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作者不详，相传为西汉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整理编订。刘向是汉代著名学者，曾校勘整理大量古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西汉时期整理成书。
内容简要：《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期策士言行的历史散文集，共33篇。书中主要记载了各国策士的游说、谋略和外交活动，展现了战国时期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智慧谋略。其语言生动，故事性强，是研究战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之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战国策-赵二-武灵王平昼闲居-原文
武灵王平昼闲居， 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
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世之功。为人臣者，穷有弟长辞让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业，启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
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
王遂胡服。使王孙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谊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行政在于信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以辅公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谒之叔，请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使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鯷冠秫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而无骑射之备。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非社稷之神灵，即鄗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敢道世俗之间。今欲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令。”再拜，乃赐胡服。
赵文进谏曰：“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臣虽愚，愿竭其忠。”王曰：“虑无恶扰，忠无过罪，子其言乎。”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教之古，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
王曰：“子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赵造谏曰：“隐忠不竭，奸之属也。以私诬国，贼之类也。犯奸者身死，贱国者族宗。反此两者，先圣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虽愚，愿尽其忠，无遁其死。”王日：“竭意不讳，忠也。上无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
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
相袭，何礼之循?
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
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
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
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
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
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
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
谚曰：‘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
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
子其勿反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战国策-赵二-武灵王平昼闲居-译文
武灵王在白天闲暇时，肥义陪坐在一旁，说：“大王是否在考虑世事的变迁，权衡兵力的使用，思考简、襄的功绩，计算胡、狄的利益呢？”
武灵王说：“继承王位不忘先王的德行，是君主的道义；臣子要尽力彰显君主的优点，是臣子的责任。因此，贤明的君主在平静时有教导百姓便利事务的教诲，在行动时有彰显古代先贤功绩的功业。作为臣子，在困境中有尊敬长辈、谦让的节操，在通达时有补益百姓、辅佐君主的业绩。这两者，是君臣的本分。现在我想要继承襄主的事业，开拓胡、翟的疆土，但世人却看不到。敌人弱小，用力少而功绩多，可以不用耗尽百姓的劳力，而享受古代先贤的功勋。那些有超越世人功绩的人，必定会背负被世俗遗弃的负担；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会遭受普通人的怨恨。现在我打算让百姓穿胡服、学习骑射，世人必定会非议我。”
肥义说：“我听说，犹豫不决的事情不会有功绩，犹豫不决的行动不会有名声。现在大王既然已经决定背负被世俗遗弃的负担，就不必再顾及天下的非议了。那些追求至高德行的人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会与众人商议。从前舜在有苗之地跳舞，禹袒露身体进入裸国，不是为了满足欲望和快乐，而是为了彰显德行并追求功业。愚昧的人在事情成功后才明白，智慧的人在事情未发生前就已预见，大王应该立即行动。”
武灵王说：“我并不怀疑胡服的好处，只是担心天下人会嘲笑我。狂人的快乐，智者会感到悲哀；愚人的嘲笑，贤者会感到忧虑。如果世上有顺从我的，那么胡服的功绩就不可估量了。即使全世界都嘲笑我，我也一定要拥有胡地和中山。”
武灵王于是穿上了胡服。他派王孙緤去告诉公子成说：“我已经穿上了胡服，并且将要上朝，也希望叔父您也穿上胡服。家庭听从长辈，国家听从君主，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子女不违背父母，臣子不违背君主，这是先王的通义。现在我制定教令改变服饰，而叔父您不服从，我担心天下人会非议您。治理国家有常法，而利民是根本；从政有常规，而令行是首要。所以明德在于教导百姓，行政在于信任贵族。现在胡服的意义，不是为了满足欲望和快乐。事情有起因，功业有止境。事情成功，功业建立，然后德行才能显现。现在我担心叔父违背从政的常规，以支持公叔的议论。而且我听说，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不会有邪恶，依靠贵戚的名声不会受损。所以我希望借助叔父的义举，来成就胡服的功业。派緤去拜见叔父，请您穿上胡服。”
公子成再次拜谢说：“我早就听说大王穿上了胡服，但我因为生病，不能前来，所以没有及时进谏。现在大王命令我，我敢不尽我的愚忠。我听说：中国是聪明睿智之人居住的地方，是万物财用聚集的地方，是贤圣教导的地方。是仁义施行的地方，是诗书礼乐使用的地方，是异敏技艺试验的地方，是远方之人前来观瞻的地方，是蛮夷效仿的地方。现在大王放弃这些，而穿上远方的服饰，改变古代的教导，违背古代的道义，违背人心，背离学者，离开中国，我希望大王三思。”
使者回报武灵王。武灵王说：“我早就听说叔父生病了。”于是亲自前往公叔成家，亲自请求说：“服饰是为了方便使用；礼仪是为了方便行事。所以圣人观察当地的风俗而顺应适宜，根据事情制定礼仪，以便利百姓并增强国家。披发纹身，错臂左衽，是瓯越的百姓。黑齿雕题，鯷冠秫缝，是大吴的国民。礼服不同，但便利是一样的。所以地方不同，使用就变化；事情不同，礼仪就改变。所以圣人如果可以利民，就不会拘泥于一种使用方式；如果可以便利行事，就不会拘泥于一种礼仪。儒者虽然师从一人，但礼仪不同；中国虽然风俗相同，但教导分离，更何况是山谷的便利呢？所以去就的变化，智者不能统一；远近的服饰，贤圣不能相同。穷乡僻壤多有异俗，曲学多有辩论。不知道而不怀疑，与自己不同而不非议，这是公正追求善的表现。现在您所说的是世俗，我所说的是制定世俗。现在我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共有，但没有舟楫的使用。从常山到代、上党，东有燕、东胡的边境，西有楼烦、秦、韩的边界。所以我打算聚集舟楫的使用，寻找水居的百姓，但没有骑射的准备。以守卫河、薄洛之水；改变服饰骑射，以防御参胡、楼烦、秦、韩的边界。而且从前简主没有堵塞晋阳，以至于上党，而襄王兼并戎狄取代，以驱逐诸胡，这是愚智都明白的。以前中山倚仗齐国的强兵，侵掠我们的土地，掳掠我们的百姓，引水围鄗，如果不是社稷的神灵，鄗几乎失守。先王对此愤恨，怨恨未能报复。现在骑射的服饰，近可以防备上党的形势，远可以报复中山的怨恨。而叔父您顺从中国的习俗，违背简、襄的意愿，厌恶改变服饰的名声，忘记国事的耻辱，这不是我对您的期望！”
公子成再次拜谢叩头说：“我愚昧，不能理解大王的意图，敢说世俗之间的言论。现在想要继承简、襄的意愿，以顺从先王的志向，我敢不听从命令。”再次拜谢，于是赐予胡服。
赵文进谏说：“农夫劳作而君子供养，是政治的常规。愚者陈述意见而智者讨论，是教导的道理。臣子不隐瞒忠诚，君主不遮蔽言论，是国家的福禄。我虽然愚昧，愿意竭尽忠诚。”武灵王说：“考虑没有恶意的干扰，忠诚没有过分的罪责，你说吧。”赵文说：“顺应世俗，是古代的道理。服饰有常规，是礼仪的制度。修法无过失，是百姓的职责。这三者，是先圣教导的。现在君主放弃这些，而穿上远方的服饰，改变古代的教导，违背古代的道义，所以我希望大王三思。”
武灵王说：“你说的是世俗之间的言论。普通百姓沉溺于习俗，学者沉溺于所闻。这两者，是用来成就官职和顺从政治的，不是用来观察远方和讨论起源的。而且三代服饰不同而称王，五伯教导不同而执政。智者制定教导，愚者遵守。贤者议论世俗，不肖者拘泥。那些被服饰所束缚的百姓，不足以与他们讨论心意；被习俗所拘束的众人，不足以与他们交流思想。所以形势与习俗变化，礼仪与变革共存，是圣人的道理。接受教导而行动，遵循法律无私，是百姓的职责。有学问的人，能够随着听闻而改变，通达礼仪的变化，能够随着时代而变化。所以为自己的人不等待别人，制定现在的人不效法古代，你放下这些吧。”
赵造进谏说：“隐瞒忠诚不尽，是奸邪的行为。以私心诬陷国家，是贼子的行为。犯奸邪的人会身死，贱视国家的人会灭族。违背这两者，是先圣的明刑，臣下的大罪。我虽然愚昧，愿意竭尽忠诚，不逃避死亡。”武灵王说：“竭尽心意不隐瞒，是忠诚。君主不遮蔽言论，是明智。忠诚不避危险，明智不拒人。你说吧。”
赵造说：“我听说，圣人不改变百姓而教导，智者不改变习俗而行动。顺应百姓而教导，不费力而成功；依据习俗而行动，考虑直接而容易见效。现在大王改变初衷不遵循习俗，穿胡服不顾世人，这不是教导百姓而成全礼仪的做法。而且服饰奇异的人志向淫乱，习俗邪僻的人扰乱百姓。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穿奇异邪僻的服饰，中国不接近蛮夷的行为，这不是教导百姓而成全礼仪的做法。而且遵循法律无过失，修习礼仪无邪恶，我希望大王三思。”
武灵王说：“古今习俗不同，为什么要效法古代？帝王不
世代相传，遵循的是什么礼仪呢？
伏羲、神农教导人民而不惩罚，黄帝、尧、舜惩罚而不发怒。
到了夏、商、周三代，观察时势而制定法律，根据事情而制定礼仪，法律和制度，各自适应其适宜的情况；衣服和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
所以礼仪在世间不必统一其道，便利国家不必效法古代。
圣人的兴起，不因袭前人而成为王者。
夏朝、商朝的衰落，不改变礼仪而灭亡。
那么反古未必是错的，而遵循礼仪未必是值得称赞的。
而且服饰奇异而心志淫荡，这说明邹、鲁没有奇异的行为；风俗邪僻而人民易变，这说明吴、越没有杰出的人才。
因此圣人认为有利于自身的称为服饰，便利于事情的称为教化，进退有度的称为节制，衣服的制度，是用来规范普通民众的，不是用来评价贤人的。
所以圣人与世俗同流，贤人与变化共存。
谚语说：‘用书本驾驭马的人，不能完全了解马的情况。用古代的制度来治理现代的人，不能适应事情的变化。’
所以遵循法律的功效，不足以超越时代；效法古代的学问，不足以治理现代。
你不要反对了。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战国策-赵二-武灵王平昼闲居-注解
武灵王：战国时期赵国的君主，以推行胡服骑射改革而闻名。
肥义：赵国的臣子，武灵王的重要谋士。
简、襄之迹：指赵国先王简主和襄王的功绩和治国之道。
胡、狄：古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称呼，胡指匈奴，狄指其他北方民族。
胡服骑射：武灵王推行的改革，让赵国人民改穿胡人的服装，学习骑射，以增强军事力量。
公子成：赵国的贵族，武灵王的叔父。
赵文：赵国的臣子，曾向武灵王进谏。
赵造：赵国的臣子，曾向武灵王进谏。
宓戏：宓戏，即伏羲，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教人渔猎、结网捕鱼等生存技能。
神农：神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教人农耕、尝百草，被视为农业和医药的始祖。
黄帝：黄帝，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五帝之一，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统一了华夏部落，开创了中华文明。
尧：尧，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以仁德治国，禅让于舜，被视为圣君的典范。
舜：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以孝道和仁德著称，继承了尧的帝位，继续推行仁政。
三王：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即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
邹、鲁：邹、鲁，古代鲁国的两个地名，邹是孟子的故乡，鲁是孔子的故乡，代表了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吴、越：吴、越，古代中国东南部的两个国家，吴国以勇武著称，越国以文治闻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战国策-赵二-武灵王平昼闲居-评注
这段古文记载了战国时期赵国君主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的历史事件。武灵王在肥义的建议下，决定改变传统的服饰和军事训练方式，以适应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需求。这一改革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挑战，也是对当时社会观念的冲击。
武灵王的改革动机源于对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的考虑。他认为，通过改变服饰和军事训练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一改革体现了武灵王作为一位君主的远见和勇气，他不畏世俗的非议，坚持自己的决策。
肥义的支持和建议也反映了当时赵国政治中的一种务实态度。他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君主应当勇于突破传统，不拘泥于旧有的习俗和观念。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先进。
公子成、赵文和赵造的反对意见则代表了当时社会中的保守势力。他们认为，改变传统的服饰和礼仪是对中国文化的背离，可能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道德的沦丧。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对于传统和习俗的强烈依恋。
武灵王与臣子们的辩论，展现了古代中国政治中的一种典型现象：改革与保守的冲突。武灵王的改革虽然最终得以实施，但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冲突和社会矛盾，却是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文化内涵来看，这段古文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还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对于传统与变革的复杂态度。武灵王的改革虽然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也触及了社会深层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这种冲突和矛盾，正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从艺术特色来看，这段古文通过对话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人物之间的思想交锋和情感冲突。武灵王的坚定与臣子们的忧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文本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感染力。
从历史价值来看，这段古文不仅是对武灵王改革的历史记录，也是对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次深刻反思。它揭示了古代中国社会中改革与保守、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这段古文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是商鞅与甘龙、杜挚辩论变法时的一段论述。商鞅主张变法，认为时代在变化，法律制度也应随之调整，不能一味遵循古制。他通过列举历史上的圣王，如宓戏、神农、黄帝、尧、舜等，说明他们各自根据时代的需求制定了不同的礼法和制度，而不是一味地沿袭前人的做法。
商鞅进一步指出，夏、殷两代的衰亡，正是因为它们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礼法，导致国家走向灭亡。因此，他认为反古并不一定是错误的，而一味遵循古礼也不足以称道。他强调，礼法的制定应当以实用和便利为原则，而不是拘泥于形式。
商鞅还通过对比邹、鲁与吴、越的民风，说明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风俗和人才。他认为，圣人和贤者应当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的变化，而不是固守旧有的礼法。他引用谚语‘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形象地说明了拘泥于书本和古制的局限性。
这段论述体现了商鞅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应当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反对一味地遵循古制。他的观点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战国时期，各国争霸，变法图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商鞅的变法思想为秦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的政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文化内涵来看，这段文字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变法’与‘守旧’之争。商鞅主张的变法思想，强调实用主义和与时俱进，与儒家强调的‘礼治’和‘复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思想的对立，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和社会发展。
从艺术特色来看，这段文字逻辑严密，论证有力，通过历史典故和谚语的引用，增强了说服力。商鞅的语言简洁明了，直击问题的核心，体现了法家思想的务实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