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代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等，他们参与了《宋史》的编纂工作，全面记录了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过程。
年代：成书于元代（约14世纪）。
内容简要：《宋史》是元代史学家对宋朝历史的总结，详细记载了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的建立到宋朝灭亡的全过程。全书分为本纪、志、列传等多个部分，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宋朝繁荣的文化和复杂的政治斗争，是研究宋朝历史的权威文献之一。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志-卷一百零八-原文
选举一（科目上）
自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始于《舜典》。
司徒以乡三物兴贤能，太宰以三岁计吏治，详于《周官》。
两汉而下，选举之制不同，归于得贤而已。
考其大要，不过入仕则有贡举之科，服官则有铨选之格，任事则有考课之法。
然历代之议贡举者每曰：’取士以文艺，不若以德行。就文艺而参酌之，赋论之浮华，不若经义之实学。’
议铨选者每曰：’以年劳取人，可以绝超躐，而不无贤愚同滞之叹；以荐举取人，可以拔俊杰，而不无巧佞捷进之弊。’
议考课者每曰：’拘吏文，则上下督察，浸成浇风；通誉望，则权贵请托，徒开利路。’
于是议论纷纭，莫之一也。
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其次则三学选补。
铨法虽多，而莫重于举削改官、磨勘转秩。
考课虽密，而莫重于官给历纸，验考批书。
其他教官、武举、童子等试，以及遗逸奏荐、贵戚公卿任子亲属与远州流外诸选，委曲琐细，咸有品式。
其间变更不常，沿革迭见，而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强之吏，皆自此出，得人为最盛焉。
今辑旧史所录，胪为六门：一曰科目；二曰学校试；三曰铨法；四曰补荫；五曰保任；六曰考课。
烦简适中，隐括归类，作《选举志》。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
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
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
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
今以科目、学校之制，各著于篇。
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
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
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
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
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
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
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
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
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校，而判官监之。
试纸，长官印署面给之。
试中格者，第其甲乙，具所试经义，朱书通、否，监官、试官署名其下。
进士文卷，诸科义卷、帖由，并随解牒上之礼部。
有笃废疾者不得贡。
贡不应法及校试不以实者，监官、试官停任。
受赂，则论以枉法，长官奏裁。
凡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
所属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
既集，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緦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
家状并试卷之首，署年及举数、场第、乡贯，不得增损移易，以仲冬收纳，月终而毕。
将临试期，知举官先引问联保，与状佥同而定焉。
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其挟书为奸，及口相受授者，发觉即黜之。
凡诸州长吏举送，必先稽其版藉，察其行为；乡里所推，每十人相保，内有缺行，则连坐不得举。
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之负艺者，号曰’公荐’。
太祖虑其因缘挟私，禁之。
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
乾德元年，诏曰：’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之路也；自今依诸科许再试。’
是年，诸州所荐士数益多，乃约周显德之制，定诸州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进士’文理纰缪’者殿五举，诸科初场十’不’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不’殿三举，第一至第三场九’不’并殿一举。
殿举之数，朱书于试卷，送中书门下。
三年，陶谷子邴擢上第，帝曰：’谷不能训子，安得登第？’乃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覆试之。’
自是，别命儒臣于中书覆试，合格乃赐第。
时川蜀、荆湖内附，试数道所贡士，县次往还续食。
开宝三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
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
五年，礼部奏合格进士、诸科凡二十八人，上亲召对讲武殿，而未及引试也。
明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取宋准以下十一人，而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对问失次，上黜之。
济川，昉乡人也。
会有诉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准以下，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
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又赐钱二十万以张宴会。
昉等寻皆坐责。
殿试遂为常制。
帝尝语近臣曰：’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
八年，亲试进士王式等，乃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四。
自是御试与省试名次，始有升降之别。
时江南未平，进士林松、雷说试不中格，以其间道来归，亦赐《三传》出身。
太宗即位，思振淹滞，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
太平兴国二年，御殿覆试，内出赋题，赋韵平侧相间，依次而用。
命李昉、扈蒙第其优劣为三等，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
越二日，覆试诸科，得二百人。
并赐及第。
又阅贡藉，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
‘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
凡五百余人，皆赐袍笏，锡宴开宝寺，帝自为诗二章赐之。
甲、乙第进士及《九经》，皆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亦优等授官。
三年九月，廷试举人。
故事，惟春放榜，至是秋试，非常例也。
是冬，诸州举人并集，会将亲征北汉，罢之。
自是，间一年或二年乃贡举。
五年，覆试进士。
有颜明远、刘昌言、张观、乐史四人，以见任官举进士，特授近藩掌书记。
有赵昌国者，求应百篇举，谓一日作诗百篇。
帝出杂题二十，令各赋五篇，篇八句。
日旰，仅成数十首，率无可观。
帝以是科久废，特赐及第，以劝来者。
八年，进士、诸科始试律义十道，进士免帖经。
明年，惟诸科试律，进士复帖经。
进士始分三甲。
自是锡宴就琼林苑。
上因谓近臣曰：’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技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逸，而朝廷多君子尔。’
雍熙二年，廷试初唱名及第，第一等为节度推官。
是年及端拱初，礼部试已，帝虑有遗才，取不中格者再试之，于是由再试得官者数百人。
凡廷试，帝亲阅卷累日，宰相屡请宜归有司，始诏岁命官知举。
旧制，既锁院，给左藏钱十万资费用。
端拱元年，诏改支尚书祠部，仍倍其数，罢御厨、仪鸾司供帐。
知贡举宋白等定贡院故事：先期三日，进士具都榜引试，借御史台驱使官一人监门，都堂帘外置案，设银香炉，唱名给印试纸。
及试中格，录进士之文奏御，诸科惟籍名而上；俟制下，先书姓名散报之，翌日，放傍唱名。
既谢恩，诣国学谒先圣先师，进士过堂閤下告名。
闻喜宴分为两日，宴进士，请丞郎、大两省；宴诸科，请省郎、小两省。
缀行期集，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书之，谓之小录。
醵钱为游宴之资，谓之酺。
皆团司主之。
制下，而中书省同贡院关黄覆奏之，俟正敕下，关报南曹、都省、御史台，然后贡院写春关散给。（籍而入选谓之春关。）
登科之人，例纳朱胶绫纸之直，赴吏部南曹试判三道，谓之关试。
淳化三年，诸道贡士凡万七千余人。
先是，有击登闻鼓诉校试不公者。
苏易简知贡举，受诏即赴贡院，仍糊名考校，遂为例。
既廷试，帝谕多士曰：’尔等各负志业，效官之外，更励精文采，无坠前功也。’
诏刻《礼记·儒行篇》赐之。
每科进士第一人，天子宠之以诗，后尝作箴赐陈尧叟，至是，并赐焉。
先是，尝并学究、《尚书》、《周易》为一科，始更定本经日试义十道，《尚书》、《周易》各义五道，仍杂问疏义六道，经注四道。
明法旧试六场，更定试七场：第一、第二场试律，第三场试令，第四、第五场试小经，第六场试令，第七场试律，仍于试律日杂问疏义六、经注四。
凡《三礼》、《三传》、《通礼》每十道义分经注六道、疏义四道，以六通为合格。
自淳化末，停贡举五年。
真宗即位，复试，而高句丽始贡一人。
先是，国子监、开封府所贡士，与举送官为姻戚，则两司更互考试，始命遣官别试。
咸平三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有晋天福中尝预贡者。
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
又赐河北进士、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
既下第，愿试武艺及量才录用者，又五百余人，悉赐装钱慰遣之，命礼部叙为一举。
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
旧制，及第即命以官。
上初复廷试，赐出身者亦免选，于是策名之士尤众，虽艺不及格，悉赐同出身。
乃诏有司，凡赐同出身者并令守选，循用常调，以示甄别。
又定令：凡试卷，封印院糊名送知举官考定高下，复令封之送覆考所，考毕然后参校得失，不合格者，须至覆场方落。
谕馆阁、台省官，有请属举人者密以闻，隐匿不告者论罪。
仍诏诸王、公主、近臣，毋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
景德四年，命有司详定《考校进士程式》，送礼部贡院，颁之诸州。
士不还乡里而窃户他州以应选者，严其法。
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于州；州长贰复审察得实，然后上本道使者类试。
已保任而有缺行，则州县皆坐罪；若省试而文理纰缪，坐元考官。
诸州解试额多而中者少，则不必足额。
寻又定《亲试进士条制》。
凡策士，即殿两庑张帟，列几席，标姓名其上。
先一日表其次序，揭示阙外，翌旦拜阙下，仍入就席。
试卷，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毕，复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
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
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
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
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
余如贡院旧制。
大中祥符五年，诏士曾预南省试者，犯公罪听赎罚。
令礼部取前后诏令经久可行者，编为条制。
诸科三场内有十’不’、进士词理纰缪者各一人以上，监试、考试官从违制失论，幕职、州县官得代日殿一选，京朝官降监场务，尝监当则与远地；有三人，则监试、考试官亦从违制失论，幕职、州县官冲替，京朝官远地监当；有五人，则监试以下皆停见任；举送守倅，诸科五十人以上有一人十’不’，即罚铜与免殿选监当，进士词理纰缪亦如之。
后又诏：’试锁厅者，州长吏先校试合格，始听取解；至礼部不及格，停其官，而考试及举送者，皆重置罪。’
八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监以内侍二人。
诏：’进士第一人，令金吾司给七人导从，听引两节。著为令。’
天圣初，宋兴六十有二载，天下乂安。
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繇此选，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
其贡礼部而数诎者，得特奏名，或因循不学，乃诏曰：’学犹殖也，不学将落，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朕虑天下之士或有遗也，既已临轩较得失，而忧其屡不中科，则衰迈而无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闾，而进不得预于禄仕。故常数之外，特为之甄采。而狃于宽恩，遂隳素业，苟简成风，甚可耻也。自今宜笃进厥学，无习侥幸焉。’
时晏殊言：’唐明经并试策问，参其所习，以取材识短长。今诸科专记诵，非取士之意，请终场试策一篇。’
诏近臣议之，咸谓诸科非所习，议遂寝。
旧制，锁厅试落辄停官，至是始诏免罪。
景祐初，诏曰：’向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凡年五十，进士五举、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
自此率以为常。
士有亲戚仕本州，或为发解官，及侍亲远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转运司类试，以十率之，取三人。
于是诸路始有别头试。
其年，诏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试，封弥、誊录如礼部。
初，贡士踵唐制，犹用公卷，然多假他人文字，或佣人书之。
景德中，尝限举人于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公卷及后所试书体不同，并驳放；其假手文字，辨之得实，即斥去，永不得赴举。
贾昌朝言：’自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学，故预投公卷；今有封弥、誊录法，一切考诸试篇，则公卷可罢。’
自是不复有公卷。
宝元中，李淑侍经筵，上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俾以故事对。
淑对曰：’唐调露二年，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以进士试策灭裂，请帖经以观其学，试杂文以观其才。自此沿以为常。至永隆二年，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试策。天宝十一年，进士试一经，能通者试文赋，又通而后试策，五条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赵赞请试以时务策五篇，箴、论、表、赞各一篇，以代诗、赋。大和三年，试帖经，略问大义，取精通者，次试论、议各一篇。八年，礼部试以帖经口义，次试策五篇，问经义者三，问时务者二。厥后变易，遂以诗赋为第一场，论第二场，策第三场，帖经第四场。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为贵，得取士之实矣。然考官以所试分考，不能通加评校，而每场辄退落，士之中否，殆系于幸不幸。愿约旧制，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
诏有司议，稍施行焉。
既而知制诰富弼言曰：’国家沿隋、唐设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为法尤密，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且历代取士，悉委有司，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试，何足取哉？使礼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诸殿廷，唱名赐第，则与殿试无以异矣。’
遂诏罢殿试。
而议者多言其轻上恩，隳故事，复如旧。
时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
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
乃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
试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
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
仲淹既去，而执政意皆异。
是冬，诏罢入学日限。
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且得人尝多矣。
天子下其议，有司请如旧法。
乃诏曰：”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令悉罢。”
会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然则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恶其然，屡下诏书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赋或八百字，论或千余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漫陈他事，驱扇浮薄，重亏雅俗，岂取贤敛才备治具之意邪？其踵习新体，澶漫不合程式，悉已考落，请申前诏，揭而示之。”
初，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又诸科杂问大义，侥幸之人，悉以为不便。
知制诰王珪奏曰：”唐自贞观讫开元，文章最盛，较艺者岁千余人，而所收无几。咸亨、上元增其数，亦不及百人。国初取士，大抵唐制，逮兴国中，贡举之路浸广，无有定数。比年官吏猥众，故近诏限四百人，以惩其弊。且进士、明经先经义而后试策，三试皆通为中第，大略与进士等，而诸科既不问经义，又无策试，止以诵数精粗为中否，则其专固不达于理，安足以长民冶事哉？前诏诸科终场问本经大义十道，《九经》、《五经》科止问义而不责记诵，皆以著于令。言者以为难于遽更，而图安于弊也。惟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毋轻易焉。”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
时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
欧阳脩知贡举，尤以为患，痛裁抑之，仍严禁挟书者。
既而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
浇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待试京师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应诏，往往沉沦十数年，以此毁行干进者，不可胜数。
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
上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
下有司议，咸请：”易以间岁之法，则无滞才之叹。荐举数既减半，主司易以详较，得士必精。且人少则有司易于检察，伪滥自不能容，使寒苦艺学之人得进.”
于是下诏：”间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增设明经，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而罢说书举.”
时以科举既数，而高第之人骤显，欲稍裁抑。
遂诏曰：”朕惟国之取士，与士之待举，不可旷而冗也。故立间岁之期，以励其勤；约贡举之数，以精其选。著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尝不次而用。若循旧比，终至滥官，甚无谓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锁厅人视此。若夫高才异行，施于有政而功状较然者，当以异恩擢焉.”
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
英宗即位，议者以间岁贡士法不便。
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取未行间岁之前四之三为率，明经、诸科毋过进士之数。
神宗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选，遂议更法。
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
乃诏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进贤兴能，抑由贡举。而四方执经艺者专于诵数，趋乡举者狃于文辞，与古所谓’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国招徕隽贤，其教育之方，课试之格，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杂议以闻.”
议者多谓变法便。
直史馆苏轼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无知人之明，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
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
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
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学立师；以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
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非也。
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
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
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
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
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
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
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
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
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
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帝读轼疏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
他日问王安石，对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
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之三，增进士额，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乃得所增之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盖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慕向改业也。
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桉，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
未几，选人、任子，亦试律令始出官。
又诏进士自第三人以下试法。
或言：’高科任签判及职官，于习法岂所宜缓。昔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乃诏悉试。
帝尝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吴充曰：’汉陈宠以法律授徒，常数百人。律学在六学之一，后来缙绅，多耻此学。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意，近补官必聚而试之，有以见恤刑之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著限以千字。
旧特奏名人试论一道，至是亦制策焉。
帝谓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
旧制，进士入谢，进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
仍赐钱三千，为期集费。
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试于其州，类其名上之转运司，与锁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
后复令存诸科旧额十之一，以待不能改业者。
元祐初，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言：’每一试，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旧制，礼部已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嘉祐始尽赐出身，近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时圣断。今礼部十人以上，别试、国子、开封解试、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进士及该特奏而预正奏者，定著于令，递升一甲。则是法在有司，恩不归于人主，甚无谓也。今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弊增重不已。’
遂诏定特奏名考取数，进士入四等以上、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试者计之，毋得取过全额之半，是后著为令。
时方改更先朝之政，礼部请置《春秋》博士，专为一经。
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己说。
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旧明法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古者先德后刑之意也。欲加试《论语》大义，仍裁半额，注官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
左仆射司马光曰：’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今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
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
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
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
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论策，如诗赋科。
并以四场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
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
自复诗赋，上多向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诸路奏以分额各取非均，其后遂通定去留，经义毋过通额三分之一。
光又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教及赃私罪，必坐举主，毋有所赦，则自不敢妄举。而士之居乡、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谨，惟惧玷缺外闻。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遂立科，许各举一人。
凡试进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
后分路别立额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察以闻，无其人则否。
预荐者不试于州郡，惟试礼部。
不中，许用特奏名格赴廷试，后以为常。
既而诏须特命举乃举，毋概以科场年上其名。
六年，诏复通礼科。
初，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尝罢，至是始复。
凡礼部试，添知举官为四员，罢差参详官，而置点检官二十人，分属四知举，使协力通考；诸州点检官专校杂犯，亦预考试。
八年，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策三题。
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于是诏：’来年御试，习诗赋人复试三题，专经人且令试策。’自后概试三题。
帝既亲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之功，不许改。
绍圣初，议者益多，乃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
初，神宗念字学废缺，诏儒臣探讨，而王安石乃进其说，学者习焉。元祐禁勿用。至是，除其禁。
四年，诏礼部，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籍，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出。
罢《春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经。
既而复立《春秋》博士，崇宁又罢之。
徽宗设辟雍于国郊，以待士之升贡者。
临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
然州郡犹以科举取士，不专学校。
崇宁三年，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自此，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
五年，诏：’大比岁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远士即闻之。’时州县悉行三舍法，得免试入学者，多当官子弟，而在学积岁月，累试乃得应格，其贫且老者甚病之，故诏及此，而未遽废科举也。
大观四年五月，星变，凡事多所更定。
侍御史毛注言：’养士既有额，而科举又罢，则不隶学籍者，遂致失职。天之视听以民，士，其民之秀者，今失职如此，疑天亦谴怒。愿以解额之归升贡者一二分，不绝科举，亦应天之一也。’遂诏更行科举一次。
臣僚言：’场屋之文，专尚偶丽，题虽无两意，必欲厘而为二，以就对偶；其超诣理趣者，反指以为澹泊。请择考官而戒饬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强为对偶者，庶几稍救文弊。’
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
六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诏特增百人额，正奏名赐第者八百余人，因上书献颂直令赴试者殆百人。
有储宏等隶大阉梁师成为使臣或小史，皆赐之第。
梁师成者，于大观三年尝中甲科。
自设科以来，南宫试者，无逾此年之盛。
然杂流阉宦，俱玷选举，而祖宗之良法荡然矣。
凡士不繇科举若三舍而赐进士第及出身者，其所从得不一。
凡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旨，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子而皆能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得之虽有当否，大较犹可取也。
崇宁、大观之后，达官贵胄既多得赐，以上书献颂而得者，又不胜纪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志-卷一百零八-译文
从古代开始，选拔官员的方式就是通过自荐和考试来衡量功绩，每三年对官员进行考核，三次考核后决定官员的升降，这种做法最早见于《舜典》。司徒通过考察乡里的三样物品来选拔贤能，太宰则通过三年一次的考核来治理官员，这在《周官》中有详细记载。从两汉以后，选拔官员的制度虽然有所不同，但最终目的是为了选拔贤才。总体来看，进入官场有贡举科目，担任官职有铨选标准，负责事务有考核法规。然而，历代对于贡举的讨论常常是：‘选拔人才以文艺不如以德行为好。即使考虑文艺方面，赋论等浮华之作不如经义等实学。’对于铨选的讨论常常是：‘以年资来选拔人才可以避免越级提拔，但也会有人认为贤愚不分；以推荐来选拔人才可以选拔出杰出人才，但也会有巧言令色、投机取巧的人。’对于考核的讨论常常是：‘过于拘泥于文书，会导致上下相互监督，逐渐形成不良风气；如果以声望来考核，则有权贵请托，只会打开利益之门。’因此，各种议论纷纷，没有统一的看法。
宋初沿袭唐朝的制度，贡举虽然广泛，但最重视的是进士和制科，其次是三学的选拔。铨选法虽然有很多种，但最重视的是举削改官和磨勘转秩。考核虽然很严格，但最重视的是官员提供的考绩报告。其他如教官、武举、童子试等，以及被遗漏的官员推荐、贵族公卿的子弟亲属和边远州的流外官员等选拔，都有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这些制度虽然经常变化，但三百多年来，许多杰出的大臣、博学之士和清廉的官员都是从这些制度中产生的，选拔人才达到了鼎盛。现在，我们根据旧史中的记录，将这些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科目、学校试、铨法、补荫、保任和考课。这些内容简明扼要，归类得当，编成了《选举志》。
宋朝的科目包括进士、诸科和武举。除了常规的选拔外，还有制科和童子举，其中进士选拔的人才最多。神宗开始废除诸科，将经义和诗赋分开来选拔人才，之后的做法一直如此，没有改变。自从仁宗命令郡县建立学校以来，熙宁年间以来，学校制度逐渐完善，学校遍布天下，文治兴盛。现在，我们将科目和学校制度分别详细记载。
最初，礼部负责贡举，设立了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目，这些科目都在秋天选拔，冬天汇集到礼部，春天进行考试。考试合格的人，名字会被列在尚书省的榜单上。进士考试包括一首诗、一首赋、一篇论，五道策问，十篇《论语》的帖，对《春秋》或《礼记》的墨义十条。九经考试包括一百二十篇帖书，六十条墨义。五经考试包括八十篇帖书，五十条墨义。三礼考试包括九十条墨义。三传考试包括一百一十条。开元礼和三史考试各自包括三百条墨义。学究考试包括《毛诗》五十条墨义，《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明法考试包括四十条律令，与《毛诗》的考试制度相同。各个科目之间会有间隔，通过六门科目即为合格，还会抽取试卷询问律令，本科则不问。各州判官负责进士考试，录事参军负责诸科考试，如果不通经义，则另选官员进行考核，判官监督。考试用的纸张由长官印署面提供。考试合格的人，会按照甲乙顺序排列，记录所考的经义，用朱笔标明是否通过，监官和试官在上面签名。进士的试卷、诸科的义卷和帖书，都随解牒一起上交给礼部。有严重疾病的人不能参加贡举。如果贡举不符合规定或者考试不真实，监官和试官将被停职。如果接受贿赂，则会以枉法论处，由长官上报。
所有被命令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称为锁厅试。所属的官员先上报名单，得到皇帝的旨意后再进行解送。集合后，互相担保，不允许有犯有大逆不道罪以上亲人的，以及不孝、不悌、隐瞒工商异类、僧道还俗的人。家状和试卷的首页，要注明年份和举数、场次、乡贯，不得增减或更改，在仲冬月份收纳，月底完成。临近考试时，知举官先询问联保情况，与状佥一同确定。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只有词赋者可以携带《切韵》、《玉篇》，如果携带书籍作弊，或者口授接受，一旦被发现即被黜退。各州长吏推荐的，必须先检查他们的籍贯，考察他们的行为；乡里推荐的，每十人相互担保，如果有人缺失，则连坐不得推荐。按照旧例，知举官即将前往贡院时，台阁近臣可以推荐所知有才艺的人，称为’公荐’。太祖担心他们因私情而偏袒，因此禁止。
从唐朝以来，所谓的明经考试不过是帖书、墨义，只看他们的记诵能力，因此这个科目地位较低，’不通’者处罚特别重。乾德元年，皇帝下诏说：‘旧制中，《九经》一次考试不中就停止，这不是启发仕进之路的方法；从现在起，依照诸科允许再次考试。’这一年，各州推荐的士人数量增多，于是按照周显德的规定，制定了各州贡举的条法和殿罚的式样：进士’文理纰缪’的，殿试五次；诸科初场十次不中，殿试五次；第二、第三场十次不中，殿试三次；第一至第三场九次不中，殿试一次。殿试的次数，用朱笔写在试卷上，送中书门下。三年，陶谷的儿子陶邴擢上第，皇帝说：‘谷不能教育好儿子，怎么能登第呢？’于是下诏：‘食禄之家，有登第的，礼部列出姓名上报，命令重新考试。’从此，特别任命儒臣在中书进行复试，合格后才能赐第。当时川蜀、荆湖地区归附，试数道所贡的士人，县次往还续食。开宝三年，皇帝下诏礼部审查贡士以及十五次考试都参加完的人，得到一百六人，赐予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五年，礼部上报合格的进士、诸科共有二十八人，皇帝亲自在讲武殿召见他们，但还没有进行引试。第二年，翰林学士李昉负责贡举，选取了宋准以下的十一人，但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差，对答失次，皇帝将他们黜退。济川是李昉的同乡。恰巧有人告发李昉偏袒取舍，皇帝于是记录了所有终场下第的人的姓名，共有三百六十人，都召见他们，挑选了一百九十五人，包括宋准以下的人，于是皇帝在殿堂上提供纸笔，让他们另试诗赋。命令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人担任考官，选取了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都赐予及第，并赐钱二十万用于宴会。李昉等人不久后都受到了责罚。殿试从此成为常制。皇帝曾经对近臣说：‘过去，科举多被权贵所取，我亲自主持考试，彻底改变了这些弊端。’八年，皇帝亲自测试进士王式等人，确定王嗣宗为第一，王式为第四。从此，御试和省试的名次开始有升降的区别。当时江南还未平定，进士林松、雷说考试不合格，因为他们是通过间道归附的，也赐予了《三传》出身。
太宗即位后，想要振兴被埋没的人才，对侍臣说：‘我想要在科举考试中广泛选拔优秀人才，不敢奢望能选拔出十分之五，只要能选拔出一二个，也足以用来治理国家了。’太平兴国二年，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出题要求赋韵平仄相间，依次使用。命令李昉、扈蒙评定他们的优劣分为三等，得到吕蒙正以下的一百九人。过了两天，再次进行各科的考试，得到二百人。一并赐予及第。又查阅贡举名单，得到参加十次以上至十五次考试的进士、各科有一百八十余人，一并赐予出身；《九经》有七人不合标准，但考虑到他们年纪已大，特别赐予与《三传》同等的出身。共有五百余人，都赐予袍笏，并在开宝寺举行宴会，皇帝亲自作诗两章赐给他们。
甲、乙两等进士及《九经》及第者，都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担任各州的通判，其余也按优等授予官职。三年九月，进行廷试选拔举人。按照惯例，只在春季放榜，但这次秋季考试，不是常规。那年冬天，各州的举人一并聚集，因为将要亲自征讨北汉，所以取消了考试。从此以后，每隔一年或两年举行一次贡举。
五年，再次进行进士的复试。有颜明远、刘昌言、张观、乐史四人，因为担任现职官员而参加进士考试，特别授予他们近藩掌书记的职位。有赵昌国，请求参加百篇举人考试，声称一天能作诗百篇。皇帝出了二十个杂题，命令他们各自作五篇，每篇八句。到了傍晚，只完成了几十首，几乎没有可观的。皇帝因为这一科已经很久没有举行，特别赐予及第，以鼓励后来者。
八年，进士、各科开始考试律义十道，进士免试帖经。明年，只有各科考试律，进士恢复帖经。进士开始分为三甲。从此宴会就在琼林苑举行。皇帝对近臣说：‘我亲自选拔众多士人，几乎忘记了饥渴，召见他们询问，观察他们的才能技艺来任用他们，希望田野中不遗漏人才，而朝廷中多出君子。’雍熙二年，廷试开始唱名及第，第一等授予节度推官。那年及端拱初年，礼部考试结束后，皇帝担心有遗漏的人才，取那些未中格的人再次考试，于是通过再次考试得到官职的人有几百人。所有的廷试，皇帝亲自阅卷几天，宰相多次请求应该归有司处理，才下诏每年任命官知举。
按照旧制，一旦锁院，就提供左藏十万钱作为费用。端拱元年，下诏改为支尚书祠部，仍然加倍，取消御厨、仪鸾司的供帐。知贡举宋白等人确定贡院旧例：提前三天，进士准备都榜引试，借用御史台驱使官一人监门，都堂帘外放置案桌，设银香炉，唱名给印试纸。等到考试合格，记录进士的文章上报皇帝，其他科目只登记名字上报；等到制令下达，先写下姓名散报，第二天，放开榜唱名。
既谢恩，前往国学拜谒先圣先师，进士经过堂閤下报告名字。闻喜宴分为两天，宴请进士，邀请丞郎、大两省；宴请各科，邀请省郎、小两省。记录行期集会，列出姓名、籍贯、三代等信息，称为小录。凑钱作为游宴的资金，称为酺。都是由团司主持。制令下达后，中书省与贡院一起上报黄纸覆奏，等到正式敕令下达，上报南曹、都省、御史台，然后贡院写春关散给。（被登记入选的称为春关。）登科的人，按照惯例缴纳朱胶绫纸的费用，前往吏部南曹试判三道，称为关试。
淳化三年，各道贡士共有万七千余人。在此之前，有人敲击登闻鼓控诉校试不公。苏易简担任知贡举，接受诏令立即前往贡院，仍然糊名考校，从此成为惯例。经过廷试后，皇帝对众士人说：‘你们各自有志向和事业，除了担任官职之外，更要努力提高文采，不要荒废前功。’下诏刻《礼记·儒行篇》赐给他们。每科进士第一名，天子用诗来宠幸他们，后来曾经作箴赐给陈尧叟，到这时，一并赐予。
在此之前，曾经将学究、《尚书》、《周易》合并为一科，开始规定本经每天考试义十道，《尚书》、《周易》各义五道，仍然杂问疏义六道，经注四道。明法旧试六场，改为试七场：第一、第二场试律，第三场试令，第四、第五场试小经，第六场试令，第七场试律，仍然在试律日杂问疏义六、经注四。对于《三礼》、《三传》、《通礼》，每十道义分为经注六道、疏义四道，以六通为合格。
自淳化末年，停止贡举五年。真宗即位后，再次进行复试，而高句丽开始贡送一人。在此之前，国子监、开封府所贡送的士人，如果与举送官有姻亲关系，则两司互相考试，开始命令派遣官员另行考试。
咸平三年，亲自考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有晋天福年间曾经参加贡举的人。凡是士人在乡试中屡次落榜，或者廷试未被录取的人，累计前后举数，参照年龄而区分等级，遇到亲自策问的士人则另外登记名字上报，直接允许参加考试，所以称为特奏名。又赐予河北进士、各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已经落第，愿意尝试武艺及量才录用的人，又有五百余人，全部赐予装钱安慰遣散，命令礼部汇总为一举。考核的详细程度，恩赐的广泛程度，是近代所没有的。
按照旧制，及第后立即任命官职。皇帝最初恢复廷试，赐予出身的人也免除选拔，于是获得名字的士人特别多，即使技艺不够格，也都赐予同出身。于是下诏有司，所有赐予同出身的人都命令守选，按照常规调动，以示甄别。又定下法令：所有试卷，封印院糊名送知举官考定高下，再封印送覆考所，考完后再参校得失，不合格的，必须到覆场才落选。告诉馆阁、台省官，有请托举人的事情秘密上报，隐瞒不报的论罪。还下诏诸王、公主、近臣，不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
景德四年，命令有司详细制定《考校进士程式》，送给礼部贡院，颁布到各州。士人如果不返回家乡而私自到其他州应选，严格法律。每年秋季考试，从县令佐考察行义保任，上报到州；州的长官副官复审考察核实后，然后上报本道使者进行类试。已经保任后有缺考的，州县都要受到处罚；如果省试中文理有误，处罚原考官。各州解试名额多而中者少，则不必足额。
寻又定《亲试进士条制》。凡是参加策试的士人，就在宫殿两侧的廊庑中张挂帷幕，摆放几案和席位，并在上面标明姓名。前一天就标明他们的顺序，公示在宫阙之外，第二天早晨在宫阙下跪拜，然后进入席位。试卷由内臣收取，交给编排官，去掉卷首的籍贯状，用字号重新编号；交给封印官誊写校对，加盖御书院印章，交给考官评定等级完毕，再次封印后送交覆考官再次评定等级。编排官审阅他们的试卷，如有不同意见，再进行考试；如果仍然不同，就以相近的为定。开始时取籍贯状字号对照，然后按照姓名、次序，连同试卷上报。
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其余按照贡院旧制执行。
大中祥符五年，皇帝下诏，对于曾经参加过南省试的士人，如果犯了公罪，可以赎罚。命令礼部选取前后诏令中可以长期实行的，编为条制。各科三场考试中，如果有十处错误、进士词理有误的各有一人以上，监试、考试官因违反制度失职，幕职、州县官可以代替殿试一选，京朝官降职监管场务，如果曾经监管过，则派往远地；有三人的话，监试、考试官也因违反制度失职，幕职、州县官被替换，京朝官被派往远地监管；如果有五人，则监试以下的官员都停止现任职务；举送守倅，各科五十人以上有一人犯十处错误，就罚铜免殿试监管，进士词理有误也是如此。后来又下诏说：‘参加试锁厅的士人，州县长官先进行考试合格，才能参加解试；如果到礼部考试不及格，停止其官职，而考试及举送的人，都要加重处罚。’八年，开始设置誊录院，命令封印官封好试卷交给誊录院，集合书吏誊写副本，由两名内侍监管。皇帝下诏说：‘进士第一名，命令金吾司提供七人导从，允许引导两节。定为法令。’
天圣初年，宋朝建立六十二年，天下安定。当时选拔人才，只有进士和各科最广泛，名卿巨公，都由此选拔，而仁宗也倾向于使用他们，登第者不到几年，就显赫富贵了。那些贡礼部而多次被拒绝的人，可以特别奏名，或者因为懒散不学习，皇帝下诏说：‘学习就像种植一样，不学习就会衰落，谦逊的志向追求时代的敏锐，修养就会到来。我担心天下之士可能有所遗漏，既然已经临轩比较得失，又担心他们屡次不中科，就会衰老而无所成就，退不能回到乡里，进不能参与官职。所以在常规之外，特别选拔他们。但因为过于宽恕，就废弃了原来的学业，草率成风，非常可耻。从今以后应该专心学习，不要侥幸。’当时晏殊说：‘唐朝明经同时考试策问，参考他们所学，以取材识的长短。现在各科只注重记忆背诵，不符合选拔士人的意图，请最终考试写一篇策问。’皇帝下诏近臣讨论，都认为各科不是所学的内容，讨论就停止了。旧制中，锁厅试落榜后就停止官职，到这时才开始下诏免罪。
景祐初年，皇帝下诏说：‘向学之士越来越多，而选拔人才的途径狭窄，使得孤寒之士滞留，或者老而不得进，我非常同情他们。命令南省考试进士、各科，取其中的两人。凡是年满五十岁，进士考了五次、各科考了六次；曾经经过殿试，进士考了三次、各科考了五次；以及曾经预先朝御试，即使试文不合格，也不要立即罢黜，都上报名字。’从此成为常规。士人有亲戚在本州做官，或者担任发解官，以及侍奉亲人远离本州，距离本州有两千里，命令转运司分类考试，以十分之一的比例取三人。于是各路开始有了别头试。那年，皇帝下诏开封府、国子监以及别头试，封印、誊录像礼部一样执行。
最初，贡士沿袭唐朝制度，仍然使用公卷，但很多人借用他人的文字，或者雇佣人书写。景德年间，曾经限制举人在试纸前亲自书写家状，如果公卷及后所试书体不同，一并驳回；如果是借他人之手书写的文字，一旦查实，就开除，永远不得参加科举。
贾昌朝说：‘自从唐朝以来，礼部选拔名誉，观察素学，所以预先投递公卷；现在有封印、誊录法，一切都考察试卷，公卷可以废除。’从此不再有公卷。
宝元年间，李淑侍奉经筵，皇帝询问进士诗、赋、策、论的先后顺序，让他按照旧事回答。李淑回答说：‘唐朝调露二年，刘思立担任考功员外郎，因为进士试策问混乱，请求用帖经来考察他们的学问，用试杂文来考察他们的才能。从此成为常规。到永隆二年，进士试杂文两篇，通文律的人，才开始试策。天宝十一年，进士试一经，能通的人试文赋，又通之后试策，五条都通，中第。建中二年，赵赞请求试以时务策五篇，箴、论、表、赞各一篇，以代替诗、赋。大和三年，试帖经，简要询问大义，取精通的人，再试论、议各一篇。八年，礼部试以帖经口义，再试策五篇，问经义的有三，问时务的有二。此后变化，就以诗赋为第一场，论为第二场，策为第三场，帖经为第四场。现在陛下想要寻求治国之道，而不以雕琢为贵，这样就可以得到真正选拔士人的效果了。然而考官按照所试内容分别考核，不能全面评价，而且每次考试都有人被淘汰，士人的成败，几乎取决于运气和不幸。希望恢复旧制，先策问，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而命令有司同时考试四场，全面比较优劣，不要以一场的得失为去留。’皇帝下诏让有司讨论，逐渐实行。
后来知道制诰富弼说：‘国家沿袭隋、唐设立进士科，自从咸平、景德以来，法度尤其严密，但选拔人才的方法，可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而且历代选拔人才，都委托给有司，没有听说天子亲自考试。到了唐武后才开始有殿试，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如果礼部按照次序上报，然后在殿廷上唱名赐第，那就与殿试没有区别了。’于是下诏废除殿试。而议论的人很多认为这是轻视皇帝的恩典，废弃了旧制，又恢复了原来的做法。
当时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他想要恢复古代的风俗，提倡学习，多次提议兴办学校，认为这是根本的措施。于是皇帝下诏让近臣讨论，于是宋祁等人上奏说：‘教育如果不以学校为基础，士人如果不经过乡里的考察，就无法核实他们的名声和实际能力。有关部门只关注他们的声名和病弱，学者们专注于记忆背诵，这样就无法全面发掘人才。参考各种意见，选择现在最方便的做法，不如让士人都定居在本地，并在学校接受教育，然后由州县考察他们的行为，这样学者们就会注意修养了。’于是皇帝下诏州县设立学校，士人必须在学三百天，才能参加乡试，以前曾经参加乡试的人只需要百日。在州里参加考试的人，要求相互担保，禁止有隐藏身份、犯罪、品行不端、冒名顶替等行为。考试分为三场：先是策论，其次是论述，最后是诗赋，综合考核后决定录取与否，取消了帖经、墨义，士人如果通晓经术愿意回答大义的问题，可以回答十道题目。范仲淹离开后，执政者的意见都不同。那年冬天，皇帝下诏取消入学日限。许多人认为最初的命令不合适，认为诗赋的声病容易考核，而策论则难以知晓；自祖宗以来，没有人改变过，而且过去选拔的人才也很多。皇帝将这个意见下发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请求按照旧法进行。于是皇帝下诏说：‘科举的旧条例都是前朝所制定的，应该全部按照旧法，之前所更改的命令全部废除。’
恰逢张方平负责贡举事务，他说：‘文章的变化与政治相通。现在设立科目选拔人才，专门取辞藻技艺，士人如果道德积累在心中，才华显露在外，那么用文章来选拔士人，就是通过外在的表现来检验他们内心的修养。如果说话不量力，那么又怎么能看出什么。’近年来文章的格式日渐失去古风，各自创新，相互竞争追求新奇。朝廷对此感到厌恶，多次下诏书告诫，但学者们却乐于放纵，很少有人能够自我收敛。现在赋文可能达到八百字，论述可能超过一千字，策论有时连问题都不问，随意发挥，随意陈述其他事情，驱使和煽动浮薄之风，严重损害了雅俗之风，这难道是选拔贤才、储备人才的初衷吗？那些追随新体，漫无边际不符合格式的人，都已经经过考核被淘汰，请再次发布之前的诏书，并公布出来。
最初，礼部上报考生名单，限制在四百人，又对各个科目进行大义问答，很多人认为这不利于侥幸之人。知制诰王珪上奏说：‘唐朝自贞观到开元，文章最为兴盛，每年参加艺术考核的人有千余人，但录取的并不多。咸亨、上元增加人数，也达不到百人。国家建立之初，选拔人才主要依据唐朝的制度，到兴国年间，贡举之路逐渐放宽，没有固定的名额。近年来官吏众多，所以最近下诏限制在四百人，以纠正这种弊端。进士、明经先考试经义，然后考试策论，三次考试都通过才能中第，大致与进士相同，而其他科目既不问经义，也没有策论考试，只以背诵的精细程度来判断是否合格，这样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理论，怎么能胜任治理百姓的事务呢？之前的诏书要求诸科在最后一场考试时问本经大义十道，《九经》、《五经》科目只问义而不要求背诵，都明确规定在法令中。有人认为这难以立即更改，而希望维持现状。只有陛下下令有关部门，坚持这个法律，不要轻易更改。’
嘉祐二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所有参加殿试的人开始免于被黜落。当时进士们更加相互模仿追求奇特，勾章棘句，逐渐失去了淳朴。欧阳修负责贡举事务，特别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严厉地抑制了这种现象，并严禁携带书籍作弊。后来考试名单公布，当时被推崇的人都不在名单上。那些浅薄的人，在欧阳修早晨上朝时聚集起来诋毁他，街司的巡逻士兵无法阻止，甚至有人写祭文投放到他的家中，最终无法找到主谋将他们依法惩处，然而从那时起文体也稍微有所改变。等待在京城参加考试的人常常有六七千人，一旦不幸有故不能应诏，往往沉沦十数年，因此毁坏行为以求晋升的人，数不胜数。
王洙在迩英阁讲解《周礼》，到‘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时，皇帝说：‘古代选拔士人就是这样，现在每年四五次下诏，所以有些士人被压抑而无法晋升，不如减少人数而频繁举荐。’下诏让有关部门讨论，大家都请求：‘改为每隔一年举荐一次，就可以避免人才积压的问题。举荐的人数减少一半，主考官更容易详细比较，得到的人才必然更加优秀。而且人数少的话，有关部门更容易审查，虚假和滥竽充数的人自然不能被容纳，让那些贫苦但才艺出众的人得到晋升。’于是下诏：‘每隔一年举荐，进士和其他科目都减少一半的旧名额。增加明经科目，考试方式：凡通过两经或三经、五经的，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过八条，三经通过六条，五经通过五条为合格，同时加上《论语》、《孝经》，策论时务三条，毕业后的待遇与进士相同，而取消说书举荐。’
当时因为科举考试频繁，而高第的人突然显赫，想要稍微压制一下。于是下诏说：‘朕认为国家选拔人才，以及士人等待选拔，不能过于宽松和冗杂。因此设立每隔一年的期限，以鼓励他们的勤奋；限制贡举的人数，以精选人才。明确规定，下令有关部门执行，而高第的人，经常不按次序被任用。如果继续按照旧法，最终会导致官员泛滥，非常没有意义。从今以后，制科入第三等的人，与进士第一等的人，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回任后，升任通判；再任职满，考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的人，与进士第二、第三等的人，除两使幕职官；回任后，改任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的人，与进士第四、第五等的人，除试衔知县；回任后，晋升两使职官。锁厅人参照此法。至于那些有高才异行，对政治有贡献且功绩显著的人，应当以特殊的恩惠提拔他们。’仁宗在位期间进行了十三次科举考试，进士共四千五百七十人；其中甲等第三名的人有三十有九，其中后来没有升任公卿的人，只有五人而已。英宗即位后，议论者认为每隔一年的贡士法不合适。于是下诏礼部每三年举荐一次，全国的名额，取未实行每隔一年之前的三分之二为标准，明经、诸科的人数不超过进士。
神宗非常重视经学，深深同情贡举的弊端，并且认为西北的人才多不在选拔之列，于是提议改革法律。王安石说：‘古代选拔人才都是基于学校，请兴建学校以恢复古代的风俗。’他想要废除明经、诸科，增加明经的人数以增加进士的名额。于是下诏说：‘教化民众，形成良好的风俗，必须从学校开始；选拔贤能，提升才能，依赖于贡举。而四方的人拿着经书专攻背诵，追求乡举的人沉溺于文辞，与古代所说的‘三物宾兴，九年大成’相比，已经相差甚远了。现在下郡国招募有才能的人，他们的教育方法，考核的标准，命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共同讨论上报。’许多议论者认为改革是便利的。直史馆苏轼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要求真实。如果君相有了解人才的明辨能力，朝廷有要求真实政绩的政策，那么即使是胥吏、皂隶，也不会没有人，即使使用现在的法律，我认为也足够了；如果缺乏了解人才的明辨能力，没有要求真实政绩的政策，那么即使是公卿、侍从，也常常感到人手不足，何况是学校贡举呢？即使是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不够。’
时势有可否，事物有兴衰，即使三代的圣人今天复生，他们的选拔人才的方法也一定有道理，何必一定要通过学习呢？而且庆历年间曾经设立过学校，当时人们以为太平盛世即将到来，但到现在，学校只剩下空名而已。现在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找有德行和才艺的人才，要求他们在九年内完成学业，那么就要改变现在的礼仪和习俗。还应该动用民力来修建宫殿，征收民财来供养游学之士，设立学校并聘请教师；同时还要定期检查那些不遵守教育的人，将他们驱逐到远方，这样只会造成混乱，这与庆历年间的情况有何不同？至于科举考试，有人说应该以德行为标准而略去文章；有人说应该专门选拔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要效仿唐朝的故事，根据声誉和名望来选拔，而废除封弥；有人想要改变经生帖、墨的考试方式，而考察大义，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想要振兴德行，在于君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审慎好恶以影响风俗，如果想要设立科目和名称来选拔人才，那么这就是教天下人相互欺骗。如果以孝道来选拔人，那么勇敢的人会割股疗亲，胆小的人会守墓守孝。如果以廉洁来选拔人，那么破旧的车辆、瘦弱的马匹、破烂的衣服、简单的食物，凡是能够满足上级心意的事情都会去做。从文章的角度来说，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从政治事务的角度来说，诗赋和策论都是无用的。然而从祖宗以来就没有废除它们，认为这样选拔人才不过如此。近代的文章华丽，没有比得上杨亿的。如果杨亿还在，那么他就是忠诚、清廉、刚正不阿的人。通晓经学、研究古文，没有比得上孙复和石介的。如果孙复和石介还在，那么他们就是迂腐、空谈、轻浮的人。何况从唐朝到现在，以诗赋著称的名臣数不胜数，为什么一定要废除它们呢？
皇帝阅读苏轼的奏疏后说：‘我本来就有这个疑问，得到苏轼的议论，心中就释然了。’有一天，皇帝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现在人才匮乏，而且学术不统一，异见纷纭，不能统一道德。要统一道德，就要整顿学校，要整顿学校，科举法就不能不变。如果说这个科目曾经选拔到很多人才，那是因为仕途晋升没有其他途径，其中自然不容有贤人；如果说科举法已经很好，那也不是这样。现在年轻人在壮年时，应该研究天下的正理，却闭门学习写诗赋，等到他们做官后，对世事一无所知，这种科举法败坏了人才，导致不如古代。’
不久，中书省和门下省又说：‘古代选拔人才，都是基于学校教育，道德统一于上，习俗形成于下，人才都能在世间有所作为。现在想要恢复古代制度，但担心没有循序渐进。应该先除去声病和偶对的文章，让学者能够专心研究经术，等待朝廷建立学校，然后研究三代的教育和选拔人才的方法，推广到全国，这样或许可以恢复古代制度。’于是改革了科举法，废除了诗赋、帖经、墨义，士人各自选择研究《易经》、《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中的一经，同时学习《论语》、《孟子》。每次考试四场，先是主要经文，然后是兼经，大义共有十道题，（后来改为《论语》、《孟子》的义各三道。）然后是写一篇论文，然后是策论三道题，礼部考试就增加两道题。中书省撰写大义式颁布。考试义的人必须通晓经术、有文采才能算作合格，不仅仅是像明经墨义那样粗略地理解章句而已。从各科中选取三分之一的人，增加进士名额，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新设的进士考试，以及府、监、其他路的舍人各科成为进士的，才能增加的名额进行考试。都另外设立一个编号考取，这是为了优待他们的学业，使他们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从而常怀改业的愿望。
又设立了新的明法科，考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这是为了等待那些不能考进士的人。不久，选人和任子也要考试律令才能出官。又下诏进士从第三名以下都要考试法律。有人说：‘高科的人担任签判和职官，对学习法律岂能不重视。过去考试法律的人，世人都会指为俗吏，现在朝廷给予厚恩，但应考的人仍然很少，如果高科的人不考试，那么人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荣耀。’于是下诏所有人都必须考试。皇帝曾经说过：‘近代的士大夫，很多人不学习法律。’吴充说：‘汉朝的陈宠用法律教授学生，常常有几百人。律学是六学之一，后来的士绅，很多人对此学感到羞耻。旧的明法科只是背诵文章，很少理解其意，最近补官的人必须聚集起来考试，这显示了朝廷对刑法的重视。’
熙宁三年，皇帝亲自考试进士，开始专门以策论为考试内容，规定限制字数为一千字。旧的特奏名人考试只考论文一道，到这时也改为策论。皇帝对执政大臣说：‘对策又怎么能真正全面地考察人才呢，但比用诗赋选拔人要好。’旧制，进士入谢，进谢恩银一百两，到这时废除，改为赐钱三千，作为期集的费用。各州的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是亲戚或门客在州里参加考试的人，都列出名单上报转运司，与锁厅的人一起考试，平均七人设立一个名额。后来又命令保留各科旧额的十分之一，以等待不能改业的人。
元祐初年，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说：‘每次考试，进士、各科及特奏名人约有八九百人。旧制，礼部已经上报名单，到御试时被淘汰的人很多。嘉祐年间开始全部赐予出身，最近杂犯也免于被淘汰，这都不是祖宗的本意。进士升甲，本来是南省的第一人，唱名时才特别提升，都是一时圣上的决定。现在礼部十人以上，别试、国子监、开封解试、武举的第一人，经明行修的进士及特奏而预选的人，都明确规定在令中，依次升为一甲。这样法律在官吏手中，恩惠不归于君主，这是毫无意义的。现在特奏名人约有四百五十人，又允许例外递减一次，那么应该再增加几百人。这些人年纪大了，没有其他期望，分布在州县，只知贪污以谋取私利。前后恩科任命的官员，几千人，哪有一个能自我奋发，闻名于世？而残害百姓、败坏官场的，数不胜数。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样做是有害无益的。议论的人只是说应该广泛施恩，却不知道吏部用有限的官职来应对无穷的官员，户部用有限的财禄来养无用之人，而他们所到之处，州县都遭受其害。在即位之初，就有这样的错误，称之为恩泽，不是我所认识的。希望圣上自己决定，停止使用以前的命令，并下诏考官量才录取一二十人，如果确实有学问，就允许他们出官。其余的人都可以补充文学、长史等职位，不受选限，以免使积弊不断加重。’于是下诏规定特奏名考取的人数，进士进入四等以上、各科进入三等以上，通算参加考试的人数，不得超过全额的一半，从此成为法令。
当时正值改换先朝的政策，礼部请求设立《春秋》博士，专门负责这一经书。尚书省请求恢复诗赋，与经义并行，解释经书时可以参考先儒的传注以及自己的见解。又说：‘新科明法及第的人，吏部立即任命为司法官，其名次在及第进士之上。旧的明法科目最为下等，但必须要求兼通经书，这是古代先德后刑的意思。想要增加测试《论语》大义，仍然减少一半名额，任命官员按照科目顺序。’皇帝下诏让近臣集议。
左仆射司马光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应当先看德行，后看文学；就文学而言，经术又应当排在词采之前。神宗皇帝专门用经义和策论来选拔人才，这是恢复先王的典章，百代不易的方法。但王安石不应该用一家私学，现在天下学官都在讲解。至于律令，都是官员必须知道的，让读书人真正懂得道义，自然就会与法律相合；何必设立明法一科，使之变得刻薄，这不是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的方法。’
四年，设立了经义和诗赋两个科目，取消了律义考试。所有诗赋进士，可以在《易经》、《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中选择一门经书学习。初试本经义两道，《论语》和《孟子》各一道，次试赋和律诗各一首，次试论一篇，最后试子、史、时务策两道。所有专攻经书的进士，必须学习两门经书，以《诗经》、《礼记》、《周礼》、《左传》为大经，《尚书》、《易经》、《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传》可以兼学《公羊》、《谷梁》、《尚书》，《周礼》可以兼学《仪礼》或《易经》，《礼记》和《诗经》可以兼学《尚书》，愿意学习两门大经的人可以，但不能偏重两门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试论策，如诗赋科。四场考试综合评定高低，从解额中分出，各占一半。专攻经书的人用经义决定取舍，兼学诗赋的人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低则参考策论。自从恢复诗赋，很多人开始学习，但专攻经书的人十个人中不到二三，各路奏报分配名额不均，后来就统一确定去留，经义不得超过通额的三分之一。
司马光又请求：‘设立经明行修科，每年让升朝的文臣各推荐所知，以勉励天下，使人们注重士行，以显示不专取文学的意思。如果所推荐的人违反名教或犯有赃私罪，必须追究推荐人的责任，不得有赦免，这样就不敢随意推荐。而士人在乡里、家中，立身行事，不敢不谨慎，只怕有损名声。这就是所谓的无言教诲，不用严肃就能成就，不等待学官每日每月的教导，设立赏罚，士人的行为自然就会变好。’于是设立了这个科目，允许每人推荐一人。所有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及中第唱名日，用来升甲。后来分路分别设立名额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报给监司，监司考察后上报，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就不了了之。预先推荐的人不参加州郡的考试，只参加礼部的考试。不中，允许用特奏名格参加廷试，后来成为常规。不久皇帝下诏，必须特别任命举人才可以举荐，不要一概以科举年份上报其名。
六年，皇帝下诏恢复通礼科。最初，在开宝年间，将乡贡《开元礼》改为《通礼》，熙宁年间曾经废除，到这时才恢复。所有礼部考试，增加知举官为四人，取消参详官，而设立点检官二十人，分属四个知举，使他们共同考核；各州的点检官专门检查杂犯，也参与考试。
八年，中书省请求恢复御试，采用祖宗的方法，测试诗赋、论、策三题。还说：‘士子们大多已经改学诗赋，太学生员总共有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学诗赋的只有八十二人。’于是皇帝下诏：‘明年御试，学习诗赋的人复试三题，专攻经书的人先测试策论。’从此以后，一律测试三题。皇帝亲自处理政务后，群臣多认为元祐年间所改的学校、科举制度不正确，皇帝考虑到宣仁皇帝的保佑之功，不允许更改。绍圣初年，议论的人更多，于是皇帝下诏，进士取消诗赋，专攻经义，廷试仍然测试策论。最初，神宗皇帝考虑到字学废弃，下诏让儒臣探讨，王安石于是提出自己的观点，学者们开始学习。元祐年间禁止使用。到这时，解除禁令。四年，皇帝下诏礼部，所有内外试题都收集起来作为档案，遇到考试，颁发给考官，以防重复出现。取消《春秋》科目，所有考试，优先录取两《礼》，两经可以占全额的一半，其余一半及其他经书。
不久又设立《春秋》博士，崇宁年间又废除。徽宗皇帝在国郊设立辟雍，等待升贡的士人。皇帝亲临，对博士弟子给予不同的恩赐。然而州郡仍然通过科举选拔士人，不专门依靠学校。崇宁三年，于是下诏：‘天下选拔士人，全部通过学校升贡，州郡的解额考试及礼部的考试都废除。’从此，每年考试上舍，全部派遣知举，如同礼部考试。五年，皇帝下诏：‘大比年间每年通过科举选拔士人一次，赶紧让远方的士人知道这个意思。’当时州县都实行三舍法，得以免试入学的人，大多是官宦子弟，而在学校学习多年，多次考试才符合标准，那些贫穷且年老的人对此非常苦恼，因此皇帝下诏，但并没有立即废除科举。
大观四年五月，发生星变，许多事情都进行了更改。侍御史毛注说：‘培养士人已经有名额，而科举又废除，那么不属于学籍的人，就会失去职务。上天以民为视听，士人是民中的优秀者，现在失去职务如此，怀疑上天也在谴责。希望将解额中的一部分归入升贡，不绝科举，这也是顺应天意的一件事。’于是皇帝下诏再次实行科举一次。臣僚们说：‘考场上的文章，专门崇尚华丽，题目虽然没有两个意思，也一定要分成两个，以形成对偶；那些超凡脱俗、有理趣的文章，反而被指责为淡泊。请选择考官并告诫他们，取其有理趣的而黜其强行对偶的，或许可以稍微纠正文弊。’
宣和三年，皇帝下诏废除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各路都通过科举选拔士人；只有太学仍然保留三舍法，以甄别和排序课试，遇到科举考试仍然自发解。六年，礼部考试进士一万五千人，皇帝下诏特别增加一百人名额，正奏名赐第的有八百余人，因为上书献颂而被允许参加考试的大约有百人。有储宏等人隶属于大太监梁师成，作为使臣或小史，都被赐予进士及第。梁师成在大观三年曾经中甲科。自从设立科举以来，南宫考试的人，没有超过这一年的盛况。然而杂流阉宦，都玷污了选举，祖宗的良法荡然无存。所有士人不通过科举或三舍而获得进士及第或出身的人，他们得到的途径各不相同。所有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旨，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子而能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他们得到的虽然有当有不当，但总体上还是可以取的。崇宁、大观之后，达官贵胄既多得到赐予，以上书献颂而得到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志-卷一百零八-注解
敷奏：指上奏、呈报，是古代官吏向上级汇报工作或请示事项的方式。
明试：指公开的考试，用以选拔人才。
功：指功绩、成就，这里指通过考试证明自己的能力。
考绩：指考核官员的政绩和成绩。
黜陟：指官员的升降，黜指降职，陟指升职。
幽明：指隐居与显达，这里指人才的隐居与被选拔。
司徒：古代官名，负责教化、选举等事务。
乡三物：指古代乡试的三种考试科目：经义、策问、诗赋。
贤能：指有德有才的人。
太宰：古代官名，负责国家财政、礼仪等事务。
计吏：指负责统计和上报地方事务的官员。
铨选：指选拔官员的考核和任用。
考课：指对官员的考核。
贡举：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一种选拔官员的方式，通过考试选拔有才能的人才。
铨选之格：指选拔官员的标准和规定。
考课之法：指考核官员的方法和规定。
文艺：指文学和艺术。
德行：指品德和行为。
赋论：指诗歌和论文。
浮华：指华而不实，缺乏实质内容。
经义：指儒家经典中的义理。
实学：指真正的学问。
制科：指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选拔特殊人才。
童子举：指选拔年轻有才的人。
科目：指考试的科目或类别。
学校试：指学校进行的考试。
教官：指学校的教师。
武举：指选拔武官的考试。
童子：指未成年人。
遗逸：指有才能但未被发掘的人才。
奏荐：指向上级推荐人才。
公卿：古代的高级官员。
任子：指官员的子弟。
亲属：指官员的亲戚。
流外：指不在正式官员编制内的人。
铨法：指选拔官员的制度和方法。
磨勘：指对官员进行审查和考核。
秩：指官职的等级。
历纸：指官员的考绩记录。
验考：指审核考绩。
批书：指批改试卷。
科目制：指以科目划分考试内容的制度。
学校：指古代的学府，如国子监、太学等。
礼部：指古代的礼部，负责科举考试等事务。
贡举试：指科举考试。
尚书省：古代官署名，负责文书、档案、财政等事务。
策问：指考试中的问答题。
帖书：指默写经典。
墨义：科举考试中的一种形式，要求考生解释经书中的文字。
帖：指用纸贴在墙上，作为考试的题目。
义卷：指写有论述的试卷。
解：指解送试卷到礼部。
贡：指科举考试中合格。
应举：指参加科举考试。
锁厅试：指在官府中进行的考试。
名闻：指上报姓名。
什伍：指古代户籍制度中的编制单位。
大逆：指犯有严重罪行。
緦麻：指古代丧服的一种，表示与死者关系亲近。
不孝：指不尊敬父母。
不悌：指不尊敬兄长。
隐匿：指隐瞒。
工商异类：指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
僧道：指出家人。
归俗：指还俗。
版藉：指户籍。
故事：指过去的惯例或传统。
贡院：指古代科举考试的考场。
殿试：指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
势家：指有权势的家族。
省试：指礼部主持的考试。
恩例：指特殊的待遇或规定。
太宗：指唐太宗李世民，即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以其开明的政治和文治武功著称。
淹滞：指人才被埋没或不得施展才华的状态。
俊彦：指才智出众的人。
科场：指科举考试的场所，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
太平兴国二年：太平兴国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二年即公元977年。
御殿覆试：皇帝亲自主持的复试。
赋题：科举考试中的作文题目。
赋韵：指作文时遵循的韵律。
平侧相间：指韵律的平声和仄声交替使用。
李昉、扈蒙：指当时两位负责评判考试优劣的官员。
吕蒙正：指当时的一位进士，此处为举例。
贡藉：指科举考试的考生名单。
及第：指考试合格。
《九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九部儒家经典。
致治：指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将作监丞、大理评事：古代官职，负责工程和司法事务。
通判诸州：指在各个州担任通判，通判是地方行政官员。
廷试：指皇帝亲自主持的进士考试。
秋试：指秋季举行的考试，与春季考试相对。
亲征：指皇帝亲自率军出征。
近藩掌书记：指在近藩地区担任掌书记的官员。
杂题：指多种多样的题目。
日旰：指天色已晚。
律义：指法律条文的意义。
进士：科举考试中的最高级别，通过进士考试的人可以进入官场。
贴经：指科举考试中的一种题型，要求考生默写经文。
三甲：指科举考试中的三个等级，甲等最优，乙等次之，丙等再次之。
锡宴：指皇帝赐宴。
琼林苑：指皇帝的园林，此处指宴会地点。
节度推官：指节度使手下的推官，负责司法事务。
端拱元年：端拱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元年即公元988年。
左藏钱：指国库中的钱币。
尚书祠部：指尚书省中的祠部，负责祭祀和礼仪事务。
仪鸾司：指负责皇帝仪仗的机构。
都榜：指进士的名单。
御史台：指古代的监察机构。
银香炉：指用于焚香的器具。
关试：指科举考试中的试判，即判词考试。
淳化三年：淳化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三年即公元992年。
登闻鼓：指古代官员或百姓可以直接向皇帝申诉的鼓。
校试：指科举考试中的考试过程。
苏易简：指当时的一位官员，曾任知贡举。
糊名考校：指将考生的姓名糊上，以防止徇私舞弊。
礼记·儒行篇：《礼记》中的一篇，讲述儒者的行为准则。
学究：指专门研究经书的人。
《尚书》、《周易》：指《尚书》和《周易》两部儒家经典。
明法：古代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主要测试对法律的掌握。
高句丽：古代东北亚的一个民族国家。
国子监：古代的学府，负责教育官员。
开封府：古代的地方行政机构。
姻戚：指因婚姻关系而结成的亲戚。
两司：指两个行政机构。
别试：指另外的考试。
咸平三年：咸平是宋真宗赵恒的年号，三年即公元1000年。
特奏名：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特殊名次，指在正式考试中未能进入名次，但通过特例获得录取的人。
装钱：指给予的费用。
南曹：古代的行政机构，负责官员的选拔和任命。
关黄：指科举考试中的录取名单。
艺不及格：指考试成绩不合格。
守选：指等待任命。
常调：指常规的任命方式。
馆阁：指古代的图书馆和皇家学院。
台省官：指中央行政机构的官员。
请属举人：指请求推荐举人。
景德四年：景德是宋真宗赵恒的年号，四年即公元1007年。
考校进士程式：指科举考试的具体规则。
窃户他州：指在非户籍所在州参加考试。
县令佐：指县令和县佐。
行义保任：指考察考生的品行和才能。
本道使者：指本道的使者，即地方官员。
亲试进士条制：指古代科举制度中关于进士考试的规章制度。
策士：指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
殿两庑：指宫殿两侧的配殿。
帟：古代的一种帷幕，用于遮挡。
几席：指桌子与椅子。
表其次序：指记录考生的顺序。
阙外：指宫殿大门之外。
拜阙下：指考生在宫殿大门外跪拜。
试卷：指考生的考试卷子。
内臣：指皇宫中的宦官。
编排官：指负责编排试卷的官员。
字号第之：指用字号来编号。
封弥官：指负责密封试卷的官员。
誊写校勘：指抄写和校对。
御书院：指皇宫中的图书馆。
考官：指负责考试的官员。
定等：指评定等级。
覆考官：指再次复核的官员。
同异：指相同和不同。
乡贯状：指考生来自哪个地方的证明。
第其姓名、差次：指按照顺序排列考生的姓名和成绩。
出身：指取得功名。
同出身：指与及第相同等级的出身。
大中祥符五年：指北宋真宗赵恒的大中祥符五年。
南省试：指南方省份的科举考试。
公罪：指违反法律的行为。
赎罚：指用金钱赎罪。
条制：指规章制度。
三场：指科举考试的三轮考试。
不：指考试中的错误。
监试：指监督考试的官员。
考试官：指负责考试的官员。
幕职：指地方官员的幕僚。
州县官：指州县的官员。
京朝官：指在京城任职的官员。
殿一选：指在宫殿中进行的一次选拔。
监场务：指监督考场事务。
金吾司：指古代的宫廷警卫机构。
导从：指引导和随从。
两节：指两个节度使，指高级官员。
著为令：指将其规定下来。
宋兴六十有二载：指北宋建立后的六十二年。
乂安：指天下太平。
南省：指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也是科举考试的考场之一。
逊志务时敏：指谦虚谨慎，追求时效。
厥修乃来：指修养自然会来。
常数之外：指超出常规的。
甄采：指选拔人才。
狃于宽恩：指习惯于宽容的恩惠。
素业：指本来的学业。
侥幸：指偶然获得成功。
终场试策一篇：指在考试的最后一场试写一篇策论。
发解官：指负责选拔考生的官员。
侍亲远宦：指因为侍奉亲人而远离官职。
转运司：指古代的运输和财政机构。
别头试：指在别的地方进行的考试。
公卷：指考生自己撰写的卷子。
假他人文字：指借用他人的文字。
佣人：指雇佣的工人。
家状：指个人的基本情况。
驳放：指驳回并放行。
斥去：指驱逐。
礼部采名誉：指礼部根据考生的名声和名誉来选拔。
素学：指个人的学问。
公卷可罢：指可以废除公卷。
制诰：指古代皇帝的诏书。
富弼：指北宋时期的官员。
咸平、景德：指北宋真宗赵恒的咸平、景德年间。
天子亲试：指皇帝亲自主持考试。
引诸殿廷：指引导考生到殿廷。
唱名赐第：指宣布考生的名字并赐予功名。
轻上恩：指轻视皇帝的恩典。
隳故事：指破坏先例。
复如旧：指恢复原来的做法。
参知政事：宋代中央政府中的高级官员职位，相当于宰相之下的副宰相，负责协助宰相处理政务。
复古：指恢复古代的某些制度、文化或传统。
劝学：鼓励学习，提倡学术。
兴学校：建立学校，发展教育事业。
诏：皇帝发布的命令。
近臣：皇帝的亲近大臣。
宋祁：北宋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
乡里：古代的基层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乡镇。
核名实：核实名字和实际能力或情况。
有司：古代官府中的官员，负责具体事务。
声病：指文章中的语言错误或毛病。
记诵：记忆和背诵。
人材：人才，有才能的人。
州县：古代的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州和县。
预秋试：参加科举考试的预备试。
帖经：科举考试中的一种形式，要求考生默写经书中的篇章。
大义：经文中的主要思想或意义。
执政：指掌握国家政务的官员。
张方平：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
辞艺：文学和艺术。
英华：才华和风采。
叩：探求，寻求。
质：检验，验证。
文格：文章的格式和风格。
相胜为奇：相互竞争，以新奇为胜。
戒饬：警告和告诫。
放逸：放纵，不受约束。
澶漫：散漫，不集中。
程式：规范，格式。
会：适逢，恰巧。
贡举之路：参加科举考试的道路。
定数：固定的名额。
大抵：大致上，大体上。
兴国中：北宋时期的一个年号，即赵构的年号，时间为公元1127年至1130年。
猥众：众多而杂乱。
黜落：被淘汰，被除名。
钩章棘句：文章中难懂的字句。
浑淳：纯朴，不复杂。
欧阳脩：北宋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
挟书：携带书籍，指携带作弊材料。
浇薄：轻薄，不庄重。
待试：等待考试。
京师：古代对首都的称呼。
侍迩英阁：古代宫殿中的阁名。
周礼：《周礼》，儒家经典之一。
三年大比：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大规模考试。
赞：辅助，帮助。
乡大夫：古代地方行政官员。
间岁：每隔一年。
贡举之弊：科举制度中的弊端。
西北：指中国的西北地区。
隽贤：杰出的人才。
两制：指中书省和门下省，是古代中央政府的两个最高行政机构。
两省：指中书省和门下省。
待制：古代官员的一种职位，相当于现在的顾问。
御史：古代的监察官员。
三司：古代的财政机构。
三馆：古代的图书馆。
得人之道：选拔人才的方法。
胥吏：古代官府中的低级官员。
皂隶：古代官府中的仆役。
侍从：古代皇帝的亲近官员。
庠序：古代的学校。
异恩：特殊的恩典，特殊的待遇。
三代圣人：指夏、商、周三代的圣贤，代表了中国古代的道德典范和智慧结晶。
庆历间：庆历是北宋仁宗赵祯的一个年号，大约在1041年至1048年之间。
策论：科举考试中的一种文体，要求考生针对时事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诗赋：古代文学体裁，包括诗歌和赋。
易：《易经》，儒家经典之一。
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
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
礼记：《礼记》，儒家经典之一。
论语：《论语》，儒家经典之一。
孟子：《孟子》，儒家经典之一。
中书门下：古代官名，指中书省和门下省，是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
熙宁三年：熙宁是北宋神宗赵顼的一个年号，熙宁三年即1070年。
恩科：古代科举制度中，皇帝为了表彰功臣或宽慰士人，会特别设立的一些科举考试。
改更：改变，更改，指对先朝的政治制度进行修改。
博士：古代官名，专掌经学传授和学术研究。
先儒：指古代的儒家学者。
传注：对经典文字的解释和注释。
左仆射：古代官名，为宰相之副。
司马光：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以编纂《资治通鉴》闻名。
神宗：北宋皇帝，名赵顼。
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提出变法改革。
律令：法律和命令。
科举：古代选拔官员的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儒家经典之一。
子：指儒家经典中的《论语》、《孟子》等。
史：指历史书籍。
时务策：针对当时实际情况提出的策略。
点检官：古代官名，负责检查、监督。
通礼科：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主要测试对礼仪的掌握。
开元礼：唐代礼仪制度。
御试：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
元祐：北宋时期的一个年号。
绍圣：北宋时期的一个年号。
字学：指文字学，对文字的研究。
籍：记录，档案。
辟雍：古代学府名，用于培养人才。
大阉：指太监。
南宫：古代科举考试的考场。
杂流阉宦：指非科举出身且为太监的人。
材武：指有才能且武艺高强的人。
边臣之子：指边疆官员的子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志-卷一百零八-评注
这段古文描述了北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化和争议，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教育、文化和政治的重视。
首先，文中提到礼部请置《春秋》博士，专为一经，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这体现了当时对经学重视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文学和诗歌教育。
接着，文中提到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这表明当时对法律人才的重视，以及对法律和道德教育的重视。
司马光的观点则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经术又当先于词采。这反映了儒家思想中德治与法治并重的理念。
文中还提到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如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这反映了当时对科举制度的反思和改进。
关于经义和诗赋的考试内容，文中详细描述了考试科目和考试形式，体现了当时对教育内容的重视。
文中还提到了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这反映了当时对道德教育的重视。
徽宗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改革，如设辟雍于国郊，以待士之升贡者。这体现了当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对人才的选拔。
然而，文中也提到了科举制度的一些弊端，如场屋之文，专尚偶丽，题虽无两意，必欲厘而为二，以就对偶。这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中的一些问题。
总体来说，这段古文通过对北宋时期科举制度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教育、文化和政治的重视，以及科举制度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和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