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冯梦龙（1574年—1646年），字犹龙，明代文学家、戏曲家，以编撰通俗文学著称，代表作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
年代：编撰于明代晚期（17世纪初）。
内容简要：《智囊》是一部汇集历代智慧故事和谋略的笔记体著作，分为上、中、下三卷，收录了从先秦到明代的数百个智谋故事。书中通过生动的事例展现了古人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智慧与策略，被誉为“谋略宝库”。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智囊-上智部-诸葛亮-原文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
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
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评〕子产谓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
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
《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智囊-上智部-诸葛亮-译文
有人说诸葛丞相很少赦免罪犯。
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国家要靠大德，而不是小恩小惠。所以匡衡、吴汉不愿意赦免罪犯。先帝也曾说：‘我在陈元方、郑康成之间周旋，每次听到他们谈论治国之道，都涉及治乱的根本，却从未提到赦免。’像刘景升父子那样年年赦免罪犯，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等到费祎执政，开始采取姑息政策，蜀国因此逐渐衰弱。
〔评论〕子产对子太叔说：“只有有德的人，才能用宽厚的政策使民众服从；其次不如用严厉的政策。火势猛烈，民众看到就会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灾；水势柔弱，民众就会轻视并玩弄它，因此很多人死于水灾。所以宽厚难以治理。”
子太叔执政时，不忍心用严厉的政策而采用宽厚的政策。于是郑国盗贼增多，子太叔对此感到后悔。
孔子说：“政策宽厚，民众就会怠慢，怠慢就要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政策严厉，民众就会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就要用宽厚的政策来安抚。用宽厚来调和严厉，用严厉来调和宽厚，政策才能和谐。”
商鞅的刑罚严厉到连丢弃灰烬都要处罚，这是过于严厉；梁武帝见到死刑犯就流泪并赦免他们，这是过于宽厚。
《论语》中提到赦免小过错，《春秋》中批评放纵大罪。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政治的和谐。”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智囊-上智部-诸葛亮-注解
诸葛丞相：指诸葛亮，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政治家、军事家，被尊称为“卧龙先生”。
赦：指赦免，即免除罪犯的刑罚。
匡衡：西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和政治家，以清廉著称。
吴汉：东汉初年的名将，以严明军纪著称。
先帝：指刘备，三国时期蜀汉的开国皇帝。
陈元方：东汉末年的名士，以清廉和正直著称。
郑康成：即郑玄，东汉末年的著名经学家，对儒家经典有深入研究。
刘景升：指刘表，东汉末年的荆州牧，以宽厚著称。
费祎：三国时期蜀汉的政治家，曾任丞相。
子产：春秋时期郑国的著名政治家，以智慧和公正著称。
子太叔：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子产的继任者。
仲尼：即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商君：指商鞅，战国时期秦国的著名改革家，以严刑峻法著称。
梁武：指梁武帝萧衍，南朝梁的开国皇帝，以仁慈著称。
《论语》：儒家经典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春秋》：儒家经典之一，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智囊-上智部-诸葛亮-评注
这段文字通过诸葛亮与费祎的对比，探讨了治国理政中宽与猛的关系。诸葛亮主张“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认为频繁赦免罪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他引用匡衡、吴汉的例子，说明严明的法治比宽恕更能维护社会稳定。而费祎则采取了姑息政策，结果导致蜀汉国力削弱。
子产与子太叔的对话进一步阐述了宽与猛的辩证关系。子产认为，只有有德者才能以宽服民，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猛政更为有效。他以火与水作比喻，说明过于宽厚可能导致民众轻视法律，而过于严厉则可能伤害民众。孔子则提出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理念，强调宽猛相济才能达到政治的和谐。
商鞅和梁武帝的例子则分别代表了过于严厉和过于宽厚的极端。商鞅的严刑峻法虽然短期内有效，但长期来看可能导致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梁武帝的仁慈虽然赢得了民众的爱戴，但也可能导致法律的松弛和社会的混乱。
《论语》和《春秋》的观点则进一步强调了宽与猛的平衡。《论语》主张赦免小过，体现了儒家的仁爱思想；而《春秋》则批评了过度宽恕大罪的行为，强调了法律的严肃性。两者的结合，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宽猛相济的治国理念。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通过历史人物和经典文献的引用，深入探讨了治国理政中宽与猛的关系，强调了宽猛相济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后世治国者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