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代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等，他们参与了《宋史》的编纂工作，全面记录了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过程。
年代：成书于元代（约14世纪）。
内容简要：《宋史》是元代史学家对宋朝历史的总结，详细记载了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的建立到宋朝灭亡的全过程。全书分为本纪、志、列传等多个部分，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宋朝繁荣的文化和复杂的政治斗争，是研究宋朝历史的权威文献之一。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志-卷一百五十二-原文
夫天有五气以育万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杀，亦甚盭矣，而始终之序，相成之道也。
先王有刑罚以纠其民，则必温慈惠和以行之。
盖裁之以义，推之以仁，则震仇杀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
‘《书》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远罪，导以之善尔。
唐、虞之治，固不能废刑也。
惟礼以防之，有弗及，则刑以辅之而已。
王道陵迟，礼制隳废，始专任法以罔其民。
于是作为刑书，欲民无犯，而乱狱滋丰，由其本末无序，不足相成故也。
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岁时躬自折狱虑囚，务底明慎，而以忠厚为本。
海同悉平，文教浸盛。
士初试官，皆习律令。
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
狱有小疑，覆奏辄得减宥。
观夫重熙累洽之际，天下之民咸乐其生，重于犯法，而致治之盛于乎三代之懿。
元丰以来，刑书益繁，已而憸邪并进，刑政紊矣。
国既南迁，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颇专行，而刑之宽猛系乎其人。
然累世犹知以爱民为心，虽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遗意盖未泯焉。
今摭其实，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
建隆初，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上《编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条，诏与新定《刑统》三十卷并颁天下，参酌轻重为详，世称平允。
太平兴国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
咸平中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条，诏给事中柴成务等芟其繁乱，定可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条，准律分十二门，总十一卷。
又为《仪制令》一卷。
当时便其简易。
大中祥符间，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条。
又有《农田敕》五卷，与《敕》兼行。
仁宗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
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删，太宗诏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于民，何为不可？’
于是诏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仪制令》及制度约束之在《敕》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号曰《附令敕》。
天圣七年《编敕》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余条。
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属七十有六。
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七十有一。
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
既颁行，因下诏曰：’敕令者，治世之经，而数动摇则众听滋惑，何以训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辄请删改。有未便者，中书、枢密院以闻。’
然至庆历，又复删定，增五百条，别为《总例》一卷。
后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条，《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条，《一州》、《一县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条。
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总三十有一，流之属总二十有一，徒之属总百有五，杖之属总百六十有八，笞之属总十有二。
又配隶之属总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听旨者总六十有四。
凡此，又在《编敕》之外者也。
嘉祐初，因枢密使韩琦言，内外吏兵奉禄无著令，乃命类次为《禄令》。
三司以驿料名数，著为《驿令》。
琦又言：’自庆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余条，前后牴牾。请诏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圣故事。’
七年，书成。
总千八百三十四条，视《庆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
又配隶增三十，大辟而下奏听旨者增四十有六。
又别为《续附令敕》三卷。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外。
熙宁初，置局修敕，诏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议更定，择其可恒采者赏之。
元丰中，始成书二十有六卷，复下二府参订，然后颁行。
帝留意法令，每有司进拟，多所是正。
尝谓：’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又曰：’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修书者要当识此。’
于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
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
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等，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
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凡五卷，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
元祐初，中丞刘挚言：’元丰编修敕令，旧载敕者多移之令，盖违敕法重，违令罪轻，此足以见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广，增多条目，离析旧制，因一言一事，辄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该事物之情。行之几时，盖已屡变。宜取庆历、嘉祐以来新旧敕参照，去取删正，以成一代之典。’
右谏议孙觉亦言烦细难以检用。
乃诏挚等刊定。
哲宗亲政，不专用元祐近例，稍复熙宁、元丰之制。
自是用法以后冲前，改更纷然，而刑制紊矣。
崇宁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
乃令各曹取前后所用例，以类编修，与法妨者去之。
寻下诏追复元丰法制，凡元祐条例悉毁之。
徽宗每降御笔手诏，变乱旧章。
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则随条贴说，有司易于奉行。蔡京当国，欲快己私，请降御笔，出于法令之外，前后牴牾，宜令具录付编修敕令所，参用国初以来条法，删修成书。’诏从其请，书不果成。
高宗播迁，断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类出人吏省记。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条法与政和敕令对修而用之。嘉祐法与见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赏格从重，条约从轻。绍兴元年，书成，号《绍兴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记者亦复引用。监察御史刘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犹得以为奸，今一切用其所省记，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诏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记之文颁之。时在京通用敕内，有已尝冲改不该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张柄言，亦诏删削。
十年，右仆射秦桧上之。然自桧专政，率用都堂批状、指挥行事，杂入吏部续降条册之中，修书者有所畏忌，不敢删削，至与成法并立。吏部尚书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乃诏削去之。
至乾道时，臣僚言：’绍兴以来，续降指挥无虑数千，牴牾难以考据。’诏大理寺官详难，定其可否，类申刑部，以所隶事目分送六部长贰参详。
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其书，号《乾道敕令格式》，八年，颁之。当是时，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隐例以坏法，贿赂既行，乃为具例。
淳熙初，诏除刑部许用乾道刑名断例，司勋许用获盗推赏例，并乾道经置条例事指挥，其余并不得引例。
既而臣僚言：’乾道新书，尚多牴牾。’诏户部尚书蔡洸详定之，凡删改九百余条，号《淳熙敕令格式》。帝复以其书散漫，用法之际，官不暇偏阅，吏因得以容奸，令敕令所分门编类为一书，名曰《淳熙条法事类》，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
四年七月，颁之。淳熙末，议者犹以新书尚多遗阙，有司引用，间有便于人情者。复令刑部详定，迄光宗之世未成。
庆元四年，右丞相京镗始上其书，为百二十卷，号《庆元敕令格式》。
理宗宝庆初，敕令所言：’自庆元新书之行，今二十九年，前指挥殆非一事，或旧法该括未尽，文意未明，须用续降参酌者；或旧法元无，而后因事立为成法者；或已有旧法，而续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时权宜，而不可为常法者。条目滋繁，无所遵守，乞考定之。’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上其书，名《淳祐敕令格式》。
十一年，又取庆元法与淳祐新书删润。
其间修改者百四十条，创入者四百条，增入者五十条，删去者十七条，为四百三十卷。
度宗以后，遵而行之，无所更定矣。
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前后时有增损，不可胜纪云。
五季衰乱，禁罔烦密。
宋兴，削除苛峻，累朝有所更定。
法吏浸用儒臣，务存仁恕，凡用法不悖而宜于时者著之。
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
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
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
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
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
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
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
先是，藩镇跋扈，专杀为威，朝廷姑息，率置不问，刑部按覆之职废矣。
建隆三年，令诸州奏大辟案，须刑部详覆。
寻如旧制：大理寺详断，而后覆于刑部。
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参断之。
自是，内外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
又惧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别置审刑院谳之。
吏一坐深，或终身不进，由是皆务持平。
唐建中令：窃盗赃满三匹者死。
武宗时，窃盗赃满千钱者死。
宣宗立，乃罢之。
汉乾祐以来，用法益峻，民盗一钱抵极法。
周初，深惩其失，复遵建中之制。
帝犹以其太重，尝增为钱三千，陌以八十为限。
既而诏曰：’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窃盗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于律文，非爱人之旨也。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足陌者死。’
旧法，强盗持杖，虽不伤人，皆弃市。
又诏但不伤人者，止计赃论。
令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未得掠治。
其当讯者，先具白长吏，得判，乃讯之。
凡有司擅掠囚者，论为私罪。
时天下甫定，刑典弛废，吏不明习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
金州防御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海岛，自是人知奉法矣。
开宝二年五月，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
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
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即时决遣，毋淹滞。
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吏，岁以为常。
帝每亲录囚徒，专事钦恤。
凡御史、大理官属，尤严选择。
尝谓侍御史知杂冯炳曰：
‘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卿也。’
赐金紫以勉之。
八年，广州言：
‘前诏窃盗赃至死者奏裁，岭南遐远，覆奏稽滞，请不俟报。’
帝览奏，恻然曰：
‘海隅习俗，贪犷穿窬，固其常也。’
因诏：
‘岭南民犯窃盗，赃满五贯至十贯者，决杖、黥面、配役，十贯以上乃死。’
太宗在御，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见隐微。
太平兴国六年，下诏曰：
‘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逮捕证佐，滋蔓逾年而狱未具。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
复制听狱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决者，毋过三日。
后又定令：
‘决狱违限，准官书稽程律论，逾四十日则奏裁。事须证逮致稽缓者，所在以其事闻。’
然州县禁系，往往犹以根穷为名，追扰辄至破家。
因江西转运副使张齐贤言，令外县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数白州。
州狱别置历，长吏检察，三五日一引问疏理，月具奏上。
刑部阅其禁多者，命官即往决遣，冤滞则降黜州之官吏。
会两浙运司亦言：
‘部内州系囚满狱，长吏辄隐落，妄言狱空，盖惧朝廷诘其淹滞。’
乃诏：
‘妄奏狱空及隐落囚数，必加深谴，募告者赏之。’
先是，诸州流罪人皆锢送阙下，所在或寅缘细微，道路非理死者十恒六七。
张齐贤又请：
‘凡罪人至京，择清强官虑问。若显负沈屈，致罢官吏。且令只遣正身、家属俟旨，其干系者免锢送。’
乃诏：
‘诸犯徒、流罪，并配所在牢城，勿复转送阙下。’
雍熙元年，令诸州十日一具囚帐及所犯罪名、系禁日数以闻，俾刑部专意纠举。
帝阅诸州所奏狱状，有系三百人者。
乃令门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养疾者，咸准禁数，件析以闻。
其鞫狱违限及可断不断、事小而禁系者，有司驳奏之。
开封女子李尝击登闻鼓，自言无儿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
诏本府随所欲裁置之。
李无它亲，独有父，有司因系之。
李又诣登闻，诉父被絷。
帝骇曰：
‘此事岂当禁系，辇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广，安得无枉滥乎？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固不辞劳尔！’
即日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往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审决刑狱。
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闻；其临事明敏、刑狱无滞者，亦以名上。
始令诸州十日一虑囚。
帝尝谓宰相曰：
‘御史台，阁门之前，四方纲准之地。
颇闻台中鞫狱，御史多不躬亲，垂帘雍容，以自尊大。
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无冤滥，岂可得也？’
乃诏御史决狱必躬亲，毋得专任胥吏。
又尝谕宰臣曰：
‘每阅大理奏案，节目小未备，移文按覆，动涉数千里外，禁系淹久，甚可怜也。
卿等详酌，非人命所系，即量罪区分，勿须再鞫。’
始令诸州笞、杖罪不须证逮者，长吏即决之，勿复付所司。
群臣受诏鞫狱，狱既具，骑置来上，有司断已，复骑置下之州。
凡上疑狱，详覆之而无疑状，官吏并同违制之坐。
其应奏疑案，亦骑置以闻。
二年，令窃盗满十贯者，奏裁；七贯，决杖、黥面、隶牢城；五贯，配役三年，三贯，二年，一贯，一年。
它如旧制。
八月，复分遣使臣按巡诸道。
帝曰：
‘朕于狱犴之寄，夙夜焦劳，虑有冤滞耳。’
十月，亲录京城系囚，遂至日旰。
近臣或谏劳苦过甚，帝曰：
‘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桡，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
因谓宰相曰：
‘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
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飞蝗避境，猛虎渡河。
况能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
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
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上达矣。’
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辄亲录系囚，多所原减。
诸道则遣官按决，率以为常，后世遵行不废，见各帝纪。
先是，太祝刁衎上疏言：
‘古者投奸人于四裔，今乃远方囚人，尽归象阙，配务役？神京天子所居，岂可使流囚于此聚役。《礼》曰：’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则知黄屋紫宸之中，非行法用刑之所。
望自今外处罪人，勿许解送上京，亦不留于诸务充役。
御前不行决罚之刑，殿前引见司钳黥法具、敕杖，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
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礼监科，以重明刑谨法之意。’
帝览疏甚悦，降诏褒答，然不能从也。
三年，始用儒士为司理判官，令诸州讯囚，不须众官共视，申长吏得判乃讯囚。
刑部张佖言：’官吏枉断死罪者，请稍峻条章，以责其明慎。’始定制：应断狱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减赎，检法官、判官皆削一任，而检法仍赎铜十斤，长吏则停任。
寻置刑部详覆官六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遣鞫狱吏。
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为之。
凡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
陛辞日，帝必临遣谕之曰：’无滋蔓，无留滞。’咸赐以装钱。
还，必召问所推事状，著为定令。
自是，大理寺杖罪以下须刑部详覆。
又所驳天下案牍未具者，亦令详覆乃奏。
判刑部李昌龄言：’旧制，大理定刑送部，详覆官入法状，主判官下断语，乃具奏。至开宝六年，阙法直官，致两司共断定覆词。今宜令大理所断案牍，寺官印署送详覆。得当，则送寺共奏，否即疏驳以闻。’
淳化初，始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
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
州县稽留不决、按谳不实，长吏则劾奏，佐史、小吏许便宜按劾从事。
帝又虑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诋，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知院事，兼置详议官六员。
凡狱上奏，先达审刑院，印讫，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
乃下审刑院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
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闻，始命论决。
盖重慎之至也。
凡大理寺决天下案牍，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
审刑院详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
三年，诏御史台鞫徒以上罪，狱具，令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以上一人亲往虑问。
寻又诏：’狱无大小，自中丞以下，皆临鞫问，不得专责所司。’
自端拱以来，诸州司理参军，皆帝自选择，民有诣阙称冤者，亦遣台使乘传按鞫，数年之间，刑罚清省矣。
既而诸路提点刑狱司未尝有所平反，诏悉罢之，归其事转运司。
至道二年，帝闻诸州所断大辟，情可疑者，惧为有司所驳，不敢上其狱。
乃诏死事有可疑者，具狱申转运司，择部内详练格律者令决之，须奏者乃奏。
真宗性宽慈，尤慎刑辟。
尝谓宰相曰：’执法之吏，不可轻授。有不称职者，当责举主，以惩其滥。’
审刑院举详议官，就刑部试断案三十二道，取引用详明者。
审刑院每奏案，令先具事状，亲览之，翌日，乃候进止，裁处轻重，必当其罪。
咸平四年，从黄州守王禹偁之请，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处之，余责保于外。
景德元年，诏：’诸道州军断狱，内有宣敕不定刑名，止言当行极断者，所在即寘大辟，颇乖平允。自今凡言处断、重断、极断、决配、朝典之类，未得论决，具狱以闻。’
四年，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
先是，帝出笔记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隐，遴柬庶官，朕无日不念也。所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沴。今军民事务，虽有转运使，且地远无由周知。先帝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刑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命中书、枢密院择官。’
又曰：’河北、陕西，地控边要，尤必得人，须性度平和有执守者。’
亲选太常博士陈纲、李及，自余拟名以闻，咸引对于长春殿遣之。
内出御前印纸为历，书其绩效，代还，议功行赏。
如刑狱枉滥不能擿举，官吏旷弛不能弹奏，务从畏避者，寘以深罪。
知审刑院朱巽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财，证左明白，望论以枉法，其罪至死者，加役流。’
从之。
御史台尝鞫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随请脔（缺）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为惨毒也。’
入内供奉官杨守珍使陕西，督捕盗贼，因请’擒获强盗至死者，望以付臣凌迟，用戒凶恶’。
诏：’捕贼送所属，依法论决，毋用凌迟。’
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
盖真宗仁恕，而惨酷之刑，祖宗亦未尝用。
初，殿中侍御史赵湘尝建言：’圣王行法，必顺天道。汉制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此古之善政，当举行之。且十二月为承天节，万方祝颂之时，而大辟决断如故。况十一月一阳始出，其气尚微，议狱缓刑，所以助阳抑阴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内，天下大辟未结正者，更令详覆；已结正者，未令决断。所在厚加矜恤，扫除狱房，供给饮食、薪炭之属，防护无致他故。情可悯者，奏听敕裁。合依法者，尽冬月乃断。在京大辟人，既当春孟之月，亦行庆施惠之时。伏望万几之暇，临轩躬览，情可悯者，特从末减，亦所以布圣泽于无穷。况愚民之抵罪未断，两月亦非淹延。若用刑顺于阴阳，则四时之气和，气和则百谷丰实，水旱不作矣。’
帝览奏，曰：’此诚嘉事。然古今异制，沿革不同，行之虑有淹滞，或因缘为奸矣。’
天禧四年，乃诏：’天下犯十恶、劫杀、谋杀、故杀、斗杀、放火、强劫、正枉法赃、伪造符印、厌魅咒诅、造妖书妖言、传授妖术、合造毒药、禁军诸军逃亡为盗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权住区断，过天庆节即决之。余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区遣，禁锢奏裁。’
在仁宗时，四方无事，户口蕃息，而克自抑畏，其于用刑尤慎。
即位之初，诏内外官司，听狱决罪，须躬自阅实，毋枉滥淹滞。
刑部尝荐详覆官，帝记其姓名，曰：’是尝失入人罪不得迁官者，乌可任法吏？’
狱疑者谳，所从来久矣。
汉尝诏’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所以广听察、防缪滥也。
时奏谳之法废。
初，真宗尝览囚簿，见天下断死罪八百人，怃然动容，语宰执曰：’杂犯死罪条目至多，官吏傥不尽心，岂无枉滥？故事，死罪狱具，三覆奏，盖甚重慎，何代罢之？’遂命检讨沿革，而有司终虑淹系，不果行。
至是，刑部侍郎燕肃奏曰：’唐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凡决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贞观四年，断死罪三十九，开元二十五年，财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于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京师大辟虽一覆奏，而州郡狱疑上请，法寺多所举驳，率得不应奏之罪，往往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失朝廷钦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覆奏。议者必曰待报淹延。汉律皆以季秋论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决死刑，未闻淹留以害汉、唐之治也。’下其章中书，王曾谓：’天下皆一覆奏，则必死之人，徒充满狴犴而久不得决。诸狱疑若情可矜者，听上请。’
天圣四年，遂下诏曰：’朕念生齿之蕃，抵冒者众。法有高下，情有轻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岂称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毋得举驳。’其后，虽法不应奏、吏当坐罪者，审刑院贴奏，率以恩释为例，名曰’贴放’。吏始无所牵制，请谳者多得减死矣。
先是，天下旬奏狱状，虽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非系狱，乃不以闻。
六年，集贤校理聂冠卿请罢覆杖、笞，而徒以上虽不系狱，皆附奏。
诏从其说。
自定折杖之制，杖之长短广狭，皆有尺度，而轻重无准，官吏得以任情。
至是，有司以为言，诏毋过十五两。
初，真宗时，以京师刑狱多滞冤，置纠察司，而御史台狱亦移报之。
八年，御史论以为非体，遂诏勿报。
祖宗时，重盗剥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计，积四十二尺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
殿中丞于大成请得以减死论，下法官议，谓当如旧。
帝意欲宽之，诏死者上请。
刑部分四按，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数，而详覆官才一人。
明道二年，令四按分覆大辟，有能驳正死罪五人以上，岁满改官。
法直官与详覆官分详天下旬奏，狱有重辟，狱官毋预燕游迎送。
凡上具狱，大理寺详断，大事期三十日，小事第减十日。
审刑院详议又各减半。
其不待期满而断者，谓之’急按’。
凡集断急按，法官与议者并书姓名，议刑有失，则皆坐之。
至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运言：’断狱有期日，而炎暍之时，系囚淹久，请自四月至六月减期日之半，两川、广南、福建、湖南如急按奏。’其后犹以断狱淹滞，又诏月上断狱数，列大、中、小事期日，以相参考。
是岁，改强盗法：不持杖，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死。
持杖而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为钱五千者，死；伤人者，殊死。
不持杖得财为钱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隶二千里外牢城。
能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
既而有司言：’窃盗不用威力，得财为钱五千，即刺为兵，反重于强盗，请减之。’遂诏至十千始刺为兵，而京城持杖窃盗，得财为钱四千，亦刺为兵。
自是盗法惟京城加重，余视旧益宽矣。
庆历五年，诏罪殊死者，若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及笃疾无期亲者，列所犯以闻。
承平日久，天下生齿益蕃，犯法者多，岁断大辟甚众，而有司未尝上其数。
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二千余。夫风俗之薄，无甚于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于盗贼。今犯法者众，岂刑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其为善欤？愿诏刑部类天下所断大辟，岁上朝廷，以助观省。’从之。
凡在京班直诸军请粮，斗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
仓吏自以在官无禄，恣为侵渔。
神宗谓非所以爱养将士之意，于是诏三司始立《诸仓丐取法》。
而中书请主典役人，岁增禄至一万八千九百余缗。
凡丐取不满百钱，徒一年，每百钱则加一等；千钱流二千里，每千钱则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其行货及过致者，减首罪二等。
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赏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赏二百千；满十千，为首者配沙门岛，赏三百千，自首则除其罪。
凡更定约束十条行之。
其后内则政府，外则监司，多仿此法。
内外岁增吏禄至百余万缗，皆取诸坊场，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钱。
久之，议臣欲稍缓仓法，编敕所修立《告捕获仓法给赏条》，自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按问者减半给之，中书请依所定，诏仍旧给全赏，虽按问，亦全给。
吕嘉问尝请行货者宜止以不应为坐之，刑部始减其罪。
及哲宗初，尝罢重禄法，而绍圣复仍旧。
熙宁四年，立《盗贼重法》。
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
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
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
凡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
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
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
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论。
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武臣为尉。
盗发十人以上，限内捕半不获，劾罪取旨。
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
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
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
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
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
复立《妻孥编管法》。
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请，诏改依旧敕。
先是，曾布建言：’盗情有重轻，赃有多少。今以赃论罪，则劫贫家情虽重，而以赃少减免，劫富室情虽轻，而以赃重论死。是盗之生死，系于主之贫富也。至于伤人，情状亦殊。以手足殴人，偶伤肌体，与夫兵刃汤火，固有间矣，而均谓之伤。朝廷虽许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与不幸尔。不若一变旧法，凡以赃定罪及伤人情状不至切害者，皆从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汤火，情状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砦行劫，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不以伤与不伤。凡情不可贷者，皆处以死刑，则轻重不失其当矣。’
及布为相，始从其议，诏有司改法。
未几，侍御史陈次升言：’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诏以强盗计赃应绞者，并增一倍；赃满不伤人，及虽伤人而情轻者奏裁。法行之后，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邻里亦不为之擒捕，恐怨仇报复。故贼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养成大寇，以贻国家之患，请复行旧法。’
布罢相，翰林学士徐勣复言其不便，乃诏如旧法，前诏勿行。
先是，诸路经略、钤辖，不得便宜斩配百姓。
赵抃尝知成都，乃言当独许成都四路。
王安石执不可，而中书、枢密院同立法许之。
其后，谢景初奏：’成都妄以便宜诛释，多不当。’于是中书复删定敕文，惟军士犯罪及边防机速，许特断。
及抃移成都，又请立法，御史刘孝孙亦为之请依旧便宜从事，安石寝其奏。
武臣犯赃，经赦叙复后，更立年考升迁。
帝曰：’若此，何以戒贪吏？’故命改法。
熙宁六年，枢密都承旨曾孝宽等定议上之，大概仿文臣叙法而少增损尔。
七年，诏：’品官犯罪，按察之官并奏劾听旨。毋得擅捕系、罢其职奉。’
元丰二年，成都府、利路钤辖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估赃，两铁钱得比铜钱之一。近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令法寺定以一钱半当铜钱之一。
元祐二年，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断谳奏狱，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为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台察及刑部举劾约法状并十日，三省、枢密院再送各减半。有故量展，不得过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为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参之一。台察及刑部并三十日。每十日，断用七日，议用三日。’
五年，诏命官犯罪，事干边防军政，文臣申尚书省，武臣申枢密院。
中丞苏辙言：’旧制，文臣、吏民断罪公案归中书，武臣、军士归枢密，而断例轻重，悉不相知。元丰更定官制，断狱公案并由大理、刑部申尚书省，然后上中书省取旨。自是断狱轻重比例，始得归一，天下称明焉。今复分隶枢密，必有罪同断异，失元丰本意，请并归三省。其事干边防军政者，令枢密院同进取旨，则事体归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职。’
六年，乃诏：’文武官有犯同按干边防军政者，刑部定断，仍三省、枢密院同取旨。’
刑部论：’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谋杀盗诈、有所规求避免而犯者不减。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凡命士死于官或去位，其送徒道亡，则部辖将校、节级与首率众者徒一年，情轻则杖百，虽自首不免。’
政和间，诏：
品官犯罪，三问不承，即奏请追摄；若情理重害而拒隐，方许枷讯。
迩来有司废法，不原轻重，枷讯与常人无异，将使人有轻吾爵禄之心。
可申明条令，以称钦恤之意。
又诏：
宗子犯罪，庭训示辱。
比有去衣受杖，伤肤败体，有恻朕怀。
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条制，违者以违御笔论。
又曰：
其情理重害，别被处分。
若罪至徒、流，方许制勘，余止以众证为定，仍取伏辨，无得辄加捶考。
其合庭训者，并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
中书省言：
‘《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论’。
盖为命官立文。
其后相因，掌典去官，亦用去官免罪，有犯则解役归农，幸免重罪。
诏改《政和敕》掌典解役从去官法。
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
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
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
间有为之，随辄报败，其事不足纪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志-卷一百五十二-译文
天有五种气息用来养育万物，木德用来生长，金德用来消灭，这也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始终的顺序，相互成就的道理。古代的君王有刑罚来管理他们的百姓，那么他们一定会用温和、慈爱、仁和的态度来执行。因为用正义来裁剪，用仁爱来推动，那么震慑敌人的杀戮之威，并不是为了追求百姓的死亡，而是为了追求他们的生存。《尚书》说：‘士人用刑罚来管理百姓，以教导他们敬畏德行。’说的是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使其敬畏威严远离罪行，引导他们走向善良而已。唐、虞时期的治理，固然不能废除刑罚。
只有用礼来预防，如果礼防不及，那么就用刑罚来辅助。君王的道德衰微，礼制被废弃，才开始专门依靠法律来束缚百姓。于是制定了刑书，希望百姓不要犯罪，但是乱狱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根本和末尾没有秩序，不足以相互成就。
宋朝兴起，继承了五代之乱，太祖、太宗非常重视刑法，用来约束邪恶，每年亲自审案考虑囚犯，务必做到明察秋毫，以忠诚厚道为本。海同地区全部平定，文化教育逐渐兴盛。士人初次参加官职考试，都学习法律。他们的君主一以宽仁为治，所以法律制度虽然严格，但是执行起来却很宽容。如果案件有小的疑点，复核后就可以减免处罚。看到重熙累洽的时候，天下的百姓都乐于生活，重视法律，治理的盛况超过了三代的美德。
元丰以来，刑书越来越繁杂，不久之后，邪恶的人同时增加，刑法政治混乱。国家南迁之后，权力下放，州郡的官员也相当专断，刑罚的宽严取决于个人。然而历代仍然知道以爱民为本，虽然他们的慈爱有些薄弱，但是祖宗的遗意还没有完全消失。现在整理这些事实，写成《刑法志》。
宋朝的法律制度继承了唐朝的法律、令和格式，并随时进行增减，因此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各自有《敕》。
建隆初年，下诏让大理寺的窦仪等人上呈《编敕》四卷，共一百六条，下诏与新定的《刑统》三十卷一起颁布天下，参考轻重进行详细规定，世人称之为公平。
太平兴国年间，增加《敕》至十五卷，淳化年间翻倍。咸平年间增至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五条，下诏给事中柴成务等人削减其繁杂，确定可以成为《敕》的有二百八十六条，按照法律分为十二门，总共十一卷。又编写了《仪制令》一卷。当时认为这样便于简单。
大中祥符年间，又增加三十卷，一千三百七十四条。还有《农田敕》五卷，与《敕》同时执行。
仁宗曾经问辅臣说：‘有人认为先朝的诏令不可轻易更改，是这样吗？’王曾说：‘这是小人迷惑君主的话。咸平年间所删减的，太宗的诏令只存一二，去掉繁杂以便利百姓，为什么不可？’于是下诏让朝廷内外的人谈论《敕》的得失，命令官员修订，取《咸平仪制令》以及《敕》中规定的五百多条，全部附在《令》后面，称为《附令敕》。天圣七年，《编敕》完成，将《农田敕》合并为一本书，比《祥符敕》减少一百多条。其中属于法律的，大辟的有十七条，流的有三十四条，徒的有一百六条，杖的有二百五十八条，笞的有七十六条。还有配隶的有六十三条，大辟以下需要奏报听旨的有七十一条。这些都是律令之外的内容。
颁布之后，因此下诏说：‘敕令是治世的经典，如果频繁变动，就会使众人更加疑惑，怎么能够教化天下呢？从今以后，有关部门不得擅自请求删改。如果有不便之处，中书省、枢密院上报。’然而到了庆历，又重新删定，增加五百条，另外编写了《总例》一卷。
后来又修订了《一司敕》二千三百十七条，《一路敕》一千八百二十七条，《一州》、《一县敕》一千四百五十一条。其中属于法律的，大辟的总共三十一条，流的总共二十一条，徒的总共一百零五条，杖的总共一百六十条，笞的总共十二条。还有配隶的总共八十一条，大辟以下需要奏报听旨的总共六十四条。这些都是《编敕》之外的内容。
嘉祐初年，因为枢密使韩琦说，内外官员的俸禄没有明确的法令，于是命令整理为《禄令》。三司根据驿站物资的名目，编写了《驿令》。韩琦又说：‘自庆历四年到嘉祐二年，敕令增加到四千多条，前后矛盾。请下诏让朝廷内外的人谈论《敕》的得失，就像天圣年间那样。’七年，书籍完成。总共一千八百三十四条，比《庆历敕》大辟增加六十条，流增加五十条，徒增加六十一条，杖增加七十三条，笞增加三十八条。配隶增加三十条，大辟以下需要奏报听旨的增加四十六条。另外编写了《续附令敕》三卷。
神宗认为法律不足以全面处理事情，对于法律没有记载的，一律按照敕令来处理，于是将法律改为敕、令、格、式，而律法则一直存在于敕令之外。熙宁初年，设立机构修订敕令，下诏让朝廷内外的人提出法律不便之处，集中讨论修订，选择可以长期采用的给予奖励。元丰年间，开始编成二十六卷，再次下诏让二府参与修订，然后颁布。
皇帝关注法令，每次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他都多所纠正。曾经说：‘法律来源于道德，人能够体悟道德，那么立法就能够全面处理事情。’又说：‘禁止已经发生的事情称为敕，禁止可能发生的事情称为令，设立在这里等待对方效仿称为格，使对方效仿称为式。修订书籍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于是，所有涉及笞、杖、徒、流、死的案件，从名例以下到断狱，共十二门，涉及刑罚轻重的，都作为敕。
从品官以下到断狱三十五门，涉及约束禁止的，都作为令。官员等级十七个，吏、庶人的奖赏等级七十七个，还有倍、全、分、厘的等级共五个，有等级高低的都作为格。表奏、账籍、关牒、符檄等共五卷，有体制模楷的都作为式。
元祐初年，中丞刘挚说：‘元丰年间修订敕令，旧有的敕令大多移至令中，因为违反敕令的罪行重，违反令的罪行轻，这足以看出神宗仁厚的德行。但是有关部门不能推广，增多条目，离析旧制，因为一句话一件事就立一条法，意思过于苛刻，不够全面地涵盖事物的情况。实行了一段时间，已经多次变动。应该取庆历、嘉祐以来的新旧敕令相互参照，去取删正，成为一代的典籍。’右谏议孙觉也说繁琐难以使用。于是下诏让刘挚等人修订。
哲宗亲政后，不完全采用元祐时期的近例，稍微恢复了熙宁、元丰时期的制度。从此以后，用法以后冲前，改革纷然，刑法制度混乱。
崇宁元年，官员说：‘有关部门所遵守的是法律，法律没有记载的，然后才使用例。现在引用例来破坏法律，这是不合理的。’于是命令各部门收集前后使用的例，按照类别编纂，与法律相冲突的去除。
不久之后，下诏恢复元丰时期的法制，所有元祐时期的条例全部废除。
徽宗皇帝每次亲自降旨，都会改变旧有的规定。靖康初年，大臣们说：‘祖宗有固定的法律，根据事情的变化进行修改的，就随条附上说明，这样官员们就容易执行。蔡京掌权时，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请求皇帝降旨，超越法律之外，前后矛盾，应该让人详细记录下来，交付编修敕令所，参考国初以来的法律，删改成书。’皇帝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书最终没有完成。
高宗皇帝流亡时，断例散失，建炎以前，所有施行的法律，大多出自官员的省记。建炎三年四月，开始命令取嘉祐条法与政和敕令对照修订并使用。嘉祐法与现行的法律不同之处，除了官制、役法外，赏格从重，条约从轻。绍兴元年，书成，称为《绍兴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记的内容也被引用。监察御史刘一止说：‘法律都在，官员还能利用这个漏洞做坏事，现在一切都用他们省记的内容，欺骗蒙蔽无所不至。’十一月，皇帝下令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记之文并颁布。当时在京通用敕令中，有已经修改不应引用的内容，因为大理正张柄的建议，也下令删削。十年，右仆射秦桧上呈此书。然而自从秦桧专权，大多使用都堂批状、指挥行事，混杂在吏部续降条册中，修订书籍的人有所顾忌，不敢删削，以至于与成法并列。吏部尚书周麟之进言：‘不是天子不讨论礼仪，不制定制度，不考核文献。’于是皇帝下令削去这些内容。
到乾道时期，大臣们说：‘绍兴以来，续降的命令不计其数，矛盾难以考证。’皇帝下令大理寺官员详细审查，确定其是否可行，分类呈报刑部，按照所属的事目分送给六部长官参考。乾道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呈此书，称为《乾道敕令格式》，乾道八年，颁布之。当时，虽然法律齐全，但官员一切按照惯例行事，法律当然而没有惯例，事情就无法执行，甚至隐藏惯例来破坏法律，贿赂一旦通行，就形成了惯例。
淳熙初年，皇帝下令除刑部可以使用乾道刑名断例，司勋可以使用获盗推赏例，以及乾道经置条例事指挥，其余的都不能引用惯例。不久，大臣们说：‘乾道的新书，仍然存在很多矛盾。’皇帝下令户部尚书蔡洸详细修订，总共删改九百多条，称为《淳熙敕令格式》。皇帝又认为此书散乱，使用法律时，官员没有时间一一阅读，吏员因此得以作弊，命令敕令所分门别类编为一书，命名为《淳熙条法事类》，这是以前法律中没有的。淳熙四年七月，颁布之。淳熙末年，议论者仍认为新书存在很多遗漏，官员引用时，偶尔有符合民情的地方。又命令刑部详细修订，直到光宗时期仍未完成。庆元四年，右丞相京镗开始上呈此书，为一百二十卷，称为《庆元敕令格式》。
理宗宝庆初年，敕令所上言：‘自从庆元新书实行以来，至今二十九年，前期的命令几乎不是一件事情，或者旧法涵盖不全面，文意不明确，需要继续降旨参考的；或者旧法原本没有，后来因为事情而立为成法的；或者已有旧法，而后续降旨不必引用的；或者一时权宜之计，但不能成为常法的。条目繁多，无所遵循，请求确定之。’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上呈此书，名为《淳祐敕令格式》。淳祐十一年，又取庆元法与淳祐新书删改润色。其间修改一百四十条，新增四百条，增加五十条，删去十七条，共计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后，遵行此法，没有再进行更改。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的《敕》，前后时有增损，无法一一记载。
五代衰乱，禁令繁杂。宋朝兴起，废除严苛的法律，历代都有所更改。法吏逐渐使用儒臣，力求仁恕，凡是适用的法律都记载下来。太祖受禅，开始制定折杖制度。流刑分为四等：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徒刑分为五等：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杖刑分为五等：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笞刑分为五等：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罪都使用常行杖，徒罪判决后不服役。
之前，藩镇跋扈，专杀立威，朝廷姑息，大多置之不理，刑部复核的职责废弃了。建隆三年，命令各州上报死刑案件，必须由刑部详细复核。不久恢复旧制：大理寺详细判决，然后由刑部复核。所有各州的案件，由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共同判决。从此，内外折狱蔽罪，都有官员相互监督。又担心刑部、大理寺用法不当，另外设立审刑院进行审判。官员一旦犯法，可能终身不得晋升，因此都力求公正。
唐建中令规定：窃盗赃满三匹者处死。武宗时，窃盗赃满千钱者处死。宣宗即位，废除此法。汉乾祐以来，用法更加严酷，民间一钱盗窃都抵极刑。周初，深刻反省此失，重新遵循建中制度。皇帝还认为太重，曾增加为三千钱，以八十文为一陌为限。不久下诏：‘禁止民众为非作歹，制定法律，对下要简约，务必仁慈。窃盗本非大害。近朝立制，重于律文，非爱人之意也。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足陌者处死。’旧法规定，强盗持杖，即使不伤人，也处死。又下诏：但不伤人者，只计算赃物定罪。命令各州捕获盗贼，非经状验明白，不得刑讯。应当审讯的，先报告长吏，得到判决，然后审讯。凡有官员擅自刑讯囚犯的，以私罪论处。当时天下刚刚安定，刑典松弛废弃，官员不熟悉律令，地方官又多武人，随意使用法律。金州防御使仇超等人因故意入死罪，被除名流放海岛，从此人们知道遵守法律了。
开宝二年五月，皇帝因为天气正热，深感囚犯的苦楚，于是下令：‘两京及各州的长官，要督促狱吏，每五天检查一次监狱，打扫监狱门户，清洗锁链和刑具。对于贫穷无法自养的囚犯，提供饮食；对于生病的囚犯，提供医药；对于轻罪囚犯，立即释放，不要拖延。’从此以后，每年仲夏时皇帝都会申明这一命令，成为惯例。皇帝每次都会亲自审录囚犯，特别关注他们的境遇。对于御史和大理寺的官员，皇帝特别重视选拔。曾经对侍御史知杂冯炳说：‘我每次读《汉书》，看到张释之、于定国审理案件，天下没有冤枉的百姓，这是我对你的期望。’并赐予他金印紫绶以鼓励他。在开宝八年，广州上报说：‘之前的诏令中提到窃盗赃物达到死刑的，需要上报朝廷裁决，但岭南地区偏远，上报的程序拖延，请允许不等待回复。’皇帝看到奏折后，感慨地说：‘海边的习俗，贪婪凶猛，盗窃是常有的事。’因此下诏：‘岭南地区犯窃盗罪的，赃物满五贯至十贯的，处以杖刑、刺面、流放，超过十贯的才处死。’
太宗在位期间，经常亲自听审案件，对于京城监狱有疑问的案件，他经常亲自判决，每次都能洞察隐秘。太平兴国六年，下诏说：‘各州的大案，长官如果不亲自判决，小吏就会趁机作弊，逮捕证人，案件拖延一年还没有审结。从现在起，长官每五天要考虑一次囚犯的情况，情况明了的立即判决。’又规定审案的时间限制：大事四十天，中事二十天，小事十天，不逮捕也能轻易判决的，不超过三天。后来又规定：‘如果判决案件超过时间限制，按照官书稽程律论处，超过四十天则上报朝廷裁决。如果是因为需要证人逮捕而导致案件拖延的，所在的地方要上报情况。’然而州县的囚犯，往往以追查根源为名，追查骚扰往往导致家庭破败。因为江西转运副使张齐贤的建议，下令外县的囚犯每五天上报一次被拘禁的人数，白州上报一次。州狱另外设立历书，长官进行检查，每三五天引见一次，每月上报一次。刑部审查那些被拘禁人数多的，派官员前去判决，如果冤屈就降职或罢免州官吏。
当时，各州的流放罪人都要被押送到京城，所在地有时因为一些小问题，路上非正常死亡的人占了十分之六七。张齐贤又请求：‘所有到京城的罪人，要选择清廉有力的官员审问。如果明显冤枉或判决过重，导致官员被罢免。并且让正身、家属等待旨意，那些有牵连的人免于被押送。’于是下诏：‘所有犯有徒刑、流刑的罪人，都配送到当地的牢城，不再押送到京城。’
雍熙元年，下令各州每十天上报一次囚犯名单及所犯罪名、被拘禁的天数，让刑部专门审查。皇帝查阅各州上报的狱状，发现有三百人被拘禁的。于是下令门留、寄禁、取保在外以及邸店养病的人，都按照被拘禁的人数上报。对于审案超过时间限制以及可以判决却不判决、事情小却拘禁的人，有关部门要上报。开封女子李尝敲响登闻鼓，自称没有子女，身体又生病，一旦死去，家业无人继承。皇帝下诏本府可以随意处理。李没有其他亲人，只有父亲，有关部门于是拘禁了她。李又到登闻鼓那里诉说自己父亲被拘禁。皇帝震惊地说：‘这件事难道应该拘禁吗？在京城之下，尚且如此。天下如此广大，怎能没有冤枉的人呢？我遗憾不能亲自判决天下的案件，固然不辞辛劳！’当天就派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别前往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审决刑狱。对于工作懈怠的官员，上报他们的罪行；对于处理事情明敏、案件没有拖延的官员，也上报他们的名字。开始命令各州每十天考虑一次囚犯的情况。
皇帝曾经对宰相说：‘御史台，是阁门之前，四方纲纪的地方。听说御史台审理案件，很多御史都不亲自参与，只是坐在幕后，显得高傲。审理案件的职责，却委托给小吏，想要没有冤假错案，怎么可能呢？’于是下诏：‘御史审理案件必须亲自参与，不能专门依赖小吏。’又曾经告诉宰相：‘每次阅读大理寺的奏案，发现细节不完整，就下文复查，动辄涉及数千里之外，拘禁时间过长，非常可怜。你们仔细考虑，如果不是人命关天，就根据罪行区分，不必再次审问。’开始命令各州对于笞杖之刑不需要证据逮捕的，长官可以直接判决，不再交给有关部门。
群臣接受诏令审理案件，案件审结后，骑马传递上报，有关部门判决后，再骑马传递到州里。对于上报的疑案，详细复查，如果没有疑点，官员和吏员都要承担违反规定的责任。对于应该上报的疑案，也用骑马传递上报。
二年，下令窃盗满十贯的，上报朝廷裁决；七贯，处以杖刑、刺面、流放；五贯，流放三年，三贯，流放二年，一贯，流放一年。其他按照旧制。八月，再次派遣使者巡视各道。皇帝说：‘我对监狱的事情，日夜焦虑，担心有冤假错案。’十月，亲自审录京城囚犯，一直忙到天黑。近臣有的劝谏皇帝过于辛劳，皇帝说：‘如果惠及无告之人，使诉讼公平，不至于冤枉，我内心觉得非常满足，有什么劳累的呢？’于是对宰相说：‘朝廷内外的大臣，如果都关心政务，天下怎么会不治理得好呢？古人治理一城一郡，使飞蝗不敢入境，猛虎不敢渡河。如果能惠养百姓，申理冤假错案，难道不会感召和气吗？我每次都勤奋不懈，这个志向决不会改变。有人说，官员处理小事，皇帝不应该亲自决断，我的想法却不同。如果以尊贵自居，那么下面的情况就不能上达了。’从此，无论严寒酷暑，或者下雪，皇帝都会亲自审录囚犯，多加宽减。各道则派遣官员审决，成为惯例，后世遵循不废弃，见各帝纪。
在此之前，太祝刁衎上疏说：‘古时候把奸人流放到四边，现在却把远方的囚犯都送回京城，让他们从事劳役？神京天子居住的地方，怎么可以让流放的囚犯在这里聚集劳役呢。《礼记》说：‘将罪犯处决在市场上，与众弃之。’由此可知，黄屋紫宸之中，不是行刑用刑的地方。希望从今以后，外地的罪人，不允许解送上报京城，也不留在各种劳役中。御前不执行刑罚，殿前引见司钳黥法具、敕杖，都交给御史、廷尉、京府。或者派出中使，或者命令法官，按照礼仪监督考核，以重视明刑慎法之意。’皇帝看到疏文非常高兴，下诏表扬并回答，但最终没有采纳。
三年后，开始使用儒士担任司理判官，命令各州审讯囚犯时，不需要众多官员共同审视，只要申长吏批准就可以审讯囚犯。
刑部张佖说：‘如果官吏冤枉地判决死刑，请稍微严厉一些规定，以责成他们审慎行事。’于是开始制定规定：如果判决案件失误导致死刑错误，不得以官职减免赎罪，检法官、判官都降职一级，而检法官仍需赎铜十斤，长吏则停职。
不久后设立刑部详覆官六人，专门审查全国上报的案件，不再派遣狱吏审讯。设立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都是京城朝官。凡各州有大案，就派传令官前往审讯。皇帝告别时，必定亲自派遣并告诉他们：‘不要让案件蔓延，不要拖延。’并赐予他们行装钱。回来后，皇帝必定询问他们所审案件的情况，并制定成规定。从此，大理寺杖责以下的案件必须由刑部详细审查。对于全国上报的案件不齐全的，也命令详细审查后再上报。
判刑部李昌龄说：‘旧制中，大理寺确定刑罚后送交刑部，详覆官审阅法状，主判官写下判决意见，然后上报。到了开宝六年，缺少法直官，导致两个部门共同判决案件。现在应该让大理寺审定的案件，寺官盖章后送交详覆。’
淳化初年，开始设立各路提点刑狱司，凡管辖内的州府，每十天上报一次囚犯名单。如果有疑案未决，就派人快马去审视。州县拖延不决、审查不实，长吏就弹劾上奏，佐史、小吏可以随意审查弹劾。
皇帝又担心大理寺、刑部官吏舞文弄墨，设立审刑院于宫中，由枢密直学士李昌龄主持院事，并设立详议官六人。所有案件上报，先送到审刑院，盖章后交给大理寺、刑部断覆上报。然后下审刑院详议并上报，裁决后交给中书省。如果批准，就下达执行；如果不批准，宰相上报，然后命令论决。这是非常慎重的事情。
大理寺审理全国案件，大事限制二十五天，中事二十天，小事十天。审刑院详覆，大事十五天，中事十天，小事五天。
三年，下诏御史台审讯徒以上罪，案件审理完毕，令尚书丞郎、两省给事中以上一人亲自前往审问。
不久又下诏：‘案件无论大小，从中丞以下，都必须亲自审问，不得专门责成下属部门。’自端拱以来，各州司理参军，都是皇帝亲自挑选的，民间有到朝廷申诉冤情的人，也派遣台使快马去审问，几年之间，刑罚变得清明。
后来各路提点刑狱司未曾平反过案件，下诏全部撤销，归入转运司。
至道二年，皇帝听说各州判决的大案，案情可疑的，担心被有关部门驳回，不敢上报。
于是下诏，死罪案件有可疑的，将案件上报转运司，挑选部内熟悉法典的人来判决，必须上报后才处理。
真宗性格宽厚仁慈，尤其慎重刑罚。曾经对宰相说：‘执法的官吏，不可轻易授职。如果不称职，应当追究举荐人，以惩戒滥用职权。’审刑院举荐详议官，就在刑部试断三十二案，选取断案详细明确的人。
审刑院每次上报案件，都先准备案件情况，皇帝亲自审阅，第二天，等待皇帝批示，裁决轻重，必须与罪行相符。
咸平四年，听从黄州守王禹偁的请求，在各路设立病囚院，对于徒、流以上有病的囚犯安置在那里，其余的在外地由保人负责。
景德元年，下诏：‘各道州军断案，如果内有宣敕不确定刑罚的，只说应当执行极刑的，所在的地方就执行死刑，有些偏离公正。从今以后，凡说处断、重判、极判、决配、朝典等，未经论决，必须上报案件。’
四年，再次设立各路提点刑狱官。之前，皇帝写下笔记六件事，其中之一说：‘勤于体恤民众的隐情，仔细挑选官员，我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些。担心四方刑狱官吏，未能全部选用合适的人，一个人受冤，就会招致灾祸。现在军民事务，虽然有转运使，但地远无法全面了解。先帝曾经选拔朝臣为各路提点刑狱，现在可以再次设立，并让使臣辅助，命令中书、枢密院挑选官员。’又曰：‘河北、陕西，地处边疆要地，尤其必须选用合适的人，必须是性格平和有操守的人。’亲自挑选太常博士陈纲、李及，其余拟定的名单上报，都在长春殿接见并派遣。
内出御前印纸为历，记录他们的绩效，回来后，根据功绩进行赏赐。如果刑狱冤枉滥用不能检举，官吏懒散不能弹劾，一味回避的，给予重罪。
知审刑院朱巽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贿，证据确凿，希望按枉法论处，罪至死的人，加役流。’皇帝听从了。
御史台曾经审问杀人犯，案件审理完毕，知杂王随请求凌迟处死，皇帝说：‘五刑自有常制，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呢？’
入内供奉官杨守珍出使陕西，督促捕捉盗贼，因此请求‘捕获的强盗至死者，希望交给我凌迟，以警示凶恶之人’。皇帝下诏：‘捕捉盗贼后送交所属部门，依法论决，不得使用凌迟。’凌迟是先断其肢体，然后割喉，是当时的极刑。因为真宗仁慈，而残酷的刑罚，祖宗也未曾使用。
最初，殿中侍御史赵湘曾经建议：‘圣王行法，必须顺应天道。汉制大辟之科，尽冬月才断。这是古代的好政策，应当实行。而且十二月是承天节，各方祝福的时候，而大辟决断如故。何况十一月一阳初出，其气尚微，议论案件缓刑，是为了帮助阳气抑制阴气。希望十一月、十二月内，天下大辟未结正的案件，再令详细审查；已经结正的，未令决断。所在的地方要加以同情和关怀，清除狱房，提供饮食、柴炭等，保护囚犯不致有其他意外。情有可悯的，上报听候敕裁。合乎法律的，尽冬月才断。在京大辟的人，既然当春孟之月，也是行庆施惠的时候。伏望万几之暇，临轩亲自审阅，情有可悯的，特从末减，也是为了布施圣泽于无穷。何况愚民之抵罪未断，两个月也不是拖延。’皇帝看了奏章，说：‘这确实是好事。但是古今制度不同，沿革不同，实行起来担心会有拖延，或者因此产生奸诈。’
天禧四年，于是下诏：‘天下犯十恶、劫杀、谋杀、故杀、斗杀、放火、强劫、正枉法赃、伪造符印、厌魅咒诅、造妖书妖言、传授妖术、合造毒药、禁军诸军逃亡为盗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暂时停止区断，过天庆节即决之。其余犯死罪的，十二月及春夏不得区断，禁止上报。’
在仁宗时，四方无事，户口繁衍，但他自己克制敬畏，对于用刑尤其谨慎。即位之初，下诏内外官司，听狱决罪，必须亲自查阅核实，不得冤枉滥用拖延。
刑部曾经推荐详覆官，皇帝记下他们的姓名，说：‘这些人曾经失误导致人入罪不得升迁，怎么可以担任法吏？’推荐的人都受到罚金。
监狱中对于疑案的处理，这个做法由来已久。汉朝曾经下诏说‘经过审理后如果不应该审理的，不算失误’，这是为了广泛听取意见、防止错判和滥用刑罚。当时上报审理案件的方法已经被废除。最初，真宗皇帝曾经查阅囚犯名单，看到全国有八百人被判处死刑，他感慨万分，对宰相们说：‘死罪的规定有很多，如果官吏不尽心尽责，难道没有冤假错案？按照惯例，死罪案件必须经过三次上报，这是非常慎重，为什么现在废除了呢？’于是下令检查这种做法的沿革，但相关部门最终担心案件拖延，没有实施。
到了这时，刑部侍郎燕肃上奏说：‘唐朝对于死刑案件，命令尚书和九卿进行审理。所有死刑案件，京城要五次上报，各州要三次上报。贞观四年，判处死刑三十九人，开元二十五年，判处死刑五十八人。现在全国人口没有超过唐朝，但天圣三年，判处死刑二千四百三十六人，是唐朝的近百倍。京城死刑虽然只需要一次上报，但州郡对于疑案要上报，法寺经常提出反驳，大多数是上报不符合规定的罪行，经常增加事实，曲解法律，失去了朝廷体恤的意图。希望按照唐朝的旧例，全国死刑案件都得上报。’
将他的奏章交给中书省，王曾说：‘如果全国都只需要一次上报，那么必死之人，只会充满监狱而长时间得不到判决。对于疑案如果情况可以同情，可以上报请示。’
天圣四年，皇帝下诏说：‘我考虑到人口众多，冒犯法律的人很多。法律有轻重之分，情况有严重与否，但有些官吏巧妙地规避法律条文，把所有案件都判为重罪，这难道符合我生性仁慈的愿望吗？命令全国对于情有可原的死刑案件和刑名有疑问的案件，要详细上报。有关部门不得提出反驳。’之后，即使法律没有规定需要上报、官吏应当承担罪责的案件，审刑院也会附上奏章，大多数以宽恕为例，称为“贴放”。官吏开始不受限制，请求审理的人大多得到了减刑。
在此之前，全国每十天上报一次案件情况，即使是杖刑、笞刑也都上报，但对于流放、流刑以上的案件，如果不关押在监狱，则不上报。六年，集贤校理聂冠卿请求取消对杖刑、笞刑的复查，而流放以上的案件即使不关押在监狱，也要上报。皇帝下诏同意了他的建议。自从制定了折杖制度，杖的长短、宽窄都有规定，但轻重没有标准，官吏可以任意处理。到这时，有关部门提出意见，皇帝下诏杖刑不得超过十五两。
最初，真宗时，因为京城刑狱案件很多是冤案，设立了纠察司，而御史台的案件也上报给他们。八年，御史认为这样做不符合规定，皇帝下诏不再上报。
祖宗时，重视禁止盗伐桑树和柘树，枯死的树按尺计算，积满四十二尺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殿中丞于大成请求可以减刑，下发给法官讨论，认为应当按照旧例。皇帝有意放宽，下诏死刑案件可以上报。
刑部分为四个部门，死刑案件是其中之一，每月上报的死刑案件不下二百件，但详细审查的官员只有一人。明道二年，命令四个部门分别审查死刑案件，如果有能力反驳五人以上死刑案件，年底可以改任官职。法直官和详细审查官分别审查全国每十天上报的案件，有重罪的案件，监狱官员不得参与宴请和迎送。
所有上报的案件，大理寺负责详细判决，大事期限为三十天，小事减少十天。审刑院详细讨论又各减少一半。没有等到期满就判决的，称为‘急按’。所有紧急判决的案件，法官和讨论者都要签名，如果判决有误，都要承担责任。到景祐二年，大理寺判司徒昌运说：‘判决案件有期限，但在炎热的夏天，囚犯被关押时间过长，请从四月到六月减半期限，两川、广南、福建、湖南按照紧急案件上报。’之后，由于案件处理拖延，又下诏每月上报判决案件的数量，列出大案、中案、小事的期限，以便相互参照。
这一年，修改了强盗法：不持械盗窃，没有得财，判两年徒刑；得财超过一万钱或者伤人者，判死刑。持械盗窃但没有得财，流放三千里；得财超过五千钱者，判死刑；伤人者，判极刑。不持械得财超过六千钱，或者持械犯罪但不至于死刑的，仍然流放到二千里外的牢城。能够告发群盗抢劫杀人者给予奖赏，告发十人以上给予十万钱。后来，有关部门说：‘窃盗不使用武力，得财超过五千钱，就被判处兵役，这比强盗还要重，请减轻。’于是下诏，得财超过一万的才判处兵役。而京城持械盗窃，得财超过四千钱，也判处兵役。从此，盗贼法只有京城加重，其他地方都比以前宽松了。
庆历五年，下诏说：‘对于死刑案件，如果祖父母、父母年满八十岁及重病无期亲的人，列出所犯罪行上报。’
承平日久，全国人口越来越多，犯法的人也多，每年判处死刑的人数很多，但有关部门从未上报这些数字。嘉祐五年，刑部判官李綖说：‘一年中，死刑案件不少于两千。风俗的败坏，没有比骨肉相残更严重的；衣食的困难，没有比盗贼更急迫的。现在犯法的人多，难道刑罚不足以阻止邪恶，而教化未能引导他们为善吗？希望下诏刑部分类上报全国所判死刑案件，每年上报朝廷，以帮助观察思考。’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
所有在京城的班直军队请求粮食，斗、升不足，出戍之家尤其严重。仓库官吏自以为在官无禄，肆意贪污。神宗认为这不是爱护将士的方式，于是下诏三司开始制定《诸仓丐取法》。中书省请求主管典役的人，每年增加禄米至一万八千九百余缗。凡是贪污不满一百钱的，判一年徒刑，每百钱增加一等；一千钱流放二千里，每千钱增加一等，罪行最多流放三千里。行贿及过分赠送的，减首罪两级。判徒刑的都流放到五百里，赏赐一百千；流放的都流放到千里，赏赐二百千；满十千，为首的流放到沙门岛，赏赐三百千，自首则免除罪行。共制定了十条约束法规。之后，内政和政府，外政和监察部门，都仿照这个方法。内外每年增加官吏禄米至一百余万缗，都是从坊场、河渡、市场利益、免行、役剩余的钱中取的。过了一段时间，议臣想要稍微放宽仓库法，编敕修订制定了《告捕获仓法给赏条》，从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审问者减半给予，中书省请求按照所定，皇帝下诏仍旧全额给予赏赐，即使是审问，也全额给予。吕嘉问曾经请求行贿者应该仅以不应为的理由定罪，刑部开始减轻其罪行。到哲宗初年，曾经废除重禄法，而绍圣年又恢复了旧法。
熙宁四年，制定了《盗贼重法》。对于犯有抢劫盗窃罪应当处死的人，没收他们的家产来赏赐告发的人，妻子和子女被流放到千里之外；如果遇到赦免或者灾害减刑，则被流放到偏远恶劣的地方。对于应当被流放或者服刑的人，被流放到岭表地区；如果流放罪可以减刑，则被流放到三千里外，没收家产的一半作为赏赐，妻子和子女按照等级递减。应当被流放的人，即使遇到赦免，也不会被释放。对于携带盗窃的罪犯，抢劫盗窃死罪的，情节严重的被斩首，其余都被流放到偏远恶劣的地方，没收家产的一半作为赏赐。盗窃罪应当服刑或者流放的，被流放到五百里外，没收家产的三分之一作为赏赐。三次盗窃的，杖刑后流放到五百里或者邻近的州。即使不是重法地区，携带盗窃重法的人，也按照重法处理。那些知道县官、捕盗官的人，都是通过举荐来任命的，或者由武官担任尉。如果盗贼超过十人，在规定时间内捕不到一半，就会受到弹劾，由朝廷决定处罚。如果再次杀害官吏，或者连续杀害三人，烧毁一百间房屋，或者在州县内群起抢劫，即使不是重地，也会按照重法处理。
所有重法地区，在嘉祐年间开始于开封府的各县，后来逐渐扩展到各个州。包括开封府的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的滑州，淮南的宿州，河北的澶州，京东的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也设立了重法，并作为法令颁布。到元丰时期，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都实行重法，郡县逐渐扩大。元丰敕令，重法地区，抢劫五人以上，凶恶的，才按照重法处理。绍圣以后，只要有犯人，不论人数多少，都会被定罪。又重新制定了《妻孥编管法》。到元符三年，因为刑部的请求，下诏恢复原来的敕令。
在此之前，曾布提出建议说：‘盗贼的情况有轻重，赃物有多寡。现在按照赃物来定罪，那么抢劫贫家的虽然情节严重，但因为赃物少而被减免；抢劫富家的虽然情节轻，但因为赃物多而被判死刑。盗贼的生死，取决于受害者的贫富。至于伤害人，情况也各不相同。用手脚打人，偶尔伤害到身体，与用刀剑、火器伤害，本来就有区别，但都称之为伤害。朝廷虽然允许上报裁决，但州郡有的上报，有的不上报，生死的判决，只是幸运与不幸的区别。不如改变旧法，所有根据赃物定罪以及伤害人的情况不严重的人，都按照罪行的轻重来处理。对于使用刀剑、火器，情节恶劣，以及污辱良家妇女，或者进入州县镇砦抢劫，如果驱赶官吏、巡防人员等，不论是否造成伤害。对于情节不可原谅的人，都处以死刑，这样就不会有轻重失当的问题。’等到曾布成为宰相，开始采纳他的建议，下诏有关部门改变法律。不久，侍御史陈次升说：‘祖宗的仁政，对天下施加的恩惠非常广泛。刑法虽然严厉，但改为轻刑的情况很多。只有强盗的法律，特别加重，是为了禁止邪恶而惠及良民。最近朝廷改变法律，下诏将强盗按照赃物应该绞死的人，增加一倍；赃物满额但没有伤害人，以及虽然伤害人但情节轻的，上报朝廷裁决。法律实施后，百姓受到其害，受害的家庭，因为盗贼没有必死的道理，不敢告官，邻居也不帮他们抓捕，担心报复。所以盗贼更加猖獗，重法地区尤其严重。恐怕会养成大盗，给国家带来祸患，请恢复旧法。’曾布被罢相后，翰林学士徐勣又认为这样做不妥，于是下诏按照旧法，之前的诏令不再执行。
在此之前，各路经略、钤辖，不得擅自斩首或者流放百姓。赵抃曾经担任成都知府，于是建议只允许成都四路这样做。王安石坚持不可，但中书省、枢密院一同立法允许这样做。之后，谢景初上奏说：‘成都随意斩首或者释放，很多不恰当。’于是中书省再次删定敕令，只有军士犯罪以及边防紧急情况，才允许特别断决。等到赵抃调任成都，又请求立法，御史刘孝孙也为此请求按照旧法便宜行事，王安石搁置了他的奏章。
武官犯赃，经过赦免叙复后，重新设立年考升迁。皇帝说：‘如果这样，怎么能够戒除贪官？’因此命令改变法律。熙宁六年，枢密都承旨曾孝宽等人制定意见上报，大致仿照文官叙法而略有增减。七年，下诏：‘品官犯罪，按察之官一并奏报弹劾，听从旨意。不得擅自逮捕、罢免其职务和俸禄。’
元丰二年，成都府、利路钤辖上奏说：‘以前川峡地区的绢匹价值为钱二千六百，以此估算赃物，两铁钱相当于铜钱之一。最近绢匹价值不过一千三百，估算赃物两匹才相当于一匹的罪行，大多不至于重法。’命令法寺规定，一钱半相当于铜钱之一。
元祐二年，刑部、大理寺规定：‘所有断案上奏的狱案，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为限，中事九日，小事四日为限。如果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台察及刑部举劾约法状并十日，三省、枢密院再送各减半。有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五日。所有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为限，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为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为限，中事减半，小事三分之一。台察及刑部以三十日为限。每十日，断案用七日，讨论用三日。’
五年，下诏命令官犯罪，涉及边防军政的，文官上报尚书省，武官上报枢密院。中丞苏辙说：‘旧制，文官、吏民断罪公案归中书省，武官、军士归枢密院，而断例的轻重，都不相知。元丰重新制定官制，断案公案由大理寺、刑部上报尚书省，然后上报中书省取旨。从此断案轻重比例，才得以统一，天下称赞其公正。现在又分属枢密院，必然会有罪行相同但判决不同的情况，失去了元丰的本意，请将它们合并归三省。涉及边防军政的事务，命令枢密院一同取旨，这样事情体统统一，而兵政大臣各自得到其职。’六年，下诏：‘文武官有犯涉及边防军政的，刑部定断，仍由三省、枢密院一同取旨。’
刑部提出：‘佃客犯主，加重一等。主人犯佃客，杖刑以下不予追究，徒刑以上减一等。谋杀、盗窃、诈骗、有所规求避免而犯的，不减刑。因斗殴致人死亡的不刺面，流放到邻近的州，情节严重的上报朝廷裁决。所有命官死于官职或离职，如果其送徒途中死亡，则部辖将校、节级与首率众人者徒一年，情节轻的杖一百，即使自首也不免罪。’
政和年间，皇帝下诏说：’官员犯罪，经过三次审问不承认，就奏请追捕；如果情节严重而拒绝招供，才允许使用枷锁审讯。近年来有些官员废弃法律，不分轻重，用枷锁审讯和对待普通人没有区别，这样会让人看轻我的官职和俸禄。应该明确宣布法令，以体现我的体恤之意。’ 又下诏说：’宗室子弟犯罪，要受到公开的庭训和羞辱。以前有脱去衣服受杖刑，伤害身体，使我感到痛心。命令大宗正司严格遵守条例，违反者以违抗御笔论处。’又说：’情节严重的犯罪，要另外进行处分。如果罪行达到流放或流放的刑罚，才允许进行详细审查，其余的只依据众人的证词来定罪，仍然要取得当事人的招供，不得随意使用刑讯逼供。那些应该受到庭训的人，一并送到大宗正司，以符合我敦睦家族的意愿。’中书省说：’《律》中规定，’在官职上犯罪，离职后不再追究’。这是为命官制定的条文。后来沿袭下来，掌管典籍的官员离职，也用离职来免除罪行，有罪的人就解除官职回乡务农，侥幸免于重罪。’皇帝下诏修改《政和敕》中关于掌管典籍的官员离职免除罪行的规定。
左道邪术扰乱法纪，妖言惑众，先王时期就不宽恕，到宋朝更是重视禁止这种行为。所有传播妖教，夜晚聚集早上散去，以及杀人祭祀等行为，都明文规定在法律中，严格监督和调查。所以那些邪恶不轨之徒，无法动摇愚昧的民众。偶尔有人这样做，很快就会失败，这些事情不值得记载。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志-卷一百五十二-注解
五气：指五行之气，即金、木、水、火、土，古代认为这五种元素构成了宇宙万物的基础。
木德：指木的特性，如生长、柔和等，在五行中代表春季，象征着生机和生长。
金德：指金的特性，如坚硬、切割等，在五行中代表秋季，象征着收获和肃杀。
先王：指古代的贤明君主，如尧、舜、禹等。
刑罚：指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措施，包括死刑、流放、杖刑等。
温慈惠和：指君主对待民众的态度应该是温和、慈爱、仁惠和。
义：指正义、道义，是行为准则的体现。
仁：指仁爱、仁慈，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
震仇杀戮：指刑罚的威慑力，使敌人畏惧，减少杀戮。
《书》：指《尚书》，是古代中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记录了上古时期的历史和政治文献。
士：指古代的士人，即知识分子。
祗德：指敬畏和道德。
唐、虞：指唐朝和虞朝，古代的两个朝代，常用来象征理想的政治状态。
礼：指古代的礼仪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王道：指君主的统治之道，即仁政、德治。
陵迟：指衰落、衰败。
五季：指唐朝末年的五个朝代，即梁、唐、晋、汉、周。
太祖、太宗：指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他的儿子赵光义。
重典：指严厉的法律和刑罚。
奸慝：指邪恶之人。
折狱：指审理案件。
虑囚：指审讯囚犯。
底明慎：指审案要明察秋毫，谨慎从事。
忠厚：指忠诚和厚道。
海同：指四海之内，即全国。
文教：指文化和教育。
律令：指法律和命令。
《编敕》：指宋朝编纂的法律文献。
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指中央和地方的不同行政单位。
《刑统》：指宋朝的一部刑法总则。
《仪制令》：指关于礼仪制度的法令。
大中祥符：指宋朝的一个年号。
《农田敕》：指关于农业的法律。
辅臣：指辅助君主的大臣。
憸人：指奸诈之人。
《咸平仪制令》：指咸平年间的礼仪制度法令。
《附令敕》：指附属于《令》的《敕》。
天圣七年：指宋朝的一个年份。
大辟：古代死刑的一种，即斩首。
流：古代的一种刑罚，即流放。
徒：古代的一种刑罚，即流放。
杖：古代的一种刑罚，即鞭打。
笞：古代的一种刑罚，即鞭打。
配隶：指流放并服役。
品官：品官是指按照官品等级划分的官员，官品等级是古代官员等级制度的一部分。
吏：指政府官员。
庶人：指平民。
《禄令》：指关于官员俸禄的法令。
《驿令》：指关于驿站管理的法令。
韩琦：指宋朝的一位大臣。
《庆历敕》：指庆历年间的法律。
《总例》：指总则性的法律。
《一司敕》：指某一行政单位的法律。
《一路敕》：指某一行政区域的法律。
《一州》、《一县敕》：指某一州县的法律。
《续附令敕》：指续编的《附令敕》。
神宗：指宋朝的皇帝赵顼。
敕、令、格、式：指四种法律形式，敕为皇帝的命令，令为一般法律，格为官府的规则，式为格式。
熙宁：指宋朝的一个年号。
元丰：指宋朝的一个年号。
二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是宋朝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
名例：指法律的总则。
断狱：指审理案件。
刘挚：指宋朝的一位大臣。
元祐：指宋朝的一个年号。
熙宁、元丰：指宋朝的两个年号。
崇宁：指宋朝的一个年号。
例：指法律案例，可以作为法律适用的参考。
徽宗：宋徽宗赵佶，北宋末代皇帝，以艺术成就著称，但政治上较为昏庸。
御笔手诏：皇帝亲自书写的诏书，具有最高权威。
靖康初：靖康之变后的初期，指1127年北宋灭亡后的时期。
祖宗：指前代皇帝，这里特指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
蔡京：北宋末年权相，以权谋著称，为害朝政。
国初：指国家建立之初，这里指宋朝建立之初。
嘉祐：宋仁宗赵祯的年号，这里指宋仁宗时期。
政和：宋徽宗赵佶的年号，这里指宋徽宗时期。
绍兴：宋高宗赵构的年号，这里指宋高宗时期。
播迁：指帝王或高官因战乱或其他原因而迁移。
嘉祐条法：宋仁宗嘉祐年间的法律。
敕令：皇帝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
吏胥：指低级官员或文书工作人员。
监察御史：官名，负责监察官员的行为。
刘一止：南宋时期的一位官员。
左右司：官署名，负责处理文书和事务。
大理正：官名，大理寺的正职官员，负责司法审判。
秦桧：南宋时期权相，以卖国求荣著称。
乾道：宋孝宗赵昚的年号，这里指宋孝宗时期。
淳熙：宋光宗赵惇的年号，这里指宋光宗时期。
庆元：宋宁宗赵扩的年号，这里指宋宁宗时期。
理宗：宋理宗赵昀，南宋皇帝。
宝庆：宋理宗赵昀的年号，这里指宋理宗时期。
敕令所言：皇帝的诏令或命令。
禁罔：指法律和禁令。
宋兴：宋朝建立。
折杖之制：古代对杖刑的规定，包括杖的长短和宽度。
藩镇：指地方上的军事行政单位。
跋扈：指地方势力强大，不受中央政府控制。
建隆：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这里指宋太祖时期。
大理寺：古代官署名，负责审理重大案件。
审刑院：古代负责审查刑法的机构。
建中令：唐德宗李适的年号，这里指唐德宗时期。
武宗：唐武宗李炎，唐朝皇帝。
宣宗：唐宣宗李忱，唐朝皇帝。
汉乾祐：后汉乾祐年间的年号，这里指后汉时期。
周初：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建立之初。
陌：古代货币单位，一陌等于一百。
故入死罪：故意将人定罪至死刑。
牧守：指地方官员，牧指牧民，守指守土。
武人：指军人或武官。
率意用法：随意使用法律，不按法律程序行事。
缧系：缧系指被囚禁的人，缧指绳索，系指束缚。在这里指囚犯。
下手诏：下手诏是古代皇帝亲自签署并颁布的命令。
两京诸州：两京指东都和西都，诸州指全国各州。
长吏：长吏指地方官员，这里指州县的长官。
狱掾：狱掾指负责监狱事务的官员。
洒扫：洒扫指清扫。
杻械：杻械指脚镣和手铐。
缇骑：缇骑指宫廷中的侍卫。
仲夏：仲夏指夏天的第二个月，即农历五月。
申敕：申敕指重申命令。
御史：御史是古代官名，负责监察官员，也参与司法审判。
大理官属：大理官属指大理寺的官员，大理寺是古代的最高司法机构。
汉书：汉书是中国古代史书，记载了西汉的历史。
张释之：张释之是西汉时期的名臣，以清廉著称。
于定国：于定国是西汉时期的官员，以公正著称。
岭南：岭南指中国南方的广东、广西、海南等地。
贪犷：贪犷指贪婪凶猛。
穿窬：穿窬指盗窃。
覆奏：指对案件进行多次审议。
广州：广州是中国广东省的省会。
太宗：太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尊称。
躬听断：躬听断指亲自听取案件并作出判决。
胥吏：胥吏指地方官府中的低级官员。
滋蔓：滋蔓指蔓延，这里指案件拖延不决。
禁系：禁系指被拘禁。
江西转运副使：江西转运副使是江西地方的高级官员。
张齐贤：张齐贤是北宋时期的官员，以清廉著称。
刑部：古代官署名，负责司法和刑狱事务。
京府：京府指京城的地方行政机构。
门留：门留指被留在门外的囚犯。
寄禁：寄禁指被寄押的囚犯。
取保：取保指以保人为条件释放。
邸店：邸店指客店。
养疾：养疾指因病治疗。
登闻鼓：登闻鼓是古代的一种制度，允许百姓直接向皇帝申诉。
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是古代的官名，负责监察宫廷。
两浙运司：两浙运司是两浙地区的行政机构。
海隅：海隅指海边。
黄屋紫宸：黄屋紫宸指皇宫。
四裔：四裔指边远的地方。
象阙：象阙指皇宫的宫门。
配务役：配务役指被分配去从事劳役。
神京：神京指首都，这里指北宋的都城东京。
《礼》：《礼》指《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
刑人于市：刑人于市指在市场上执行刑罚。
黄屋紫宸之中：黄屋紫宸之中指皇宫内部。
外处罪人：外处罪人指外地的囚犯。
解送上京：解送上京指将囚犯解送至京城。
诸务充役：诸务充役指从事各种劳役。
御前：御前指皇帝面前。
司钳黥法具：司钳黥法具指负责执行刑罚的官员。
敕杖：敕杖指皇帝颁布的杖刑。
御史、廷尉、京府：御史、廷尉、京府指监察御史、大理寺卿、京兆尹等官员。
具礼监科：具礼监科指按照礼仪监督执行。
重明刑谨法之意：重明刑谨法之意指重视刑罚和法律的严肃性。
司理判官：古代官职，负责审理案件，判决罪犯。
讯囚：审问囚犯。
申长吏：向上级官员申报。
张佖：人名，古代官员。
枉断：错误的判决。
死刑：死刑，指最严重的刑罚。
减赎：减轻刑罚，用财物赎罪。
检法官：负责审查案件的法律官员。
御史台：古代负责监察的机构。
推勘官：负责审讯案件的官员。
京朝官：指在京城的官员。
乘传：乘坐官方传递的马车。
陛辞：皇帝派遣官员出差时的辞行仪式。
杖罪：古代刑罚，用杖打。
枢密直学士：古代官职，掌管军事机密。
中书省：古代官署，负责处理政务。
审刑院详覆官：负责详细审查案件的法律官员。
审刑院举详议官：负责举荐详细审议官员的官员。
详明：详细明确。
徒、流：徒、流是指古代刑罚中的流刑和徒刑。
承天节：古代节日，指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
区断：分区断案。
区遣：分区派遣。
禁军：古代军队，由皇帝直接指挥。
十恶：古代指十种严重的罪行。
劫杀：抢劫并杀害。
谋杀：预谋杀害。
故杀：故意杀人。
斗杀：斗殴中致人死亡。
放火：纵火。
强劫：抢劫。
正枉法赃：故意违法所得的财物。
伪造符印：伪造官印。
厌魅咒诅：使用巫术诅咒。
造妖书妖言：制造并散布邪说。
传授妖术：传授巫术。
合造毒药：共同制造毒药。
禁军诸军：禁军和其他军队。
逃亡为盗：逃亡后成为盗贼。
仁宗：宋仁宗，北宋皇帝。
克自抑畏：自我克制，敬畏法律。
躬自阅实：亲自审阅核实。
失入人罪：错误地判定他人有罪。
迁官：升迁官职。
谳：古代对重大案件进行复审、判决的制度，由官员集体讨论，以防止冤假错案。
诏：诏是古代帝王发布的命令或文告。
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指经过复审后，如果判决是正确的，那么即使复审程序不当，也不算失误。
广听察：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进行详细调查。
防缪滥：防止错误的判决和滥用职权。
杂犯死罪：指多种罪名中包含死罪的情况。
官吏：指担任政府职务的官员。
傥：表示假设，相当于‘如果’。
枉滥：冤枉和滥用职权。
故事：指过去的惯例或先例。
狱具：指案件已经审理完毕。
检讨沿革：审查和讨论法律制度的演变。
淹系：指囚犯被长期关押。
京师：指国都，即首都。
诸州：指全国各州。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
开元：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
生齿：指人口。
天圣：宋仁宗赵祯的年号。
法寺：指负责司法事务的官署。
狴犴：古代监狱的象征。
议者：指提出意见的人。
季秋：秋季的第三个月，即农历九月。
自立春至秋分不决死刑：从立春到秋分期间不执行死刑。
淹留：拖延，延迟。
钦恤：皇帝对百姓的关怀和体恤。
中书：古代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之一。
王曾：北宋时期的一位官员。
法：法律。
抵冒：触犯法律。
刑名：指罪名。
具案以闻：详细记录案件并向上级报告。
贴放：古代的一种刑罚，即贴上标签，流放到边远地区。
集贤校理：古代的一种官职，负责编纂书籍。
尺度：尺寸。
纠察司：古代负责监督司法公正的机构。
盗剥桑柘：指盗窃桑树和柘树。
殿中丞：古代的一种官职，负责宫廷事务。
法官：古代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
改强盗法：修改关于强盗的法律。
斗斛：古代的容量单位。
出戍之家：指被派往边疆服役的家庭。
仓吏：负责管理仓库的官员。
侵渔：贪污腐败。
三司：古代中央政府的财政机构。
主典役人：负责管理典狱的官员。
坊场：市场。
河渡：河流上的渡口。
市利：市场利益。
免行、役剩息钱：免除徭役后剩余的钱。
编敕：编纂敕令。
沙门岛：古代流放犯人的地方。
首罪：首犯。
配：流放。
编敕所修立《告捕获仓法给赏条》：编纂敕令中关于举报捕获仓库盗窃者的赏赐条例。
吕嘉问：北宋时期的一位官员。
哲宗：北宋时期的皇帝。
绍圣：北宋时期的年号。
熙宁四年：熙宁是北宋神宗赵顼的年号，熙宁四年即公元1071年。这里指的是这一年，表示时间背景。
盗贼重法：这是北宋时期制定的一部法律，旨在严厉打击盗贼犯罪，其中包含了加重对盗贼的惩罚措施。
籍其家赀：籍，意为登记；赀，意为财产。这里指的是登记盗贼家庭的财产。
配远恶地：配，意为流放；远恶地，指偏远且环境恶劣的地方。
岭表：古代指五岭以南的地区，即现在的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
囊橐之家：指携带财物的人家，即盗窃的对象。
会降者：会，意为遇到；降，意为减轻。这里指遇到赦免或灾害减轻刑罚的人。
嘉祐中：嘉祐是北宋仁宗赵祯的年号，嘉祐中指的是嘉祐年间，即公元1056年至1063年。
元丰时：元丰是北宋神宗赵顼的年号，元丰时指的是元丰年间，即公元1078年至1085年。
绍圣后：绍圣是北宋哲宗赵煦的年号，绍圣后指的是绍圣年间之后，即公元1094年之后的时期。
妻孥编管法：这是北宋时期制定的一部法律，规定了盗贼的妻子和子女的流放和监管措施。
元符三年：元符是北宋哲宗赵煦的年号，元符三年即公元1100年。
曾布：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曾任宰相，主张改革。
祖宗仁政：祖宗，指前代的皇帝；仁政，指仁爱的政治措施。
举者：举，意为推荐；举者，指被推荐的人。
尉：古代官职，相当于县令。
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指《盗贼重法》最初在开封府及其下辖的各县实施。
元丰敕：元丰敕，指元丰年间的敕令，敕令是皇帝发布的命令。
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绍圣后，指绍圣年间之后；坐，意为定罪；不计人数，即不论犯人数目多少，都予以定罪。
元祐二年：元祐是北宋哲宗赵煦的年号，元祐二年即公元1087年。
佃客：古代指租佃土地的农民。
首率众者：首，指领导者；率，意为带领；众者，指众人。这里指带领众人犯罪的人。
政和间：政和间指的是北宋徽宗赵佶的政和年间，即公元1111年至1118年。
犯罪：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
三问不承：三问不承是指官员犯罪时，经过三次审问仍不承认。
追摄：追摄是指追捕并逮捕。
枷讯：枷讯是指使用枷锁对犯人进行审讯，是一种刑罚。
情理重害：情理重害是指犯罪情节严重，危害极大。
拒隐：拒隐是指拒绝隐瞒或承认犯罪。
称钦恤之意：称钦恤之意是指符合皇帝的怜悯和关怀之意。
宗子：宗子是指宗族中的长子，通常指家族中的主要继承人。
庭训示辱：庭训示辱是指在家族中公开训斥，以示羞辱。
大宗正司：大宗正司是古代官署名，负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
违御笔论：违御笔论是指违反皇帝的亲笔批示。
制勘：制勘是指对案件进行详细审查。
伏辨：伏辨是指承认犯罪。
捶考：捶考是指用棍棒拷打以逼供。
左道乱法：左道乱法是指违背正道，扰乱法纪的行为。
妖言惑众：妖言惑众是指散布迷信言论，迷惑民众。
先王之所不赦：先王之所不赦是指古代圣贤所不允许的行为。
著于法：著于法是指写入法律。
诃察：诃察是指查问、考察。
奸轨不逞之民：奸轨不逞之民是指行为不端、不守法纪的民众。
随辄报败：随辄报败是指一做就失败。
其事不足纪也：其事不足纪也是说这些事情不值得记载。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志-卷一百五十二-评注
政和间，诏：’品官犯罪，三问不承，即奏请追摄；若情理重害而拒隐，方许枷讯。迩来有司废法，不原轻重，枷讯与常人无异，将使人有轻吾爵禄之心。可申明条令，以称钦恤之意。’ 这段文字反映了宋代对官员犯罪的法律态度。其中’三问不承’表明在官员犯罪时，需经过三次审问才可请求追捕，这体现了对官员的尊重和谨慎。然而，’迩来有司废法，不原轻重’则揭示了当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弊端，即官吏滥用权力，不依法行事，导致枷讯等酷刑与常人无异，从而削弱了官职的威严和官员的尊荣。诏书中提出’可申明条令，以称钦恤之意’，体现了皇帝对司法公正的重视和对官员权益的关怀。
又诏：’宗子犯罪，庭训示辱。比有去衣受杖，伤肤败体，有恻朕怀。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条制，违者以违御笔论。’ 这段诏书强调了皇族成员犯罪的惩罚。’宗子犯罪，庭训示辱’意味着皇族成员犯罪时，不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要在家族中受到羞辱。’去衣受杖，伤肤败体’则是对皇族成员犯罪的严厉惩罚，反映了皇权的威严和对家族荣誉的维护。’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条制，违者以违御笔论’则表明皇帝对宗族纪律的重视，以及对违法者的严厉惩罚。
又曰：’其情理重害，别被处分。若罪至徒、流，方许制勘，余止以众证为定，仍取伏辨，无得辄加捶考。其合庭训者，并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 这段文字说明了对于犯罪行为的处理方式。’情理重害’指罪行严重，需要特别处理。’若罪至徒、流，方许制勘’意味着只有罪行达到流放或徒役的程度，才能进行详细审查。’余止以众证为定，仍取伏辨，无得辄加捶考’则是对司法程序的规定，强调证据的重要性，以及对酷刑的禁止。’其合庭训者，并送大宗正司’表明皇帝希望通过大宗正司来维护家族的和谐，体现了对家族关系的重视。
中书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论’。盖为命官立文。其后相因，掌典去官，亦用去官免罪，有犯则解役归农，幸免重罪。’诏改《政和敕》掌典解役从去官法。’ 这段文字涉及到了官员犯罪的赦免问题。’《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论’表明在官员犯罪时，如果离职，则不再追究责任。这是对官员的一种保护，同时也是对法律的一种解释。’诏改《政和敕》掌典解役从去官法’则是对原有法律的修正，体现了皇帝对法律灵活运用的态度。
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间有为之，随辄报败，其事不足纪也。’ 这段文字反映了宋代对邪教和迷信的严厉打击。’左道乱法，妖言惑众’揭示了邪教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先王对邪教的禁止。’著于法，诃察甚严’表明宋代法律对邪教的明确禁止和严格执法。’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则反映了法律对维护社会稳定和道德秩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