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征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征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征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瓷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子房，汉王计画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将废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乎？’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征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士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若盐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圣明之代独无君子者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韩信，项氏之亡命。殷汤致礼，定王业于南巢，汉祖登坛，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
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
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
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
《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
《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
《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
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
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
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
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
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
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
征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
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
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
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
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 玄感、 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
太宗曰：“然。”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君臣本应共同治理乱世，共同承担安危，如果君主能接纳忠言劝谏，臣子能直言进谏，这就是君臣之间的默契，自古以来都受到重视。如果君主自以为是，臣子不加以纠正，想要不危亡是不可能的。君主失去国家，臣子也不能独自保全自己的家庭。就像隋炀帝暴虐无道，臣子们都不敢说话，最终导致他的过错无人知晓，最终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不远，我和你们怎能不谨慎，不要被后人嘲笑！”
贞观四年，唐太宗谈论隋朝的事情。魏征回答说：“我以前在隋朝时，曾听说有盗贼作乱，隋炀帝命令於士澄去抓捕。只要有嫌疑的人，就严刑拷打，结果有二千多人被冤枉承认是盗贼，并下令在同一天处决。大理丞张元济对此感到奇怪，便去调查情况。发现有六七个人，在盗贼作乱的那天，已经被关押在其他地方，刚被释放出来，也遭到审讯，因受不了痛苦，自己诬陷自己是盗贼。张元济因此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二千人中只有九个人行踪不明。有官员认识其中四人，确认他们不是盗贼。但有关部门因为隋炀帝已经下令处决，便没有上奏，结果这四人也被杀了。”唐太宗说：“这不仅是隋炀帝无道，臣子们也没有尽心。应该互相匡正劝谏，不避诛杀，怎么能只做谄媚之事，苟且求取赞誉？君臣如此，怎能不败？我依赖你们共同辅佐，才使得监狱空虚。希望你们始终如一，像今天这样！”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周朝和秦朝最初得到天下时，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周朝只追求善政，积累功德，所以能保持八百年的基业。秦朝却放纵奢靡，喜欢施行刑罚，结果不过两代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是因为行善者福祚长久，作恶者寿命短暂吗？我又听说桀、纣是帝王，但如果把他们比作普通人，就会觉得是耻辱；颜回、闵子骞是普通人，但如果把他们比作帝王，就会觉得是荣耀。这也是帝王的深耻。我常常以这些事为鉴戒，常常担心自己做得不够，被人嘲笑。”魏征回答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人很健忘，搬家时竟然忘了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更健忘的，我看到桀、纣这样的君主，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希望陛下常常以此为虑，以免被后人嘲笑。”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因为平定了高昌，召见侍臣在两仪殿赐宴，对房玄龄说：“高昌如果不失臣子的礼节，怎么会灭亡？我平定这个国家，心里非常警惕，只有戒除骄奢安逸来自我防范，接纳忠言来自我纠正。罢黜奸邪，任用贤良，不以小人的言论来议论君子，这样谨慎守持，或许能获得安宁。”魏征进言说：“我观察自古以来帝王拨乱反正、创业立国，必定自我戒慎，采纳草野之人的建议，听从忠直之言。天下安定之后，便放纵情欲，喜欢谄媚阿谀，厌恶听到正直的劝谏。张良是汉王的谋臣，等到高祖成为天子，打算废嫡立庶时，张良说：‘今天的事情，不是口舌之争能解决的。’最终不敢再开口进言。何况陛下功德如此盛大，与汉高祖相比，他不足以作为标准。陛下即位十五年，圣德光辉照耀天下，如今又平定了高昌。屡次以国家安危为念，正想任用忠良，开辟直言之路，天下真是幸运。从前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何不为我祝寿？’鲍叔牙举杯起身说：‘愿您不要忘记在莒国流亡时的情景，让管仲不要忘记被束缚在鲁国时的情景，让宁戚不要忘记在牛车下吃饭时的情景。’齐桓公离开座位感谢说：‘我和两位大夫如果能不忘记您的话，国家就不会有危险了！’”唐太宗对魏征说：“我一定不敢忘记自己还是平民时的情景，你也不要忘记鲍叔牙的为人。”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说：
我听说君主是国家的元首，臣子是国家的股肱，君臣同心协力，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如果国家不完整，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然而，元首虽然尊贵，但也需要手足来形成完整的身体；君主虽然明智，但也需要股肱来治理国家。《礼记》说：‘百姓以君主为心，君主以百姓为体，心庄重则身体舒适，心严肃则容貌恭敬。’《尚书》说：‘元首明智啊！股肱贤良啊！百姓安康啊！’‘元首昏庸啊！股肱懒惰啊！万事败坏啊！’然而，抛弃股肱，只凭自己的心意行事，想要治理好国家，这是闻所未闻的。
君臣相遇，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难事。就像石头投入水中，千年才能有一次契合，而水投入石头中，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能够开辟至公之道，发挥天下的作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谐如盐梅，坚固如金石，不仅仅是因为高位厚禄，而在于礼遇而已。从前周文王在凤凰之墟游玩，袜带松了，环顾左右没有可以帮忙的人，便自己系上。难道周文王的朝廷里没有贤才，圣明的时代没有君子吗？只是知道与不知道，礼遇与不礼遇罢了！因此，伊尹是有莘国的陪嫁臣子；韩信是项羽的逃亡者。殷汤以礼相待，在南巢奠定了王业；汉祖登坛拜将，在垓下成就了帝业。如果夏桀不抛弃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他们怎么会败掉已经建立的国家，成为灭亡的俘虏呢？还有微子，是骨肉至亲，却在宋国受封；箕子，是良臣，却在周朝陈述《洪范》，孔子称赞他们的仁德，没有人非议他们。《礼记》说：‘鲁穆公问子思：“为旧君服丧，是古礼吗？”子思说：“古代的君子，以礼进人，以礼退人，所以有旧君服丧的礼节。现在的君子，进人时像要把人抱在膝上，退人时像要把人推入深渊。不做战争的发起者，不也很好吗，又何必有旧君服丧的礼节呢？”’齐景公问晏子：‘忠臣如何事君？’晏子回答说：‘有难不死，出亡不送。’齐景公说：‘分封土地给他们，授予爵位给他们，有难不死，出亡不送，这是为什么？’晏子说：‘如果进言被采纳，终身不会有难，臣子何必死呢？如果劝谏被接受，终身不会逃亡，臣子何必送呢？如果进言不被采纳，有难而死，这是枉死；如果劝谏不被接受，逃亡而送，这是假忠。’《春秋左氏传》说：‘崔杼弑杀了齐庄公，晏子站在崔氏门外，有人问他：“你要死吗？”晏子说：“难道只有我的君主吗？我要死吗？”又问：“你要逃亡吗？”晏子说：“难道是我的罪过吗？我要逃亡吗？所以，君主为国家而死，臣子就为他而死；君主为国家逃亡，臣子就为他逃亡。如果君主为自己而死，为自己逃亡，不是他的亲信，谁敢承担呢？”门开了，晏子进去，枕着尸体的大腿哭泣，起身，三次跳跃而出。’孟子说：‘君主把臣子当作手足，臣子就把君主当作腹心；君主把臣子当作犬马，臣子就把君主当作国人；君主把臣子当作粪土，臣子就把君主当作寇仇。’虽然臣子事君没有二心，但去留的节操，应当根据恩情的厚薄来决定，那么作为君主，怎么能对臣子无礼呢？
我私下观察在朝的群臣，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有的靠近秦、晋，有的参与国家大计，都是当时的人才，担任重任。虽然责任重大，但如果信任不够，人们就会自我怀疑。人们自我怀疑，就会心怀苟且。心怀苟且，节义就立不起来。节义立不起来，则
名教不兴盛。名教不兴盛，却能够稳固太平的基业，保住七百年的国运，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又听说国家重视和珍惜功臣，不计较过去的过错，与古代圣王相比，没有任何差别。然而，只在大事上宽容，在小事上严厉，临时发怒，难免有爱憎之心，这样不能治理好国家。
君主严格禁令，臣子有时会触犯，何况君主开了先例，臣子必定会变本加厉，河流堵塞而溃决，伤害必然很多，想要让百姓如何安身立命？这就是君主开了一个先例，下面生出百种变化，没有不乱的。
《礼记》说：“爱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缺点，恨一个人要知道他的优点。”如果恨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优点，那么做好事的人必定会害怕；爱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缺点，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诗经》说：“君子如果发怒，乱子就会很快停止。”然而古人的震怒是为了惩罚恶行，当今的威罚却是助长奸邪。这不是唐尧、虞舜的心意，也不是夏禹、商汤的做法。
《尚书》说：“安抚我的人就是君主，虐待我的人就是仇敌。”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所以孔子说：“鱼离开水就会死，水失去鱼仍然是水。”所以唐尧、虞舜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怎么能不深思呢？怎么能不熟虑呢？
把大事委托给大臣，把小事责成给小臣，这是治国的常理，也是治理之道。现在委任官职，却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遇到事情，却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那些轻视的人，怀疑那些重视的人，想要达到至治，怎么可能呢？
再者，政治贵在有恒心，不追求频繁变动。现在有时责成小臣处理大事，有时责成大臣处理小事，小臣占据了不该占据的位置，大臣失去了该守的本分，大臣因为小过错而获罪，小臣因为大事而受罚。职位与才能不符，惩罚与罪过不符，想要他们无私，要求他们尽力，不是很难吗？
小臣不能委以大事，大臣不能责以小罪。任命大官，却追究他们的细小过错，那些刀笔吏顺着旨意，舞文弄法，曲解罪名。大臣自己辩解，就认为他们心里不服罪；不辩解，就认为他们所犯的罪都是事实。进退两难，无法自明，只能苟且求免祸。大臣苟且求免，谲诈就会萌生。谲诈萌生，矫伪就会成为风气。矫伪成俗，就无法达到至治了。
再者，委任大臣，希望他们尽力，如果每个官员都有所避忌不敢说话，那就是不尽职。如果举荐的人合适，何必在乎他是故旧。如果举荐的人不合适，何必看重他是疏远的人。对待他们不够诚信，怎么能要求他们忠恕呢？臣子虽然有失职之处，君主也未必做得对。
君主不信任臣子，必定认为臣子不可信。如果臣子真的不可信，那么君主也有可疑之处。《礼记》说：“君主怀疑，百姓就会迷惑。臣子难以了解，君主就会劳苦。”上下互相怀疑，就无法谈论至治了。
当今的群臣中，远在地方，流言三次传来而不动摇的人，我私下思量，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信的人吗？信任他们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怀疑他们就没有可信的人，这难道只是臣子的过错吗？
一个普通人结交朋友，以身相许，至死不变，何况君臣之间，关系如同鱼水。如果君主是尧、舜，臣子是稷、契，怎么会因为小事而改变志向，见到小利而改变心意呢？这虽然是因为臣子没有明显的忠诚表现，也是因为君主心怀不信任，对待他们过于刻薄所致。这难道是君主以礼待臣，臣子以忠事君吗？
以陛下的圣明，以当今的功业，如果能够广泛寻求贤才，上下同心，那么三皇可以追及，五帝可以俯就。夏、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
太宗非常赞赏并采纳了这些意见。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说：“我克制自己治理国家，仰慕前代的功业。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这四者我常常认为是首要的，我都尽力自勉。人们苦于不能自知，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优劣如何？”
魏征回答说：“德、仁、功、利，陛下都兼而有之。然而，内平祸乱，外除戎狄，这是陛下的功业。安抚百姓，使他们各有生计，这是陛下的利益。由此看来，功利居多，至于德与仁，希望陛下自强不息，必定可以达到。”
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到了子孙后代大多混乱，这是为什么？”
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幼主生长在深宫，从小就过着富贵生活，不了解人间的真假，不懂得治国的安危，所以为政多乱。”
太宗说：“你把责任推给君主，我则归咎于臣子。功臣子弟大多没有才能和德行，凭借祖辈的资历和荫庇而位居高官，不修德义，只追求奢侈放纵。君主年幼软弱，臣子又没有才能，国家倾覆而不扶持，怎么能不乱呢？隋炀帝记录宇文述在藩国的功劳，提拔化及到高位，化及不思报效，反而弑君叛逆。这不是臣子的过错吗？我说这些话，是希望你们告诫子弟，使他们不要犯错，这就是家国之福。”
太宗又说：“化及和玄感，都是隋朝大臣受恩深厚的子孙，却都反叛了，这是什么原因？”
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怀德报恩，玄感、化及这些人，都是小人。古人之所以重视君子而轻视小人。”
太宗说：“是的。”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注解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代表唐朝的鼎盛时期。
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第二位皇帝，以其开明的政治和文治武功著称。
隋炀帝：隋朝的第二位皇帝杨广，以其暴政和奢侈生活闻名，导致隋朝迅速灭亡。
虞世基：隋朝官员，因直言进谏而被隋炀帝杀害。
魏征：唐太宗时期的名臣，以直言进谏著称。
大理丞：古代官名，负责司法审判的官员。
张元济：隋朝官员，曾任大理丞，以公正执法著称。
周、秦：周朝和秦朝，分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朝代，周朝以礼乐治国，秦朝以法治国。
桀、纣：夏朝末代君主桀和商朝末代君主纣，均以暴政著称。
颜、闵：颜回和闵损，均为孔子的弟子，以德行著称。
高昌：古代西域国家，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
房玄龄：唐太宗时期的名臣，参与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制度。
齐桓公：春秋时期齐国君主，以任用贤臣管仲而闻名。
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鲍叔牙：春秋时期齐国大臣，以推荐管仲而闻名。
宁戚：春秋时期齐国大臣，以忠诚著称。
伊尹：商朝著名政治家，辅佐商汤建立商朝。
韩信：西汉著名将领，辅佐刘邦建立汉朝。
微子：商朝末代君主纣的兄长，因不满纣的暴政而离开商朝。
箕子：商朝末代君主纣的叔父，因不满纣的暴政而离开商朝。
仲尼：即孔子，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
鲁穆公：春秋时期鲁国君主。
子思：孔子的孙子，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齐景公：春秋时期齐国君主。
晏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以智慧和忠诚著称。
崔杼：春秋时期齐国大臣，曾弑杀齐庄公。
孟子：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名教：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的规范和秩序。
太平之基：指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七百之祚：指国家长久的国运，祚指国运、福祚。
唐、虞：唐尧和虞舜，古代传说中的圣君，代表理想的政治和道德典范。
禹、汤：夏禹和商汤，古代圣君，代表治水和开国的功绩。
荀卿子：即荀子，战国时期儒家学者，主张性恶论，强调礼法的重要性。
稷、契：稷是周朝的始祖，契是商朝的始祖，代表古代贤臣。
三皇、五帝：三皇指伏羲、神农、黄帝，五帝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代表上古的圣君。
夏、殷、周、汉：指夏朝、商朝、周朝和汉朝，代表中国古代的主要朝代。
岑文本：唐太宗时期的名臣，以文学和政治才能著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评注
这段文本主要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们的对话，内容涉及君臣关系、治国理念以及历史教训。通过这些对话，可以看出唐太宗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和对治国之道的深思熟虑。
首先，唐太宗强调了君臣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他认为，君主和臣子应该共同承担国家的治乱安危，君主应纳忠谏，臣子应进直言，这样才能实现君臣合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种思想体现了唐太宗对君臣关系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训的重视。
其次，唐太宗通过对隋炀帝暴政的反思，指出了君主自贤、臣子不匡正的危害。他认为，如果君主自以为是，臣子不敢进谏，国家必然会走向危亡。这种观点不仅是对隋炀帝暴政的批判，也是对唐太宗自身治国理念的反思。
再次，唐太宗通过对周、秦两朝的比较，强调了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的道理。他认为，周朝之所以能够延续八百年，是因为周王积功累德，而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为秦朝君主恣意奢淫、好行刑罚。这种历史观反映了唐太宗对治国之道的深刻理解。
此外，唐太宗还通过对桀、纣、颜、闵的比较，指出了帝王的深耻。他认为，桀、纣虽然是帝王，但他们的行为却不如匹夫颜、闵，这是帝王的耻辱。这种观点反映了唐太宗对自身行为的严格要求，也体现了他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
最后，唐太宗通过对高昌灭亡的反思，强调了戒骄逸、纳忠谏的重要性。他认为，高昌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其君主失臣礼，而他自己平定了高昌后，深感危惧，因此要戒骄逸、纳忠谏，以保国家长治久安。这种思想体现了唐太宗对治国之道的深刻理解。
总的来说，这段文本通过唐太宗与大臣们的对话，展现了唐太宗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对治国之道的深思熟虑。这些对话不仅反映了唐太宗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他对君臣关系、治国理念的深刻理解。通过这些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作为一位明君，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深刻的思考和坚定的信念。
这段文本出自唐代的政治文献，主要讨论了君臣关系、政治治理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文本通过引用古代经典和圣贤的言论，强调了名教的重要性，认为名教不兴则国家难以长治久安。作者指出，国家的治理需要君臣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君主应当宽严相济，既不能过于宽松，也不能过于严苛。
文本中引用了《礼记》、《诗经》、《尚书》等经典文献，强调了君主应当以德治国，宽严相济，不能因小失大。作者还引用了荀子的比喻，将君主比作舟，民众比作水，强调了民众对国家的重要性。同时，作者批评了当时政治中的一些弊端，如大臣和小臣之间的职责不清，导致政治混乱。
文本还讨论了君臣之间的信任问题，认为君主如果对臣下不信任，臣下也会对君主产生怀疑，导致上下相疑，国家难以治理。作者呼吁君主应当博求贤才，上下同心，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最后，文本通过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岑文本的对话，进一步讨论了君臣关系和国家的治理问题。唐太宗认为，国家的乱象不仅在于君主的无能，也在于臣下的不才。他呼吁臣下要戒勖子弟，使无愆过，以实现家国的长治久安。
总体而言，这段文本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内涵，强调了君臣关系、政治治理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通过引用古代经典和圣贤的言论，作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治见解，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