庶绩咸熙”，此顺承天道之实也。
稷播百谷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辅赞尧、舜之实也。
臣尝复熟推衍，思之又思，参之往古圣贤之言无不同，验之历代治乱之迹无不合。
盖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国势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
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而不知生财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养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难行，而不患法令无可行之地。
诚能优重农民，勿扰勿害，驱游惰之人而归之南亩，课之种艺，恳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后，仓府之积，当非今日之比矣。
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
二者之行，万目斯举，否则他皆不可期也。
是道也，尧、舜之道也。
孟子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
臣愚区区，窃亦愿学也。
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则士安于士，农安于农，工商安于为工商，则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
夫民不安于白屋，必求禄仕；仕不安于卑位，必求尊荣。
四方万里，辐辏并进，各怀无厌无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为寒心哉！
臣闻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让。
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审也。
夫审而后发，发无不中，否则触事而遽喜怒，喜怒之色见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之。
徐考其故，知其无可喜者则必悔其喜之失，无可怒者则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
而后怒，先怒而后喜，号令数变，喜怒不节之故也。
是以先王潜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发也，虽至近莫能知其发也，虽至亲莫能移，是以号令简而无悔，则无不中节矣。
夫数变，不可也；数失信，尤不可也。
周幽无道，故不恤此，今无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
书奏，帝嘉纳之。
衡自见帝，多奏陈，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闻，所传者特此耳。
衡多病，帝听五日一至省，时赐尚方名药美酒以调养之。
四年，乃听其归怀。
五年，复召还，奏对亦秘。
六年，命与太常卿徐世隆定朝仪，仪成，帝临观，甚悦。
又诏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定官制，衡历考古今分并统属之序，去其权摄增置冗长侧置者，凡省部、院台、郡县与夫后妃、储藩、百司所联属统制，定为图。
七年，奏上之。
翌日，使集公卿杂议中书、院台行移之体，衡曰：“中书佐天子总国政，院台宜具呈。”
时商挺在枢密，高鸣在台，皆不乐，欲定为咨禀，因大言以动衡曰：“台院皆宗亲大臣，若一忤，祸不可测。”
衡曰：“吾论国制耳，何与于人？”
遂以其言质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
未几，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因擅权，势倾朝野，一时大臣多阿之，衡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
已而其子又有佥枢密院之命，衡独执议曰：“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
帝曰：“卿虑其反邪？”
衡对曰：“彼虽不反，此反道也。”
阿合马由是衔之，亟荐衡宜在中书，欲因以事中之。
俄除左丞，衡屡入辞免，帝命左右掖衡出。
衡出及阈，还奏曰：“陛下命臣出，岂出省邪？”
帝笑曰：“出殿门耳。”
从幸上京，乃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报。
因谢病请解机务。
帝恻然，召其子师可入，谕旨，且命举自代者。
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论其贤否则可，若授之以位，则当断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渐也。”
帝久欲开太学，会衡请罢益力，乃从其请。
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
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
乃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敦、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
诏驿召之来京师，分处各斋，以为斋长。
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
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
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
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
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
十年，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衡请还怀。
帝以问翰林学士王磐，磐对曰：“衡教人有法，诸生行可从政，此国之大体，宜勿听其去。”
帝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窦默为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
刘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为助教，以守衡规矩，从之。
国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历》，自大定是正后六七十年，气朔加时渐差。
帝以海宇混一，宜协时正日。
十三年，诏王恂定新历。
恂以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宜得衡领之，乃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召至京。
衡以为冬至者历之本，而求历本者在验气。
今所用宋旧仪，自汴还至京师，已自乖舛，加之岁久，规环不叶。
乃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测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时，减《大明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损古岁余岁差法，上考春秋以来冬至，无不尽合。
以月食冲及金木二星距验冬至日躔，校旧历退七十六分。
以日转迟疾中平行度验月离宿度，加旧历三十刻。
以线代管窥测赤道宿度。
以四正定气立损益限，以定日之盈缩。
分二十八限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迟疾。
以赤道变九道定月行。
以迟疾转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
以日月实合时刻定晦，而不用虚进法。
以躔离朓朒定交食。
其法视古皆密，而又悉去诸历积年月日法之傅会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数，可以施之永久而无弊。
自余正讹完阙，盖非一事。
十七年，历成，奏上之，赐名曰《授时历》，颁之天下。
六月，以疾请还怀。
皇太子为请于帝，以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养之，且使东宫官来谕衡曰：“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
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宁不有事于祖考。”
扶而起，奠献如仪。
既撤，家人馂，怡怡如也。
已而卒，年七十三。
是日，大雷电，风拔木。
怀人无贵贱少长，皆哭于门。
四方学士闻讣，皆聚哭。
有数千里来祭哭墓下者。
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
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
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
或未尝及门，传其绪余，而折节力行为名世者，往往有之。
听其言，虽武人俗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者。
丞相安童一见衡，语同列曰：“若辈自谓不相上下，盖十百与千万也。”
翰林承旨王磐气概一世，少所与可，独见衡曰：“先生，神明也
大德元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
至大二年，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
皇庆二年，诏从祀孔子庙廷。
延祐初，又诏立书院京兆以祀衡，给田奉祠事，名鲁斋书院。
鲁，衡居魏时所署斋名也。
子师可。
窦默（李俊民附）
窦默，字子声，初名杰，字汉卿，广平肥乡人。
幼知读书，毅然有立志。
族祖旺，为郡功曹，令习吏事，不肯就。
会国兵伐金，默为所俘。
同时被俘者三十人，皆见杀，惟默得脱，归其乡。
家破，母独存，惊怖之余，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藁葬。
而大兵复至，遂南走渡河，依母党吴氏。
医者王翁妻以女，使业医。
转客蔡州，遇名医李浩，授以铜人针法。
金主迁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
孝感令谢宪子以伊洛性理之书授之，默自以为昔未尝学，而学自此始。
适中书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释之士，默乃北归，隐于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至忘寝食。
继还肥乡，以经术教授，由是知名。
世祖在潜邸，遣召之，默变姓名以自晦。
使者俾其友人往见，而微服踵其后，默不得已，乃拜命。
既至，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
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
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
一日凡三召与语，奏对皆称旨，自是敬待加礼，不令暂去左右。
世祖问今之明治道者，默荐姚枢，即召用之。
俄命皇子真金从默学，赐以玉带钩，谕之曰：“此金内府故物，汝老人，佩服为宜，且使我子见之如见我也。”
久之，请南还，命大名、顺德各给田宅，有司岁具衣物以为常。
世祖即位，召至上都，问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
默对曰：“犯颜谏诤，刚毅不屈，则许衡其人也。深识远虑，有宰相才，则史天泽其人也。”
天泽时宣抚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为翰林侍讲学士。
时初建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颇见委任，默上书曰：
臣事陛下十有余年，数承顾问，与闻圣训，有以见陛下急于求治，未尝不以利生民安社稷为心。
时先帝在上，奸臣擅权，总天下财赋，操执在手，贡进奇货，炫耀纷华，以娱悦上心。
其扇结朋党、离间骨肉者，皆此徒也。
此徒当路，陛下所以不能尽其初心。
救世一念，涵养有年矣。
今天顺人应，诞登大宝，天下生民，莫不欢忻踊跃，引领盛治。
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家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
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
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惟陛下察之。
伏望别选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则天下幸甚。
他日，默与王鹗、姚枢俱在帝前，复面斥文统曰：“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
帝曰：“然则谁可相者？”
默曰：“以臣观之，无如许衡。”
帝不悦而罢。
文统深忌之，乃请以默为太子太傅，默辞曰：“太子位号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
乃复以为翰林侍讲学士，详见《许衡传》。
默俄谢病归，未几，文统伏诛，帝追忆其言，谓近臣曰：“曩言王文统不可用者，惟窦汉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宁不之思耶？”
召还，赐第京师，命有司月给廪禄，国有大政，辄以访之。
默与王磐等请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之。
帝可其奏。
默又言：“三代所以风俗淳厚、历数长久者，皆设学养士所致。今宜建学立师，博选贵族子弟教之，以示风化之本。”
帝嘉纳之。
默尝与刘秉忠、姚枢、刘肃、商挺侍上前，默言：“君有过举，臣当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则不然，君曰可，臣亦以为可，君曰否，臣亦以为否，非善政也。”
明日，复侍帝于幄殿。
猎者失一鹘，帝怒，侍臣或从旁大声谓宜加罪。
帝恶其迎合，命杖之，释猎者不问。
既退，秉忠等贺默曰：“非公诚结主知，安得感悟至此。”
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贺，帝闻之，拱手曰：“此辈贤者，安得请于上帝，减去数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
怅然者久之。
默既老，不视事，帝数遣中使以珍玩及诸器物往存问焉。
十七年，加昭文馆大学士，卒，年八十五。
讣闻，帝深为嗟悼，厚加赗赐，皇太子亦赙以钞二千贯，命有司护送归葬肥乡。
默为人乐易，平居未尝评品人物，与人居，温然儒者也。
至论国家大计，面折廷诤，人谓汲黯无以过之。
帝尝谓侍臣曰：“朕求贤三十年，惟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
又曰：“如窦汉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
后累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
子履，集贤大学士。
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
得河南程氏传受之学。
金承安中，举进士第一，应奉翰林文字。
未几，弃官不仕，以所学教授乡里，从之者甚盛，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
金源南迁，隐于嵩山，后徙怀州，俄复隐于西山。
既而变起仓猝，人服其先知。
俊民在河南时，隐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极》数。
时之知数者，无出刘秉忠之右，亦自以为弗及也。
世祖在潜藩，以安车召之，延访无虚日。
遽乞还山，世祖重违其意
遣中贵人护送之。
又尝令张仲一问以祯祥，及即位，其言皆验。
而俊民已死，赐谥庄静先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元史-列传-卷四十五-译文
设立了抚、经略、宣抚三个使司。其方法是选拔人才担任职务，发放俸禄以保持廉洁，清除腐败以整顿政治，鼓励农业和桑蚕以富民。不到三年，国家就号称大治。
各地的百姓期望陛下拯救他们，就像婴儿渴望母亲一样。
先帝去世后，国家面临重重困难，天意让圣人出现，继承大统，沿用历代遗留的制度，内部设立省部，外部设置监司。自中统年至今五六年间，外患内乱接连不断，但能使官员摆脱债务，百姓安居乐业，国库基本充实，粮仓基本完备，货币制度基本运行，国家财政基本充足，官员调动，政事更新，这都是陛下能够继承祖宗的基业、信任先王的法律所致。
现在开始创立治国之道，正应该上应天心，下结民心，和睦亲族以巩固根本，设立储君以重视国祚，确定大臣以治理国家，开设经筵以端正思想，修整边防以防备不测，储备粮饷以应对歉收，建立学校以培养人才，鼓励农业和桑蚕以丰富民生。这样可以使先烈的光辉得以延续，成就帝王的德行，留给子孙后代，流传远方的美誉。以陛下的才略，做到这些绰绰有余。
近来听说陛下的听力日渐烦扰，朝廷的政令日新月异，就像刚栽下的树又被移走，刚建好的房子又被拆毁。远近的臣民无不感到恐惧，唯恐国家的根本一旦动摇，远大的事业难以完成，成为陛下日后的忧虑，国家的重大祸害。
陛下因此发怒并释放了这些人。十年后，被任命为昭文馆大学士，负责详细制定礼仪事务。同年，襄阳被攻下，于是商议攻打宋朝。枢密院上奏说，如果要找大将，非右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伯颜不可。
十一年，枢密院上奏说：“陛下发布了不杀人的诏令。伯颜渡过长江，军队在短时间内，从西边的蜀川到东边的海边，攻下了三十座城池，户口超过百万，自古以来平定南方，没有如此神速的。如今从夏天到秋天，没有一座城池投降，都是因为军官不考虑国家的大计，不体谅陛下的深仁厚爱，贪图财物、掠夺杀戮所致。扬州、焦山、淮安，人们殊死战斗，我们虽然获胜，但伤亡也很多。宋朝已经不能成为国家了，但临安还不肯轻易投降，好生恶死是人之常情，他们不敢投降，只是担心我们招降止杀的诚意不够坚定。应该重申不杀人的诏令，使赏罚分明，恩信必行，这样圣上的思虑不必劳烦，军力也不必浪费。”
又请求禁止宋朝的鞭背、黥面等滥用刑罚。
十三年，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十七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谥号为文献。
枢密院的天性宽宏而仁恕，恭敬而勤俭，从不怀疑别人欺骗自己。即使有人辜负了他的恩德，他也不留怨恨。忧患来临时，他从不表露在言语和脸色上。有人来求教，他必定反复告诫。
他的儿子炜，担任平章政事；侄子燧，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以文章大家闻名，去世后谥号为文。
许衡
许衡，字仲平，是怀州河内人，世代务农。父亲许通，避难到河南，于泰和九年九月在新郑县生下许衡。
他从小就有非凡的资质，七岁入学，老师教他章句，他问老师：“读书是为了什么？”老师回答：“为了考取功名！”他说：“仅仅如此吗？”老师大为惊奇。每次授课，他都能问出其中的深意。时间久了，老师对他的父母说：“这孩子聪明非凡，将来必定有大成就，我不是他的老师。”于是辞去，父母强留也留不住。这样一共换了三位老师。
稍大一些后，他嗜学如饥似渴，但遭遇乱世，家境贫寒，没有书籍。他曾经在一位算命先生家里看到《书》的疏义，于是请求借宿，亲手抄写带回家。后来逃难到徂徕山，才得到《易》王辅嗣的解说。在兵荒马乱中，许衡夜思昼诵，身体力行，言行必合乎义理。
有一次夏天经过河阳，口渴难耐，路边有梨树，大家都争着摘梨吃，许衡却独自端坐在树下不为所动。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有人说：“世道这么乱，这梨树没有主人。”他说：“梨树没有主人，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
后来他辗转到了鲁地和魏地，人们见他品德高尚，渐渐跟随他。住了三年，听说乱世即将平定，便回到怀州。在河、洛之间往来，从柳城姚枢那里得到了伊洛程氏和新安朱氏的书籍，学问大有长进。后来住在苏门，与姚枢和窦默一起讲学。凡是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等学问，无所不讲，并且立志以弘扬道义为己任。
他曾经对人说：“纲常伦理不能一天在天下消失，如果在上位的人不能承担，那么在下位的人就要承担。”
凡是丧葬、祭祀、婚嫁等事，他必定按照礼法行事，以此倡导乡人，学者逐渐增多。他家中贫穷，亲自耕种，粮食熟了才吃，粮食不熟就吃糠和野菜，但他泰然处之，吟诵的声音传到户外，如同金石之声。有多余的财物，就分给族人和贫困的学生。别人送他东西，只要有一丝不义，他就不接受。
姚枢曾经被召入京师，让许衡住在他的雪斋，命令守门人接待他，许衡拒绝接受。院子里有熟透的果子掉在地上，童子经过也不看一眼就离开，他的家人也受到他的感化。
甲寅年，世祖出镇秦中，任命姚枢为劝农使，教导百姓耕种。世祖又想教化秦人，于是召许衡为京兆提学。秦人刚从战乱中解脱出来，想学习却没有老师，听说许衡来了，人人无不高兴前来学习。郡县都建立了学校，百姓大为感化。
世祖南征时，许衡回到怀州，学者们挽留不住，送他到临潼才回去。
中统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许衡到京师。当时王文统以言利被任命为平章政事，许衡、姚枢等人入宫侍奉，谈论治乱兴衰，必定以义理为本。王文统对此感到不安。窦默每天在皇帝面前批评王文统的学术，怀疑许衡与他是同伙，于是上奏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表面上尊用他们，实际上不让他们经常侍奉皇帝。
窦默因为多次攻击王文统不成功，想通过东宫避祸，与姚枢一起接受任命，准备入宫谢恩。许衡说：“这样做不合义理，暂且不论。按照礼法，师傅与太子的位置是东西相对的，师傅坐下，太子才坐下。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吗？如果不能，那么师道就自我废除了。”姚枢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两人怀揣任命书站在殿下，五次推辞才得以免去。
改任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不久，许衡也因病辞官归乡。
至元二年，皇帝任命安童为右丞相，想让许衡辅佐他，再次召他到京师，命他在中书省议事。许衡于是上疏说：
臣天性愚钝，学问荒疏，没想到虚名偶然传到陛下耳中。陛下喜欢贤才，乐于行善，舍短取长，即使以臣的不才，自甲寅年至今十三年间，共接到八次诏书，心中自问，如何报答陛下的恩德。前几天又当面听到陛下的教诲，叮咛恳切，中书省的重大事务，允许臣尽言。臣虽然愚昧，但蒙陛下如此厚待，怎敢不尽心竭力，贡献万分之一的微薄之力。
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臣所坚守的，大致如此。希望陛下宽恕臣的不才，体察臣的至诚，那么臣的愚见，或许能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第一点：自古以来立国，都有一定的规模。按照这个规模行事，治国的功绩就可以期待。否则心中疑惑，眼花缭乱，频繁改变，未见其可行。从前子产辅佐衰落的周朝列国，孔明治蜀国的一隅之地，都有定论，最终
有时以貌取人，以礼相待，但贤者的言论不被采纳，贤者也不会留在这里。
有时采纳贤者的言论，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追求小利，期望短期效果，虽然有任用贤者的名声，却没有实际任用贤者的效果，贤者又怎会愿意尸位素餐，被天下人讥笑呢！
这是贤者难以进用的原因，还有难以合拍的原因。
君主处于崇高的地位，大多喜欢听别人的过错，而不喜欢听自己的过错，追求自己的快乐，而不追求百姓的快乐。
贤者必定想要纠正君主，扶持君主，像尧、舜那样正直、安定，所以贤者与君主的立场常常难以合拍。
更何况那些奸邪谄媚之人，厌恶正直，肆意诋毁，用各种手段陷害贤者，贤者难免遭受罪责，又怎能期望他们能公正处理事务，让天下人受益呢！
从古至今，正直的士人之所以重视进用而轻视退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禹是圣人，听到善言就拜谢，益还告诫他“任用贤者不要有二心，去除邪恶不要犹豫”，后世的君主应该怎么做呢？
这就是任用贤者的困难。
奸邪之人，他们的心思险恶，手段巧妙。
正因为心思险恶，所以千变万化，人们难以察觉；正因为手段巧妙，所以千变万化，人们难以防范。
他们的谄媚看似恭敬，他们的攻击看似正直，他们的欺骗看似可信，他们的谄媚看似可亲。
他们总是窥探君主的喜怒哀乐，迎合君主的喜好，窃取君主的权势来树立自己的威严，满足自己的欲望来赢得君主的宠爱。
君主的宠爱在上，他们的威严在下，大臣不敢议论，近亲不敢进言，他们的毒害遍布天下，而君主却一无所知，到了这个时候想要去除他们，也已经很难了。
尽管如此，这只是君主没有醒悟的情况，还有其他的说法。
比如宇文士及的谄媚，唐太宗明明看穿了他的心思却不能斥退他；李林甫妒贤嫉能，唐明皇明明看穿了他的奸诈却不能罢免他。
邪恶迷惑人心，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可怕吗！
君主以诚心爱护臣民，臣民就会以忠诚回报君主，这是感应的道理。
然而考察历史，有些情况不能用常理来解释。
大禹治理洪水以拯救百姓，启又能恭敬地继承大禹的治国之道，他们的恩泽深厚，然而传到太康时，太康失道，百姓纷纷怨恨离去，这是为什么呢？
汉高祖出身平民，天下人纷纷追随他，荥阳之难时，纪信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解救急难，可见人心归附。
然而天下安定后，沙中却有人谋反，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曾思考过，百姓拥戴君主，本是天命，最初并没有不顺从的心思，只是由于君主让他们失望，让他们感到不公平，然后怨恨和愤怒就产生了。
大禹、启爱护百姓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而太康却放纵享乐，丧失了德行，因此百姓失望；汉高祖以宽仁得天下，然而天下安定后，他却以个人好恶来行赏罚，因此百姓感到不公平。
古今的君主，凡是对百姓有恩泽，而百姓却怨恨愤怒的，都是这种情况。
君主在位之初，已经向天下人发表了美好的宣言，然而后来却无法兑现，因此怨恨就产生了。
臣子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君主却因为个人的私心而厚待某一个人，那么那些被冷落的人自然会心生不满，更何况对那些有功的人薄待，对有罪的人厚待，人们怎能不心生愤怒呢？
必须像古代《大学》中所说的那样，以修身为根本，一言一行，都可以成为天下的榜样，一赏一罚，都可以符合天下的公理，那么亿万百姓的心，自然会归附，又怎会有失望和不平的困扰呢！
夏、商、周三代以后，被称为盛世的是汉朝的文帝和景帝，然而考察当时的情况，天象屡次变化，山崩地震，难以一一列举，这表明小则有水旱灾害，大则有动乱和灭亡的征兆，并非偶然。
然而文帝和景帝能够顺应天意，一心以养民为务，今年鼓励农桑，明年减免田租，如此恳切地爱护百姓，难怪民心归附，和气相应。
我私下看到前年秋天西方出现彗星，东方出现彗星，去年冬天东方又出现彗星，西方再次出现彗星。
有人建议应当除旧布新，以应对天象的变化。
我认为不如直接效仿文帝和景帝的恭俭爱民，这样既合乎道理，又明义正，值得信赖。
上天设立君主，本是为了百姓。
所以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尚书》也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由此看来，天道始终在于下民，始终在于不足。
君主不向下求取，反而向上求取；不追求不足，反而追求有余，这就是招致天象变化的原因。
天象变化已经发生，征兆已经显现，乖戾的迹象已经萌芽，却仍然因循旧习，压制下民，损害不足，称之为顺应天意，难道不是很难吗？
这六点，都是困难的方面。
总结其要点，就是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
这就是治国的根本。
根本确立了，纲纪就可以布施，法度就可以推行，治国的功业就可以实现。
否则，爱与恶相互攻击，善与恶相互损害，百姓难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以这样的方式治国，是万万不能成功的。
第四点：说到古代的圣君，必定提到尧、舜；说到古代的贤相，必定提到稷、契。
因为尧、舜能够知晓天道并顺应天道，稷、契又能够理解尧、舜的心思并辅佐他们，这就是他们能够成为天下的榜样，并传于后世的原因。
天道好生而不偏私，尧和舜也好生而不偏私。
像“克明俊德”，以至于“黎民于变”，“敬授人时”，以至于“庶绩咸熙”，这些都是顺应天道的实际表现。
稷播种百谷以丰富百姓的生活，契推行五教以改善百姓的民心，这些都是辅佐尧、舜的实际表现。
我曾反复思考，再三推敲，参考古代圣贤的言论无不相同，验证历代治乱的史迹无不吻合。
因为这种治国之道的推行，可以使百姓富裕，使军队强大，使人才兴盛，使国家强盛，我日夜思考，已经非常熟悉了。
如今国家只知道敛财的技巧，却不知道生财的途径；只知道防范别人的欺骗，却不愿意培养人的善心；只知道担心法令难以推行，却不担心法令没有推行的基础。
如果能够优待农民，不打扰不伤害他们，驱赶游手好闲的人回到田间，教导他们种植技艺，恳切地劝导并督促他们实行，十年之后，仓库的积蓄，必定不是今天所能比拟的。
从都城到州县，都设立学校，让皇子以下到平民的子弟，都进入学校学习，以明白父子君臣的大伦，从洒扫应对到平天下的要道，十年之后，君主知道如何驾驭臣下，臣下知道如何侍奉君主，上下和睦，必定不是今天所能比拟的。
这两者的实行，万般事务都会随之兴起，否则其他事情都难以期待。
这就是尧、舜的治国之道。
孟子说：“我如果不是尧、舜的治国之道，不敢在君主面前陈述。”
我虽然愚钝，但也愿意学习这种治国之道。
第五点：天下之所以安定，是因为百姓的心志安定，士人安于士人的身份，农民安于农民的身份，工商安于工商的身份，那么在上位的人就有安定的道理了。
如果百姓不安于贫贱，必定会追求官职；官员不安于低位，必定会追求尊荣。
四方万里，人们纷纷前来，各自怀着永不满足、不知羞耻的心思，在上位的人怎能不感到寒心呢！
我听说夺取天下的人崇尚勇敢，守护天下的人崇尚退让。
夺取和守护，各有其适宜的方式，君主不可不审慎。
审慎之后再行动，行动必定成功，否则遇到事情就立刻喜怒形于色，喜怒的表情显露在脸上，言语脱口而出，人们都会知道。
慢慢考察其中的原因，知道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就必定会后悔高兴的过失，没有值得愤怒的事情就必定会后悔愤怒的过失，甚至先高兴
先发怒后发怒，先发怒后发喜，号令多次改变，喜怒无常，这是导致混乱的原因。
因此，先王专心致志，恭敬沉默，不轻易发怒或发喜，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无法知道他的情绪变化，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因此他的号令简洁而无悔，一切都合乎节度。
频繁改变号令是不可取的；频繁失信更是不可取的。
周幽王无道，所以不关心这些，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何必让人失去信任呢。
奏章呈上后，皇帝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衡自从见到皇帝后，多次上奏陈述，每次退朝后，都会删改草稿，因此他的言论大多保密，世人很少能听到，所传的只有这些。
衡身体多病，皇帝允许他每五天来一次省中，时常赐予他名药和美酒以调养身体。
四年后，皇帝允许他回到怀州。
五年后，又召他回朝，他的奏对仍然保密。
六年后，皇帝命令他与太常卿徐世隆制定朝仪，朝仪完成后，皇帝亲自观看，非常满意。
又命令他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制定官制，衡考察古今分并统属的次序，去除那些权摄增置冗长侧置的部分，凡是省部、院台、郡县以及后妃、储藩、百司所联属统制的部分，都制定成图。
七年后，奏上给皇帝。
第二天，召集公卿讨论中书、院台行移的体制，衡说：“中书辅佐天子总揽国政，院台应该具呈。”
当时商挺在枢密，高鸣在台，都不高兴，想定为咨禀，于是大声说以动摇衡：“台院都是宗亲大臣，一旦得罪，祸不可测。”
衡说：“我讨论的是国制，与人无关。”
于是将他的言论呈给皇帝，皇帝说：“衡的话是对的，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不久，阿合马成为中书平章政事，掌管尚书省六部事务，因为擅权，势力倾覆朝野，一时大臣大多阿谀奉承，衡每次与他讨论，必定直言不讳。
后来他的儿子又被任命为佥枢密院，衡独自坚持说：“国家的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现在他的父亲掌管民与财，儿子又掌管兵，不可。”
皇帝说：“你担心他造反吗？”
衡回答说：“他即使不造反，这也是反道。”
阿合马因此怀恨在心，极力推荐衡应该在中书，想借此陷害他。
不久任命他为左丞，衡多次请求辞免，皇帝命令左右将他扶出。
衡走到门槛，又回来奏道：“陛下命令我出去，是出省吗？”
皇帝笑着说：“出殿门而已。”
随从皇帝到上京，于是列举阿合马专权欺上、蠹政害民的若干事情，没有得到回复。
于是称病请求解除机务。
皇帝感到悲伤，召他的儿子师可入宫，谕旨，并命令他推荐代替自己的人。
衡奏道：“用人是天子的大权。臣下泛论其贤否是可以的，如果授予职位，则应当由皇帝亲自决定，不可让臣下有市恩的倾向。”
皇帝一直想开设太学，正好衡请求罢免，于是听从了他的请求。
八年后，任命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自选择蒙古弟子让他教导。
衡听到命令，高兴地说：“这是我的事。国人的孩子天性纯朴，视听专一，如果将他们放在善类中涵养数年，将来必定能为国所用。”
于是请求征召他的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敦、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
皇帝下诏驿召他们来京师，分处各斋，作为斋长。
当时所选的弟子都还年幼，衡对待他们如成人，爱护他们如子，出入进退，严格如君臣。
他的教育方法，是通过觉悟来明善，通过明善来开蔽，观察他们的动静来调整张弛。
课诵之余，即习礼，或习书算。
年幼的则让他们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箭，或投壶，失败者罚读书若干遍。
久而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也知道三纲五常是人生的道理。
十年后，权臣屡次毁坏汉法，诸生的廪食有时不继，衡请求回到怀州。
皇帝询问翰林学士王磐，王磐回答说：“衡教人有法，诸生行可从政，这是国家的大体，不应该让他离开。”
皇帝命令诸老臣讨论他的去留，窦默为衡恳请，于是允许衡回到怀州，以赞善王恂代理学事。
刘秉忠等上奏，请求以衡的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为助教，以保持衡的规矩，皇帝同意了。
国家自从得到中原后，使用金的《大明历》，自大定是正后六七十年，气朔加时逐渐出现误差。
皇帝认为海宇统一，应该协时正日。
十三年后，下诏王恂制定新历。
王恂认为历家知道历数而不知道历理，应该让衡来领导，于是任命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召至京师。
衡认为冬至是历法的根本，而求历本在于验气。
现在所用的宋旧仪，从汴京运到京师，已经出现偏差，加上年久失修，规环不协调。
于是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自丙子年冬日测晷景，得到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时，减去《大明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损古岁余岁差法，上考春秋以来冬至，无不尽合。
以月食冲及金木二星距验冬至日躔，校旧历退七十六分。
以日转迟疾中平行度验月离宿度，加旧历三十刻。
以线代管窥测赤道宿度。
以四正定气立损益限，以定日之盈缩。
分二十八限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迟疾。
以赤道变九道定月行。
以迟疾转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
以日月实合时刻定晦，而不用虚进法。
以躔离朓朒定交食。
其方法比古代都更加精密，而且去除了诸历积年月日法的附会，完全依据天道自然的规律，可以永久施行而无弊。
其余的正讹完阙，也非一事。
十七年后，历法完成，奏上给皇帝，赐名为《授时历》，颁布天下。
六月，因病请求回到怀州。
皇太子为他在皇帝面前请求，任命他的儿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养他，并让东宫官来谕衡说：“公不要因为道不行而忧虑，公安则道行有时矣，请善药自爱。”
十八年，衡病情加重，家人祭祀，衡说：“我一日未死，难道不为祖考做事。”
扶起他，奠献如仪。
祭祀结束后，家人分食祭品，怡然自得。
不久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当天，大雷电，风拔木。
怀州人无论贵贱少长，都在门前哭泣。
四方学士听到讣告，都聚集哭泣。
有数千里外的人来祭哭墓下。
衡善于教育，他的言辞温和，即使与童子说话，也怕伤害他们。
因此，无论贵贱贤不肖，都乐于跟随他，随其才能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所用。
他离开时，人们都哭泣，不忍分离，服念他的教诲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
有些人虽然没有亲自受教，但传其绪余，折节力行成为名世者，往往有之。
听他的言论，即使是武人俗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
丞相安童一见衡，对同列说：“你们自认为不相上下，其实是十百与千万的差距。”
翰林承旨王磐气概一世，很少赞许他人，唯独见到衡说：“先生，神明也。”
大德元年，追赠荣禄大夫、司徒，谥号文正。
至大二年，加封为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为魏国公。
皇庆二年，下诏将其从祀于孔子庙廷。
延祐初年，又下诏在京兆建立书院以祭祀许衡，赐予田地以供祭祀之用，名为鲁斋书院。
鲁，是许衡在魏时所署的斋名。
儿子师可。
窦默（附李俊民）
窦默，字子声，初名杰，字汉卿，广平肥乡人。
自幼知道读书，毅然有立志。
族祖窦旺，担任郡功曹，让他学习吏事，他不肯就任。
适逢国家军队讨伐金国，窦默被俘虏。
同时被俘的三十人，都被杀害，只有窦默得以逃脱，回到家乡。
家破，母亲独存，惊怖之余，母子都得了病，母亲最终去世，他扶病草草埋葬。
而大兵再次到来，于是他南逃渡河，投靠母亲的亲戚吴氏。
医者王翁将女儿嫁给他，让他从事医业。
转客蔡州，遇到名医李浩，传授他铜人针法。
金主迁都蔡州，窦默担心兵祸将至，又逃到德安。
孝感县令谢宪子将伊洛性理之书传授给他，窦默自认为以前未曾学习，而学习从此开始。
适逢中书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释之士，窦默于是北归，隐居在大名，与姚枢、许衡朝夕讲习，以至于忘记寝食。
随后回到肥乡，以经术教授学生，由此知名。
世祖在潜邸时，派人召见他，窦默改名换姓以自晦。
使者让他的友人前去见他，而自己微服跟随其后，窦默不得已，于是接受任命。
到了之后，世祖问他治国之道，窦默首先以三纲五常回答。
世祖说：“人道的根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失去这些，就无法立于世了。”
窦默又说：“帝王之道，在于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
一日之内三次召见与他谈话，奏对都符合旨意，自此敬待加礼，不让他暂时离开左右。
世祖问当今明治道的人，窦默推荐姚枢，随即召用他。
不久命皇子真金跟随窦默学习，赐予玉带钩，对他说：“这是金内府的旧物，你老人，佩戴为宜，且让我儿子见到它如同见到我。”
很久之后，请求南归，命大名、顺德各赐予田宅，有司每年供给衣物以为常例。
世祖即位，召他到上都，问道：“朕想求如唐魏徵那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吗？”
窦默回答说：“犯颜谏诤，刚毅不屈，则许衡是这样的人。深识远虑，有宰相才，则史天泽是这样的人。”
史天泽当时宣抚河南，皇帝随即召拜他为右丞相，以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
当时初建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颇受委任，窦默上书说：
臣事陛下十有余年，多次承蒙顾问，与闻圣训，有以见陛下急于求治，未尝不以利生民安社稷为心。
当时先帝在上，奸臣擅权，总揽天下财赋，操执在手，进贡奇货，炫耀纷华，以娱悦上心。
那些扇结朋党、离间骨肉的人，都是这些人。
这些人当权，陛下所以不能尽其初心。
救世一念，涵养有年矣。
今天顺人应，诞登大宝，天下生民，莫不欢忻踊跃，引领盛治。
然而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家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
那些卖利献勤、乞怜取宠的人，使他们不得行其志，就可以了。
至于那些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的人，没有别的，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惟陛下察之。
伏望别选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则天下幸甚。
有一天，窦默与王鹗、姚枢都在皇帝面前，再次当面斥责王文统说：“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
皇帝说：“那么谁可以担任宰相呢？”
窦默说：“以臣观之，没有比许衡更合适的了。”
皇帝不悦而罢。
王文统深忌之，于是请求以窦默为太子太傅，窦默推辞说：“太子位号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
于是再次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详见《许衡传》。
窦默不久因病辞归，不久，王文统伏诛，皇帝追忆他的话，对近臣说：“以前说王文统不可用的人，只有窦汉卿一人。如果当时还有一两个人这样说，朕难道不会思考吗？”
召还，赐予京师宅第，命有司每月供给廪禄，国有大政，辄以访之。
窦默与王磐等请求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之。
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请。
窦默又说：“三代所以风俗淳厚、历数长久者，皆设学养士所致。今宜建学立师，博选贵族子弟教之，以示风化之本。”
皇帝嘉纳之。
窦默曾与刘秉忠、姚枢、刘肃、商挺侍奉在皇帝面前，窦默说：“君有过举，臣当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则不然，君曰可，臣亦以为可，君曰否，臣亦以为否，非善政也。”
第二天，再次侍奉皇帝于幄殿。
猎者丢失了一只鹘，皇帝发怒，侍臣中有人从旁大声说应该加罪。
皇帝厌恶其迎合，命杖责之，释放猎者不问。
退下后，刘秉忠等祝贺窦默说：“若非公诚结主知，安得感悟至此。”
至元十二年，窦默年八十，公卿皆前往祝贺，皇帝听说后，拱手说：“这些贤者，怎能请求上帝，减去数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可惜如今老了！”
怅然者久之。
窦默年老，不再视事，皇帝多次派遣中使以珍玩及诸器物前往慰问。
十七年，加封昭文馆大学士，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讣闻，皇帝深为嗟悼，厚加赗赐，皇太子亦赙以钞二千贯，命有司护送归葬肥乡。
窦默为人乐易，平时未曾评品人物，与人相处，温然儒者也。
至于论国家大计，面折廷诤，人们认为汲黯也无法超过他。
皇帝曾对侍臣说：“朕求贤三十年，惟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
又说：“如窦汉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
后累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
儿子窦履，集贤大学士。
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
得河南程氏传受之学。
金承安年间，举进士第一，应奉翰林文字。
不久，弃官不仕，以所学教授乡里，从之者甚盛，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
金源南迁，隐于嵩山，后徙怀州，俄复隐于西山。
既而变起仓猝，人们佩服他的先知。
李俊民在河南时，隐士荆先生，传授他邵雍的《皇极》数。
当时知数者，无人能超过刘秉忠，他也自认为不及。
世祖在潜藩时，以安车召之，延访无虚日。
他急忙请求还山，世祖重违其意。
派遣中贵人护送他。
又曾经命令张仲一询问关于吉祥的征兆，等到即位后，张仲一的话都得到了验证。
而俊民已经去世，被赐予谥号庄静先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元史-列传-卷四十五-注解
姚枢：元朝政治家，与窦默、许衡共同推动元初文化建设。
宋九嘉：宋九嘉，内翰，识姚枢有王佐之才，推荐其入仕。
杨惟中：杨惟中，与姚枢一同觐见元太宗，推荐姚枢参与南伐。
赵复：赵复，名儒，姚枢在德安得之，始得程颐、朱熹之书，对姚枢的儒学思想有重要影响。
程颐、朱熹：程颐、朱熹，宋代著名理学家，其学说对后世儒学影响深远。
燕京行台郎中：燕京行台郎中，元代官职，负责地方行政事务。
牙鲁瓦赤：牙鲁瓦赤，元代官员，行台长官，以贪腐著称。
许衡：元朝著名学者，与窦默同为元初重要文化人物。
世祖：元世祖忽必烈，元朝开国皇帝，姚枢曾为其重要谋士。
宪宗：元宪宗蒙哥，元世祖之兄，姚枢曾在其朝中任职。
李璮：李璮，元代将领，曾谋反，姚枢预言其必败。
王文统：元朝政治家，曾任平章政事，后因政治斗争被诛。
抚、经略、宣抚三使司：这是元朝时期设立的三种地方行政机构，分别负责安抚、军事和行政事务，旨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
赤子之求母：比喻人民对君主的深切依赖和渴望，如同婴儿对母亲的依赖。
先帝陟遐：指前任皇帝去世，陟遐意为升天，是对皇帝去世的尊称。
缵承大统：继承皇位，继续统治国家。
中统：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指1260年至1264年。
钞法：元朝的货币制度，主要指纸币的发行和管理。
经筵：古代皇帝与大臣讨论经史、治国之道的学术活动。
昭文馆大学士：古代官名，负责文学和教育的最高职位。
伯颜：元朝著名将领，曾参与多次重要战役，包括对南宋的征服。
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指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他们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
国子祭酒：古代官名，负责国子监的教育事务。
汉法：指汉朝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这里泛指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制度。
后魏、辽、金：指中国历史上的北魏、辽朝和金朝，这些朝代在北方建立并采用汉法，得以长久统治。
朔漠：指北方沙漠地区，这里泛指北方边疆。
幽燕：指古代中国北方的幽州和燕州地区，今河北、北京一带。
蜀汉：指古代中国西南的蜀地和汉中地区，今四川、陕西一带。
中书：古代官署名，负责起草诏令、处理政务。
栉：梳子，这里比喻治理国家的工具。
匕：勺子，这里比喻治理国家的工具。
膳夫：古代负责饮食的官员，这里比喻精通某种技艺的人。
星官：古代负责观测天象的官员，这里比喻精通某种技艺的人。
先王之道：指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
监司：古代负责监察的官员。
吏部：古代负责官员任免的部门。
尧、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明君主，常被后世作为贤君的典范。
孔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刘安世：古代人名，具体不详，这里用来举例说明言行一致的重要性。
包拯：北宋著名清官，以刚正不阿、明察秋毫著称。
大学：儒家经典之一，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尸位素餐：指占据职位而不做事，白吃俸禄。
奸邪佞幸：指奸诈邪恶、谄媚奉承的人。
宇文士及：唐朝官员，以谄媚著称。
李林甫：唐朝宰相，以妒贤嫉能、专权跋扈闻名。
太康：夏朝君主，因失德而失国。
汉高帝：即汉高祖刘邦，西汉开国皇帝。
纪信：汉高祖刘邦的将领，以忠诚著称。
文、景：指汉文帝和汉景帝，以文治著称，开创了“文景之治”。
稷、契：稷是尧舜时期的农官，契是尧舜时期的司徒，两人都是贤臣。
克明俊德：出自《尚书》，意为能够明察并推崇有德之人。
黎民于变：出自《尚书》，意为百姓因此得到教化而改变。
敬授人时：出自《尚书》，意为恭敬地教导百姓农时。
庶绩咸熙：出自《尚书》，意为各种政绩都兴盛。
孟子：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主张仁政。
《书》：指《尚书》，中国古代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
周幽：指周幽王，西周的最后一位君主，因其昏庸无道，导致国家衰败。
阿合马：元朝时期的权臣，曾任中书平章政事，权倾朝野，后因专权被诛。
太学：古代中国的最高学府，主要培养官员和学者。
大明历：金朝时期使用的历法，元朝初期仍沿用，后因误差较大而被《授时历》取代。
授时历：元朝时期由郭守敬等人制定的历法，以精确著称，沿用至明朝。
郭守敬：元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主持制定了《授时历》。
冬至：二十四节气之一，古代历法中的重要节点，用于确定历法的准确性。
大德元年：元朝年号，公元1297年。
荣禄大夫：古代官名，属于文散官，地位较高。
司徒：古代官名，三公之一，主管教化。
谥文正：谥号，文正是对有文才且品行端正的官员的尊称。
至大二年：元朝年号，公元1309年。
正学垂宪佐运功臣：荣誉称号，表彰对国家和文化有重大贡献的人。
太傅：古代官名，三公之一，负责教导皇帝。
开府仪同三司：古代官名，表示地位崇高，与三司同等。
魏国公：封号，表示被封为魏国的公爵。
皇庆二年：元朝年号，公元1313年。
从祀孔子庙廷：指在孔庙中配享祭祀，表示对文化贡献的认可。
延祐：元朝年号，公元1314-1320年。
鲁斋书院：书院名，以许衡的斋名命名，用于纪念和祭祀。
窦默：元朝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字子声，初名杰，字汉卿。
广平肥乡：今河北省肥乡县，窦默的出生地。
三纲五常：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五常指仁、义、礼、智、信。
翰林侍讲学士：古代官名，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
至元十二年：元朝年号，公元1275年。
李俊民：元朝学者，字用章，泽州人，以学问闻名。
程氏传受之学：指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李俊民得其真传。
邵雍《皇极》数：邵雍的哲学著作，涉及宇宙观和数理哲学。
中贵人：古代对皇帝身边亲信或重要官员的尊称，通常指宦官或皇帝信任的官员。
张仲一：此处指一位被皇帝信任的官员或学者，具体身份不详，可能是负责占卜或预测的官员。
祯祥：指吉祥的征兆或预言，常用于古代占卜或预测中，表示未来的吉兆。
谥：古代对已故人物追赠的称号，用以表彰其生前的功绩或品德。
庄静先生：谥号，’庄’表示庄重、严肃，’静’表示宁静、平和，’先生’是对有学问或德行之人的尊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元史-列传-卷四十五-评注
姚枢是元代重要的政治家、学者，其生平事迹和思想对元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通过记述姚枢的生平，展现了他作为儒学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姚枢少时力学，得到宋九嘉、杨惟中的赏识，后随杨惟中觐见元太宗，参与南伐。在南伐过程中，姚枢表现出强烈的仁政思想，反对滥杀无辜，主张保护儒、道、释、医、卜等各类人才，体现了他的文化包容性和对人才的重视。
姚枢在德安得名儒赵复，始得程颐、朱熹之书，这对他的儒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程朱理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姚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他在世祖面前提出的八目治国之道，涵盖了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等方面，体现了儒家以德治国、以仁为本的思想。
姚枢的政治生涯中，始终秉持清廉正直的品格。面对牙鲁瓦赤的贪腐，他坚决拒绝贿赂，甚至弃官而去，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操守。他在辉州作家庙，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颐等象，刊诸经，惠学者，读书鸣琴，表现出对儒学的深厚感情和对文化传承的重视。
姚枢在世祖朝中，多次提出重要的治国建议。他主张立省部、辟才行、班俸禄、定法津、设监司、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重农桑、肃军政等，这些建议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体现了他的全面治国思想。尤其是他提出的“立省部，则庶政出一，纲举纪张，令不行于朝而变于夕”的主张，强调了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对元朝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姚枢在宪宗朝中，面对宪宗的猜忌，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他建议世祖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以释宪宗之疑，最终避免了政治危机。这一事件展现了姚枢在处理复杂政治关系时的冷静与睿智。
姚枢在元世祖即位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的一系列治国建议，如置劝农、检察二人以监之，推物力以均赋役，罢铁官等，都得到了世祖的采纳。他还建议真授杨庸教官，以成国家育材待聘风动四方之美，体现了对儒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视。
姚枢的政治生涯中，始终秉持儒家的仁政思想。他在征大理时，建议世祖效仿宋太祖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的做法，最终使大理城民得以保全。这一事件展现了姚枢对仁政的坚持和对民生的关怀。
姚枢的政治智慧还体现在他对李璮谋叛的准确判断上。他预言李璮必出下策，最终李璮果然失败。这一事件展现了姚枢对政治局势的敏锐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
总的来说，姚枢是元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学者，他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实践对元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秉持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以德治国、以仁为本，强调中央集权、重视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操守。姚枢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为我们理解元代的政治、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这段文本主要描述了元朝初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状况，以及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和思想。文本首先提到了元朝设立抚、经略、宣抚三使司，通过这些机构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实现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接着，文本提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统治，他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得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治。
文本中还提到了伯颜的军事才能，他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表现出色，但也指出了军队在战争中的暴行，呼吁皇帝发布止杀令，以减轻人民的痛苦。这反映了元朝在征服过程中对民生的关注和对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视。
许衡是这段文本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元朝著名的儒家学者，提倡以儒家思想治国。许衡的学术成就和道德操守对元朝的文化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还在教育上大力推广儒家经典，培养了大批人才。许衡的言行体现了儒家学者对道德和礼法的重视，他的生活简朴、廉洁自律，成为当时社会的楷模。
文本最后提到了许衡对元世祖的上疏，他在疏中表达了对皇帝的忠诚和对国家治理的建议。许衡引用了孟子和孔子的话，强调以道事君的重要性，体现了儒家学者对君主的责任感和对国家的深切关怀。
总体而言，这段文本不仅记录了元朝初期的政治和军事成就，还展示了儒家思想在元朝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许衡等儒家学者的描述，文本反映了元朝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努力和对儒家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这段文本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为我们了解元朝初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本文是一篇关于治国理政的论述，作者通过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的分析，提出了治国应遵循汉法、注重用人立法、以及君主应谨慎言行等观点。文章首先通过历史事实论证了北方政权若要长久统治中原，必须采用汉法，否则将导致混乱和灭亡。这一观点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文化传统的重视。
接着，作者通过比喻和类比，强调了用人立法的重要性。他指出，治理国家如同梳理头发或取食，需要借助适当的工具和方法。这一比喻生动形象，既说明了治国需要技巧和策略，也暗示了君主应善于运用人才和制度。
在论述君主应谨慎言行时，作者引用了刘安世和包拯的例子，说明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他指出，君主身处高位，言行影响深远，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国家混乱。这一观点体现了作者对君主责任的深刻认识和对治国之道的严格要求。
最后，作者强调了贤者的重要性，认为贤者应以公心为本，不为利益和权势所动。他指出，贤者往往难以被发现和任用，但一旦得到重用，便能正庶事、泽天下。这一观点反映了作者对贤能之士的推崇和对治国之道的深刻理解。
总体而言，本文通过历史经验、比喻和实例，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理政的原则和方法，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超的论述技巧。文章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对现代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段古文深刻探讨了君主与贤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首先，文章指出君主虽然可能以礼相待贤者，但如果不能真正采纳贤者的建议，贤者也不会愿意留任。这种表面上的尊重与实际的忽视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古代政治中常见的虚伪现象。
其次，文章批评了那些表面上看似忠诚、正直，实际上却心怀叵测的奸邪之人。这些人通过巧妙的伪装和谄媚，迎合君主的喜好，从而获得权力和地位。这种现象揭示了古代政治中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文章还通过历史典故，如太康失道、汉高祖的宽仁与后期的严苛，说明了君主的行为对民心的影响。君主如果言行不一，不能兑现承诺，就会导致民心的失望和不满。这种对君主行为的反思，体现了古代政治思想中对君主责任的重视。
最后，文章提出了修德、用贤、爱民三者作为治国的根本。这一观点强调了道德修养、人才选拔和民生关怀在政治治理中的重要性。通过引用尧、舜、稷、契等古代圣贤的事迹，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原则的历史渊源和实践意义。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不仅揭示了古代政治中的种种弊端，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对历史典故的引用和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文章展现了古代政治思想的深刻性和实用性。这些思想对于现代政治治理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了元朝时期一位名叫衡的官员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他在政治、教育和历法改革方面的贡献。衡不仅是一位忠诚的官员，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天文学家。他的生平事迹反映了元朝时期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状况。
首先，衡在政治上表现出了极高的忠诚和正直。他多次向皇帝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权臣阿合马的专权行为，并坚决反对阿合马父子同时掌握兵权和财权。这种不畏权贵、坚持原则的精神，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
其次，衡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被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负责培养蒙古贵族子弟。衡对待学生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严格要求，悉心教导。他不仅教授学生文化知识，还注重礼仪和品德的培养。这种教育理念和方法，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衡在天文学和历法改革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忽视。他主持制定了《授时历》，这一历法以精确著称，沿用至明朝。衡与郭守敬等人合作，通过实测和计算，修正了旧历法的误差，使历法更加符合天象变化。这一成就不仅体现了衡的科学素养，也反映了元朝时期科技水平的进步。
总的来说，衡的生平事迹展现了元朝时期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多方面发展。他的忠诚、正直、教育理念和科学成就，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对衡事迹的赏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元朝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本文主要记载了元朝初年两位重要文化人物窦默和李俊民的事迹，反映了元初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窦默作为元世祖的重要顾问，不仅在政治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还在文化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倡三纲五常，强调诚意正心，这些思想对元初的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窦默与许衡、姚枢等人的交往，也体现了元初学者之间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了儒家文化在元朝的复兴。
窦默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波折，他曾因战乱流离失所，但始终不改其志，最终成为元世祖的得力助手。他在政治上敢于直言，不畏权贵，尤其是在面对王文统这样的权臣时，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和高尚的品格。窦默的忠诚和智慧，使他赢得了元世祖的信任和尊重，成为元初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李俊民则是元初另一位重要的文化人物，他以学问闻名，尤其精通程氏理学和邵雍的《皇极》数。李俊民在政治上虽然不如窦默那样显赫，但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他隐居山林，教授乡里，吸引了众多学子前来求学，对元初的文化传播和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对窦默和李俊民生平的详细记载，展现了元初政治与文化的复杂关系。窦默的政治智慧和李俊民的学术成就，共同构成了元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对个人品格的赞颂，也是对元初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深刻反思。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元朝初年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用。
此外，本文还反映了元初政治斗争的一面。窦默与王文统的矛盾，揭示了元初政治内部的复杂关系。窦默的直言不讳和王文统的权谋手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终，窦默的忠诚和智慧赢得了元世祖的信任，而王文统则因政治斗争失败被诛。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揭示，也是对元初政治生态的深刻反映。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窦默和李俊民生平的详细记载，展现了元初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儒家思想在元朝初年的重要地位。窦默的政治智慧和李俊民的学术成就，共同构成了元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对个人品格的赞颂，也是对元初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深刻反思。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元朝初年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用。
这段文字反映了古代中国对预言和占卜的重视，尤其是皇帝对未来的关注。通过派遣中贵人护送和询问张仲一关于祯祥的事情，可以看出皇帝对未来的吉兆和预言极为重视，这种重视不仅体现在对个人命运的关心，也反映了对国家和社稷的关切。
文中提到的’其言皆验’，表明张仲一的预言准确无误，这不仅增强了皇帝对他的信任，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占卜和预言的高度依赖。这种依赖源于古代人们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以及对未知未来的恐惧和好奇。
最后，’俊民已死，赐谥庄静先生’，表明皇帝对已故的俊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尊重。谥号’庄静先生’不仅是对其生前品德和学问的肯定，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德行和学识的推崇。这种推崇不仅体现在对个人的表彰上，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对道德和知识的重视。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通过描述皇帝对预言和占卜的重视，以及对已故人物的表彰，展现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它不仅反映了古代人们对未来的关注和对未知的敬畏，也体现了对德行和学识的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