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五-论仁义-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
黄门侍郎王珪对曰：“天下凋丧日久，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风，万代之福。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
太宗曰：“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
给事中杜正伦进曰：“世必有才，随时听用，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治乎？”
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阅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
太宗曰：“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识此心。”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
王珪顿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五-论仁义-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说：“我观察古代帝王以仁义治国的，国家寿命长久；而依赖法律统治人民的，虽然能一时解决弊端，但败亡也很快。既然看到前代帝王的成败，足以作为借鉴。现在我打算专门以仁义诚信来治国，希望改变近代的浮薄风气。”
黄门侍郎王珪回答说：“天下衰败已久，陛下继承这些弊端，弘扬正道，改变风气，是万代的福气。但没有贤才就无法治理，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
太宗说：“我思念贤才的心情，岂能只在梦中！”
给事中杜正伦进言说：“世上一定有贤才，随时可以任用，何必等待梦见傅说、遇到吕尚，然后才能治理国家呢？”
太宗深以为然。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认为乱世之后，风俗难以改变，但近来看到百姓逐渐懂得廉耻，官民守法，盗贼日渐稀少，所以知道人没有固定的风俗，只是政治有治乱之别。因此治国之道，必须用仁义来安抚，用威信来示范，顺应人心，去除苛刻，不做异端之事，自然就会安定，你们应该共同推行这些事。”
贞观四年，房玄龄上奏说：“现在查看武库的兵器装备，比隋朝时强多了。”
太宗说：“整顿军备防备敌人虽然是重要的事，但我只希望你们用心于治国之道，尽力忠诚，使百姓安乐，这就是我的兵器装备。隋炀帝难道是因为兵器装备不足，才导致灭亡的吗？正是因为没有修仁义，导致群臣怨恨背叛。你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贞观十三年，太宗对侍臣说：“树林深了，鸟儿就会栖息；水域广了，鱼儿就会游来；仁义积累多了，万物自然归附。人们都知道害怕躲避灾害，却不知道行仁义就能避免灾害。仁义之道，应该时刻放在心上，经常保持，如果稍有懈怠，就会离得很远。就像饮食维持生命，必须经常吃饱，才能保持生命。”
王珪叩头说：“陛下能明白这个道理，天下真是幸运！”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五-论仁义-注解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27年至649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一，以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著称。
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第二位皇帝，以其开明的政治和卓越的军事才能闻名于世。
仁义：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仁指爱人，义指正义，强调以仁爱和正义来治理国家。
国祚：指国家的命运和统治时间，祚意为福气、命运。
元龟：古代占卜用的龟甲，引申为借鉴、参考的意思。
黄门侍郎：古代官职名，负责皇帝的文书和传达命令。
给事中：古代官职名，负责谏议和监察。
傅说：商朝时期的贤臣，以辅佐商王武丁而闻名。
吕尚：即姜子牙，周朝开国功臣，辅佐周武王灭商。
隋炀帝：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以暴政和奢侈闻名，导致隋朝迅速灭亡。
房玄龄：唐太宗时期的重要大臣，以智慧和忠诚著称，是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五-论仁义-评注
这段文字选自《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年间与大臣们的对话，展现了太宗以仁义治国、重视贤才的政治理念。
太宗在贞观元年明确提出要以仁义诚信为治国之本，强调仁义是国祚延长的关键，而严刑峻法虽能一时救弊，却会导致国家的迅速败亡。这一观点反映了太宗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认同，也体现了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
在贞观二年，太宗进一步指出，风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政治的治乱而变化。他认为，通过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可以引导百姓逐渐恢复廉耻之心，社会秩序也会随之安定。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太宗对人性本善的信念，也反映了他对政治与社会风俗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
贞观四年，房玄龄提到武库甲仗的充足，太宗却强调，真正的甲仗并非兵器，而是臣民的忠贞和百姓的安乐。他以隋炀帝的灭亡为例，指出国家的兴衰不在于武力的强弱，而在于是否修仁义、得民心。这一观点体现了太宗对治国之道的深刻理解，即国家的长治久安依赖于仁政和民心，而非单纯的武力。
贞观十三年，太宗以林深鸟栖、水广鱼游为喻，形象地说明了仁义积累则万物自然归附的道理。他强调，仁义之道应常存于心，不可懈怠，否则便会远离正道。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太宗对仁义之道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治国理政的持续关注和思考。
总体而言，这段文字展现了唐太宗李世民以仁义治国、重视贤才、关注民生的政治理念，反映了贞观之治的核心思想。通过对话形式，太宗与大臣们的互动不仅展现了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也体现了太宗对治国之道的深刻思考和不断探索。这段文字不仅是研究贞观之治的重要史料，也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