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
魏征对曰：“自古已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
房玄龄因进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关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愿陛下有始有卒，则天下永赖。”
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 诚以为贤。 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犹为不逮，何也？”
魏征对曰：“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
太宗曰：“诚如卿言。”
贞观十三年，魏征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曰：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于左：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无畏？”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书》曰：“不作无益
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
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终不克终五也。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以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礼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疏奏，太宗谓征曰：“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寻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乃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则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征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征曰：“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征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也不能一直保持国家的安定，即使内部安定，外部也必然会有干扰。如今远方的夷族都归顺了，粮食丰收，盗贼不再出现，内外都宁静。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实在是依靠你们共同辅佐的结果。然而，安定的时候不能忘记危险，治理的时候不能忘记混乱，即使知道现在没有事，也要考虑事情的始终。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才是真正可贵的。”
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君主和臣子不能都完美，有时君主被称为圣明，臣子却不贤能；有时遇到贤能的臣子，却没有圣明的君主。如今陛下圣明，所以能够实现治理。如果只有贤臣，而君主不考虑教化，也是没有用的。现在天下虽然太平，我们臣子并不因此感到高兴，只希望陛下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勤奋不懈怠！”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君主做好事的，大多不能坚持到底。汉高祖原本只是泗水亭的一个亭长，起初能够拯救危难、诛杀暴君，成就了帝业，但过了十几年后，放纵享乐导致失败，也是不可保的。怎么知道呢？孝惠帝作为嫡长子，温顺恭敬、仁爱孝顺，但高祖被爱姬的儿子迷惑，想要废掉他，萧何、韩信功业显赫，萧何被冤枉下狱，韩信也被贬黜，其他功臣如黥布等人因此感到恐惧不安，最终导致反叛。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如此荒谬，难道不是难以保持的明证吗？所以我不敢依赖天下的安定，常常想到危险和灭亡来警戒自己，以保持最终的安定。”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公卿大臣说：“我端坐无为，四方的夷族都归顺了，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吗？实在是依靠你们的力量！应当考虑善始善终，永远巩固大业，子子孙孙，互相辅佐。让丰功伟绩和厚利延续到后代，让几百年后的人读我们的国史时，看到辉煌的功业和伟大的事迹，不仅仅是称赞周朝、汉朝以及建武、永平时期的故事而已！”
房玄龄于是进言说：“陛下谦逊的态度，把功劳归于臣下，实现了太平盛世，这根本上是陛下的圣德，臣下有什么功劳呢？只希望陛下能够善始善终，那么天下将永远依赖您。”
唐太宗又说：“我观察古代平定乱世的君主，大多年过四十，只有光武帝三十三岁。但我十八岁就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成为天子，这在武功上胜过古人。年轻时从军，没有时间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明白了教化的根本，看到了政治的源头。实行了几年，天下大治，风俗改变，子女孝顺，臣子忠诚，这在文治上也超过了古人。过去周朝、秦朝以来，戎狄入侵，如今戎狄都俯首称臣，这又在怀柔远人上胜过古人。这三件事，我有什么德行能够承担呢？既然有这样的功业，怎么能不善始善终呢？”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读书时看到前代君王的善政，都努力实行而不懈怠，我所任用的你们几个人，确实认为是贤能的。然而，治理的效果与三皇五帝的时代相比，还是有所不及，为什么呢？”
魏征回答说：“如今四方的夷族都归顺了，天下太平，确实是自古以来没有的。然而，自古以来帝王刚即位时，都想要励精图治，效仿尧、舜；等到安乐时，就骄奢放纵，不能坚持到底。臣子刚被任用时，都想要辅佐君主、拯救时局，追随稷、契的足迹；等到富贵时，就想着保全官爵，不能尽忠职守。如果君臣都能不懈怠，各自坚持到底，那么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道理，自然可以超越古人。”
唐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
贞观十三年，魏征担心唐太宗不能坚持节俭，近年来有些奢侈放纵，于是上疏劝谏说：
我观察自古以来帝王接受天命、建立国家，都想要传给万代，为子孙谋划。所以他们垂拱而治，布政天下。他们谈论治国之道时，必定先崇尚淳朴而抑制浮华；他们评价人时，必定重视忠良而鄙视奸佞；谈论制度时，必定杜绝奢侈而崇尚节俭；谈论物产时，必定重视粮食布帛而轻视珍奇。然而，刚接受天命时，他们都遵循这些原则来实现治理；稍微安定后，大多违背这些原则而导致风俗败坏。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身处万乘之尊，拥有四海的财富，说话没有人敢违逆，做事没有人敢不从，公道被私情淹没，礼节被欲望破坏的缘故吗？俗话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实行并不难，坚持到底才难。’这话确实可信。
陛下刚刚成年，就拯救了乱世，平定了天下，开创了帝业。贞观初年，正值壮年，抑制欲望，亲自实行节俭，内外安宁，达到了至治。论功劳，汤、武不足以相比；论德行，尧、舜也不为远。我自从被提拔到陛下身边，已有十多年，每次在帷幄中侍奉，屡次接受陛下的明旨。陛下常常许诺要坚守仁义之道，不失其志；节俭之志，始终不渝。一句话可以振兴国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的教诲还在耳边，我怎敢忘记？然而近年来，陛下的志向稍有偏离，敦朴的道理渐渐不能坚持到底。我谨以所听到的，列举如下：
陛下在贞观初年，无为无欲，清静的教化远播四方。考察现在，这种风气逐渐衰落，听陛下的言论远超上古圣王，但论事却未超过中等君主。为什么这么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上等圣哲，汉文帝拒绝了千里马，晋武帝烧掉了雉头裘。如今陛下却从万里之外寻求骏马，从域外购买珍奇，引起道路上的怪异，被戎狄轻视，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一点。
从前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人民的方法，孔子说：‘要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一样谨慎。’子贡说：‘为什么要这么害怕呢？’孔子说：‘如果不以道来引导他们，他们就会成为我的仇敌，怎么能不害怕呢？’所以《尚书》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作为君主，怎么能不敬畏人民呢？陛下在贞观初年，视人民如受伤的人，体恤他们的勤劳，爱民如子，常常保持简约，没有什么奢华的作为。近年来，陛下却倾向于奢侈放纵，忘记了节俭，轻易使用民力，甚至说：‘百姓无事就会骄纵，劳役则容易驱使。’自古以来，没有因为百姓安逸而导致国家倾覆的，哪有因为害怕百姓骄纵而故意劳役他们的呢？这恐怕不是振兴国家的至理名言，也不是安定人民的长远之计。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二点。
陛下在贞观初年，克制自己以利他人，到了现在，放纵欲望以劳役他人，节俭的痕迹逐年改变，骄奢的情欲日益增长。虽然忧民的言论不绝于口，但享乐的事情却切实在心。有时想要有所作为，担心臣子劝谏，就说：‘如果不这样做，对我自己不方便。’臣子的心情，怎么能再争辩呢？这实际上是想要堵住劝谏者的口，怎么能说是择善而行呢？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三点。
立身的成败，在于所接触的环境，兰芷和鲍鱼，都会随着环境而变化，所以要谨慎选择所接触的事物，不能不深思。陛下在贞观初年，砥砺名节，不贪图私利，只与善人为伍，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如今却不同了，轻视小人，礼遇君子。礼遇君子，却敬而远之；轻视小人，却亲近他们。亲近小人就看不到他们的过错，疏远君子就不知道他们的优点。不知道他们的优点，就会自然而然地疏远；看不到他们的过错，就会自然而然地亲近。亲近小人，不是治理国家的正道；疏远君子，也不是振兴国家的义理。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四点。
《尚书》说：‘不作无益
有害处的事情中也有益处，功业才能成就；不珍视奇异之物而轻视实用之物，人民才能富足。犬马如果不是本地生长的就不养，珍禽奇兽不在国内繁育。
陛下在贞观初年，行动遵循尧、舜之道，捐弃金银，抵制美玉，回归朴素，恢复淳厚。近年来，却喜好奇异之物，难得的货物，无论多远都能得到，珍玩的制作，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上位者喜好奢侈而希望下位者保持朴素，这是不可能的。末业兴盛，而希望国家富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五个不能善终的原因。
贞观初年，陛下求贤若渴，善人所举荐的人才，信任并任用他们，取其所长，总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够。近年来，却凭个人好恶，有时众人举荐的人才被任用，有时因一人诋毁而被弃用，有时多年任用的官员被重用，有时因一时的怀疑而被疏远。行为有素履，事情有成迹，被诋毁的人，未必可信于所举荐的人，多年的行为，不应在一朝之间失去。君子的胸怀，践行仁义而弘扬大德；小人的本性，喜好谗言佞语以谋取私利。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易地加以褒贬，这使得守道者日渐疏远，干求者日渐得势。因此人们只想着苟且免祸，不能尽力。这是第六个不能善终的原因。
陛下初登大位时，高居深视，事务清静，心中没有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几年之后，不能坚持初衷，虽然没有十旬的逸乐，却有时超过三驱之礼。于是盘游之乐，被百姓讥讽，鹰犬的贡品，远及四夷。有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清晨出发，入夜才回。以驰骋为欢，不考虑不测之变，事情的不测，还能挽救吗？这是第七个不能善终的原因。
孔子说：“君主以礼待臣，臣子以忠事君。”那么君主对待臣子，义不可薄。陛下初登大位时，恭敬地接待臣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大家都想着尽力，心中没有隐瞒。近年来，却多有忽略。有时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想见朝廷，陈述所见，想说话却得不到接见，想请求又得不到恩礼，有时因所短，诘问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却不能申明其忠诚。而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这不是很难吗？这是第八个不能善终的原因。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这四点，前王用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在贞观初年，孜孜不倦，屈己从人，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近年来，却稍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这是傲之长。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这是欲之纵。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再专心治道，这是乐将极。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这是志将满。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这是第九个不能善终的原因。
从前陶唐、成汤之时，并非没有灾患，而称其圣德者，是因为他们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贞观初年，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这确实是因为百姓知道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近年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这是第十个不能善终的原因。
我听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到了今年，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天何言哉？垂象示诫，这确实是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礼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而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我诚然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疏奏上后，太宗对魏征说：“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寻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于是赐魏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侍臣说：“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则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征回答说：“我听说，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征说：“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魏征回答说：“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注解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27年至649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一。
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第二位皇帝，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开创了贞观之治。
魏征：唐太宗时期著名的谏臣，以直言敢谏闻名。
房玄龄：唐朝初年的重要政治家，曾任宰相，与杜如晦并称为“房杜”，是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汉高祖：即刘邦，西汉开国皇帝，以其从平民到皇帝的传奇经历和开创汉朝的功绩著称。
萧何：西汉初年的重要政治家，刘邦的重要谋臣，被誉为“汉初三杰”之一。
韩信：西汉初年的著名军事家，刘邦的重要将领，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著称。
光武：即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以其复兴汉朝的功绩和光武中兴的盛世著称。
尧、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两位圣王，以仁德治国著称。
稷、契：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贤臣，稷是农业之神，契是商朝的始祖，被视为贤臣的典范。
汤、武：商汤和周武王，分别是商朝和周朝的开国君主，以其推翻暴政、建立新朝的功绩著称。
捐金抵璧：比喻舍弃贵重物品，追求简朴。
反朴还淳：回归朴素和淳厚的生活方式。
末作滋兴：指末流技艺或行业兴盛，可能影响社会风气。
贞观之初：指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初期的治国理念和政策。
求贤如渴：形容对贤才的渴望和重视。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古代贤人对君主的告诫，强调节制和自我约束。
陶唐、成汤：陶唐指尧，成汤指商汤，均为古代圣王。
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强调人的行为和选择决定祸福。
社稷：古代指国家或政权。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在位期间。
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全国的皇帝，以暴政和严苛著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评注
这段文本选自《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们的对话，反映了贞观之治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唐太宗在对话中多次强调“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思想，表明他即使在国家安定、四夷宾服的盛世中，仍然保持警惕，时刻思考国家的长远发展。这种居安思危的态度，体现了唐太宗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唐太宗在对话中多次提到“善始慎终”，强调君主和大臣们应当始终保持初心，不可因一时的成功而骄傲自满。他通过对比历史上的汉高祖、萧何、韩信等人的成败，指出即使是功勋卓著的君主和臣子，也可能因骄傲自满而导致失败。这种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显示了唐太宗对治国理政的深刻理解。
魏征和房玄龄等大臣在对话中多次强调“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君臣共同努力，始终保持勤勉和节俭，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魏征在贞观十三年上疏谏言，指出唐太宗近年来逐渐偏离了贞观初年的节俭和勤政，提醒他不可因一时的安逸而忘记初心。这种直言进谏的精神，体现了贞观时期君臣之间的良好互动和共同治理的理念。
文本中还多次提到“风化之本”和“政理之源”，表明唐太宗和大臣们不仅关注国家的物质繁荣，更重视道德教化和政治制度的建设。唐太宗在贞观九年提到“子孝臣忠”，强调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种以德治国的思想，是贞观之治的重要特征之一。
总的来说，这段文本通过唐太宗与大臣们的对话，展现了贞观之治时期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唐太宗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深远的政治眼光，开创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盛世。而魏征、房玄龄等大臣的直言进谏和勤勉辅佐，也为贞观之治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段文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
本文是魏征向唐太宗李世民进谏的奏疏，内容深刻反映了贞观时期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化。魏征以直言不讳的态度，指出了唐太宗在治国理政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从贞观初期的简朴、求贤、勤政到后期的奢靡、任人唯亲、骄纵等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国家的治理效果，也对社会风气产生了负面影响。魏征的谏言体现了古代士大夫的责任感和对国家的忠诚。
从文化内涵来看，魏征的奏疏充满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强调君主的德行和自我约束，认为君主应以尧、舜为榜样，追求仁德和简朴。同时，他也引用了孔子的言论，强调君臣之间的礼义关系。这些思想反映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即通过君主的德行和礼制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从艺术特色来看，魏征的奏疏语言简练而有力，逻辑严密，层层递进。他通过对比贞观初期和后期的情况，揭示了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这种对比手法不仅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也使读者更容易理解问题的严重性。此外，魏征在文中多次引用古代圣贤的言论，增强了文章的权威性和历史感。
从历史价值来看，魏征的奏疏不仅是贞观时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古代谏诤文化的典范。它反映了唐太宗时期政治的开明和士大夫的直言敢谏精神，同时也揭示了盛世背后的隐忧。魏征的谏言对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魏征的奏疏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一份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政治文献。它通过对贞观时期政治变化的分析，揭示了君主德行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政治实践的指导作用。同时，它也展示了古代士大夫的责任感和对国家的忠诚，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