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原文
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时，有人诈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译文
唐太宗刚登基时，就在正殿的左边设立了弘文馆，精心挑选天下的文人儒士，让他们以原有的官职兼任学士，提供五品官员的珍贵膳食，轮流值夜，利用上朝的空闲时间召入内殿，讨论古籍经典，商讨政事，有时直到深夜才结束。又下令三品以上功臣贤士的子孙成为弘文馆的学生。
贞观二年，太宗下令停止以周公为先圣，开始在国子监建立孔子庙堂，依照旧典，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庙堂两侧的祭祀器具和礼仪从此完备。这一年，太宗广泛招收天下的儒士，赐予他们丝绸和通行证，命令他们前往京城，不拘一格地提拔，许多人都被安排在朝廷中任职。学生只要精通一部大经以上，都可以被任命为官吏。国子监增加了四百多间学舍，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等学校也增加了学生名额，书学和算学各设立了博士和学生，以培养各种技艺。太宗还多次亲临国子监，命令祭酒、司业、博士进行讲论，结束后，分别赐予他们丝绸。四方儒生背着书籍前来学习的，大约有数千人。不久，吐蕃、高昌、高丽、新罗等国的酋长也派遣子弟请求入学。于是国子监内，敲击书箱、登上讲坛的学生，几乎达到万人，儒学的兴盛，自古以来未有如此。
贞观十四年，太宗下诏说：“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都是前代著名的儒士，他们的经学成就值得记载，加上他们的学生大多还在讲授他们的学说，应该给予优厚的赏赐，以鼓励后人，可以寻找他们的子孙中还在世的，记录姓名上报。”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又下诏说：“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他们的著作都流传于国子监，既然他们的学说被推行，理应给予褒奖和尊崇。从今以后，在太学举行祭祀时，可以将他们一并配享于孔子庙堂。”太宗尊儒重道到了如此地步。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如果任用的人没有才能，必然难以达到治世。现在任用官员，必须以德行和学识为基础。”谏议大夫王珪说：“臣子如果没有学问，不能理解前人的言行，怎么能担当大任？汉昭帝时，有人冒充卫太子，围观者数万人，大家都感到困惑。隽不疑用蒯聩的事例来决断。昭帝说：‘公卿大臣，应当任用那些精通经学、明白古义的人，这绝不是那些只会写写画画的俗吏所能比拟的。’”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
贞观四年，太宗因为经典书籍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文字多有错误，下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完成后，又命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众儒士进行详细讨论。当时儒士们传承的师说，错误已久，大家都对此表示反对，异端学说纷纷出现。而颜师古则引用晋、宋以来的古本，根据情况解答，引证详细明确，都超出了大家的意料，众儒士无不叹服。太宗称赞了很久，赐予颜师古五百匹丝绸，加授通直散骑常侍，将他考定的书籍颁布天下，命令学者学习。太宗又因为文学流派众多，章句繁杂，下令颜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儒士，撰定五经的疏义，共一百八十卷，名为《五经正义》，交付国子监施行。
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天生有一定的禀赋，但必须通过广泛学习来完成自己的道，就像蜃天生含水，需要月光才能垂下水滴；木头天生含火，需要燧石敲击才能发出火焰；人天生有灵性，需要学习才能成为美玉。所以苏秦刺股苦读，董仲舒垂帷讲学。如果不勤奋于道艺，那么名声就无法树立。”岑文本回答说：“人的天性相近，但情感会变化，必须通过学习来修饰情感，以成就天性。《礼记》说：‘玉不雕琢不成器，人不学习不知道理。’所以古人勤奋于学问，称之为美德。”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注解
弘文馆：唐代设立的学术机构，主要用于选拔和培养文儒之士，讨论经典文献和政事。
五品珍膳：指高品级的珍馐美味，用于奖励和优待弘文馆的学士。
坟典：指古代的经典文献，如《尚书》、《诗经》等。
周公：周朝的重要政治家、军事家，被后世尊为圣人。
孔子庙堂：供奉孔子的庙宇，用于祭祀和尊崇孔子及其学说。
俎豆干戚：古代祭祀时使用的礼器和兵器，象征礼仪和武备。
国子、太学、四门、广文：唐代的各类学校，分别培养不同层次的学生。
博士：古代学官名，负责教授学生和讲解经典。
束帛：古代用于赏赐的丝织品，象征荣誉和奖励。
梁皇侃、褚仲都等：历代著名的儒家学者，对经学有重要贡献。
左丘明、卜子夏等：古代著名的儒家学者和经典注释家。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
五经正义：唐代对五经的官方注释和解释，由颜师古和孔颖达等人编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评注
唐太宗在即位初期，便设立了弘文馆，选拔天下文儒之士，讨论经典文献和政事，显示出他对文化和教育的重视。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文人的地位，也为唐朝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贞观二年，太宗下令停止尊崇周公为先圣，改为尊崇孔子，并在国学中设立孔子庙堂。这一变化反映了唐朝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以及对孔子学说的重视。同时，太宗还大力招收儒士，赐予他们荣誉和奖励，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发展。
太宗对儒学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设立学校和尊崇孔子，还体现在他对经典文献的整理和注释上。他命令颜师古和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统一了儒家经典的注释，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权威的参考。
太宗与侍臣的对话中，强调了德行和学识在选拔官员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具备良好德行和深厚学识的人，才能胜任重要的政治职务。这一观点体现了太宗对官员素质的高要求，也反映了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
太宗还通过奖励和表彰历代名儒，激励后人学习儒家经典。他不仅尊崇古代的儒家学者，还通过配享孔子庙堂的方式，进一步提升了儒学的地位。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儒学在唐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总的来说，唐太宗在贞观年间的一系列文化政策，不仅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和发展，也为唐朝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尊儒重道、重视教育和经典整理的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