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作者不详，相传为西汉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整理编订。刘向是汉代著名学者，曾校勘整理大量古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西汉时期整理成书。
内容简要：《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期策士言行的历史散文集，共33篇。书中主要记载了各国策士的游说、谋略和外交活动，展现了战国时期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智慧谋略。其语言生动，故事性强，是研究战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之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战国策-赵四-客见赵王-原文
客见赵王曰：“臣闻王之使人买马也，有之乎?”
王曰：“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
王曰：“未得相马之工也。”
对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
王曰：“建信君有国事，又不知相马。”
曰：“王何不遣纪姬乎？”
王曰：“纪姬，妇人也，不知相马。”
对曰：“买马而善，何补于国？”
王曰：“无补于国。”
“买马而恶，何危于国。”
王曰：“无危于国。”
对曰：“然则买马善而若恶，皆无危补于国。然而王之买马也，必将待工。今治天下，举错非也，国家为虚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与建信君，何也？”
赵王未之应也。
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谓桑雍者，王知之乎？”
王曰：“未之闻也。”
“所谓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优爱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内，则大臣为之枉法于外矣。故日月晖于外，其贼在于内，谨备其所憎，而祸在于所爱。”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战国策-赵四-客见赵王-译文
客人见到赵王说：“我听说大王派人去买马，有这回事吗？”
赵王回答：“有这回事。”
客人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派人去？”
赵王说：“还没有找到会相马的人。”
客人说：“大王为什么不派建信君去呢？”
赵王说：“建信君有国家大事要处理，而且他也不懂相马。”
客人又问：“那为什么不派纪姬去呢？”
赵王说：“纪姬是个女人，不懂相马。”
客人说：“如果买的马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赵王说：“对国家没有好处。”
客人问：“如果买的马不好，对国家有什么危害？”
赵王说：“对国家没有危害。”
客人说：“那么，无论买的马是好是坏，对国家都没有危害或好处。然而大王买马，一定要等会相马的人。现在治理天下，举措不当，国家空虚，社稷无人祭祀，然而大王却不等待合适的人，而是交给建信君，这是为什么呢？”
赵王没有回答。
客人说：“燕国和郭国有个法律，叫做‘桑雍’，大王知道吗？”
赵王说：“没听说过。”
客人解释道：“所谓‘桑雍’，是指那些亲近的侍从、宠爱的夫人和幼子。这些人能趁大王醉酒昏聩时，向大王提出他们的要求。如果他们在内部得逞，大臣们就会在外面枉法。所以，日月的光辉在外面，而贼人却在内部。要小心防备你所憎恶的人，而祸患往往来自你所爱的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战国策-赵四-客见赵王-注解
相马：古代指鉴别马匹优劣的技术，引申为识人用人的能力。
建信君：赵国的重臣，此处指赵王信任的官员。
纪姬：赵王的妃子，此处指赵王亲近的女性。
燕郭之法：指燕国和郭国的法律或治理方法，此处借指一种政治策略。
桑雍：古代燕国和郭国的一种政治现象，指君主身边的亲近之人利用君主的信任谋取私利。
虚戾：指国家空虚、混乱的状态。
社稷不血食：社稷指国家，血食指祭祀用的牺牲。此处指国家衰败，连祭祀都无法正常进行。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战国策-赵四-客见赵王-评注
这段古文通过赵王与客人的对话，揭示了古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君主如何识人用人。赵王在买马一事上坚持要等待相马之工，但在治理国家的大事上却轻率地依赖建信君，这种矛盾的行为反映了赵王在用人上的失误。
客人通过买马与治国的类比，巧妙地指出了赵王在用人上的问题。买马的好坏对国家并无直接影响，但治理国家的举措却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赵王在买马时谨慎，但在治国时却轻率，这种反差凸显了赵王在政治决策上的不成熟。
客人进一步引用燕郭之法和桑雍现象，揭示了君主身边亲近之人可能利用君主的信任谋取私利，从而导致国家内部的腐败和外部的混乱。这种内外勾结的现象在古代政治中并不罕见，客人借此警示赵王要警惕身边的亲近之人，避免重蹈覆辙。
这段对话不仅反映了古代政治中的用人问题，也揭示了君主在决策时的矛盾心理。赵王在买马时的谨慎与治国时的轻率形成鲜明对比，客人通过巧妙的类比和引用，成功地指出了赵王在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并提出了警示。
从文化内涵上看，这段古文体现了古代政治中的用人哲学和治国理念。通过买马与治国的类比，强调了识人用人的重要性，揭示了君主在用人上的失误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同时，通过引用燕郭之法和桑雍现象，揭示了君主身边亲近之人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警示君主要谨慎用人，避免内部腐败。
从艺术特色上看，这段古文通过对话的形式，巧妙地运用类比和引用，成功地揭示了赵王在用人上的问题，并提出了警示。对话中的逻辑严密，层层递进，既展现了客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也揭示了赵王在政治决策上的不成熟。
从历史价值上看，这段古文反映了古代政治中的用人问题和治国理念，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通过这段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古代政治中的用人哲学和治国理念，以及君主在用人上的失误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同时，这段古文也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政治中的一种警示，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中要谨慎用人，避免内部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