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昉（925年－996年），宋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负责《太平御览》的编纂工作。该书是他通过整理前人经典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年代：成书于宋代（约10世纪）。
内容简要：《太平御览》是宋代李昉主编的类书，内容包括了天文、地理、历法、神话、风俗等多个领域。书中通过大量的文献整理与整理，展示了当时的学术成就和社会风貌，成为当时中国官员和学者的参考工具。全书被分为多卷，汇聚了大量关于中国古代各方面的知识，展现了宋代文化的广泛性和深度，是了解宋代社会、文化和知识体系的重要资料。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太平御览-治道部-卷四-原文
《史记》曰：鲁公伯禽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
周公曰：’何迟？’
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
周公曰：’何疾也？’
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又曰：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
封之万家。
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日闻。然使人视阿，田野不辟，民人贫苦。昔赵氏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而子不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
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
於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
齐国乃大治。
又曰：公孙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
孝公既见鞅，语事良久。
孝公时睡，弗应，罢而去。
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
景监以让鞅。
鞅曰：’吾说孝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
后五日，复求见鞅。
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去。
孝公复让监，监亦让鞅。
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
鞅复见，孝公善之而未甚也。
罢而去。
孝公谓景监。曰：’汝客盖可与语矣。’
鞅曰：’吾说孝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鞅复见孝公。
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语数日，不厌。
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
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而召君曰：’久远，吾不能待。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而成王道之业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悦之。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
《汉书》曰：曹参相齐，召长老诸先生，问以安集百姓。
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
参未知所定。
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具言之。
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
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及参去齐，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
后相曰：’治无大于此乎？’
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又曰：陆贾时时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夫差，吴天阖闾子也。好用兵，卒为越所灭。智伯，晋卿荀瑶也。攻赵襄子，襄子与韩魏反而丧之；)
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秦之先封于赵。)
乡使秦已并天下，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又曰：贾谊上疏曰：’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又曰：夫三代之所长久者，其己事可知也。(已事，已往之事也。)
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
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
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
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而已矣。
夫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是知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以为至难知也。
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若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
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
岂顾不同哉！(顾，反也。)
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安危之萌应是外矣。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
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
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
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
秦王之欲尊社庙而安子孙，汤武同然。
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
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也。
夫天下，大器也。
令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
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
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于禽兽草木，广裕累子孙数十世；
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祸几及身，子孙诛绝。
此天下所共见也。
又曰：董仲舒对策曰：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致乱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音由)者非其道也。
是以政日以仆灭也。
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
至宣王，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上天佑之，为生货佐，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理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
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
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而为乌，(复，归也。)皆积善累德之效也。
及后世，淫逸不能统理群生，废德教而任刑罚。
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
上下不和，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焉。
此灾异所缘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
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
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
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惟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惟冶者之所铸。
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也。
又曰：董仲舒论时政曰：
为政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
譬诸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
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
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又曰：萧望之上疏曰：
夫民函阴阳之气，(函与含同。)有仁义、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虽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心，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而能令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故尧、桀之分，在於义利而已。
故道民不可不慎也。
又曰：匡衡上书言政治曰：
五帝不同乐，三王各异教。
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
比年大赦，而奸邪不为衰止，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也。
朝廷者，天下之桢榦也。
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
四者，明王所以不严而成也。
又曰：元帝时，京房问上曰：
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
上曰：
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房曰：
知其巧佞而任之也？
将以为贤也？
上曰：
贤之。
房曰：
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
上曰：
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
房曰：
若是，任贤必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
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
上曰：
临乱之君，各贤其臣。
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曰：
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二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
何不以幽、厉之王而觉悟乎？
上曰：
惟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
房因免冠谢曰：
‘《春秋》记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错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耶？为乱耶？’
上曰：
亦极乱耳，尚何道。
房曰：
今所任者谁欤？
上曰：
然幸其愈於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
(愈，胜也。言其胜于彼也。)
房曰：
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
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
‘《后汉书》曰：
桓谭上疏曰：
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
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
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
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欲也，大底取便国利民多者则可矣。
夫张官置吏，以理万民；悬赏设罚，以别善恶。
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
‘《魏志》曰：
袁涣字曜卿，为梁相。
每敕诸县曰：
世治则礼备，世乱则礼简。
方今难以礼化，在吾所以为政。
又曰：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崔琰为别驾从事。
谓琰曰：
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
琰曰：
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
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骸原野。
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较计兵甲，惟此为先，岂彼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
太祖改容谢之。
‘《晋书》武帝初受禅，驸马都尉傅玄上疏曰：
先王之治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行於上，清议隆於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
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
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於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弊复发焉。
崔洪《春秋前凉录》曰：
张天锡时，小府长史纪瑞上疏论时政曰：
臣闻东野善驭而败其驾，秦氏富强而覆其国。
马力已尽，求之弗休；人既劳竭，役之无已故也。
造父之御，不尽其马；虞舜之治，不穷其人，故造父无失御，虞舜无失人。
《唐书》曰：魏征上疏曰：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拥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心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怒以滥刑。
然后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
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
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也？
又曰：陈子昂上书言政理曰：
元气者，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王政之大端也。
天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天地平而元气正矣。
是以古先帝王见人之通於天地，天人相感，阴阳相和，灾害之所不生，嘉祥之所以作也。
遂则象于天，则成于地，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于是养成群生，奉顺天德。
故人得安其俗、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阴阳大和，元气已正，天地降瑞，风雨以时矣。
又曰：景云二年，监察御史解琬陈时政曰：
臣闻国之安危，在於为政。
若为政以法，虽暂安而必危。
为政以德，虽不便而终治。
夫法者，智也。
智，所谓权宜；道，可以长久。
陛下登位，今已逾年。
上封事者多言明圣、述太平，或曰功巍巍、德赫赫，非惟不裨於政化，亦乃陛下之厌闻。
臣以为当今风俗未甚振理，政令未息烦劳，阴阳未调和，帑藏未充牣，流离者尚相望於道路，犯禁者犹继踵於狴牢；
耳未闻康哉之声，目未睹太平之事。
且贞观、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相去几何？而风俗淳季相反，由理之失也。
夫霸者任智，失德於人，故大伪缘生矣。
然巧智之士，浮诡之徒，智忠者为立身之阶，识仁义为百行之本，托之以求进，假之以取容，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反。
明君哲后，亦何尽能察哉？
趋竞之吏、巧知之人，欲密网以为至公，殊不知网密而犯者众；
用苛细为勤事，不知事细而扰愈烦。
赏贪冒以强能，鄙贞正而孤介；
随波浮沉者题之以黠，刚毅正直者目之曰愚。
岁月渐渍，日致浇浮，朴散淳离，流宕忘反。
若不匡救其弊，何由使风俗淳质、厥人以康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太平御览-治道部-卷四-译文
《史记》记载：鲁国的公伯禽刚被封到鲁国，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汇报政事。周公问：‘为什么这么晚？’伯禽回答说：‘我改变了那里的风俗，改革了那里的礼仪，守丧三年后才去掉这些礼仪，所以晚了一些。’太公被封到齐国，五个月后就向周公汇报了。周公问：‘为什么这么快？’他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仪，顺从了那里的风俗。’后来听说伯禽汇报政事晚，周公感叹说：‘唉！鲁国后世可能会向齐国臣服了。政治不简化不改革，民众就不会亲近。政治平易近民，民众必定会归附。’
《史记》又记载：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并告诉他：‘自从你住在即墨，毁谤你的话每天都来。但是派人去调查即墨，发现田野开阔，百姓富足，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东方已经安宁。这说明你没有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于是封给他万家财产。又召见阿地的大夫说：‘自从你守阿地，赞誉的话每天都听得到。但是派人去调查阿地，发现田野没有开辟，百姓生活贫困。以前赵国攻打甄地，你不能救援；卫军夺取薛陵，你却不知道。这说明你用财物收买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当天，就烹杀了阿地的大夫和那些曾经赞誉的人。从此，齐国的人都震惊恐惧，没有人敢掩饰自己的错误，都全力以赴。齐国因此治理得很好。
《史记》又记载：公孙鞅西行到秦国，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请求见孝公。孝公见了公孙鞅后，与他谈论了很久。孝公当时睡着了，没有回应，谈话结束后就离开了。孝公对景监生气地说：‘你的客人，是个狂妄的人！怎么能被重用呢？’景监责备公孙鞅。公孙鞅说：‘我用帝王的治国之道来劝说孝公，他的心思没有被打开。’五天后，又请求见公孙鞅。公孙鞅再次见到孝公，谈话更加深入，但是还没有触及到孝公的心意，谈话结束后就离开了。孝公再次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公孙鞅。公孙鞅说：‘我用王道的治国之道来劝说孝公，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接受。请让我再次见孝公。’公孙鞅再次见到孝公，孝公对他很满意，但是还不够。谈话结束后就离开了。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现在可以和我交谈了。’公孙鞅说：‘我用霸道的治国之道来劝说孝公，他已经想要使用了。如果他真的再次见我，我就知道了。’公孙鞅再次见到孝公。孝公与他交谈，不知不觉地膝盖已经靠近了席子。交谈了好几天，都不觉得厌烦。景监问：‘你是怎么取悦我们的君主的？我们的君主非常高兴。’公孙鞅说：‘我用帝王之道来劝说君主，然后对他说：“长远的事情，我等不了。怎么能耐心地等待几十百年来完成王道的伟业呢？”所以我用强国的方法来劝说君主，他很高兴。但是这也难以与殷商和周朝的德行相比。’
《汉书》记载：曹参担任齐国的相国，召集老者和学者，询问如何安抚百姓。齐国以前有很多儒生，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曹参不知道该听谁的。听说胶西有位盖公，擅长治理黄老之术，就详细地询问了他的意见。曹参于是避开正堂，把盖公安置在那里。他治理国家主要采用黄老之术，所以在齐国做相国九年，齐国安定，曹参被誉为贤相。等到曹参离开齐国，他嘱咐接任的相国说：‘把齐国的监狱和市场当作寄托，千万不要去干扰。’接任的相国问：‘治理国家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是的。监狱和市场是包容各种人的地方。现在你干扰它们，坏人还能在哪里容身呢？我之所以先从这方面入手，就是这个原因。’
《汉书》又记载：陆贾经常向汉高祖讲述《诗经》和《尚书》，高祖骂他说：‘你父亲骑在马上得到天下，还需要《诗经》和《尚书》做什么？’陆贾说：‘骑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就可以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吗？而且商汤和周武王都是先逆取后顺守，文治和武功并用，这是长久之计。以前吴王夫差和智伯，因为过度使用武力而灭亡；夫差是吴天阖闾的儿子，喜欢用兵，最终被越国所灭。智伯是晋国的卿，攻打赵襄子，结果被韩魏联合打败。）秦国实行严酷的刑法而不变，最终灭掉了赵国。（秦国的先祖被封在赵国。）如果秦国已经统一了天下，效法先圣的治国之道，陛下怎么能够得到天下呢？’
《汉书》又记载：贾谊上书说：‘仁义恩德，是君主手中的利刃；权势法制，是君主手中的斧头。’
《汉书》又记载：三代之所以能够长久，他们的事迹是可以知道的。然而不能效法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效法圣人的智慧。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它的轨迹是可以看到的。然而不吸取教训，后面的车马又将翻覆。存亡的变迁，治乱的契机，关键就在这里。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仪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的，而法律是在事情发生后才加以禁止的。因此，法律的效用容易看到，而礼仪之所以难以理解，就在这里。至于奖赏来鼓励善行，刑罚来惩罚恶行，先王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国家的，坚定如金石，执行命令，信如四季。依据这种公正无私的原则，就像天地一样。难道还有什么不同的吗？（顾，反问。）替君主出谋划策的人，不如先审慎地选择，选择的决定在内，危险和安全的萌芽在外。安全不是一天就能安定的，危险也不是一天就会发生的。用礼仪来治理，积累的是礼仪；用刑罚来治理，积累的是刑罚。刑罚积累，民众就会怨恨和背离；礼仪积累，民众就会和谐亲近。所以，君主想要民众行善，但是使民众行善的方法却不同。有的用道德教育引导，有的用法律惩治。用道德教育引导的，道德教育普及，民众就会心情愉快；用法律惩治的，法律过于严厉，民众就会感到悲哀。悲哀和愉快的感觉，是祸福相应的结果。秦王想要尊崇国家，使子孙安定，汤武也是这样。但是汤武广泛地推行德行，六七百年而不失；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就大败。这没有其他原因，只是汤武在取舍上审慎，而秦王在取舍上不审慎。天下，是一个大器。人放置器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况与器物没有不同，关键在于天子的放置。汤武把天下放在仁义礼乐上，德泽遍布禽兽草木，恩泽广被子孙数十代；秦王把天下放在法令刑罚上，德泽一点都没有，祸患几乎危及自身，子孙也被诛灭。这是天下人都看得见的。
《汉书》又记载：陆贾经常向汉高祖讲述《诗经》和《尚书》，高祖骂他说：‘你父亲骑在马上得到天下，还需要《诗经》和《尚书》做什么？’陆贾说：‘骑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就可以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吗？而且商汤和周武王都是先逆取后顺守，文治和武功并用，这是长久之计。以前吴王夫差和智伯，因为过度使用武力而灭亡；夫差是吴天阖闾的儿子，喜欢用兵，最终被越国所灭。智伯是晋国的卿，攻打赵襄子，结果被韩魏联合打败。）秦国实行严酷的刑法而不变，最终灭掉了赵国。（秦国的先祖被封在赵国。）如果秦国已经统一了天下，效法先圣的治国之道，陛下怎么能够得到天下呢？’
《汉书》又记载：贾谊上书说：‘仁义恩德，是君主手中的利刃；权势法制，是君主手中的斧头。’
《汉书》又记载：三代之所以能够长久，他们的事迹是可以知道的。然而不能效法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效法圣人的智慧。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它的轨迹是可以看到的。然而不吸取教训，后面的车马又将翻覆。存亡的变迁，治乱的契机，关键就在这里。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仪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的，而法律是在事情发生后才加以禁止的。因此，法律的效用容易看到，而礼仪之所以难以理解，就在这里。至于奖赏来鼓励善行，刑罚来惩罚恶行，先王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国家的，坚定如金石，执行命令，信如四季。依据这种公正无私的原则，就像天地一样。难道还有什么不同的吗？（顾，反问。）替君主出谋划策的人，不如先审慎地选择，选择的决定在内，危险和安全的萌芽在外。安全不是一天就能安定的，危险也不是一天就会发生的。用礼仪来治理，积累的是礼仪；用刑罚来治理，积累的是刑罚。刑罚积累，民众就会怨恨和背离；礼仪积累，民众就会和谐亲近。所以，君主想要民众行善，但是使民众行善的方法却不同。有的用道德教育引导，有的用法律惩治。用道德教育引导的，道德教育普及，民众就会心情愉快；用法律惩治的，法律过于严厉，民众就会感到悲哀。悲哀和愉快的感觉，是祸福相应的结果。秦王想要尊崇国家，使子孙安定，汤武也是这样。但是汤武广泛地推行德行，六七百年而不失；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就大败。这没有其他原因，只是汤武在取舍上审慎，而秦王在取舍上不审慎。天下，是一个大器。人放置器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况与器物没有不同，关键在于天子的放置。汤武把天下放在仁义礼乐上，德泽遍布禽兽草木，恩泽广被子孙数十代；秦王把天下放在法令刑罚上，德泽一点都没有，祸患几乎危及自身，子孙也被诛灭。这是天下人都看得见的。
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所有的君主都希望国家安定繁荣，讨厌混乱和灭亡，但是导致混乱和灭亡的却很多，这是因为所任用的人不是合适的人，所采取的方法也不是正确的道路。因此，政治一天天衰败。周朝的道义在周幽王和周厉王时期衰落，并不是道义本身消失了，而是幽王和厉王没有遵循道义。到了周宣王时期，他明确文武的功业，周朝的道义重新焕发光彩，诗人赞美他，上天保佑他，因为他的善行，行善所带来的结果。孔子说：’人能弘扬道，不是道能弘扬人。’所以国家的理乱兴衰在于君主自己，不是天命决定的。我听说天所特别赐予的王者，必然有一些不是人力所能达到而自然到来的东西。这是接受天命的符兆。天下的人民都愿意归顺君主，所以天降的祥瑞才会真实地到来。白鱼进入君主的船中，火在君主的屋子里复燃，变成乌鸦，这些都是积累善行和德行的效果。到了后世，放纵享乐不能统一管理人民，废弃德教而任用刑罚。刑罚不公正就会产生邪恶之气，邪恶之气积累在下面，怨恨和不满积累在上面。上下不和谐，阴阳失衡，妖孽就会产生。这就是灾异产生的原因。我听说：命是天的命令；性是生命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寿命短，有的人寿命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这些都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不能完美无缺，因此有治乱之分，所以是不一样的。尧和舜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长寿；桀和纣行暴政，人民就卑鄙短命。上面影响下面，下面服从上面，就像泥在陶钧中，完全取决于陶工的操作；就像金属在熔炉中，完全取决于铸工的塑造。安抚它就会来，动它就会和谐。’
董仲舒在论述时政时说：’如果政治执行得不好，就必须改变并革新。比如琴瑟不和谐，就必须解开弦再重新调音。应该调音却不调音，即使有很好的工匠，也不能调得和谐。应该革新却不革新，即使有伟大的贤人，也不能治理得很好。’
萧望之上疏说：’人民包含了阴阳之气，有仁义和追求利益的心，在教化的帮助下，即使尧在上，也不能去除人民的追求利益的心，而能让他们追求利益的时候不超越追求正义；即使桀在上，也不能去除人民追求正义的心，而能让他们追求正义的时候不超越追求利益。所以尧和桀的区别，就在于义和利而已。所以教化人民不可不谨慎。’
匡衡上书谈论政治说：’五帝的音乐不同，三王的教育不同。民俗各异，所遇到的时代也不同。近年来大赦，但奸邪之徒并未减少，大概是保护人民的人用德义来教导他们，用好坏来示范他们，观察他们的失误并制定合适的政策。朝廷是天下的大柱石。公卿大夫相互遵循礼仪，谦让，那么人民就不会争斗；喜好仁慈乐于施舍，那么下面就不会暴虐；崇尚正义有高尚的节操，那么人民就会奋发向上；宽容和仁慈，那么众人就会相爱。这四点，是明君不严厉却能治理得好的原因。’
元帝时期，京房问皇上说：’周幽王和周厉王为什么危险？所任用的人是谁？’皇上说：’君主不明智，所任用的人是巧言令色的人。’京房说：’知道他们是巧言令色却还任用他们？’是认为他们有才能吗？皇上说：’是的，我认为他们有才能。’京房说：’那么现在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皇上说：’因为那个时期混乱，君主处于危险之中。’京房说：’如果是这样，任用贤人就会治理好，不贤的人就会导致混乱，这是必然的道理。周幽王和周厉王为什么没有觉悟去寻求贤人，为什么最终任用不贤的人导致这样的结果？’皇上说：’混乱时期的君主，都认为自己的臣子是贤明的。如果他们都觉悟了，天下怎么会还有危险的君主呢？’京房说：’齐桓公和秦二世也曾经听说过这两个君主并嘲笑他们，然而任用竖刁和赵高，政治日益混乱，盗贼遍布山野。为什么不从周幽王和周厉王那里觉悟呢？’皇上说：’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通过过去知道未来。’京房于是摘下帽子谢罪说：’《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灾异，来警示万世的君主。现在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错位，山崩泉涌，地震石落，夏霜冬雷，水旱灾害，螟虫肆虐，人民饥饿瘟疫，盗贼无法禁止，刑人满街。《春秋》所记载的灾异都齐备了。陛下认为现在是国家治理得好的时期吗？还是混乱的时期？’皇上说：’也是极度的混乱，还有什么道路呢。’京房说：’现在所任用的人是谁呢？’皇上说：’当然比以前好，我又认为不是这个人。'(愈，胜也。意思是比以前好。)京房说：’前代的君主也都是这样的。我担心后人看待现在，就像现在看待前人一样。’
‘《后汉书》说：桓谭上疏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政事；政事的得失，取决于辅佐。有国的君主，都希望振兴教化，建立善政。然而治理的道路没有理顺，所谓的贤人各不相同。而且制定法律禁令的人，不能完全堵塞天下的奸邪，也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大体上取方便国家和人民的就可以。设立官职安置官员，来管理万民；悬挂赏罚，来区分善恶。惩罚恶人，伤害，那么善人就会得到福报。’
‘《魏志》说：袁涣字曜卿，担任梁相。他常常命令各县说：’世界安定的时候，礼仪完备；世界混乱的时候，礼仪简约。现在难以用礼仪教化，在于我如何施政。’
‘《魏志》又说：太祖破袁氏，成为冀州牧，任命崔琰为别驾从事。他对崔琰说：’昨天检查户籍，可以得到三十万人口，所以冀州是大州。’崔琰说：’现在天下分崩离析，九州分裂。二袁兄弟，亲如兄弟却互相争斗，冀州的百姓，尸横遍野。我没有听到王师的仁爱之声先于道路，关心风俗，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却只比较兵器装备，这是最重要的，难道冀州的男女不希望您这样做吗？’太祖改变了脸色，向他道歉。
‘《晋书》武帝初年接受禅让，驸马都尉傅玄上疏说：’先王治理天下，阐明大教，培养义节；道义在上，清议在下；上下相互尊重，人心怀有义心。秦朝废除先王的制度，用法术来驾驭，义心就消失了。最近魏武帝喜好法术，天下重视刑名，魏文帝向往通达，天下轻视守节。之后，纲纪不严，虚无放荡的言论充斥朝野，使天下没有清议，秦朝的弊端再次出现。’
‘崔洪《春秋前凉录》说：张天锡时期，小府长史纪瑞上疏讨论时政说：’我听说东野善于驾驭马匹却失败了，秦朝富强却覆灭了国家。马的力量已经耗尽，却还在寻求；人已经筋疲力尽，却还在役使他们。造父驾驭马匹，不会使马的力量耗尽；虞舜治理国家，不会使人民过度劳累，所以造父没有失去驾驭，虞舜没有失去人民。’
《唐书》记载魏征上疏说：作为君主的人，如果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应该想到知足来自我警惕；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就应该想到适可而止来安抚人民；想到高处不胜寒，就应该想到谦虚并自我约束；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想到江海之所以能容纳百川；喜欢游玩，就应该想到适度为乐；担心懈怠，就应该想到谨慎开始并敬终如一；担心被蒙蔽，就应该想到虚心接受下属的意见；想到邪恶的小人，就应该想到端正身心来摒弃恶行；对于恩惠，就应该想到不要因为喜悦而错误地奖赏；对于惩罚，就应该想到不要因为愤怒而滥用刑罚。然后选拔有才能的人来任用，选择善良的人来跟随，让智者尽其所能，让勇者竭尽全力，让仁者广施恩惠，让诚信的人效忠。文治武功，君主无所事事，可以尽情享受游玩的快乐，可以养生延年，弹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费思，代替下级处理事务，消耗自己的聪明才智，违背了无为而治的大道呢？
《唐书》又记载陈子昂上书谈论政治道理说：元气是天地开始的地方、万物的母亲、王政的根本。天的大道没有比阴阳更重要的，万物的尊贵没有比百姓更重要的，王政的宝贵没有比使人民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所以人民安居乐业，阴阳才能调和，天地才能和平，元气才能正常。因此，古代的帝王看到人与天地相通，天人感应，阴阳调和，灾害就不会发生，吉祥之事就会产生。于是效法天象，成就地德，辅助天地适宜之事来帮助百姓，于是养育了众多生物，顺应天德。
《唐书》又记载景云二年，监察御史解琬陈述时政说：我听说国家的安危在于政治。如果用法律来治理，虽然暂时安定但最终会陷入危险。如果用德行来治理，虽然一开始不便利但最终会实现治理。法律是智慧的体现，智慧是权宜之计，而道德可以长久。陛下登基已经超过一年，上书进言的人都说陛下英明、国家太平，有人说功绩伟大、德行显赫，但这不仅没有对政治教化有所帮助，反而让陛下厌烦了这些。我认为现在的风俗还没有完全整顿，政令还没有停止劳民伤财，阴阳还没有调和，国库还没有充实，流离失所的人还在道路上随处可见，违法的人还在监狱中络绎不绝；没有听到安定的声音，没有看到太平的景象。而且贞观、永徽时期的天下，和现在的天下相去不远，但风俗却相反，这是政治失误的结果。霸主如果只任用智者，就会失去德行，因此大伪就会产生。然而那些投机取巧的人，那些浮躁的人，把智慧作为立身之本，把仁义作为百行之本，用这些来求取进步，用这些来迎合他人，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明君和智者，怎么可能完全洞察这一切呢？那些追求私利的小官吏、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想要用严密的法网来实现公正，却不知道法网越密，犯罪的人越多；用繁琐的细节来表现勤勉，却不知道事情越细，烦恼越多。奖赏那些贪婪的人来显示能力，轻视那些正直的人，那些随波逐流的人被赞誉为狡猾，那些刚毅正直的人被看作是愚蠢。岁月逐渐腐蚀，导致社会风气日益浮华，质朴散失，淳朴分离，流离失所，忘记回头。如果不纠正这些弊端，怎么能使风俗淳朴、人民安居乐业呢？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太平御览-治道部-卷四-注解
鲁公伯禽：鲁公伯禽，指周公的儿子伯禽，他是鲁国的开国君主，受封于鲁国。
周公：周公，指周公旦，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报政：报政，指向君主汇报政务。
变其俗，革其礼：变其俗，革其礼，指改变当地的风俗和礼节。
丧三年然后除之：丧三年然后除之，指守丧三年后才能除去丧服。
太公：太公，指姜太公，周文王的岳父，齐国的开国君主。
齐威王：齐威王，指齐国的君主，即田和。
即墨大夫：即墨大夫，指即墨的官员。
阿大夫：阿大夫，指阿地的官员。
公孙鞅：公孙鞅，即商鞅，战国时期秦国的政治家、改革家。
孝公：孝公，指秦国的君主，即秦孝公。
景监：景监，指孝公的宠臣。
帝道：帝道，指古代帝王治国之道。
王道：王道，指古代王者治国之道。
霸道：霸道，指古代霸道治国之道。
黄老术：黄老术，指道家学派，以黄帝和老子为代表。
曹参：曹参，西汉初期的重要政治家，曾任齐相。
胶西盖公：胶西盖公，指胶西地方的盖公，善治黄老之术。
《诗》《书》：《诗》《书》，指《诗经》和《尚书》，是古代儒家经典。
高帝：高帝，指汉高祖刘邦。
吴王夫差：吴王夫差，指春秋时期吴国的君主。
智伯：智伯，指春秋时期晋国的卿大夫。
秦任刑法不变：秦任刑法不变，指秦国长期实行严酷的刑法。
赵氏：赵氏，指赵国的国姓。
法先圣：法先圣，指效法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
仁义恩厚：仁义恩厚，指仁爱、正义、恩惠和深厚的情谊。
权势法制：权势法制，指权力、势力和法律制度。
三代：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是古代中国的三个朝代。
圣智：圣智，指圣贤的智慧和知识。
亟绝：亟绝，指迅速灭亡。
辙迹：辙迹，指车辙的痕迹，比喻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芒刃：芒刃，指刀刃的锋利部分，比喻人主的锐利手段。
斤斧：斤斧，指斧头，比喻人主的权威和力量。
庆赏：庆赏，指奖励和表彰。
刑罚：刑罚，指惩罚和处罚。
先王：先王，指古代的圣贤君主。
社庙：社庙，指祭祀土地神和祖宗的庙宇。
德泽：德泽，指恩德和恩惠。
置器：置器，指放置器物。
安处：安处，指安全的地方。
危处：危处，指危险的地方。
仁义礼乐：仁义礼乐，指儒家倡导的仁爱、正义、礼仪和音乐。
德教：德教，指道德教育和教化。
法令：法令，指法律和命令。
道之以德教：道之以德教，指用道德教育引导人们。
殴之以法令：殴之以法令，指用法律和命令强制人们。
道：道德，正确的道路。
德教洽：德教洽，指道德教育得到普及和融合。
民气乐：民气乐，指民众心情愉快。
法令极：法令极，指法律和命令过于严苛。
民风哀：民风哀，指民众风气悲凉。
顾：顾，指考虑、思考。
董仲舒：西汉时期著名的儒家学者，提出‘天人感应’等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对策：古代官员对皇帝的咨询或建议，通常以书面形式呈现。
周道：指周朝的政治、文化、道德等制度及其精神。
幽、厉：指周幽王和周厉王，二者均以暴政著称。
宣王：周宣王，周朝的一位贤明君主，推行改革，使周朝复兴。
文、武之功业：指周文王和周武王所建立的功业，即周朝的建立。
诗人：指古代的诗人，这里可能指《诗经》中的诗人。
孔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的名言，意为人能发扬光大道德，而不是道德能发扬光大人。
理乱兴废：指国家的治理状况，包括安定与混乱、兴起与衰败。
命：指天命，即天意。
性：指人的本性。
情：指人的情感。
陶冶：比喻教育、培养。
桀、纣：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和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纣，均以暴虐著称。
上之化下：上级对下级的影响。
钧：古代的一种量器，这里比喻治理。
甄者：指善于甄别、选拔的人。
镕：熔化金属，这里比喻治理。
冶者：指善于冶炼的人。
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安抚则人民归顺，动荡则人民不和。
琴瑟不调：比喻事情处理不当。
解而更张之：解开琴弦重新调音。
淫逸：过度放纵和逸乐。
邪气：指邪恶的气氛或势力。
妖孽：指灾异现象，通常指不祥之兆。
命者，天之令也：天命是天的命令。
性者，生之质也：本性是人的天生素质。
情者，人之欲也：情感是人的欲望。
尧、舜：中国古代的贤明君主，尧为帝喾的后代，舜是帝喾的孙子。
二袁兄弟：指袁绍和袁术，两人为兄弟，都是东汉末年的割据势力。
王师：指国家的军队。
仁声：仁爱的名声。
存问风俗：关心民间风俗。
涂炭：形容困苦不堪。
兵甲：武器装备。
明王：贤明的君主。
辅佐：辅助君主的人。
废兴：国家的衰败与兴盛。
设法禁者：制定法律和禁令的人。
官置吏：设立官职和任命官员。
悬赏设罚：设立奖赏和惩罚。
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惩罚恶人，善人就能得到福报。
张官置吏，以理万民：设立官职和任命官员，以治理百姓。
悬赏设罚，以别善恶：设立奖赏和惩罚，以区分善恶。
世治则礼备，世乱则礼简：社会安定时礼节完备，社会混乱时礼节简约。
方今难以礼化，在吾所以为政：现在难以用礼教来教化人民，这取决于我的治理方式。
太祖：指曹操，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袁氏：指袁绍家族。
冀州牧：冀州的地方行政长官。
辟：征召。
别驾从事：官职名，辅助州牧的官员。
驸马都尉：官职名，掌管皇帝女婿的官职。
傅玄：西晋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
先王之制：古代先王的制度。
法术：法律和权术。
义心：正义之心。
清议：公正的议论。
亡秦：指秦朝的灭亡。
荡灭：破坏。
东野：古代地名，指东野地区。
秦氏：指秦朝。
造父：古代著名的驾车能手。
虞舜：中国古代的贤明君主，五帝之一。
马力已尽，求之弗休；人既劳竭，役之无已故也：马的力量已经用尽，却不停下来；人的力量已经耗尽，却不停地役使他们。
造父之御，不尽其马；虞舜之治，不穷其人：造父驾车不使马力耗尽；虞舜治理不使人力耗尽。
君人者：指君主，即国家的统治者。
见可欲：看到自己喜欢的事物。
知足以自戒：知道满足，以此来自我约束。
将有作：将要有所作为。
知止以安人：知道适可而止，以使人民安定。
念高危：想到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思谦冲而自牧：想到谦虚自省，自我约束。
惧满溢：害怕自己骄傲自满。
思江海下百川：想到江海能容纳百川，以此来自比。
乐盘游：喜欢游乐。
思三驱以为度：想到适度，以三驱为标准。
恐懈怠：担心自己松懈。
思慎始而敬终：想到开始时要谨慎，结束时也要敬业。
虑拥蔽：担心被蒙蔽。
思虚心以纳下：想到要虚心接受下属的意见。
想谗邪：想到可能会有谗言。
思正身心以黜恶：想到要端正自己的身心，排除恶行。
恩所加：受到恩惠。
思无喜以谬赏：想到不要因为喜悦而错误地奖赏。
罚所及：受到惩罚。
思无怒以滥刑：想到不要因为愤怒而滥用刑罚。
简能而任之：选拔有才能的人并任用他们。
择善而从之：选择好的意见并跟随。
智者尽其谋：让有智慧的人充分发挥他们的谋略。
勇者竭其力：让勇敢的人竭尽全力。
仁者播其惠：让仁爱的人传播他们的恩惠。
信者效其忠：让诚信的人效忠。
文武争驰：文臣和武将都争相进言。
在君无事：君主没有其他事务。
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尽情享受游玩的乐趣。
可以养松乔之寿：可以像松树和乔树一样长寿。
鸣琴垂拱：弹琴垂衣拱手。
不言而化：不用言语就能感化他人。
元气：指天地最初的物质和能量。
天地之始：宇宙的起始。
万物之母：万物的根源。
王政之大端：国家政治的根本原则。
黔首：古代对平民的称呼。
安人：使人民安定。
阴阳：古代哲学中的两种对立和相互依存的基本元素。
天地平：天地和谐。
元气正：元气正常。
古先帝王：古代的帝王。
天人相感：天和人的相互感应。
嘉祥之所以作：吉祥之事因此发生。
遂则象于天：于是效法于天。
成于地：成就于地。
辅相天地之宜：辅助天地适宜的行为。
左右民：引导和照顾人民。
养成群生：养育众多生物。
奉顺天德：遵从顺应天意。
得安其俗：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乐其业：享受他们的工作。
甘其食：吃得满意。
美其服：穿着得体。
阴阳大和：阴阳极度和谐。
天地降瑞：天地降下祥瑞。
风雨以时：风雨按时节到来。
监察御史：古代官职，负责监察官员的行为。
为政以法：用法律来治理国家。
为政以德：用德行来治理国家。
权宜：权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明圣：明智而圣明的君主。
述太平：描述太平盛世。
功巍巍：功绩伟大。
德赫赫：德行显赫。
政化：政治教化。
厌闻：不喜欢听。
风俗未甚振理：风俗习惯没有得到很好的整顿。
政令未息烦劳：政令繁多，使人民感到劳累。
阴阳未调和：阴阳不平衡。
帑藏未充牣：国库空虚。
流离者：流离失所的人。
犯禁者：违反禁令的人。
狴牢：监狱。
康哉之声：和谐的声音。
太平之事：太平盛世的事情。
贞观、永徽之天下：指唐太宗贞观年间和唐高宗永徽年间的国家。
风俗淳季相反：风俗习惯从淳朴变得相反。
霸者：称霸的人。
大伪缘生：大伪由此产生。
浮诡之徒：轻浮诡诈的人。
立身之阶：立身的基础。
识仁义为百行之本：认识到仁义是各种行为的基础。
托之以求进：借此以求进步。
假之以取容：借此以求得别人的宽容。
口是而心非：口头上说一套，心里想另一套。
言同而意反：说话内容相同，但意图相反。
明君哲后：明智的君主和贤明的后继者。
趋竞之吏：追求名利的小官吏。
巧知之人：机智的人。
密网以为至公：用严密的法网来达到公正。
网密而犯者众：法网严密但犯罪的人更多。
苛细为勤事：过于繁琐的事务。
扰愈烦：越忙越乱。
赏贪冒以强能：奖赏贪婪的人以增强他们的能力。
鄙贞正而孤介：轻视正直的人。
随波浮沉者：随波逐流的人。
题之以黠：称他们为狡猾。
刚毅正直者：刚毅正直的人。
目之曰愚：称他们为愚蠢。
浇浮：轻薄浮华。
朴散淳离：质朴散失，纯朴分离。
流宕忘反：流离失所，忘记回归。
匡救其弊：纠正和补救这些弊端。
风俗淳质：风俗习惯纯朴。
厥人以康哉：人民生活安康。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太平御览-治道部-卷四-评注
《唐书》中魏征的上疏，体现了儒家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首先，‘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强调了君主应克制私欲，以知足为戒，这是儒家所倡导的‘克己复礼’的体现。‘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则表明君主在施行政策时，应考虑民众的承受能力，避免过度干预，体现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
‘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与‘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体现了君主应时刻保持谦逊和宽容的心态，如江海一般容纳百川，这是儒家所提倡的‘仁者爱人’的体现。‘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与‘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则是对君主个人品德的修养提出要求，强调持之以恒和谨慎行事的重要性。
‘虑拥蔽，则思虚心以纳下’与‘想谗邪，则思正身心以黜恶’体现了君主应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能够虚心接受下属的意见，并坚决抵制邪恶。‘恩所加，则思无喜以谬赏’与‘罚所及，则思无怒以滥刑’则是对君主赏罚公正的要求，强调不可因个人情绪而影响国家大政。
魏征的这番言论，不仅是对君主个人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国家治理的思考。‘然后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表明君主应选拔贤能，任人唯贤。‘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则是对不同才能的人应给予合适的发挥空间，实现各尽其才。
‘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的理念，即君主应尽量减少干预，让文武百官各司其职，从而达到国家的和谐与稳定。‘鸣琴垂拱，不言而化’则是对理想政治状态的描述，即君主以德化民，无需过多言语，民众自然能够自觉遵循。
陈子昂的上书则从天地元气的角度论述了王政的根本。‘元气者，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王政之大端也’表明了元气是万物生成的基础，也是国家政治的根本。‘天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则强调了阴阳和谐、民众安居乐业是国家政治的最高追求。
陈子昂认为，古先帝王能够顺应天地之道，使得阴阳和谐，灾害不生，嘉祥频现。这是对古代圣贤治国理念的肯定，也是对当时政治现状的反思。‘遂则象于天，则成于地，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则是对古代帝王治国策略的总结，即效法天地，顺应自然，以民为本。
解琬的上疏则对当时的政治现状进行了批评。‘臣闻国之安危，在於为政’点明了政治是国家安危的关键。‘若为政以法，虽暂安而必危。为政以德，虽不便而终治’则是对法治与德治的对比，认为德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解琬指出，当时政治存在诸多问题，如风俗不正、政令烦扰、阴阳不调等。‘巧智之士，浮诡之徒’则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不满，认为社会上充斥着投机取巧、虚伪狡诈之人。‘若不匡救其弊，何由使风俗淳质、厥人以康哉’则是对国家未来的担忧，呼吁当政者采取措施，挽救时弊，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