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五-论诚信-原文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
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
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 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
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十年，魏征上疏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
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
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
然而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
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
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
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
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
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
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
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
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
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
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
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
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
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
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
今欲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
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
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
是则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可不慎哉！
此乃孙卿所谓“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使修洁之士行之，与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
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
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
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
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
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
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
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
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
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
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弗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
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
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
夫穆伯，列国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将有所间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
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
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
征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
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信为汉高祖所夺，诚如圣旨。”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五-论诚信-译文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臣，太宗对他说：“我所任用的人，都认为是贤臣，你知道谁是奸佞之臣吗？”
那人回答说：“我身处草野，不知道谁是奸佞之臣，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探群臣，如果能够不畏惧雷霆之怒，直言进谏，那就是正直之人；如果顺从陛下的旨意，那就是奸佞之人。”
太宗对封德彝说：“水的清浊，取决于源头。君主是政治的源头，百姓就像水一样，如果君主自己行诈，却希望臣下正直，这就像源头浑浊却希望水清澈一样，道理上是行不通的。
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诡诈多端，非常鄙视他的为人，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作为教化的榜样呢？”
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希望让诚信在天下盛行，不想用欺诈的手段来教化百姓，你的建议虽然好，但我不会采纳。”
贞观十年，魏征上疏说：
我听说治理国家的基础，必须依靠道德和礼仪，君主所依靠的，只有诚信。诚信确立了，臣下就不会有二心；道德和礼仪形成了，远方的人就会归顺。
因此，道德、礼仪和诚信，是国家的根本，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一刻也不能废弃。
所以孔子说：“君主以礼仪对待臣子，臣子以忠诚侍奉君主。”
又说：“自古以来，人都会死，但如果没有诚信，百姓就无法立足。”
文子说：“同样的言语，诚信在于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诚信在于命令之外。”
然而，如果说了却不守信，那就是言语没有诚信；如果下了命令却不执行，那就是命令没有诚信。
没有诚信的言语，没有诚信的命令，作为君主就会败坏道德，作为臣子就会危及自身，即使在困境中，君子也不会这样做。
自从王道昌明以来，已经十多年了，威名远播海外，万国来朝，国库日益充实，土地日益广阔，然而道德却没有更加深厚，仁义却没有更加广博，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对待臣下的态度没有完全做到诚信，虽然有良好的开端，却没有看到完美的结局。
从前贞观初年，听到善政就惊叹不已，到了八九年间，仍然乐于接受谏言。
但从那以后，渐渐厌恶直言，虽然有时勉强容忍，但不再像从前那样豁达。
正直的人渐渐避开皇帝的威严，奸佞之徒则肆意巧辩。
把同心协力的人说成是擅权，把忠诚直言的人说成是诽谤。
把忠信的人说成是朋党，即使他们忠诚可信，也会被怀疑；把虚伪的人说成是至公，即使他们矫饰虚伪，也不会受到责备。
刚直的人害怕被说成是擅权，忠诚直言的人担心被指责为诽谤。
正直的臣子无法充分表达意见，大臣们也无法与他们争辩。
迷惑视听，阻塞正道，妨碍政治，损害道德，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孔子说“厌恶那些用巧言利口颠覆国家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且，君子和小人，外表相似，内心却不同。
君子掩盖别人的过错，宣扬别人的善行，面对危难不会苟且偷生，宁愿牺牲自己来成就仁义。
小人不以不仁为耻，不以不义为惧，只追求利益，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危害他人。
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危害他人，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现在想要实现国家的治理，必须依靠君子；事情有得失，有时也要询问小人。
对待君子时，虽然尊敬却疏远；对待小人时，却轻慢而亲近。
亲近小人，他们就会无所不言；疏远君子，他们的意见就无法上达。
这样一来，毁誉的权力掌握在小人手中，刑罚却加在君子身上，国家的兴衰就在于此，怎能不慎重呢？
这就是孙卿所说的“让智者谋划，却与愚者讨论；让廉洁之士执行，却让卑鄙之人怀疑，想要成功，怎么可能呢？”
中等智慧的人，难道没有一些小聪明吗？
但他们的才能不足以治理国家，思虑也不够深远，即使竭尽全力，仍然难免失败；
更何况那些心怀奸诈、顺从旨意的人，他们的祸患岂不是更深吗？
立起一根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即使竭尽精神，劳心费神，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君主能够尽到礼仪，臣子能够竭尽忠诚，必须做到内外无私，上下互相信任。
君主不信任臣子，就无法驱使臣子；臣子不信任君主，就无法侍奉君主，诚信的道理非常重要。
从前齐桓公问管仲：“我想让酒在酒杯中腐坏，肉在俎上腐坏，这样会不会损害霸业？”
管仲说：“这虽然不是好事，但也不会损害霸业。”
齐桓公问：“那什么会损害霸业呢？”
管仲说：“不能识人，会损害霸业；识人却不能任用，会损害霸业；任用却不能信任，会损害霸业；信任了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会损害霸业。”
晋国的中行穆伯攻打鼓城，经过一年也没能攻下，馈间伦说：“鼓城的啬夫，我认识他。请不要再让士大夫们疲惫了，我可以让鼓城投降。”
穆伯没有答应，左右的人说：“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得到鼓城，您为什么不接受呢？”
穆伯说：“馈间伦这个人，奸佞而不仁，如果让他攻下鼓城，我能不赏赐他吗？如果赏赐他，那就是赏赐奸佞之人。奸佞之人得志，就会让晋国的士人放弃仁义而去做奸佞之事。即使得到鼓城，又有什么用呢？”
穆伯是列国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良佐，尚且能够谨慎对待信任、远离奸佞之人，更何况是作为四海之主的君主，应天命而生的圣人，怎么能让至高无上的德行受到损害呢？
如果想要让君子和小人之间的界限分明，必须用道德来感化他们，用诚信来对待他们，用义理来激励他们，用礼仪来约束他们，然后才能做到扬善惩恶，赏罚分明。
这样一来，小人就会断绝他们的奸佞之心，君子则会自强不息，无为而治的目标，还会远吗？
如果扬善却不能提拔，惩恶却不能除去，刑罚不能施加于有罪之人，赏赐不能给予有功之人，那么国家的危亡之日，恐怕就难以避免了，永保国祚，还有什么希望呢？
太宗看了魏征的奏疏，感叹道：“如果不是遇到你，我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
太宗曾经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我即位之初，有很多人上书，有的说君主必须独揽大权，不能委任群臣；有的说要耀武扬威，震慑四方。只有魏征劝我‘停止战争，振兴文教，广施恩德，中国安定后，远方的人自然会归顺’。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天下大治，远方的君主都来朝贡，九夷的使者络绎不绝。这一切都是魏征的功劳。我任用他，难道不是用对了人吗？”
魏征拜谢说：“陛下的圣德来自天意，您用心于政事。我才能平庸，承受不起您的信任，哪里能对圣明有所贡献呢？”
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传》中说‘宁可失去食物，也要保持诚信’，孔子说：‘百姓没有诚信就无法立足。’从前项羽进入咸阳，已经控制了天下，如果他能够力行仁义和诚信，谁能夺走他的天下呢？”
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缺一不可。能够勤勉地践行它们，对国家大有裨益。殷纣王轻慢五常，武王夺走了他的天下；项羽因为不讲诚信，被汉高祖夺走了天下，确实如陛下所说。”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五-论诚信-注解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27年至649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之一，以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著称。
佞臣：指善于阿谀奉承、心术不正的臣子。
魏武帝：即曹操，三国时期魏国的奠基者，以多谋善断、善于用兵著称，但也因其多诡诈而受到后世批评。
魏征：唐太宗时期著名的谏臣，以直言进谏、忠诚耿直闻名，对贞观之治的形成有重要贡献。
封德彝：唐太宗时期的官员，曾任宰相，以忠诚正直著称。
齐桓公：春秋时期齐国的君主，以任用管仲为相，推行改革，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管仲：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军事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以治国才能著称。
晋中行穆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以忠诚正直、善于用兵著称。
项羽：秦末汉初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楚汉争霸中的楚军领袖，最终败于刘邦。
房玄龄：唐太宗时期的重要大臣，以辅佐太宗治理国家、制定政策著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五-论诚信-评注
这段文本主要围绕唐太宗李世民与臣子之间的对话展开，反映了贞观时期君臣之间的信任与诚信问题。文本通过太宗与上书人、魏征等人的对话，展现了太宗对诚信的重视，以及他对佞臣的警惕。太宗认为，君主应当以身作则，诚信为本，才能引导臣子正直行事。他批评了魏武帝曹操的多诡诈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不可取，强调君主应当以诚信治国，而非以诈道训俗。
魏征的上疏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他强调了德礼诚信作为国家根基的重要性。魏征指出，诚信是君臣父子关系的核心，不可废弃。他引用孔子的话，强调‘民无信不立’，并指出言而不信、令而不从会导致国家败德、个人危身。魏征还批评了贞观后期直言进谏逐渐被排斥的现象，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佞臣得势，忠臣被疑，最终妨政损德。
文本通过对比君子与小人的行为，进一步阐明了诚信的重要性。君子掩恶扬善，临难不苟免，杀身成仁；而小人则唯利是图，危人自安。魏征指出，若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委任君子，远离小人，并且要以德、信、义、礼来对待臣子，才能做到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
太宗对魏征的疏文表示赞赏，认为魏征的直言进谏对国家治理有重要帮助。太宗还回顾了自己即位初期听取魏征建议的经历，认为魏征的‘偃革兴文，布德施惠’政策使国家安定，远人来服。这表明太宗对魏征的信任与依赖，也反映了贞观时期君臣之间的良好互动。
最后，太宗与房玄龄的对话进一步强调了‘信’的重要性。太宗引用孔子的话‘民无信不立’，并指出项羽因无信而败于刘邦，强调了仁、义、礼、智、信五常的重要性。房玄龄对此表示赞同，认为五常缺一不可，勤行五常对国家大有裨益。
总体而言，这段文本通过君臣对话的形式，深入探讨了诚信在治国理政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了君主应以诚信为本，远离佞臣，亲近忠臣，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文本不仅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内涵，也反映了贞观时期君臣之间的信任与互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