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兢（670年—749年），唐代史学家，曾任史官，以编撰史书闻名。他秉笔直书，注重史实，深受后世推崇。
年代：编撰于唐代开元年间（8世纪初）。
内容简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政论著作。全书共10卷40篇，内容涵盖君臣关系、选贤任能、纳谏、节俭、法治等方面，总结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参考，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
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
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
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
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
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做君主的道理，首先必须关心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就像割下大腿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身体却死了。如果要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己，没有自身端正而影子弯曲，上面治理得好而下面混乱的情况。我常常想，伤害自己的不是外在的事物，而是由于贪欲造成的祸患。如果沉迷于美味，沉溺于声色，欲望越多，损失也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乱百姓。再说出一句不合理的话，百姓就会离心离德，怨恨和诽谤就会产生，背叛和离乱也会随之而来。我常常想到这些，不敢放纵自己。”
谏议大夫魏征回答说：“古代的圣明君主，也都是从自身做起，所以能够体察万物。从前楚国聘请詹何，问他治国的要领，詹何回答说是修身的方法。楚王又问治国如何，詹何说：‘没听说过自身修养好而国家混乱的。’陛下所明白的，确实与古人的道理相同。”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什么是明君和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主之所以明智，是因为能够广泛听取意见；之所以昏庸，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上说：‘先民有言，询问于樵夫。’从前唐尧、虞舜治理天下，打开四方之门，明察四方之事，通达四方之听。因此圣明无所不照，所以共工、鲧这样的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则隐藏自己，疏远贤臣而偏信赵高，等到天下叛乱，他都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起兵攻打京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各地贼寇攻城掠地，他也不知道。所以君主广泛听取意见，接纳下情，那么权贵大臣就不能蒙蔽他，下情也一定能上达。”唐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帝王的事业，创业和守成哪个更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地初开，群雄并起，攻破城池才能降服，战胜敌人才能成功。由此说来，创业更难。”魏征回答说：“帝王的兴起，必然是在衰乱之后，推翻昏庸狡诈的统治者，百姓乐于推举，四海归顺，天授人与，所以创业并不难。然而得到天下之后，志向变得骄奢淫逸，百姓希望安定而徭役不停，百姓困苦而奢侈不止，国家的衰败，往往由此开始。由此说来，守成更难。”唐太宗说：“房玄龄从前跟随我平定天下，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征与我安定天下，担心骄奢淫逸的苗头，必然导致危亡的境地，所以知道守成的艰难。现在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了，守成的艰难，应当与你们一起谨慎对待。”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说：
我观察自古以来受天命、继承大统、控制英雄、南面称帝的君主，都希望自己的德行能与天地相配，智慧能与日月齐辉，子孙百代，传位无穷。然而能够善终的很少，败亡的却接连不断，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原因，是因为失去了正道。殷商的教训并不远，可以拿来作为借鉴。
从前隋朝统一天下，军队强大，三十多年间，威震四方，一旦崩溃，所有的成果都被他人占有。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的安定，不希望国家长久，所以施行暴政，导致灭亡吗？他倚仗国家的富强，不考虑后患。驱使天下人满足自己的欲望，耗尽万物来供养自己，搜罗天下的美女，追求远方的奇珍异宝。宫苑装饰华丽，台榭高耸入云，徭役无休止，战争不停息。外表威严，内心多疑，谗邪之人得宠，忠正之士难以自保。上下互相蒙蔽，君臣之间隔阂，百姓无法忍受，天下分崩离析。最终以四海之尊，死于匹夫之手，子孙灭绝，被天下人嘲笑，怎能不痛心呢！
圣明的君主抓住时机，拯救危难，八柱倾倒又重新扶正，四维松弛又重新张紧。远方安定，近处安宁，不到一个月就实现了；消除残暴，停止杀戮，不需要百年时间。现在宫观台榭，都已经住上了；奇珍异宝，都已经收藏了；美女佳人，都已经在身边了；四海九州，都已经臣服了。如果能借鉴隋朝失败的原因，思考我们成功的原因，每天谨慎行事，即使休息也不懈怠，烧掉鹿台的宝衣，毁掉阿房宫的广殿，害怕危亡于高楼大厦，思考安处于简陋的宫殿，那么神明的教化就会潜移默化，无为而治，这是最高的德行。如果成功之后不毁掉旧物，仍然保持原样，去掉不急需的东西，减少再减少，把茅草屋与华丽的宫殿混杂在一起，把玉砌的台阶与土阶并列，让百姓高兴，不耗尽他们的力量，常常想到居住的人安逸，劳作的人辛苦，亿万人愿意归顺，众生得以安生，这是次一等的德行。如果只是圣明而不思考，不谨慎对待结局，忘记创业的艰难，认为天命可以依赖，忽视节俭的美德，追求奢靡的华丽，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增加旧的装饰，触类旁通，不知满足，人们看不到德行，只听到劳役的声音，这是最下等的德行。就像背着柴火去救火，扬汤止沸，用暴力来治理混乱，与混乱同流合污，后果难以预料，后代怎么看待！如果事情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人们就会怨恨，人们怨恨，神明就会发怒，神明发怒，灾害就会产生，灾害产生，祸乱就会发生，祸乱发生，能够保全自身和名声的人就很少了。顺应天命革命之后，将要延续七百年的国运，传给子孙，传至万代，难得易失，怎能不深思呢！
这个月，魏征又上疏说：
我听说想要树木长得高大，必须稳固它的根基；想要水流得远，必须疏通它的源头；想要国家安定，必须积累德行和道义。源头不深却希望水流得远，根基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德行不深厚却希望国家治理得好，我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明智的人呢！君主掌握着国家的重器，居于天下的中心，将要达到天一样的高度，永远保持无尽的福祉。如果不思考居安思危，戒除奢侈，崇尚节俭，德行不深厚，欲望无法控制，这也是砍掉树根却希望树木茂盛，堵塞源头却希望水流长远的做法。
所有的君主，承受天命，没有不深怀忧虑而道德显赫，功成名就而德行衰落的。有好的开始的人很多，能够善终的人却很少，难道是夺取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难吗？从前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现在守住天下时力量不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深怀忧虑时，必定竭尽诚心对待下属；一旦得志，就会放纵情感，傲慢对待他人。竭尽诚心，那么胡越也能成为一体；傲慢对待他人，那么骨肉也会成为路人。即使用严刑来监督，用威怒来震慑，最终也只能勉强避免不怀仁心，外表恭敬而内心不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是人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应当深以为戒，奔车朽索，怎能忽视呢！
作为君主，如果能在看到欲望时想到知足来自我警戒，将要有所作为时想到适可而止来安抚百姓，想到高位危险时想到谦虚来自我约束，害怕满溢时想到江海容纳百川，喜欢游乐时想到三驱为度，担心懈怠时想到慎始敬终，忧虑蒙蔽时想到虚心接纳下情，想到谗邪时想到端正自身来罢黜邪恶，施加恩惠时想到不要因为高兴而错误赏赐，施加刑罚时想到不要因为愤怒而滥用刑罚。总结这十思，弘扬这九德，选拔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择好的意见听从，那么智者会竭尽他们的谋略，勇者会竭尽他们的力量，仁者会传播他们的恩惠，信者会效忠他们的忠诚。文武百官争相效力，君臣之间没有纷争，可以尽情享受游乐的乐趣，可以养生长寿，弹琴垂拱，不言而化。
为什么要劳神苦思，代替下属的职责，使用聪明的耳目，损害无为的大道呢！
太宗亲自写诏书回答说：“我多次看到你的奏表，你的忠诚和恳切已经到了极点，言辞恳切到了极点。我阅读时忘记了疲倦，常常读到深夜。如果不是你对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启发和培育有重大的意义，怎么能展示出好的计划，纠正我的不足呢！我听说晋武帝自从平定吴国以后，就致力于骄奢，不再关心政治。”
何曾退朝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次见到皇上，他都不谈论国家的长远计划，只是说些平常的话，这不是留给子孙的，你还可以免于灾祸，”他指着孙子们说：“这些人一定会遇到乱世而死。”等到他的孙子何绥，果然因为淫乱而被杀。前代史书赞美他，认为他有先见之明。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认为何曾的不忠，他的罪过很大。
作为臣子，应该进则思考尽忠，退则思考补救过错，顺从君主的美德，纠正君主的恶行，这样才能共同治理国家。何曾位居高官，名声和地位都很崇高，应该直言进谏，讨论道理，辅佐时政。现在他却退朝后有后话，进朝时没有廷诤，认为这是明智，这不是很荒谬吗！危险时不扶持，那还用他做什么？
你所陈述的，我已经听过了。我会把它放在案头，像对待弦和韦一样。我希望在晚年时能有所收获，不让美好的时光只停留在过去，像鱼和水一样，现在却失去了。我会慢慢回复你的好建议，即使冒犯也不会隐瞒。我将虚心静志，恭敬地等待你的好建议。
贞观十五年，太宗对侍臣说：“守住天下难还是容易？”侍中魏征回答说：“很难。”太宗说：“任用贤能，接受谏诤，就可以了。为什么说难呢？”魏征说：“看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和危险的时候，就会任用贤能，接受谏诤。等到安乐时，就会变得宽怠，进言的人只会让他们感到恐惧，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直到危亡。圣人之所以在安定时思考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安定时能感到恐惧，难道不是很难吗？”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注解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27年至649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一，以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著称。
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第二位皇帝，以其开明的统治和贞观之治闻名于世。
魏征：唐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以直言进谏著称，是唐太宗的重要谋臣。
谏议大夫：古代官职名，主要负责向皇帝进谏，纠正朝政失误。
唐、虞：指唐尧和虞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以贤明治国著称。
秦二世：秦朝的第二位皇帝胡亥，因昏庸无道导致秦朝迅速灭亡。
梁武帝：南朝梁的开国皇帝萧衍，晚年因偏信奸臣导致国家衰败。
隋炀帝：隋朝的第二位皇帝杨广，因暴政和奢侈导致隋朝灭亡。
草创：指国家的初创阶段，通常伴随着战争和动荡。
守成：指国家建立后的治理和维持阶段，需要保持稳定和发展。
殷鉴：指历史的教训，源自《诗经》中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八柱倾而复正：比喻国家在危难中重新振兴，八柱指国家的支柱。
四维弛而更张：比喻国家的纲纪松弛后重新整顿，四维指礼、义、廉、耻。
鹿台：商纣王所建的豪华宫殿，象征奢侈和暴政。
阿房宫：秦始皇所建的豪华宫殿，象征奢侈和暴政。
胡越为一体：比喻不同民族或国家能够和谐共处，胡指北方游牧民族，越指南方民族。
载舟覆舟：比喻人民的力量可以支持也可以推翻统治者，源自《荀子》。
代下司职：指代替下属执行职责，这里指过度干预下属的工作。
役聪明之耳目：指过度使用聪明才智和感官，导致疲劳。
亏无为之大道：指违背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
太宗手诏：指唐太宗亲自写的诏书。
省频抗表：指频繁地上书进谏。
诚极忠款：指非常忠诚和诚恳。
言穷切至：指言辞恳切，表达得非常透彻。
披览忘倦：指阅读时忘记了疲倦。
每达宵分：指常常工作到深夜。
体国情深：指深切关心国家大事。
启沃义重：指启发和教导的意义重大。
良图：指好的计划和策略。
匡其不及：指纠正不足之处。
晋武帝：指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
骄奢：指骄傲和奢侈。
治政：指治理国家。
何曾：指西晋大臣何曾。
退朝：指下朝后。
经国远图：指治理国家的长远计划。
平生常语：指日常的闲谈。
贻厥子孙：指留给子孙后代。
淫刑：指滥用刑罚。
前史美之：指历史记载赞美他。
明于先见：指有先见之明。
进思尽忠：指在朝时要尽忠职守。
退思补过：指退朝后要反思并改正错误。
将顺其美：指顺应好的方面。
匡救其恶：指纠正不好的方面。
台司：指高官职位。
名器崇重：指名声和地位崇高。
直辞正谏：指直言进谏。
论道佐时：指讨论治国之道，辅佐时政。
退有后言：指在背后议论。
进无廷诤：指在朝廷上不直言进谏。
危而不持：指在危难时不扶持。
焉用彼相：指为什么要用那样的宰相。
几案：指书桌。
弦、韦：指琴弦和皮革，比喻重要的东西。
桑榆：指晚年。
岁暮：指年末，比喻晚年。
康哉良哉：指赞美太平盛世。
若鱼若水：指像鱼和水一样和谐。
爽于当今：指在当今失去和谐。
迟复嘉谋：指迟迟不回复好的建议。
犯而无隐：指直言不讳。
虚襟静志：指虚心静气。
敬伫德音：指恭敬地等待好的建议。
贞观十五年：指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
守天下难易：指治理天下的难易程度。
侍中魏征：指唐太宗的重要大臣魏征。
任贤能：指任用贤能之人。
受谏诤：指接受谏言和批评。
忧危之间：指在忧虑和危险的时候。
宽怠：指宽松和懈怠。
兢惧：指谨慎和恐惧。
日陵月替：指一天天衰落。
居安思危：指在安定时要想到危险。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评注
这段文本选自《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与大臣们的对话，展现了贞观之治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唐太宗强调为君之道应以百姓为本，认为损害百姓利益来满足个人欲望，如同割肉充饥，最终会导致自身的灭亡。他提出‘安天下，必先正其身’的理念，强调君主的德行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魏征则以历史为鉴，指出明君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引用《诗经》和古代圣王的例子，进一步阐明了君主应广泛听取意见，避免被奸臣蒙蔽。
在讨论‘草创与守成孰难’时，房玄龄和魏征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国家初创和守成的难度。房玄龄认为草创阶段因群雄并起、战争频繁而更为艰难，而魏征则指出守成阶段因君主容易骄奢淫逸、百姓负担加重而导致国家衰败。唐太宗结合自身经历，认为草创之难已过，守成之难更需警惕，体现了他对治国之道的深刻理解。
魏征的上疏进一步总结了历史上王朝兴衰的教训，指出隋炀帝因奢侈暴政导致国家灭亡，强调君主应以史为鉴，戒奢以俭，居安思危。他提出‘十思’和‘九德’，建议君主在治国时应时刻保持谦逊、节俭、谨慎的态度，广泛听取意见，避免偏信奸佞。这些思想不仅体现了魏征的政治智慧，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从文化内涵来看，这段文本集中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强调君主的德行对国家治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文本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智慧，以及‘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些思想不仅在贞观之治中得到了实践，也对后世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艺术特色来看，文本语言简练，逻辑严密，通过对话和上疏的形式，生动展现了唐太宗与大臣们的思想交锋。魏征的上疏引经据典，既有历史教训的总结，又有具体的治国建议，体现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政治智慧。整体上，这段文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学的典范之作。
这段文字主要反映了唐太宗与大臣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对治国理念的讨论。唐太宗在回复大臣的谏言时，表现出对忠诚和直言进谏的重视。他强调作为臣子，应当在朝时尽忠职守，退朝后反思并改正错误，顺应好的方面，纠正不好的方面。这种理念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君爱国’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价值观。
文中提到的何曾的故事，反映了历史上对忠臣的不同评价。何曾虽然在背后议论朝政，但历史记载却赞美他有先见之明。唐太宗对此表示不认同，认为何曾的行为是不忠的表现，强调了作为臣子应当直言进谏的重要性。这种对忠臣标准的讨论，反映了唐代政治文化中对忠诚和直言的高度重视。
唐太宗与魏征的对话，进一步探讨了治理天下的难易。魏征指出，自古以来帝王在忧危之时能够任用贤能、接受谏言，但在安定时却容易懈怠，导致国家衰落。唐太宗对此表示认同，并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这种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危机意识，提醒统治者在安定时不可掉以轻心，应当始终保持警惕。
从艺术特色上看，这段文字语言简练，寓意深刻。通过对话和故事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唐太宗与大臣之间的思想交流，以及对治国理念的深入探讨。文中引用了历史典故，增强了文本的说服力和历史厚重感。同时，通过对忠臣标准的讨论，反映了唐代政治文化中对忠诚和直言的重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展现了唐太宗与大臣之间的互动，还深入探讨了治国理念和忠臣标准，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和智慧。通过对历史典故的引用和对忠臣标准的讨论，文本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