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征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征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咨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纠弹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征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
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
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
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
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
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
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逄、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
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
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
《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
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
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
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
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
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
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
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
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甚嘉纳之。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根据才能授予职位，务必减少官员数量。所以《尚书》中说：‘任用官员要选择贤才。’又说：‘官员不必多，关键在于合适的人。’如果得到的是贤才，即使数量少也足够了；如果是不称职的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古人也认为官员不得其才，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食用。《诗经》说：‘出谋划策的人太多，反而无法成事。’孔子也说：‘官员不兼职，怎么能节俭？’而且‘千张羊皮，不如一只狐狸的腋下皮毛。’这些道理都记载在经典中，无法一一详述。现在需要进一步精简官员，使每个人都能胜任自己的职位，这样就能实现无为而治。你们应该仔细思考这个道理，合理确定官员的职位。”房玄龄等人因此设置了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太宗同意了，并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如果有乐工或其他杂类人员，即使技艺超过同辈，也只能特别赏赐钱财以表彰他们的才能，绝不能超授官爵，让他们与朝廷的贤臣并肩而立，同坐而食，以免让士大夫感到耻辱。”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担任仆射，应当帮助我分担忧劳，广泛听取意见，寻求贤才。最近听说你们每天要处理数百件诉讼案件。这样连阅读公文都忙不过来，怎么能帮助我寻求贤才呢？”于是下令尚书省，将琐碎的事务都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冤案和重大事务才需要上报仆射。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每天晚上都在思考百姓的事情，有时甚至到半夜都无法入睡。我担心都督、刺史是否能够妥善照顾百姓。因此我在屏风上记录他们的名字，坐卧时经常查看，如果他们在任上有善政，我也会记录在他们的名字下。我住在深宫之中，视听无法及远，所依赖的只有都督、刺史，这些人实际上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尤其需要选对人。”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国家安定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最近我让你推荐贤才，但你一直没有推荐。天下事务繁重，你应当分担我的忧劳，你既然不推荐，我还能依靠谁呢？”封德彝回答说：“臣愚钝，岂敢不尽心尽力，但至今没有发现奇才异能之人。”太宗说：“前代的明君用人如用器，都是从当时选拔人才，而不是从异代借用人才。难道要等到梦见傅说、遇到吕尚，才能治理国家吗？况且哪个时代没有贤才，只是担心遗漏而不知道罢了！”封德彝惭愧地退下。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最近看到吏部选拔人才，只注重他们的言辞和文笔，而不了解他们的实际行为。几年之后，他们的劣迹才暴露出来，即使加以刑罚，百姓已经受到损害。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好人呢？”杜如晦回答说：“两汉时期选拔人才，都是根据他们在乡里的表现，由州郡推荐，然后才任用，所以当时被称为多士。现在每年选拔人才，多达数千人，外表和言辞都经过修饰，难以了解真实情况，选拔官员只是根据他们的品级来安排。选拔的标准实际上并不精确，所以无法得到真正的人才。”太宗于是打算依照汉代的法令，由各州自行选拔人才，但因为功臣们即将进行世袭封爵的事情，最终没有实施。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征说：“古人说，君主应当为官职选择合适的人，不能随意任用。我现在做一件事，天下人都会关注；说一句话，天下人都会倾听。如果任用正直的人，善良的人都会受到鼓励；如果误用坏人，不善良的人就会竞相钻营。赏赐应当与功劳相称，无功的人自然会退下；惩罚应当与罪行相称，作恶的人会感到畏惧。所以赏罚不能轻易施行，用人更需要慎重选择。”魏征回答说：“了解人的事情，自古以来就很困难，所以要通过考核和升降来考察他们的善恶。现在要选拔人才，必须仔细考察他们的行为。如果知道他们是善良的，然后任用他们，即使这些人不能成事，也只是能力不足，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如果误用坏人，即使他们能力强，危害也会很大。但在乱世中，只求才能，不考虑品行。在太平时期，必须才能和品行兼备，才能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人为本，要想让百姓安乐，关键在于刺史和县令。县令数量众多，不可能都是贤才，如果每个州都有好的刺史，那么整个地区都会安定。如果天下的刺史都符合圣意，那么陛下就可以在朝廷上安心处理政务，百姓也不会担心不安。自古以来，郡守和县令都是经过精心选拔的贤德之人，想要提拔他们为将相，必须先让他们治理百姓，或者从二千石的职位升为丞相、司徒、太尉。朝廷绝不能只重视内臣，而轻视外任的刺史和县令的选拔。所以百姓不安定，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太宗因此对侍臣说：“刺史我将亲自选拔；县令则由五品以上的京官各推荐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左右丞应当特别精简，上疏说：“我听说尚书省处理万机，实际上是政务的根本，考察这个职位，授任确实很难。所以八座相当于文昌，二丞相当于管辖，至于曹郎，上应列宿，如果不称职，就会招致讥讽。我最近看到尚书省的诏令拖延，公文积压，我虽然平庸，但请允许我陈述原因。贞观初年，没有令、仆，当时省务繁杂，比现在多得多。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征都精通吏治，性格平直，处理事务果断，无所回避，陛下又给予他们恩慈，自然能够肃清事务。百官不懈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杜正伦接任右丞，也严厉对待下属。最近纲纪不举，都是因为勋贵亲戚在位，能力不称职，功势相倾。所有官员，都没有遵循公道，即使想要自强，也先害怕诽谤。所以郎中处理事务，只是请示；尚书犹豫不决，不能决断。有时弹劾上奏，事情拖延，案件虽然已经理清，仍然反复拖延。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及多年。有时迎合旨意失去实情，有时避嫌压制道理。勾司以案件完成为事了，不追究是非；尚书以方便为奉公，不论对错。互相姑息，只是敷衍了事。而且选拔众人授予职位，非才不举，天工人代，怎能随意加官？至于皇亲国戚和功臣，只应优待他们的礼秩，或者年高体衰，或者积病智昏，既然对时局无益，应当让他们闲逸。长期妨碍贤路，实在不可取。要纠正这种弊端，应当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自然纲纪完备，也能矫正趋竞之风，岂止是解决拖延的问题！”上疏后，不久任命刘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太平之后必有大乱，大乱之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就是太平的运势。能够安定天下的，关键在于得到贤才。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我又不能遍识，日复一日，无法得到人才。现在想让人自荐，这样如何？”魏征回答说：“了解别人是智慧，了解自己是明智。了解别人已经很难，了解自己更不容易。况且愚昧的人，都自夸才能，恐怕会助长浮躁竞争的风气，不能让他们自荐。”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说：
我听说了解臣子莫过于君主，了解儿子莫过于父亲。父亲不能了解儿子，就无法和睦一家；君主不能了解臣子，就无法治理万国。万国安宁，君主才有福庆。
必须依靠忠良之臣作为辅佐，有才能的人在位，那么各种政绩就会凝聚，国家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
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被前代所称颂，都是因为他们懂得识人，所以朝廷中人才济济，元、凯辅佐他们建立了伟大的功业，周公、召公的光辉事迹也流传至今。
那么四岳、九官、五臣、十乱这些贤臣，难道只存在于古代，而今天就没有了吗？关键在于是否去寻求，是否去重视！
为什么这么说呢？美玉、明珠、孔雀、犀牛、大象，大宛的良马，西戎的猛犬，它们或许没有脚，或许没有情感，生长在遥远的边疆，距离中原万里之遥，却通过重重翻译进贡，道路不绝，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原的人们喜欢它们。
更何况那些从政的人，心怀君主的荣耀，享受君主的俸禄，以道义为准则，怎么会不尽力而为呢？
我认为，如果让他们行孝，他们可以像曾参、子骞一样；如果让他们尽忠，他们可以像龙逄、比干一样；如果让他们守信，他们可以像尾生、展禽一样；如果让他们廉洁，他们可以像伯夷、叔齐一样。
然而今天的群臣，很少有能够坚守清白、卓尔不群的人，这是因为对他们的要求不够严格，激励不够精心的缘故。
如果用公正和忠诚来激励他们，用远大的目标来要求他们，让他们各自有明确的职责，能够按照自己的道义行事；在显贵时观察他们推荐的人，在富有时观察他们养育的人，在平时观察他们的爱好，在学习时观察他们的言论，在困境中观察他们不接受的东西，在贫贱时观察他们不做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才能来选拔，根据他们的能力来任用，发挥他们的长处，弥补他们的短处；用六种正直的行为来引导他们，用六种邪恶的行为来警戒他们，那么即使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会自我激励，即使不劝勉，他们也会自我勉励。
所以《说苑》中说：“臣子的行为有六种正直和六种邪恶。行六种正直的行为就会荣耀，犯六种邪恶的行为就会耻辱。什么是六种正直的行为？第一种是在事情还未发生、征兆还未显现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存亡的关键、得失的要害，提前防范于未然之前，使君主超然立于显荣的地位，这样的人是圣臣。第二种是虚心尽意，每天进献善道，用礼义来勉励君主，用长远的策略来劝谕君主，顺应君主的美德，匡正君主的过失，这样的人是良臣。第三种是早起晚睡，不懈地推荐贤才，多次称颂古代的功绩，以此来激励君主的意志，这样的人是忠臣。第四种是明察成败，提前防范并加以补救，堵塞漏洞，断绝祸源，转祸为福，使君主始终无忧，这样的人是智臣。第五种是遵守法律，尽职尽责，不接受贿赂，辞让俸禄和赏赐，饮食节俭，这样的人是贞臣。第六种是在国家昏乱时，不阿谀奉承，敢于冒犯君主的威严，当面指出君主的过失，这样的人是直臣。这就是六种正直的行为。什么是六种邪恶的行为？第一种是安于官位，贪图俸禄，不务正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这样的人是具臣。第二种是君主说什么都说好，君主做什么都说对，暗中迎合君主的喜好，以此来取悦君主，苟且偷生，与君主一起享乐，不顾后果，这样的人是谀臣。第三种是内心险恶，外表谨慎，巧言令色，嫉妒贤能，想要提拔的人就宣扬他的优点，隐藏他的缺点，想要贬低的人就宣扬他的过错，隐藏他的优点，使君主的赏罚不当，号令不行，这样的人是奸臣。第四种是智慧足以掩饰错误，辩才足以推行邪说，在内部离间骨肉亲情，在外部制造朝廷混乱，这样的人是谗臣。第五种是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结党营私，以富其家，擅自篡改君主的命令，以自显贵，这样的人是贼臣。第六种是用谄媚和邪说来迷惑君主，使君主陷入不义，结党营私，蒙蔽君主的明智，使黑白不分，是非不明，使君主的恶名传遍国内，传到邻国，这样的人是亡国之臣。这就是六种邪恶的行为。贤臣遵循六种正直的行为，不采用六种邪恶的手段，所以上安而下治。活着时受人爱戴，死后被人怀念，这就是臣子的处世之道。”
《礼记》中说：“权衡悬挂在那里，不能欺骗它的轻重。绳墨陈列在那里，不能欺骗它的曲直。规矩设置在那里，不能欺骗它的方圆。君子审慎地遵循礼法，不能用奸诈来诬陷他。”
那么臣子的真假，就不难知道了。
再用礼法来对待他们，用法律来约束他们，行善的人得到奖赏，作恶的人受到惩罚，他们怎么敢不努力呢？怎么敢不尽心呢？
国家想要提拔忠良，罢免不肖，已经十多年了，但只听到这些话，却看不到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说的对，做的却不对。
说的对，是因为出于公道；做的不对，是因为走上了邪路。是非混淆，好恶相争。所爱的人即使有罪，也不会受到惩罚；所恨的人即使无辜，也免不了受罚。这就是所谓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或者因为小恶而放弃大善，或者因为小过而忘记大功。这就是所谓的君主的赏赐不能无功而求，君主的惩罚不能有罪而免。
赏赐不能劝善，惩罚不能惩恶，却希望邪正不惑，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赏赐不遗漏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亲近的人，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察事实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那么邪正就无法隐藏，善恶自然分明。
然后取其实际，不尚其虚华，处其厚道，不居其浅薄，那么即使不言教化，一个月内就能看到效果。
如果只是喜欢美丽的锦缎，而不为百姓选择官员，有至公的言论，却没有至公的实际行动，爱而不知其恶，憎而忘其善，徇私情以亲近邪佞，背公道而远离忠良，那么即使日夜不怠，劳神苦思，想要达到至理，也是不可能的。
奏书呈上后，太宗非常赞赏并采纳了。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当时房玄龄留守京城。有人从京城来，太宗问道：“玄龄听说李纬被任命为尚书，有什么反应？”那人回答说：“他只说‘李纬的胡子很好’，没有其他话。”于是太宗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注解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27年至649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一。
房玄龄：唐朝初年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曾任宰相，是唐太宗的重要谋士。
杜如晦：唐朝初年政治家，与房玄龄并称“房杜”，是唐太宗的重要辅佐。
封德彝：唐朝初年官员，曾任右仆射。
魏征：唐朝初年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以直言进谏著称，是唐太宗的重要谏臣。
马周：唐朝初年官员，曾任侍御史。
刘洎：唐朝初年官员，曾任治书侍御史。
戴胄：唐朝初年官员，曾任左丞。
杜正伦：唐朝初年官员，曾任右丞。
尚书省：唐朝中央行政机构之一，负责处理国家政务。
仆射：唐朝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之一，负责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刺史：唐朝地方行政长官，负责一州的行政事务。
县令：唐朝地方行政长官，负责一县的行政事务。
左右丞：唐朝尚书省的副长官，负责协助仆射处理政务。
郎中：唐朝尚书省的中级官员，负责具体事务的处理。
文昌：古代星官名，象征文运昌盛，此处比喻尚书省的重要性。
列宿：古代星官名，象征天上的星宿，此处比喻尚书省官员的重要性。
懿戚：指皇帝的亲属或亲近的功臣。
元勋：指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功臣。
浇竞：指争名夺利、互相倾轧的风气。
忠良作弼：指忠诚贤良的臣子辅佐君主，弼是辅助的意思。
俊乂在官：指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俊乂指有才德的人。
庶绩其凝：指各种政绩都能成功，庶绩指各种政绩，凝指成功。
尧、舜、文、武：指中国古代的圣君尧、舜、文王、武王。
元、凯：指古代的贤臣元凯，翼是辅助的意思。
周、召：指周公和召公，周朝的贤臣。
四岳、九官、五臣、十乱：指古代传说中的贤臣和乱臣。
美玉明珠：比喻珍贵的人才。
孔翠犀象：指珍贵的动物，比喻珍贵的人才。
大宛之马：指西域的名马，比喻珍贵的人才。
西旅之獒：指西域的名犬，比喻珍贵的人才。
曾参、子骞：指古代的孝子曾参和子骞。
龙逄、比干：指古代的忠臣龙逄和比干。
尾生、展禽：指古代的诚信之人尾生和展禽。
伯夷、叔齐：指古代的廉洁之人伯夷和叔齐。
六正六邪：指臣子的六种正直行为和六种邪恶行为。
权衡诚悬：指权衡公正，不可欺骗。
绳墨诚陈：指规矩明确，不可欺骗。
规矩诚设：指规矩明确，不可欺骗。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评注
本文选自《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年间与大臣们关于官员选拔、任用及治理国家的对话。通过这些对话，可以看出唐太宗对官员选拔的重视，以及他对治国理政的深刻思考。
首先，唐太宗强调“致治之本，惟在于审”，即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他认为官员的选拔应当“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即根据才能来任命职位，减少不必要的官员。这一思想体现了唐太宗对官员选拔的严格要求，他认为只有选拔到合适的人才，才能实现“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其次，唐太宗多次提到“得人”的重要性。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即国家的安定关键在于选拔到合适的人才。他批评大臣们没有积极推荐贤才，并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即古代明君选拔人才都是从当代选拔，而不是依赖前代的人才。这一观点反映了唐太宗对人才选拔的务实态度，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贤才，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和任用。
此外，唐太宗还提到官员的品行与才能并重。他认为“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即在和平时期，官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品行和才能才能被任用。这一观点体现了唐太宗对官员品行的重视，他认为品行不端的官员即使才能出众，也会给国家带来危害。
在官员选拔的具体方法上，唐太宗提出了“本州辟召”的建议，即由地方官员推荐人才。这一方法借鉴了汉代的选官制度，旨在通过地方官员的推荐来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然而，由于当时功臣世封制度的推行，这一建议未能实施。
最后，唐太宗还强调了赏罚的重要性。他认为“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即赏罚必须公正，才能激励善行、遏制恶行。这一观点体现了唐太宗对法治的重视，他认为只有通过公正的赏罚制度，才能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秩序。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唐太宗与大臣们的对话，展现了唐太宗在官员选拔、任用及治国理政方面的深刻思考。他不仅重视官员的才能，还强调官员的品行，主张通过公正的赏罚制度来维护国家的稳定。这些思想对后世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今天的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这段古文出自《贞观政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与臣子讨论如何选拔和任用贤才的对话。文中强调了忠良贤才的重要性，指出国家的治理离不开贤臣的辅佐。通过列举古代圣君贤臣的例子，如尧、舜、文王、武王等，强调了知人善任的重要性。
文中还提到了‘六正六邪’的概念，详细阐述了臣子的六种正直行为和六种邪恶行为。六正包括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和直臣，六邪包括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和亡国之臣。这些分类不仅是对臣子行为的规范，也是对君主选拔和任用臣子的指导。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赏罚分明的重要性，指出赏罚应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邪正莫隐，善恶自分。这种思想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法治精神和道德要求。
最后，文中通过唐太宗与房玄龄的对话，展示了唐太宗对贤才的重视和对臣子行为的严格要求。这种对话不仅反映了唐太宗的治国理念，也展示了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君臣关系和治国之道。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不仅是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深刻反思，也是对现代政治治理的有益启示。通过强调贤才的重要性、规范臣子行为、赏罚分明等思想，为现代政治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