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代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等，他们参与了《宋史》的编纂工作，全面记录了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过程。
年代：成书于元代（约14世纪）。
内容简要：《宋史》是元代史学家对宋朝历史的总结，详细记载了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的建立到宋朝灭亡的全过程。全书分为本纪、志、列传等多个部分，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宋朝繁荣的文化和复杂的政治斗争，是研究宋朝历史的权威文献之一。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志-卷一百三十六-原文
其在福建曰福州长清场，岁鬻十万三百石，以给本路。
天圣以来，福漳泉州、兴化军皆鬻盐，岁视旧额增四万八千九百八石。
熙宁十年，有廖恩者起为盗，聚党掠州郡。
恩既平，御史中丞邓闰甫言：’闽越山林险阻，连亘数千里，无赖奸民比他路为多，大抵盗贩盐耳。恩平，遂不为备，安知无蹑恩之迹而起者？’乃诏福建路蹇周辅度利害。
周辅言：’建、剑、汀州、邵武军官卖盐价苦高，漳、泉、福州、兴化军鬻盐价贱，故盗多贩卖于盐贵之地。异时建州尝计民产赋钱买盐，而民惮求有司，徒出钱或不得盐。今请罢去，颇减建、剑、汀、邵武盐价，募上户为铺户，官给券，定月所卖，从官场买之，如是则民易得盐，盗贩不能规厚利。又稍兴复旧仓，选吏增兵。立法，若盗贩、知情囊橐之者，不以赦原；三犯，杖、编管邻州；己编管复犯者，杖、配犯处本城。’皆行之，岁增卖二十三万余斤，而盐官数外售者不预焉。
元丰二年，提举盐事贾青请自诸州改法酌三年之中数立额。
又请捕盗官获私盐多者，论赏不限常法。
三年，青上所部卖盐官吏岁课，比旧额增羡。
诏曰：’周辅承命创法，青相继奉行，期年有成，课增盗止，东南赖之。’时周辅已擢三司副使，监司已次被赏者凡二十人。
哲宗即位，御史中丞黄履奏福建多以盐抑民，诏：’去岁先帝已立分遣御史、郎官察举监司之法，福建遣御史黄降，江西遣御史陈次升按之。’继又以命吏部郎中张汝贤并察举周辅所立盐法。
降言：’福州缘王氏之旧，每产钱一当余州之十，其科纳以此为率，余随均定，盐额亦当五倍，而实减半焉。昨王子京奏立产盐法，失于详究，遂概以额增，多寡之间，辽远绝殊，远民久无以伸。’诏付汝贤。
明年，按察司尽以所察事状闻，于是福建转运副使贾青、王子京皆坐掊克，谪监湖广盐酒税；刑部侍郎蹇周辅坐议江西盐法，掊克诞谩，削职知和州；郏亶坐倡议运广盐江西，张士澄坐附会推行周辅之法，肆志抑扰，并黜官；闽清县尹徐寿独用盐法初行，能守官不挠，民以故不多受课，言于朝加赏焉。
汝贤请定福建产卖盐额，诏从其请；凡抑民为盐户及愿退不为行者，以徒一年坐之；提举盐事官知而不举，论如其罪。
已而殿中侍御史吕陶奏：’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等路盐法之弊，流毒生灵，遣使按视，谴黜聚敛之吏，以慰困穷之民，天下皆知公议之不可废也。然湖南、江西运卖广盐添额之害，京东、河北榷盐，皆章惇所倡，愿付有司根治其罪，使贼民罔上之臣，少知所畏。’
监察御史孙升继言：’江西、湖南盐法之害，两路之民，残虐涂炭，甚于兵火，独提举官刘谊乃能上言极其利害，谊坐夺官勒停。’诏复谊官，起守韶州。
崇宁以后，蔡京用事，盐法屡变。
独福建盐于政和初斤增钱七，用熙宁法听商人转廊算请，依六路所算末盐钱每百千留十之一，输请盐处为盐本钱。
建炎间，淮、浙之商不通，而闽、广之钞法行；未几，淮、浙之商既通，而闽、广之钞法遂罢。
旧法，闽之上四州建、剑、汀、邵行官卖盐法，闽之下四州福、泉、漳、化行产盐法。（随税输盐也。）官卖之法既革，产盐之法亦弊，钞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
故当时转运、提举司请上四州依上法，下四州且令依旧。
及钞法既罢，岁令漕司认钞钱二十万缗输行在所榷货务，自后或减或增，卒为二十二万缗。
二十七年，常平提举张汝楫复申明钞法，上以问宰执。
陈诚之奏曰：’建、剑山溪之险，细民冒法私贩，虽官卖盐犹不能革；若使民自卖，其能免私贩乎？私贩既多，钞额必亏。’上曰：’中间曾用钞法，未几复罢。若可行，祖宗已行之矣。大抵法贵从容，不然不可经久。’
淳熙五年，诏泰宁、尤溪两县计产买盐之令，更不施行。
八年，福建市舶陈岘言：’福建自元丰二年转运使王子京建运盐之法，不免有侵盗科扰之弊，且天下州县皆行钞法，独福建膺运盐之害。绍兴初，赵不已尝措置钞法，而终不可行者，盖漕司则藉盐纲为增盐钱，州县则藉盐纲以为岁计，官员则有卖盐食钱、縻费钱，胥吏则有发遣交纳常例钱，公私龃龉，无怪乎不可行也。钞法未成伦序，而纲运遽罢，百姓率无食盐，故漕运乘此以为不便，请抱引钱而罢钞法。钞法罢而纲运兴，官价高而私价贱，民多食私盐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于是诏岘措置。
岘请从榷货务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为五等，造大小钞给买，仍预措置卖钞，先以本钱畀三仓买盐，以备商旅请买。
九年正月，以福建盐自来运卖，近为钞法敷扰害民，于是诏福建转运司，诸州盐纲依旧官般官卖。
三月，诏转运傅自得、杨由义廉察官卖盐未便者，措置以闻。
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抚制置赵汝愚言：
汀州民贫，而官盐抑配视他州尤甚，乞以汀州为客钞。
事下提举应孟明及汀州守臣议，孟明等言：
上四州军有去产盐之地甚迩者，官不卖盐则私禁不严，民食私盐则客钞不售，既无翻钞之地则客卖销折，所以钞法屡行而屡罢。
四川阔远，犹不可翻钞，汀州将何所往？故钞法虽良，不可行于汀州，惟裁减本州并诸县合输内钱，而严科盐之禁，庶几汀民有瘳矣。
复下转运赵彦操等措置裁减，以岁运二百万四千斤会之，总减三万九千三十八缗有奇，又免其分隶诸司，则汀州六邑岁减于民者三万九千缗有奇，减于官者一万缗有奇，所补州用又在外。
盖上四州财赋绝少，所恃者官卖盐耳。
又濒海诸郡计产输钱，官给之盐以供食，其后遂为常赋，而民不复请盐矣，此又下四州产盐之弊也。
宁宗嘉定六年，臣僚尝极言之，于是下转运司，将福之下四州军凡二十文产以下合输盐五斤之家尽免，其折户产钱仅及二十文者不输盐钱。
宝庆二年，监察御史梁成大言：
福建州县半系频州产盐之地，利权专属漕臣，乃其职也。
盐产于福州、兴化，而运于建、剑、汀、邵，四郡二十二县之民食焉。
福建提举司主常平茶事而盐不预，漕司与认净镪以助用，近来越职营利，多取纲运，分委属县。
县邑既为漕司措办课盐，今又增提举司之额，其势必尽敷于民，殆甚于青苗之害。
望将运盐尽归漕司，提举司不得越职，庶几事权归一，民瘼少苏矣。
从之。
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曰：
福建上四州县倚盐为课，其间有招趁失时，月解拖欠，其欠在宝祐五年以前者，并与除放。
尚敢违法计口科抑者，监司按劾以闻。
三年，臣僚言：
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税赋不足，州县上供等钱银、官吏宗子官兵支遣，悉取办于卖盐。
转运司虽拘榷盐纲，实不自卖。
近年创例自运盐两纲，后或岁运十纲至二十纲，与上四州县所运岁额相妨，而纲吏搭带之数不预焉。
州县被其搀夺，发泄不行，上供常赋，无从趁办，不免敷及民户，其害有不可胜言者。
有旨：
福建转运司视自来盐法，毋致违戾；
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依此施行。
广州东筦、静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
廉州白石、石康二场，岁鬻三万石，以给本州及容、白、钦、化、蒙、龚、藤、象、宜、柳、邕、浔、贵、宾、梧、横、南仪、郁林州。
又高、窦、春、雷、融、琼、崖、儋、万安州各鬻以给本州，无定额。
天圣以后，东、西海场十三皆领于广州，岁鬻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给东、西二路。
而琼、崖诸州，其地荒阻，卖盐不售，类抑配衙前。
前后官此者，或擅增盐数，煎盐户力不给，有破产者。
元丰三年，朱初平奏蠲盐之不售者，又约所卖数定为煎额，以惠远民。
久之，广西漕司奏民户逋盐税，其县令监官虽已代，并住奉勒催，须足乃罢。
而广东漕臣复奏岭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干官，提点刑狱兼提举盐事，考较赏罚如之。
琼、崖等州复请赋盐于民，斤重视其户等，而民滋困矣。
南渡，二广之盐皆属于漕司，量诸州岁用而给之盐。
然广东俗富，犹可通商；广西地广莫而雕瘁，食盐有限，商贾难行。
自东广而出，乘大水无滩碛，其势甚易；自西广而出，水小多滩碛，其势甚难。
建炎末鬻钞，未几复止，然官般、客钞，亦屡有更革；东、西两漕，屡有分合。
绍兴元年三月，南恩州阳江县土生碱，募民垦之，置灶六十七，产盐七十万八千四百斤，收息钱三万余缗。
十有二月，复置广西茶盐司。
八年，诏广西盐岁以十分为率，二分令钦、廉、雷、化、高五州官卖，余八分行钞法。
寻又诏广东盐九分行钞法，一分产盐州县出卖。
广南去中州绝远，土旷民贫，赋入不给，故漕司鬻盐，以其息什四为州用，可以粗给，而民无加赋。
昭州岁收买盐钱三万六千缗，以七千缗代浔、贵州上供赴经略司买马，余为州用。
及罢官卖，遂科七千缗于民户，谓之縻费钱焉。
九年，罢广东官卖，行客钞法，以其钱助鄂兵之费。
孝宗乾道四年，罢盐钞，令广西漕司自认漕钱二十万。
且广西之盐乃漕司出卖，自乾道元年因曾连请并归广东，于是度支唐琢言：
广西盐引钱欠几八千万缗，缘向来二广盐事分东西两司，而西路盐常为东路所侵，昔广西自作一司，故盐不至于亏减；
今既罢西司并入东路，则广东之盐无复禁止，广西坐失一路所入。
故有是命。
既而宰执进蒋芾之奏：
盐利旧属漕司，给诸州岁；自卖钞盐之后，漕司遂以苗米高价折钱。
今朝廷更不降盐钞，只今漕司认发岁额，则漕司自获盐息，析米招籴之弊皆去矣。
九年，诏广州复行官般官卖法。
淳熙三年，诏广西转运司岁收官盐息钱三分拨诸州，七分充漕计，从经略张栻请也。
栻去而漕臣赵公浣增盐直斤百钱为百六十，钦州岁卖盐千斛而五增之。
六年，侍御史江溥以为言，上黜公浣，诏闽、广卖盐自有旧额定直，自今毋得擅增。
九年，诏遣浙西抚干胡廷直访求利害，与帅、漕、提举详议以闻。
使还，寻以廷直提举广东同措置广西盐事。
十五年，诏曰：”广南在数千里外，疾痛难于上闻，朕悯之尤切。盖盐者，民资以食，向也官利其赢，转而自鬻，久为民疾。朕为之更令，俾通贩而杜官鬻，民固以为利矣；然利于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动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监司、守令以为民，朕有美意，弗广其推，顾挠而坏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置之法。”
于是命詹仪之知静江府，并广东、西盐事为一司，其两路卖盐，岁以十六万五千箩为额。
仪之等言：”两路盐且以十万箩为额，俟三数年，视其增亏，乃增其额。所有客钞东西路通货钱与免，以便商贩。”
十六年，经略应孟明言：”广中自行钞法，五六年间，州县率以钞抑售于民，其害有甚于官般.”
诏孟明、朱晞颜与提举广南盐事王光祖从长措置经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
宝庆元年，以广州安抚司水军大为兴贩，罢其统领尹椿、统辖黄受，各降一官。
鬻碱为盐，向并州永利监，岁鬻十二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忻、代、石、岚、宪、辽、泽、潞、麟、府州，威胜、岢岚、火山、平定、宁化、保德军，许商人贩鬻，不得出境。
仁宗时，分永利东、西两盐，东隶并州，西隶汾州。
籍州民之有碱土者为铛户；户岁输盐于官，谓之课盐；余则官以钱售之，谓之中卖。
盐法亦与海盐同，岁鬻视旧额减三千四百三十七石。
河东唯晋、绛、慈、隰食池盐，余皆食永利盐。
其入官，斤为八钱或六钱，出为钱三十六，岁课缗钱十八万九千有奇。
自咸平以来，听商人辇盐过河西麟府州、浊轮砦贸易，官为下其价予之。
后积盐益多，康定初，罢东监鬻盐三年。
皇祐中，又权罢西监鬻盐，俟盐少复故。
时议者请募商人入刍粟麟府州、火山军，予券偿以盐，从之。
既而刍粟虚估高，券直千钱，为盐商所抑，才售钱四百有余，而出官盐五十斤，蠹耗县官。
或请罢入刍粟，第令入实钱，转运司议以为非便而止。
大抵碱土或厚或薄，薄则利微，铛户破产不能足其课。
至和初，韩琦请户满三岁，地利尽得自言，摘他户代之。
明年，又诏铛户输岁课以分数为率，蠲复有差，遇水灾，又听摘他户代役，百姓便之。
河北、陕西亦有鬻碱为盐者，然其利薄。
明道初，尝诏废河中府、庆成军碱场，禁民鬻盐以侵池盐之利。
熙宁八年，三司使章惇言：”两监旧额岁课二十五万余缗，自许商人并边中粮草，增饶给钞支盐，商人得钞千钱，售价半之，县官阴有所亡，坐贾获利不赀。又私盐不禁，岁课日减，今才十万四千余缗，若计粮草虚估，官才得实钱五万余缗，视旧亏十之八。请如解盐例，募商人入钱请买，或官自运，鬻于本路，重私贩之禁，岁课且大增，并边市粮草，一用见钱.”
诏如所奏，官自运鬻于本路。
元丰元年，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言：”永利东、西监盐，请如庆历前商人输钱于麟、府、丰、代、岚、宪、忻、岢岚、宁化、保德、火山等州军，本州军给券于东、西监请盐，以除加饶折籴之弊。仍令商人言占户所卖地，即盐已运至场务者，商人买之加运费。如是则官盐价平而商贩通.”
遂行其说，用安石为河东都转运使。
安石请犯西北青白盐者，以皇祐敕论罪，首从皆编配；又青白入河东，犯者罪至流，所历官司不察者罪之。
四年，安石自言治盐岁有羡余，及增收忻州碱地铛户、马城池盐课，诏安石迁官，赏其属。
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言：”异时河东除食解盐，余仰东、西永利盐，未尝阙。元丰三年后，前宰相蔡确、兄砺等始议创增河东忻州马城池盐，夹硝味苦，民不愿买。乞下转运司，苟无妨阙，即止勿收.”
诏从之。
四年，陈安石坐为河东转运使附会时论，兴置盐井，害及一路，降知郑州。
先是，熙宁中，议收熙河蕃部包顺盐井，或以为非宜，王安石谓边将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议者不能夺焉。
六年，诏代州卖盐年额酌以中数，以八十五万斤为额，部内多少均裁之。
绍圣元年，河东复行官卖法。
崇宁三年，以河东三路钞无定估，本路尤贱，害于籴买，罢给三路钞，止给见钱钞，他如河北新降钞法。
四年，诏河东永利两监土盐仍官收，见缗鬻之，听商人入纳算请，定往河东州军，罢客贩东北盐入河东者。
鬻井为盐，曰益、梓、夔、利，凡四路。
益州路一监九十八井，岁鬻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二石；
梓州路二监三百八十五井，十四万一千七百八十石；
夔州路三监二十井，八万四千八百八十石；
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万二千二百石：
各以给本路。
大为监，小为井，监则官掌，井则土民干鬻，如其数输课，听往旁境贩卖，唯不得出川峡。
初，川峡承旧制，官自鬻盐。
开宝七年，诏斤减十钱，令干鬻者有羡利但输十之九。
太平兴国三年，石拾遗郭泌上言：
剑南诸州官粜盐，斤为钱七十。
盐井浚深，鬻盐极苦，樵薪益贵，辇之甚艰，加之风水之虞，或至漂丧；
豪民黠吏，相与为奸，贱市于官，贵粜于民，至有斤获钱数百，官亏岁额，民食贵盐。
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文，则豪猾无以规利，民有以给食。
从之。
有司言：
昌州岁收虚额盐万八千五百余斤，乃开宝中知州李佩掊敛以希课最，废诸井薪钱，岁额外课部民鬻盐，民不习其事，甚以为苦，至破产不能偿其数，多流入他部，而积年之征不可免。
诏悉除之，其旧额二万七千六十斤如故。
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盐不足，许商贩阶、文州青白盐、峡路井盐、永康军崖盐，勿收算。
川峡诸州自李顺叛后，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盐偿之。
景德二年，权三司使丁谓言：
川峡粮储充足，请以盐易丝帛。
诏诸州军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从其请。
大中祥符元年，诏沪州南井灶户遇正、至、寒食各给假三日，所收日额，仍与除放。
三年，减沪州淯井监课盐三之一。
仁宗时，成都、梓、夔三路六监与宋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岁课减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七石；
梓州路增井二十八，岁课减十一万一十九石；
利州路井增十四，岁课减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
夔州路井增十五，岁课减三千一百八十四石。
各以给一路，夔州则并给诸蛮，计所入盐直，岁输缗钱五分，银、绸绢五分。
又募人入钱货诸州，即产盐厚处取盐，而施、黔并边诸州，并募人入米。
康定元年，淮南提点刑狱郭维言：
川峡素不产银，而募人以银易盐，又盐酒场主者亦以银折岁课，故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而官得银复辇置京师，公私劳费。
请听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给券受盐于川峡，或以折盐酒岁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
诏行之。
既而入银陕西者少，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凤翔、永兴。
会西方用兵，军食不足，又诏入刍粟并边，俟有备而止。
刍粟虚估高，盐直贱，商贾利之。
西方既无事，犹入中如故。
夔州转运使蒋贲以为入中十余年，虚费夔盐计直二十余万缗，令陕西用池盐之利，军储有备，请如初。
诏许之。
先是，益、利盐入最薄，故并食大宁监、解池盐，商贾转贩给之。
庆历中，令商人入钱货益州以射大宁监盐者，万斤增小钱千缗，小钱十当大钱一。
贩者滋少，蜀中盐踊贵，斤为小钱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彦博以为言，诏皆复故。
四路盐课，县官之所仰给，然井源或发或微，而积课如旧，任事者多务增课为功，往往贻患后人。
时方切于除民疾苦，尤以远人为意，有司上言，辄为蠲减。
初，盐课听以五分折银、绸、绢，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银一两、绸绢一匹折钱六百至一千二百，后诏以课利折金帛者从时估。
荆湖之归、峡二州，州二井，岁课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给本州。
熙宁中，蜀盐私贩者众；禁不能止。
欲尽实私井，运解盐以足之，议未决。
神宗以问修起居注沈括，对曰：
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
然忠、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
议遂寝。
九年，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十万席。
侍御史周尹奏：
成都府路素仰东川产盐，昨转运司商度卖陵井场，遂止东盐及闭卓筒井，失业者众，言利之臣，复运解盐，道险续运甚艰；
成都盐踊贵，东川盐贱，驱民冒法。
乞东川盐仍入成都，勿闭卓筒井，罢官运解盐。
诏商贩仍旧，卖解盐依客商例，禁抑配于民。
未几，官运解盐竟罢。
元祐元年，诏委成都提点刑狱郭概体量盐事。
右司监苏辙劾概观望阿附，奏不以实，且言：
四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斤为钱百二十，近岁碱泉减耗，多杂沙土；
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贩小井白盐，价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概不念民朝夕食此贵盐。
诏遂罢概，今黄廉体量以闻。
上封事者言：
有司于税课外，岁令井输五十缗，谓之官溪钱。
诏付廉悉蠲之。
诏自今溪有盐井输课利盐税外，毋得更增以租。
崇宁二年，川峡利、洋、兴、剑、蓬、阆、巴、绵、汉、兴元府等州，
并通行东北盐。
四年，梓、遂、夔、绵、汉州、大宁监等盐仍鬻于蜀，
惟禁侵解盐地。
绍兴二年，四川总领赵开初变盐法，仿大观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
大抵与茶法相类，而严密过之。
斤输引钱二十有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
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六，其后又增贴输等钱。
凡四川四千九百余井，岁产盐约千余万斤，
引法初行，百斤为一担，又许增十斤勿算以优之，
其后递增至四百余万缗。
二十九年，减西和州卖盐直之半。
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质、总领程价言：
推排四路盐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场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场一百五十依旧额煎输；
其自陈或纠决增额者井一百二十五、场二十四，并今渲淘旧井亦愿入籍者四百七十九；
其无盐之井，即与刬除，不敷而抱输者，即与量减；
共减钱引四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钱引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户免困重额。
七年，元质又言：
盐井推排，所以增有余补不足，有司务求赢余，盈者过取，涸者略减，尽出私心。
今后凡遇推排，以增补亏，不得逾已减之数。
十一年，以京西转运副使江溥言金州帅司置场拘买商盐，高价科卖，致商旅坐困，民食贵盐，诏金州依法听商人从便买卖，不得置场拘催。
初，赵开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鬻盐，输土产税而已。
然碱脉有盈缩，月额有登耗，间以虚钞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坏。
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担有增至百六十斤者。
又逃绝之井，许增额承认，小民利于得井，界增其额，而不能售，其引息土产之输，无所从出，由是刎缢相寻，公私病之。
光宗绍熙三年，吏部尚书赵汝愚言：
绍兴间赵开所议盐法，诸井皆不立额，惟禁私卖，而诸州县镇皆置合同场，以招商贩，其盐之斤重，远近皆平准之，使彼此均一而无相倾夺，贵贱以时而为之翕张。
今其法尽废，宜下四川总所视旧法施行。
时杨辅为总计，去虚额，闭废井，申严合同场法，禁斤重之逾格者，而重私贩之罚，盐直于是顿昂。
辅又请罢利州东路安抚司所置盐店六，及津渡所收盐钱，与西路兴州盐店。
后总领陈晔又尽除官井所增之额焉。
五年，户部言：
潼川府盐、酒为蜀重害。
盐既收其土产钱给卖官引，又从而征之，矧州县额外收税，如买酒钱、到岸钱、榻地钱之类，皆是创增。
于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诸司。
宁宗嘉定七年，诏四川盐井专隶总所，既而宣抚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军兴，乃复夺之。
茶 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
初，京城、建安、襄复州皆置务，后建安、襄复州务废，京城务虽存，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
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
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
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
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鬻皆就本场。
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
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
荆湖则江陵府、潭、澧、鼎、鄂、岳、归、峡七州、荆门军；
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
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百二十七万九千余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余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悉送六榷务鬻之。
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
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唯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
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
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
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
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者。
买腊茶斤自二十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
鬻腊茶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十等。
民之欲茶者售于官，给其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
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计直于茶如京师。
至道末，鬻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余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余贯。
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
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
园户辄毁败茶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
旧茶园荒薄，采造不充其数者，蠲之。
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
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
自后定法，务从轻减。
太平兴国二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
淳化三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本条加一等论。
凡结徒持杖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
太平兴国四年，诏鬻伪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
雍熙二年，民造温桑伪茶，比犯真茶计直十分论二分之罪。
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损官课言加犯私盐一等，非禁法州县者，如太平兴国诏条论决。
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
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及颗、末盐。
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茶盐于江、淮。
淳化三年，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请罢诸榷务，令商人就出茶州军官场算买，既大省辇运，又商人皆得新茶。
诏以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与映副之。
四年二月，废沿江八务，大减茶价。
诏下，商人颇以江路回远非便，有司又以损直亏课为言。
七月，复置八务，罢制置使、副。
至道初，刘式犹固执前议，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言商人市诸州茶，新陈相糅，两河、陕西诸州，风土各有所宜，非参以多品则少利，罢榷务令就茶山买茶不可行。
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说，命宰相召盐铁使陈恕等与式、允恭定议，召问商人，皆愿如淳化所减之价，不然，即望仍旧。
有司职出纳，难于减损，皆同允恭之说，式议遂寝。
即以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
二年，从允恭等请，禁淮南十二州军盐，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以茶。
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积，岁课增五十万八千余贯，允恭等皆被赏。
初，商人以盐为急，趋者甚众，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场耗，随所在饶益。
其输边粟者，持交引诣京师，有坐贾置铺，隶名榷货务，怀交引者凑之。
若行商，则铺贾为保任，诣京师榷务给钱，南州给茶；若非行商，则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
及南北和好罢兵，边储稍缓，物价差减，而交引虚钱未改。
既以茶代盐，而买茶所入不补其给，交引停积，故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数年之外，京师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价，官私俱无利。
是年，定监买官亏额自一厘以上罚奉、降差遣之制。
景德二年，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旧制详定，而召茶商论议，别为新法：其于京师入金银、绵帛实直钱五十千者，给百贯实茶，若须海州茶者，入见缗五十五千；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茶增十千，次边增五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陕西缘边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须海州茶者，纳物实直五十二千，次边所增如河北缘边之制。
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给，皆如京师。
河北次边、河东缘边次边，皆不得射海州茶。
茶商所过，当输算，令记录，候至京师并输之。
仍约束山场，谨其出纳。
议奏，三司皆以为便。
五月，以溥为淮南制置发运副使，委成其事。
行之一年，真宗虑未尽其要，三年，命枢密直学士李浚等比较新旧法利害。
时新法方行，商人颇眩惑，特等请罢比较，从之。
有司上岁课：元年用旧法，得五百六十九万贯，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万贯，三年二百八万贯。
特言’所增盖官本少而有利’，乃实课也，所亏虚钱耳。
四年秋，特等皆迁官，仍诏三司行新法，不得辄有改更。
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编成《茶法条贯》并课利总数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旧有交引而未给者，已给而未至京师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数，折纳入官。
大约商人有旧引千贯者，令新法岁入二百千，候五岁则新旧皆给足。
官府有茶充公费者，虑其价贱乱法，悉改以他物。
山场节其出耗，所过商税严其觉举。
诸榷务所受茶，皆均第配给场务，以交引至先后为次。
大商刺知精好之处，日夜走僮使赍券诣官，率多先焉。
初，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监买官赏罚之式，凡买到入算茶，及租额递年送榷务交足而有羡余者，即理为课绩，其不入算者，虽多不在此限。
大中祥符五年，岁课二百余万贯，六年至三百万贯，七年又增九十万贯，八年才百六十万贯。
是时数年间，有司以京师切须钱，商人旧执交引至场务即付物，时或特给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复令别输二分见缗，谓之贴纳。
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无贴纳，则贱鬻于豪商。
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岁之内文移小改至十数者，商人惑之，顾望不进。
乃诏刑部尚书冯拯、翰林学士王曾详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为言，而上封者犹竞陈改法之弊。
九年，乃命翰林学士李迪、权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杂吕夷简与三司同议条制。
时以茶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陕西交引愈贱，鬻于市才八千。
知秦州曹玮请于永兴、凤翔、河中府官出钱市之，诏可。
迪等以入中缗钱、金帛，旧从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请令十分输缗钱四五，又定加饶贴纳之差。
然凡有条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务执前制，罕所变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请放行茶货。
左谏议大夫孙奭言：’茶法屡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经久之制。’即诏奭与三司详定，务从宽简。
未几，奭出知河阳，事遂止。
三司言：’陕西入中刍粮，请依河北例，斗束量增其直，计实钱给钞，入京以见钱买之，愿受茶货交引，给依实钱数，令榷货务并依时价纳缗钱支茶，不得更用刍粮文钞贴纳茶货。’诏每八百千，增五千茶与之，余从其请。
时陕西交引益贱，京师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
五年，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阁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师市而毁之。
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
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犀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偫，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
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
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
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
初，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
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
遂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总之。
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余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杂费不预，是则虚数多而实利寡，请罢三说，行贴射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
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
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害，故有贴射之名。
若岁课贴射不尽，或无人贴射，则官市之如旧。
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者，计所负数如商人入息。
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
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
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
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
至是，既更为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增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为八万。
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量增其直。
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给券至京，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
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敝。
朝廷皆用其说。
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为轻重，而论者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
会江、淮计置司言茶有滞积坏败者，请一切焚弃。
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又遣官行视茶积。
谘等因条上利害，且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八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以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反亡本钱三之一，得不偿失，敝在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说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五万一千至六万二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五十七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入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贵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以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以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旧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计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坏败不可用者尔。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动摇，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毋为流言所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赐典吏银绢有差，然论者犹不已。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志-卷一百三十六-译文
在福建，称为福州长清场，每年卖出十万三百石盐，用来供应本路。自天圣年间以来，福、漳、泉、兴化军都卖盐，每年的销售量比旧额增加了四万八千九百八石。
熙宁十年，有个叫廖恩的人起兵为盗，聚集党羽抢掠州郡。廖恩被平定后，御史中丞邓闰甫说：‘闽越的山林险阻，连绵数千里，无赖奸民比其他路要多，大抵都是盗贩盐的人。廖恩被平定后，就不再防备，怎么知道没有跟随廖恩的足迹而起事的人呢？’于是下诏让福建路的蹇周辅评估利弊。蹇周辅说：‘建、剑、汀、邵武军官卖盐价格高，漳、泉、福州、兴化军卖盐价格低，所以盗贼多在盐价高的地方贩卖。以前建州曾计算民产赋钱买盐，但民众害怕求助于官府，白白出钱有时还得不到盐。现在请求取消这一做法，适当降低建、剑、汀、邵武的盐价，招募富裕人家为铺户，官方发放凭证，规定每月所卖的数量，从官方市场购买，这样民众就更容易得到盐，盗贩也不能获得厚利。另外，稍微恢复旧仓库，选拔官员增加兵力。制定法律，如果盗贩盐或知情不报的人，不因赦免而免罪；三次犯罪，杖刑、流放到邻州；已经被流放又犯罪的人，杖刑、发配到犯罪地点的本城。’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实施，每年增加卖盐二十三万余斤，而盐官在规定数量之外的卖盐不计入其中。
元丰二年，提举盐事贾青请求从各州改变方法，根据三年中的平均数确定额数。又请求对于捕获私盐数量多的捕盗官，按常法以外的标准给予奖赏。三年，贾青上报所管辖的卖盐官吏的年度税收，比旧额增加。
哲宗即位后，御史中丞黄履上奏福建多用盐来压制民众，下诏说：‘去年先帝已经制定了分遣御史、郎官考察监察官员的方法，福建派遣御史黄降，江西派遣御史陈次升去考察。’接着又命令吏部郎中张汝贤一起考察周辅所制定的盐法。黄降说：‘福州因为王氏的旧例，每生产一钱相当于其他州的十钱，征收的标准以此为率，其余随均定，盐额也应增加五倍，但实际上减少了半数。昨天王子京上奏建立产盐法，没有详细研究，就一概增加额数，多寡之间，距离遥远，远方的民众长时间无法申诉。’下诏交给张汝贤处理。
明年，按察司将所调查的事情全部上报，于是福建转运副使贾青、王子京都因搜刮民财被定罪，被贬谪到湖广盐酒税官；刑部侍郎蹇周辅因议论江西盐法，搜刮民财，虚报不实，被剥夺官职，贬为和州知州；郏亶因倡议将广盐运往江西，张士澄因附和推行蹇周辅的方法，肆意压制民众，都被罢官；闽清县尹徐寿独自执行盐法初期，能够坚守官职不屈服，因此民众因此不多受税收，朝廷因此给予他奖励。
张汝贤请求确定福建产卖盐的额数，下诏同意了他的请求；对于压制民众成为盐户以及愿意退出而不执行的人，以一年徒刑定罪；提举盐事官知道而不举报的，按其罪行论处。
不久，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说：‘朝廷因为福建、江西、湖南等路盐法的弊端，毒害了民众，派遣使者巡视，谴责罢免了搜刮民财的官员，以安慰困苦的民众，天下都知道公正的议论不可废弃。然而湖南、江西运卖广盐增加额数的害处，京东、河北的盐税，都是章惇提出的，希望交给有关部门根治其罪，让那些欺骗君主的臣子，稍微知道所畏惧的。’监察御史孙升接着说：‘江西、湖南盐法的害处，两路的民众，遭受的残害比战火还要严重，只有提举官刘谊能够上奏说明其害处，刘谊因此被剥夺官职。’下诏恢复刘谊的官职，起用他担任韶州知州。
崇宁年间以后，蔡京掌权，盐法多次变更。只有福建在政和初年每斤盐增加七钱，采用熙宁年的方法，允许商人转手计算盐钱，按照六路所计算的末盐钱每百千留下一成作为盐本钱。
建炎年间，淮、浙的商人不通，而闽、广的钞法实行；不久，淮、浙的商人已经畅通，闽、广的钞法就取消了。旧法中，福建的上四州建、剑、汀、邵实行官卖盐法，下四州福、泉、漳、化实行产盐法。（随税输盐。）官卖法废除后，产盐法也出现了问题，钞法一实行，弊端似乎可以革除，但民俗又有不便之处。因此当时转运、提举司请求上四州依照旧法，下四州暂时仍按旧法执行。等到钞法取消后，每年命令漕司认缴二十万缗钞钱输送到行在所榷货务，此后或增或减，最终定为二十二万缗。
二十七年，常平提举张汝楫再次申明钞法，皇帝询问宰相。陈诚之奏说：‘建、剑的山溪险峻，普通民众冒着违法私贩，即使官卖盐也不能革除；如果让民众自己卖盐，难道能避免私贩吗？私贩既然多，钞额必然亏损。’皇帝说：‘中间曾经使用钞法，不久又取消了。如果可行，祖宗已经实行过了。大抵法律贵在从容，否则不能持久。’淳熙五年，下诏泰宁、尤溪两县计算产买盐的命令，不再执行。
八年，福建市舶陈岘说：‘福建自元丰二年转运使王子京建立运盐法以来，不免有侵夺、盗窃、骚扰的弊端，而且天下州县都实行钞法，唯独福建承受运盐的害处。绍兴初年，赵不已曾经处理钞法，但最终无法实行，因为漕司依赖盐纲增加盐钱，州县依赖盐纲作为年度预算，官员有卖盐食钱、费用钱，胥吏有发遣交纳的常例钱，公私之间矛盾重重，难怪无法实行。钞法没有形成秩序，纲运就突然停止，百姓普遍没有盐吃，因此漕运趁机认为这不利于民众，请求取消钞法。钞法取消后，纲运兴起，官价高而私价低，民众多食用私盐而官方不卖，征税压制的弊端就产生了。’于是下诏让陈岘处理此事。陈岘请求从榷货务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为五等，制造大小钞票供购买，仍然预先安排卖钞，先用本钱给三仓买盐，以备商旅购买。九年正月，因为福建盐历来运卖，最近因为钞法骚扰百姓，于是下诏福建转运司，各州盐纲依旧官运官卖。三月，下诏转运使傅自得、杨由义廉察官卖盐的不便之处，安排上报处理。
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抚制置赵汝愚说：‘汀州的百姓贫穷，而官盐的配给比其他州还要严厉，请求将汀州作为客钞。’这件事交给提举应孟明和汀州守臣讨论，孟明等人说：‘上四州靠近产盐的地方很远，如果官府不卖盐，私盐的禁令就不会严格，百姓吃私盐，客钞就无法销售，既然没有可以兑换的地方，那么客钞的销售就会减少，所以钞法虽然好，但在汀州却无法实施。四川离这里很远，都无法实施钞法，汀州还能去哪里呢？所以钞法虽然好，但在汀州无法实施，只有裁减本州及各县合输的钱，并严格盐的禁令，这样汀州的百姓或许能得到一些缓解。’然后再交给转运赵彦操等人去实施裁减，每年运二百万四千斤盐来，总共减去三万九千三十八缗多余的钱，又免除了分隶诸司的盐钱，这样汀州六个县每年减少的民赋有三万九千缗多余，减少的官赋有一万缗多余，补充州用之外还有剩余。因为上四州的财赋很少，所依赖的只有官盐的销售。’
又濒海诸郡计算产盐输钱，官府提供盐供食用，后来这成为常赋，百姓不再请求盐。这是下四州产盐的弊端。宁宗嘉定六年，臣僚曾经极力指出这一点，于是下命令给转运司，将福之下四州军二十文产以下的合输盐五斤之家全部免除，那些产盐量仅及二十文的家庭也不必缴纳盐钱。
宝庆二年，监察御史梁成大说：‘福建的州县有一半是频州产盐的地方，利权专属漕臣，这是他的职责。盐产于福州、兴化，而运往建、剑、汀、邵四郡二十二县供百姓食用。福建提举司主管常平茶事而盐不参与，漕司用认净镪来帮助使用，最近越职营利，多取纲运，分委属县。县邑既为漕司措办课盐，现在又增加提举司的额度，这种趋势必然会使负担全部转嫁给百姓，这比青苗之害还要严重。希望将运盐的事务全部归漕司，提举司不得越职，这样或许可以使事权归一，百姓的疾苦得到缓解。’朝廷同意了这个建议。
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令说：‘福建上四州县依赖盐作为税收，其中有些地方因为招募不及时，每月解缴拖欠，那些欠款在宝祐五年以前的，一并免除。还敢违法按人口征税的，监察官按劾上报。’三年，臣僚说：‘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税赋不足，州县上供等钱银、官吏宗子官兵支遣，都从卖盐中取得，转运司虽然管理盐纲，但实际上并不自行销售。近年来创新例自行运盐两纲，后来每年运十纲至二十纲，与上四州县所运的年额相冲突，而纲吏搭带的数量并不计算在内。州县受到他们的侵夺，无法正常销售，上供常赋，无从筹集，不得不转嫁给民户，其害无法言尽。’朝廷下令：‘福建转运司根据过去的盐法，不得违背；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依照此令执行。’
广州东筦、静康等十三场，每年卖盐二万四千余石，供应本路及西路的昭桂州、江南的南安军。廉州白石、石康二场，每年卖盐三万石，供应本州及容、白、钦、化、蒙、龚、藤、象、宜、柳、邕、浔、贵、宾、梧、横、南仪、郁林州。又高、窦、春、雷、融、琼、崖、儋、万安州各自卖盐供应本州，没有固定的数量。天圣以后，东、西海场十三场都归广州管辖，每年卖盐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供应东、西两路。而琼、崖等州，因为地势荒凉，卖盐无人购买，类似被强制配给。前后管理这些地方的官员，有的擅自增加盐的数量，煎盐的百姓力量不足，有的因此破产。元丰三年，朱初平上奏免除无人购买的盐，又规定所卖盐的数量为煎盐额度，以惠及远方的百姓。时间久了，广西漕司上奏说民户拖欠盐税，其县令监官虽然已经更换，但仍然要继续催缴，直到缴清为止。而广东漕臣又上奏岭外依照六路法，由各州管干官，提点刑狱兼提举盐事，考核赏罚照旧。琼、崖等州再次请求向百姓征税盐，按斤重视其户等，而百姓因此更加困苦。
南渡后，两广的盐都归漕司管理，根据各州的年用而提供盐。然而广东风俗富饶，还可以通商；广西地广人稀，食盐有限，商贾难以通行。从东广而出，乘大水无滩碛，形势非常容易；从西广而出，水小多滩碛，形势非常困难。建炎末年卖钞，不久又停止，然而官般、客钞，也屡次有所改革；东、西两漕，也屡次分合。
绍兴元年三月，南恩州阳江县土生碱，招募百姓开垦，设灶六十七座，产盐七十万八千四百斤，收息钱三万余缗。十二月，再次设立广西茶盐司。八年，下诏广西盐每年按十分之一的比例，其中二分由钦、廉、雷、化、高五州官卖，其余八分行钞法。不久又下诏广东盐九分行钞法，一分由产盐州县出卖。广南离中州非常遥远，土地广阔但百姓贫穷，赋税收入不足，所以漕司卖盐，用其利息的四分之一作为州用，可以勉强供给，而百姓没有增加赋税。昭州每年收买盐钱三万六千缗，用七千缗代替浔、贵州上供赴经略司买马，其余作为州用。及至罢官卖，就向民户征收七千缗，称之为縻费钱。
九年，罢广东官卖，行客钞法，用这些钱帮助鄂兵的费用。孝宗乾道四年，罢盐钞，令广西漕司自认漕钱二十万。并且广西的盐是漕司出卖，自乾道元年因为曾连请并归广东，于是度支唐琢说：‘广西盐引钱欠几八千万缗，因为向来二广盐事分东西两司，而西路盐常为东路所侵，过去广西自作一司，所以盐不至于亏减；现在既然罢西司并入东路，那么广东的盐就不再有禁止，广西因此失去一路的收入。’所以有这个命令。不久宰执进蒋芾的奏章：‘盐利旧属漕司，供给各州岁用；自从卖钞盐之后，漕司就以此苗米高价折钱。现在朝廷不再降盐钞，只现在漕司认发岁额，那么漕司自然获得盐息，析米招籴的弊端都去除了。’九年，下诏广州恢复官般官卖法。
淳熙三年，下诏广西转运司每年收官盐息钱三分拨给各州，七分充漕计，听从经略张栻的请求。张栻离任后，漕臣赵公浣增加盐价每斤一百钱为一百六十，钦州每年卖盐一千斛而增加五倍。六年，侍御史江溥因此进言，皇帝罢免了公浣，下诏闽、广卖盐自有旧额定直，从今以后不得擅自增加。
九年，皇帝下诏派遣浙西抚干胡廷直去调查询问利弊，并与帅、漕、提举详细讨论后上报。胡廷直回来后，不久被任命为提举广东同措置广西盐事。十五年，皇帝说：‘广南地处数千里之外，疾苦难以上报，我对此特别同情。因为盐是民众的生活必需品，以前官府只顾利益，转而自己贩卖，长期成为民众的痛苦。我已经下令，让盐可以自由买卖，禁止官府私自贩卖，民众当然认为这是有利的；但是对民众有利的事，官府并不方便，一定会有人散布流言，而且我知道要体恤民众，流言蜚语有什么可体恤的？何况设置监司、守令是为了民众，我有好意，如果不广泛推行，反而阻挠破坏，这可以吗？从现在开始，如果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依法处理。’于是任命詹仪之管理静江府，并将广东、西盐事合并为一个部门，两路卖盐的年额定为十六万五千箩。詹仪之等人说：‘两路盐的年额可以先定为十万箩，等三几年后，看其增减情况，再增加年额。所有客钞东西路通货钱和免，以便商贩。’
十六年，经略应孟明说：‘广中自行钞法，五六年间，州县普遍用钞票压低卖给民众，其害处比官府贩盐还要严重。’皇帝下诏孟明、朱晞颜与提举广南盐事王光祖长期妥善处理，不要让再出现征税压低价格的问题。宝庆元年，因为广州安抚司水军大规模贩盐，罢免了其统领尹椿、统辖黄受，各自降级一级官职。
卖碱作为盐，以前在并州永利监，每年卖十二万五千多石，用来供应本州及忻、代、石、岚、宪、辽、泽、潞、麟、府州，威胜、岢岚、火山、平定、宁化、保德军，允许商人贩卖，但不能出境。仁宗时，将永利东、西两盐分开，东边隶属并州，西边隶属汾州。登记有碱土的州民为铛户；铛户每年向官府交盐，称为课盐；其余的官府用钱买下，称为中卖。盐法也与海盐相同，每年卖盐的数量比旧额减少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东只有晋、绛、慈、隰食用池盐，其余都食用永利盐。官府收盐，每斤八钱或六钱，卖出时每斤三十六钱，每年课缗钱十八万九千多。
自咸平以来，允许商人用马车运盐经过河西麟府州、浊轮砦进行贸易，官府为他们降低价格。后来积存的盐越来越多，康定初年，停止东监卖盐三年。皇祐年间，又暂时停止西监卖盐，等待盐少时再恢复。当时有人建议招募商人到麟府州、火山军买草料，用券换取盐，朝廷同意了。但后来草料的估值过高，券值千钱，被盐商压低到四百多钱，而卖出官盐五十斤，损耗了县官的盐。
有人建议停止买草料，只让商人用实钱购买，转运司认为不合适而停止。一般来说，碱土有厚有薄，薄的地方利润微薄，铛户破产也无法完成赋税。至和初年，韩琦建议铛户满三岁，如果地力已经用尽，可以自己提出，换其他户代替。第二年，又下诏铛户按照年课的分数缴纳，减免有所区别，遇到水灾，又允许换其他户代替劳役，百姓感到方便。河北、陕西也有卖碱为盐的地方，但利润薄。明道初年，曾经下诏废除河中府、庆成军的碱场，禁止民间卖盐以侵犯池盐的利益。
熙宁八年，三司使章惇说：‘两监旧额每年课税二十五万余缗，自从允许商人边关中粮草，增加供应钞票换取盐，商人得到千钱钞票，售价只有一半，县官暗中有所损失，坐贾获利丰厚。又私盐不禁，每年课税日减，现在才十万四千余缗，如果计算粮草虚估，官府实际得到的钱只有五万余缗，比旧额亏损十分之八。请按照解盐的例子，招募商人用钱购买，或者官府自己运输，在本路卖盐，加强私盐的禁令，每年课税将大大增加，边关市粮草，都使用现钱。’皇帝下诏按照章惇所奏，官府自己运输在本路卖盐。
元丰元年，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说：‘永利东、西监盐，请按照庆历前商人输钱于麟、府、丰、代、岚、宪、忻、岢岚、宁化、保德、火山等州军，本州军给券于东、西监请盐，以消除加价和折算的弊端。仍令商人说明占有土地的户，如果盐已经运到场务，商人购买时加上运费。这样，官盐价格平稳而商贩畅通。’于是实行了他的建议，任命陈安石为河东都转运使。陈安石请求对西北青白盐犯禁的人，按照皇祐敕令定罪，首犯和从犯都流放；又青白盐进入河东，犯禁者罪行至流放，所经过的官司不查者定罪。四年，陈安石自己说治理盐业每年有盈余，以及增加忻州碱地铛户、马城池盐的课税，皇帝下诏陈安石升官，奖赏他的属下。
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说：‘以前河东除了食用解盐，其余都依赖东、西永利盐，从未短缺。元丰三年后，前宰相蔡确、其兄蔡砺等人开始提议增加河东忻州马城池盐，味道苦涩，民众不愿意购买。请下令转运司，如果没有妨碍，就停止征收。’皇帝下诏同意。
四年，陈安石因为担任河东转运使时附和时论，兴办盐井，影响了一路，被降职为郑州知州。在此之前，熙宁年间，有人提议收归熙河蕃部包顺的盐井，有人认为不合适，王安石认为边将如果自己情有可原，有什么害处？提议的人无法改变。
六年，皇帝下诏代州卖盐的年额按照中等数确定，以八十五万斤为额，部内多寡适当调整。绍圣元年，河东重新实行官卖法。崇宁三年，因为河东三路钞票没有固定估值，本路尤其便宜，不利于购买，停止给三路钞票，只给现钱钞票，其他如河北新降钞法。四年，皇帝下诏河东永利两监土盐仍然由官府收购，现钱卖出，允许商人缴纳算钱请求，确定前往河东州军，禁止客贩东北盐进入河东。
卖井为盐的地方有益州、梓州、夔州、利州，共四路。益州路一监九十八井，每年卖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监三百八十五井，十四万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三监二十井，八万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万二千二百石：各自供应本路。大的为监，小的为井，监由官府掌管，井由土民负责贩卖，按照数量缴纳课税，允许到邻近地区贩卖，但不得出川峡。最初，川峡承袭旧制，官府自己卖盐。开宝七年，皇帝下诏每斤减十钱，让负责贩卖的人有盈余，但只交十分之九。
太平兴国三年，石拾遗郭泌上奏说：‘剑南各州的官员卖盐，每斤七十文钱。盐井挖掘得很深，卖盐非常辛苦，柴火又很贵，运输盐非常困难，再加上风水的担忧，有时还会丢失；豪民和狡猾的官吏相互勾结，以低价从官府买盐，以高价卖给百姓，有的甚至一斤盐能卖到几百文钱，官府损失了年度收入，百姓吃的盐又贵。’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有关部门说：‘昌州每年收的盐有虚报的，多出万八千五百多斤，这是开宝年间知州李佩为了追求税收最大化而征收的，废除了盐井的柴火钱，每年额外征收百姓卖盐的税，百姓不习惯这样做，非常痛苦，以至于破产也无法偿还，很多人因此逃到其他地方，而多年的税收无法免除。’皇帝下令全部免除，保留原有的二万七千六十斤。
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盐不足，允许商人贩卖阶州、文州的青白盐、峡路的井盐、永康军的崖盐，不收取税。
川峡各州自从李顺叛乱之后，增加了驻军，于是招募人献粮，用盐来交换。景德二年，权三司使丁谓说：‘川峡粮食储备充足，请用盐来交换丝绸和布匹。’皇帝下诏各州军粮以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的，都按照他的请求进行。
大中祥符元年，皇帝下诏沪州南井的盐户在正月初一、冬至、寒食节各放假三天，所收的日额盐，仍然可以免除。
三年，减少沪州淯井监课盐的三分之一。
仁宗时期，成都、梓、夔三路六监与宋初相同，但成都增加了三十九个盐井，年度税收减少了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加了二十八口井，年度税收减少了十一万一十九石；利州路井增加了十四口，年度税收减少了四百九十二石三斗；夔州路井增加了十五口，年度税收减少了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自供应本路，夔州则一并供应各少数民族，计算所收入的盐值，每年缴纳五分之一的缗钱，五分之一的银、绸绢。
又招募人献钱货到各州，即在产盐多的地方取盐，而施州、黔州等边疆州，也招募人献米。
康定元年，淮南提点刑狱郭维说：‘川峡本来不出产银，而招募人用银换盐，盐酒场的主人也用银来抵扣年度税收，所以商人纷纷去京师和陕西卖银回来，而官府得到银后再运到京师，公私都花费很大。请允许将银交给京师的榷货务或陕西边疆州军，给券后到川峡换取盐，或者用来抵扣盐酒年度税收，愿意用钱，两千钱当一两银。’皇帝下诏实行。
不久，交银到陕西的很少，商议每百斤盐加二十斤给银，并招募人去中凤翔、永兴。正逢西方用兵，军粮不足，皇帝又下诏让人交刍粟到边疆，等到有准备后再停止。刍粟虚估很高，盐价很低，商人有利可图。西方没有战事，但交刍粟仍然照旧。
夔州转运使蒋贲认为交刍粟十多年，虚费夔盐价值二十余万缗，让陕西用池盐的利益，军粮储备有保障，请恢复原状。皇帝下诏同意。
在此之前，益州、利州盐的税收很少，所以合并食用大宁监、解池的盐，商人转贩供给他们。庆历年间，命令商人用钱购买益州的盐，一万斤盐加一千缗小钱，小钱十当大钱一。贩卖的人越来越少，蜀中盐价飞涨，每斤盐卖到小钱二千二百，益州知州文彦博认为这样不妥，皇帝下诏恢复旧制。
四路的盐税，是县官依赖的，但是井源有时多有时少，而积累的税收如旧，负责的人大多追求增加税收作为功绩，往往给后人留下隐患。当时正急于解决百姓的疾苦，尤其关注偏远地区的人，有关部门上奏，就减免。
最初，盐税允许用五分之一的银、绸、绢来抵扣，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银一两、绸绢一匹折钱六百至一千二百，后来皇帝下诏用税收折合成金帛的按当时市值来计算。荆湖的归州、峡州，州里有两口井，每年税收二千八百二十石，也各自供应本州。
熙宁年间，蜀盐私贩的人很多；禁止不了。想彻底封闭私井，运解盐来补充，但讨论未定。神宗问修起居注沈括，沈括回答说：‘私井既然允许他们购买，那么就难免会有私下交易，全部封闭私井，运解盐，让所有的盐都由官府出售，这也是省刑罚笼络剩余利益的一个方法；但是忠州、万州、戎州、泸州之间少数民族地区的私井特别多，禁止他们非常困难，如果加强巡逻，恐怕得到的利益不足以弥补花费。’讨论就此搁置。
九年，刘佐入蜀管理茶事，曾经每年运解盐十万担。
侍御史周尹上奏说：‘成都府路一直依赖东川的盐，昨天转运司商议卖陵井场，于是停止了东川的盐和关闭了卓筒井，失业的人很多，那些主张利益的人，又运解盐，道路险峻，运输非常困难；成都的盐价飞涨，东川的盐价低，驱使百姓违法。’皇帝下诏商人贩卖照旧，卖解盐按照客商的例子，禁止强迫百姓购买。
不久，官运解盐最终停止。
元祐元年，皇帝下诏委托成都提点刑狱郭概调查盐事。右司监苏辙弹劾郭概观望阿附，上奏不实，还说：‘四川几个州卖邛州蒲江井的官盐，每斤一百二十文钱，近年来碱泉减少，盐中多掺杂沙土；而梓州、夔州的客盐以及民间贩运的小井白盐，价格只有七八十文，官府于是强迫百姓购买，郭概不考虑百姓早晚都要吃这种贵盐。’皇帝下诏罢免郭概，现在由黄廉调查上报。
上书言事的人说：‘有关部门在税收之外，每年让井户缴纳五十缗，称为官溪钱。’皇帝下诏让黄廉全部免除。
皇帝下诏从今以后，有盐井的地方除了缴纳盐税外，不要再增加租税。
崇宁二年，川峡的利州、洋州、兴州、剑州、蓬州、阆州、巴州、绵州、汉州、兴元府等州，都开始使用东北的盐。四年，梓州、遂州、夔州、绵州、汉州、大宁监等地的盐仍然在蜀地出售，只禁止侵犯解盐的地域。
绍兴二年，四川总领赵开开始改革盐法，仿照大观法设立合同场，收取引税钱，大体上与茶法相似，但更加严格。每百斤盐缴纳引税钱二十五文，土产税及增加的大约九钱四分，所经过的税钱七分，停留税一钱半，引别缴纳提勘钱六十六文，后来又增加了贴输等钱。四川有四千九百多个盐井，每年产盐大约一千余万斤，引法初行时，每百斤为一担，又允许增加十斤不计入税，后来逐渐增加到四百余万缗。二十九年，减半西和州卖盐的价格。
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质、总领程价言：对四路盐井进行推排，共有二千三百七十五座井、四百五十个场。除去一千一百七十四座井和一百五十个场依旧额煎输外；那些自己申报或被纠决增加额度的井有一百二十五座、场二十四座，以及现在愿意将旧井登记入籍的有四百七十九座；那些没有盐的井，就予以废除，对于不足以承担赋税而愿意减少的，就相应减少；总共减少钱引四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加钱引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九道，以便让井户免于过重的负担。
淳熙七年，胡元质又说：盐井推排是为了增加有余的部分来补充不足的部分，但有关部门只追求盈余，盈余的井过多取盐，干涸的井稍微减少，完全是出于私心。今后每逢推排，都是为了增加和补充亏损，不得超过已经减少的数量。
淳熙十一年，因为京西转运副使江溥说金州帅司设置场拘买商盐，高价出售，导致商旅困顿，民众食盐价格上涨，皇帝下诏金州依法允许商人自由买卖，不得设置场拘催。
起初，赵开设立榷法时，规定商人用钱购买引证，井户只需按照规定出售盐，缴纳土产税即可。但是盐的产量有盈有缩，每月的定额有增加或减少，有时用虚假的钞票支付，却收取他们的税，因此引法变得非常糟糕。井户既然被商人所需要，就增加了他们的盐斤重量，每担盐增加到一百六十斤。对于逃绝的井，允许增加额度承认，小民因为得到井而受益，界增其额，却不能出售，其引息土产之输，无所从出，因此出现了相互倾轧的情况，公私都感到困扰。
光宗绍熙三年，吏部尚书赵汝愚说：绍兴年间赵开所提议的盐法，所有井都不设立额度，只禁止私自出售，而各州县镇都设立合同场，以招揽商贩，盐的斤重，远近都按照标准统一，使彼此均衡一致，没有相互倾夺，价格根据时令进行涨跌。现在这种方法已经被废除，应该让四川总所依照旧法执行。
当时杨辅担任总计，去除虚额，关闭废弃的井，严格申明合同场法，禁止超过标准的斤重，加重对私贩的处罚，盐价因此大幅上涨。杨辅又请求撤销利州东路安抚司所设置的六个盐店，以及津渡所收取的盐钱，与西路兴州的盐店。后来总领陈晔又完全取消了官井所增加的额度。
绍熙五年，户部说：潼川府的盐和酒是蜀地的重大害处。盐已经被收取土产钱来支付官引，同时又征收额外的税，州县额外收取的税，如买酒钱、到岸钱、榻地钱等，都是新增的。
于是禁止成都、潼川、利路等司。宁宗嘉定七年，下诏四川盐井专门隶属于总所，不久宣抚使安丙说防秋借此以助军兴，于是又夺回了。
茶：宋朝榷茶制度，选择重要的会合之地，如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之蕲口，设立六个榷货务。起初，京城、建安、襄复州都设立务，后来建安、襄复州务被废除，京城务虽然存在，但只是用来支付交钞往来，而不积存茶货。在淮南地区有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府自行设立场，设置官吏管理，称为山场的有十三处；六州的采茶民众都隶属于他们，称为园户。每年征收的茶税输租，剩余的则由官府全部购买。卖给官府的茶，都是先收钱后入茶，称为本钱；又每年缴纳税收愿意折合成茶的，称为折税茶。总共每年征收的茶税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售都在本场。
在江南地区有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地区有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地区有江陵府、潭、澧、鼎、鄂、岳、归、峡七州、荆门军；福建地区有建、剑二州，每年按照山场输租折税。总共每年征收的江南一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一百二十七万九千余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余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全部送到六个榷务出售。
茶分为两类，称为片茶和散茶。片茶经过蒸制，实卷模中串之，只有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其他地方不能制造。有龙、凤、石乳、白乳等十二等，用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从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出产的，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等二十六等，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等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者。买腊茶每斤自二十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每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出售腊茶每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十等。
民众想要购买茶叶，出售给官府，供他们日常使用的，称为食茶，出境则发放券。商贾贸易，用钱或金帛到京师榷货务，以换取六务、十三场茶，发放券随所射与之，愿意在东南地区用钱或金帛购买的也可以，计算价值与京师相同。至道末年，卖出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余贯，天禧末年，增加四十五万余贯。天下茶叶都禁止，只有川峡、广南允许民众自行买卖，禁止其出境。
除了民众茶叶折税外，隐藏不送官或私自贩卖的，没收其财产，根据价值定罪。园户擅自毁坏茶树的，根据所产茶叶的价值定罪。旧茶园荒废，采造不足其数的，予以免除。应当用茶代替税收，但没有茶叶的，允许缴纳其他物品。主管官吏私自用官茶进行贸易，及一贯五百者处死。此后定法，务求从轻减。
太平兴国二年，主管官吏盗卖官茶，贩卖钱三贯以上的，刺面送阙下；淳化三年，价值十贯以上的，刺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自贩卖茶叶，依照本条加一等定罪。凡结伙持械贩卖私茶、遇官府捕捉抗拒者，皆处死。太平兴国四年，下诏贩卖伪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雍熙二年，民众制造温桑伪茶，比犯真茶计价值十分论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关官员以侵损官课为由，将犯私盐的罪加一等，非禁法州县者，依照太平兴国诏条定罪。
茶的利益非常广泛，商人们纷纷将生意转向西北地区，利润常常是原来的几倍。雍熙年间，因为用兵，迫切需要军粮，所以常常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塞，根据距离的远近来确定价格，然后按照市场价格增加，发放给商人，称为交引，到京师后用钱来支付，又发文给江淮荆湖地区，发放茶叶和盐。端拱二年，设立了折中仓，允许商人将粮食运到京师，给予优厚的价格，并在江淮地区提供茶叶和盐。
淳化三年，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人请求废除各种榷务，让商人直接到出茶州的军官场购买，这样既减少了运输成本，商人也能得到新鲜茶叶。皇帝下诏，任命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各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协助雷有终。四年二月，废除了沿江八务，大幅度降低了茶价。诏令下达后，商人认为江路回远不方便，有关部门也认为降价会减少税收。七月，又恢复了八务，罢免了制置使和副使。至道初年，刘式仍然坚持之前的提议，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说商人购买各州的茶叶，新旧茶叶混合，两河、陕西各州的风土人情各不相同，如果不混合多种茶叶，利润就会减少，废除榷务让商人直接到茶山购买茶叶不可行。太宗想要探究其中的利弊，命令宰相召集盐铁使陈恕等人与刘式、杨允恭商议，召集商人询问，他们都希望按照淳化年间的降价来购买，否则就希望恢复原价。有关部门负责收支，难以减少，都同意杨允恭的观点，刘式的提议就搁置了。于是任命杨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
二年，听从杨允恭等人的请求，禁止淮南十二州军的盐，由官府出售，商人先期将金银布匹送到京师及扬州折博务的，都用茶叶来偿还。从此，出售盐得到的是实钱，茶叶没有积压，每年的税收增加了五十万八千余贯，杨允恭等人也因此得到了赏赐。
最初，商人以盐为急需，纷纷前往，等到禁止江淮盐，又增加使用茶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加十年的场耗，随所在地区都有所增加。那些输送边塞粮食的人，拿着交引到京师，有坐贾开设店铺，隶属于榷货务，携带交引的人聚集在那里。如果是行商，店铺的商人作为担保，到京师榷务领取钱，南州提供茶叶；如果不是行商，店铺的商人自己出售，再转卖给茶叶商人。等到南北和好，停止战争，边塞的储备稍微缓和，物价有所下降，但交引的虚钱没有改变。既然用茶叶代替了盐，但购买茶叶的收入不能弥补供给，交引积压，所以商人得到的茶叶，指望着数年之后的收入，京师的交引越来越便宜，以至于只能得到实际粮食价格的很少一部分，官府和私人都无利可图。这一年，制定了监买官亏额自一厘以上罚俸、降职的制度。
景德二年，任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在三司全面调查旧制，并召集茶商商议，制定了新的法规：在京城用金银、布匹等实物支付五十千者，给予一百千的实茶，如果需要海州茶叶，则支付现钱五十五千；河北边塞用金银、布匹、粮食，按照京城的制度，但茶叶增加十千，次边增加五千；河东边塞次边也是如此，增加的金额有八千、六千的差别；陕西边塞也是如此，增加十五千，需要海州茶叶的，缴纳物品的实际价值五十二千，次边增加的按照河北边塞的制度。这三路近地所缴纳和得到的，都按照京城的标准。河北次边、河东边塞次边，都不能购买海州茶叶。茶商所经过的地方，需要缴纳商税，并记录下来，等到到达京师一并缴纳。同时约束山场，严格其出纳。
议奏之后，三司都认为新法便利。五月，任命李溥为淮南制置发运副使，委托他完成这件事。实行了一年，真宗担心没有完全掌握关键，三年，命令枢密直学士李浚等人比较新旧法的利弊。当时新法刚开始实行，商人感到很困惑，特等人请求停止比较，真宗同意了。
有关部门上报年度税收：元年使用旧法，得到五百六十九万贯，二年使用新法，得到四百一十万贯，三年二百八万贯。特说‘增加的部分是因为官府的本钱少而有利’，这是实际的税收，亏损的是虚钱。四年秋天，特等人都被升官，皇帝还下诏让三司继续实行新法，不得随意更改。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人上报编成的《茶法条贯》以及课利总数二十三策。
新法实行后，旧有的交引而未发放的，已经发放而未到达京师的，已经到达而未磨的，都按比例折算纳入官府。大约商人有旧引一千贯的，按照新法每年收入二百千，等到五年后新旧都发放完毕。官府有茶叶作为公费的，担心价格低而扰乱法纪，全部改为其他物品。山场控制其出纳，所经过的地方严格检查。各榷务所收到的茶叶，都平均分配给场务，以交引到达的先后为顺序。大商了解到茶叶的优质部分，日夜派人带着券据到官府，大多能优先得到。最初，禁止淮南盐，小商已经陷入困境，到现在，更加无法进行。
六年，宣布监买官的赏罚制度，凡是买到并缴纳茶叶的，以及租额每年送到榷务并交足并有盈余的，即算作课绩，那些没有缴纳的，即使数量多也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年度税收二百余万贯，六年至三百万贯，七 年又增加九十万贯，八年才一百六十万贯。
当时几年间，有关部门因为京师急需钱，商人旧有的交引到场务就付实物，有时特别给予期限，超过期限未到的，每十分中再让商人另外缴纳二分现钱，称为贴纳。豪商一般都能按时完成，小商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贴纳，就低价卖给豪商。有司徒知道移用之便，一年之内文书小改达到十几次，商人感到困惑，观望不前。于是下诏让刑部尚书冯拯、翰林学士王曾详细制定，冯拯等人强调慎重和信任，而上报的人仍然争相陈述改法的弊端。九年，命令翰林学士李迪、权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杂吕夷简与三司共同商议制定条例。当时因为茶叶质量不佳，给商人的利润很少，行商的利润薄，陕西的交引更加便宜，市场上只卖八千。秦州知州曹玮请求在永兴、凤翔、河中府官府出钱购买，皇帝下诏同意。李迪等人认为用缗钱、金帛，旧时从商人那里收取，到现在请求让商人缴纳十分之四五的缗钱，又制定了加饶贴纳的差别。然而，所有的条奏，大多让李溥权衡，李溥坚持前制，很少有所变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请求放宽茶叶贸易的限制。左谏议大夫孙奭说：‘茶法多次更改，对商人不利，这不是取信于人的做法，希望重新制定一个长期稳定的制度。’于是皇帝下诏让孙奭和三司详细制定，务必从宽简出发。不久，孙奭被任命为河阳知府，这件事就停止了。三司说：‘陕西向朝廷缴纳的草料粮食，请按照河北的例子，增加每斗草料的收购价格，用实际的钱币支付，运到京城用现钱购买，愿意接受茶叶交换的，按照实际的钱数给予，让榷货务按照时价用钱购买茶叶，不得再用草料文钞来贴补茶叶的收购。’皇帝下诏，每八百千钱，增加五千钱用于购买茶叶，其余的按照他们的请求办理。当时陕西的交引（交换凭证）价格越来越低，京城只值五千，有关部门担心浪费茶叶。
五年，朝廷拿出内库五十万贯钱，让阁门祗候李德明在京城购买并毁掉。
乾兴年以来，西北的军费不足，按照雍熙年的办法招募商人缴纳草料粮食，给予凭证，用茶叶来补偿。后来又增加了东南地区的钱币、香料、犀牛角，统称为‘三说’；而边塞上急于军粮，想要大量储备，不重视虚估，缴纳实物的人用虚钱得到实利，人们争相前往。等到这个办法出了问题，虚估越来越高，茶叶越来越便宜，缴纳实钱和实物的人越来越少。而缴纳实物的人并不全是商人，很多是当地居民，他们既不知道茶叶的利润多少，又急于出售钱币，得到凭证后就转卖给茶叶商人或京城的交换铺子，利润微薄；茶叶商人和交换铺子或者用凭证换取茶叶，或者收存买卖，以谋取厚利。因此，虚估的利润都落入了大商人手中，凭证积压，即使二三年内茶叶不足以偿还，缴纳实物的人因为利润低而不愿意继续，边防储备日益紧张，茶法严重败坏。起初，景德年间丁谓担任三司使，曾经计算过其得失，认为边防的粮食收购才达到五十万，而东南地区的三百六十余万茶叶利润全部归商人。
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后来虽然多次更改办法来挽救，但无法消除弊端。
天圣元年，皇帝命令三司使李谘等人比较茶叶、盐、矾的税收每年收入和消耗，重新制定法规。于是设立计置司，由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负责。首先考察茶法的利弊，上奏说：‘十三场茶叶每年税收五十万缗钱，天禧五年才达到二十三万缗钱，每张凭证价值十万钱，出售后得到五万五千钱，总共实得十三万缗钱，扣除九万余缗为本钱，每年只能得到三万余缗的利息，而官吏的薪俸和杂费并未预先考虑，这就是虚数多而实利少，请废除三说，实行贴射法。’这个办法是以十三场茶叶的买卖本息一起计算，废除官方提供的本钱，让商人和茶园主自行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方收取其利息。比如出售舒州罗源场的茶叶，每斤售价五十有六，本钱二十有五，官方不再提供，只让商人缴纳三十有一的利息即可。但是必须将茶叶运到官方，按照商人的指示给予，发放凭证作为验证，以防私人损害，所以有贴射之名。如果每年的税收贴射不完，或者没有人贴射，则官方按照旧法购买。
以前，天禧年间，皇帝下诏京城缴纳八万钱，用于交换海州、荆南的茶叶；缴纳七万四千余钱，用于交换真州、无为、蕲口、汉阳以及十三场的茶叶，都是十万钱，这样有利于商人；而海州、荆南的茶叶质量好且容易出售，商人愿意得到，所以缴纳的钱数比其他州多。缴纳钱币的人，允许缴纳六成的金帛。
到了这时，已经改为十三场法，又招募了六务的入钱，海州、荆南增加到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加到八万。商人向边塞缴纳草料粮食，按照所在地的实际估价，根据路程的远近，适当增加价格。以一万钱为标准，远的增加到七百，近的增加到三百，凭证到京城后，一切用钱币偿还，称为见钱法；愿意得到金帛、或其他州的钱币、或者茶叶、盐、香料等的人都可以。大致上使茶叶与边防粮食的交换，各自用实钱出纳，不得相互影响，以杜绝虚估的弊端。朝廷都采纳了这些意见。
实行一年后，大商人无法操纵市场，评论者认为边防粮食用现钱支付，恐怕京城的府库不足以继续，纷纷说这样做不方便。正逢江淮计置司说茶叶有积压变质的，请求全部烧毁。朝廷怀疑变法的弊端，下书责问计置司，又派官员巡视茶叶的积存。李谘等人因此上奏利弊，并且说：‘曾经派官员巡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标准，镇戎军缴纳粮食价值二万八千，定州缴纳粮食价值四万五千，给予茶叶的价值都是十万。以蕲州市茶叶的本钱来比较镇戎军粮食的价值，反而损失了本钱的三分之一，得不偿失，弊端在于茶叶与边防粮食相互依赖，所以改为现在的办法。将新旧两种办法比较，乾兴元年使用三说，每张凭证价值十万，茶叶出售得到五万一千至六万二千钱，香料、犀牛角出售得到四万一千余钱，东南地区的钱币出售得到八万三千钱，而京城实际收入缗钱五十七万有余，边防储备草料二百五万余围，粮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使用新法，到第二年，茶叶及香料、东南地区的钱币每张凭证价值十万，茶叶以实钱七万四千有余至八万，香料、犀牛角以实钱七万二千有余，东南地区的钱币以实钱十万五百，而京城实际收入缗钱增加一百四万有余，边防储备草料增加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余围，粮食增加二百一十三万余石。以前用虚估发放凭证的，到京城后为出钱出售，或者折算为实钱发放茶叶，价格由市场决定。最初贱卖给茶叶商人的，凭证价值十万，使另外缴纳五万钱，总共给予天禧五年茶叶价值十五万，小商人百万以下免缴钱，每张凭证价值十万，给予茶叶价值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年的茶叶卖完，则给予乾兴年以后的茶叶，仍然增加另外缴纳五万钱的人为七万，一并给予耗损如旧，等到旧凭证用完为止。这样又节省了应该发放的茶叶及香料、犀牛角、东南地区的钱币总共一百七十一万缗钱。’二府大臣也说：‘节省和增加的共计缗钱六百五十余万。当时边防储备不足，不足以供应一年的需求，到这时，多的有四年的储备，少的也有两年的储备，而东南地区的茶叶也没有积压的弊端。计置司请求烧毁的，只是连续多年变质不能使用的而已。推行新法，成效已经显现。因为多年侵蚀的源头一旦堵塞，商贾有利可图，想要有所动摇，而评论者没有看清实际情况，帮助他们游说。希望坚持实行，不要被流言所动摇。’于是皇帝下诏有关部门张贴告示，告诉商贾推行新法不变，赐予典吏不同数量的银绢，但是评论者仍然不止。
天圣二年，朝廷下诏让三司使李谘等人比较茶叶、盐、矾的税收每年收入和消耗，重新制定法规。于是设立计置司，由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负责。首先考察茶法的利弊，上奏说：‘十三场茶叶每年税收五十万缗钱，天禧五年才达到二十三万缗钱，每张凭证价值十万钱，出售后得到五万五千钱，总共实得十三万缗钱，扣除九万余缗为本钱，每年只能得到三万余缗的利息，而官吏的薪俸和杂费并未预先考虑，这就是虚数多而实利少，请废除三说，实行贴射法。’这个办法是以十三场茶叶的买卖本息一起计算，废除官方提供的本钱，让商人和茶园主自行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方收取其利息。比如出售舒州罗源场的茶叶，每斤售价五十有六，本钱二十有五，官方不再提供，只让商人缴纳三十有一的利息即可。但是必须将茶叶运到官方，按照商人的指示给予，发放凭证作为验证，以防私人损害，所以有贴射之名。如果每年的税收贴射不完，或者没有人贴射，则官方按照旧法购买。
以前，天禧年间，皇帝下诏京城缴纳八万钱，用于交换海州、荆南的茶叶；缴纳七万四千余钱，用于交换真州、无为、蕲口、汉阳以及十三场的茶叶，都是十万钱，这样有利于商人；而海州、荆南的茶叶质量好且容易出售，商人愿意得到，所以缴纳的钱数比其他州多。缴纳钱币的人，允许缴纳六成的金帛。
到了这时，已经改为十三场法，又招募了六务的入钱，海州、荆南增加到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加到八万。商人向边塞缴纳草料粮食，按照所在地的实际估价，根据路程的远近，适当增加价格。以一万钱为标准，远的增加到七百，近的增加到三百，凭证到京城后，一切用钱币偿还，称为见钱法；愿意得到金帛、或其他州的钱币、或者茶叶、盐、香料等的人都可以。大致上使茶叶与边防粮食的交换，各自用实钱出纳，不得相互影响，以杜绝虚估的弊端。朝廷都采纳了这些意见。
实行一年后，大商人无法操纵市场，评论者认为边防粮食用现钱支付，恐怕京城的府库不足以继续，纷纷说这样做不方便。正逢江淮计置司说茶叶有积压变质的，请求全部烧毁。朝廷怀疑变法的弊端，下书责问计置司，又派官员巡视茶叶的积存。李谘等人因此上奏利弊，并且说：‘曾经派官员巡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标准，镇戎军缴纳粮食价值二万八千，定州缴纳粮食价值四万五千，给予茶叶的价值都是十万。以蕲州市茶叶的本钱来比较镇戎军粮食的价值，反而损失了本钱的三分之一，得不偿失，弊端在于茶叶与边防粮食相互依赖，所以改为现在的办法。将新旧两种办法比较，乾兴元年使用三说，每张凭证价值十万，茶叶出售得到五万一千至六万二千钱，香料、犀牛角出售得到四万一千余钱，东南地区的钱币出售得到八万三千钱，而京城实际收入缗钱五十七万有余，边防储备草料二百五万余围，粮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使用新法，到第二年，茶叶及香料、东南地区的钱币每张凭证价值十万，茶叶以实钱七万四千有余至八万，香料、犀牛角以实钱七万二千有余，东南地区的钱币以实钱十万五百，而京城实际收入缗钱增加一百四万有余，边防储备草料增加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余围，粮食增加二百一十三万余石。以前用虚估发放凭证的，到京城后为出钱出售，或者折算为实钱发放茶叶，价格由市场决定。最初贱卖给茶叶商人的，凭证价值十万，使另外缴纳五万钱，总共给予天禧五年茶叶价值十五万，小商人百万以下免缴钱，每张凭证价值十万，给予茶叶价值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年的茶叶卖完，则给予乾兴年以后的茶叶，仍然增加另外缴纳五万钱的人为七万，一并给予耗损如旧，等到旧凭证用完为止。这样又节省了应该发放的茶叶及香料、犀牛角、东南地区的钱币总共一百七十一万缗钱。’二府大臣也说：‘节省和增加的共计缗钱六百五十余万。当时边防储备不足，不足以供应一年的需求，到这时，多的有四年的储备，少的也有两年的储备，而东南地区的茶叶也没有积压的弊端。计置司请求烧毁的，只是连续多年变质不能使用的而已。推行新法，成效已经显现。因为多年侵蚀的源头一旦堵塞，商贾有利可图，想要有所动摇，而评论者没有看清实际情况，帮助他们游说。希望坚持实行，不要被流言所动摇。’于是皇帝下诏有关部门张贴告示，告诉商贾推行新法不变，赐予典吏不同数量的银绢，但是评论者仍然不止。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志-卷一百三十六-注解
鬻：鬻是指出售。
石：古代计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约合一百二十斤。
岁：每年。
鬻盐：出售盐。
盗贩：指偷盗贩卖。
蹇周辅：人名，宋代官员。
熙宁：宋神宗赵顼年号。
廖恩：人名，宋代盗贼。
闽越：古代地名，指今福建、浙江一带。
无赖奸民：指不守法的民众。
官卖盐法：指由官府统一销售盐的方法。
产盐法：指由当地生产盐并销售的方法。
钞法：指货币制度，此处指钞票的发行和管理。
榷盐：指对盐进行专卖。
提举盐事：负责盐业事务的官员。
课：税收。
课增盗止：指税收增加，盗贼减少。
编管：指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钞钱：指钞票。
榷货务：榷货务是指负责茶叶专卖的官署。
钞法敷扰：指钞法带来的混乱。
抱引钱：指收取的费用。
官般官卖：指由官府运输并销售。
宰执：宰相和执政大臣的合称。
淳熙十三年：淳熙是宋孝宗赵昚的年号，淳熙十三年即1186年。
四川安抚制置：宋代地方行政制度，安抚使是地方军事行政长官，制置使是地方行政长官，四川安抚制置指的是四川地区的军事和行政长官。
汀州：宋代行政区划名，位于今福建省西部。
官盐：由官府垄断生产和销售的盐，官府控制盐价和分配。
抑配：强制分配，指官府强制向民众分配某种商品或物资。
客钞：指客商的钞票，即货币。
提举：指提举司，负责某一具体事务的官员。
应孟明：指当时的一位官员，名字为应孟明。
汀州守臣：汀州的行政长官。
上四州军：指汀州以上的四个州军。
私盐：未经官府许可私自生产的盐。
岁运：每年运输的量。
转运司：宋代地方行政机构，负责物资的运输和分配。
赵彦操：人名，当时负责转运司的官员。
提举司：宋代官职，负责某项事务的官员。
常平茶事：常平仓是宋代国家储备粮食的仓库，常平茶事即常平仓管理茶叶的事务。
漕臣：漕司的官员，漕司负责水路运输。
纲运：指由官方组织的盐的运输。
县邑：指县级行政区。
青苗法：宋代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措施，通过预借农民青苗钱来增加政府收入。
明堂赦：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大典的场所，赦是赦免罪犯。
宝祐五年：宝祐是宋理宗赵昀的年号，宝祐五年即1257年。
监察御史：古代官职，负责监察官员的行为。
梁成大：人名，当时的监察御史。
青苗之害：指青苗法对农民的损害。
景定元年：景定是宋理宗赵昀的年号，景定元年即1260年。
明堂：古代帝王举行大典的场所。
东筦、静康等十三场：指广州东筦、静康等十三个盐场。
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昭桂州和南安军是当时的行政区划。
廉州白石、石康二场：廉州是当时的行政区划，白石、石康是两个盐场。
天圣：天圣是宋仁宗赵祯的年号，天圣年间即1023年至1032年。
元丰三年：元丰是宋神宗赵顼的年号，元丰三年即1070年。
朱初平：人名，当时的官员。
蠲盐：减免盐税。
逋盐税：拖欠盐税。
提点刑狱：宋代地方司法官员。
琼、崖诸州：琼州和崖州是当时的行政区划。
赋盐：向民众征收盐税。
南渡：指南宋时期，指南宋政权南迁后的事务。
二广：指广东和广西。
建炎末：建炎是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建炎末即1127年。
钞：钞是指纸币。
官般：指官方的运输。
东、西两漕：指东漕司和西漕司，负责东西两路的漕运。
绍兴元年：绍兴是宋高宗赵构的年号，绍兴元年即1131年。
南恩州阳江县：南恩州和阳江县是当时的行政区划。
灶：指盐灶，即煮盐的设施。
息钱：利息钱。
茶盐司：负责茶和盐的官员。
度支：宋代官职，负责财政事务。
唐琢：人名，当时的度支官员。
蒋芾：人名，当时的官员。
盐引钱：盐引是购买盐的凭证，盐引钱即购买盐引的费用。
析米招籴：以高价收购米粮。
官般官卖法：官方运输和销售的盐法。
漕计：漕运的预算。
经略：指军事上的战略规划和指挥。
张栻：人名，当时的经略。
钦州：钦州是当时的行政区划。
直：直在这里是价格的意思。
侍御史：宋代监察官员。
江溥：人名，当时的侍御史。
浙西抚干：指浙西地区的抚干，即地方行政官员，负责地方行政和军事事务。
帅：指地方的军事长官，即帅司。
漕：指漕司，负责粮食运输和财政的官员。
广南：古代地方行政单位，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一带。
盐事：指盐的生产、销售和税收等事务。
通货钱：指流通的货币。
州县：指地方上的州和县，即地方行政单位。
钞抑售：指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强制出售。
科抑：指征收过重或强制征税。
朱晞颜：指当时的一位官员，名字为朱晞颜。
王光祖：指当时的一位官员，名字为王光祖。
东监：指永利东监，即盐的生产机构。
西监：指永利西监，即盐的生产机构。
铛户：指拥有盐碱土地的农民。
课盐：指农民向官府缴纳的盐。
中卖：指官府以钱收购盐后再次出售。
池盐：指从盐池中提取的盐。
河西麟府州：指位于黄河西岸的麟州、府州等地。
浊轮砦：指位于浊轮地区的砦，即军事防御设施。
刍粟：指干草和粮食，古代军粮的一种。
券直：指券的价值。
皇祐敕：指皇祐年间的敕令，即皇帝的命令。
河中府：指古代的一个行政区划，今属山西省。
庆成军：指古代的一个军事编制，今属山西省。
碱土：指含碱的土壤。
岁课：每年的税收。
缗钱：缗钱是指古代的一种货币单位。
三司使：三司使是古代官职，负责管理三司事务。
章惇：指当时的一位官员，名字为章惇。
解盐：指解州的盐，即今山西运城。
边市粮草：指边境地区的粮食和草料市场。
皇祐：指北宋皇帝赵顼的年号，即1049年至1054年。
元丰：指北宋皇帝赵顼的年号，即1078年至1085年。
元祐：指北宋皇帝赵煦的年号，即1086年至1093年。
右司谏：指古代的一种官职，负责监察官员的行为。
绍圣：指北宋皇帝赵煦的年号，即1094年至1097年。
崇宁：指北宋皇帝赵佶的年号，即1102年至1106年。
川峡：古代地方行政单位，位于今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一带。
开宝：宋太祖赵匡胤年号。
羡利：指额外的利润。
川峡承旧制：指川峡地区沿袭旧有的制度。
开宝七年：指开宝年间的第七年，即975年。
剑南诸州：剑南道，唐朝时期的一个行政区划，包括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
官粜盐：官府出售的盐，粜即出售。
盐井：古代开采盐的井。
樵薪：柴火。
风水之虞：担心风水问题。
豪民黠吏：豪族和狡猾的官吏。
岁额：每年的定额。
昌州：唐朝时期的一个州名，位于今四川昌都。
李顺：五代十国时期蜀汉的起义领袖。
屯兵：驻扎军队。
入粟：用粮食换取。
权三司使：暂时担任三司使的官员。
丁谓：丁谓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官员，此处为其名字。
沪州：唐朝时期的一个州名，位于今上海。
正、至、寒食：农历的春节、冬至、寒食节。
宋初：宋朝初期。
沪州南井灶户：沪州南井的盐业生产者。
端拱元年：宋太宗赵光义年号。
仁宗：宋仁宗赵祯。
成都、梓、夔三路：成都、梓州、夔州三个路。
岁课减：每年的税收减少。
诸蛮：指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康定元年：宋仁宗赵祯年号。
淮南提点刑狱：淮南地区的司法官员。
郭维：北宋时期的一位官员。
陕西并边州军：陕西边界的州军。
庆历：宋仁宗赵祯年号。
大宁监：大宁地区的盐监。
解池盐：解州的池盐。
沈括：北宋时期的一位科学家和官员。
东川：东川地区。
卓筒井：一种古代的盐井。
元祐元年：宋哲宗赵煦年号。
苏辙：北宋时期的一位文学家和政治家。
官溪钱：官府征收的额外费用。
崇宁二年：宋徽宗赵佶年号。
东北盐：从东北运来的盐。
绍兴二年：宋高宗赵构年号。
大观法：宋徽宗赵佶时期的一种盐法。
合同场：盐业交易场所。
引税钱：盐税。
西和州：西和地区的州。
大观法置合同场：在大观年间设立合同场。
千余万斤：超过一千万斤。
四百余万缗：超过四百万缗（古代货币单位）。
孝宗：南宋皇帝赵昚的庙号，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淳熙六年：南宋孝宗赵昚的第六年，即公元1179年。
四川制置：宋代地方行政单位，负责管理四川地区的军事和行政事务。
胡元质：南宋时期四川制置使，负责管理四川地区的盐业。
总领：宋代官职，负责管理财政。
程价言：南宋时期总领，负责财政事务。
场：盐井的开采地点。
钱引：古代盐铁专卖制度中，盐商购买盐的凭证。
京西转运副使：宋代地方行政单位，负责管理京西地区的财政。
金州帅司：宋代地方行政单位，负责管理金州的军事和行政事务。
榷法：古代盐铁专卖制度。
引：古代盐铁专卖制度中，盐商购买盐的凭证。
碱脉：盐井中含盐的岩层。
月额：每月盐井的产量。
虚钞：虚假的钞票。
算：古代的货币单位。
榷茶：古代茶专卖制度。
江陵府：古代地方行政单位，位于今湖北省江陵县。
真州：古代地方行政单位，位于今江苏省仪征市。
海州：古代地方行政单位，位于今江苏省连云港市。
汉阳军：古代地方行政单位，位于今湖北省武汉市。
无为军：古代地方行政单位，位于今安徽省无为县。
蕲州之蕲口：古代地方行政单位，位于今湖北省蕲春县。
山场：古代茶的生产地。
园户：园户是指种植茶叶的农户。
本钱：古代茶专卖制度中，茶商购买茶叶的预付款。
折税茶：古代茶专卖制度中，以茶叶代替税收的茶叶。
茶引：古代茶专卖制度中，茶商购买茶叶的凭证。
食茶：古代茶专卖制度中，供民众日常饮用的茶叶。
券：券是指凭证，此处指交易凭证。
京师：指当时的首都，即今天的北京。
六务：古代茶专卖制度中，负责茶专卖的六个机构。
十三场：古代茶专卖制度中，负责茶专卖的十三个场所。
禁法：禁止的法律。
茶：指茶叶，中国古代重要的饮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视为礼仪之用，也有药用价值。
商贾：指商人，古代从事商品买卖的人。
西北：指中国的西北地区，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雍熙：指北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1023-1024年），雍熙是年号名。
馈饷：指军粮，为军队提供食物。
刍粮：刍粮是指饲料和粮食。
塞下：塞下是指边塞地区。
市价：指市场上的价格。
要券：指官方发放的凭证。
交引：指交换凭证，类似于现代的支票或汇票。
江、淮、荆湖：指长江、淮河、荆州和湖广地区，古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端拱二年：指北宋真宗赵恒的年号（989年），端拱是年号名。
折中仓：指官方的粮食储备仓库。
淳化三年：指北宋真宗赵恒的年号（992年），淳化是年号名。
秘书丞：古代官职，负责秘书事务。
榷务：指官府控制的商业交易。
茶州军官场：指专门负责茶叶生产的军事机构。
算买：指计算价格后购买。
三司盐铁副使：古代官职，负责盐铁事务的副使。
左司谏：古代官职，负责监察官员的行为。
制置使：古代官职，负责某地区的军事和行政事务。
沿江八务：指沿江的八个商业管理机构。
废：废除，取消。
榷务使：古代官职，负责榷务事务的官员。
至道初：指北宋真宗赵恒的年号（995-997年），至道是年号名。
风土：指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参以多品：指多种产品混合。
交引虚钱：指交换凭证中的虚值货币。
贴纳：指额外缴纳的税款。
豪商：指富有的商人。
小商：指小规模的商人。
官鬻：指官府出售。
发运兼制置茶盐使：古代官职，负责茶叶和盐的运输和管理的官员。
入中缗钱：指缴纳的货币。
金帛：金帛是指金银和布匹。
加饶贴纳：指额外增加的税款。
课绩：指税收业绩。
刑部尚书：古代官职，负责司法事务的尚书。
翰林学士：古代官职，负责皇帝文学和学术事务的官员。
权御史中丞：古代官职，负责监察事务的官员。
侍御史知杂：古代官职，负责监察事务的官员。
入中：指缴纳。
受之：接受。
裁酌：考虑，权衡。
变革：改变，改革。
天禧二年：天禧是宋真宗赵恒的年号，天禧二年即公元1018年。
太常博士：太常博士是古代官职，负责掌管礼乐等事务。
茶货：茶货指的是茶叶及其相关商品。
左谏议大夫：左谏议大夫是古代官职，负责对皇帝提出建议。
孙奭：孙奭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官员，此处为其名字。
茶法：茶法是指有关茶叶生产和贸易的法律和规定。
三司：三司是古代官署名，负责财政、盐铁和户部事务。
河阳：河阳是古代地名，位于今河南省孟州市。
斗束：斗束是指量度单位，一斗束相当于一定数量的刍粮。
乾兴：乾兴是宋仁宗赵祯的年号，乾兴年间大约是公元1022年至1023年。
雍熙法：雍熙法是指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雍熙年间大约是公元984年至987年，此处指雍熙年间的相关法律。
虚估：虚估是指虚假的估价。
茶商：茶商是指专门从事茶叶买卖的商人。
交引铺：交引铺是指从事茶叶交引买卖的店铺。
豪商巨贾：豪商巨贾是指富有的商人。
景德中：景德是宋真宗赵恒的年号，景德中大约是公元1004年至1007年。
茶、盐、矾税：茶、盐、矾税是指对茶叶、盐和矾的征税。
岁入登耗：岁入登耗是指每年的收入和支出。
计置司：计置司是指负责财政计算的官署。
枢密副使：枢密副使是古代官职，负责协助枢密使处理军事事务。
参知政事：参知政事是古代官职，相当于副宰相。
鲁宗道：鲁宗道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官员，此处为其名字。
十三场茶：十三场茶是指十三处茶叶市场。
中估：中估是指合理的估价。
廪给：廪给是指官府的供给。
杂费：杂费是指各种费用。
贴射法：贴射法是一种财政制度。
舒州罗源场：舒州罗源场是指舒州罗源地区的茶叶市场。
镇戎军：镇戎军是古代军镇名，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定州：定州是古代州名，位于今河北省定州市。
东南缗钱：东南缗钱是指东南地区的货币。
象齿：象齿是指象牙。
市估：市估是指市场估价。
典吏：典吏是指官府的文书官。
银绢：银绢是指银和绢布，此处指赏赐的物品。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志-卷一百三十六-评注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请放行茶货。左谏议大夫孙奭言：’茶法屡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经久之制。’即诏奭与三司详定，务从宽简。
此段描述了当时茶法的混乱和孙奭对此提出的建议。孙奭认为茶法多变，对商人不利，主张制定长期稳定的制度。这反映了古代政府对商业政策的态度，以及稳定政策对商业发展的重要性。
未几，奭出知河阳，事遂止。三司言：’陕西入中刍粮，请依河北例，斗束量增其直，计实钱给钞，入京以见钱买之，愿受茶货交引，给依实钱数，令榷货务并依时价纳缗钱支茶，不得更用刍粮文钞贴纳茶货。’诏每八百千，增五千茶与之，余从其请。
孙奭的建议虽然得到了诏令，但由于其离任而未能实施。三司提出的方案则得到了朝廷的采纳，体现了政府在实际操作中权衡利弊、灵活变通的态度。
时陕西交引益贱，京师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
这段描述了当时陕西交引的价格下跌，以及朝廷对此的反应。这反映了市场价格的波动对政府财政的影响，以及政府在财政管理中的谨慎。
五年，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阁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师市而毁之。
这段描述了朝廷为了解决茶货过剩问题，采取了销毁内库钱币的措施。这反映了政府在解决经济问题时的果断和灵活性。
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
这段描述了乾兴年间，由于西北边防需要，政府通过招募商人提供刍粟，并用茶作为补偿的举措。这反映了政府在战争时期的财政政策和资源调配。
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
这段描述了天圣元年，三司使李谘等人对茶、盐、矾税进行了调整，体现了政府对税收政策的关注和对财政收入的重视。
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
这段描述了李谘提出的茶法改革方案，包括取消官府提供本钱，让商人和园户直接交易，以及政府收取利息等。这反映了改革者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和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
若岁课贴射不尽，或无人贴射，则官市之如旧。
这段描述了如果茶货销售不畅，政府会像以前一样进行收购。这体现了政府在市场调节中的灵活性和对市场风险的防范。
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
这段描述了政府允许商人用金帛等实物支付茶货的价格，这反映了政府在货币政策和市场交易中的灵活性。
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敝。
这段描述了政府为了杜绝虚假估价，要求茶货和边籴（边防粮食）的交换必须使用实钱，不得相互影响价格。这体现了政府在市场管理中的严格和公正。
朝廷皆用其说。
这段描述了朝廷采纳了李谘等人的建议，反映了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集思广益和科学决策。
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为轻重，而论者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
这段描述了新政策实施一年后，豪商大贾无法操控市场，但有人担心以实钱偿付边籴可能导致京师府库空虚。这反映了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对政府财政能力的担忧。
会江、淮计置司言茶有滞积坏败者，请一切焚弃。
这段描述了江淮地区的计置司报告茶货积压和损坏，建议焚毁。这反映了政府在处理市场问题时的果断和务实。
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又遣官行视茶积。
这段描述了朝廷对变法产生的问题表示怀疑，并采取了调查措施。这体现了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谘等因条上利害，且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八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以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反亡本钱三之一，得不偿失，敝在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
这段描述了李谘等人对茶法和边籴问题的分析，提出了改革方案。这反映了政府官员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说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五万一千至六万二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五十七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
这段描述了李谘等人对新旧茶法的比较，通过具体的数字展示了政策变化对财政收入和边防储备的影响。
天圣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入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
这段描述了新法实施后，财政收入和边防储备的增加，反映了政策改革的效果。
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贵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以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以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旧券尽而止。
这段描述了旧茶法中的具体操作方式，包括虚估给券、折实钱给茶等，反映了当时市场交易和货币政策的复杂性。
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
这段描述了通过改革节省下来的茶、香药、象齿和东南缗钱的总价值，反映了政策改革的经济效益。
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计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坏败不可用者尔。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动摇，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毋为流言所易。’
这段描述了二府大臣对政策改革的评价，认为改革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增加了边防储备，并指出反对者的观点错误，表达了继续推行新法的决心。
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赐典吏银绢有差，然论者犹不已。
这段描述了朝廷为了推行新法，采取了发布榜文、赏赐官员等措施，但仍有反对者继续提出异议。这反映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