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代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等，他们参与了《宋史》的编纂工作，全面记录了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过程。
年代：成书于元代（约14世纪）。
内容简要：《宋史》是元代史学家对宋朝历史的总结，详细记载了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的建立到宋朝灭亡的全过程。全书分为本纪、志、列传等多个部分，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宋朝繁荣的文化和复杂的政治斗争，是研究宋朝历史的权威文献之一。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列传-卷一百九十五-原文
◎儒林六
○陈亮 郑樵（林霆附） 李道传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
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
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
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
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
因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
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
婺州方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
已而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著书者十年。
先是，亮尝圜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
至是，当淳熙五年，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
亮更名同，诣阙上书曰：
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
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
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
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
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
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
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
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
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
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
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
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
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
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
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
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
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伯诸侯。
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
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
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
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
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
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
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
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
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
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
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
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
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
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
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
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
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
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
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
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
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
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
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
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
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
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
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
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
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
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
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
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
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
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
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
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
自筦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
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
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
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
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
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
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
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
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
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
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
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
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
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
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
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
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
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
西、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
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
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
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
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
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
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
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
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
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涖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阘茸。
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
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
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
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
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
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
及我宋受命，禘尽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
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
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岳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
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
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
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
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
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
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
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
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
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
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
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
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
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
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
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
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
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
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
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
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
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
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
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
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
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不可不有以应其变乎？
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
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
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
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
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
不以暇时谋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
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
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
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
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
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逾垣而逃。
觌以其不诣己，不悦。
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
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
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
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
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
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
此臣所以不胜忠愤，斋沐裁书，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
然待命八日，未有闻焉。
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
又上书曰：
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
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
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一以听之。
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
五十年之余，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不复知仇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仇，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
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
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
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而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
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略如此。
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
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
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
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嗛之，即缴状以闻。
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
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
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
闻于官，笞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
又囚亮父于州狱。
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
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
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
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
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
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曰：
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
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
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
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余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
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惊动慈颜，抑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之盛，书册之所未有也。
今者高宗既已祔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
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胜也，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
东宫居曰监国，行曰抚军，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业，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于宅忧之余，运用人才，均调天下，以应无穷之变？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
高宗与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报之，则死必有望于子孙，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诸仇哉！遗留、报谢，三使继遣，金帛宝货，千两连发。
而金人仅以一使，如临小邦，哀祭之辞寂寥简慢，义士仁人痛切心骨，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
陛下倘以大义为当正，抚军之言为可行，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
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而为经理建康之计，以振动天下而与金绝，陛下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陛下试一听臣，用其喜怒哀乐之权鼓动天下。
大略欲激孝宗恢复，而是时孝宗将内禅，不报。
由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
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
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
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取入大理，众意必死。
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大异曰：’此天下奇材也。国家若无罪而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
未几，光宗策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且曰：’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时光宗不朝重华宫，群臣更进迭谏，皆不听，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
奏名第三，御笔擢第一。
既知为亮，则大喜曰：’朕擢果不谬。’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闻知皆喜，故赐第告词曰：’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
未至官，一夕，卒。
亮之既第而归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对感泣。
亮曰：’使吾他日而贵，泽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闻者悲伤其意。
然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
与人言，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荐士恐弗及。
家仅中产，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
卒之后，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命补一子官，非故典也。
端平初，谥文毅，更与一子官。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
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杨雄。
居夹漈山，谢绝人事。
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
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
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
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
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
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
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
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学。
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
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
金人之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
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氵祭先生。
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
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同郡林霆，字时隐，擢政和进士第，博学深象数，与樵为金石交。
林光朝尝师事之。
聚书数千卷，皆自校雠，谓子孙曰：’吾为汝曹获良产矣。’
绍兴中，为敕令所删定官，力诋秦桧和议之非，即挂冠去，当世高之。
李道传字贯之，隆州井研人。
父舜臣，尝为宗正寺主簿。
道传少庄重，稍长，读河南程氏书，玩索义理，至忘寝食，虽处暗室，整襟危坐，肃如也。
擢庆元二年进士第，调利州司户参军，徙蓬州教授。
开禧用兵，金人窥散关急，道传以诸司檄计事，道闻吴曦反，痛愤见于形色。
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论曦必败，曰：’彼素非雄才，犯顺首乱，人心离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缚也。诚决此举，不惟内变可定，抑使金知中国有人，稍息窥觊。正使不捷，亦无愧千古矣。’
曦党以曦意胁道传，道传以义折之，竟弃官归。
曦平，诏以道传抗节不挠，进官二等。
嘉定初，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
会沂府有母丧，遗表官吏例进秩，道传曰：’有襄事之劳者，推恩可也，吾属何与？’于是皆辞不受。
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
时执政有不乐道学者，以语侵道传，道传不为动。
兼权考功郎官，迁著作郎。
时薛拯、胡榘等皆以新进用事，贿赂成风，道传言：’今名优儒臣，实取材吏，刻剥残忍、诞谩倾危之人进矣。’遂求补郡，于是出知真州。
城圮弗治，道传甓之，筑两石坝以护并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陈公塘，有警，则决之以为阻，人心始固。
除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贪纵者十余人，胥吏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余人，释狱之滥系者二百余人，弛负钱一十余万缗。
夏大旱，道传应诏言楮币之换，官民如仇；钞法之行，商贾疑怨；赋敛增加，军将推剥，皆切中时病。
遂条上荒政，朝廷多从之。
与漕臣真德秀振饥，道传分池、宣、徽三州，穷冬行风雪中，虽深村穷谷必至，赖以全活者甚众。
摄宣州守，行朱熹社仓法，上饶、新安、南康诸郡翕然应命，人蒙其利。
广德守魏岘劾教官林庠委堂试而任荒政，挟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轻视朝廷，自专掠美，乞远之。
道传上疏力辨，岘坐免。
会胡榘为吏部侍郎，荐道传自代。
引疾乞去，不许。
召令奏事，再辞，又不许，遂入对。
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至侍从、台谏阙失，尽言无所讳，帝不以为忤。
除兵部郎官，辞未就。
监察御史李楠觇当路指意，乞授以节镇蜀，遂出知果州。
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诏特转一官致仕，谥文节。
道传自蜀来东南，虽不及登朱熹之门，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尽得遗书读之。
笃于践履，气节卓然。
于经史未有论著，曰：’学未至，不敢。’于诗文未尝苟作，曰：’学未至，不暇。’
一日以疾谒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间，大书’唤起截断’四字，知其用功慎独如此。
居官以惠利为本，振荒遗爱江东，人久而思焉。
三子：达可、当可、献可。
献可为心传后。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列传-卷一百九十五-译文
陈亮，字同父，是婺州永康人。他生来目光炯炯，有超群的才华，喜欢谈论军事，论议起来风生水起，一挥笔就能写出几千字的文章。他曾经研究古代用兵的成败，写了《酌古论》一书。郡守周葵得到了这本书，和他一起讨论，觉得他非凡，说：‘他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杰出人才。’于是邀请他成为上宾。等到周葵成为执政，朝中官员有事，周葵总是指示他们去拜访陈亮，因此陈亮得以结识当时的一批杰出人物，充分发表自己的议论。周葵还把《中庸》和《大学》两本书给他，说：‘读了这两本书，你就能精通性命之说了。’陈亮于是全心全意地研读。
隆兴初年，国家与金人约定和谈，天下人都很高兴，以为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只有陈亮认为不可。婺州正以解元推荐他，他于是上书《中兴五论》，但奏章送上去后没有得到回复。不久后，他退回家中修养，许多学者都归附于他，他更加努力学习，著书十年。
在此之前，陈亮曾经环视钱塘，感叹道：‘城池可以被水淹没！’因为他看到钱塘江的水位低于西湖。到了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已经十七年了。陈亮改名同，前往朝廷上书说：
臣认为中国是天地间正气的所在，是天命所寄托的地方，是人心所汇聚的地方，是衣冠礼乐所聚集的地方，是百代帝王所传承的地方。把中国的衣冠礼乐带到偏僻的地方，虽然天命和人心还有所依恋，但难道这就可以长久安定无事吗？天地间的正气被压抑了很长时间，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和人心，本来就不是偏僻的地方可以长久束缚的。
国家两百年来的太平基础，是三代所没有的；两位皇帝北狩的痛苦，是汉唐所没有的。在南渡之初，君臣上下都痛心疾首，发誓不与敌人共存，最终能以败军之余，战胜百战之敌。等到秦桧提出邪议来阻止，忠臣义士在南方被贬死，天下的士气就消沉了。三十年之后，虽然西北流亡的人都已经在东南抱孙长息，但对君父的大仇不再关心，如果不是海陵王送死淮南，也不知道战争为何物。何况指望他们因为故国的耻辱而齐心协力射出一箭呢？
丙午、丁未之变，至今已经很久远了，而海陵王的祸害，是在陛下即位的前一年。只有陛下奋发向前，不顾一切地想要消灭敌人，但天下的人却安然如常。当时人们口头上议论纷纷，私下里却对陛下喜功名而不顾后患感到不满，即使陛下也无法凭借高贵的地位独自战胜他们，只能隐忍至今，已经有十七年了。
春秋时期，君臣父子相互残杀的灾难，全世人都习以为常。但孔子却认为，如果三纲五常被破坏，那么人道就变成了禽兽，人们惶恐不安，义不能在一朝之间得到安宁。然而最终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只能在《春秋》一书中表达自己的志向，仍然能够用来警示乱臣贼子。现在整个世界都忘记了君父的大仇，这难道是人道可以安于的吗？如果学者们知道学习孔子的道理，就应该劝陛下有所作为，而不是阻止陛下追求安定。
南方的军队没有出动，至今已经多少年了，难道就没有一个豪杰能够自我奋发吗？事情的发展必然会有所爆发。如果国家不能起来承接这个机会，必然会有其他人承接。不能依靠衣冠礼乐的旧传统，祖宗积累的深厚底蕴，以为天命和人心可以安坐不动而长久束缚。
《春秋》的末年，齐、晋、秦、楚都衰落了，吴、越从小国崛起，最终成为诸侯的霸主。黄池之会，孔子非常痛心，这可以说明中国已经没有人了。这是现在儒家学者没有讨论过的。现在金源已经扎根很久，不可能一举灭亡；国家的大势还没有展开，不可能一朝之间大举进攻。而人们都认为通和是方便的，劝陛下积累财富，养兵，等待时机。
我认为通和只是让上下苟且偷安，为那些妄图投机取巧的人提供了机会，这是人们认为方便的原因。自从和谈成功十多年以来，所有现在提出的策略，将来都会用来坐等机会；现在那些玩球射箭的人，将来都会用来决定胜负。国库充实，都是财富；装备鲜明，都是军队。如果战争爆发，这些都会显现出来。为什么？人才只有在使用中才能看出其能力，安坐不动的人不足以依赖。军粮只有在使用中才能看出其充足与否，安坐不动的人不足以依赖。而朝廷现在庆幸一时无事，那些平庸愚昧的人都可以遵守规则、执行文书，来执行陛下的命令，而陛下也庆幸他们容易控制而没有其他问题。这只会让那些有才能的人被排斥，时间一天天过去，老去的日子即将到来。
臣因此说：通和只是让上下苟且偷安，为那些妄图投机取巧的人提供了机会。
东晋的一百年间，南北未曾通和，所以他们的臣子可以在东西方向自由驰骋，有很多可用之才。现在和谈不通，朝野的议论常常像敌兵在边境一样，担心不能和谈，即使是陛下也不能不进行和谈。
以前金人居住在野外，往来无常，能够让人不知道如何防备，军队无日不可出动。现在他们的城池、宫殿、政治和教育、号令，一切都不与中国不同，点兵聚粮，文书往来，动辄涉及数月。一方有警，三边都会骚动，这难道是每年出兵骚扰我们的吗？但如果朝野都像面对敌兵一样，这是国家的福气，也是英雄争夺天下的机会，那些负责的人为什么要急于和谈来消磨人们的斗志呢？
晋、楚在邲之战中，栾书认为：‘楚自从攻克庸国以来，国君无日不训诫国人：“民生不易，灾祸将至，警惕不能懈怠。”在军队中，无日不检查军备，警告：“胜利不能保证，就像商纣王虽然百战百胜，最终还是没有后代。”’晋、楚在宋国和解，子罕认为：“军队是用来威慑不轨之人的，圣人用它来振兴，乱人用它来废弃，废弃和振兴、存亡、昏明的方法，都是军队的作用。而要求停止战争，就是欺骗道路，遮蔽诸侯。”人心不能懈怠，军威不能废弃，所以即使成康时期太平，仍然有四征不庭、张皇六师的说法，这就是李沆深深不愿意真宗皇帝与辽和亲的原因。何况在南北对峙的时候，废弃军队来消磨人心，让他们安于忘记君父的大仇，把中国置于度外，只是为了方便那些妄图投机取巧的人，那么负责的人的策略失误也太过严重了。
陛下为什么不明确大义，毅然与金绝交呢？
减少御用物品，退居正殿，痛自反省，发誓一定要复仇，以此来激励群臣，振奋天下人的士气，打动中原人的心，即使没有出兵，但人心不敢懈怠。这样，人才就会涌现，军队和粮食就会充实。狂妄的言论不用攻击就会自然消失，懦弱的人不用驱逐就会自己退缩。将有超出常人的人才出现，陛下想要用的，都会得到。这是云合响应的形势，而不是可以安坐不动得到的。
臣请求为陛下阐述国家立国的基础和末节，以及现在大有作为的策略；讨论天下形势的消长，决定现在大有作为的机会，希望陛下能听我说。
唐朝自唐肃宗、唐代以后，皇帝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藩镇各自称霸，占据土地和人民，使用他们的军队和财富，官职由他们自己任命，而人才也各自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最终导致了君弱臣强、国家正统多次易主的祸患。
艺祖皇帝一出现，就依次平定了四方，藩镇纷纷拱手服从约束，让各郡县都能直接向京城汇报。京城官员担任地方行政，每三年更换一次，财政收入归漕司管理，而军队归各郡管理。朝廷只需下命令给郡国，就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没有任何阻碍。
从管理仓库的小官到地方官，都必须由朝廷任命，这样天下的大势就统一了。因此，京城常常驻扎重兵来加强防御，而各郡国也都有自己的禁军，这些都是天子用来保卫自己的土地。
军队都是天子的军队，财富都是天子的财富，官员都是天子的官员，人民都是天子的人民，纪律和法律总揽一切，法令明确完备，郡县不能擅自处理任何事情。
士人按照标准选拔，官员按照资历晋升，不追求超出常规的奇才，也不羡慕绝世的大功。天子日夜忧虑勤勉，用义理和廉耻约束士大夫，用仁义和宽容厚待百姓，整个天下都按照规矩和准绳运行，从此奠定了两百年的太平基础。
然而契丹却得以嚣张跋扈，与中国抗衡，俨然成为南北两朝，而首脑和手足之间没有区别。如果不是澶渊之战，中国的势力就会逐渐减弱，根基虽然深厚但也无法立足。
因此，庆历年间增加贡品的事情，富弼认为是对朝廷的耻辱，他终身不敢自夸自己的功劳。因为契丹的征讨命令是皇帝的权力，皇帝提供贡品是臣子的礼节。契丹最终战胜中国，是因为它逐渐积累的力量。
立国之初，它的势力必然发展到这个地步。因此，我们的祖先一直重视朝廷而尊重大臣，放宽对郡县的限制而重视守令。
在法律规范内，从未压迫过天下的富商大贾；在法律规范外，有容纳和奖励天下英才的方式，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国家建立势力，并为意外情况做准备。
庆历年间的大臣们也曾经愤怒于中国的势力不振，但他们的大致做法是让群臣争相提出建议，改革法律和命令，导致朝廷变得轻率；严格监察权力，引发争斗，导致郡县也变得轻率。这不仅不能帮助国家建立势力，反而削弱了它，即使章惇、陈执中等人反对，也无法阻止这种自我削弱。
唯一他们打破旧例，不按常规用人，鼓励农业和纺织，追求宽大，这符合改革的原则，但他们的主要方向已经偏离。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洗刷契丹平视中国的耻辱，最终激怒了神宗皇帝。
王安石以整顿法律制度的主张，首先得到了皇帝的赞同，但实际上他想要将全国的军队都收归朝廷，另外进行训练以增强国力；将郡县的利益都收归朝廷，另外进行储备以增加财富。
青苗法，只怕富民不会陷入困境；均输法，只怕商人不会受损。无论罪行大小，动不动就兴师问罪，导致士大夫闭口不言，西边和北边两边都让内臣策划，而豪杰耻于从事劳役。
这仅仅让神宗皇帝看到军队和财富的数量增多，就急于南北征伐，最终违背了圣意，而国家的势力实际上并未得到振兴。
他不知道朝廷建立国家的势力，正担心法律过于繁琐，权力过于分散，郡县在下面过于轻视且不足依靠，军队和财富在上面过于重要且难以调动。
祖先们用前四种方式来帮助国家建立势力，而王安石却竭尽全力，不了解国家建立的基础和关键，真的不足以治理国家。
元祐、绍圣年间的一反一复，最终成为金人侵略的借口，还有什么希望振兴中国来威慑四方呢？
南渡以来，大致遵循祖宗的旧制，尽管有些因应改革增损，但不足以改变轻重和有无。
比如赵鼎等大臣，已经没有深入研究变通的道理，何况秦桧完全摧毁了它们，忍辱负重，在偏安一隅的地方粉饰太平，其罪过难以计数。
陛下对王业屈居一隅感到愤怒，立志复仇，不得不借助全国的军队来增强国力，将郡县的利益收归朝廷来增加财富。
对百姓施以恩惠，但富人没有五年的积蓄；不加重税收，但大商人没有巨额的财富，国力日益困顿。
我担心军队和府库的财富不足以应对突发事件。陛下早朝晚退，希望实现中兴，却用严格的标准选拔人才，用法律处理事务；圣断裁制内外，而大臣只是充数，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官逃避责任，人才日益衰落。
我担心那些只懂文章的士人和只具备资历的官员，不足以应对超出常规的挑战。艺祖皇帝规划天下的大纲，太宗已经不能完全实施，现在的遗意，难道陛下没有期望吗！陛下如果能够深入理解并实施这些遗意，可以开创国家数百年的基业，更不用说恢复旧物了！否则，维持国力的手段已经用尽，我担心祖宗积累的财富也不足以依靠。
陛下如果让我全面陈述，那么今天实现大业的策略必定会明了。
吴、蜀是天地间的偏僻之地，钱塘又是吴地的一角。在唐朝衰落时，钱镠凭借街巷间的豪强，在那里称王，自认为不能独立，常常向中国朝廷表示臣服。
到我宋朝受命时，钱镠家族已经全部迁入京城，并献出了自己的土地。因此，钱塘从五代开始，遭受战乱最少，在两百年间，人才日益繁盛，成为东南地区的佼佼者。
到建炎、绍兴年间，成为岳飞驻军的地方，当时的评论者已经怀疑它不足以扩大形势和恢复国家。
秦桧又在那里设立各种机构，讲习礼乐，那里的风俗已经变得奢华，士大夫又在那里建造园林楼台，享受战争后的生活，上下都安于现状，钱塘成为了一个乐土。
这样一个狭小的地方，本不足以容纳万乘之尊，但镇压了五十年，山川之气也消耗殆尽。
因此，粮食、桑麻、丝绸的利益逐年减少，禽兽、鱼鳖、草木的生机日益微弱，但上下都不以为意。
公卿将相，大多来自江、浙、闽、蜀，而人才也越来越平庸，考场上的士人成千上万，文墨之间的小异，已经足以在其中称雄。
陛下占据着已经消耗的钱塘之地，使用闽、浙日渐衰弱的人才，而想要激励东南习惯安逸脆弱的民众，向北争夺中原，我因此知道这是困难的。
楚、襄两地，在春秋时期，楚国用来像老虎一样盯着齐、晋两国，而齐、晋两国也无法屈服。到了战国时期，只有楚国能够与秦国争夺帝位。之后的三百多年里，光武帝在南阳起事，同时有很多南阳的旧友。又过了两百多年，这里成为了三国争夺的地方，诸葛亮从这里开始辅佐先主，荆楚的士人纷纷跟随他，汉室因此得以在蜀地复存；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等人都因为这里而名声显赫。又过了一百多年，晋朝南迁，荆、雍两地常常在东南地区称霸，东南地区常常依赖它们而强大，梁朝甚至因此取代了齐国。等到它们的气力耗尽，从隋、唐以来，这里就变成了偏僻的下州。五代时期，高氏独自长期臣服于各国。本朝两百年的时间里，降为荒凉落后的国家，北部连着许、汝，居民稀少，土产贫乏，能通姓名于上国的人才，像晨星一样稀少。至于建炎、绍兴年间，群盗在之间出没，受到的祸害尤其严重，一直到现在，虽然南北分界交战，但这里往往被认为不足以使用，民食无着，军队无法从这里进攻。有人对此表示担忧，却不知道这里的潜力巨大。这个地方虽然算是偏僻，但从来没有偏僻之地五六百年不发泄的，何况它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至湖湘，北控关洛，左右都有伸缩的空间，都是进取的机会。如果现在能够开垦这片土地，洗刷这里的人民，发泄他们的潜力并加以利用，使他们能够接通关洛的气运，那么就可以在中国争得一席之地，这也是形势变化的常态。
陛下毅然决定迁都建业，百官和庶民都从零开始，军国礼仪都很简略，又在武昌建立了行宫，以表示不敢安心居住。常常以江、淮的军队防备金人的入侵，精选一人，有深谋远虑、开阔无他的人，委托他管理荆、襄两地，放宽文法，任由他废置，在三四年内抚慰激励，那么国家的势力就形成了。
石晋失去了卢龙一道，导致了开运之祸，发生在丙午、丁未年间。第二年，艺祖皇帝开始跟随郭太祖征伐，最终平定了天下。之后契丹在甲辰年败于澶渊，而在丁未、戊申年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宣告太平，那是本朝最盛的时候。又过了六十年，神宗皇帝在丁未年即位，国家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变化。又过了六十年，丙午、丁未年间，成为了靖康之祸。天意让陛下在这一年觉醒，又让陛下有了向北复仇的志向。现在距离丙午、丁未已经近十年了。天道每六十年一变，陛下不能不有所应对吧？这确实是今天大有作为的机会，不能苟且偷安，浪费时间。
我不才，自小就有四处奔波的志向，曾经多次来到行都，那里的人物如林，他们的言论都不足以激发人心，我因此知道陛下的大志是孤独的。辛卯、壬辰年间，我开始退隐，研究天地造化的本源，考古今沿革的变化，推究皇帝王侯的道义，发现了汉、魏、晋、唐兴衰的原因，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明显，可以考察得知。我开始明白，现在自以为得到正心诚意之学的儒士，都是麻木不仁的人。整个世界都安于君父之仇，却低头拱手谈论性命，不知道什么叫做性命？陛下接纳他们却不让他们担当重任，我因此佩服陛下的仁爱。又明白，现在自以为得到富国强兵之术的才臣，都是狂妄无知、肆无忌惮的人。他们不利用闲暇时间谋略国家根本，却扬眉吐气地谈论富强，不知道什么叫做富强？陛下明察秋毫却不完全任用他们，我因此佩服陛下的明智。陛下立志复仇足以回应天命，笃于仁爱足以赢得民心，又有仁明足以洞察群臣一偏之论，这是百代之英主。现在却委托庸人，笼络小儒，以拖延大有作为的岁月，我非常愤慨，因此不顾自己的身份，献上我的愚见。陛下如果真的让我在您面前畅所欲言，这不仅仅是我的愿望，更是天地之神、祖宗之灵愿意聆听的。
上书后，孝宗皇帝震惊，想要在朝堂上张榜以激励群臣，按照种放的故事，召他上殿，准备提拔任用他。左右大臣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曾觌知道这一点，准备去见诸葛亮，诸葛亮感到羞耻，翻墙逃走。曾觌因为他不来见自己而不高兴。大臣们尤其讨厌他直言不讳，纷纷阻止他，于是有了都堂审察的命令。宰相根据皇帝的旨意，询问他想要说什么，他直言不讳，没有丝毫的贬低，也不符合常规。
等待了十天，诸葛亮再次来到宫阙上书说：陛下立志复仇，不肯安居于一隅，这对国家大有功。然而坐在钱塘浮华之地以图中原，这不是合适的地方；用东南习惯安逸的军队进行进取，也不是合适的人选。财富只停留在府库中，不足以通晓天下之有无；军队只停留在编制中，不足以包容天下之勇怯。因此拖延的策略得以实施，而陛下的大志也偏离了。
又上书说：我粗略地认为，国家维持的器具，到现在已经用尽了，而艺祖皇帝规划天下的方针，还可以依靠以长久。如果推究其意并灵活变通，那么恢复国家就不再是问题。然而变通的方法有三：有可以拖延数十年的策略，有可以规划百五六十年的计划，有可以重新开辟数百年基业的计划。事态明显，效果差异极大，不是陛下英明超群，决不能一一采纳。我不敢在大臣面前泄露这些，而大臣们只是拱手称是，我也就随意地回答了他们三个大致可行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二圣北狩的痛苦，是国家的大耻，也是天下人的公愤。五十年之后，尽管天下之气已经消磨颓废，不再知道仇恨和耻辱应该铭记，这正是陛下和几位大臣振奋士气，发泄愤怒的时候，让每个人都像报复自己的仇敌一样，这就是《春秋》记载卫人杀州吁的意思。
第二个建议是：国家的规模，让天下人都遵守规矩，群臣忙于补救过失，哪里还有时间去展开四肢，追求超出常规的功绩呢？
第三个建议是：艺祖皇帝任用天下之士，以取代武臣的职责，因此本朝以儒立国。而儒学的振兴，独步前代。现在天下之士都沉溺于颓废，确实令人厌恶，这正是陛下和几位大臣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气概，使他们面对事务时不至于缺乏人才，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这样国家的规模就不会违背艺祖的根本宗旨，可以在东西方向驰骋，平定祸乱，不必专门依靠武臣。
书已经呈上，皇帝想要授予他官职，诸葛亮笑着说：‘我想要为国家的社稷打下数百年的基础，难道只是为了博取一个官位吗！’于是急忙渡江返回。日落时醉酒，与当地的狂士饮酒，醉酒中说出了一些冒犯皇上的话。有一位士人想要陷害诸葛亮，因为这件事首先上报到刑部。
侍郎何澹曾经担任考试官，罢免了诸葛亮，诸葛亮感到不平，多次言语中攻击何澹，何澹听说后感到不满，于是上书皇帝。事情被交给大理寺处理，对诸葛亮进行了笞打和折磨，使他遍体鳞伤，被迫承认不轨之罪。事情传到皇帝那里，孝宗知道是诸葛亮，曾经暗中派人调查此事，等到奏章上报后，皇帝说：‘秀才酒后胡言乱语，有什么罪呢！’于是将奏章扔在地上，诸葛亮因此得以免罪。
不久之后，诸葛亮的家僮在边境杀了人，恰好被杀者曾经侮辱过诸葛亮的父亲次尹，他的家人怀疑此事与诸葛亮有关。向官府报告后，鞭打家僮，有好几次他被打死后又复苏，但都不承认。又将诸葛亮的父亲囚禁在州狱中。而属台官认为诸葛亮的罪行严重，将此事交给大理寺。当时丞相淮知道皇帝想要诸葛亮活下来，而辛弃疾、罗点一直都很欣赏诸葛亮的才华，特别支持他，最终使他免于一死。
诸葛亮自己认为因为豪侠性格多次遭遇大狱，回到家中更加努力学习，所学知识更加广泛。他的学问从孟子之后只推崇王通，曾经说：‘深入研究义理的精妙，辨析古今的异同，从微小的瞬间推究本心，在细节上比较礼仪，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脸色和背脊都显得庄重，那么对于其他儒家学者确实感到自愧不如。至于宏伟的阵势，整齐的旗帜，风雨云雷交织而来，龙蛇虎豹变幻而出没，推翻一代的智勇，开拓万古的心胸，自认为有一天的长处。’诸葛亮的意图大概是指朱熹、吕祖谦等人。
高宗去世后，金国派遣使者来吊唁，态度傲慢。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诸葛亮感念孝宗的知遇之恩，来到金陵观察形势，再次上疏说：
有非凡的人，然后才能建立非凡的功业。想要建立非凡的功业，却使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来应对，不用等到智者才能知道这是行不通的。秦桧因为和议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的士气已经消磨殆尽。陛下慷慨有平定天下的志向，再过二十余年，天下的士人才开始知道该何去何从，对宗庙社稷有功的人，不是我能说出一二的。
高宗皇帝年纪已经很大，陛下不想大举用兵，惊扰慈父的面容，压抑自己的心情，低头顺从，以致于色养，圣明的孝道，是书册上所没有的。现在高宗已经入庙，天下的英雄豪杰都仰首以待陛下的一举一动，陛下难道忍心让二十年间激发天下士气的事情，一下子又消磨殆尽吗？
天下不能坐等取得，战争不能常胜，奔波劳碌也不是年纪大德高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东宫居住时称监国，出行时称抚军，陛下为什么不在此时任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每年巡视建业，让他兼管各部门，全面保护各位将领，设立长史、司马来专门负责这些事务，而陛下在忧国忧民之余，运用人才，均衡调动天下，以应对无穷的变化？这是肃宗任命广平王的故事。
高宗与金国有父兄之仇，生前不能报仇，那么死后必定希望子孙能够报仇，怎么忍心用去世的哀痛去告诉仇敌呢！遗留、报谢，连续派遣三位使者，金帛宝货，一次又一次地发放。而金国的人只派遣了一个使者，就像对待小国一样，哀悼的言辞稀少而傲慢，义士仁人痛心疾首，难道陛下以圣明智慧勇敢就能忍受吗！
陛下如果认为大义应当正义，认为抚军的话可行，那么应当先治理建业然后再派他去。即使今年没有北伐的计谋，而是治理建康的计划，以此来振作天下并与金国断绝关系，陛下最初的心愿也许能够稍微实现！陛下试着听一听我的建议，用喜怒哀乐的权利来激发天下。
大致上想要激发孝宗恢复故土，但那时孝宗即将内禅，没有回复。因此，在朝中的大臣都愤怒，认为诸葛亮狂妄怪异。
在此之前，乡人聚会宴饮，最后将胡椒特别放在诸葛亮的菜肴中，这是乡村里对待贵宾的礼节。同座的人回家后突然死亡，怀疑是吃了怪异的食品中毒，已经进入大理寺。恰逢吕兴、何念四人殴打吕天济，快要打死他，吕天济恨恨地说：‘陈上舍让我死。’县令王恬证实了这件事，台官命令监司挑选严厉的官吏审问，但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将他带到大理寺，大家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少卿郑汝谐阅读了他的供词，感到非常惊异：‘这是天下奇才。如果国家无罪而杀害士人，上违背天和，下伤害国脉。’他极力向光宗进言，于是得以免罪。
不久之后，光宗策试进士，询问他们关于礼乐刑政的要害，诸葛亮以君道、师道回答，并且说：‘我私下里感叹陛下在寿皇执政二十八年之间，难道有一项政事一件事情不在圣心之中？在问安视寝之余，通过观察言辞和脸色，因此能够得到对方的信息，已经掌握了关键并付诸实践了。难道只是每月四次朝见就以为这是京城的美好景观吗！’当时光宗不去重华宫朝见，群臣纷纷进言劝谏，都不被接受，得到诸葛亮的策试后，非常高兴，认为他很好地处理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考试成绩名列第三，皇帝亲自将其提升为第一名。得知是诸葛亮后，非常高兴地说：‘我提升他确实没有错。’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听说后都非常高兴，因此赐予他宅第的告词说：‘你早年以艺文首推贤能之书，后来以论奏打动慈父的耳朵。亲自阅读你的大对，赞赏你的渊源，提升你为举首，大概上天是留下你来遗赠我的。’授予他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未到任前，一个晚上，他突然去世。
诸葛亮中举后回家，弟弟充在边境迎接并拜见，相对而泣。诸葛亮说：‘如果我将来的地位高了，恩泽首先惠及你，我死的那一天，各自穿着官服在地下见先人就可以了。’听到这话的人都为他感到悲伤。然而他的志向在于经世济民，重视许可，每个人都看到他的真心。与人交谈，必定从君臣父子的大义出发，即使是平民，也推荐士人恐怕不及。家中只有中等财产，帮助寒士衣食，长期不衰。他去世后，吏部侍郎叶适向朝廷请示，命令补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这不是常规的做法。端平初年，赐予他文毅的谥号，并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喜欢著书，不写文章，自认为不输给刘向、杨雄。居住在夹漈山，拒绝与世俗交往。过了一段时间，他游历名山大川，搜寻奇闻古迹，遇到藏书家，必定借书阅读直到看完才离开。赵鼎、张浚等都器重他。最初研究经学宗旨，对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等学问都有论述，绍兴十九年呈上，诏令收藏在秘府。郑樵回到家乡后，更加努力地学习，跟随他的人有二百多人。
侍讲王纶、贺允中推荐，得到皇帝召见，于是谈论自班固以来历代史书的错误。皇帝说：‘听说你的名字很久了，你阐述古学，自成一家，为什么见面这么晚呢？’授予他右迪功郎、礼部、兵部架阁的职位，因为御史叶义问弹劾他，改任监潭州南岳庙，发给文书让他回家抄写自己所著的《通志》。书完成后，他被调入朝廷担任枢密院编修官，不久又兼任检详诸房文学。他请求修订金正隆官制，使其与中国秩序相匹配，因此请求进入秘书省查阅书籍。不久，又因为有人弹劾他而被搁置。金人侵犯边境时，樵言岁星在宋，金主将自取灭亡，后果然如此。高宗驾临建康，命令他将《通志》进呈，恰逢他病逝，享年五十九岁，学者称他为夹氵祭先生。
樵喜欢做考证和分类的学问，虽然著作很多，但大多是博学而缺乏重点。他一生甘于清贫，乐于施舍，唯独对仕途进取非常迫切，有识之士因此对他有所贬低。
同郡的林霆，字时隐，考中政和进士，博学而精通象数，与樵是金石之交。林光朝曾经拜他为师。藏书数千卷，都是他自己校对的，他对子孙说：‘我为你们找到了好的财产。’绍兴年间，担任敕令所删定官，极力抨击秦桧的和议，随即辞官离去，当时的人都很尊敬他。
李道传字贯之，是隆州井研人。他的父亲李舜臣，曾经担任宗正寺主簿。道传年轻时就庄重，稍长后，读河南程氏的书，研究义理，以至于废寝忘食，即使在昏暗的房间，也整理衣襟端坐，非常严肃。考中庆元二年进士，调任利州司户参军，后来又调任蓬州教授。
开禧年间用兵，金人窥视散关，形势紧急，道传因各司檄令处理事务，听说吴曦反叛，愤怒之情显露于色。他派他的门客秘密持信给安抚使杨辅，论述吴曦必败，说：‘他素来不是英雄，犯上作乱，人心离散怨恨，利用人心就可以将他坐以待毙。如果真的决定这么做，不仅内乱可以平定，还能让金人知道中国有人，稍微停止觊觎。即使不能成功，也不愧对千古。’吴曦的党羽以吴曦的意思威胁道传，道传用道义驳斥他们，最终弃官回家。吴曦被平定后，皇帝下诏称赞道传坚守节操，提升官职。
嘉定初年，召他为太学博士，升任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恰逢沂王府有母亲丧事，按照惯例官员应升职，道传说：‘有参与事务的功劳的人，推恩是可以的，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呢？’于是都辞谢不接受。升任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到皇帝，首先说：‘朝廷没有听到忧患危险的言论，这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现在民力未足，民心未稳，财用未丰，储蓄未充，边防未修，将帅未选，风俗未能明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聚而不缺。在这八者之中，人才最为关键。至于人才的兴衰，关系到学术的明暗，现在虽然禁学已除，但未曾明确告诉天下人除禁的意思。希望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发给太学，还请以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当时执政的人中有些不喜欢道学，用言语侵犯道传，道传不为所动。兼任权考功郎官，升任著作郎。
当时薛拯、胡榘等人都是新进用事，贿赂成风，道传说：‘现在名声好的儒臣，实际上是选拔出来的官员，刻薄残忍、虚伪倾危的人进来了。’于是请求补任郡职，于是出知真州。城墙破损未修，道传用砖修补，筑起两座石坝来保护沿江居民，又加深了两道壕沟，又加固了陈公塘，有警报，就决堤作为阻拦，人心才开始稳固。被任命为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刚到任，就按部劾奏贪官污吏十余人，为害百姓的胥吏，大刑小罚百余人，释放了狱中无辜被囚禁的人二百余人，减免了欠款十多万缗。夏天大旱，道传应诏论述货币兑换，官民如仇；钞法实行，商贾疑怨；赋税增加，军将剥削，都切中时弊。于是详细上报荒政，朝廷多采纳了他的建议。与漕臣真德秀赈饥，道传分赴池、宣、徽三州，冒着严寒风雪，即使是最偏远的山村也一定到达，因此救活的人很多。代理宣州守，实行朱熹社仓法，上饶、新安、南康等郡都积极响应，人们得到了他的好处。
广德守魏岘弹劾教官林庠主持堂试而任荒政，倚仗漕臣来欺凌郡守，还说真德秀轻视朝廷，自作主张掠取美名，请求将他贬谪。道传上疏力辩，魏岘因此被免职。恰逢胡榘担任吏部侍郎，推荐道传代替自己。他因病请求辞职，但未被允许。被召令奏事，再次辞职，也不被允许，于是入朝对答。从宫中到朝廷，再到侍从、台谏的缺失，他都直言不讳，皇帝并不认为他冒犯。被任命为兵部郎官，他辞谢未就任。监察御史李楠窥探当权者的意图，请求任命他为节镇蜀地，于是出知果州。到九江时，得病去世，享年四十八岁，皇帝下诏特别转任一官退休，谥号文节。
道传从蜀地来到东南，虽然未能登朱熹之门，但访求曾经从他学习的人，并与之讲习，读到了他的遗书。他笃行实践，气节显著。对于经史没有论著，说：‘学问未到，不敢。’对于诗文未曾草率之作，说：‘学问未到，没有时间。’有一天因病请假，真德秀前来探望，他在卧榻屏风间大书‘唤起截断’四字，知道他如此用功慎独。在官职上以惠利为本，赈灾留下好名声在江东，人们很久都怀念他。
他有三个儿子：达可、当可、献可。献可继承了心传后。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列传-卷一百九十五-注解
儒林六：指《儒林六记》，是明代文学家陈亮所撰的一部人物传记。
陈亮：字同父，宋代文学家、思想家，主张抗金，反对和议。
郑樵（林霆附）：郑樵是宋代学者，林霆是郑樵的弟子。
李道传：李道传是宋代学者。
婺州永康：婺州是宋代的一个州名，永康是其下辖的一个县，位于今浙江省。
郡守周葵：郡守是古代地方行政官员的职位，周葵是当时的郡守。
执政：执政指担任国家最高行政职务的官员。
朝士：朝士指朝廷中的官员。
白事：白事指官员向朝廷报告事情。
指令：指令指命令。
揖：揖是古代的一种敬礼动作。
《中庸》、《大学》：《中庸》和《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中的两部。
性命之说：指关于人的生命和道德的学说。
隆兴初：隆兴是宋孝宗的一个年号，初年指的是这个年号刚开始的时候。
金人：指金朝，是南宋的北方敌国。
解头：解头是科举考试中取得解元的人，解元是乡试的第一名。
《酌古论》：《酌古论》是陈亮的一部著作，主要讨论古代用兵的成败。
淳熙五年：淳熙是宋孝宗的一个年号，五年是这个年号下的第五年。
孝宗：南宋的皇帝赵昚，陈亮曾得到他的赏识。
衣冠礼乐：衣冠礼乐指古代的服饰、礼仪和音乐，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偏方：偏方指边远的地方。
苏息：苏息指战争停止，人们得到休息。
《中兴五论》：《中兴五论》是陈亮的一部著作，提出复兴国家的策略。
丙午、丁未之变：丙午、丁未是古代的干支纪年，之变指的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海陵之祸：海陵之祸指的是金朝海陵王的暴政。
北狩：北狩是指皇帝到北方狩猎，这里指宋钦宗被金军俘虏到北方。
秦桧：秦桧是南宋初年的宰相，以和议误国而闻名。
汉、唐：汉、唐是中国的两个历史朝代，这里指这两个朝代的历史事件。
南渡：指南宋建立后，南宋朝廷从北方迁都到南方，即从黄河流域迁都到长江流域。
海陵：海陵是指金朝的海陵王。
淮南：淮南是古代的一个地区名，位于今江苏省、安徽省一带。
丁未：丁未是古代的干支纪年，这里指一个具体的历史年份。
奋不自顾：奋不自顾指不顾个人安危，勇往直前。
殄灭：殄灭指消灭、灭绝。
口议腹非：口议腹非指口头上说一套，心里想另一套，表里不一。
崇高雄势：崇高和雄势指地位高、势力大。
隐忍：隐忍指压抑自己的情感或不满。
春秋：春秋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记载，这里指春秋时期。
三纲：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
人道：人道指人的道德、伦理。
《春秋》之书：《春秋》之书指《春秋》这部历史书籍。
豪杰：豪杰指有才能、有胆识的人。
发泄：发泄指表达或释放情绪。
偏方所可久系：偏方所可久系指在边远地方长期依赖。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是《尚书》中的一句话，意思是上天没有亲疏之分，只帮助有德的人。
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是《尚书》中的一句话，意思是民心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仁德才能赢得民心。
三代：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的三个朝代。
黄池之会：黄池之会是指春秋时期吴国和晋国在黄池举行的一次会盟。
伯：伯是古代的一种封号，相当于诸侯。
金源：金源指金朝的源头，即金朝的起源地。
一举：一举指一次行动。
大势：大势指整个局势、形势。
击球射雕：击球射雕是古代的一种娱乐活动，这里指皇帝的娱乐生活。
府库：府库指国家或个人的仓库。
介胄：介胄指盔甲。
文移往反：文移往反指文书往来。
骚动：骚动指动荡不安。
邲：邲是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在邲地的一次战役。
栾书：栾书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
克庸：克庸是春秋时期楚国在庸国的一次胜利。
纣：纣是商朝末代君主商纣王的别称，以残暴著称。
成、康：成、康是周朝的两位贤明的君主。
四征不庭：四征不庭指四处征战，不尊重朝廷。
张皇六师：张皇六师指扩充军队，加强国防。
李沆：李沆是北宋时期的宰相，以反对和议著称。
和亲：和亲是指通过婚姻联姻来维持国家间的和平。
辽：辽是古代的一个北方民族国家，与宋朝相邻。
角立：角立指对立、对峙。
废兵：废兵指废除军事力量。
度外之士：度外之士指不被朝廷所重用的人才。
日月蹉跎：日月蹉跎指时间白白流逝。
狂妄之辞：狂妄之辞指自大而不切实际的话。
懦庸之夫：懦庸之夫指胆小怕事、没有能力的人。
云合响应：云合响应指众志成城，共同响应。
度外之士起：度外之士起指被朝廷重用的人才崛起。
大有为之略：大有为之略指伟大的治国策略。
天下形势之消长：天下形势之消长指整个天下的形势变化。
大有为之机：大有为之机指实现大业的机会。
藩镇：指唐代中后期以后，地方节度使逐渐形成的割据势力。藩镇拥有自己的军队、财政和行政权力，是中央集权体制的严重威胁。
柄：比喻掌握权力或控制局势的能力。
艺祖皇帝：同上，指宋太祖赵匡胤。
京师：指首都，这里是宋朝的首都汴京。
漕司：指漕运司，负责粮食运输的官署。
禁军：指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队，用于保卫国家。
纪纲：指国家的法纪和制度。
士：指士人，即知识分子。
资格：指做官所需的基本条件，如年龄、学历等。
契丹：指辽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王朝。
澶渊一战：指北宋与辽朝在澶州（今河南濮阳）的一次重要战役，辽朝大败，北宋被迫割地赔款。
庙堂：指朝廷，即皇帝和官员处理国家大事的地方。
守令：指郡守和县令，地方行政官员。
富商巨室：指富裕的商人和大地主。
英伟奇杰：指有才华、有抱负的人。
因革：指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革。
青苗法：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政策，通过官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利息，以增加政府收入。
均输法：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政策，通过设立均输官，统一管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运输和销售，以增加政府收入。
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即宋神宗赵顼，是宋朝的第六位皇帝。
元祐、绍圣：指宋哲宗赵煦的两个年号，这段时间内，政治上出现了反复，政治斗争激烈。
钱镠：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建立者。
禘：古代的一种祭祀仪式。
建炎、绍兴：建炎和绍兴是南宋的两个年号，分别对应公元1127年和1131年。
岳飞：南宋初期的著名抗金将领。
场屋之士：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
万乘：指皇帝，古代以一车四马为一乘，万乘即指皇帝。
山川之气：指地理环境对国家运势的影响。
荆、襄之地：荆指荆州，襄指襄阳，两地均为古代中国的战略要地，位于长江中游，是楚、汉、三国时期的重要军事和政治中心。
春秋时：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以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
楚：楚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强国，其疆域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部分地区。
齐、晋：齐和晋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两个强国，齐位于今天的山东，晋位于今天的山西。
战国之际：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诸侯国争霸，战争频繁。
秦：秦是战国七雄之一，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
光武：光武即东汉光武帝刘秀，他是东汉的开国皇帝。
南阳：南阳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郡，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南部。
三国：三国时期（公元220年-公元28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由魏、蜀、吴三个政权分立。
诸葛亮：诸葛亮是蜀汉的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以智谋著称。
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这些都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将领和政治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显著的成就。
晋氏：晋指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分为西晋和东晋。
隋、唐：隋朝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强盛朝代，隋朝统一了分裂的南北朝，唐朝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
五代：五代是指唐朝灭亡后，中国北方出现的五个短命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高氏：高氏是指五代时期后梁的开国皇帝高祖。
本朝：本朝指的是作者所在的朝代，即南宋。
群盗：指南宋初年的盗贼和叛乱势力。
南北分画：指南宋和金朝之间的分界线。
关洛：关指函谷关，洛指洛阳，都是古代中国的战略要地。
真宗皇帝：真宗皇帝即宋真宗赵恒，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
靖康之祸：靖康之祸是指金朝攻占北宋首都汴京，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的事件，发生在公元1127年。
丙午、丁未：丙午和丁未是古代中国的干支纪年法中的两个年份，分别对应公元976年和977年。
北向复仇：指南宋对金朝的复仇行动。
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指宋太祖赵匡胤规划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则。
钱塘：钱塘是南宋的都城，即今天的杭州市。
二圣北狩：二圣指宋徽宗和宋钦宗，北狩是指他们被金朝俘虏北迁。
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指宋太祖赵匡胤规划治理天下的总体方针。
种放：种放是南宋时期的一位大臣，以直言敢谏著称。
都堂审察：都堂是古代中国的中央行政机构，审察是指审查和考察。
宰相：宰相是古代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
二三大臣：指几位重要的朝臣。
东西驰骋：指在东西方向上自由行动，比喻广泛活动。
武臣：指以武艺为职业的官员或将领。
社稷：社稷是指古代中国的土地神和谷神，常用来比喻国家或国家的根本。
亟渡江而归：亟表示急速，渡江是指过江，这里指陈亮急忙渡过长江回家。
犯上：犯上是指触犯上级或尊长，这里指陈亮在醉酒时说了触犯皇帝的话。
刑部：刑部是古代中国的官署，负责司法和刑罚。
何澹：何澹是南宋时期的官员，曾任侍郎。
黜亮：黜是指罢免或贬谪，这里指何澹罢免了陈亮。
大理：大理是古代中国的官署，负责审理重大案件。
笞掠：笞掠是指用鞭子或竹板打人，这里指陈亮被拷打。
诬服：诬服是指被迫承认虚假的罪行。
划其牍于地：划牍是指撕毁文书，这里指孝宗将陈亮的奏章撕毁。
淮：淮是指淮东，这里指当时的丞相。
辛弃疾、罗点：辛弃疾和罗点是南宋时期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们支持陈亮。
豪侠：豪侠是指有侠义精神的人。
孟子：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王通：王通是隋朝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被陈亮推崇。
堂堂之陈，正正之旗：这里指陈亮的文采和气度。
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这里比喻陈亮的才华横溢，变化多端。
朱熹、吕祖谦：朱熹和吕祖谦是南宋时期的哲学家，被陈亮所推崇。
潜邸：潜邸是指皇帝在即位前居住的地方，这里指光宗即位前的居所。
金陵：金陵是南京的古称。
宇内：宇内是指天下，全国。
削平宇内：削平宇内是指统一天下。
属台官：属台官是指隶属于台官的官员。
东宫：东宫是指皇太子居住的地方，这里指光宗的儿子赵扩。
抚军大将军：抚军大将军是指负责安抚地方的将军。
升遐：升遐是指帝王去世。
遗留给：遗留给是指留给后人。
经理：经理是指筹划和管理。
建业：建业是南京的古称。
北举：北举是指北方的征召或征伐。
大对：大对是指皇帝与臣子的对答，这里指陈亮与光宗的对答。
重华宫：重华宫是指皇帝的宫殿。
京邑：京邑是指京城，这里指南京。
故典：故典是指古代的典章制度。
兴化军莆田：兴化军莆田是指福建莆田的兴化军。
刘向、杨雄：刘向和杨雄是西汉时期的文学家，陈亮自比于他们。
夹漈山：夹漈山是福建莆田的一座山，郑樵曾在此居住并深入研究学问。
搜奇访古：搜奇访古是指寻找奇闻异事和古代文物。
藏书家：藏书家是指收藏书籍的人。
赵鼎、张浚：赵鼎和张浚是南宋时期的政治家，他们器重郑樵。
经旨：经旨是指经典的主旨。
方书：方书是指医书。
绍兴十九年：绍兴十九年是南宋的一个年份，郑樵在此时上书朝廷。
秘府：秘府是指朝廷的藏书处。
侍讲：古代官名，指在皇帝面前讲解经书的人，相当于现在的讲学官。
班固：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著有《汉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奠基人。
召对：古代皇帝召见臣子进行对答，以了解其意见或处理事务。
迪功郎：古代官名，属于从七品官职，是文官的初阶。
礼、兵部架阁：古代官署名，礼部掌管礼仪，兵部掌管军事，架阁则是管理档案。
御史：古代官名，掌管监察，负责监督官员的行为。
南岳庙：位于湖南省衡阳市，是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的主庙。
枢密院：古代官署名，掌管军事，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
检详：古代官名，负责审查文件、案卷等。
金正隆官制：金朝的正隆年间制定的官制。
秘书省：古代官署名，掌管图书、文献等。
岁星：古代天文学名词，指木星，因其运行周期为十二年，故有岁星之称。
高宗：南宋第一位皇帝赵构的庙号。
建康：今南京市，南宋时期的首都。
樵：指樵夫，这里指樵夫之学，即民间学问。
考证伦类之学：指研究文献、历史、哲学等学科的学问。
政和进士第：政和年间考中的进士，政和是北宋徽宗的年号。
象数：指古代的易学，涉及八卦、五行等。
金石交：指与古文物有深厚交情的学者。
宗正寺主簿：宗正寺是古代官署，主簿是其中的低级官员。
庄重：性格严肃、稳重。
河南程氏书：程颢、程颐的著作。
义理：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伦理等观念。
暗室：指光线昏暗的房间。
庆元二年进士第：庆元二年考中的进士。
利州司户参军：利州是今四川省广元市，司户参军是地方官署中的官员。
蓬州教授：蓬州是今四川省广安市，教授是地方学校的教师。
开禧用兵：开禧年间南宋与金国发生战争。
间道：小路、偏僻的道路。
安抚使：地方军事和行政官员。
吴曦反：吴曦是南宋末年的叛将。
曦党：吴曦的党羽。
抗节不挠：坚守节操，不屈服。
太学博士：太学教师。
太常博士：太常官员。
沂王府小学教授：沂王府学校的教师。
敕令所：负责颁布皇帝敕令的官署。
秦桧和议：南宋与金国的和平协议。
挂冠去：辞官。
高之：称赞。
隆州井研：隆州是今四川省遂宁市，井研是隆州下辖的一个县。
宗正寺：古代官署，负责皇室宗族事务。
薛拯、胡榘：古代官员的名字。
节镇蜀：蜀地的地方军事长官。
果州：今四川省南充市。
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江东路是今江苏省一带，常平茶盐公事是管理茶叶和盐业的官员。
楮币：古代的一种货币。
钞法：古代的货币制度。
荒政：处理饥荒等灾害的政策。
漕臣：管理漕运的官员。
真德秀：南宋官员，以清廉著称。
社仓法：古代的仓储制度。
上饶、新安、南康：今江西省的一些地方。
广德守：广德是今四川省广安市。
魏岘：古代官员的名字。
教官：负责教育的官员。
林庠：古代官员的名字。
胡榘：古代官员的名字。
吏部侍郎：吏部是管理官员的官署，侍郎是其中的官员。
九江：今江西省九江市。
致仕：退休。
谥文节：死后给予的谥号，表示其品德高尚。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宋史-列传-卷一百九十五-评注
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
此句描述了王纶和贺允中推荐樵，使得樵得以被皇帝召见并对历代史书的错误进行批评。这体现了樵在学术上的自信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士人敢于直言的风气。
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
皇帝对樵的学识和成就表示赞赏，认为樵的学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是对樵学术成就的高度评价，同时也体现了皇帝对人才的重视。
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
这段描述了樵的仕途经历，从被授予官职到因御史弹劾而改任，再到归家抄写自己的著作《通志》。这一过程反映了樵在官场上的坎坷经历，以及他对学术的执着。
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学。
樵的著作完成后，他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并兼职检详诸房文学，这表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得到了认可，同时也展示了他在官场上的能力。
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
樵提出了修改金正隆官制的建议，并希望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这体现了他的学术追求和对国家政治的关注。
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
这句话说明樵因言事而被贬，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复杂和言论自由的受限。
金人之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
樵预言金国将灭亡，并准确预测了金主的自毙，这展示了他的非凡洞察力和预言能力。
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氵祭先生。
樵的著作《通志》得到了皇帝的重视，但樵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九岁。学者们称他为夹氵祭先生，这是对他学术成就的肯定。
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
樵在学术上的追求是考证和伦类之学，他的著作虽然数量众多，但往往博而不精，这反映了他在学术上的广泛涉猎和深入思考。
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樵在生活上追求简朴，乐于施舍，但他在仕途上的追求却十分执着，这体现了他的个性特点和价值观。
同郡林霆，字时隐，擢政和进士第，博学深象数，与樵为金石交。
林霆是樵的同乡，也是一位博学的进士，与樵有深厚的友谊，这反映了当时士人之间的相互扶持和学术交流。
聚书数千卷，皆自校雠，谓子孙曰：‘吾为汝曹获良产矣。’
林霆藏书丰富，并亲自校对，他对自己的藏书非常珍视，认为这是留给子孙的宝贵财富。
绍兴中，为敕令所删定官，力诋秦桧和议之非，即挂冠去，当世高之。
林霆在绍兴年间担任敕令所删定官，他敢于直言，反对秦桧的和议，最终辞官而去，这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勇气。
李道传字贯之，隆州井研人。
介绍了李道传的籍贯和字号，为后文对其生平的描述做铺垫。
父舜臣，尝为宗正寺主簿。
描述了李道传的父亲，这是对李道传家庭背景的介绍。
道传少庄重，稍长，读河南程氏书，玩索义理，至忘寝食，虽处暗室，整襟危坐，肃如也。
这句话描绘了李道传的青年时期，他勤奋好学，专心致志，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能保持庄重和肃穆。
擢庆元二年进士第，调利州司户参军，徙蓬州教授。
描述了李道传的仕途经历，从进士及第到担任地方官职，展现了他在官场上的能力和成就。
开禧用兵，金人窥散关急，道传以诸司檄计事，道闻吴曦反，痛愤见于形色。
这段描述了李道传在开禧年间面对金国入侵和吴曦叛乱时的表现，他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
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论曦必败，曰：‘彼素非雄才，犯顺首乱，人心离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缚也。’
李道传通过书信向杨辅分析吴曦必败的原因，并提出了自己的对策，这展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谋略。
曦党以曦意胁道传，道传以义折之，竟弃官归。
这段描述了李道传在吴曦叛乱中的坚定立场，他拒绝了叛军的威胁，最终选择辞官归隐。
曦平，诏以道传抗节不挠，进官二等。
吴曦叛乱平定后，李道传因坚守节操而得到朝廷的表彰，官职得到提升。
嘉定初，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
李道传在嘉定年间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后来又晋升为太常博士，并担任沂王府小学教授，这表明他在学术和教育领域有着显著的贡献。
会沂府有母丧，遗表官吏例进秩，道传曰：‘有襄事之劳者，推恩可也，吾属何与？’于是皆辞不受。
李道传在母亲去世后，拒绝了官吏们按照惯例提升官职的建议，这体现了他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
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
李道传在担任秘书郎和著作佐郎期间，向皇帝提出了关于国家政治的担忧，这表明他对国家政治有着深刻的关注。
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
这段话列举了当时国家面临的多方面问题，反映了李道传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深刻洞察。
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
李道传认为，在上述问题中，人才的培养最为关键，而人才的盛衰与学术的兴衰密切相关。他批评了当时学术禁锢的现象，并呼吁政府重视学术发展。
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
李道传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包括崇尚正学、推广朱熹的著作、以及从祀孔子的五位学者，这体现了他的学术主张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时薛拯、胡榘等皆以新进用事，贿赂成风，道传言：‘今名优儒臣，实取材吏，刻剥残忍、诞谩倾危之人进矣。’
李道传批评了当时官场的腐败现象，指出许多官员贪污受贿，这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深刻揭露。
遂求补郡，于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传甓之，筑两石坝以护并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陈公塘，有警，则决之以为阻，人心始固。
李道传在真州任职期间，积极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保护居民安全，这表明他在地方治理方面的能力和成效。
除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贪纵者十余人，胥吏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余人，释狱之滥系者二百余人，弛负钱一十余万缗。
李道传在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任职期间，严肃查处贪官污吏，释放无辜囚犯，减轻百姓负担，这展示了他的公正和廉洁。
夏大旱，道传应诏言楮币之换，官民如仇；钞法之行，商贾疑怨；赋敛增加，军将推剥，皆切中时病。
李道传在夏大旱期间，针对当时的经济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这表明他对国家经济状况的深刻理解。
遂条上荒政，朝廷多从之。与漕臣真德秀振饥，道传分池、宣、徽三州，穷冬行风雪中，虽深村穷谷必至，赖以全活者甚众。
李道传在荒政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与真德秀一起救灾，走遍了多个州县，拯救了无数百姓。
摄宣州守，行朱熹社仓法，上饶、新安、南康诸郡翕然应命，人蒙其利。
李道传在宣州任职期间，推行朱熹的社仓法，使上饶、新安、南康等地的百姓受益。
广德守魏岘劾教官林庠委堂试而任荒政，挟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轻视朝廷，自专掠美，乞远之。
这段描述了李道传在广德任职期间，面对魏岘的弹劾，他坚持正义，维护了林庠和真德秀的名誉。
道传上疏力辨，岘坐免。
李道传上疏为林庠和真德秀辩护，最终使魏岘被免职。
会胡榘为吏部侍郎，荐道传自代。
胡榘推荐李道传接替自己的职位，这表明李道传在官场上的影响力和声望。
引疾乞去，不许。
李道传因病请求辞职，但被朝廷拒绝，这反映了朝廷对他的重视。
召令奏事，再辞，又不许，遂入对。
李道传再次请求辞职，但仍然被拒绝，最终他不得不进入朝廷上奏事务。
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至侍从、台谏阙失，尽言无所讳，帝不以为忤。
李道传在朝廷上奏时，毫无顾忌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皇帝也没有因此而责怪他，这表明皇帝对他的信任。
除兵部郎官，辞未就。
李道传被任命为兵部郎官，但他没有接受这个职位。
监察御史李楠觇当路指意，乞授以节镇蜀，遂出知果州。
李道传被任命为果州知州，这是他最后一次担任地方官职。
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诏特转一官致仕，谥文节。
李道传在九江病逝，享年四十八岁，朝廷追赠他文节谥号，以表彰他的功绩。
道传自蜀来东南，虽不及登朱熹之门，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尽得遗书读之。
李道传虽然未能亲自拜访朱熹，但他通过寻找朱熹的弟子和讲习朱熹的著作，来学习朱熹的学术思想。
笃于践履，气节卓然。
李道传在学术和实践上都表现出了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气节。
于经史未有论著，曰：‘学未至，不敢。’
李道传在经史研究上没有留下论著，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学问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度。
于诗文未尝苟作，曰：‘学未至，不暇。’
李道传在诗文创作上也非常严谨，他认为自己的学问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度，因此不轻易创作。
一日以疾谒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间，大书‘唤起截断’四字，知其用功慎独如此。
这段描述了李道传在病榻上与真德秀的交流，以及他对学问的执着和自律。
居官以惠利为本，振荒遗爱江东，人久而思焉。
李道传在官场上的行为以惠利百姓为本，他在江东的救灾工作得到了人们的赞誉和怀念。
三子：达可、当可、献可。献可为心传后。
这段话介绍了李道传的子女，特别是他的第三个儿子献可，他继承了李道传的学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