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作者不详，相传为西汉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整理编订。刘向是汉代著名学者，曾校勘整理大量古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西汉时期整理成书。
内容简要：《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期策士言行的历史散文集，共33篇。书中主要记载了各国策士的游说、谋略和外交活动，展现了战国时期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智慧谋略。其语言生动，故事性强，是研究战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之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战国策-秦五-谓秦王-原文
谓秦王曰：“臣窃惑王之轻齐易楚，而卑畜韩也。
臣闻，王兵胜而不骄，伯主约而不忿。
胜而不骄，故能服世；约而不忿，故能从邻。
今王广德魏、赵，而轻失齐，骄也；战胜宜阳，不恤楚交，忿也。
骄忿非伯主之业也。
臣窃为大主虑之而不取也。
《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与终。
何以知其然?
昔智伯瑶残范、中行，围逼晋阳，卒为三家笑。
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胜齐于艾陵，为黄池之遇，无礼于宋，遂与勾践禽，死于干隧。
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自布冠而拘于秦。
三者非无功也，能始而不能终也。
“今王破宜阳，残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
雍天下之国，徙西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阳侯之塞；
取黄棘，而韩、楚之兵不敢进。
王若能为此尾，则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王若不能为此尾，而有后患，则臣恐诸侯之君，河、济之士，以王为吴、智之事也。
“《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
此言末路之难。
今大王皆有骄色，以臣之心观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
何以知其然也?
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韩以拒秦，四国之兵敌，而未能复战也。
齐、宋在绳墨之外以为权，故曰先得齐、宋者伐秦。
秦先得齐、宋，则韩氏铄；韩氏铄，则楚孤而受兵也。
楚先得齐，则魏氏铄；魏氏铄，则秦孤而受兵矣。
若随此计而行之，则两国者必为天下笑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战国策-秦五-谓秦王-译文
对秦王说：“我私下里对大王轻视齐国、轻视楚国，而轻视韩国感到困惑。
我听说，大王用兵胜利而不骄傲，霸主约束而不愤怒。
胜利而不骄傲，所以能够服众；约束而不愤怒，所以能够与邻国和睦相处。
现在大王广泛施恩于魏国、赵国，却轻易失去齐国，这是骄傲；战胜宜阳，却不关心与楚国的关系，这是愤怒。
骄傲和愤怒不是霸主的事业。
我私下里为大王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可取。
《诗经》说：‘没有不有开始的，但很少有能坚持到最后的。’
所以先王所重视的，只是开始和结束。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从前智伯瑶残害范氏、中行氏，围困晋阳，最终被三家嘲笑。
吴王夫差在会稽围困越国，在艾陵战胜齐国，在黄池会盟，对宋国无礼，最终被勾践俘虏，死在干隧。
梁君攻打楚国战胜齐国，控制赵国、韩国的军队，率领十二诸侯到孟津朝见天子，后来儿子死了，自己戴着布冠被秦国拘禁。
这三个人并非没有功绩，只是能开始而不能坚持到最后。
“现在大王攻破宜阳，残害三川，使天下的士人不敢说话；
统一天下的国家，迁移西周的疆土，而世主不敢与阳侯交往；
夺取黄棘，而韩国、楚国的军队不敢前进。
大王如果能坚持到最后，那么三王不足以成为四王，五霸不足以成为六霸。
大王如果不能坚持到最后，而有后患，那么我担心诸侯的君主，河、济的士人，会认为大王是吴王、智伯那样的人。
“《诗经》说：‘行百里者半于九十。’
这是说最后的路最难走。
现在大王都有骄傲的神色，以我的心思来看，天下的事情，依世主的心思，不是楚国受兵，就是秦国受兵。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秦国人援助魏国以抵抗楚国，楚国人援助韩国以抵抗秦国，四国的军队对峙，而未能再次交战。
齐国、宋国在绳墨之外作为权宜之计，所以说先得到齐国、宋国的人攻打秦国。
秦国先得到齐国、宋国，那么韩国就会削弱；韩国削弱，那么楚国就会孤立而受兵。
楚国先得到齐国，那么魏国就会削弱；魏国削弱，那么秦国就会孤立而受兵。
如果按照这个计策行事，那么两国必定会被天下人嘲笑。”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战国策-秦五-谓秦王-注解
伯主：指诸侯中的领袖，通常指春秋时期的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等。
宜阳：地名，战国时期秦国的重要军事据点，位于今河南省宜阳县。
三川：指黄河、洛水、伊水三条河流，泛指今河南洛阳一带。
黄棘：地名，战国时期的重要战略要地，位于今河南省境内。
吴、智之事：指吴王夫差和智伯瑶的失败事迹，吴王夫差因骄傲自满最终被越王勾践所灭，智伯瑶因不能善终而被三家分晋。
河、济之士：指黄河和济水一带的士人，泛指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
绳墨之外：比喻超出常规或常理之外，指齐、宋两国在战国时期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战国策-秦五-谓秦王-评注
这段文本出自《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策士对秦王的谏言。文本通过历史典故和现实分析，劝诫秦王不要因一时的胜利而骄傲自满，强调了‘始与终’的重要性。文本的文化内涵丰富，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
首先，文本引用了《诗经》中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和‘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这两句诗分别强调了开始与结束的重要性以及末路的艰难。这不仅是对秦王的警示，也是对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普遍劝诫。通过引用经典，策士增强了谏言的说服力和文化深度。
其次，文本通过列举智伯瑶、吴王夫差和梁君的历史教训，说明了即使有辉煌的开始，如果不能善终，最终也会失败。这些历史典故不仅具有警示作用，也反映了战国时期士人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反思。
再次，文本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秦国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与齐、楚等国的关系，可能会陷入孤立。这种分析体现了战国时期策士们对国际关系的敏锐洞察力和战略思维。
最后，文本的艺术特色在于其逻辑严密、论证有力。策士通过历史教训、现实分析和经典引用，层层递进，最终得出结论：秦王如果不能善终，可能会重蹈吴王夫差和智伯瑶的覆辙。这种论证方式不仅具有说服力，也展现了战国时期策士们的智慧和辩才。
总的来说，这段文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外交策略和国际关系，也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是研究战国时期思想和文化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