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由明代宋濂（1310年—1381年）等人主持编撰。宋濂是明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曾任翰林院编修。
年代：编撰于明代洪武年间（14世纪末）。
内容简要：《元史》是“二十四史”之一，共210卷，记载了元朝（1271年—1368年）的历史。全书分为本纪、志、列传三部分，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由于编撰时间仓促，书中存在一些疏漏，但它仍是研究元朝历史的重要文献，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元史-列传-卷七十三-原文
张桢
张桢，字约中，汴人。幼刻苦读书，登元统元年进士第，授彰德路录事，辟河南行省掾。
桢初娶祁氏，祁生贵富家，颇骄纵，见桢贫，不为礼。合卺逾月，即出之。祁之兄讼于官，且污桢以黯昧事，左右司官听之，桢因移疾不出，滞案俱积。
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怒曰：“张桢，刚介士也，岂汝曹所当议耶！”郎中虎者秃谒而谢之，乃起。
范孟为乱，矫杀月鲁帖木儿等，城中大扰，桢暮夜缒城出，得免。
逾年，除高邮县尹，门无私谒。
县民张提领，尚任侠，武断乡曲。一日，至县有所嘱，桢执之，尽得其罪状，里中受其抑者，咸来诉焉，乃杖而徒之，人以为快。
守城千户狗儿妻崔氏，为其小妇所谮，虐死，其鬼凭七岁女诣县诉桢，备言死状，尸见瘗舍后。桢率吏卒即其所，发土得尸，拘狗儿及小妇，鞫之，皆伏辜，人以为神明焉。
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监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剌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鲁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伯颜贼杀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当伏门诛，而其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诛窜。别儿怯不花阿附权奸，亦宜远贬。今灾异迭见，盗贼蜂起，海寇敢于要君，阃帅敢于玩寇，若不振举，恐有唐末藩镇噬脐之祸。”不听。
及毛贵陷山东，上疏陈十祸，根本之祸有六，征讨之祸有四，历数其弊：一曰轻大臣，二曰解权纲，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离人心，六曰滥刑狱，所谓根本之祸六也。
其言事安逸之祸，略曰：“臣伏见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统，履艰难而登大宝，因循治安，不预防虑，宽仁恭俭，渐不如初。今天下可谓多事矣，海内可谓不宁矣，天道可谓变常矣，民情可谓难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时，战兢惕厉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尝胆，奋发悔过，思祖宗创业之难，而今日坠亡之易，于是而修实德，则可以答天意，推至诚，则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劳，声色之好，燕安鸩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尽者，亦宜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黜宫女，节浮费，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处之，如天下太平无事时，此所谓根本之祸也。”
至若不慎调度，不资群策，不明赏罚，不择将帅，所谓征讨之祸四也。
其言不明赏罚之祸，略曰：“臣伏见调兵六年，初无纪律之法，又无激劝之宜，将帅因败为功，指虚为实，大小相谩，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则同。是以有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曾无惩戒，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货财俱尽。及其面谀游说，反以克复受赏。今克复之地，悉为荒墟，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师三四县而已。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夫有土有人有财，然后可望军旅不乏，馈饷不竭。今寇敌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处，尤可寒心，如此而望军旅不乏，馈饷不竭，使天雨粟，地涌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方有限之费，而供将帅无穷之欲哉！其为自启乱阶，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饭僧消祸，以天寿节而禁屠宰，皆虚名也。今天下杀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将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颍上之寇，始结白莲，以佛法诱众，终饰威权，以兵抗拒，视其所向，骎骎可畏，其势不至于亡吾社稷、烬吾国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乱，而反为阶乱，其祸至惨，其毒至深，其关系至大，有识者为之扼腕，有志者为之痛心，此征讨之祸也。”
疏奏，不省。权臣恶其讦直。
二十一年，除佥山南道肃政廉访司事，至则劾中书参知政事也先不花、枢密院副使脱脱木儿、治书侍御史奴奴弄权误国之罪，又不报。
方是时，孛罗帖木儿驻兵大同，察罕帖木儿驻兵洛阳，而毛贵据山东，势逼京畿，二将玩寇不进，方以争晋、冀为事，构兵相攻，互有胜负。朝廷乃遣也先不花、脱脱木儿、奴奴往解之，既受命，不前进。
桢又言其“贪懦庸鄙，苟怀自安之计，无忧国致身之忠。朝廷将使二家释憾，协心讨贼，此国之大事，谓宜风驰电走，而乃迂回退慑，枉道延安以西，绕曲数千里，迟迟而行，使两军日夜仇杀，黎庶肝脑涂地，实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殛之，以救时危。”亦不报。
桢乃慨然叹曰：“天下事不可为矣。”即辞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间，结茅仅容膝。有访之者，不复言时事，但对之流涕而已。
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儿犯阙，皇太子出居冀宁，奏除赞善，又除翰林学士，皆不起。
扩廓帖木儿将辅皇太子入讨孛罗帖木儿，遣使传皇太子旨，赐以上尊，且访时事，桢复书曰：“今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关陕之区，所存无几，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湘汉荆楚川蜀，淫名僣号，幸我有变，利我多虞。阁下国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蔺之于赵，寇、贾之于汉乎？京师一残，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泽，借名义，尊君父，倡其说于天下，阁下将何以处之乎！守京师者，能聚不能散，御外侮者，能进不能退，纷纷籍籍，神分志夺，国家之事，能不为阁下忧乎！《志》曰‘不备不虞，不可以为师’，仆之惓惓为言者，献忠之道也。然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卫生灵，三也。请以近似者陈其一二：卫出公据国，至于不父其父；赵有沙丘之变，其臣
成、兑平之，不可谓无功，而后至于不君其君；唐肃宗流播之中，怵于邪谋，遂成灵武之纂。千载之下，虽有智辩百出，不能为雪。呜呼！是岂可以不鉴之乎！然吾闻之，天之所废不骤也，骤其得志，肆其宠乐，使忘其觉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罚也。天遂其欲，民厌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阁下览观焉，谋出于万全，则善矣。询之舆议，急则其变不测，徐则其衅必起，通其往来之使，达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则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宫在下者如寄，生民之忧，国家之忧也，可不深思而熟计之哉！”扩廓帖木儿深纳其说，是用事克有成。后三年，卒。
归旸
归，旸字彦温，汴梁人。将生，其母杨氏梦朝日出东山上，有轻云来掩之，故名旸。学无师传，而精敏过人。登至顺元年进士第，授同知颍州事，鉏奸击强，人不敢以年少易之。山东盐司遣奏差至颍，恃势为不法，旸执以下狱。时州县奉盐司甚谨，颐指气使，辄奔走之，旸独不为屈。转大都路儒学提举，未上。
至元五年十一月，杞县人范孟谋不轨，诈为诏使，至河南省中，杀平章月鲁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总管撒里麻，召官属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辅为左丞，使旸北守黄河口。旸力拒不从，贼怒，系于狱，众叵测所为，旸无惧色。已而贼败，污贼者皆获罪，旸独免。同里有吴炳者，尝以翰林待制征，不起。贼呼炳司卯酉历，炳不敢辞。时人为之语曰：“归旸出角，吴炳无光。”旸自此名誉赫然。明年，转国子博士，拜监察御史。及入谢，台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贼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数为之。”赐以上尊。已而辞官归，养亲汴上，亲既殁，家食久之。
至正五年，除佥河南廉访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绳赵王府官属之贪暴者，王三遣使请，不为动。宣宁县有杀人者，蔓引数十人，一谳得其情，尽释之。沁州民郭仲玉，为人所杀，有司以蒲察山儿当之，旸察其诬，踪迹得其杀人者，山儿遂不死。六年，转佥淮东廉访司事，改宣文阁监书博士，兼经筵译文官。
七年，迁右司都事。顺江酋长乐孙求内附，请立宣抚司，及置郡县一十三处，旸曰：“古人有言：鞭虽长，不及马腹。使郡县果设，有事不救，则孤来附之意，救之，则罢中国而事外夷，所谓获虚名而受实祸也。”与左丞吕思诚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归都事善戆如此，何相抗乃尔邪！然其策果将焉出？”旸曰：“其酋长可授宣抚，勿责其贡赋，使者赐以金帛，遣归足矣。”卒从旸言。京师苦寒，有丐诉丞相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核在官所藏皮服之数，悉给贫民。旸曰：“宰相当以广济天下为心，皮服能几何，而欲给之邪！莫若录寒饥者，稍赈之耳。”丞相悟而止。云南死可伐叛，诏以元帅述律遵道往喻之；未几，命平章政事亦都浑将兵讨之，事久无功。二人上疏纷纭，中书欲罪述律，旸曰：“彼事未白，而专罪一人，岂法意乎？况一谕之而一讨之，彼将何所适从？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广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为中书掾，请奔丧，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许，旸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请，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从之。广海猺贼入寇，诏朵儿只班将思播杨元帅军以讨之，旸曰：“易军而将不谙教令，恐不能决胜。若命杨就统其众，彼悦于恩命，必能自效，所谓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帝不从，后竟无功。
八年，升左司员外郎。中书用旸言，损河间余盐五万引以裕民。楮币壅不行，廷议出楮币五百万锭易银实内藏，旸复持不可曰：“富商大贾，尽易其钞于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迁参议枢密院事。时方国珍未附，诏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讨之，一军皆没，而朵儿只班被执，将罪之，旸曰：“将之失利，其罪固当，然所部皆北方步骑，不习水战，是驱之死地耳。宜募海滨之民习水利者擒之。”既而国珍遣人从朵儿只班走京师请降，旸曰：“国珍已败我王师，又拘我王臣，力屈而来，非真降也。必讨之以令四方。”时朝廷方事姑息，卒从其请，后果屡叛，如旸言。迁御史台都事，俄复参议枢密院事，十二月，升枢密院判官。
九年正月，转河西廉访使，未上，改礼部尚书。会开端本堂，皇太子就学，召旸为赞善。未几，迁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仍兼前职。旸言：“师傅当与皇太子东西相向授书，其属亦以次列坐，虚其中座，以待至尊临幸，不然，则师道不立矣。”时众言人人殊，卒从旸议。俄以疾辞，帝遣左司郎中赵琏赐白金文绮，不受。初，旸在上都时，脱脱自甘州还，且入相，中书参议赵期颐、员外郎李稷谒旸私第，致脱脱之命，属草诏，旸辞曰：“丞相将为伊、周事业，入相之诏，当命词臣视草，今属笔于旸，恐累丞相之贤也。”期颐曰：“若帝命为之，奈何？”旸曰：“事理非顺，亦当固辞。”期颐知不可屈，乃已。十年正月，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尚书，十五年，再除刑部尚书，凡三迁，皆以疾辞。十七年，授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使者迫之，旸舆疾至京师，卧于南城不起。时海内多故，旸上三策：一曰振纪纲，二曰选将材，三曰审形势。亹亹数千言，时以为老生常谈，不能
用。十一月，以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致仕，给半俸终身，辞不受。
明年，乞骸骨，侨居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间关避兵。
寻抵大同。及关陕小宁，来居解之夏县。
皇太子出冀宁，强起之，居数月，复还夏县。
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陈祖仁王逊志
陈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国，仕为常州晋陵尹。
祖仁性嗜学，早从师南方，有文名。
至正元年，科举复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乡贡。
明年会试，在前列，及对策大廷，遂魁多士，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
历太庙署令、太常博士，迁翰林待制，出佥山东肃政廉访司事，擢监察御史，复出为山北肃政廉访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学士，升侍讲学士，除参议中书省事。
二十年五月，帝欲修上都宫阙，工役大兴，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艰虞多难之时，孰不欲奋发有为，成不世之功，以光复祖宗之业。
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顺于民心，缓急失宜，举措未当，虽以此道持盈守成，犹或致乱，而况欲拨乱世反之正乎！
夫上都宫阙，创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经兵火，焚毁殆尽，所不忍言，此陛下所为日夜痛心，所宜亟图兴复者也。
然今四海未靖，疮痍未瘳，仓库告虚，财用将竭，乃欲驱疲民以供大役，废其耕耨，而荒其田亩，何异扼其吭而夺之食，以速其毙乎！
陛下追惟祖宗宫阙，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当兴复，乃有大于此者。
假令上都宫阙未复，固无妨于陛下之寝处，使因是而违天道，失人心，或致大业之隳废，则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轻弃之乎！
愿陛下以生养民力为本，以恢复天下为务，信赏必罚，以驱策英雄，亲正人，远邪佞，以图谋治道。
夫如是，则承平之观，不日咸复，讵止上都宫阙而已乎！”疏奏，帝嘉纳之。
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书侍御史。
时宦者资正使朴不花与宣政使橐驩，内恃皇太子，外结丞相搠思监，骄恣不法，监察御史傅公让上章暴其过，忤皇太子意，左迁吐蕃宣慰司经历。
它御史连章论谏，皆外除。
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纠劾橐驩、不花奸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论，台臣审问尤悉，故以上启。
今殿下未赐详察，辄加沮抑，摈斥御史，诘责台臣，使奸臣蠹政之情，不得达于君父，则亦过矣。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台谏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竖之微，而于天下之重、台谏之言，一切不恤，独不念祖宗乎！
且殿下职分，止于监国抚军、问安视膳而已，此外予夺赏罚之权，自在君父。
今方毓德春宫，而使谏臣结舌，凶人肆志，岂惟君父徒拥虚器，而天下苍生，亦将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谕祖仁，以谓“台臣所言虽是，但橐驩等俱无是事，御史纠言不实，已与美除。
昔裕宗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凡军国重事合奏闻者，乃许上闻，非独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复上疏言：“御史所劾，得于田野之间，殿下所询，不出宫墙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缘不见其奸。
昔唐德宗云：‘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使德宗早觉，杞安得相？是杞之奸邪，当时知之，独德宗不知尔。
今此二人，亦皆奸邪，举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独殿下未知耳。
且裕宗既领军国重事，理宜先阅其纲。
若至台谏封章，自是御前开拆，假使必皆经由东宫，君父或有差失，谏臣有言，太子将使之闻奏乎，不使之闻奏乎？
使之闻奏，则伤其父心，不使闻奏，则陷父于恶，殿下将安所处！
如知此说，则今日纠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
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为天下国家乎，为一身官爵乎？
斥者去，来者言，言者无穷，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处？”祖仁疏既再上，即辞职，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辞闲。
于是皇太子以其事闻，朴不花、橐驩乃皆辞退。
而天子令老的沙谕旨祖仁等，祖仁复上书天子曰：“祖宗以天下传之陛下，今乃坏乱不可救药，虽曰天运使然，亦陛下刑赏不明之所致也。
且区区二竖，犹不能除，况于大者！
愿陛下俯从台谏之言，摈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辞退为名，成其奸计，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赏必罚自二人始，则将士孰不效力。
天下可全，而有以还祖宗之旧，若犹优柔不断，则臣宁有饿死于家，誓不与之同朝，牵联及祸，以待后世正人同罪。”书奏，天子大怒，而是时侍御史李国凤亦上疏，言此二人必当斥，于是台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迁，而祖仁出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
时天极寒，衣单甚，以弱女托于其友朱毅，即日就道。
明年七月，孛罗帖木儿入中书为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肃政廉访使，召拜国子祭酒，迁枢密副使，累上疏言军政利害，不报，辞职。
除翰林学士，遂拜中书参知政事。
是时天下乱已甚，而祖仁性刚直，遇事与时宰论议数不合，乃超授其阶荣禄大夫，而仍还翰林为学士，寻迁太常礼仪院使。
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东，而朝廷方疑扩廓帖木儿有不臣之心，专立抚军院，总兵马以备之。
祖仁乃与翰林学士承旨王时、待制黄哻、编修黄肃伏阙上书言：“近者南军侵陷全齐，不逾月而逼畿甸，朝廷虽命丞相也速出师，军马数少，势力孤危，而中原诸军，左牵右掣，调度失宜，京城四面，茫无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
臣愚等以为驭天下之势
当论其轻重强弱，远近先后，不宜胶于一偏，狃于故辙。
前日南军僻在一方，而扩廓帖木儿近在肘腋，势将窃持国柄，故宜先于致讨，则南军远而轻，而扩廓帖木儿近而重也。
今扩廓帖木儿势已穷蹙，而南军突至，势将不利于宗社，故宜先于救难，则扩廓帖木儿弱而轻，南军近而重也。
陛下宽仁涵育，皇太子贤明英断，当此之时，宜审其轻重强弱，改弦更张，而抚军诸官，亦宜以公天下为心，审时制宜。
今扩廓帖木儿党与离散，岂能复振，若止分拨一军逼袭，必就擒获，其余彼中见调一应军马，令其倍道东行，勤王赴难，与也速等声势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谕催督，庶几得宜。
如复胶于前说，动以言者为扩廓帖木儿游说，而钳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变，朝廷亦不得闻，而天下之事去矣。”
书上，不报。
十二月，祖仁又上书皇太子，言：“近日降诏，削河南军马之权，虽所当然，然此项军马，终为南军之所忌。
设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愧沮，将何所施。
今未有所见，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
朝廷苟善用之，岂无所助。
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诚恐诬以受财游说罪名，无所昭雪也。
况闻扩廓帖木儿屡上书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绝于朝廷，以待朝廷之开悟。
当今为朝廷计者，不过战、守、迁三事。
以言乎战，则资其掎角之势；以言乎守，则望其勤王之师；以言乎迁，则假其藩卫之力。
极力勉厉使行，犹恐迟晚，岂可使数万之师，弃置于一方。
当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仓卒之出，则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弃之，此时虽欲碎首杀身，何济于事！
故今不复避忌，惟以宗社存亡为重，奉疏以闻。”
疏上，亦不报。
二十八年秋，大明兵进压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佥太常礼仪院事王逊志等载太庙神主，从皇太子北行。
祖仁等乃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则载主以行，从皇太子，非礼也。”
帝然之，还守太庙以俟命。
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从。
八月二日，京城破，将出健德门，为乱军所害，时年五十五。
祖仁一目眇，貌寝，身短瘠，而语音清亮，议论伟然，负气刚正，似不可犯者。
其学博而精，自天文、地理、律历、兵乘、术数、百家之说，皆通其要。
为文简质，而诗清丽，世多称传之。
王逊志，字文敏，惲之曾孙也。
以荫授侍仪司通事舍人，历隰州判官、大宁县尹，擢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累迁佥汉中、河西、山北三道肃政廉访司事，入为工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拜监察御史。
劾詹事不兰奚、平章宜童皆逆臣子孙，当屏诸遐裔。
除太府少监，出为江西廉访副使，召佥太常礼仪院事。
京城不守，公卿争出降，逊志独家居，衣冠而坐。
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翼来告曰：“新朝宽大，不惟不死，且仍与官，盍出诣官自言状。”
逊志艴然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诱人为不义耶！”
因戒其子曰；“汝谨继吾宗。”
即自投井中死。
成遵
成遵，字谊叔，南阳穰县人也。
幼敏悟，读书日记数千百言。
年十五，丧父。
家贫，勤苦不废学问。
二十能文章。
时郡中先辈无治进士业者，遵欲为，以不合程式为患。
一日，愤然曰：“《四书》、《五经》，吾师也。文无逾于《史》、《汉》、韩、柳。区区科举之作，何难哉。”
会杨惠初登第，来尹穰，遵乃书所作数十篇见之。
惠抚卷大喜，语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
至顺辛未，至京师，受《春秋》业于夏镇，遂入成均为国子生。
时陈旅为助教，喜其文，数以语于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集亟欲见之，旅令以己马俾遵驰诣集。
集方有目疾，见遵来，迫而视之，曰；“适观生文，今见生貌，公辅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见，生当自爱重也。”
元统改元，中进士第，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明年，预修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实录。
后至元四年，升应奉翰林文字。
五年，辟御史台掾。
至正改元，擢太常博士。
明年，转中书检校，寻拜监察御史。
扈从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节嗜欲，以保养圣躬，圣躬安则宗社安矣。
言甚迫切，帝改容称善。
又言台察四事：一曰差遣台臣，越职问事；二曰左迁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尽言，循叙求进；四曰体覆廉访声迹不实，贤否混淆。
帝皆喜纳之，谕台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风纪旧规也。”
特赐上尊旌其忠。
遵又言江浙火灾当赈恤，及劾火鲁忽赤不法十事，皆从之。
复上封事，言时务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节财用，三曰抑奔竞，四曰明激劝。
奏入，帝称善久之，命中书速议以行。
是岁，言事并举劾凡七十余事，皆指讦时弊，执政者恶之。
三年，自刑部员外郎出为陕西行省员外郎，以母病辞归。
五年，丁母忧。
八年，擢佥淮东肃政廉访司事，改礼部郎中，奉使山东、淮北察守令贤否，得循良者九人，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
九人者，赐上尊币帛，仍加显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
九年，改刑部郎中，寻迁御史台都事。
时台臣有嫉赃吏多以父母之忧免者，建论今后官吏，凡被案劾赃私，虽父母死，不许归葬，须竟其狱，庶恶人不获幸免。
遵曰：“恶人固可怒，然与人伦孰重？且国家以孝治天下，宁失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无亲之吏。”
御史大夫是其言。
升户部侍郎。
十年
迁中书右司郎中。
时刑部狱按久而不决者积数百，遵与其僚分阅之，共议其轻重，各当其罪，未几，无遗事。
时有令输粟补官，有匿其奸罪而入粟得七品杂流者，为怨家所告，有司议输粟例，无有过不与之文，遵曰：“卖官鬻爵，已非盛典，况又卖官与奸淫之人，其将何以为治。必夺其敕，还其粟，著为令，乃可。”省臣从之。
除工部尚书。
先是，河决白茅，郓城、济宁皆为巨浸。
或言当筑堤以遏水势，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杀水势，而漕运使贾鲁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廷议莫能决。
乃命遵偕大司农秃鲁行视河，议其疏塞之方以闻。
十一年春，自济宁、曹、濮、汴梁、大名，行数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测岸以究水势之浅深，遍阅史籍，博采舆论，以谓河之故道，不可得复，其议有八。
而丞相脱脱已先入贾鲁之言，及遵与秃鲁至，力陈不可，且曰：“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脱脱怒曰：“汝谓民将反耶！”自辰至酉，辨论终不能入。
明日，执政者谓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责矣，公其毋多言，幸为两可之议。”遵曰：“腕可断，议不可易也。”由是遂出为大都河间等处都转运盐使。
初，汝、汴二郡多富商，运司赖之，是时，汝宁盗起，侵汴境，朝廷调兵往讨，括船运粮，以故舟楫不通，商贩遂绝。遵随事处宜，国课皆集。
十四年，调武昌路总管。
武昌自十二年为沔寇所残毁，民死于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剧盗阻绝，米直翔踊，民心遑遑。
遵言于省臣，假军储钞万锭，募勇敢之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战且行，籴粟于太平、中兴，民赖以全活者众。
会省臣出师，遵摄省事，于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
乃远斥候，塞城门，籍民为兵，得五千余人，设万夫长四，配守四门，所以为防御之备甚至，号令严肃，赏罚明当。
贼船往来江中，终不敢近岸，城赖以安。
十五年，擢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召拜参议中书省事。
时河南之贼，数渡河而北，焚掠郡县，上下视若常事。
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牍诣丞相言曰：“今天下州县，丧乱过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堑黄河为之障，贼兵虽至，不能飞渡，所以剥肤椎髓以供军储而无深怨者，视河南之民，犹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贼北渡河而官军不御，是大河之险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复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摇，国势将如之何！”语未毕，哽咽不能言，宰相已下皆为之挥涕，乃以入奏。
帝诏即遣使罪守河将帅，而守御自是亦颇严。
先是，湖广倪贼，质威顺王之子，而遣人请降，求为湖广行省平章，朝臣欲许者半，遵曰：“平章之职，亚宰相也。承平之时，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今叛逆之贼，挟势要求，轻以与之，如纲纪何！”
或曰：“王子，世皇嫡孙也，不许，是弃之与贼，非亲亲之道也。”遵曰：“项羽执太公，欲烹之以挟高祖，高祖乃以分羹答之，奈何今以王子之故，废天下大计乎！”众皆韪其论。
除治书侍御史，俄复入中书为参知政事。
离省仅六日，丞相每决大议，则曰“姑少缓之”，众莫晓其意，及遵拜执政，喜曰：“大政事今可决矣。”
十七年，升中书左丞，阶资善大夫，分省彰德。
是时，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衔之，欲去之而未有以发，以为遵及参知政事赵中，皆太平党也，遵、中两人去，则太平之党孤。
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风旨，嗾宝坻县尹邓守礼弟邓子初等，诬遵与参政赵中、参议萧庸等六人皆受赃，皇太子命御史台、大宗正府等官杂问之，锻炼使成狱，遵等竟皆杖死，中外冤之。
二十四年，御史台臣辩明遵等皆诬枉，诏复给还其所授宣敕。
曹鉴
曹鉴，字克明，宛平人。
颖悟过人，举止异常儿，既冠，南游，具通《五经》大义。
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讲学士郝彬荐，为镇江淮海书院山长。
十一年，南行台中丞廉恒辟为掾史。
丁内艰，复起，补掾史，除兴文署。
命伴送安南使者，沿途问难倡和，应答如响，使者叹服，以为中国有人。
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
明年，奉旨括释氏白云宗田，稽检有方，不数月而事集，纤毫无扰。
泰定七年，迁湖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
时丞相忽剌歹怙势恣纵，妄为威福，僚属多畏避，鉴遇事徇理辄行，独不为回挠。
湖北廉访司举鉴宜居风纪，不报。
天历元年，调江浙财赋府副总管。
属淮、浙大水，民以灾告，鉴损其赋什六七，势家因而诡免者，鉴核实，谕令首输。
元统二年，升同佥太常礼仪院，鉴习典故，达今古，凡礼乐、度数、名物，罔不周知。
因集议明宗皇后祔庙事，援礼据经，辩析详明，君子多之。
至元元年，以中大夫升礼部尚书，俄感疾而卒，年六十五。
追封谯郡侯，谥文穆。
鉴天性纯孝，亲族贫乏者，周恤恐后。
历官三十余年，僦屋以居。
殁之日，家无余赀，唯蓄书数千卷，皆鉴手较定。
鉴为诗赋，尚《骚》、《雅》，作文法西汉，每篇成，学者争相传诵。
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鉴任湖广员外时，有故掾顾渊伯，以辰砂一包馈鉴，鉴漫尔置箧笥中。
半载后，因欲合药剂，命取视之，乃有黄金三两杂其中，鉴惊叹曰：“渊伯以我为何如人也！”渊伯已殁，鉴呼其子归之。
其廉慎不欺如此。
张翥
张翥，字仲举，晋宁人。
其父为吏，从征江南，调饶州安仁县典史，又为杭州钞库副使。
翥少时，负其才隽，豪放不羁，好蹴鞠，喜音乐，不以家业屑其意，其父以为忧。
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忧，今请易业矣。”
乃谢客，闭门读书，昼夜不暂辍，因受业于李存先生。
存家安仁，江东大儒也，其学传于陆九渊氏，翥从之游，道德性命之说，多所研究。
未几，留杭，又从仇远先生学。
远于诗最高，翥学之，尽得其音律之奥，于是翥遂以诗文知名一时。
已而薄游维扬，居久之，学者及门甚众。
至元末，同郡傅岩起居中书，荐翥隐逸。
至正初，召为国子助教，分教上都生。
寻退居淮东。
会朝廷修辽、金、宋三史，起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史成，历应奉、修撰，迁太常博士，升礼仪院判官，又迁翰林，历直学士、侍讲学士，乃以侍读兼祭酒。
翥勤于诱掖后进，绝去崖岸，不徒以师道自尊，用是学者乐亲炙之。
有以经义请问者，必历举众说，为之折衷，论辩之际，杂以谈笑，无不厌其所得而后已。
尝奉旨诣中书，集议时政，众论蜂起，翥独默然。
丞相搠思监曰：“张先生平日好论事，今一语不出何耶？”
翥对曰：“诸人之议，皆是也。但事势有缓急，施行有先后，在丞相所决耳。”
搠思监善之。
明日，除集贤学士，俄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阶荣禄大夫。
孛罗帖木儿之入京师也，命翥草诏，削夺扩廓帖木儿官爵，且发兵讨之，翥毅然不从。
左右或劝之，翥曰：“吾臂可断，笔不能操也。”
天子知其意不可夺，乃命他学士为之。
孛罗帖木儿虽知之，亦不以为怨也。
及孛罗帖木儿既诛，诏乃以翥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学士承旨致仕，给全俸终其身。
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
翥长于诗，其近体、长短句尤工。
文不如诗，而每以文自负。
常语人曰：“吾于文已化矣，盖吾未尝构思，特任意属笔而已。”
它日，翰林学士沙剌班示以所为文，请易置数字，苦思者移时，终不就。
沙剌班曰：“先生于文，岂犹未化耶，何思之苦也？”
翥因相视大笑。
盖翥平日善谐谑，出谈吐语，辄令人失笑，一座尽倾，入其室，蔼然春风中也。
所为诗文甚多。
无丈夫子。
及死，国遂亡，以故其遗稿不传。
其传者，有律诗、乐府，仅三卷。
翥尝集兵兴以来死节死事之人为书，曰《忠义录》，识者韪之。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元史-列传-卷七十三-译文
张桢
张桢，字约中，汴人。他从小刻苦读书，元统元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彰德路录事，后调任河南行省掾。
张桢最初娶了祁氏为妻，祁氏出身富贵之家，性格骄纵，看到张桢家境贫寒，便对他不敬。结婚不到一个月，祁氏就离开了张桢。祁氏的兄长还向官府告状，诬陷张桢做了不光彩的事，左右司官员听信了祁氏兄长的指控，张桢因此称病不出，案件积压未决。
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得知后大怒，说：“张桢是个刚正不阿的人，岂是你们这些人可以随意议论的！”郎中虎者秃前去道歉，张桢这才重新出仕。
后来范孟发动叛乱，假传圣旨杀害了月鲁帖木儿等人，城中大乱，张桢趁夜用绳索从城墙上逃出，幸免于难。
一年后，张桢被任命为高邮县尹，他上任后，家中没有私下的拜访。
县里有个叫张提领的人，喜欢行侠仗义，但在乡里横行霸道。一天，张提领到县衙有事相托，张桢将他逮捕，查清了他的罪行，乡里受他欺压的人都来告状，张桢于是杖责并流放了他，百姓都感到大快人心。
守城千户狗儿的妻子崔氏，被小妾诬陷，虐待致死，崔氏的鬼魂附在七岁女儿身上，到县衙向张桢诉冤，详细描述了死状，尸体被埋在后院。张桢带领吏卒前往，挖出尸体，逮捕了狗儿和小妾，审讯后，两人都认罪伏法，百姓认为张桢如神明一般。
后来张桢多次升迁，至正八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弹劾太尉阿乞剌的欺君之罪，并上奏说：“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鲁不花都是陛下不共戴天的仇人，伯颜杀害了宗室嘉王、郯王等十二人，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满门，但他们的子孙兄弟仍在朝中任职，应当尽快诛杀或流放。别儿怯不花依附权奸，也应当贬谪远方。如今灾异频发，盗贼四起，海寇敢于威胁朝廷，边将敢于玩忽职守，若不加以整顿，恐怕会有唐末藩镇割据的祸患。”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后来毛贵攻陷山东，张桢上疏陈述十大祸患，其中根本之祸有六条，征讨之祸有四条，详细列举了其弊端：一是轻视大臣，二是削弱权力，三是贪图安逸，四是堵塞言路，五是失去民心，六是滥用刑罚，这就是所谓的六条根本之祸。
关于贪图安逸之祸，张桢写道：“臣见陛下在盛年时继承大统，历经艰难登上皇位，却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宽仁恭俭之心逐渐不如从前。如今天下多事，海内不安，天道失常，民情难测，这正是陛下应当警醒、战战兢兢的时候。陛下应当卧薪尝胆，奋发悔过，思考祖宗创业的艰难，以及今日国家衰亡的容易，从而修德务实，以回应天意，推诚布公，以挽回人心。凡是劳民伤财的工程、声色犬马的享乐、安逸享乐的毒害，都应当痛下决心改正。若有未尽之处，也应当防微杜渐，未雨绸缪，裁减宫女，节省开支，敬畏天命，体恤百姓。而陛下却安于现状，仿佛天下太平无事，这就是所谓的根本之祸。”
至于不慎重调度、不依靠群策、不明确赏罚、不选择将帅，这就是所谓的四条征讨之祸。
关于不明确赏罚之祸，张桢写道：“臣见调兵六年，既没有纪律约束，也没有激励措施，将帅们以败为功，虚报战果，上下互相欺骗，性情各异，但邀功求赏却是一致的。因此有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却从未受到惩戒，所经之处，鸡犬不宁，财物尽失。等到他们阿谀奉承、游说邀功时，反而因所谓的‘克复’而受赏。如今所谓的‘克复之地’，早已成为荒墟，河南地区方圆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每年输送钱粮数百万，如今仅存封丘、延津、登封、偃师三四县而已。两淮以北，黄河以南，一片萧条。有土地、有人民、有财富，才能指望军需不匮乏，粮饷不枯竭。如今寇敌已至的地方，固然不忍言说，未至之处，更是令人寒心，如此情况下还指望军需不匮乏，粮饷不枯竭，除非天上下粮食，地上涌黄金，否则连朝夕存亡都难以保证，更何况以地方有限的财力，去满足将帅们无穷的欲望呢！这简直是自取灭亡，已经非常危险了。陛下事佛求福，供养僧人消灾，以天寿节禁止屠宰，这些都是虚名。如今天下杀人如麻，陛下却泰然不理，还说要以这些求福，福从何而来呢？颍上的寇贼，最初以白莲教结党，用佛法引诱民众，最终以武力抗拒朝廷，他们的势头咄咄逼人，若不加以遏制，恐怕会亡我社稷、毁我国家。堂堂天朝，不思平定叛乱，反而助长祸乱，其祸害之惨烈，毒害之深重，关系之重大，有识之士为之扼腕，有志之士为之痛心，这就是所谓的征讨之祸。”
张桢的奏疏呈上后，皇帝没有采纳，权臣们厌恶他的直言不讳。
至正二十一年，张桢被任命为佥山南道肃政廉访司事，上任后弹劾中书参知政事也先不花、枢密院副使脱脱木儿、治书侍御史奴奴弄权误国的罪行，但皇帝仍未批复。
当时，孛罗帖木儿驻兵大同，察罕帖木儿驻兵洛阳，而毛贵占据山东，威胁京畿，两位将领玩忽职守，只顾争夺晋、冀之地，互相攻伐，胜负未分。朝廷派也先不花、脱脱木儿、奴奴前去调解，但他们受命后却迟迟不行动。
张桢又上奏说：“这些人贪婪懦弱，只顾自保，毫无忧国之心。朝廷希望两家和解，共同讨贼，这是国家大事，应当迅速行动，但他们却迂回退缩，绕道延安以西，行程数千里，迟迟不进，导致两军日夜仇杀，百姓肝脑涂地，这都是这三人造成的，应当立即处死他们，以挽救时局。”但皇帝仍未采纳。
张桢于是慨然叹息道：“天下事已经不可为了。”随即辞官，隐居在河中安邑的山谷间，搭建了一间仅能容身的小茅屋。有人来拜访他，他不再谈论时事，只是对着来人流泪。
至正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儿进犯京城，皇太子出居冀宁，奏请任命张桢为赞善，后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但张桢都未接受。
扩廓帖木儿准备辅佐皇太子讨伐孛罗帖木儿，派使者传达皇太子的旨意，赐给张桢上等酒，并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张桢回信说：“如今燕赵齐鲁之地，黄河内外，长淮南北，都已沦为废墟，关陕地区所剩无几，江左地区时刻觊觎中原，湘汉荆楚川蜀等地，僭越名号，幸灾乐祸，等待我们内乱。阁下是国家的重臣，三代封王，难道不想想廉颇、蔺相如之于赵国，寇恂、贾复之于汉朝吗？京城一旦残破，若有野心家崛起于草莽，借名义尊君父，号召天下，阁下将如何应对？守卫京城的人，能聚不能散；抵御外侮的人，能进不能退，局势混乱，人心涣散，国家大事，怎能不为阁下担忧呢？《志》曰‘不备不虞，不可以为师’，我之所以反复进言，正是为了尽忠。然而进言的大要有三点：一是保君父，二是扶社稷，三是卫生灵。请让我以近似的例子陈述一二：卫出公据国，以至于不认其父；赵有沙丘之变，其臣
成、兑平定叛乱，不能说没有功劳，但后来却不再忠于君主；唐肃宗在流亡中，受到邪恶阴谋的诱惑，最终导致了灵武的篡位。千年之后，即使有无数智谋和辩才，也无法为他洗清罪名。唉！这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但我听说，天意要废黜一个人不会突然发生，突然得志的人，放纵自己的宠乐，使人忘记觉悟之心，这不是安定之道，而是加深其罪恶并降下惩罚。天意满足其欲望，百姓厌恶其奢侈，鬼神也不会保佑他。这样的人能长久吗？阁下应当仔细思考，谋划周全，才是明智之举。听取众人的意见，急则变化莫测，缓则矛盾必然爆发，通过往来使者，了解上下情况，掌握实情，才能制定正确的策略。孔子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如今朝廷高高在上如同寄居，地方官员也如同寄居，百姓的忧虑，国家的忧虑，难道不应该深思熟虑吗？”扩廓帖木儿深以为然，因此事情得以成功。三年后，他去世了。
归旸
归旸，字彦温，汴梁人。他出生时，母亲杨氏梦见太阳从东山上升起，有轻云遮蔽，因此取名为旸。他虽然没有师承，但聪明过人。至顺元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颍州同知，铲除奸恶，打击强权，人们不敢因为他年轻而轻视他。山东盐司派奏差到颍州，仗势违法，归旸将其逮捕下狱。当时州县对盐司非常恭敬，颐指气使，归旸却毫不屈服。后来他被调任大都路儒学提举，但未上任。
至元五年十一月，杞县人范孟谋反，假传圣旨，到河南省中，杀害了平章月鲁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总管撒里麻，召集官员和离职者，任命他们，以段辅为左丞，命令归旸守卫黄河口。归旸坚决不从，贼人愤怒，将他关入狱中，众人不知如何是好，归旸却毫无惧色。不久贼人失败，参与叛乱的人都获罪，唯独归旸免于处罚。同乡吴炳曾被征召为翰林待制，但未就任。贼人让吴炳掌管卯酉历，吴炳不敢推辞。当时人们说：“归旸出角，吴炳无光。”归旸因此名声大振。第二年，他被任命为国子博士，拜为监察御史。入朝谢恩时，台臣奏道：“这就是河南抗贼的人。”皇帝说：“好事你应该多做。”赐给他上等美酒。不久他辞官回乡，在汴梁奉养父母，父母去世后，他长期在家闲居。
至正五年，归旸被任命为河南廉访司佥事，巡视西京，依法惩治赵王府贪暴的官员，赵王三次派人请求，归旸不为所动。宣宁县有杀人案，牵连数十人，归旸一次审讯便查明真相，全部释放。沁州民郭仲玉被人杀害，官府认定蒲察山儿是凶手，归旸查明其冤情，追踪到真正的凶手，山儿得以免死。六年，归旸调任淮东廉访司佥事，改任宣文阁监书博士，兼任经筵译文官。
七年，归旸升任右司都事。顺江酋长乐孙请求归附，请求设立宣抚司，并设置十三处郡县，归旸说：“古人有言：鞭虽长，不及马腹。如果设立郡县，有事不救，则辜负了归附的诚意，救之，则耗费中国之力去处理外夷事务，这是获得虚名而承受实祸。”他与左丞吕思诚激烈辩论。丞相太平笑道：“归都事如此耿直，何必如此对抗呢！但你的策略究竟如何？”归旸说：“酋长可以授予宣抚，不必要求贡赋，使者赐予金帛，遣返即可。”最终采纳了归旸的建议。京师寒冷，有乞丐在丞相马前诉苦，丞相索要皮服给他，并核查官府所藏皮服数量，全部发给贫民。归旸说：“宰相应以广济天下为心，皮服能有多少，怎能全部发放！不如记录饥寒者，稍加赈济。”丞相醒悟而停止。云南死可伐叛乱，皇帝命元帅述律遵道前去劝降；不久，又命平章政事亦都浑率兵讨伐，久而无功。二人上疏争论，中书欲治述律的罪，归旸说：“事情未明，却专罪一人，岂是法律的本意？况且一劝一讨，他们该如何适从？这也不是使者的过错。”湖广行省左丞沙班去世，其子沙的为中书掾，请求奔丧，丞相因沙的有兄弟，不许，归旸说：“孝是人之常情，因他有兄弟而阻止其请求，这不是以孝治天下的做法。”最终同意。广海猺贼入侵，皇帝命朵儿只班率思播杨元帅军讨伐，归旸说：“换将而不熟悉军令，恐难取胜。若命杨元帅统率其众，他感激恩命，必能尽力，这是以夷狄攻夷狄，中国的利益。”皇帝不听，最终无功。
八年，归旸升任左司员外郎。中书采纳归旸的建议，削减河间余盐五万引以利民。楮币流通不畅，朝廷商议出楮币五百万锭兑换银两充实内藏，归旸再次反对说：“富商大贾将钞全部兑换到私家，小民有何利益！”六月，归旸调任参议枢密院事。当时方国珍未归附，皇帝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讨伐，全军覆没，朵儿只班被俘，朝廷欲治其罪，归旸说：“将领失利，罪责固然，但所部皆为北方步骑，不习水战，这是驱使他们赴死。应招募海滨熟悉水战的百姓擒拿方国珍。”不久方国珍派人随朵儿只班到京师请降，归旸说：“方国珍已击败我王师，又拘禁我王臣，力屈而来，并非真心投降。必须讨伐以震慑四方。”当时朝廷主张姑息，最终同意其请求，后来方国珍屡次叛乱，正如归旸所言。归旸调任御史台都事，不久又任参议枢密院事，十二月，升任枢密院判官。
九年正月，归旸调任河西廉访使，未上任，改任礼部尚书。适逢开端本堂，皇太子就学，召归旸为赞善。不久，升任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仍兼任前职。归旸说：“师傅应与皇太子东西相向授书，其属官也应依次列坐，中间座位空出，以待皇帝驾临，否则师道不立。”当时众人意见不一，最终采纳归旸的建议。不久归旸因病辞官，皇帝派左司郎中赵琏赐予白金文绮，归旸不接受。当初，归旸在上都时，脱脱从甘州返回，即将入相，中书参议赵期颐、员外郎李稷拜访归旸私宅，传达脱脱的命令，让他起草诏书，归旸推辞说：“丞相将行伊尹、周公的事业，入相诏书应由词臣起草，如今让我执笔，恐怕会连累丞相的贤名。”赵期颐说：“若是皇帝命令，怎么办？”归旸说：“事理不顺，也应坚决推辞。”赵期颐知不可勉强，作罢。十年正月，归旸调任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十二年，任刑部尚书，十五年，再任刑部尚书，三次升迁，皆因病辞官。十七年，授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使者催促，归旸带病到京师，卧于南城不起。当时天下多事，归旸上三策：一是整顿纲纪，二是选拔将才，三是审时度势。洋洋数千言，时人以为老生常谈，未能采纳。
十一月，以集贤学士、资德大夫的身份退休，朝廷给予半俸终身，但他辞谢不受。
第二年，他请求退休，迁居弘州，后又迁居蔚州，再迁居宣德，都是为了躲避战乱。
不久，他抵达大同。等到关陕地区稍微安定，他又迁居到解州的夏县。
皇太子从冀宁出发，强行起用他，他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又回到夏县。
二十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陈祖仁王逊志
陈祖仁，字子山，是汴梁人。他的父亲安国，曾任常州晋陵尹。
陈祖仁天性热爱学习，早年跟随南方的老师学习，有文名。
至正元年，科举恢复，陈祖仁以《春秋》中河南乡贡。
第二年参加会试，名列前茅，并在殿试中表现出色，成为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
历任太庙署令、太常博士，迁翰林待制，出任山东肃政廉访司佥事，升监察御史，再出任山北肃政廉访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学士，升侍讲学士，除参议中书省事。
二十年五月，皇帝想修建上都的宫阙，工程浩大，陈祖仁上疏，大致说：“自古以来，君主在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谁不想奋发有为，成就非凡的功业，以光复祖宗的基业。
如果上不顺应天道，下不顺从民心，缓急失当，举措不当，即使以此道持盈守成，尚且可能导致混乱，更何况想要拨乱反正呢！
上都的宫阙，是先帝所建，经过历代修缮，自从经历战火，几乎被焚毁殆尽，这是陛下日夜痛心的事情，应当尽快图谋复兴。
然而现在天下尚未安定，创伤未愈，仓库空虚，财用将尽，却要驱使疲惫的百姓去从事大工程，荒废他们的耕作，这与扼住他们的喉咙夺走他们的食物，加速他们的死亡有什么区别！
陛下追念祖宗的宫阙，念念不忘，却不思考今天应当复兴的，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
假使上都的宫阙未复，固然不妨碍陛下的寝处，但如果因此违背天道，失去民心，导致大业的隳废，那么天下也是祖宗的天下，百姓也是祖宗的百姓，陛下又怎能忍心轻易放弃呢！
愿陛下以生养民力为本，以恢复天下为务，信赏必罚，以驱策英雄，亲近正直之人，远离奸佞之人，以图谋治道。
如果这样，那么太平的景象，不久就会恢复，岂止是上都的宫阙而已！”疏奏上，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书侍御史。
当时宦官资正使朴不花与宣政使橐驩，内恃皇太子，外结丞相搠思监，骄恣不法，监察御史傅公让上章揭露他们的过错，触怒了皇太子，被贬为吐蕃宣慰司经历。
其他御史也接连上章谏言，都被外放。
陈祖仁上疏皇太子说：“御史弹劾橐驩、不花奸邪等事，这不是御史的私言，而是天下的公论，台臣审问得尤其详细，所以才上奏。
现在殿下没有详细考察，就加以阻挠，排斥御史，责问台臣，使奸臣蠹政的情况，不能上达于君父，这也是过错了。
天下是祖宗的天下，台谏是祖宗所建立的，以两个小人的微末，而对天下的重事、台谏的言论，一切不顾，难道不念及祖宗吗！
况且殿下的职责，只是监国抚军、问安视膳而已，除此之外的赏罚之权，自然在君父手中。
现在殿下正在春宫培养德行，却让谏臣闭口，凶人肆志，岂止是君父徒拥虚器，天下百姓又将何望！”疏上，皇太子大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谕告陈祖仁，说“台臣所言虽然是对的，但橐驩等人都没有这些事，御史弹劾不实，已经给予美职。
昔日裕宗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凡军国重事合奏闻者，才许上奏，并非只有我今日如此。”陈祖仁于是再次上疏说：“御史所弹劾的，得自田野之间，殿下所询问的，不出宫墙之外，所以保全这两个人，只是因为不见其奸。
昔日唐德宗说：‘人们都说卢杞奸邪，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如果德宗早觉，卢杞怎能做宰相？是卢杞的奸邪，当时人都知道，只有德宗不知道。
现在这两个人，也都是奸邪，举朝皆知，在野皆知，天下皆知，只有殿下不知道。
况且裕宗既然领军国重事，理应先阅其纲。
至于台谏的封章，自然是御前开拆，假使必须都经由东宫，君父或有差失，谏臣有言，太子将使之闻奏呢，还是不使之闻奏呢？
使之闻奏，则伤其父心，不使闻奏，则陷父于恶，殿下将如何自处！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今日弹劾的奏章，不应阻挠，御史不应斥退。
斥退其人而给予美职，不知御史所言，是为天下国家呢，还是为一身官爵呢？
斥退的人走了，新来的人还会说，言者无穷，而美职有限，殿下又将如何自处？”陈祖仁的疏奏再次上呈后，便辞职，而御史下至吏卒也都辞职闲居。
于是皇太子将此事上奏，朴不花、橐驩于是都辞退。
而天子令老的沙谕旨陈祖仁等人，陈祖仁再次上书天子说：“祖宗将天下传给陛下，现在却坏乱不可救药，虽说是天运使然，也是陛下刑赏不明所致。
况且区区两个小人，尚且不能除去，更何况更大的事情！
愿陛下听从台谏之言，摈斥这两个人，不让他们以辞退为名，成就他们的奸计，使天下都知道陛下信赏必罚从这两个人开始，那么将士们谁不效力。
天下可以保全，而有以恢复祖宗的旧业，如果还是优柔不断，那么臣宁愿饿死在家，誓不与他们同朝，牵联及祸，以待后世正人同罪。”书奏上，天子大怒，而当时侍御史李国凤也上疏，说这两个人必须斥退，于是台臣自老的沙以下都被贬，而陈祖仁出任甘肃行省参知政事。
当时天气极寒，他衣服单薄，将幼女托付给朋友朱毅，当天就上路了。
第二年七月，孛罗帖木儿入中书为丞相，任命陈祖仁为山北道肃政廉访使，召拜国子祭酒，迁枢密副使，多次上疏言军政利害，未得答复，辞职。
任命为翰林学士，遂拜中书参知政事。
当时天下已经大乱，而陈祖仁性格刚直，遇事与时宰论议多次不合，于是超授其阶荣禄大夫，而仍回翰林为学士，不久迁太常礼仪院使。
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东，而朝廷怀疑扩廓帖木儿有不臣之心，专门设立抚军院，总兵马以备之。
陈祖仁与翰林学士承旨王时、待制黄哻、编修黄肃伏阙上书说：“近来南军侵陷全齐，不到一个月就逼近京畿，朝廷虽命丞相也速出师，但军马数量少，势力孤危，而中原诸军，左牵右掣，调度失宜，京城四面，茫无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
臣愚等以为驾驭天下的形势
应当权衡事情的轻重缓急、强弱远近，不应固执于某一偏见，拘泥于旧有的做法。
之前南军偏居一方，而扩廓帖木儿近在咫尺，势将掌控国家大权，因此应当优先讨伐他，因为南军距离远且力量较弱，而扩廓帖木儿近在眼前且势力强大。
如今扩廓帖木儿势力已经衰弱，而南军突然到来，势将对国家不利，因此应当优先救援，因为扩廓帖木儿力量较弱且影响较小，而南军近在眼前且势力强大。
陛下宽厚仁慈，皇太子贤明果断，此时应当审时度势，权衡轻重，改变策略，而抚军诸官也应当以天下为公，根据时势采取适当的措施。
如今扩廓帖木儿的党羽已经离散，难以再振作，如果只派一支军队追击，必定能将其擒获，其余调动的军队应加速东进，勤王救难，与也速等人相互支援，同时派遣重臣分道宣谕督促，这样才合适。
如果再次固执于之前的说法，动辄认为进言者为扩廓帖木儿游说，从而压制天下人的言论，不幸突然发生意外变故，朝廷也无法得知，天下大事将不可挽回。”
上书后，没有得到回复。
十二月，祖仁又上书皇太子，说：“近日降诏，削去河南军马的权力，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些军马终究是南军所忌惮的。
如果他们有叛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对待他们，他们的内心会感到羞愧，无法施展阴谋。
如今尚未看到他们的行动，就匆忙给他们加上这样的罪名，如果他们甘心接受这个罪名，其危害将不可言喻。
朝廷如果善于利用他们，岂会没有帮助。
然而人们都知道这一点却不敢进言，实在是担心被诬陷为受财游说的罪名，无法昭雪。
况且听说扩廓帖木儿多次上书，表明他的心意，说明他并未与朝廷断绝关系，等待朝廷的醒悟。
如今为朝廷考虑，不过战、守、迁三件事。
就战而言，可以借助他们的掎角之势；就守而言，可以指望他们的勤王之师；就迁而言，可以借助他们的藩卫之力。
极力勉励他们行动，尚且担心迟晚，岂能让数万军队弃置于一方。
在这危急时刻，国家的存亡仅在旦夕之间，不幸一旦发生像唐玄宗仓促出逃的情况，那就是将祖宗百年的基业，朝廷拱手相让，此时即使想碎首杀身，又有何用！
因此现在不再避忌，只以国家的存亡为重，奉上奏疏以闻。”
奏疏上呈后，依然没有得到回复。
二十八年秋，大明军队逼近京城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佥太常礼仪院事王逊志等人载太庙神主，随皇太子北行。
祖仁等人上奏说：“天子有大事出行，才载神主随行，随皇太子出行，不合礼制。”
皇帝同意，让他们留守太庙等待命令。
不久，皇帝北奔，祖仁留守神主，未能随行。
八月二日，京城被攻破，祖仁准备出健德门时，被乱军所害，时年五十五岁。
祖仁一只眼睛失明，相貌丑陋，身材矮小瘦弱，但声音清亮，议论宏伟，性格刚正，似乎不可侵犯。
他学识广博而精深，天文、地理、律历、兵乘、术数、百家之说，皆通晓其要义。
他的文章简洁质朴，诗歌清丽，世人多传颂。
王逊志，字文敏，是惲的曾孙。
因荫授侍仪司通事舍人，历任隰州判官、大宁县尹，擢升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累迁佥汉中、河西、山北三道肃政廉访司事，入朝为工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拜监察御史。
弹劾詹事不兰奚、平章宜童，认为他们都是逆臣子孙，应当流放到边远地区。
除太府少监，出任江西廉访副使，召为佥太常礼仪院事。
京城失守，公卿争相出降，逊志独自在家，衣冠整齐地坐着。
他的朋友中政院判官王翼来告诉他说：“新朝宽大，不仅不会处死你，还会继续给你官职，何不出面自陈情况。”
逊志愤怒地斥责他说：“你既然自己不忠，还想引诱别人不义吗！”
于是告诫他的儿子说：“你要谨慎继承我的宗族。”
随即投井自尽。
成遵
成遵，字谊叔，南阳穰县人。
自幼聪慧，读书日诵数千百言。
十五岁时，父亲去世。
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刻苦，不废学问。
二十岁便能写文章。
当时郡中前辈无人从事进士业，成遵想考进士，却担心不合科举程式。
一天，他愤然说道：“《四书》、《五经》是我的老师。文章没有超过《史记》、《汉书》、韩愈、柳宗元的。区区科举之作，有何难哉。”
恰逢杨惠刚考中进士，来穰县任职，成遵便将自己写的数十篇文章拿给他看。
杨惠阅后大喜，对他说：“凭这些文章考取科举，易如反掌。”
至顺辛未年，成遵到京师，师从夏镇学习《春秋》，随后进入成均馆为国子生。
当时陈旅为助教，欣赏他的文章，多次向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推荐，虞集急切想见他，陈旅便让成遵骑自己的马去见虞集。
虞集当时患有眼疾，见成遵到来，凑近仔细看他，说：“刚才看了你的文章，现在见到你的相貌，真是公辅之才。我老了，恐怕来不及见到你功成名就，你要自爱自重。”
元统改元，成遵考中进士，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第二年，参与编修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实录。
后至元四年，升任应奉翰林文字。
五年，辟为御史台掾。
至正改元，擢升为太常博士。
第二年，转任中书检校，随即拜监察御史。
随从皇帝到上京，上封事，建议皇帝应谨慎起居，节制嗜欲，以保养身体，皇帝身体安康则国家安定。
言辞恳切，皇帝听后改容称善。
他又提出台察四事：一是差遣台臣越职问事；二是左迁御史，堵塞言路；三是御史不思尽言，循例求进；四是体察廉访声迹不实，贤否混淆。
皇帝皆欣然采纳，并谕示台臣说：“成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风纪旧规。”
特赐上尊以表彰他的忠诚。
成遵又建议江浙火灾应赈恤，并弹劾火鲁忽赤不法十事，皆被采纳。
他再次上封事，提出时务四事：一是效法祖宗；二是节约财用；三是抑制奔竞；四是明确激劝。
奏疏上呈后，皇帝称赞良久，命中书速议施行。
这一年，成遵进言并弹劾共七十余事，皆直指时弊，执政者对他颇为厌恶。
三年，自刑部员外郎出任陕西行省员外郎，因母病辞归。
五年，丁母忧。
八年，擢升为佥淮东肃政廉访司事，改任礼部郎中，奉命出使山东、淮北，考察守令贤否，发现循良者九人，贪懦者二十一人，上奏朝廷。
九人赐上尊币帛，并加显擢；二十一人全部罢黜。
九年，改任刑部郎中，随即迁御史台都事。
当时台臣中有嫉恨赃吏多以父母之忧免罪者，建议今后官吏凡被弹劾赃私，即使父母去世，也不许归葬，必须完成案件审理，以免恶人侥幸逃脱。
成遵说：“恶人固然可恨，但与人伦相比，孰轻孰重？况且国家以孝治天下，宁可放过千百罪人，也不可使天下有无亲之吏。”
御史大夫赞同他的观点。
升任户部侍郎。
十年
升任中书右司郎中。
当时刑部积压了数百件久拖不决的案件，遵与同僚们分工审阅，共同讨论案件的轻重，使每件案件都得到公正处理，不久，所有案件都处理完毕。
当时有命令要求通过缴纳粮食来补官，有人隐瞒自己的罪行，通过缴纳粮食获得了七品官职，结果被仇家告发，有关部门讨论缴纳粮食的规定，认为没有明文规定禁止有过错的人补官，遵说：“卖官鬻爵，已经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还把官职卖给奸淫之人，这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必须剥夺他的官职，退还他缴纳的粮食，并制定法令，才能杜绝这种现象。”省臣采纳了他的建议。
被任命为工部尚书。
此前，黄河在白茅决堤，郓城、济宁等地都被洪水淹没。
有人建议修筑堤坝来遏制水势，有人建议必须疏通南河故道来减缓水势，而漕运使贾鲁说：“必须疏通南河，堵塞北河，使黄河恢复故道。这样工程不会太大，灾害也能得到控制。”朝廷讨论后无法决定。
于是命令遵与大司农秃鲁一起巡视黄河，讨论疏通和堵塞的方案并上报。
十一年春天，从济宁、曹、濮、汴梁、大名等地，行程数千里，挖井测量地形的高低，测量河岸以研究水势的深浅，广泛查阅史籍，广泛听取舆论，认为黄河的故道已经无法恢复，提出了八条建议。
然而丞相脱脱已经先入为主地接受了贾鲁的建议，等到遵与秃鲁到来后，他们极力反对，并且说：“济宁、曹、郓等地连年饥荒，民不聊生，如果在这里聚集二十万人，恐怕未来的忧患会比黄河决堤更严重。”脱脱怒道：“你是说百姓会造反吗？”从早上到晚上，辩论始终无法说服脱脱。
第二天，执政者对遵说：“修河的工程，丞相已经决定了，而且有人负责了，您不要再多说了，最好提出一个两可的建议。”遵说：“手腕可以断，但我的意见不能改变。”于是被调任为大都河间等处都转运盐使。
起初，汝、汴两郡有很多富商，运司依赖他们，当时汝宁盗贼兴起，侵扰汴境，朝廷调兵讨伐，征用船只运粮，导致水路不通，商贩断绝。遵根据情况灵活处理，国家的税收任务都完成了。
十四年，调任武昌路总管。
武昌自十二年被沔寇摧毁，百姓死于战乱和瘟疫的占十分之六七，而长江上下，盗贼横行，米价飞涨，民心惶惶。
遵向省臣建议，借调军储钞万锭，招募勇敢的士兵，装备战船，截击盗贼，一边战斗一边行进，从太平、中兴等地购买粮食，百姓因此得以活命的人很多。
恰逢省臣出兵，遵代理省事，于是省中和府中，只有遵一人。
于是派出侦察兵，关闭城门，征召百姓为兵，得到五千多人，设立四个万夫长，分别守卫四个城门，防御措施非常严密，号令严肃，赏罚分明。
盗贼的船只在江中往来，始终不敢靠近岸边，城池因此得以安定。
十五年，升任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被召入中书省任参议中书省事。
当时河南的盗贼多次渡河北上，焚烧掠夺郡县，朝廷上下对此视若平常。
遵率领左右司的僚属，拿着文件到丞相面前说：“如今天下的州县，已经有一半陷入混乱，河北的百姓之所以还能稍微安定，是因为有天堑黄河作为屏障，盗贼虽然来了，但不能飞渡，所以百姓即使被剥削得皮包骨头，供应军需也没有深仇大恨，因为他们还能保住家园。如今盗贼北渡黄河而官军不抵抗，这意味着黄河的险要已经无法守住，河北的百姓还能依靠什么呢？河北的民心一旦动摇，国家的局势将会如何！”话未说完，遵已经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宰相以下的人都为之流泪，于是将此事上奏。
皇帝下诏立即派遣使者责罚守河的将帅，从此守御也变得更加严格。
此前，湖广的倪贼挟持了威顺王的儿子，派人请求投降，要求担任湖广行省平章，朝臣中有一半人想答应，遵说：“平章的职位，仅次于宰相。在太平时期，即使是德高望重的汉人，也不会轻易授予，如今叛逆的盗贼挟持人质要求官职，轻易答应他们，国家的纲纪何在！”
有人说：“王子是世皇的嫡孙，如果不答应，就是把他抛弃给盗贼，这不是亲亲之道。”遵说：“项羽抓住太公，想煮了他来要挟高祖，高祖却以分羹来回应，怎么能因为王子的缘故，而废弃天下的大计呢！”众人都赞同他的观点。
被任命为治书侍御史，不久又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
离开中书省仅六天，丞相每次决定大事时，总是说“暂且缓一缓”，众人不明白他的意思，等到遵被任命为执政后，丞相高兴地说：“现在可以决定大事了。”
十七年，升任中书左丞，官阶为资善大夫，分管彰德省。
当时，太平担任宰相，因事得罪了皇太子，皇太子对他怀恨在心，想要除掉他但没有机会，认为遵和参知政事赵中都是太平的党羽，如果遵和赵中被除掉，太平的党羽就会孤立。
十九年，有人迎合皇太子的意思，唆使宝坻县尹邓守礼的弟弟邓子初等人，诬告遵与参政赵中、参议萧庸等六人受贿，皇太子命令御史台、大宗正府等官员联合审讯，严刑逼供，最终遵等人都被杖打致死，朝廷内外都为他们感到冤枉。
二十四年，御史台的官员辩明遵等人都是被冤枉的，皇帝下诏恢复他们的官职和封号。
曹鉴
曹鉴，字克明，宛平人。
聪明过人，举止不同于常人，成年后南游，精通《五经》的大义。
大德五年，因翰林侍讲学士郝彬的推荐，担任镇江淮海书院山长。
十一年，南行台中丞廉恒征召他为掾史。
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后重新起用，补任掾史，担任兴文署。
奉命陪同安南使者，沿途应对如流，使者叹服，认为中国有人才。
至治二年，被任命为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
第二年，奉旨清查释氏白云宗的田地，稽查有方，不到几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丝毫没有扰民。
泰定七年，调任湖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
当时丞相忽剌歹仗势横行，妄作威福，僚属大多畏惧躲避，鉴遇事依理而行，从不屈服。
湖北廉访司推荐鉴适合担任风纪官，但没有得到回复。
天历元年，调任江浙财赋府副总管。
当时淮、浙地区发生大水灾，百姓报告灾情，鉴减免了六七成的赋税，有权势的人家趁机逃避赋税，鉴核实后，命令他们如实缴纳。
元统二年，升任同佥太常礼仪院，鉴熟悉典故，通晓古今，凡是礼乐、度数、名物，无不精通。
因参与讨论明宗皇后祔庙的事宜，援引礼经，辨析详细，君子们都称赞他。
至元元年，以中大夫的身份升任礼部尚书，不久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追封为谯郡侯，谥号文穆。
鉴天性纯孝，亲族中有贫困的，他总是尽力周济。
担任官职三十多年，一直租房居住。
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只有数千卷藏书，都是他亲手校订的。
鉴的诗赋崇尚《离骚》、《诗经》，文章效法西汉，每篇文章完成后，学者们都争相传诵。
有若干卷文集，藏在家中。
鉴在湖广任员外郎时，有故掾顾渊伯送给他一包辰砂，鉴随意放在箱子里。
半年后，因要配药，命人取来查看，发现里面夹杂着三两黄金，鉴惊叹道：“渊伯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渊伯已经去世，鉴叫来他的儿子归还了黄金。
他廉洁谨慎，不欺瞒他人，由此可见一斑。
张翥
张翥，字仲举，晋宁人。
他的父亲是官吏，曾随军征讨江南，调任饶州安仁县典史，后又担任杭州钞库副使。
张翥年轻时，自负才华出众，性格豪放不羁，喜欢踢球和音乐，不把家业放在心上，他的父亲为此感到担忧。
张翥有一天突然改变态度说：“父亲不必担忧，我现在决定改变职业了。”
于是他辞别客人，闭门读书，日夜不停，拜李存先生为师。
李存家住安仁，是江东的大儒，他的学问传承自陆九渊，张翥跟随他学习，对道德性命之说多有研究。
不久，张翥留在杭州，又跟随仇远先生学习。
仇远在诗歌方面造诣最高，张翥向他学习，完全掌握了音律的奥秘，因此张翥以诗文在当时闻名。
后来他游历维扬，居住很久，前来求学的学生很多。
至元末年，同郡的傅岩在中书省任职，推荐张翥为隐逸之士。
至正初年，张翥被召为国子助教，负责教导上都的学生。
不久后他退居淮东。
当时朝廷正在编修辽、金、宋三史，张翥被起用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史书完成后，他历任应奉、修撰，升任太常博士，后又升任礼仪院判官，再迁翰林，历任直学士、侍讲学士，最终以侍读兼祭酒的身份退休。
张翥勤于引导后进，平易近人，不以师道自居，因此学生们都喜欢亲近他。
有人向他请教经义，他一定会列举各家学说，进行折衷，讨论辩论时，常常夹杂着谈笑，直到对方满意为止。
有一次他奉旨到中书省，参与讨论时政，众人议论纷纷，张翥却默不作声。
丞相搠思监说：“张先生平时喜欢议论，今天为何一言不发？”
张翥回答说：“大家的议论都是对的。但事情有轻重缓急，实施有先后顺序，这需要丞相来决定。”
搠思监对此表示赞赏。
第二天，张翥被任命为集贤学士，不久后以翰林学士承旨的身份退休，官阶为荣禄大夫。
孛罗帖木儿进入京师时，命令张翥起草诏书，削夺扩廓帖木儿的官爵，并发兵讨伐他，张翥坚决不从。
身边的人劝他，张翥说：“我的手臂可以断，但笔不能动。”
皇帝知道他的意志不可动摇，于是命令其他学士起草诏书。
孛罗帖木儿虽然知道此事，但也没有怨恨他。
等到孛罗帖木儿被诛杀后，皇帝下诏任命张翥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的身份退休，终身享受全俸。
二十八年三月，张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张翥擅长写诗，尤其是近体诗和长短句。
他的文章不如诗，但他常常以文章自负。
他常对人说：“我在文章方面已经达到了化境，因为我从不构思，只是随意下笔而已。”
有一天，翰林学士沙剌班给他看自己写的文章，请他修改几个字，沙剌班苦思良久，最终没有改好。
沙剌班说：“先生在文章方面难道还没有达到化境吗？为何思考得如此辛苦？”
张翥听后与他相视大笑。
张翥平时善于幽默，说话常常让人发笑，整个房间的人都为之倾倒，进入他的房间，仿佛置身于春风中。
他写的诗文很多。
他没有儿子。
他去世后，国家也随之灭亡，因此他的遗稿没有流传下来。
流传下来的作品有律诗和乐府，仅有三卷。
张翥曾编撰了一本记录自战争以来为国捐躯的人的书，名为《忠义录》，有识之士对此表示赞赏。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元史-列传-卷七十三-注解
张桢：元代官员，字约中，汴人，元统元年进士，历任彰德路录事、河南行省掾、高邮县尹、中政院判官、监察御史等职，以刚直不阿、廉洁奉公著称。
元统元年：元朝年号，指1333年，元顺帝即位的第一年。
彰德路录事：元代官职，负责地方行政事务的记录和管理。
河南行省掾：元代官职，行省是元代地方行政机构，掾是行省中的属官，负责协助处理政务。
合卺：古代婚礼中的一种仪式，新婚夫妇共饮一杯酒，象征婚姻的缔结。
平章政事：元代高级官职，相当于宰相，负责国家政务。
月鲁帖木儿：元代官员，曾任平章政事，因范孟之乱被杀。
范孟：元代叛乱者，曾矫杀月鲁帖木儿等人，导致城中大乱。
高邮县尹：元代官职，县尹是县级行政长官，负责一县的政务。
中政院判官：元代官职，中政院是元代中央机构，判官负责审理案件和处理政务。
监察御史：古代官职，负责监察百官，弹劾不法行为，属于御史台的重要官员。
太尉阿乞剌：元代官员，曾任太尉，因欺罔之罪被张桢弹劾。
伯颜：元代权臣，曾杀害宗室嘉王、郯王等人，被视为元顺帝的仇敌。
别儿怯不花：元代官员，因阿附权奸被张桢建议远贬。
毛贵：元代叛乱者，曾占据山东，威胁京畿。
孛罗帖木儿：元代权臣，曾掌握朝政大权。
察罕帖木儿：元代将领，曾驻兵洛阳，与孛罗帖木儿争权。
扩廓帖木儿：元代将领，曾与孛罗帖木儿争权。
成、兑平之：指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平定了一些动乱。
不君其君：指不尊重君主，违背君臣之道。
唐肃宗：唐朝皇帝，名李亨，安史之乱期间即位。
灵武之纂：指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篡夺了其父唐玄宗的皇位。
天之所废不骤也：指天意不会突然废弃一个人或事物。
厚其毒而降之罚也：指天意会让作恶者积累更多的罪恶，然后给予严厉的惩罚。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提出的社会伦理观念，强调君臣、父子之间的责任和义务。
归旸：元朝官员，字彦温，汴梁人，以正直和才干著称。
至顺元年：元朝年号，公元1330年。
同知颍州事：元朝官职，负责颍州的行政事务。
至元五年：元朝年号，公元1339年。
范孟谋不轨：指范孟谋策划叛乱。
平章月鲁帖木儿：元朝官员，平章是元朝的高级官职。
左丞劫烈：元朝官员，左丞是元朝的高级官职。
廉访使完者不花：元朝官员，廉访使负责监察地方官员。
总管撒里麻：元朝官员，总管负责地方行政事务。
段辅：元朝官员，曾任左丞。
黄河口：黄河入海口，地理位置重要。
吴炳：元朝官员，曾任翰林待制。
归旸出角，吴炳无光：当时人们对归旸和吴炳的评价，归旸因其正直和才干而名声显赫，吴炳则因屈服于叛贼而失去光彩。
国子博士：元朝官职，负责国子监的教学事务。
佥河南廉访司事：元朝官职，负责河南地区的监察事务。
赵王府：元朝赵王的府邸，赵王是元朝的宗室。
宣宁县：元朝地名，今属山西省。
沁州：元朝地名，今属山西省。
蒲察山儿：元朝人名，被误认为杀人犯。
佥淮东廉访司事：元朝官职，负责淮东地区的监察事务。
宣文阁监书博士：元朝官职，负责宣文阁的图书管理。
经筵译文官：元朝官职，负责经筵讲学和翻译事务。
右司都事：元朝官职，负责右司的行政事务。
顺江酋长乐孙：元朝时期的少数民族首领。
宣抚司：元朝官职，负责安抚边疆少数民族。
左丞吕思诚：元朝官员，曾任左丞。
丞相太平：元朝丞相，名太平。
云南死可伐叛：指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
元帅述律遵道：元朝将领，曾任元帅。
平章政事亦都浑：元朝官员，曾任平章政事。
湖广行省左丞沙班：元朝官员，曾任湖广行省左丞。
中书掾：元朝官职，负责中书省的文书事务。
广海猺贼：指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
朵儿只班：元朝将领，曾任元帅。
思播杨元帅：元朝将领，曾任元帅。
河间余盐：指河间地区的剩余盐产。
楮币：元朝的纸币。
方国珍：元朝末年的起义军首领。
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元朝官员，曾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御史台都事：元朝官职，负责御史台的行政事务。
枢密院判官：元朝官职，负责枢密院的司法事务。
河西廉访使：元朝官职，负责河西地区的监察事务。
礼部尚书：古代官职名，负责管理国家的礼仪和祭祀事务。
开端本堂：元朝皇太子的学堂。
赞善：元朝官职，负责皇太子的教育事务。
翰林直学士：元朝官职，负责翰林院的学术事务。
同修国史：元朝官职，负责编修国史。
脱脱：元朝丞相，名脱脱。
甘州：元朝地名，今属甘肃省。
中书参议赵期颐：元朝官员，曾任中书参议。
员外郎李稷：元朝官员，曾任员外郎。
伊、周事业：指伊尹和周公的事业，伊尹是商朝的名相，周公是周朝的名相。
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元朝官职，负责四川行省的行政事务。
刑部尚书：元朝官职，负责司法事务。
集贤学士：元朝官职，负责集贤院的学术事务。
国子祭酒：元朝官职，负责国子监的教学事务。
振纪纲：指整顿国家的法纪和纲常。
选将材：指选拔优秀的将领。
审形势：指审时度势，根据形势制定策略。
致仕：古代官员退休称为致仕，通常指官员因年老或疾病等原因辞去官职，享受一定的俸禄待遇。
乞骸骨：古代官员请求退休的委婉说法，意指请求归还自己的骸骨（即身体），表示希望退休回家。
间关避兵：指在战乱中辗转躲避兵灾，间关意为艰难跋涉。
上都宫阙：上都指元朝的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宫阙指皇宫建筑。此处指元朝皇帝在上都的宫殿。
台谏：指御史台和谏议大夫等负责监察和谏言的官员，是古代朝廷中重要的监察机构。
裕宗：指元朝的裕宗（元仁宗），元朝第四位皇帝。
枢密副使：古代官职，枢密院的副职，负责军事事务。
抚军院：元朝末年设立的军事机构，负责统领兵马，防备内乱。
南军：指元朝末年南方的起义军，主要是红巾军等反抗元朝统治的军事力量。
宗社：指国家的宗庙和社稷，象征国家的根本和稳定。
唐玄宗仓卒之出：指唐朝玄宗在安史之乱时仓皇出逃的历史事件，用以比喻国家危急时刻的仓促应对。
太庙神主：太庙中供奉的历代皇帝的神位，象征皇权的正统和延续。
健德门：元朝大都（今北京）的城门之一，是京城的重要出入口。
成遵：元朝末年的官员，以刚正不阿、学识渊博著称，曾任监察御史等职。
王逊志：元朝末年的官员，以忠诚和廉洁闻名，曾任太常礼仪院事等职。
中书右司郎中：古代官职名，属于中书省的官员，负责协助处理国家政务，特别是法律和行政事务。
刑部狱：指刑部管理的监狱，负责关押待审或已判刑的犯人。
输粟补官：古代一种政策，允许百姓通过捐献粮食来获得官职。
七品杂流：指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的七品官职，通常是通过金钱或其他手段而非科举考试。
工部尚书：古代官职名，负责国家的工程和建设事务。
河决白茅：指黄河在白茅地区决堤，造成洪水泛滥。
漕运使：负责管理水路运输的官员，特别是粮食的运输。
大司农：古代官职名，负责国家的农业和粮食事务。
大都河间等处都转运盐使：负责管理和运输盐的官员，盐在古代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
武昌路总管：古代官职名，负责管理武昌地区的行政事务。
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古代官职名，负责监察江南地区的官员和政府事务。
参议中书省事：古代官职名，属于中书省的高级官员，参与决策国家大事。
治书侍御史：古代官职名，负责监察官员和政府事务，特别是法律和行政方面。
中书左丞：古代官职名，属于中书省的高级官员，负责协助处理国家政务。
资善大夫：古代官职名，属于文官的一种，通常授予有功的官员。
彰德：古代地名，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
太平：指当时的丞相太平，因与皇太子有矛盾而被排挤。
皇太子：指当时的皇太子，后来成为皇帝。
御史台：古代监察机构，负责监察官员和政府事务。
大宗正府：古代机构，负责管理皇室事务。
杖死：古代一种刑罚，用杖击打犯人致死。
宣敕：古代皇帝发布的命令或诏书。
曹鉴：人名，元代官员，以廉洁和才华著称。
宛平：古代地名，今北京市丰台区一带。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经典著作。
翰林侍讲学士：古代官职名，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典和文史知识。
镇江淮海书院山长：古代书院的管理者，负责教学和学术事务。
南行台中丞：古代官职名，负责监察南方地区的官员和政府事务。
兴文署：古代机构，负责文化教育和文献管理。
安南使者：指来自安南（今越南）的使节。
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古代官职名，负责管理江浙地区的行政事务。
白云宗：元代佛教宗派之一，以白云山为基地。
湖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古代官职名，负责管理湖广地区的行政事务。
忽剌歹：人名，元代丞相，以专横跋扈著称。
廉访司：古代监察机构，负责监察地方官员和政府事务。
江浙财赋府副总管：古代官职名，负责管理江浙地区的财政事务。
同佥太常礼仪院：古代官职名，负责管理国家的礼仪和祭祀事务。
明宗皇后祔庙：指将明宗皇后的神位安放在宗庙中，进行祭祀。
谯郡侯：古代爵位名，授予有功的官员。
文穆：谥号，表示对曹鉴的褒奖和纪念。
辰砂：一种矿物，古代常用于制作颜料和药物。
黄金三两：指三两黄金，古代重量单位，一两约等于37.3克。
张翥：元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字仲举，晋宁人。其诗文成就颇高，尤以近体诗和长短句著称。
蹴鞠：古代一种类似足球的运动，流行于中国，尤其在唐宋时期极为盛行。
李存：江东大儒，张翥的启蒙老师，其学问传承自陆九渊。
陆九渊：南宋著名理学家，主张心学，对后世影响深远。
仇远：元代著名诗人，张翥曾从其学习诗的音律。
至元：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时间为1264年至1294年。
至正：元顺帝的年号，时间为1341年至1368年。
翰林国史院：元代设立的官方机构，负责编纂国史。
搠思监：元代丞相，曾与张翥共事。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元代地方行政官职，负责河南行省的政务。
忠义录：张翥编纂的书籍，记录元末战乱中死节死事的人物。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元史-列传-卷七十三-评注
张桢是元代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清官，他的事迹在《元史》中得到了详细的记载。张桢的刚直不阿、廉洁奉公，以及对国家大事的深刻洞察，使他成为元代官场中的一股清流。
张桢的仕途始于元统元年进士及第，随后历任彰德路录事、河南行省掾等职。他的婚姻生活并不顺利，初娶祁氏，因祁氏骄纵且嫌贫爱富，最终导致婚姻破裂。祁氏兄长甚至诬告张桢，导致他一度因病不出，政务积压。然而，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的信任和支持，使得张桢得以重新振作。
张桢在高邮县尹任上，展现了其廉洁奉公的一面。他严惩地方豪强张提领，为民伸张正义，赢得了百姓的赞誉。此外，他还处理了一起涉及鬼魂诉冤的案件，通过细致的调查，揭露了狗儿及其小妇的罪行，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百姓心中的‘神明’形象。
张桢的政治生涯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作为监察御史时的表现。他敢于弹劾权贵，揭露太尉阿乞剌的欺罔之罪，并直言不讳地指出朝廷内部的腐败问题。他提出的‘十祸’论，深刻剖析了元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对朝廷轻大臣、解权纲、事安逸等弊端的批评，直指元朝统治的核心问题。
张桢的直言不讳，虽然未能得到朝廷的重视，甚至遭到权臣的排挤，但他始终不改初心。在孛罗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争权、毛贵占据山东的动荡时期，张桢多次上疏，呼吁朝廷振作，但均未被采纳。最终，他选择辞官隐居，不再过问政事，表现出对时局的无奈与失望。
张桢的一生，是元代清官的缩影。他的刚直、廉洁、忧国忧民，与当时官场的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事迹不仅反映了元代社会的复杂矛盾，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张桢的形象，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激励着后人坚守正义、廉洁奉公。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了元朝末年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特别是归旸的生平事迹。归旸是元朝末年的一位重要官员，以其正直和才干著称。他在政治上坚持原则，不畏强权，敢于对抗不法行为，因此在当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文本中提到的‘成、兑平之’和‘唐肃宗流播之中’等历史事件，反映了元朝末年政治动荡的局面。归旸在这些动荡中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和高尚的品德，他不屈服于叛贼，甚至在面对威胁时也毫不畏惧。这种精神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归旸的政治理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伦理观念，认为君臣、父子之间应当各尽其责，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本中还提到了归旸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时的智慧。他认为应当通过和平手段来安抚边疆少数民族，而不是通过武力镇压。这种策略不仅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也反映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通过对归旸生平的描述，展现了元朝末年政治动荡的历史背景，同时也突出了归旸作为一位正直官员的形象。他的事迹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段文字主要记载了元朝末年官员陈祖仁的生平事迹及其在政治动荡中的表现。陈祖仁是元朝末年的重要官员，以其刚直不阿、敢于直谏的性格著称。他在元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多次上疏直言，力图挽救朝廷的危局。
陈祖仁的仕途始于科举，他在至正元年（1341年）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随后进入翰林院，历任多个重要官职。他的政治生涯中，多次因直言进谏而得罪权贵，甚至被迫辞职或外放。尽管如此，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敢于揭露朝廷中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对宦官朴不花和宣政使橐驩的弹劾，显示了他不畏强权的勇气。
在元朝末年，朝廷内部腐败严重，宦官和外戚专权，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动荡。陈祖仁的上疏直指朝廷的弊病，尤其是对皇帝修葺上都宫阙的批评，反映了他对民生疾苦的关心。他认为，在国家财政困难、百姓疲惫的情况下，大兴土木只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导致社会更加动荡。他的这一观点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民本’理念，即统治者应以百姓的福祉为重，而不是追求个人的享乐。
陈祖仁的刚直性格使他在朝廷中屡遭排挤，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甚至在面对皇太子的压力时，仍然坚持上疏直言。他的这种不畏强权、敢于直谏的精神，体现了古代士大夫的‘忠君爱国’思想。尽管他的建议并未被完全采纳，但他的行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士人效仿的榜样。
从历史价值来看，陈祖仁的生平事迹反映了元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现实。他的上疏和弹劾行为，揭示了元朝末年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腐败现象，为我们研究元朝末年的政治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同时，他的刚直不阿、敢于直谏的精神，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后人在面对不公和腐败时，勇于发声，坚持正义。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陈祖仁的生平事迹，还通过他的言行，展现了元朝末年政治社会的复杂局面。陈祖仁的形象，既是元朝末年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士人精神的象征。他的故事，既有历史的厚重感，也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这段文本主要反映了元朝末年政治动荡、军事冲突频繁的历史背景。通过描述扩廓帖木儿与南军的对峙，以及朝廷内部的决策争议，展现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文本中提到的‘宗社存亡’、‘勤王赴难’等词汇，凸显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和责任感。
从文化内涵来看，文本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君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无论是祖仁的上书，还是成遵的谏言，都显示出士大夫阶层在国家危难时刻的担当和勇气。同时，文本中也反映了元朝末年政治腐败、言路闭塞的现实，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性。
艺术特色方面，文本语言简练而有力，尤其是祖仁和成遵的谏言，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通过对比扩廓帖木儿与南军的强弱变化，以及朝廷应对策略的调整，文本展现了复杂的历史局势和人物心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历史价值方面，这段文本为研究元朝末年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通过对扩廓帖木儿、南军、祖仁、成遵等人物的描述，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的历史人物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同时，文本也反映了元朝末年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动态和政治态度，为研究元末明初的历史转折提供了重要参考。
总体而言，这段文本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还通过生动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展现了元朝末年复杂多变的历史画卷。无论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这段文本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这段古文主要讲述了元代官员遵和曹鉴的事迹，展现了他们在政治、法律、水利、军事等方面的才能和廉洁奉公的精神。遵在处理刑部积案时，表现出极高的法律素养和公正态度，迅速解决了大量积压案件。他在面对输粟补官的政策时，坚决反对将官职卖给有罪之人，体现了对法律和道德的坚守。在治理黄河水患时，遵与同僚进行了详细的勘察和讨论，提出了合理的治理方案，尽管最终未被采纳，但他的坚持和勇气令人敬佩。
遵在武昌路总管任上，面对盗贼横行和民生困苦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障了百姓的安全和生活。他在军事防御上也表现出色，通过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成功抵御了盗贼的侵袭，确保了城市的安宁。遵在朝廷中的直言敢谏，特别是对河南贼患的担忧，展现了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怀。尽管最终因政治斗争被诬陷致死，但他的忠诚和正直赢得了后人的尊敬。
曹鉴则是一位才华横溢、廉洁自律的官员。他精通《五经》，在文化教育方面有显著贡献。他在任官期间，始终秉持公正廉洁的原则，不为权势所屈，处理事务时坚持原则，不为私利所动。曹鉴在湖广行省任职时，面对丞相忽剌歹的专横，依然坚持正义，不为所动。他在处理灾荒和赋税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尽力减轻百姓的负担。曹鉴的廉洁和才华，使他在官场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赞誉。
这段古文不仅记录了遵和曹鉴的事迹，还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状况。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元代官员在面对复杂局势时的智慧和勇气，以及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奉献。这些历史人物的精神和品格，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启示和影响。
张翥是元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反映了元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张翥早年豪放不羁，喜好蹴鞠和音乐，显示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然而，他在父亲的忧虑下幡然醒悟，转而闭门读书，表现出他对学问的执着和对自我提升的追求。
张翥的学问渊源深厚，他先后师从李存和仇远，这两位老师分别是江东大儒和著名诗人，他们的教导使张翥在道德性命之说和诗的音律方面有了深入的研究。张翥的诗文成就颇高，尤以近体诗和长短句著称，他的作品在当时享有盛名。
张翥的政治生涯也颇为丰富，他曾任国子助教、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太常博士等职，显示出他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双重才能。他在朝廷中的表现，尤其是在集议时政时的沉默和后来的直言，反映了他对时局的深刻理解和政治智慧。
张翥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文上，还体现在他对后学的培养上。他勤于诱掖后进，绝去崖岸，不徒以师道自尊，用是学者乐亲炙之。他的教学方法和人格魅力使他成为当时学者的楷模。
张翥的《忠义录》是他对元末战乱中死节死事人物的记录，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也是对忠义精神的颂扬。张翥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了他对忠义的理解和对历史的尊重。
总的来说，张翥的生平和作品反映了元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智慧使他成为元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诗文和《忠义录》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历史价值，是研究元代文化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