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逄，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 皆欲化而不能， 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
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
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征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
又奏称：“晋文公出田，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丸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 必有钓射之忧。 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征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征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萧瑀说：“我年轻时喜欢弓箭，自认为能完全掌握它的奥妙。最近得到了十几把好弓，拿给制弓的工匠看。工匠却说：‘这些都不是好材料。’我问他原因，工匠说：‘木头的中心不正，纹理就会歪斜，弓虽然刚劲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好弓。’我这才明白过来。我用弓箭平定四方，用过很多弓，却还是不懂其中的道理。何况我拥有天下的时间还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还远不如对弓箭的理解，连弓箭都弄不明白，更何况治理国家呢？”从此，太宗下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每次召见他们，都赐座并和他们交谈，询问外面的情况，务必了解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
贞观元年，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常常有不同的意见，有时还会有错误，需要互相纠正。原本设置中书省和门下省，就是为了防止错误。人的意见常常不同，有对有错，这都是为了公事。但有些人会护短，忌讳听到自己的过失，有对有错，却心怀怨恨。有些人为了避开私人矛盾，顾及面子，明知不是政事，却还是执行了。为了不违背一个官员的小情面，却造成了万人的大弊端。这实在是亡国的政治，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防范。隋朝时，内外官员都依违行事，导致祸乱，人们大多不能深思这个道理。当时大家都认为祸患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表面上顺从，背地里却议论纷纷，不以为患。后来大乱一起，家国都灭亡了，即使有逃脱的人，即使没有遭受刑罚，也都只是勉强幸免，被当时的舆论所贬斥。你们一定要消除私心，坚守正道，互相启发，不要上下雷同。”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的君臣治理国家，大多不如古代，为什么呢？”王珪回答说：“古代的帝王治理国家，都崇尚清静，以百姓的心为心。近代的帝王却只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任用的大臣，也不是精通经学的人。汉朝的宰相，无不精通一部经典，朝廷如果有疑难之事，都会引用经典来决定，因此人们懂得礼教，国家治理得太平。近代却重武轻儒，或者参用法律，儒家的行为已经败坏，淳朴的风气也大大破坏了。”太宗深以为然。从此，百官中有学业优秀、懂得政体的人，大多被提升官阶，多次得到升迁。
贞观三年，太宗对侍臣说：“中书省和门下省是机要部门，选拔人才担任，责任重大。诏令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都必须坚持讨论。近来只觉得他们迎合旨意，顺从情面，唯唯诺诺地敷衍过去，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进谏，这难道是道理吗？如果只是签署诏令、执行文书，谁不能胜任？何必还要精心挑选，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诏令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必须坚持直言，不要妄自畏惧，明知不对却保持沉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萧瑀回答说：“他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勤劳政务，每次上朝，有时到太阳偏西，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被召来讨论政事，宿卫的士兵也传餐而食，虽然他的性格不够仁明，但也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人性格极其精明，但内心不明。内心不明则洞察力不足，过于精明则多疑。他还欺负孤儿寡妇来夺取天下，总是担心群臣内心不服，不肯信任百官，每件事都自己决断，虽然劳神费力，却未必合乎道理。朝臣们知道他的心思，也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的官员，只是顺从罢了。我的想法却不同，天下如此广大，四海如此众多，事务千头万绪，必须灵活变通，都交给百官商量，宰相筹划，事情稳妥了，才能奏请执行。怎么能以一人之力，独断万机呢？而且一天决断十件事，五件不中，中了的固然好，不中的怎么办？日积月累，年复一年，错误越来越多，不灭亡还等什么？不如广泛任用贤良，居高临下，法令严肃，谁敢为非作歹？”于是下令各司，如果诏令颁布后有不妥当的地方，必须坚持上奏，不得顺从旨意便立即执行，务必尽到臣下的责任。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治理国家和养病没有什么区别。病人感觉好转了，更需要小心护理，如果稍有触犯，必定会丧命。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天下稍微安定，尤其需要谨慎，如果骄傲放纵，必定会导致失败。如今天下的安危，系于我一人，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休息也不敢懈怠。然而我的耳目和股肱，都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既然是一体的，就应该同心协力，事情有不妥的地方，可以直言不讳。如果君臣之间互相猜疑，不能推心置腹，实在是国家的大害。”
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看古代的帝王，有兴盛有衰亡，就像一天有早晨有黄昏一样，都是因为闭塞了耳目，不知道时政的得失，忠正的人不说话，邪佞的人却天天进谗言，既然看不到过错，所以导致灭亡。我身在九重深宫，不能完全了解天下的事情，所以把你们当作我的耳目。不要以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放在心上。可爱的不是君主，可畏的不是百姓。天子如果有道，百姓就会推举他为君主；如果无道，百姓就会抛弃他，这实在是可畏的。”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失去国家的君主，都是因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如今陛下拥有四海，内外清平，能够留心治道，常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国家的命运自然会长久。我又听说古语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载船，也能覆船。’陛下认为可畏，确实如圣旨所言。”
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危险时不扶持，跌倒时不扶起，还要宰相做什么？’君臣之间的道义，难道不应该尽忠匡救吗？我曾经读书，看到夏桀杀关龙逄，汉朝诛杀晁错，每次都不禁放下书叹息。你们只要能直言进谏，有益于政教，我绝不会因为你们冒犯我的威严、违背我的旨意而妄加诛责。我近来在朝堂上决断事务，也有违背律令的地方。你们认为是小事，就不坚持进言。凡是大事情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小事不讨论，大事就无法挽救，国家的倾覆，往往由此而来。隋炀帝残暴，最终死在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为他哀痛。你们为我思考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思考关龙逄、晁错被诛杀的事情，君臣保全，岂不是美事！”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讨论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失，太宗说：“当今大乱之后，仓促之间难以实现教化。”魏征说：“不然，人在危难困苦时，就会担忧死亡；担忧死亡，就会思考教化；思考教化，就容易接受教育。所以乱世之后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容易接受食物一样。”太宗说：“善人治理国家百年，才能消除残暴、停止杀戮。大乱之后，想要实现教化，难道可以仓促之间就期望成功吗？”魏征说：“这是针对普通人而言，不适用于圣哲。如果圣哲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们响应如回声，不疾而速，一个月就可以见效，三年成功，还觉得太晚。”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却说：“三代以后，人心逐渐浇薄，所以秦朝任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都是想要教化却做不到，怎么能教化而不想要呢？如果相信魏征的话，恐怕会败坏国家。”
魏征说：“五帝、三王，并没有改变人民而进行教化。实行帝道就成为帝，实行王道就成为王，关键在于当时所治理的方式，进行教化而已。考察历史记载，可以得知。从前黄帝与蚩尤打了七十多场战争，天下大乱，但胜利之后，便实现了太平。九黎扰乱德行，颛顼征讨他们，战胜之后，没有失去教化。桀暴虐无道，汤放逐了他，在汤的时代，实现了太平。纣王无道，武王讨伐他，成王的时代，也实现了太平。如果说人逐渐变得狡诈，不如纯朴，那么到现在应该都变成鬼魅了，怎么可能再进行教化呢？”德彝等人无法反驳，但都认为不可行。
太宗每次努力不懈，几年之间，国内安宁，突厥被灭，于是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都有不同的意见，说现在一定不能实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征劝我。听从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实现了华夏的安宁，远方的戎狄也来归顺。突厥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强敌，现在他们的酋长都带着刀守卫，部落都穿上了汉服。我能达到这个地步，都是魏征的功劳。”回头对魏征说：“玉虽然有美好的质地，但在石头中间，如果没有好的工匠雕琢，就和瓦砾没有区别。如果遇到好的工匠，就能成为万代的宝物。我虽然没有美好的质地，但被你雕琢，你用仁义来约束我，用道德来弘扬我，使我的功业达到这个地步，你也足以称为好的工匠了。”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隋朝时百姓即使有财物，怎么能保住呢？自从我拥有天下以来，用心抚养百姓，没有征收赋税，人人都能谋生，守住自己的财产，这就是我赐予的。如果我一直征收赋税，即使多次赏赐，也不如不征收。”魏征回答说：“尧、舜在位时，百姓也说‘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吃饱喝足，却说‘帝有什么功劳’在其中。现在陛下如此养育百姓，百姓可以说是日用而不知。”
魏征又上奏说：“晋文公外出打猎，追逐野兽到了砀山，进入大泽，迷失了方向。其中有一个渔夫，文公对他说：‘我是你的君主，路该怎么走？我会重重赏赐你。’渔夫说：‘臣愿意献上一言。’文公说：‘出了大泽再接受。’于是渔夫送他出了大泽。文公说：‘现在你想教我什么？我愿意接受。’渔夫说：‘鸿鹄在河海中生活，厌倦了迁徙到小泽，就会有被箭射中的危险。鼋鼍在深渊中生活，厌倦了游到浅滩，就会有被钓射的危险。现在君主从砀山追逐野兽，到了这里，为什么走得太远了呢？’文公说：‘说得好！’命令随从记下渔夫的名字。渔夫说：‘君主为什么要记我的名字？君主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也参与其中。君主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夫即使有厚赐，也无法保住。’于是辞谢不受。”太宗说：“你说得对。”
贞观九年，太宗对侍臣说：“过去刚平定京师时，宫中美女和珍宝没有一处不满。炀帝还不满足，不断征求，再加上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无法忍受，最终导致灭亡。这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所以我日夜努力，只希望清净，使天下无事。于是徭役不再兴起，年谷丰收，百姓安乐。治国就像种树，根不动摇，枝叶就会茂盛。君主能清净，百姓怎么会不安乐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有时君主在上乱政，臣子在下治理；有时臣子在下乱政，君主在上治理。这两种情况如果遇到，哪一种更严重？”特进魏征回答说：“君主心治，就能照见下面的错误。诛杀一个，劝诫百个，谁敢不畏惧威势尽力？如果君主昏暴，忠谏不被听从，即使有百里奚、伍子胥在虞、吴，也无法挽救祸患，败亡也会接踵而至。”太宗说：“如果是这样，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持他得以治理，为什么呢？”魏征说：“杨遵彦弥补暴主的过失，救治苍生，才得以免于混乱，但也非常危险和辛苦。与君主严明，臣下畏惧法律，直言正谏，都被信任，不可同日而语。”
贞观十九年，太宗对侍臣说：“我观察自古以来帝王，因骄傲自满而失败的，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代，就像晋武帝平定吴国、隋文帝讨伐陈国之后，心越来越骄奢，自以为是，臣下不敢再进言，政道因此松弛混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攻破高丽之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设立州县，夷狄远服，声教更加广泛。我恐怕自己怀有骄傲之心，常常自我抑制，日落后才吃饭，坐着等待天亮。每次想到臣下有直言进谏，可以用于政教的，应当擦亮眼睛以师友对待他们。这样，或许能够实现时康道泰。”
太宗自即位之初，霜旱成灾，米价飞涨，突厥侵扰，州县动荡。皇帝心系百姓，专心治国，崇尚节俭，广施恩德。当时，从京师到河东、河南、陇右，饥荒尤为严重，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米。百姓虽然四处觅食，但没有抱怨，都感到安心。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丰收，百姓都回到家乡，竟无一人逃散。他得人心如此。再加上他善于纳谏，喜好儒术，孜孜不倦地求贤，致力于选拔官员，改革旧弊，复兴制度，每因一事，触类旁通，做到善政。起初，息隐、海陵的党羽，同谋害太宗的有数百千人，事情平息后，太宗又引他们为左右近侍，心胸豁达，没有猜疑。当时舆论认为他能决断大事，具备帝王的风范。他深恶官吏贪污，有枉法受贿的，必不赦免。在京外有犯赃的，都派人执奏，根据其罪行，处以重法。因此官吏大多清廉谨慎。他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徒，都畏惧威势，不敢侵欺平民。商旅在野外住宿，不再有盗贼，监狱常常空着，马牛遍布田野，外门不闭。又频繁丰收，米价每斗三四钱，行旅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到沧海，都不用带粮食，路上可以取用。进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的，必定厚加款待，有时还会赠送礼物。这些都是古所未有的。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注解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之治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和文化高峰。
萧瑀：唐朝初年的大臣，曾任宰相，以直言敢谏著称。
弓工：古代专门制作弓箭的工匠，对弓箭的材料、工艺有深入了解。
中书内省：唐朝中央政府的核心机构之一，负责起草诏令、处理政务。
黄门侍郎：唐朝官职，属于门下省，负责皇帝的文书传递和礼仪事务。
王珪：唐朝大臣，曾任黄门侍郎，以学识渊博、直言敢谏闻名。
隋文帝：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以节俭勤政著称，但其统治后期因多疑和独断导致政治腐败。
魏征：唐太宗时期的重要政治家，以直言进谏著称，对贞观之治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关龙逄：夏朝末年的忠臣，因劝谏夏桀而被杀。
晁错：西汉时期的政治家，因主张削藩而被汉景帝诛杀。
秘书监：唐朝官职，负责管理宫廷文书和典籍。
封德彝：唐朝大臣，曾任宰相，以谨慎持重著称。
五帝、三王：五帝通常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这些人物在中国古代被视为理想的君主，他们的统治被认为是道德和智慧的典范。
黄帝与蚩尤：黄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始祖之一，蚩尤则是与之对抗的部落首领。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象征着古代部落间的冲突与统一。
九黎：九黎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部落，常与黄帝的部落发生冲突。
桀、汤、纣、武王：桀是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以暴政著称；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以仁政闻名；纣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以荒淫无道著称；武王是周朝的开国君主，以推翻纣王暴政而闻名。
晋文公：春秋时期晋国的君主，以贤明著称。
炀帝：隋朝的第二位皇帝，以奢侈和暴政著称，导致隋朝的灭亡。
齐文宣、杨遵彦：齐文宣是北齐的皇帝，杨遵彦是其重要官员，以正直和智慧著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评注
这段文字选自《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们的对话，展现了贞观时期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唐太宗以弓为喻，反思自己在治国理政中的不足，强调虚心听取意见、广纳贤才的重要性。他通过弓工对弓材的评判，领悟到治国如制弓，必须注重根本，不能只看表面。这种以小见大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唐太宗对治国之道的深刻理解。
唐太宗在与王珪的对话中，批评了隋朝政治的弊端，指出隋文帝虽然勤政，但因心不明、多疑独断，导致朝臣不敢直言，最终酿成祸乱。唐太宗主张广任贤良，委任百司，强调君臣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开放的政治态度，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与魏征的对话中，唐太宗进一步探讨了治国的艰难与责任。他以养病为喻，强调治国如治病，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国家衰败。魏征则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提醒唐太宗要时刻警惕民心的向背。这种君臣之间的坦诚交流，展现了贞观时期政治生态的清明与开明。
唐太宗还以历史为鉴，反思了桀杀关龙逄、汉诛晁错的悲剧，强调君臣之间应尽忠匡救，避免因小事而酿成大祸。他鼓励大臣们直言敢谏，认为只有通过不断的批评与改进，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以史为鉴、勇于自我反思的精神，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总体而言，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唐太宗与大臣们的治国理念，也展现了贞观时期政治文化的特点：虚心纳谏、广任贤才、以史为鉴、注重民心。这些理念不仅对唐朝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政治智慧。
这段文本主要反映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理念和治国策略，以及他与魏征等臣子的互动。文本中，太宗强调了帝道和王道的重要性，认为通过正确的治理方式可以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繁荣。他引用了历史上的例子，如黄帝、颛顼、汤、武王等，来说明即使是混乱的时期，通过正确的领导和政策，也能实现太平盛世。
太宗的治国理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强调仁义和道德的重要性，认为君主应以身作则，通过自身的德行来影响和教化百姓。他还强调了节俭和清廉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魏征在文本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是太宗的顾问，也是其政策的坚定支持者。魏征的直言进谏和对太宗的辅佐，体现了儒家理想中的君臣关系，即臣子应以忠诚和智慧辅助君主，共同实现国家的治理目标。
文本中还反映了太宗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他通过对隋朝灭亡原因的分析，强调了过度奢侈和穷兵黩武的危害，以及清廉和节俭的重要性。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规划，体现了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总的来说，这段文本不仅展示了唐太宗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应用。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引用和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文本传达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和道德标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