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二-论求谏-原文
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
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
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
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
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称其仁。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
杜如晦对曰：“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不纳谏诤，遂杜口无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辞职请退，则与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晋惠帝贾后将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阿意苟免。及赵王伦举兵废后，遣使收华，华曰：‘将废太子日，非是无言，当时不被纳用。’其使曰：‘公为三公，太子无罪被废，言既不从，何不引身而退？’华无辞以答，遂斩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故‘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张华既抗直不能成节，逊言不足全身，王臣之节固已坠矣。虞世基位居宰辅，在得言之地，竟无一言谏诤，诚亦合死。”
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召而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逄、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仍赐绢有差。
太常卿韦挺尝上疏陈得失，太宗赐书曰：“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昔齐境之难，夷吾有射钩之罪，蒲城之役，勃鞮为斩袂之仇，而小白不以为疑，重耳待之若旧。岂非各吠非主，志在无二。卿之深诚，见于斯矣。若能克全此节，则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励终始，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
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 怀禄之人， 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
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
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舜禹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
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
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二-论求谏-译文
唐太宗威严庄重，百官进见时，都感到手足无措。
太宗知道这种情况后，每次接见大臣奏事时，都会和颜悦色，希望能听到他们的直言进谏，了解政治教化的得失。
贞观初年，太宗曾对公卿大臣们说：“人要看清自己，必须借助明镜；君主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忠臣。君主如果自以为是，臣子又不加以纠正，想要不危亡，怎么可能呢？所以君主失去国家，臣子也不能独自保全自己的家。至于隋炀帝暴虐无道，臣子们不敢进谏，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不远，你们每当看到不利于百姓的事情，一定要极力进谏。”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们说：“正直的君主任用奸邪的臣子，国家不会得到治理；正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国家也不会得到治理。只有君臣之间像鱼水一样和谐，国家才能安定。我虽然不够英明，但幸好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希望能通过你们的直言进谏，使天下太平。”
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我听说，木头经过绳墨的矫正才能正直，君主听从谏言才能圣明。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有七位敢于直言的臣子，如果谏言不被采纳，他们就会相继以死相谏。陛下广开圣明的思路，采纳草野之人的意见，臣子们身处一个不忌讳直言的时代，实在愿意竭尽自己的愚忠。”
太宗称赞他说得好，下诏命令从此以后宰相入宫商议国事时，一定要让谏官随同入内，参与政事的讨论。如果有进谏的言论，太宗一定会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们说：“英明的君主会反思自己的短处并加以改进，昏庸的君主则会掩饰自己的短处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自夸，掩饰短处，拒绝谏言，确实很难触犯他。虞世基不敢直言进谏，或许不算大罪。从前箕子假装疯癫以保全自己，孔子也称他为仁人。等到隋炀帝被杀时，虞世基是否应该一同赴死呢？”
杜如晦回答说：“天子有敢于直言的臣子，即使君主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孔子说：‘史鱼真是正直啊！国家有道时，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时，他也像箭一样直。’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不采纳谏言，就闭口不言呢？他贪图安逸，占据高位，又不能辞职退隐，这与箕子假装疯癫而离开的情况不同。从前晋惠帝的贾后要废黜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然不能极力抗争，只是阿谀奉承以求自保。等到赵王司马伦起兵废黜贾后，派人逮捕张华时，张华说：‘废黜太子那天，我并非没有进言，只是当时不被采纳。’使者说：‘你身为三公，太子无罪被废，既然进言不被采纳，为什么不引退呢？’张华无言以对，最终被斩首，并灭了三族。古人说：‘国家危难时不扶持，国家倾覆时不匡救，那还要宰相做什么呢？’所以‘君子在面临大节时是不可动摇的。’张华既不能坚持正直的节操，又不能通过谦逊的言辞保全自己，作为臣子的节操已经丧失了。虞世基位居宰相，处于可以进谏的位置，竟然没有一句谏言，确实应该一同赴死。”
太宗说：“你说得对。君主必须有忠良的臣子辅佐，才能自身安宁、国家安定。隋炀帝难道不是因为下面没有忠臣，自己听不到过失，恶行积累，祸患满盈，最终导致灭亡的吗？如果君主的行为不当，臣子又不进谏匡正，只是一味阿谀奉承，事事都说好，那么君主就是昏君，臣子就是谄臣，昏君谄臣在一起，国家的危亡就不远了。我现在立志要君臣上下，各自尽忠，互相切磋，以成就治国的正道。你们各自应当尽力进谏，匡正我的过失，我绝不会因为你们的直言违背我的意愿而责备你们。”
贞观三年，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很多人上书奏事，条数很多，我把它们都贴在墙上，进出时观看思考。我之所以孜孜不倦，是想了解臣子们的心意。每次思考政事，常常到三更才睡觉。也希望你们能不懈努力，以符合我的心意。”
贞观五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自古以来，帝王大多任性喜怒，高兴时就滥赏无功之人，发怒时就滥杀无罪之人。所以天下大乱，无不由此而起。我现在日夜以此为戒，常常希望你们能尽情进谏。你们也要接受别人的谏言，怎么能因为别人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就护短不采纳呢？如果不能接受谏言，又怎么能去进谏别人呢？”
贞观六年，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上奏的封事符合旨意，召见他们并说：“我纵观自古以来臣子尽忠的事迹，如果遇到明君，就应该竭诚进谏，像龙逄、比干那样，即使被杀也不后悔。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也很难。我又听说龙可以被驯服，但它的喉下有逆鳞。你们不避触犯逆鳞，各自进献封事。如果你们能一直这样，我怎么会担心国家的倾覆呢！每次想到你们的忠心，我都不能忘怀，所以设宴与你们同乐。”并赐给他们不同数量的绢帛。
太常卿韦挺曾上疏陈述得失，太宗赐书说：“你所上的意见，确实是正直的言论，言辞和道理都很可观，我感到非常欣慰。从前齐国危难时，管仲有射中齐桓公衣带钩的罪过；蒲城之战时，勃鞮有斩断晋文公衣袖的仇恨，但齐桓公不因此怀疑管仲，晋文公也待勃鞮如旧。这难道不是因为各为其主，忠心不二吗？你的忠诚，由此可见。如果你能始终保持这种节操，就能永远保全美名。如果懈怠了，岂不可惜？希望你始终勉励自己，为后人树立榜样，让后人看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古人一样，这不是很美吗？我近来没有听到自己的过失，也没有看到自己的缺点，全靠你们竭尽忠诚，多次进献良言，滋润我的心怀，真是难以言表！”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们说：“我每次闲居静坐时，都会自我反省，常常担心自己上不合天意，下被百姓怨恨。只希望有正直的人进谏，使我的耳目通达，下面没有怨气积滞。近来看到有人来奏事时，大多感到恐惧，言语失序。平常奏事尚且如此，何况是进谏呢？一定会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进谏时，即使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会因此责备他们。如果立刻发怒责备，恐怕人们会更加恐惧，怎么还敢再进言呢？”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近来朝臣们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
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谏言，确实应该有进谏的人。但古人说：‘不被信任时进谏，会被认为是诽谤；被信任时不进谏，就会被认为是尸位素餐。’但人的才能和器量各有不同，懦弱的人，心怀忠诚却不敢进言；疏远的人，担心不被信任而不敢进言；贪图禄位的人，担心对自己不利而不敢进言。所以大家都保持沉默，随波逐流过日子。”
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我常常想，臣子想要进谏，却害怕死亡的祸患，这与赴汤蹈火、冒着刀剑的危险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是极其困难的事。所以大禹拜谢善言，难道不正是为此吗！我现在敞开胸怀，接纳谏言。你们不必害怕，尽管直言进谏。”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能够自知的人是明智的，但这确实很难。比如那些擅长写文章的人，技艺高超的人，都自认为自己的长处是别人比不上的。如果让名工巧匠来评判他们的作品，那些粗劣的言辞和拙劣的技艺就会暴露出来。由此说来，君主必须有敢于匡正过失的臣子，指出他的错误。一天要处理万机，一个人来决断，即使再忧劳，又怎么能尽善尽美呢？我常常想到魏征随时进谏，多次指出我的过失，就像明镜照形，美丑必现。”于是举杯赐酒给房玄龄等人，勉励他们。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
良说：“从前舜制作漆器，禹雕刻他的俎（古代祭祀时盛放祭品的器具），当时有十几个人劝谏舜和禹。在饮食器具这样的小事上，何必苦苦劝谏呢？”
遂良回答说：“雕刻和制作会损害农业生产，编织和刺绣会伤害女工的工作。最初创造奢侈和淫逸的行为，是导致国家危亡的开始。漆器不停止，必然会用金来制作；金器不停止，必然会用玉来制作。所以忠臣必须在事情刚开始时就劝谏，等到事情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就没有再劝谏的必要了。”
太宗说：“你说得对。我所做的事情，如果有不当之处，无论是在刚开始时，还是在即将结束时，都应该进谏。我看了以前的历史，有些臣子劝谏事情，君主回答说‘已经做了’，或者说‘已经答应了’，最终没有停止或改正。这就是导致国家危亡的祸患，可以轻易地等待它的到来。”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二-论求谏-注解
太宗：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第二位皇帝，以开明的政治和广纳谏言著称，开创了贞观之治。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27年至649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之一。
谏诤：指臣子对君主的直言规劝，目的是纠正君主的错误，促进政治清明。
隋炀帝：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以暴虐和拒谏著称，最终导致隋朝灭亡。
虞世基：隋朝大臣，因未能直言进谏而被视为隋炀帝暴政的帮凶。
箕子：商朝末年的大臣，因劝谏纣王无效而佯狂自保，后被孔子称赞为仁者。
仲尼：孔子的字，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为圣人。
张华：西晋大臣，因未能坚持正义而被赵王伦杀害。
魏征：唐太宗时期著名的谏臣，以直言敢谏著称，对贞观之治有重要贡献。
房玄龄：唐太宗时期的重要宰相，与杜如晦并称“房杜”，是贞观之治的核心人物之一。
舜造漆器：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以贤明著称。漆器是指用漆涂饰的器物，舜造漆器象征着文明的进步和工艺的发展。
禹雕其俎：禹是夏朝的开国君主，以治水有功闻名。俎是古代祭祀时用来盛放祭品的器具，禹雕其俎体现了对礼仪的重视和工艺的精湛。
谏：古代臣子对君主的规劝和建议，体现了君臣之间的互动和制约。
奢淫：指奢侈和放纵，常被视为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之一。
诤臣：敢于直言进谏的臣子，是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角色。
危亡之渐：指国家或政权逐渐走向衰败和灭亡的过程。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二-论求谏-评注
这段文字主要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年间广纳谏言、虚心听取臣子意见的政治风格。太宗深知君主若不能听取忠言，国家将陷入危难，因此他多次强调臣子应直言进谏，甚至鼓励他们在自己犯错时大胆指出。这种开明的政治态度，不仅体现了太宗作为明君的智慧，也为贞观之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文中多次提到隋炀帝的暴政和拒谏，作为反面教材，警示太宗及其臣子。隋炀帝因护短拒谏，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而虞世基等大臣因未能直言进谏，也难逃历史的谴责。太宗通过对比隋朝的失败，强调了君臣之间相互信任、直言进谏的重要性。这种历史反思，不仅是对前朝的批判，也是对自身执政的警醒。
太宗与臣子的对话中，多次提到“鱼水”关系，比喻君臣之间的和谐与相互依存。太宗认为，只有君臣之间像鱼和水一样紧密合作，国家才能安定。这种比喻不仅形象生动，也反映了太宗对君臣关系的深刻理解。他深知，君主的权力并非绝对，必须依靠忠臣的辅佐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文中还提到了一些历史人物，如箕子、张华等，他们的故事被用来作为君臣关系的典范或警示。箕子因劝谏无效而佯狂自保，被孔子称赞为仁者；而张华因未能坚持正义，最终导致身败名裂。这些历史典故的引用，不仅丰富了文本的文化内涵，也增强了太宗言论的说服力。
太宗的虚心纳谏不仅体现在言语上，更体现在实际行动中。他多次表示，即使臣子的谏言不合己意，也不会因此责罚他们。这种宽容的态度，极大地鼓励了臣子们直言进谏，形成了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的良好氛围。太宗的这种政治智慧，不仅为当时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保障，也为后世君主树立了榜样。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通过对太宗与臣子之间互动场景的描写，展现了贞观之治的核心精神——广纳谏言、君臣共治。太宗的开明政治态度、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对君臣关系的精准把握，共同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石。这段文字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政治智慧。
这段对话出自《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与大臣魏征的对话，反映了唐代政治文化中谏言的重要性。
魏征以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的历史典故为例，说明即使是贤明的君主也会受到臣子的规劝。他强调，奢侈之风一旦开启，就会逐渐加剧，最终导致国家的危亡。这种观点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防微杜渐’的思想。
魏征提出‘诤臣必谏其渐’的观点，强调臣子应该在问题初现时就及时进谏，而不是等到问题严重时才提出。这种观点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预防胜于治疗’的理念。
唐太宗对魏征的观点表示赞同，并强调无论问题处于初期还是已经严重，臣子都应该进谏。这种态度体现了唐太宗作为明君的胸怀和智慧，也反映了唐代政治文化中君臣互动的特点。
这段对话还反映了唐代政治文化中‘以史为鉴’的思想。唐太宗提到前史中有人臣谏事不被采纳的例子，认为这是导致国家危亡的原因之一。这种观点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重视历史经验的特点。
从艺术特色来看，这段对话简洁明了，逻辑清晰，体现了古代政论文的特点。通过历史典故和比喻，魏征成功地说服了唐太宗，展现了其作为诤臣的智慧和勇气。
总的来说，这段对话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反映了唐代政治文化的特点，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谏言、防微杜渐、以史为鉴等重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