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冯梦龙（1574年—1646年），字犹龙，明代文学家、戏曲家，以编撰通俗文学著称，代表作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
年代：编撰于明代晚期（17世纪初）。
内容简要：《智囊》是一部汇集历代智慧故事和谋略的笔记体著作，分为上、中、下三卷，收录了从先秦到明代的数百个智谋故事。书中通过生动的事例展现了古人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智慧与策略，被誉为“谋略宝库”。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智囊-明智部-列子-原文
子列子穷，貌有饥色。
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毋乃不好士乎？”
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秉。
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
使者去，子列子入。
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岂非命哉？”
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夫以人言而粟我，至其罪我也，亦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其后民果作难，杀子阳。
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
子列子除不义去逆也，岂不远哉！
［冯述评］
魏相公叔痤病且死，谓惠王曰：“公孙鞅年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即不听，必杀之，勿令出境。”［边批：言杀之者，所以果其用也。］
王许诺而去。
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
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
卒不去。
鞅语正堪与列子语对照。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智囊-明智部-列子-译文
列子生活贫困，脸上有饥饿的神色。
有客人对郑子阳说：“列御寇是个有道德的人，住在您的国家却生活贫困，您难道不喜欢有才德的人吗？”
郑子阳于是命令官员送给列子几十秉粟米。
列子出来见使者，再三拜谢并拒绝了粟米。
使者离开后，列子回到屋里。
他的妻子看着他说：“听说有道德的人，妻子和孩子都能享受安逸和快乐。现在我和孩子都有饥饿的神色，国君派人送来食物，您却又不接受，这难道不是命运吗？”
列子笑着对她说：“国君并不是真正了解我，而是因为别人的话才送给我粟米。因为别人的话而给我粟米，将来也可能因为别人的话而加罪于我，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
后来，民众果然发动叛乱，杀死了郑子阳。
接受别人的供养而不在危难时为他而死，是不义的；为他而死，则是死于无道。死于无道，是违背道义的。
列子避免了不义和违背道义的行为，这难道不是远见卓识吗？
［冯述评］
魏国的公叔痤病重将死，对惠王说：“公孙鞅年轻有奇才，希望大王能举国听从他的建议。如果不听从，一定要杀了他，不要让他离开国境。”［边批：说杀他，是为了确保他的才能被利用。］
惠王答应后离开。
公叔痤召见公孙鞅，道歉说：“我先考虑国君，然后才考虑臣子，所以先为君主谋划，然后才告诉你，你一定要赶快离开！”
公孙鞅说：“国君不能听从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从您的话杀我呢？”
最终没有离开。
公孙鞅的话正好可以与列子的话相对照。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智囊-明智部-列子-注解
子列子：列御寇，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重要人物，以清贫自守、不慕名利著称。
郑子阳：郑国的贵族，曾担任郑国的相国，后因政治斗争被杀。
粟：古代粮食的一种，泛指粮食。
秉：古代容量单位，一秉约为十斗。
公孙鞅：即商鞅，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曾在秦国推行变法。
公叔痤：魏国的相国，曾推荐商鞅给魏惠王。
惠王：魏惠王，战国时期魏国的君主。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智囊-明智部-列子-评注
本文通过两个故事，展现了道家与法家代表人物在面对权力与利益时的不同态度，反映了战国时期士人的价值观与处世哲学。
第一个故事讲述了列子拒绝郑子阳赠粟的情节。列子作为道家代表人物，主张清贫自守、不慕名利。他认为郑子阳赠粟并非出于真心，而是因为他人的推荐，因此拒绝接受。列子的行为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强调个人应保持独立与超然，不受外界诱惑与干扰。他的妻子对此感到困惑，认为有道者应享有逸乐，但列子却以‘命’来解释自己的处境，进一步体现了道家对命运的顺从与超脱。
第二个故事讲述了商鞅拒绝公叔痤劝其逃离魏国的情节。商鞅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主张变法图强，强调实用主义与权谋。公叔痤在临终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并建议若不用则杀之，以免其为他国所用。商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魏惠王既然不能用其才，也不会听从公叔痤的建议杀他。商鞅的态度体现了法家的现实主义与自信，他相信自己的才能足以应对任何局面，无需逃避。
这两个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列子以清贫自守、超然物外的态度拒绝了郑子阳的赠粟，体现了道家的无为与超脱；而商鞅则以自信与权谋拒绝了公叔痤的劝告，体现了法家的实用主义与进取精神。这两种不同的处世哲学，反映了战国时期士人在面对权力与利益时的多元选择。
从艺术特色上看，本文通过简洁的对话与情节，生动地刻画了列子与商鞅的性格与思想。列子的言辞含蓄而深刻，体现了他对道家思想的深刻理解；而商鞅的言辞则直率而自信，展现了他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果断与智慧。两个故事的对比，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戏剧性，也深化了主题的表达。
从历史价值上看，本文反映了战国时期士人在政治动荡中的生存智慧与价值观。列子与商鞅的选择，代表了道家与法家在面对权力与利益时的不同态度，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本文也揭示了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以及士人在这种环境中的艰难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