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四-太子诸王定分-原文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
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则武帝之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别加优赐，曾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圣创业，岂惟处置见在子弟而已，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给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伏惟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施号令，为世作法。一日万机，或未尽美，臣职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传》曰：‘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忠、孝、恭、俭，义方之谓。昔汉窦太后及景帝并不识义方之理，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镪巨万计，出警入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宣帝亦骄恣淮阳王，几至于败，赖其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愿恒存礼训，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节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为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岁久。岁久则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过四考。”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四-太子诸王定分-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任命吴王李恪为齐州都督。
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父子之间的感情，难道不想常常相见吗？但家事和国事不同，必须让他出去担任藩屏的职责。而且让他早些有明确的地位，断绝他觊觎皇位的心思，我百年之后，使他们兄弟没有危亡的祸患。”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汉、晋以来，诸王的设置都不恰当，没有预先确立他们的地位，以至于导致灭亡。君主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因为溺爱私情，所以前车之鉴已经覆灭，而后车却不改道。现在诸王受到的恩宠过于丰厚，臣的愚见，不只是担心他们恃宠而骄。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等到文帝即位后，陈思王被防守禁闭，如同囚犯，因为先帝给他的恩宠太多，所以继位的君王因此畏惧他。这就是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反而害了他。况且帝子们怎么会担心不富贵呢？他们身居大国，封户不少，除了好衣美食之外，还有什么需要的呢？而每年还额外给予优厚的赏赐，没有限度。俗语说：‘贫穷时不学节俭，富贵时不学奢侈。’这是自然的道理。现在陛下以大圣创业，不只是要处理现有的子弟，还应当制定长久的法规，让万代遵行。”奏疏呈上后，太宗非常赞赏，赐给他百段物品。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因为每天特别供给魏王李泰府的物品超过了皇太子，上疏劝谏说：“从前圣人制定礼制，尊崇嫡子，卑视庶子。称储君为‘道亚霄极’，非常尊崇，用物不计较，钱财和财帛与王者共享。庶子地位卑下，不能与嫡子相比，这是为了杜绝嫌疑的滋生，消除祸乱的根源。先王必定根据人情来制定法规，知道有国家就必定有嫡庶之分。然而庶子虽然受宠爱，也不能超越嫡子，嫡子的地位必须特别尊崇。如果不能明确确立地位，就会使应该亲近的人疏远，应该尊崇的人卑下，那么奸佞之徒就会趁机而动，私恩损害公义，迷惑人心，扰乱国家。臣伏惟陛下功业超越万古，道德冠绝百王，发布号令，为世人制定法规。一日万机，或许未尽完美，臣的职责是谏诤，不能保持沉默。臣看到储君的供给物品反而少于魏王，朝野上下都认为不妥。《传》说：‘臣听说爱子要教以义方。’忠、孝、恭、俭，就是义方。从前汉朝的窦太后和景帝都不懂得义方的道理，于是骄纵梁孝王，封给他四十多座城，苑囿方圆三百里，大建宫室，复道连绵，积财巨万，出入都有警跸，稍不如意，就发病而死。宣帝也骄纵淮阳王，几乎导致败亡，幸亏有退让之臣辅佐，才得以幸免。况且魏王刚刚出阁，臣希望陛下常常以礼训教导他，精心选择师傅，告诉他成败的道理。既要敦促他节俭，又要鼓励他学习文学。只有忠孝，才能奖励他道德齐礼，才能成为良器。这就是所谓的圣人之教，不需要严厉就能成就。”太宗深表赞同。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当今国家什么事最紧急？你们各自说说。”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说：“养百姓最紧急。”黄门侍郎刘洎说：“安抚四夷最紧急。”中书侍郎岑文本说：“《传》说：‘以德引导，以礼整齐。’由此而言，礼义最紧急。”谏议大夫褚遂良说：“现在四方都仰慕陛下的德行，不敢为非作歹，但太子和诸王必须有明确的地位，陛下应当为万代制定法规留给子孙，这是当今最紧急的事。”太宗说：“这话说得对。朕年近五十，已经感到衰老疲惫。既然已经让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和庶子将近四十人，心中常常忧虑这件事。但自古以来嫡庶之间没有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你们为朕搜访贤德之人，以辅佐储宫，以及诸王，都要寻求正直之士。而且官员侍奉诸王，不宜时间过长。时间长了就会情义深厚，非分之想就会由此产生，王府的官员，不要让他们超过四考。”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四-太子诸王定分-注解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27年至649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一。
吴王恪：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子，名李恪，封为吴王。
齐州都督：唐代地方行政官职，齐州即今山东省济南市一带，都督为地方军政长官。
藩屏：古代指诸侯国或地方政权，作为中央政权的屏障和保护。
觊觎之心：指对权力或地位的贪图和不正当的企图。
侍御史：唐代官职，负责监察和谏诤。
马周：唐太宗时期的官员，曾任侍御史，以直言敢谏著称。
魏武帝：即曹操，三国时期魏国的奠基者，死后追尊为魏武帝。
陈思：即曹植，曹操之子，封陈王，以文学才华著称。
文帝：即曹丕，曹操之子，继承魏王位后称帝，为魏文帝。
褚遂良：唐太宗时期的官员，曾任谏议大夫，以直言敢谏著称。
魏王泰：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四子，名李泰，封为魏王。
储君：指皇太子，未来的皇帝。
嫡庶：古代宗法制度中，嫡子为正妻所生，庶子为妾所生，嫡子在继承权上优先于庶子。
窦太后：汉文帝的皇后，汉景帝的母亲，以宠爱梁孝王著称。
梁孝王：汉景帝的弟弟，名刘武，封为梁王，因受窦太后宠爱而骄纵。
宣帝：即汉宣帝刘询，西汉皇帝，以励精图治著称。
淮阳王：汉宣帝的弟弟，名刘钦，封为淮阳王，因骄纵几乎导致国家危机。
高士廉：唐太宗时期的官员，曾任尚书右仆射，以清廉著称。
刘洎：唐太宗时期的官员，曾任黄门侍郎，以直言敢谏著称。
岑文本：唐太宗时期的官员，曾任中书侍郎，以文学才华著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四-太子诸王定分-评注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在处理皇室内部关系时的智慧和远见。太宗深知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往往会导致国家的动荡和灭亡，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确保皇权的稳定传承。
首先，太宗在贞观七年任命吴王李恪为齐州都督，虽然父子情深，但他明白家国大事重于私情，必须让皇子们尽早确立各自的地位，以避免他们产生觊觎之心。这一做法体现了太宗对国家和家族未来的深思熟虑。
其次，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指出汉、晋以来诸王因未明确地位而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建议太宗制定长久的制度，以确保万代遵行。太宗对此表示赞赏，并赐物百段，显示了他对谏言的重视和对国家长治久安的追求。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指出魏王李泰的待遇超过了皇太子，违背了礼制，可能导致嫡庶不分，引发祸乱。他引用历史教训，强调嫡庶之别的重要性，并建议太宗加强对魏王的教育，培养其忠孝节俭的品德。太宗深纳其言，显示了他对礼制和道德教育的重视。
最后，贞观十六年，太宗与侍臣讨论国家最急之事，褚遂良再次强调太子和诸王须有定分，太宗对此表示赞同，并决定为储宫和诸王选拔贤德之士，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太宗在处理皇室内部关系上的智慧和远见，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反映了唐太宗在处理皇室内部关系上的智慧和远见，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中嫡庶之别和礼制的重要性。太宗通过明确皇子们的地位、制定长久的制度、加强道德教育等措施，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