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代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等，他们参与了《宋史》的编纂工作，全面记录了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过程。
年代：成书于元代（约14世纪）。
内容简要：《宋史》是元代史学家对宋朝历史的总结，详细记载了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的建立到宋朝灭亡的全过程。全书分为本纪、志、列传等多个部分，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宋朝繁荣的文化和复杂的政治斗争，是研究宋朝历史的权威文献之一。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列传-卷九十七-原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
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
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嘉祐二年，试礼部。
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丁母忧。
五年，调福昌主簿。
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
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
轼始具草，文义粲然。
复对制策，入三等。
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
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
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
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
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
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
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
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
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
轼既除丧，即葬姑。
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熙宁二年，还朝。
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
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
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
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
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
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
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
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
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
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
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
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
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
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
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
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
陛下亦安用之？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
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
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轼退，言于同列。
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
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
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
即诏罢之。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
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
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
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
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
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
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
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
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
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
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
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
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
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
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
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
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
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
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
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
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
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
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
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
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
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
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
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
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
不意今日此论复兴。
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
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
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
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臣窃以为过矣。
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
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
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
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
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
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
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
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
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
考其成功，则曰未至。
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
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
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
未享其利，浇风已成。
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
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
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
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
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
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
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
将以折奸臣之萌也。
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
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
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
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
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
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
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
徙知密州。
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
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
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
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
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徙知徐州。
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
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
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
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
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
朝廷从之。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
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
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
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
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紥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
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
朝奏入，夕报可。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
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
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
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
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
轼旧善司马光、章惇。时光为门下侍郎，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
轼谓惇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
惇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迁起居舍人。
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
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
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
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
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
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
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
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
光曰：’于君何如？’
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光不以为然。
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
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
光笑之。
寻除翰林学士。
二年，兼侍读。
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
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
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
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
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
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
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
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
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
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
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
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
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
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
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
大臣议迁之岭南。
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
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
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
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
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
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
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
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
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
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
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
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
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
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遣寸草。
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
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
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
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
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
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
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
朝廷皆从之。
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
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
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
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
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
轼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
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
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十桥，以迅江势。
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
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
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
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
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
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
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
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
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
轼言于朝，从之。
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
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
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
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
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
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
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
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会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
七年，徙扬州。
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
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
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
轼请复旧，从之。
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
有赭繖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
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
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
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
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
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
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
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
不听。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
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
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
既行，上书言：
“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
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
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
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
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
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
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
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
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
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
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
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
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定州军政坏驰，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
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
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
“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
立决配之，众乃定。
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
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
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
定人言：
“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
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
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
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
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
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
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
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
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
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
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
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
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
尝自谓：
“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
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
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
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
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
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
遂崇赠太师，谥文忠。
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
迈，驾部员外郎。
迨，承务郎。
过字叔党。
轼知杭州，过年十九，以诗赋解两浙路，礼部试下。
及轼为兵部尚书，任右承务郎。
轼帅定武，谪知英州，贬惠州，迁儋耳，渐徙廉、永，独过侍之。
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
初至海上，为文曰《志隐》，轼览之曰：
“吾可以安于岛夷矣。
因命作《孔子弟子别传》，轼卒于常州，过葬轼汝州郏城小峨眉山，遂家颍昌，营湖阴水竹数亩，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
卒，年五十二。
初监太原府税，次知颍昌府郾城县，皆以法令罢。
晚权通判中山府。
有《斜川集》二十卷。
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
时称为”小坡”，盖以轼为”大坡”也。
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
且言：
“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
七子：籥、籍、节、笈、筚、笛、箾。
论曰：
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
师怪而语之，则曰：
“正欲识是诸人耳。
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
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
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
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
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
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
“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
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
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
或谓：
“轼稍自韬晦，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
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列传-卷九十七-译文
苏轼，字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时，他的父亲苏轼四处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的成败，他总能说出其中的关键。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时，感慨叹息，苏轼问她说：‘如果我成为范滂，母亲你会同意吗？’程氏回答：‘你如果能成为范滂，我难道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到了成年时，苏轼博学多才，精通经史，每天写文章数千言，喜欢贾谊、陆贽的书。后来读了《庄子》，感叹道：‘我以前有些想法，但口里说不出来，现在看到这本书，正好说中了我的心思。’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章风气怪异，欧阳修想有所改变，发现了苏轼的《刑赏忠厚论》，非常惊喜，想要提拔他为第一，但又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只给了第二名；后来在《春秋》对义中又得了第一名，殿试中乙科。后来苏轼以书信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避开这个人，让他脱颖而出。’听的人一开始都不相信，时间久了才信服。
丁母忧。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为他的才识出众，推荐他到秘阁。试六论时，他开始起草，文章义理鲜明。再次对制策，进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进入三等的人，只有吴育和苏轼。
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以来，百姓贫穷，徭役繁重，岐下每年要向南山输送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滩，官吏们因此家破人亡。苏轼调查了其中的利弊，修订了衙规，让官吏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退，从此害处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进入判登闻鼓院。英宗从藩邸听说他的名声，想按照唐朝的故事召他进入翰林，担任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是远大的器量，将来一定会被天下所用。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让天下的士人没有人不敬畏和降服，都希望朝廷任用他们，然后选用他们，这样就没有人再有不同的意见了。现在突然任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会认同，反而可能给他带来累赘。’英宗说：‘那让他修注如何？’韩琦说：‘记注与制诰相邻，不可立刻授予。不如在馆阁中给予他一个接近上级的职位，并且请求召试。’英宗说：‘试一试不就知道他能不能行了吗？苏轼难道不能行吗？’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试了二论，又进入三等，被任命为直史馆。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您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啊。’恰好苏轼的父亲去世，韩琦用金钱布帛来帮助办理丧事，苏轼推辞了，请求赐予一个官职，于是被赐予光禄丞。苏轼的父亲临终前，因为哥哥苏辙早逝，子孙未立，妹妹嫁给了杜氏，去世后尚未安葬，嘱托苏轼。苏轼服丧结束后，就安葬了姑姑。后来苏轼做官，可以荫庇子孙，推荐给了苏辙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政，一直厌恶苏轼的议论与自己不同，让他担任判官。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下诏让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奏议说：
选用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要求真实。如果君相有了解人的明察，朝廷有要求真实的政策，那么即使是胥吏、皂隶也不会没有人，何况是学校贡举呢？即使沿袭现在的制度，我认为还有余力。如果君相不了解人，朝廷不要求真实，那么公卿侍从常常苦于没有人，何况是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不够。因为事物有兴有衰，有废有立，处于它的安定时期，即使是暴君也不能废除，等到它厌倦了，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恢复。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也随之变化，就像江河的迁徙一样，强行恢复它，那么就很难了。
庆历年间确实曾经设立过学校，但到了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名而已。现在如果改变现在的礼制，改变现在的风俗，又需要发动民力来修建宫殿，征收民财来养活游士。在百里之内设立官职和教师，诉讼案件在这里审理，军事谋略在这里制定，又把不遵守教诲的人流放到远方，这不是只会造成混乱，给天下带来麻烦吗？如果不大加改革，而希望对时世有益，那么和庆历年间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学校，只需要沿袭旧制，让先王的旧物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贡举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兴衰，起初并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看祖宗的时代，贡举法与现在相比，哪个更精？言语文章，哪个更优？得到的人才，哪个更多？天下的事情，哪个办得更好？比较这四者的长短，议论就会有了结果。
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几个方面：有人说乡试应该举荐德行而忽略文词，有人说应该专门选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说应该兼采声誉而废除封弥，有人说应该让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希望陛下关注那些长远和重大的事情，这些小小的法律何足挂齿。我又私下有些忧虑和过虑。关于性命的学说，自从子贡以来就不得听闻，而现在的一些学者，以谈论性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浩然无当而不可穷尽；看他们的外表，超然无著而不可捉摸，这难道是真的吗？因为中人之性，安于放任而乐于虚诞。陛下又怎么会用他们呢？
议上之后，神宗醒悟道：‘我本来就有这个疑问，得到苏轼的议论，心情才释然。’当天就召见苏轼，问：‘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苏轼回答：‘陛下天生具有明察之性，天纵文武，不担心不明，不担心不勤，不担心不断，只是担心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希望陛下保持安静，等待事物的到来，然后应对。’神宗惊讶地说：‘你的三句话，我应该深思熟虑。凡是在馆阁的人，都应该为我深思熟虑治乱，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后，对同僚说。王安石不高兴，命令苏轼担任权开封府推官，想用事情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敏，名声更加远扬。恰逢上元节敕令府市售卖浙江的灯，并且命令降价。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以灯为乐吗？这不过是用来取悦两位皇后的。但是百姓不可能家家户户都明白，都认为是因为这些不急之务，夺走了他们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件事虽然很小，但体面很大，希望追回之前的命令。’于是皇帝下诏取消了这件事。
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述其不便之处，说：
我想要说的不过是三句话。希望陛下团结人心，培养风俗，维护法纪。君主所依靠的不过是人心而已，就像树木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贾有财。失去了人心，就必然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至今，没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的。陛下也知道了人心的不悦。
自古以来，管理财政的职位只有三个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给三司，无缘无故又创立了一个三司条例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宫内研究，派出了四十多个使者，分头到外面执行任务。设立三司条例司，是为了追求利益；那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使者，就是追求利益的工具。规模宏大，民众确实感到惊讶和疑惑；新法新奇，官员们都感到困惑。以万乘之尊来谈论利益，以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政，议论纷纷，传遍千家万户，然而没有人去理会，只是说：‘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何必去管别人的议论。’拿着渔网进入江湖，告诉人说‘我不是渔夫’，不如放弃渔网，让人自己相信。驱赶鹰犬进入森林，告诉人说‘我不是猎人’，不如放开鹰犬，让野兽自己驯服。因此我认为，想要消除诽谤和恶言，召唤和谐之气，最好是废除条例司。
现在君臣日夜操劳，已经快一年了，但富国的功绩，就像捕风一样渺茫，只听说国库支出数百万缗，祠部度支五千余人而已。用这种方法，谁不能做到？而所进行的事情，道路上都知道它的难度。汴河水流浑浊，自从有百姓以来，就没有人用它来种稻。现在想要修筑陂塘来澄清它，种上万亩的稻，必须用千顷的陂塘，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满了。陛下却相信了这种说法，即使派人去观察地形，到处开挖，寻找水利，都是轻率而冒进，随意争辩。官府虽然知道这是错误的，也不敢立即停止或退回，召集老少，观察是否可行。如果不是明显难以实行，就必须暂时开工。官吏们草率地顺从，真以为陛下有意兴作，上面浪费国库，下面耽误农时。一旦堤防打开，水流失去了原来的路径，即使吃了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朝廷为什么要这样做？
自古以来，征用民工，一定是用乡户。现在只听说江浙之间，几个郡县征用民工，却想要推广到全国。单身汉、妇女户，是天下的穷苦人，陛下首先想要征用他们，拥有四海的财富，却忍心不加以体恤！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租税和徭役已经都包括在内了，为什么还要再征徭役？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不废除徭役，而税收仍旧，追溯根源，必然会有承担罪责的人。青苗钱放贷，自古以来就有禁令。现在陛下开始设立成法，每年都实施。虽然说不允许强制摊派，但数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会这么做吗？预计愿意借贷的农户，必定都是贫穷无依的人，鞭挞已经够急，接着就会逃亡，不回来，就会连累邻居，这种趋势必然会出现，将来天下人都会怨恨陛下，国史也会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这不是很可惜吗！而且常平法，可以说是最好的了。现在想要变成青苗法，破坏那个建立这个，所丧失的更多，损害官府和百姓，即使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从前汉武帝因为财力枯竭，采用商人桑羊的建议，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之为均输。当时商贾不行，盗贼横行，几乎导致混乱。孝昭即位后，霍光顺应民意而给予他们，天下归心，于是天下太平。没想到今天这种说法又重新出现。立法之初，费用已经很高，即使稍微有所收获，但征收商税的数额，损失必然很多。就像有人为他主人牧养牲畜，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就夸耀为劳绩。现在破坏常平法而谈论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获取均输法的利益，与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因此陛下坚持己见，不顾一切，一定要实行。这是战国时期贪功的人，行险侥幸的说法，还没等到乐成，怨恨就已经产生了。我希望能让陛下结交人心，这就是我的愿望。
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弱；历代的兴衰，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贫。君主知道这一点，就会知道什么是轻重。因此我愿陛下致力于提升道德和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求成而贪图富强。爱护风俗，就像保护元气。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的法律可以统一众人，勇猛的人可以完成事情，忠诚厚道的人看起来迂腐，老成的人起初好像迟钝。然而他们最终都不愿意用前者代替后者，因为他们知道得到的少，而失去的多。仁宗皇帝执法非常宽松，用人有秩序，专门致力于掩盖和弥补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法。考察他的成就，会说还没达到。说到用兵，十次出征就有九次失败；说到国库，勉强充足而没有多余。只是因为他的德泽深入人心，风俗知道义理，所以他在去世的时候，天下人都称颂他的仁德。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因循守旧，事情不振作，就想用严厉的监督来纠正，用智慧来统一，招来新进勇猛的人，以图迅速取得成效。还没享受到利益，浮夸的风气已经形成。多开捷径，让人意外得到好处，公卿近臣可以轻易得到，让常人也能期望非分之想，希望风俗变得厚道，怎么可能呢？近年来朴实的人越来越少，投机取巧的人越来越多。只有陛下同情并救助他们，以简易为法则，以清净为心，才能使民德回归厚道。我愿陛下厚风俗，就是这个意思。
祖宗委托台谏，从未因为一句话而处罚过人。即使有轻微的责备，也会很快得到提升，允许他们风闻言事，而没有官长。如果言论涉及到皇帝，皇帝就会改变脸色；如果涉及到朝廷大事，宰相就会等待处罚。台谏固然未必都是贤能的人，他们所说的也未必都是正确的。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并赋予他们重权，这难道是徒然的吗？是为了打击奸臣的萌芽。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的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了鼠就养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了盗贼就养不吠的狗。陛下难道不应该想到祖宗设立这个官职的用意，并为子孙万代考虑吗？我听说老人们常说，台谏所说的话，通常随着天下公议。公议支持的，台谏也支持；公议批评的，台谏也批评。现在舆论沸腾，怨恨纷至沓来，公议所在，陛下也知道了。我担心从现在开始，习惯成风，所有的台谏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至于君主孤立，纲纪一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愿陛下保持纲纪，就是这个意思。
苏轼看到王安石赞扬神宗皇帝独断专行，于是试着在进士考试中提出问题，以‘晋武帝平定吴国因为独断而成功，苻坚讨伐晋国因为独断而失败，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亡，事情相同而功绩不同’来提问，王安石非常愤怒，让御史谢景温上奏他的过错，追查无果，苏轼于是请求外调，担任杭州通判。高丽进贡，使者给官吏送钱，文书上写着甲子。苏轼拒绝说：‘高丽向我朝称臣，却不遵循正朔，我怎么敢接受！’使者改用熙宁年号，苏轼才接受。
当时新法不断出台，苏轼在其中，每次都设法利用法律来便民，百姓因此得以安宁。后来调任密州知州。司农实行手实法，不按时实行的人以违制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制的处罚，如果是朝廷的决定，谁敢不服从？现在是从司农开始的，这是擅自制定法律。’提举官惊讶地说：‘您暂且慢慢来。’不久，朝廷知道这个法律伤害了百姓，就废除了它。
发生了盗窃事件，安抚司派遣三班使臣带领凶猛的士兵来抓捕，士兵凶狠暴虐，甚至用禁止的物品诬陷百姓，进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还害怕罪行暴露而惊慌失措，准备制造混乱。百姓们逃跑到苏轼那里诉苦，苏轼接过他们的书信却不看，说：‘绝不会到这种地步。’散乱的士兵听到这话，稍微安定下来，苏轼慢慢地派人将他们召出来处决。后来苏轼被调任徐州知州。
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出南清河，汇聚到城下，水位不断上涨，城墙即将崩溃，富裕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裕的百姓如果出城，民心就会动摇，我和谁一起守城呢？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摧毁城墙。’他驱使人们重新回到城中。苏轼到武卫营，呼唤士兵长说：‘河水将要毁坏城墙，事情紧急，即使是禁军也要为我尽力。’士兵长说：‘太守都不避水患，我们这些小人物，应当效命。’于是他带领士兵拿着畚箕和铁锹出去，筑起了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一直延伸到城墙。雨夜不停，城墙没有沉陷到第三版。苏轼住在堤上，路过家门也不进去，让官吏分段守卫，最终保全了城墙。苏轼又请求朝廷调来人手加固旧城墙，建造木制堤岸，以防洪水再次来袭。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苏轼被调任湖州知州，上表表示感谢。又因为不敢直言对百姓不利的事情，就用诗歌进行讽刺，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录了他的表章中的话，并诬陷他所作的诗是诽谤，将他逮捕并关押在台狱中，想要处死他，但经过长时间的审讯，最终没有定案。神宗皇帝独自对他表示同情，将他安置在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苏轼与农民和山野老人一起，在东坡建造房屋，自号‘东坡居士’。
三年后，神宗多次有意重新任用苏轼，但总是被当权者阻止。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非常重要，可以命令苏轼来完成。’王珪面露难色。神宗说：‘苏轼不行，暂且用曾巩。’曾巩进献了《太祖总论》，神宗不同意，于是亲自写信将苏轼调到汝州，信中说：‘苏轼被贬居思过，岁月越长，人才越难求，我不忍心最终放弃他。’苏轼还没到汝州，就上书自陈饥寒，他有田地在常，希望得到那里的安置。朝廷的奏章傍晚送入，晚上就得到了批准。
苏轼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大规模的监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祖宗以仁爱厚道治理天下，正想改变这些。现在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地区多次发生大狱，您难道没有一句话来拯救吗？’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引起的，我在外任职，怎么敢说话？’苏轼说：‘在朝中就说话，在外任职就不说话，这是侍奉君主的常规礼仪。上面对待您，不是常规礼仪，您对待上面，难道可以是常规礼仪吗？’王安石厉声说：‘王安石必须说话。’又说：‘从王安石嘴里说出来，从苏轼耳朵里进去。’又说：‘人必须知道，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应该为了行一不义之事而杀害一个无辜之人。’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争着减少半年的考核期，即使杀人也愿意。’王安石笑而不语。
苏轼到了常州，神宗驾崩，哲宗即位，苏轼被任命为朝奉郎、登州知州，后来又被召回朝廷担任礼部郎中。苏轼与司马光、章惇交好。当时司马光担任门下侍郎，章惇担任枢密院知院，两人不合，章惇经常用嘲笑和侮辱来困扰司马光，司马光感到非常痛苦。苏轼对章惇说：‘司马君实时望很高。以前许靖以虚名无实，被蜀先主看不起，法正说：“许靖的虚名，传播四海，如果不加礼遇，一定会成为轻视贤才的累赘。”先主接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任命许靖为司徒。许靖都不可以轻慢，何况君实呢？”章惇认为他说得对，司马光也因此稍微安心。
苏轼被任命为起居舍人。他从忧患中崛起，不想突然担任重要职位，向宰相蔡确辞让。蔡确说：‘您已经徘徊了很久，朝中没有比您更优秀的人。’苏轼说：‘以前林希也在馆中，年纪也很大。’蔡确说：‘林希难道应该排在您前面吗？’最终没有同意。元祐元年，苏轼以七品官职进入侍延和，立即被赐予银色和红色服饰，后来升任中书舍人。
最初，祖宗时期，差役制度实行已久，编户充役的人不熟悉自己的差役，而且虐待他们，导致很多人破产，乡村的百姓甚至整年都不能休息。王安石担任神宗宰相时，改为免役制度，让户主根据差役的高低出钱雇佣人服役，执行者过度征收，认为这是百姓的痛苦。司马光担任宰相，知道免役制度的害处，却不知道它的好处，想要恢复差役制度，设立机构，苏轼被选中参与。苏轼说：‘差役和免役各有利弊。免役的害处是聚敛民财，十家九空，财富聚集在上层，而下面却有钱荒的问题。差役的害处是百姓经常在官府服役，不能专注于农业，而贪婪的官吏和狡猾的胥吏得以趁机作奸。这两种害处的轻重，大致相当。’司马光说：‘对您来说怎么样？’苏轼说：‘法度相互继承则事情容易成功，事情逐渐推进则百姓不会感到惊慌。三代的法律，兵农合一，到秦朝开始分为二，到唐朝中期，将所有的府兵都改为长征的士兵。从那时起，百姓不知道兵，士兵不知道农，农民出粮食布匹来养活士兵，士兵用生命来保卫农民，天下因此安定。即使圣人再起，也不能改变这个局面。现在免役制度，实际上很类似这一点。您想要突然废除免役制度而恢复差役制度，就像废除长征制度而恢复民兵制度一样，这是不容易的。’司马光不同意。
苏轼又在政事堂上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司马光非常愤怒。苏轼说：‘以前韩魏公在陕西检阅义勇军时，您作为谏官，非常努力地与他争论，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我以前听您详细说过这件事，难道现在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尽情发言吗？’司马光笑了。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二年，苏轼兼任侍读。每次进读有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内容时，总是反复开导，希望有所启发。哲宗虽然沉默寡言，但总是点头同意。曾经读祖宗的《宝训》，趁机评论时事，苏轼详细地说：‘现在赏罚不明，善恶无法劝阻；又黄河的走势正往北流，却强迫它往东流；西夏人入侵镇戎，杀害抢掠数万人，帅臣不向上报告。每件事都是这样，恐怕会逐渐形成衰败混乱的趋势。’
苏轼曾经在宫中过夜，被召入便殿对答，宣仁皇后问他：‘你前年担任什么官职？’他回答：‘臣是常州团练副使。’皇后问：‘现在是什么官职？’他回答：‘臣现在担任翰林学士。’皇后问：‘为什么这么快就到了这个地步？’他回答：‘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皇后说：‘不是这个原因。’他说：‘难道是大臣们推荐吗？’皇后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无才无德，不敢通过其他途径晋升。’皇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读您的文章，都会赞叹说：“奇才，奇才！”只是没有来得及任用您。’苏轼忍不住哭出声来，宣仁皇后和哲宗也流泪，左右的人都感动得流泪。后来命令他坐下并赐予茶，撤掉御前的金莲烛送他回院。
三年，苏轼代理知礼部贡举。恰逢大雪严寒，士人们坐在庭院中，冷得说不出话来。苏轼放宽了禁令，让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巡逻的内侍经常侮辱举子，并且用暧昧的言语诬陷他们，苏轼将他们全部奏报驱逐。
四年，因为连续上奏论事，被掌权的人所憎恨。苏轼担心自己不被容忍，于是请求外调，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杭州知州。在他还未出发之前，谏官们说前任宰相蔡确在任安州知州时，写诗借郝处俊的事情来讽刺太皇太后。大臣们商议要将他调往岭南。苏轼秘密上疏说：‘如果朝廷轻视蔡确的罪行，那么对皇帝的孝治就不够；如果重罚蔡确，那么对太皇太后的仁政也是一种损害。我认为应该由皇帝下令设立监狱逮捕蔡确，太皇太后再亲自下诏赦免他，这样既体现了仁慈又体现了孝道。’宣仁皇后虽然认为苏轼的话有道理，但并没有采纳。苏轼离开京城，按照前任执政的恩例，被派内侍赐予龙茶、银合，给予了厚重的慰劳。
到了杭州后，遇到了大旱，饥荒和瘟疫同时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到了赐予度僧牒，用米来救济饥民。第二年春天，他又降价出售常平米，大量制作粥和药剂，派遣使者带着医生分坊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要地，瘟疫死亡的人数比其他地方要多。’于是他筹集了二千缗钱，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五十两黄金，用来建造病坊，并逐渐储备钱粮以备不时之需。
杭州原本靠近海边，地下的泉水咸苦，居民很少。唐代刺史李泌开始引西湖的水来建造六口井，使民众有了足够的水。白居易又疏浚西湖的水流入漕河，从漕河流入田地，灌溉面积达到一千顷，使民众变得富裕。湖水中有大量的水草，从唐代到钱氏时期，每年都会进行疏浚，但宋朝兴起后，这项工作被废弃，水草堆积成田地，水几乎没有了。漕河失去了水源，只能依靠江潮，船只行驶在市中，江潮又常常淤积，每三年清理一次，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六口井也几乎废弃了。苏轼看到茅山的一条河专门接收江潮，盐桥的一条河专门接收湖水，于是他疏浚了两条河以畅通漕运。他还修复了堰闸，作为湖水蓄泄的界限，江潮不再进入市中。他用剩余的力量修复了六口井，又把水草堆积到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了一条长堤供行人通行。吴地的人们种植菱角，春天就会割除，不留寸草。他还招募人在湖中种植菱角，使水草不再生长。他收取这些收益来维修湖泊，拿出救济灾荒的余钱万缗、粮食万石，以及请得百僧度牒来招募劳役。堤坝建成后，他在上面种植了荷花和杨柳，看起来像一幅画，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
杭州的僧人净源，以前住在海边，与外国商人有交往，商船到达高丽时，双方都赞誉他。元丰末年，高丽的王子义天来朝见，净源因此去拜访他。净源去世后，他的徒弟偷了他的画像，附在商船上告知高丽。义天也派他的徒弟来祭拜，并带来了他国母的两座金塔，说是祝福两宫太后长寿。苏轼没有接受，上奏说：‘高丽很久没有进贡，失去了丰厚的赏赐，想要请求朝见，但我们不知道朝廷将如何对待他们，所以他们趁着祭拜亡僧的机会来行祝寿之礼。如果我们接受而不回应，他们会产生怨恨；如果我们接受并给予厚重的赏赐，那就正中了他们的计谋。现在应该不让他们知道，由州郡自行处理。那些狡猾的僧人和商人，给国家带来了麻烦，这种风气不能任其发展，应该严厉惩处。’朝廷都同意了他的意见。不久，贡使果然来了，按照旧例，使者到达吴越七州，费用达到二万四千余缗。苏轼命令各州根据实际情况削减费用，使民众获得了交易的利益，不再受到侵扰的危害。
浙江的潮水从海门东来，势头如雷霆，而浮山屹立在江中，与渔浦等山交错，回旋激荡，每年毁坏公私船只不计其数。苏轼提议从浙江上游的石门开始，沿着山势向东开凿漕河，引浙江和溪谷的水二十多里到江中。又沿着山势修筑河岸，不到十里就到达龙山的慈浦，从浦北转向小岭，开凿六十五丈的山岭到达岭东的古河，疏浚古河数里到达龙山的漕河，以避开浮山的险阻，人们认为这样做很方便。他上奏朝廷，但有人恶意中伤他，极力阻挠，工程因此未能完成。
苏轼又说：‘三吴的水汇聚成太湖，太湖的水溢出成为松江流入大海。海每天两次潮水，潮水浑浊而江水清澈，潮水常常想要淤塞江路，而江水清澈快速，随潮水流动就能清洗淤泥，海口因此常常畅通，吴中地区的水患就少。以前苏州以东，公私船只都靠篙撑行，没有陆路运输。自从庆历以来，松江大规模修建运输道路，建造长桥以阻断江路，所以现在三吴地区水患频繁，我想开凿运输道路，建造十座桥梁，以加快江水的流速。’但这些建议也没有被采纳，人们都感到遗憾。苏轼在二十年间两次到杭州任职，对民众有恩德，家家户户都有他的画像，饮食时都会为他祝福，还为他建造了生祠来报答。
六年，被召回朝廷担任吏部尚书，但还未到任。因为他的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右丞，改为翰林承旨。苏辙辞去右丞职务，想要和哥哥一起担任从官，但朝廷没有同意。苏轼在翰林院任职几个月后，因为受到诽谤而请求外调，于是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颍州。在此之前，开封的各县多次发生水患，官吏没有探究原因，只是简单决堤，将水注入惠民河，但河的容量有限，导致陈州也发生了水患。官吏们还计划开凿邓艾沟与颍河并行，并计划开凿黄堆以注入淮河。苏轼刚到颍州，就派官吏用水平仪测量，发现淮河的涨水高度比新沟高出一丈，如果开凿黄堆，淮河的水会倒灌到颍州，造成灾害。他向朝廷上奏，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
郡里有长期为非作歹的强盗尹遇等人，多次抢劫杀人，还杀害了抓捕盗贼的官吏和士兵。朝廷因为按照名字抓捕而没有抓到，被杀害家庭的家属又害怕他们的报复，不敢声张。苏轼召见汝阴尉李直方说：‘如果你能抓到他们，我会在朝廷上为你大力争取优厚的奖赏；如果抓不到，我也会以你失职为由上奏免你的职。’李直方有老母，而且年纪很大，在告别母亲后出发。他侦察到了盗贼的藏身之处，分头捕捉他们的同党，亲手用戟刺杀了尹遇，抓住了他。朝廷认为他做得不够，奖赏不够。苏轼请求用自己的年功，应当晋升为朝散郎的官阶，作为对李直方的奖赏，但朝廷没有同意。之后，吏部为了苏轼的晋升，用这个机会符合他的考核，苏轼说已经答应李直方了，但朝廷没有回复。
七年，调任扬州。以前发运司主管东南的漕运法，允许船夫私自装载货物，征税时不能阻碍。因此船夫们很快致富，把官船当作自己的家，修补损坏的地方，还帮助船夫解决困难，所以所载货物通常都能快速到达而不会有问题。近年来，所有这些都禁止了，船夫们生活困苦，很多人偷载货物来维持生计，公私双方都感到痛苦。苏轼请求恢复旧制，朝廷同意了。不到一年，他被召回朝廷担任兵部尚书，并兼任侍读。
这一年，哲宗亲自祭祀南郊，苏轼担任卤簿使，引导皇帝进入太庙。有十几辆红布车和青盖车争道，不顾仪仗队。苏轼让御营巡检使去询问，原来是皇后和大长公主。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担任仪仗使，苏轼说：‘中丞的职责是严肃政事，不能不报告。’李之纯不敢说话，苏轼在车内上奏。哲宗派人带着奏疏快马加鞭去禀报太皇太后，第二天，下诏整顿仪仗队，从皇后以下都不准迎接拜见。不久，苏轼被提升为礼部尚书，兼任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
高丽派使者请求书籍，朝廷按照惯例全部同意了。苏轼说：‘汉东平王请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我们都不肯给。现在高丽所请求的，比这还要多，难道可以给他们吗？’但朝廷没有听从。
八年，宣仁皇后去世，哲宗亲政。苏轼请求外调，以两学士的身份出知定州。当时国家大事即将发生变化，苏轼未能入宫辞行。出发后，上书说：’天下的安定与混乱，取决于民间情绪的畅通与否。在最好的治理下，普通百姓都能表达自己的意愿；而在大乱之际，即使是亲近的大臣也无法传达自己的声音。陛下在位九年，除了执政和台谏之外，未曾与其他大臣接触。现在刚刚开始听政，应当把畅通民间情绪、消除阻碍作为首要任务。我日日侍奉在陛下身边，现在正要戍边，连一面也见不到就出发了，何况我这个疏远的小臣想要自通，更是难上加难。然而，我不敢因为不能面见陛下而放弃忠诚。古代的圣人要有所作为，必定先在暗中观察光明，在静止中观察动态，这样万物的真实情况就会完全呈现在面前。陛下圣明智慧，正值壮年。我愿陛下虚心遵循道理，一切尚未有所作为，暗中观察各种事物的利弊，以及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等到真相大白，然后再根据情况采取行动。这样，一旦行动之后，天下人没有怨言，陛下也不会后悔。从这个角度来看，陛下有所作为，只担心太早，不担心稍晚，这一点已经很明确了。我担心那些急于求成、贪图利益的臣子，会劝陛下轻易改变政策，因此提出这个建议，希望陛下留心，这是国家社稷和百姓的大幸。’
定州的军政管理混乱，卫兵骄横懒惰，不进行训练，军校侵吞他们的粮饷和赏赐，前任守将不敢过问。苏轼将贪污者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修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军中的衣食逐渐充足，于是部署战法，士兵们都敬畏服从。然而，军校们仍然不安，有士兵因为贪污问题告发他们的长官，苏轼说：’这件事我自己处理就可以，如果听你们告发，军中就要乱了。’立即将贪污者流放，士兵们才安定下来。正值春天大阅兵，将领们久不区分上下等级，苏轼命令恢复旧制，自己身着常服走出帐篷，将领们身着军服执行职务。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对此感到羞耻，称病不来。苏轼召来书吏让他起草奏章，王光祖害怕而出，事情结束后，没有人敢怠慢。
定州人说：’自从韩琦离开后，就没有见过这样的礼节了。’契丹长期和平，边防士兵无法使用，只有沿边弓箭社与敌人相邻，以射箭自卫，仍然被称为精锐。前任宰相庞籍守边，根据习俗制定法律。时间久了，法律松弛，又受到保甲制度的干扰。苏轼上奏请求免除保甲和两税折变科配，没有得到回复。
绍圣初年，御史弹劾苏轼掌管内外制时所作的词命，认为是在讽刺和斥责先朝。于是以本官身份被任命为英州知州，不久降职一级，还未到任，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居住了三年，平静地生活，无论贤愚，都赢得了他们的欢心。后来又被贬为琼州别驾，居住在昌化。昌化是以前的儋耳地，不适合人居住，药物和食物都没有。最初租用官房居住，官员还认为不行，苏轼于是买地建造房屋，儋耳人运送砖瓦帮助他。他只和幼子苏过一起生活，以著书为乐，时常和当地老人交往，好像要终身如此。
徽宗即位后，被调到廉州，改为舒州团练副使，再迁到永州。经过三次大赦，于是被任命为玉局观提举，恢复朝奉郎。苏轼自元祐以来，从未因为年功请求升迁，所以官职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在师父苏洵的指导下学习写作，后来被认为是天生的才华。他曾自谓：’写作就像行云流水，一开始没有固定的形式，只是常常按照应该走的路走，停在不能停留的地方。’即使是嬉笑怒骂的言辞，都可以书写和朗诵。他的文章博大精深，光芒四射，雄视百代，自从有文章以来，这样的文章也是少见的。苏洵晚年读《易经》，撰写《易经传》未完成，让苏轼继续他的志向。苏轼完成了《易经传》，又撰写了《论语说》；后来居住在海南，撰写了《书传》；还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当时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当时无人知晓，苏轼对待他们如同朋友，从未以师生自居。
从成为举人到出入宫廷，苏轼始终以爱君为本，忠诚正直，大节凛然，在群臣中无人能出其右。只是因为被小人嫉妒排挤，不能在朝廷中安心任职。
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资政殿学士，以其孙子苏符为礼部尚书。又因为他的文章，让他身边的侍从整天阅读，忘记了吃饭，称他为文章的宗师，亲自撰写集赞，赐给他的曾孙苏峤。于是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擅长写作。苏迈是驾部员外郎。苏迨是承务郎。
苏过字叔党。苏轼任杭州知州时，苏过十九岁，以诗赋通过两浙路考试，礼部考试不中。等到苏轼任兵部尚书，苏过担任右承务郎。苏轼任定武帅时，被贬为英州知州，再贬惠州，迁儋耳，逐渐迁到廉州、永州，只有苏过一直陪伴在身边。无论是生活所需，还是昼夜寒暑，苏过都一一承担，不知其难。最初到海上时，苏过写了一篇《志隐》，苏轼阅读后说：’我可以安心在岛夷之地了。’于是命令他撰写《孔子弟子别传》，苏轼在常州去世，苏过将苏轼安葬在汝州郏城小峨眉山，于是家住在颍昌，经营了几亩湖阴水竹，命名为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去世时，享年五十二岁。
最初监管太原府税收，后来担任颍昌府郾城县知县，都因为法令被罢免。晚年代理中山府通判。有《斜川集》二十卷。他的《思子台赋》、《飓风赋》很早就流传于世。当时被称为’小坡’，因为苏轼被称为’大坡’。他的叔叔苏辙常常称赞苏过孝顺，以此教育宗族。他还说：’我哥哥远居海上，只有这个儿子能写文章。’他有七个儿子：苏籥、苏籍、苏节、苏笈、苏筚、苏笛、苏箾。
评论说：苏轼自幼时，有士人将石介的《庆历圣德诗》传到蜀中，苏轼列举诗中提到的韩、富、杜、范等贤人向他的老师提问。老师感到奇怪，问他原因，他说：’正是想要认识这些人。’这表明他已经有与当世贤哲比肩的志向。弱冠之年，父子兄弟来到京师，一天之内声名鹊起，震动四方。后来登科及第，选拔为词科，进入朝廷掌管文书，出外担任地方官员。他的器识宏大，议论卓越，文章雄健，政事精明，这四者都能以坚定的意志为主，以豪放的气概为辅。因此，他的志向所向，言辞足以表达他的策略，行动足以实现他的抱负。至于灾祸的到来，他的节义足以坚守他的信念，这些都是志向和气概的体现。仁宗初期阅读苏轼、苏辙的制策，退朝后高兴地说：’我今天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宰相。’神宗特别喜爱他的文章，在宫中阅读，忘记了吃饭，称他为天下奇才。两位皇帝都有能力了解苏轼，但苏轼最终没有得到重用。欧阳修先看出了他的才华，他的名声也因此与欧阳修齐名，这难道不是苏轼的才华无法掩盖，是天下至公的吗？相不相由命，唉！苏轼不能成为宰相，这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有人说：’苏轼如果稍微收敛锋芒，即使不能得到重用，也可以避免灾祸。’虽然如此，假如苏轼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行为，还能称得上是苏轼吗？’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列传-卷九十七-注解
苏轼：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眉州眉山人，是宋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
子瞻：苏轼的字，‘子瞻’意为‘有远见的人’。
眉州眉山人：指苏轼的籍贯，眉州即今天的四川省眉山市。
范滂传：《范滂传》是东汉史学家范晔所著《后汉书》中的一篇传记，记载了东汉名士范滂的生平事迹。
母程氏：苏轼的母亲，程氏，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女性。
经史：经，指儒家经典；史，指历史著作。这里指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
贾谊、陆贽书：贾谊和陆贽都是西汉时期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们的著作被苏轼所推崇。
庄子：《庄子》是道家经典之一，由战国时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
礼部：宋代官署名，掌管礼仪、科举等事务。
欧阳修：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
刑赏忠厚论：苏轼的一篇著名文章，主张刑赏应当宽厚。
制策：科举考试中的一种文体，要求考生对时政问题提出对策。
殿试：科举考试中的最高一级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
乙科：科举考试中的科目之一，仅次于甲科。
秘阁：宋代国家图书馆，也是学术机构。
六论：科举考试中的六篇策论。
大理评事：官职名，掌管司法审判。
签书凤翔府判官：官职名，凤翔府的判官，负责地方行政和司法。
元昊：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叛乱是指西夏对北宋的叛乱。
南山木筏：南山地区出产的木材，通过木筏运输。
砥柱：砥柱山，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是黄河上的一个险滩。
登闻鼓院：宋代官署名，负责受理百姓上奏的冤屈。
翰林：宋代官署名，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和文书。
知制诰：官职名，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
韩琦：韩琦（1008年－1075年），北宋政治家，宰相。
梅圣俞：梅圣俞（1002年－1060年），北宋文学家。
光禄丞：官职名，光禄寺的丞，负责宫廷膳食等事务。
熙宁：北宋神宗年号。
王安石：王安石是北宋的一位政治家、文学家，推行新法改革。
科举：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
贡举：贡举是古代的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庆历：宋仁宗赵祯的年号。
性命之说：指关于人的生命和命运的理论。
子贡：孔子的弟子，字子贡。
神宗：指宋神宗赵顼，北宋第五位皇帝。
上元：宋神宗赵顼的年号。
新法：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
人心：指人民的心意，这里指民众的支持和信任。
祖宗以来：自祖先以来，指代先祖留下的传统和制度。
治财用者：管理财政的人。
三司：古代中国的官署名称，主要负责财政、户籍和工程。
陛下：对皇帝的尊称。
制置三司条例一司：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制定三司条例的机构。
六七少年：指六七个年轻人。
使者：古代派往他处传达命令或进行某种任务的人。
求利之名：追求利益的名称。
求利之器：追求利益的工具。
造端宏大：开始时规模宏大。
民实惊疑：民众实际上感到惊慌和怀疑。
创法新奇：制定的新法新奇。
吏皆惶惑：官员们都感到慌乱和困惑。
万乘之主：指皇帝，古代皇帝出行时乘坐的车有万乘。
天子之宰：指宰相，天子的助手。
操网罟而入江湖：拿着渔网进入江湖。
捐网罟而人自信：放弃渔网，人们自然相信。
驱鹰犬而赴林薮：驱赶鹰犬进入森林。
放鹰犬而兽自驯：放开鹰犬，野兽自然驯服。
谗慝：诽谤和恶言。
和气：和谐之气，指和平的氛围。
条例司：负责制定条例的官署。
宵旰：形容日夜不停地工作。
富国之功：使国家富裕的功绩。
内帑：皇帝的私人财库。
祠部：古代官署，负责祭祀事务。
度：计划，打算。
汴水：古代黄河的一段，流经今河南省开封市。
陂：人工挖成的蓄水池。
官吏：官员。
乡户：古代的户籍单位。
江、浙之间：长江和钱塘江之间，指今江苏、浙江一带。
顾役：雇佣劳役。
单丁、女户：单身男子和女性户主的家庭。
杨炎：唐代著名政治家、改革家。
两税：唐代杨炎所提出的税制改革。
租调与庸：古代的租税和徭役。
青苗放钱：指青苗法，宋代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措施。
常平之法：指常平仓制度，古代国家为稳定物价而设置的储备制度。
贾人桑羊之说：指商人的经营策略。
均输：古代一种经济政策，即由国家统一收购和销售商品。
霍光：西汉权臣，辅佐汉昭帝和汉宣帝。
归心：心归一处，指人心所向。
贾人：商人。
盗贼：盗贼。
孝昭：西汉昭帝。
顺民所欲：顺应民众的愿望。
战国：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
贪功之人：贪图功名利禄的人。
行险侥幸之说：冒险侥幸的言论。
结人心：赢得人心。
道德：道德品质。
风俗：社会风俗。
青苗法：宋代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措施。
常平仓：古代国家为稳定物价而设置的储备制度。
府库：国家仓库。
台谏：指御史台和谏院，是宋代负责监察和弹劾官员的机构。
乘舆：皇帝的车。
廊庙：朝廷。
养猫以去鼠：养猫来驱赶老鼠。
畜狗以防盗：养狗来防止盗窃。
台谏所言：台谏官员的言论。
公议：公众的意见。
执政：执政的官员。
纪纲：国家的法纪。
晋武平吴：晋武帝平定吴国。
苻坚伐晋：前秦苻坚攻打晋国。
齐桓专任管仲而霸：齐桓公任用管仲而称霸。
燕哙专任子之而败：燕哙任用子之而败亡。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晋武帝独断专行而取胜，苻坚独断专行而败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亡，同一件事而结果不同。
安石：指王安石。
发策：出题考试。
高丽：古朝鲜半岛上的国家，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手实法：一种征税方法。
提举官：负责执行某种事务的官员。
擅造律：擅自制定法律。
通判：古代地方行政官员的副职。
安抚司：安抚司是宋代地方行政机构之一，负责安抚地方，处理地方政务，相当于现代的地方政府。
三班使臣：三班使臣是宋代官职，负责传达皇帝的命令，巡视地方，处理紧急事务。
悍卒：悍卒指凶猛的士兵，这里指那些凶暴的士兵。
禁物：禁物指禁止流通的物品，这里指被士兵诬指为非法物品。
轼：指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
奔诉：奔诉指急忙跑来报告，这里指民众急忙来报告情况。
河决：河决指河流决口，这里指黄河决口。
梁山泊：梁山泊是宋代一个著名的湖泊，位于今山东省境内。
南清河：南清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位于今山东省境内。
泛：泛指水流漫溢。
武卫营：武卫营是宋代的一种军事编制，负责宫廷和皇室的保卫。
畚锸：畚锸是古代的一种农具，这里指用来筑堤的工具。
戏马台：戏马台是古代的一种建筑，位于今山东省境内。
沈：沈同“沉”，指下沉，这里指城池被水淹没。
黄州团练副使：黄州团练副使是苏轼被贬谪后的官职。
东坡居士：东坡居士是苏轼的号，表示他在东坡建有居所。
王珪：王珪是北宋的一位宰相。
蔡确：宋代官员，曾任宰相。
曾巩：曾巩是北宋的一位文学家、政治家。
太祖总论：太祖总论是曾巩撰写的一篇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论述。
移轼汝州：移轼汝州指将苏轼调往汝州任职。
黜居：黜居指被贬谪居住。
磨勘：磨勘是宋代官员考核晋升的一种制度。
金陵：金陵是南京的古称。
汉、唐灭亡之兆：汉、唐灭亡之兆指历史上的汉、唐王朝灭亡的预兆，这里指大兵大狱是危险的信号。
许靖：许靖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名士。
法正：法正是三国时期蜀汉的一位谋士。
蜀先主：蜀先主指刘备，蜀汉的开国皇帝。
司徒：司徒是古代的一种官职，位高权重。
门下侍郎：门下侍郎是宋代的一种官职，负责协助宰相处理政务。
枢密院：枢密院是宋代的一种军事机构，负责军事事务。
谑侮：谑侮指戏谑侮辱。
起居舍人：起居舍人是宋代的一种官职，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
宰相：宰相是古代的一种官职，位高权重，负责国家政务。
免役：免役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政策，免除农民的徭役。
差役：差役是古代的一种徭役制度，农民需要轮流服徭役。
掊敛：掊敛指搜刮民财。
钱荒：钱荒指货币供应不足，物价上涨。
府兵：府兵是古代的一种军事制度，士兵在府中服役。
长征之卒：长征之卒指长期在外作战的士兵。
镇戎：镇戎是宋代的一个军事重镇。
帅臣：帅臣指军事统帅。
谏官：古代官职，负责向皇帝进谏，监督官员的行为。
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宋代的一种官职，负责起草诏令、撰写文章。
侍读：官职，负责在皇帝身边阅读书籍。
巡铺内侍：巡铺内侍是宋代宫廷中的一种官职，负责巡视宫廷。
暧昧单词：暧昧单词指含糊不清的话语，这里指用来陷害举子的借口。
当轴者：指当时掌握实权的人，即权势显赫的官员。
龙图阁学士：宋代官职，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官，负责起草文告、诗赋等。
知杭州：宋代地方行政官职，负责杭州一地的行政事务。
安州：宋代地名，位于今湖北省。
岭南：指中国南方的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区。
密疏：秘密上书皇帝的奏章。
宣仁后：指宋仁宗赵祯的皇后曹氏，因其谥号宣仁皇后而得名。
内侍：古代官职，负责皇帝的日常事务。
龙茶：古代名茶，产于浙江杭州。
银合：银制的盒子，用于装茶叶。
上供米：指地方上向朝廷缴纳的粮食。
度僧牒：古代官方发给僧侣的证明文件。
粜：出售。
常平米：常年的平价米，指官府储备的平价粮食。
饘粥：稠粥，一种稠密的粥。
药剂：药物。
杭：指杭州。
水陆之会：指交通便利的地方。
漕河：古代运输粮食的水道。
葑：水草，可用于种植。
钱氏：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国姓。
漕河失利：漕河运输失败。
江潮：长江的潮水。
淘：清理，疏浚。
茅山：山名，位于今江苏省。
盐桥：桥梁名，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
堰闸：水闸。
湖中：指西湖。
苏公堤：宋代苏轼所建，位于杭州西湖。
杭僧净源：杭州的僧人净源。
舶客：航海的商人。
义天：高丽王子。
度牒：古代官方发给僧侣的证明文件。
朝散郎：宋代官职，为文学侍从官。
开封：宋代都城，今河南省开封市。
惠民河：河流名，位于今河南省。
邓艾沟：地名，位于今河南省。
颍河：河流名，位于今河南省。
淮：淮河，河流名，位于今中国东部。
宿贼：长期为非作歹的盗贼。
尉：古代官职，相当于现在的警察。
缉：侦查。
格：规定，准则。
兵部尚书：宋代官职，负责兵部事务。
卤簿使：官职，负责皇帝出行时的仪仗队。
赭繖犊车：一种装饰华丽的车辆。
青盖犊车：一种装饰华丽的车辆。
仪仗使：官职，负责皇帝出行时的仪仗队。
中丞：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监察御史。
肃政：严肃政治，指维护政治秩序。
卤簿：皇帝出行时的仪仗队。
端明殿学士：宋代官职，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官。
翰林侍读学士：宋代官职，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官。
礼部尚书：宋代礼部的最高官员。
汉东平王：指汉代东平王刘苍。
太史公书：指《史记》，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
哲宗：指宋哲宗赵煦，宋神宗赵顼之子，即位时年幼，由高太后摄政。
定州：北宋时期的一个州，位于今河北省。
通塞：指通达与阻塞，比喻政治上的畅通与阻塞。
帷幄：指皇帝的行宫或内室，比喻皇帝的权力所在。
戍边：指在边境守卫边疆。
军校：指军队中的军官。
廪赐：指军粮和赏赐。
配隶：指流放或贬谪。
保甲：宋代的一种户籍制度，将乡村居民编为保甲，以加强社会治安。
两税折变科配：指将两税（田赋和户赋）折算成钱币，并按比例分配。
御史：指宋代负责监察的官员。
英州：北宋时期的一个州，位于今广东省。
宁远军：北宋时期的一个军事机构，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
惠州：北宋时期的一个州，位于今广东省。
琼州：北宋时期的一个州，位于今海南省。
昌化：北宋时期的一个县，位于今海南省。
儋耳：古代对今海南省的别称。
徽宗：指宋徽宗赵佶，北宋第八位皇帝。
廉州：北宋时期的一个州，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
舒州：北宋时期的一个州，位于今安徽省。
永州：北宋时期的一个州，位于今湖南省。
玉局观：宋代的一个道教宫观。
元祐：北宋哲宗赵煦的年号。
常州：北宋时期的一个州，位于今江苏省。
易传：儒家经典《易经》的注解。
论语说：对儒家经典《论语》的阐释。
书传：对儒家经典《尚书》的阐释。
东坡集：苏轼的诗文集。
后集：苏轼的散文集。
奏议：苏轼的奏章集。
内制：苏轼的官府文告集。
外制：苏轼的私人书信集。
和陶诗：苏轼模仿陶渊明诗作的诗歌集。
黄庭坚：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晁补之：北宋著名文学家。
秦观：北宋著名文学家。
张耒：北宋著名文学家。
陈师道：北宋著名文学家。
举子：古代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
侍从：指皇帝的亲信近臣。
资政殿学士：宋代的一种荣誉官职。
小峨眉山：位于河南省汝州市的一座山。
颍昌：北宋时期的一个州，位于今河南省。
小斜川：苏轼在颍昌所建的一处园林。
太原府：北宋时期的一个府，位于今山西省。
颍昌府：北宋时期的一个府，位于今河南省。
中山府：北宋时期的一个府，位于今河北省。
斜川集：苏轼弟弟苏辙的诗文集。
石介：北宋时期的一位文学家。
庆历圣德诗：石介所作的一首颂扬宋仁宗的诗歌。
韩、富、杜、范：指韩愈、富弼、杜甫、范仲淹，均为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和政治家。
仁宗：指宋仁宗赵祯，北宋第四位皇帝。
大用：指得到重用，担任重要官职。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列传-卷九十七-评注
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
此句描绘了苏轼在宣仁皇后去世后，哲宗亲政的背景下，他请求外出任职，但由于国事变化，未能得到皇帝的亲自辞行，体现了苏轼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对个人命运的无奈。
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苏轼在这段话中表达了对国家政治状况的深刻见解，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民情的通达与否，而皇帝应该积极与群臣沟通，了解民意，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他建议皇帝在政治上保持冷静，观察事物，然后作出决策，避免急于求成。
定州军政坏驰，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
这段描述了苏轼在定州任知州期间，通过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整顿军纪，使得军政得以改善，军队战斗力提升，展现了苏轼的政治才能和改革精神。
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
苏轼在春大阅时，通过恢复旧典，规范将吏的着装，展现了其严谨的治军态度和对传统礼仪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他在处理军政事务时的果断和智慧。
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苏轼在处理边防事务时，提出了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的建议，体现了他对边防问题的深刻认识和对改革措施的积极推动。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苏轼因词命被指责为讥斥先朝，遭到贬谪，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坎坷遭遇。
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
苏轼在贬谪期间，仍然能够保持平静的心态，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喜爱，展现了其高尚的人格魅力。
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
苏轼在徽宗时期，虽然遭遇贬谪，但仍然不断变换官职，体现了其在政治上的坚韧不拔。
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苏轼在六十六岁时去世，结束了他传奇般的一生。
苏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苏轼在这段话中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写作应该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流畅，不受拘束。
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
苏轼的文学成就被后人高度评价，他的文章具有浑涵光芒，雄视百代。
苏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
苏轼在元祐年间，未曾因岁课而求升迁，保持了其清正廉洁的形象。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
高宗对苏轼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赐予其孙符官职。
苏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
苏轼的三个儿子都擅长文学，体现了苏轼家族的文化底蕴。
过字叔党。轼知杭州，过年十九，以诗赋解两浙路，礼部试下。
苏轼的儿子过在年轻时便展现出文学才华，得到了苏轼的赏识。
及轼为兵部尚书，任右承务郎。
过在苏轼担任兵部尚书期间，担任右承务郎，继续在文学上有所成就。
轼帅定武，谪知英州，贬惠州，迁儋耳，渐徙廉、永，独过侍之。
苏轼在贬谪期间，过一直陪伴在身边，体现了兄弟之间的深厚感情。
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
过在苏轼贬谪期间，承担了家庭的重担，展现了其坚韧不拔的精神。
初至海上，为文曰《志隐》，轼览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传》，轼卒于常州，过葬轼汝州郏城小峨眉山，遂家颍昌，营湖阴水竹数亩，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
过在海上时期，创作了《志隐》一文，体现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执着追求。
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
苏轼自幼便展现出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先贤的敬仰。
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
苏轼在文学上的追求和成就，使其成为当世贤哲的代表。
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
苏轼在弱冠之年便声名鹊起，影响遍及四方。
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
苏轼在仕途上的成就，体现了其卓越的才华和坚定的信念。
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
苏轼在文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成就，都得益于他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才华。
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
苏轼在行动和言语上都能够充分体现其志向和抱负。
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苏轼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体现了其高尚的节义。
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