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原文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 撰为《氏族志》 。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昼坐正殿，夜设庭燎，思与相见，问其劳苦。又汉家京成亦为诸郡立邸舍。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亲幸观焉。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征对曰：“汉、魏已来，亲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为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帝曰：“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征又曰：“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是月尚书八座与礼官定议曰：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推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
求之母族，姨不与焉，考之经史，舅诚为重。
故周王念齐，是称舅甥之国；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
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徇名丧实，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
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
从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为服。
或曰“同爨缌麻”。
然则继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
固知制服虽系于名文，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
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
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
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
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
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
郑仲虞则恩礼甚笃，颜弘都则竭诚致感，马援则见之必冠，孔伋则哭之为位，此盖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
但于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详议损益。
臣等奉遵明旨，触类傍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议。此并魏征之词也。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
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
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
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
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
太宗然之。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陈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
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
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译文
唐太宗刚即位时，对身边的侍臣说：“按照《礼记》的规定，名字最终是要避讳的。古代的帝王，也不在生前避讳自己的名字，所以周文王名叫昌，《周诗》中说：‘克昌厥后。’春秋时期鲁庄公名叫同，十六年《春秋》记载：‘齐侯、宋公同盟于幽。’只有近代的帝王，随意制定规矩，特别要求在生前避讳名字，这在道理上是不合适的，应该有所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记》，两个字的名字不必全部避讳，孔子作为圣人，也不是没有先例。近代以来，过分地限制，两个字都要避讳，导致很多文字被废弃，随意行事，违背了经典的规定。现在应该依据礼典，力求简约，效仿先贤，为将来树立榜样，官号、人名以及公私文书中，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不需要避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元晓等人都是皇亲，陛下对他们的友爱之情，超越了古代，赐予他们车服，委以重任，应该按照礼仪，以符合众人的期望。近来看到皇子拜见各位叔父，叔父们也立即回拜，王爵既然相同，家人之间也有礼仪，怎么能这样颠倒昭穆的顺序呢？恳请陛下训诫他们，永远遵循礼法。”太宗于是下诏，命令元晓等人不得回拜吴王恪、魏王泰兄弟的拜见。
贞观四年，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中的士人和百姓在父母丧期时，竟然相信巫书的说法，在辰日不哭，以此拒绝吊唁，拘泥于禁忌而停止哀悼，败坏风俗，违背人伦。应该命令州县官员教导他们，用礼典来规范。”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佛教和道教设立教义，本是为了行善，怎么能让僧尼道士等人妄自尊大，坐着接受父母的拜见，损害风俗，违背礼经呢？应该立即禁止，并命令他们向父母行礼。”
贞观六年，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姓，虽然家族衰落，但仍然依仗旧有的地位，自高自大，自称士大夫。每当嫁女给其他家族时，必定大肆索要聘礼，以多为贵，按数量定约，如同市场交易，严重损害了风俗，扰乱了礼经。既然轻重失当，理应改革。”于是下诏命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修订姓氏，全面审查天下的谱牒，依据史传，剪除浮华，确定真伪，对忠贤者进行褒奖，对悖逆者进行贬黜，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进呈氏族等级时，将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我与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姓，原本并无嫌隙，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完全没有官职，却仍然自称士大夫，在婚姻时大肆索要财物，或者才能平庸，却自高自大，贩卖松槚，依附富贵，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如此看重他们？况且士大夫中如果有能立功的人，爵位崇高，善于侍奉君父，忠孝可称，或者道义清高，学识渊博，这也足以成为门户，可以说是天下的士大夫。如今崔、卢等人，只是依仗远祖的衣冠，怎么能与当朝的贵人相比？公卿以下的官员，何必多送财物，还要与他们攀附，追求虚名，以得到为荣。我现在修订氏族，确实是为了推崇当今的冠冕，为什么崔干还是第一等，难道你们不看重我的官爵吗？不必考虑几代以前，只以今天的官品和人才作为等级，应该统一标准，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将崔干列为第三等。到了贞观十二年，书编撰完成，共一百卷，颁布天下。太宗又下诏说：“氏族的美誉，实际上与冠冕有关，婚姻之道，最重要的是仁义。自从魏国失去统治，齐国灭亡，市朝变迁，风俗衰落，燕、赵的古姓，大多失去了衣冠的传统，齐、韩的旧族，也违背了礼义的风尚。名字不显于州闾，身份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高门之后，不遵循匹嫡的礼仪，问名只是为了窃取财物，结亲必定选择富室。于是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仰慕他们的祖宗，竞相结亲，大量收取财物，如同贩卖。或者自贬家门，受辱于姻亲；或者依仗旧望，对舅姑无礼。这种积习成为风俗，至今未改，既扰乱了人伦，也损害了名教。我日夜警惕，忧心于政道，前代的弊病，都已革除，唯有这种不良风气，未能彻底改变。从今以后，明确告示，使人们知道嫁娶的顺序，务必符合礼典，符合我的心意。”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敬直，娶了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记》中有媳妇拜见舅姑的礼仪，但近代风俗败坏，公主出嫁后，这种礼仪都被废弃了。皇上英明，一切遵循法制，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而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名。”于是与妻子就座，让公主亲自执巾，行盥馈之礼，礼成后退出。太宗听说后称赞他做得好。此后，公主出嫁有舅姑的，都要求行此礼。
贞观十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代诸侯入朝时，有汤沐之邑，准备百车草料，以客礼相待。白天坐在正殿，夜晚设庭燎，希望与他们相见，询问他们的劳苦。汉朝时京城也为各郡设立了邸舍。近来听说考使到京城时，都租房子住，与商人混居，只能勉强容身。既然待客之礼不足，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怨叹，怎么肯尽心尽力共同治理呢？”于是下令在京城闲坊为各州考使建造邸第。建成后，太宗亲自前往观看。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按照法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时，不应该下马，现在都违法表示敬意，违背了朝廷的典章。”太宗说：“你们是想自抬身价，贬低我的儿子吗？”魏征回答说：“自汉、魏以来，亲王的班次都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官员和天子的六尚书、九卿，为亲王下马，亲王不应该接受。查考旧例，没有依据，现在实行，又违背国法，确实不可行。”太宗说：“国家立太子，是为了将来继承君位。人的寿命长短，不在老幼。如果没有太子，就由弟弟继承。这样说来，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征又说：“殷人崇尚质朴，有兄终弟及的传统。自周朝以来，立嫡必长，这是为了防止庶子觊觎，杜绝祸乱的根源。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深加谨慎。”太宗于是同意了王珪的奏请。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礼官说：“同灶吃饭的人还有缌麻的恩情，而嫂叔之间却没有服丧的规定，舅舅和姨母的亲疏相似，但服丧的礼仪却有差别，这不符合礼制，应该召集学者详细讨论。其他有亲属关系重但服丧轻的，也一并上奏。”当月，尚书八座与礼官商议后上奏说：
臣私下听说，礼是用来决断嫌疑、确定犹豫、区分同异、明辨是非的，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而出，而是根据人情制定的。人伦之道，首先在于和睦九族。九族和睦，源于亲近亲人，由近及远。亲属有等级差别，所以丧礼有轻重，根据恩情的厚薄，制定相应的礼仪。舅舅和姨母虽然是同气，但从母亲的角度来看，轻重相差悬殊。为什么呢？舅舅是母亲的本宗，姨母则是外戚，属于其他姓氏。
在母族中寻求支持，姨母并不参与，考察经史，舅舅确实重要。
因此周王思念齐国，称其为舅甥之国；秦伯怀念晋国，实际上是对《渭阳》这首诗的深切体会。
现在对舅舅的服丧只是短暂的情感，而对姨母的服丧却长达五个月，追求虚名而失去实质，追逐末节而放弃根本，这可能是古人的情感未能完全理解，应该有所增减，实际情况就在这里。
《礼记》说：“兄弟的儿子就像自己的儿子，应该引导他们前进。嫂子和叔叔之间没有服丧的规定，应该推而远之。”
根据礼制，继父如果同住则为他服丧，如果未曾同住则不为他服丧。
从母的丈夫，舅舅的妻子，两人互相服丧。
有人说“同爨缌麻”。
然而继父并非骨肉，服丧的重度取决于是否同住，恩情的轻重在于是否异居。
因此知道服丧虽然与名分有关，但也取决于恩情的厚薄。
有的长年照顾嫂子的叔叔，辛勤抚养，情感如同亲生，共同分担饥寒，共同经历风雨，如同同居的继父，与其他人同住，情义的深浅，怎能同日而语？
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爱如同骨肉，在他们去世后，却推而远之，探究其根源，实在难以理解。
如果推而远之是对的，那么就不应该生前共住；如果生前共住是对的，那么就不应该死后分开。
重视生而轻视死，厚待始而薄待终，根据情感制定礼仪，其意义何在？
而且侍奉嫂子的事迹在典籍中屡见不鲜。
郑仲虞对嫂子的恩礼非常深厚，颜弘都竭诚致感，马援见到嫂子必定戴冠，孔伋为嫂子哭泣设位，这些都是亲身实践教义，仁爱深厚，孝友兼备，观察他们的行为主旨，难道不是先知先觉者吗？
但在当时没有明智的君主，礼仪不是下层所能议论的，因此深情被压抑了千年，至理被埋藏了万古，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岂不可惜！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的次序虽然已经完备，但丧礼的制度可能情理上还不妥当，于是命令秩宗详细讨论增减。
臣等奉旨，触类旁通，广泛采集经典，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顾名实，减少多余的，增加不足的，使没有文字的礼仪都得到整理，敦睦的情感都得到体现，改变过去的薄俗，垂范将来的笃义，这是六经所不能谈及的，超越百王而独得的。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令采纳了这个建议。这些都是魏征的话。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对侍臣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认为生日可以庆祝，但在我心中，反而感到思念。君临天下，富有四海，但追求侍养父母，永远无法实现。仲由怀有负米的遗憾，确实有道理。何况《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怎么能以劬劳的日子，来做宴乐的事情！这非常违背礼度。”因此哭泣了很久。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上新定的乐曲。
太宗说：“礼乐的制作，是圣人根据事物设立教化，用来节制，治政的善恶，难道是由此决定的吗？”
御史大夫杜淹回答说：“前代的兴亡，确实是由音乐决定的。陈朝将亡时创作了《玉树后庭花》，齐国将亡时创作了《伴侣曲》，行路的人听到，无不悲泣，这就是所谓的亡国之音。由此看来，确实是由音乐决定的。”
太宗说：“不对，音乐怎么能感动人？快乐的人听到就会高兴，悲伤的人听到就会悲伤。悲喜在于人心，不是由音乐决定的。将亡的政权，人心痛苦，因此痛苦的情感相互感染，所以听到就会悲伤。为什么音乐声哀怨，能让快乐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伴侣》的曲子，其声音还在，我可以为你们演奏，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悲伤。”
尚书右丞魏征进言说：“古人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乐在于人和，不在于音调。”
太宗同意他的观点。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奏说：“现在《破陈乐舞》，天下广为流传，但表现美盛德的形象，还有所不足。前后所破的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希望描绘他们的形象，以表现战胜攻取的场景。”
太宗说：“我在四方未定的时候，为了天下救焚拯溺，不得已才进行战伐之事，因此人间有了这个舞蹈，国家也因此制作了这首曲子。但雅乐的形象，只能表现其梗概，如果详细描绘，那么其形象容易识别。我看到现在的将相，很多曾经被他们驱使，既然曾经是一日君臣，现在如果重见他们被擒获的场景，必定会有所不忍，我为了这些人，所以不这样做。”
萧瑀谢罪说：“这件事不是臣所能想到的。”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注解
太宗：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第二位皇帝，以贞观之治闻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君之一。
《礼》：指《周礼》或《礼记》，是中国古代关于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对后世礼仪制度有深远影响。
讳：古代对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避讳，以示尊重。
周文王：周朝的奠基者之一，名昌，以仁德著称，为后世儒家所推崇。
鲁庄公：春秋时期鲁国的君主，名同，以礼治国。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一。
中书舍人：唐朝官职，负责起草诏令、文书等，是皇帝的重要近臣。
密王元晓：唐朝宗室，唐太宗的弟弟，封为密王。
吴王恪、魏王泰：唐太宗的儿子，分别封为吴王和魏王。
房玄龄：唐朝著名宰相，贞观年间的重要辅臣，以贤能著称。
崔、卢、李、郑：唐朝时期山东地区的四大士族，以门第高贵著称。
《氏族志》：唐太宗时期编纂的一部关于士族门第的书籍，旨在规范士族等级。
王珪：唐朝礼部尚书，以恪守礼仪著称。
南平公主：唐太宗的女儿，嫁给王珪的儿子王敬直。
魏征：唐朝著名谏臣，以直言敢谏著称，是唐太宗的重要辅臣。
同爨：指同灶吃饭，表示亲属关系的亲密。
缌麻：古代丧服的一种，表示对较远亲属的哀悼，丧期为三个月，体现了古代丧礼的细致规定。
舅甥之国：指周朝与齐国之间的关系，周王与齐侯是舅甥关系，体现了古代亲属关系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渭阳之诗：指《诗经·秦风·渭阳》，表达了秦伯对晋国的深切怀念，反映了古代诸侯国之间的情感联系。
同爨缌麻：古代丧服制度中的一种，指同住一处的继父与继子之间的丧服关系，体现了古代对同居关系的重视。
齐衰：古代丧服的一种，表示对直系尊亲的哀悼，分为不同等级，齐衰三月或五月，反映了古代丧礼的细致规定。
大功：古代丧服的一种，表示对较近亲属的哀悼，丧期为九个月，体现了古代对亲属关系的重视。
小功：古代丧服的一种，表示对较远亲属的哀悼，丧期为五个月，反映了古代丧礼的等级制度。
玉树后庭花：南朝陈后主所作的乐曲，被视为亡国之音，反映了音乐与政治兴衰的关系。
伴侣曲：北齐后主所作的乐曲，同样被视为亡国之音，体现了音乐在历史上的象征意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评注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便对礼仪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改革。他首先指出，古代帝王并不避讳自己的名字，而近代帝王却过分强调避讳，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繁琐和混乱。太宗认为，礼仪应当简约，符合经典的精神，而不是盲目地遵循形式。这种思想体现了太宗对传统的尊重与创新的结合，展现了他作为一代明君的智慧和远见。
在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指出，宗室之间的礼仪应当遵循传统，避免颠倒昭穆（即长幼尊卑的秩序）。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下诏规范宗室之间的礼仪。这一举措不仅维护了皇室的尊严，也体现了太宗对礼仪制度的重视。通过规范礼仪，太宗进一步巩固了皇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贞观四年，太宗对京城士庶在丧礼中迷信巫术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这种行为败坏了风俗，违背了人伦。他下令州县教导百姓，以礼典为准绳，摒弃迷信。这一举措反映了太宗对儒家礼教的推崇，也体现了他对社会风气的关注和治理。通过推行礼教，太宗试图建立一个更加文明、有序的社会。
贞观五年，太宗对佛教和道教的态度也进行了调整。他认为，佛道本应行善事，但僧尼道士妄自尊崇，甚至接受父母的拜礼，损害了风俗，违背了礼经。太宗下令禁止这种行为，并要求僧尼道士向父母致拜。这一举措体现了太宗对宗教与礼教关系的深刻理解，他试图通过规范宗教行为来维护社会的伦理秩序。
贞观六年，太宗对山东崔、卢、李、郑四大士族的婚姻习俗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些士族虽然世代衰微，却仍然自矜门第，婚姻时索要大量财物，败坏了风俗。太宗下令改革这一陋习，并编纂《氏族志》，重新评定士族等级。这一举措不仅打击了士族的傲慢，也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通过改革士族制度，太宗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贞观十二年，太宗对诸侯入朝的待遇进行了改革。他认为，古代诸侯入朝时享有汤沐之邑和丰厚的待遇，而现今的考使却只能赁房居住，待遇不足。太宗下令为诸州考使建造邸第，以示尊重。这一举措体现了太宗对地方官员的关怀，也反映了他对礼仪制度的重视。通过改善考使的待遇，太宗进一步增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时不应下马，以免违背朝典。太宗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对皇子的轻视。魏征则指出，汉魏以来，亲王的地位次于三公，三品官员为亲王下马并不符合传统。太宗最终采纳了王珪的建议，体现了他在礼仪制度上的灵活态度。这一事件反映了太宗对皇权的维护，也展现了他对礼仪制度的深刻理解。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丧服制度进行了改革。他认为，嫂叔之间没有丧服，而舅与姨的丧服却有差别，这不符合礼制。太宗下令学者详议，重新制定丧服制度。这一举措体现了太宗对礼仪制度的细致关注，也反映了他对社会伦理的重视。通过改革丧服制度，太宗进一步规范了亲属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总的来说，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对礼仪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这些改革不仅体现了太宗对传统的尊重，也展现了他对创新的追求。通过规范礼仪，太宗进一步巩固了皇权，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他的这些举措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唐朝盛世的基础。
本文通过对古代丧服制度的讨论，深入探讨了古代社会中的亲属关系、礼仪制度以及情感表达。文章首先通过对舅甥关系的强调，揭示了古代社会中亲属关系在政治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周王与齐国的舅甥关系，以及秦伯对晋国的怀念，都体现了古代诸侯国之间复杂的情感纽带。
接着，文章通过对丧服制度的详细分析，展现了古代社会对亲属关系的重视。从齐衰、大功、小功到缌麻，不同等级的丧服反映了古代对亲属关系的细致划分。这种制度不仅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也反映了生者之间的情感联系。
文章还通过对嫂叔关系的讨论，揭示了古代社会中对非血缘关系的重视。长年之嫂与孩童之叔之间的情感，虽非血缘关系，却因共同生活而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在丧礼中的体现，进一步强调了古代社会对同居关系的重视。
此外，文章通过对礼乐制度的讨论，揭示了古代社会中礼乐与政治的关系。太宗对礼乐的看法，强调了礼乐的本质在于人心，而非外在的形式。这种观点反映了古代对礼乐的深刻理解，即礼乐不仅是外在的仪式，更是内在情感的体现。
最后，文章通过对《破陈乐舞》的讨论，展现了古代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太宗对音乐的看法，强调了音乐的本质在于人心，而非外在的音调。这种观点反映了古代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即音乐不仅是娱乐的工具，更是情感和政治的象征。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古代丧服制度、亲属关系、礼乐制度的深入分析，展现了古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文章不仅揭示了古代社会中的礼仪制度和情感表达，还通过对礼乐制度的讨论，反映了古代对礼乐的深刻理解。这些内容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现代人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