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六-论杜谗邪-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事著于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齐、隋间谗谮事，耳目所接者，略与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齐朝良将，威震敌国，周家每岁斫汾河冰，虑齐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征谗构伏诛，周人始有吞齐之意。高颎有经国大才，为隋文帝赞成霸业，知国政者二十余载，天下赖以安宁。文帝惟妇言是听，特令摈斥。及为炀帝所杀，刑政由是衰坏。又隋太子勇抚军监国，凡二十年间，固亦早有定分。杨素欺主罔上，贼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性，逆乱之源，自此开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祸及其身，社稷寻亦覆败。古人云‘世乱则谗胜’，诚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渐，用绝谗构之端，犹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觉悟。前史云：‘猛兽处山林，藜藿为之不采；直臣立朝廷，奸邪为之寝谋。’此实朕所望于群公也。”
魏征曰：“《礼》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诗》云‘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又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盖为此也。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若曲受谗谮，妄害忠良，必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矣。愿陛下深慎之！”
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谒路左，盛饰廨宇，修营楼雉以求媚；又潜饲羊百余口、鱼数千头，将馈贵戚。太宗知，召而数之曰：“朕巡省河、洛，经历数州，凡有所须，皆资官物。卿为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旧态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发此言以戒之。元楷惭惧，数日不食而卒。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难其选。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致理太平，称为圣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朕弱冠交游，惟柴绍、窦诞等，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兹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舜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以此而言，复不由染，何也？”魏征曰：“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乱，救万民之命，理致升平，岂绍、诞之徒能累圣德？但经云：‘放郑声，远佞人。’近习之间，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奏言：“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谓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数职，以论臣等。”太宗谓戴胄曰：“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昔蜀后主昏弱，齐文宣狂悖，然国称治者，以任诸葛亮、杨遵彦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复如法。”于是，流陈师合于岭外。
贞观中，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朕闻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开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闻谏诤。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讦百官，细无可采。朕历选前王，但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魏征为秘书监，有告征谋反者。太宗曰：“魏征，昔吾之雠，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竟不问征，遽斩所告者。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遂良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六-论杜谗邪-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观察前代，那些谗言佞语的人，都是国家的害虫。他们或者花言巧语，或者结党营私。如果是昏庸的君主，没有不被他们迷惑的，忠臣孝子因此含冤受屈。所以，丛兰想要茂盛，秋风却摧毁了它；君王想要明察，谗言却蒙蔽了他。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史书中，不能一一详述。至于齐、隋两朝之间的谗言陷害之事，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就简单地和你们说说。斛律明月是齐朝的良将，威震敌国，周朝每年都要凿开汾河的冰，担心齐兵会从西边渡河。等到斛律明月被祖孝征谗言陷害而被杀，周朝才有了吞并齐国的想法。高颎有治理国家的大才，为隋文帝成就了霸业，管理国家政务二十多年，天下因此安宁。隋文帝只听信妇人之言，特意下令排斥他。等到他被隋炀帝所杀，国家的刑法和政治从此衰败。还有隋朝的太子杨勇，他抚军监国，总共二十多年，本来也早有定数。杨素欺骗君主，陷害忠良，使得父子之间的亲情一夜之间被天性所灭，逆乱的根源从此开始。隋文帝既然混淆了嫡庶之分，最终祸及自身，国家不久也就覆灭了。古人说‘世道混乱时谗言就会得逞’，这确实不是虚言。我常常防微杜渐，杜绝谗言的根源，但还是担心心力不够，或者不能觉悟。前史说：‘猛兽在山林中，藜藿因此不被采摘；直臣在朝廷中，奸邪因此不敢谋划。’这确实是我对各位的期望。”
魏征说：“《礼记》说：‘在看不见的地方要谨慎，在听不到的地方要警惕。’《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会扰乱四方国家。’孔子也说：‘厌恶那些巧言令色而颠覆国家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曾经观察自古以来的国家和家族，如果曲意接受谗言陷害，妄害忠良，必然会导致宗庙变成废墟，市朝布满霜露。希望陛下深以为戒！”
贞观七年，唐太宗到蒲州巡视。刺史赵元楷让父老们穿上黄纱单衣，在路边迎接，还大肆装饰官署，修建楼台以讨好太宗；又偷偷养了一百多只羊、几千条鱼，准备送给皇亲国戚。太宗知道后，召见赵元楷并责备他说：“我巡视河、洛地区，经过几个州，凡是所需之物，都是靠官府的物资。你养羊养鱼，雕饰官署，这是亡隋的弊俗，现在不能再做了。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改掉这些旧习。”因为赵元楷在隋朝时是个奸佞之人，所以太宗说这些话来警告他。赵元楷感到惭愧和恐惧，几天不吃东西就死了。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太子的师傅，自古以来就很难选择。成王年幼时，以周公、召公为师傅，左右都是贤臣，足以培养仁德，达到太平盛世，被称为圣主。而秦朝的胡亥，是秦始皇所宠爱的，赵高做他的师傅，教他刑法。等到他篡位后，诛杀功臣，杀害亲戚，残酷暴烈不止，不久也就灭亡了。由此看来，人的善恶，确实是由他亲近的人决定的。我年轻时交往的只有柴绍、窦诞等人，他们的品行并不算上乘，等到我登上皇位，治理天下，虽然比不上尧、舜的圣明，但至少避免了孙皓、高纬的暴政。由此看来，善恶并不完全由环境决定，这是为什么呢？”魏征说：“普通人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但上智之人是不会被环境所染的。陛下受命于天，平定寇乱，拯救万民的生命，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柴绍、窦诞这样的人怎么能影响陛下的圣德呢？但经典上说：‘远离郑国的音乐，远离奸佞之人。’在亲近的人之间，尤其要深加谨慎。”太宗说：“说得好。”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上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说人的思虑有限，一个人不能兼任多个职位，以此来批评我们。”太宗对戴胄说：“我以至公之心治理天下，现在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不是因为他们是功臣旧部，而是因为他们有才能。这个人妄加诽谤，只是想离间我们君臣。从前蜀后主昏庸懦弱，齐文宣帝狂妄悖逆，但国家还能治理得好，是因为任用了诸葛亮、杨遵彦而不猜忌的缘故。我现在任用杜如晦等人，也是按照这个原则。”于是，将陈师合流放到岭南。
贞观年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我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能够上合天心，达到太平盛世的，都是靠股肱之臣的力量。我近来广开直言之路，希望了解冤屈，听取谏言。所有上奏的人，大多是指责百官的小事，细枝末节无可取之处。我历览前代帝王，只要君主对臣子有猜疑，那么下情就不能上达，想要臣子尽忠竭虑，怎么可能呢？而那些无知之人，专门从事谗言诽谤，扰乱君臣关系，对国家毫无益处。从今以后，凡是上书指责别人小过错的，应当以谗言者的罪名来治罪。”
魏征担任秘书监时，有人告发魏征谋反。太宗说：“魏征，过去是我的仇人，只因为他忠于自己的职责，我就提拔重用了他，怎么会有人妄生谗言陷害他呢？”最终没有追究魏征，反而立即斩杀了告发的人。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负责记录起居注，近来记录我的行为善恶如何？”褚遂良说：“史官的职责，君主的举动必须记录。善行固然要记录，过失也不会隐瞒。”太宗说：“我现在勤勉地做三件事，也希望史官不要记录我的过失。一是借鉴前代的成败，作为借鉴；二是任用贤人，共同成就政道；三是斥退小人，不听信谗言。我能坚持这些，始终不会改变。”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六-论杜谗邪-注解
谗佞：指那些以谗言和巧言令色来迷惑君主、陷害忠良的奸臣。
蟊贼：比喻危害国家的人或事物。
朋党比周：指结党营私，互相勾结。
斛律明月：北齐名将，以勇猛善战著称。
祖孝征：北齐官员，因谗言陷害斛律明月。
高颎：隋朝名臣，辅佐隋文帝建立霸业。
杨素：隋朝权臣，以奸诈著称。
胡亥：秦二世，秦始皇之子，因赵高的谗言而篡位。
赵高：秦朝宦官，以谗言和阴谋著称。
柴绍、窦诞：唐太宗早年结交的朋友。
杜如晦：唐朝名臣，曾任尚书左仆射。
陈师合：唐朝监察御史，因上《拔士论》而被流放。
魏征：唐朝著名谏臣，以直言敢谏著称。
褚遂良：唐朝谏议大夫，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六-论杜谗邪-评注
本文选自《贞观政要》，主要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年间与大臣们的对话，内容涉及如何防范谗言、选拔贤臣、治理国家等方面。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深知谗言对国家治理的危害，因此他多次强调要防微杜渐，杜绝谗言的滋生。
首先，唐太宗通过历史教训告诫大臣们，谗言是国家的祸患。他以北齐斛律明月和隋朝高颎的遭遇为例，说明谗言不仅会害死忠臣，还会导致国家的衰败。唐太宗认为，谗言之所以能够得逞，往往是因为君主的昏庸和不明察。因此，他提出要‘防微杜渐’，从源头上杜绝谗言的产生。
其次，唐太宗在选拔官员时，注重才能和德行，而非仅仅依靠旧有的功勋。他以杜如晦和房玄龄为例，说明自己选拔官员的标准是‘有才行’，而非‘勋旧’。这种用人理念体现了唐太宗的明智和远见，也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唐太宗还特别重视谏臣的作用。他多次与魏征、褚遂良等谏臣讨论如何治理国家，并鼓励他们直言进谏。唐太宗认为，只有广开言路，才能了解民情，避免冤屈。他甚至在面对有人诬告魏征谋反时，毫不犹豫地斩杀了诬告者，显示了他对忠臣的信任和对谗言的深恶痛绝。
最后，唐太宗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未来的谨慎。他提出要‘鉴前代成败事’，以历史为镜，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他也强调要‘进用善人，共成政道’，通过选拔贤才来共同治理国家。这种以史为鉴、任人唯贤的治国理念，正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唐太宗与大臣们的对话，展现了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的治国智慧和用人理念。他不仅深知谗言的危害，还通过广开言路、选拔贤才、以史为鉴等方式，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些思想和做法，不仅对当时的唐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