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原文
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
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
太宗从之。
秘书监魏征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
魏征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
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
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
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
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
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
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
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太宗不纳。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
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
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后，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
魏征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于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
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
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上疏曰：“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
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
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
经途死亡，复在言外。
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
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遇之多死。
《易》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
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
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
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
陛下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叶浑遗萌，更树君长，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
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
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
疏奏，不纳。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
往者初平高昌，魏征、褚遂良劝朕立麴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
昔汉高祖遭平城之围而赏娄敬，袁绍败于官渡而诛田丰，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乎！”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译文
贞观四年，李靖攻打突厥颉利，击败了他，许多突厥部落前来归降。
皇帝下令讨论安定边疆的策略，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请将他们安置在河南。按照汉朝建武时期的做法，将投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塞下，保全他们的部落，作为防御屏障，同时不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以此来安抚他们，一方面可以充实空虚的土地，另一方面可以显示我们无猜疑之心，这是包容养育的方法。”
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秘书监魏征说：“匈奴自古以来，从未像现在这样破败，这是上天要剿灭他们，宗庙神武的体现。而且他们世代侵扰中国，百姓对他们有深仇大恨，陛下既然接受了他们的投降，不能诛灭他们，就应该将他们遣返到河北，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土地上。匈奴人面兽心，不是我们的同类，强大时必定会侵扰，弱小时则会卑躬屈膝，不顾恩义，这是他们的天性。秦、汉时期就是这样，所以时常派遣猛将去攻打他们，将他们的河南地区收为郡县。陛下将他们安置在内地，如今投降的人几乎达到十万，几年之后，人口会成倍增长，居住在我们身边，靠近京城，这将成为心腹之患，尤其不能将他们安置在河南。”
温彦博说：“天子对待万物，如同天地覆盖承载，有归顺我们的人就一定要养育他们。如今突厥被击败，余部归附，陛下如果不加以怜悯，抛弃他们而不接纳，这不符合天地的道理，也会阻碍四夷的归附之心，臣愚以为不可，应该将他们安置在河南。所谓死而复生，亡而存之，让他们感念我们的厚恩，最终不会叛逆。”
魏征说：“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在近郡，江统建议将他们驱逐到塞外，武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几年之后，他们便倾覆了瀍、洛地区。前代的教训，殷鉴不远。陛下如果采纳彦博的建议，将他们安置在河南，这就是养虎遗患。”
温彦博又说：“臣听说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的余部，以性命归顺我们，将他们安置在内地，教导他们礼法，选拔他们的酋长，派遣他们担任宿卫，畏惧我们的威严，感念我们的恩德，怎么会有祸患呢？而且光武帝将河南单于安置在内郡，作为汉朝的藩屏，最终一代都没有叛逆。”
他又说：“隋文帝劳师动众，耗费仓库，树立可汗，让他们恢复国家，后来他们却背信弃义，围困炀帝于雁门。如今陛下仁厚，顺从他们的意愿，河南、河北，任他们自由居住，各有酋长，互不统属，力量分散，势力削弱，怎么会有危害呢？”
给事中杜楚客进言说：“北狄人面兽心，难以用德来感化，容易用威来制服。如今让他们的部落散居在河南，逼近中华，时间久了必定会成为祸患。至于雁门之役，虽然是突厥背恩，但也是因为隋主无道。中国因此丧乱，怎么能说是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呢？夷不乱华，前代哲人的明训，存亡继绝，历代圣王的通规。臣恐怕如果不师法古人，难以长久。”
太宗赞赏他的言论，正在致力于怀柔政策，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最终采用了温彦博的策略，从幽州到灵州，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来安置他们，居住在长安的人近万家。
自从突厥颉利被击败后，各部落首领前来投降的，都被封为将军中郎将，分布在朝廷中，五品以上的官员有百余人，几乎与朝廷官员相当。
只有拓拔没有来，又派人去招抚他，使者络绎不绝。
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做没有益处，只会耗费中国的资源，上疏说：“臣听说要想安定远方，必须先安定近处。中国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夷之人如同枝叶，扰乱根本来厚待枝叶，而求长久安定，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自古明王，以信义教化中国，以权谋驾驭夷狄。所以《春秋》说：‘戎狄豺狼，不可满足；诸夏亲昵，不可抛弃。’自从陛下君临天下，深根固本，人民安逸，兵力强盛，九州富庶，四夷自然归服。如今招致突厥，虽然他们进入了我们的疆域，臣愚以为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然而河西的百姓，镇守防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稀少，加上隋朝的动乱，人口减少尤其严重，突厥未平之前，尚且不能安居乐业，匈奴微弱以来，才开始耕种，如果立即劳役他们，恐怕会导致损害，以臣愚惑，请停止招抚。而且所谓荒服者，本来就是臣而不纳。所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续了八百年；秦王轻战事胡，所以四十年就灭亡了。汉文帝养兵静守，天下安定富足；汉武帝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然后悔轮台，但已经来不及了。至于隋朝，早先得到了伊吾，兼统鄯善，但得到之后，劳费日益严重，虚内致外，最终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朝，动静安危，昭然可见。伊吾虽然已经臣附，但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那些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让他们居住在塞外，必定畏惧我们的威严，感念我们的恩德，永远成为藩臣，这是行虚惠而收实福。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将他们俘虏到江淮，改变他们的习俗，却将他们安置在内地，离京城不远，虽然这是宽仁之义，但也不是长久安定之计。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都授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的租赋，供养积恶的凶虏，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不是中国的利益。”
太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十三年，太宗驾临九成宫。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中集结部下，并拥立突利的儿子贺罗鹘夜袭御营，事情败露，都被捕斩。
太宗从此不再信任突厥，后悔将他们的部众安置在中国，将他们遣返到河北，在故定襄城建牙，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来统治他们。
于是对侍臣说：“中国百姓，实在是天下的根本，四夷之人，如同枝叶，扰乱根本来厚待枝叶，而求长久安定，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当初没有采纳魏征的建议，如今觉得劳费日益严重，几乎失去了长久安定之道。”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后，太宗想将高昌设为州县。
魏征说：“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后来多次有商胡称他们断绝贡献，加之不礼遇大国的诏使，于是使王诛载加。如果罪止于文泰，这也就可以了。不如趁机安抚他们的百姓，立他们的儿子为王，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远播，这是治国的善策。如今如果贪图他们的土地设为州县，常需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换。每次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于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
太宗没有听从，最终将高昌设为西州，并以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年调发千余人防守其地。
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不可，上疏说：“臣听说古代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施德化，不事遐荒。所以周宣王薄伐，至境而返；秦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而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
陛下每年派遣上千人远赴边疆驻守，他们终年离别家乡，思念万里之外的亲人。
这些远行的人需要自备行装，不得不卖掉粮食，甚至倾尽家产。
在途中死亡的情况，更是难以言表。
此外，还派遣罪犯去加强边防，但这些人中又有逃亡的，官府追捕他们，反而给国家带来麻烦。
通往高昌的道路，沙漠千里，冬天寒风刺骨，夏天热风如火，行人常常因此丧命。
《易经》上说：‘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在治世时不忘乱世。’
假如张掖尘土飞扬，酒泉烽火燃起，陛下难道能指望高昌提供一粒粮食来应急吗？
最终还是要从陇右各州调兵，迅速支援。
由此可见，河西地区如同心腹，而高昌不过是手足，怎能耗费中原的资源去维持一个无用的地方？
陛下曾在沙漠中平定颉利，在西海消灭吐浑，为突厥残余部落立可汗，为叶浑遗民立君长，重新建立高昌，并非没有先例，这就是所谓的有罪则诛，臣服则存。
应该选择高昌中合适的人，任命为领袖，让他们回到本国，感戴大恩，长期作为藩属。
这样中国不受干扰，既富裕又安宁，可以传给子孙，留给后代。”
这份奏疏呈上后，未被采纳。
到了十六年，西突厥派兵侵犯西州，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州有紧急情况，虽然不足以构成大害，但怎能不担忧呢？
当初平定高昌时，魏征、褚遂良劝我立麴文泰的子弟，继续作为国家，我却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现在才感到后悔。
从前汉高祖在平城被围时赏赐娄敬，袁绍在官渡战败后诛杀田丰，我常以这两件事为戒，怎能忘记他们的话呢！”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注解
贞观四年：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30年。
李靖：唐朝著名将领，曾多次平定边疆叛乱。
突厥颉利：突厥可汗，曾多次侵扰唐朝边境。
温彦博：唐朝官员，曾任中书令，主张怀柔政策。
魏征：唐太宗时期的重要大臣，以直言进谏著称。
五原塞：汉代设置的边防要塞，位于今内蒙古五原县。
晋代有魏时：指西晋时期，魏国曾安置胡人部落于近郡。
江统：西晋官员，曾建议将胡人逐出塞外。
光武：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曾安置南匈奴于河南。
隋文帝：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曾扶持突厥可汗复国。
雁门之役：隋炀帝时期，突厥围困隋军于雁门关的战役。
李大亮：唐朝官员，曾任凉州都督，反对安置突厥于内地。
阿史那结社率：突厥贵族，曾发动叛乱。
李思摩：突厥贵族，被唐朝立为可汗。
侯君集：唐朝将领，曾平定高昌。
褚遂良：唐太宗时期的大臣，以文学和政治才能闻名。
屯戍：古代指军队在边疆地区驻扎防守，以保护国家安全。
菽粟：菽指豆类，粟指小米，泛指粮食。
机杼：古代织布机的部件，泛指家庭纺织业。
张掖：古代地名，位于今甘肃省，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
酒泉：古代地名，位于今甘肃省，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
陇右：古代地理区域，指今甘肃省东部及陕西省西部一带。
高昌：古代西域国名，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
颉利：突厥可汗，唐太宗时期被唐朝击败。
吐浑：古代西域民族，曾建立吐谷浑国。
西突厥：古代突厥族的一支，主要活动在中亚地区。
麴文泰：高昌国的国王，唐太宗时期被唐朝所灭。
娄敬：汉高祖时期的谋士，因献策解平城之围而受赏。
田丰：东汉末年袁绍的谋士，因直言进谏而被袁绍所杀。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评注
本文记载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关于如何安置突厥降众的争议，反映了唐朝初年对边疆民族政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温彦博主张怀柔政策，认为应将突厥降众安置于河南，以显示唐朝的宽厚和包容。他引用了汉代光武帝安置南匈奴的例子，认为这样可以‘死而生之，亡而存之’，使突厥人感念唐朝的恩德，从而不再叛乱。
魏征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突厥人‘人面兽心’，难以用德化感化，主张将其遣返河北旧地。他引用了晋代江统的建议，认为将胡人安置于内地会导致后患，甚至可能引发叛乱。魏征的观点反映了唐朝内部对突厥等边疆民族的警惕和不信任。
李大亮的上疏进一步强调了‘欲绥远者必先安近’的思想，认为唐朝应该以中原百姓为根本，而不应过度关注边疆民族的安置问题。他引用了《春秋》中的‘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主张以权术驾驭夷狄，而不是过度依赖怀柔政策。
最终，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降众安置于河南，并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然而，随着突厥贵族阿史那结社率的叛乱，太宗逐渐意识到魏征等人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最终决定将突厥部众迁回河北，并立李思摩为可汗。
本文不仅反映了唐朝初年对边疆民族政策的争议，还揭示了唐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唐朝希望通过怀柔政策来安抚边疆民族，维护边疆的稳定；另一方面，唐朝内部对边疆民族的警惕和不信任始终存在，尤其是在突厥贵族发动叛乱后，这种警惕进一步加深。
从历史价值来看，本文为我们提供了唐朝初年边疆政策的宝贵资料，展示了唐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本文也反映了唐朝内部对边疆民族的不同态度，既有怀柔包容的一面，也有警惕防范的一面。这种复杂的心态在唐朝的边疆政策中始终存在，并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艺术特色来看，本文通过对话和上疏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唐朝官员之间的争论。温彦博和魏征的观点针锋相对，各自引用了历史典故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使得文章充满了辩论的色彩。李大亮的上疏则进一步深化了争论的层次，使得文章在逻辑上更加严密。
总的来说，本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通过生动的对话和上疏形式，展现了唐朝初年边疆政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我们理解唐朝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这段文字出自唐代文献，反映了唐太宗时期对边疆政策的讨论和反思。文中提到的屯戍、高昌、西突厥等关键词，揭示了唐朝在边疆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布局。
首先，文中提到每年派遣千余人远赴边疆屯戍，反映了唐朝对边疆安全的重视。然而，这种政策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士兵的思乡情绪、家庭经济的负担、以及途中的死亡风险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士兵的士气，也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压力。
其次，文中提到高昌国的处理问题。高昌是西域的一个重要国家，唐朝在平定高昌后，面临是否继续维持其独立地位的选择。魏征和褚遂良建议立麴文泰的子弟为高昌国王，以维持其独立地位，但唐太宗未采纳这一建议。后来，西突厥入侵西州，唐太宗对此感到后悔，认为当初应该采纳魏征和褚遂良的建议。
这段文字不仅反映了唐朝边疆政策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唐太宗在决策过程中的犹豫和反思。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唐太宗认识到在处理边疆问题时，应更加谨慎和灵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冲突。
此外，文中还引用了《易经》中的“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强调了在和平时期也要保持警惕，防止危机的发生。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古代，也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通过对边疆政策的讨论和反思，展现了唐朝在边疆治理中的复杂性和挑战，同时也反映了唐太宗在决策过程中的智慧和反思。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国家的边疆政策及其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