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七-论文史-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征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七-论文史-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我最近看到前、后《汉史》中记载了扬雄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班固的《两都》等赋，这些文章虽然文辞华丽，但对劝诫没有实际帮助，为什么要记录在史书中呢？如果有上书论事，言辞恳切直率，对政治有实际帮助的，无论我采纳与否，都应该详细记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表请求将唐太宗的文章编集成册。唐太宗对他说：“我如果制定政策、发布命令，对人民有益，史书就会记载，足以流传后世。如果政策不遵循古制，导致政治混乱、损害百姓，即使文辞再华丽，最终也会被后人嘲笑，这不是我所需要的。就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也有大量的文集，但他们的行为大多不合法度，国家很快就灭亡了。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德行，何必一定要写文章呢？”最终没有同意。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兼任起居注的撰写工作。唐太宗问他：“你最近在撰写起居注，都记录了哪些事情？这些记录君主能看到吗？我想看看这些记录，以便反思自己的得失，自我警戒。”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注，相当于古代的左、右史，记录君主的言行，无论善恶都要如实记载，目的是让君主不做非法之事。但我没听说过帝王亲自看自己的史书。”唐太宗说：“如果我有不好的行为，你一定会记录吗？”褚遂良回答：“我听说守道不如守官，我的职责就是记录，为什么不写呢？”黄门侍郎刘洎接着说：“君主有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能看见。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会记住。”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每次看前代的史书，发现它们都表彰善行、谴责恶行，足以作为后世的规诫。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古以来当代的国史不让帝王亲自看呢？”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必须如实记录善恶，目的是让君主不做非法之事。但史官担心记录的内容会触怒君主，所以不敢让君主看。”唐太宗说：“我的想法与古人不同。我现在想亲自看国史，是因为如果有善行，自然不必多说；如果有不善的行为，我也想以此为鉴，自我改正。你可以把国史整理好呈上来。”房玄龄等人于是将国史删减整理成编年体，撰写了高祖、太宗的实录各二十卷，上呈给唐太宗。唐太宗看到关于六月四日事件的记载，发现言辞隐晦，便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周朝才得以安定；季友毒死叔牙，鲁国才得以安宁。我所做的事情，意义与此相同，都是为了安定国家、造福百姓。史官执笔记录，何必隐晦？应该删去浮夸的言辞，如实记录。”侍中魏征上奏说：“我听说君主位居至高无上，无所顾忌。只有国史是用来惩恶劝善的，如果记录不真实，后人怎么看？陛下现在让史官修正言辞，正符合至公之道。”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七-论文史-注解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27年至649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一。
房玄龄：唐朝初年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曾任宰相，是唐太宗的重要辅佐之一。
扬雄：西汉时期的文学家、哲学家，著有《甘泉赋》、《羽猎赋》等。
司马相如：西汉时期的文学家，以赋闻名，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
班固：东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著有《汉书》和《两都赋》。
邓隆：唐朝官员，曾任著作佐郎，负责编纂文献。
褚遂良：唐朝官员，曾任谏议大夫，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
刘洎：唐朝官员，曾任黄门侍郎，负责皇帝的文书工作。
魏征：唐朝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曾任侍中，以直言进谏闻名。
周公诛管、蔡：周公旦在周朝初期诛杀了管叔鲜和蔡叔度，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
季友鸩叔牙：春秋时期鲁国的季友为了国家的安宁，毒杀了叔牙。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七-论文史-评注
这段古文主要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年间对史书编纂和帝王言行的态度，反映了唐太宗对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和实用性的重视。
首先，唐太宗对史书的内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认为史书应当记录那些对政治有实际帮助的言论，而不是那些文体浮华、无益于劝诫的文章。这种观点体现了他对史书功能的深刻理解，即史书不仅是文学艺术的载体，更是政治教化的工具。
其次，唐太宗对帝王文集的编纂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帝王的德行比文章更为重要，反对那些不师古、乱政害物的行为。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对帝王责任的深刻认识，即帝王应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文饰过。
再次，唐太宗对起居注的记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希望起居注能够真实记录帝王的言行，以便自己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这种态度体现了他对自我反省和不断改进的重视。
最后，唐太宗对国史的编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希望国史能够真实记录历史事件，以便后人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这种态度体现了他对历史真实性的尊重和对后人的责任感。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不仅反映了唐太宗对史书编纂和帝王言行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对历史真实性和实用性的高度重视。这种态度不仅对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后世的历史研究和政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