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振孙（约公元3世纪），东汉时期的学者和政治家，他的《呻吟语》内容讨论了古代文学、文化和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年代：成书于东汉时期（约3世纪）。
内容简要：《呻吟语》是陈振孙所作，书中主要探讨了古代文学的艺术性和社会风气。书中通过对当时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的分析，揭示了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对文学创作中的“情感表达”和“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书中的理论思想为后世的文学评论和创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呻吟语-卷六-数集-词章-原文
六经之文不相师也，而后世不敢轩轾。
后之为文者，吾惑矣。
拟韩临柳，效马学班，代相祖述，窃其糟粕，谬矣。
夫文以载道也，苟文足以明道，谓吾之文为六经可也。
何也？与六经不相叛也。
否则，发明申、韩之学术，饰以六经之文法，有道君子以之覆瓿矣。
诗、词、文、赋，都要有个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春风舞雩之趣，达天见性之精；不为赘言，不袭馀绪，不道鄙迂，不言幽僻，不事刻削，不徇偏执。
一先达为文示予，令改之，予谦让。
先达曰：‘某不护短，即令公笑我，只是一人笑。若为我回护，是令天下笑也。’
予极服其诚，又服其智。
嗟夫！恶一人面指，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岂独文哉？岂独一二人哉？观此可以悟矣。
议论之家，旁引根据，然而，据传莫如据经，据经莫如据理。
古今载籍之言率有七种：一曰天分语。
二曰性分语。
三曰是非语。
四曰利害语。
五曰权变语。
六曰威令语。
七曰无奈语。
此语之外，皆乱道之谈也，学者之所务辨也。
疏狂之人多豪兴，其诗雄，读之令人洒落，有起懦之功。
清逸之人多芳兴，其诗俊，读之令人自爱，脱粗鄙之态。
沉潜之人多幽兴，其诗淡，读之令人寂静，动深远之思。
冲淡之人多雅兴，其诗老，读之令人平易，消童稚之气。
愁红怨绿，是儿女语，对白抽黄，是骚墨语，叹老嗟卑，是寒酸语，慕膻附腥，是乞丐语。
艰语深辞，险句怪字，文章之妖而道之贼也，后学之殃而木之灾也。
路本平，而山溪之，日月本明，而云雾之。
无异理，有异言，无深情，有深语。
是人不诫，而是书不焚，有世教之责者之罪也。
若曰其人学博而识深，意奥而语奇，然则孔、孟之言浅鄙甚矣。
圣人不作无用文章，其论道则为有德之言，其论事则为有见之言，其叙述歌咏则为有益世教之言。
真字要如圣人燕居危坐，端庄而和气自在，草字要如圣人应物，进退存亡，辞受取予，变化不测，因事异施而不失其中。
要之同归于任其自然，不事造作。
圣人作经，有指时物者，有指时事者，有指方事者，有论心事者，当时精意与身往矣。
话言所遗，不能写心之十一，而儒者以后世之事物，一己之意见度之，不得则强为训诂。
呜呼！
汉宋诸儒不生，则先圣经旨后世诚不得十一，然以牵合附会而失其自然之旨者，亦不少也。
圣人垂世则为持衡之言，救世则有偏重之言。
持衡之言达之天下万世者也，可以示极，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矫枉。
而不善读书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训，乱道也夫！诬圣也夫！
言语者，圣人之糟粕也。
圣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语所能形容。
汉宋以来，解经诸儒泥文拘字，破碎牵合，失圣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物理，使后世学者无所适从。
且其负一世之高明，系千古之重望，遂成百世不刊之典。
后学者岂无千虑一得，发前圣之心传，而救先儒之小失？
然一下笔开喙，腐儒俗士不辨是非，噬指而惊，掩口而笑，且曰：‘兹先哲之明训也，安得妄议？’
噫！此诚信而好古之义也。
泥传离经，勉从强信，是先儒阿意曲从之子也。
昔朱子将终，尚改诚意注说，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则诚意章必非精到之语；
使天假朱子数年，所改宁止诚意章哉？
圣人之言，简淡明直中有无穷之味，大羹玄酒也；
贤人之言，一见便透，而理趣充溢，读之使人豁然，脍炙珍羞也。
圣人终日信口开阖，千言万语，随事问答，无一字不可为训。
贤者深沉而思，稽留而应，平气而言，易心而语，始免于过。
出此二者，而恣口放言，皆狂迷醉梦语也，终日言无一字近道，何以多为？
诗低处在觅故事寻对头，高处在写胸中自得之趣，说眼前见在之景。
自孔子时便说‘史不阙文’，又曰‘文胜质则史’，把史字就作了一伪字看。
如今读史只看他治乱兴亡，足为法戒，至于是非真伪，总是除外底。
譬之听戏文一般，何须问他真假，只是足为感创，便于风化有关。
但有一桩可恨处，只缘当真看，把伪底当真，只缘当伪看，又把真底当伪。
这里便宜了多少小人，亏枉了多少君子。
诗辞要如哭笑，发乎情之不容已，则真切而有味。
果真矣，不必较工拙。
后世只要学诗辞，然工而失真，非诗辞之本意矣。
故诗辞以情真切、语自然者为第－。
古人无无益之文章，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为言，其发言也不得不成而为文。
所谓因文见道者也，其文之古今工拙无论。
唐宋以来，渐尚文章，然犹以道饰文，意虽非古，而文犹可传。
后世则专为文章矣。
工其辞语，涣其波澜，炼其字句，怪其机轴，深其意指，而道则破碎支离，晦盲否塞矣，是道之贼也。
而无识者犹以文章崇尚之，哀哉！
文章有八要，简、切、明、尽、正、大、温、雅。
不简则失之繁冗，不切则失之浮泛，不明则失之含糊，不尽则失之疏遗，不正则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则失冠冕之体，不温则暴厉刻削，不雅则鄙陋浅俗。
庙堂文要有天覆地载，山林文要有仙风道骨，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奏对文要有忠肝义胆。
诸如此类，可以例求。
学者读书只替前人解说，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
譬之小郎替人负货，努尽筋力，觅得几文钱，更不知此中是何细软珍重。
‘《太玄》虽终身不看亦可。’
自乡举里选之法废，而后世率尚词章。
唐以诗赋求真才，更为可叹。
宋以经义取士，而我朝因之。
夫取士以文，已为言举人矣。
然犹曰：言，心声也。
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
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浅之病；
其文劲直者，其人必刚方，而察其豪悍之病；
其文藻丽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
其文庄重者，其人必端严，而察其寥落之病；
其文飘逸者，其人必流动，而察其浮薄之病；
其文典雅者，其人必质实，而察其朴钝之病；
其文雄畅者，其人必挥霍，而察其弛跅之病；
其文温润者，其人必和顺，而察其巽软之病；
其文简洁者，其人必修谨，而察其拘挛之病；
其文深沉者，其人必精细，而察其阴险之病；
其文冲淡者，其人必恬雅，而察其懒散之病；
其文变化者，其人必圆通，而察其机械之病；
其文奇巧者，其人必聪明，而察其怪诞之病；
其文苍老者，其人必不俗，而察其迂腐之病。
有文之长，而无文之病，则其人可知矣，文即未纯，必不可弃。
今也但取其文而已。
见欲深邃，调欲新脱，意欲奇特，句欲饤饾，锻炼欲工，态度欲俏，粉黛欲浓，面皮欲厚。
是以业举之家，弃理而工辞，忘我而徇世，剽窃凑泊，全无自己神情，口语笔端，迎合主司好尚。
沿习之调既成，本然之天不露，而校文者亦迷于世调，取其文而忘其人，何异暗摸而辨苍黄，隔壁而察妍媸？
欲得真才，岂不难哉？
隆庆戊辰，永城胡君格诚登第，三场文字皆涂抹过半，西安郑给谏大经所取士也，人皆笑之。
后余阅其卷，乃叹曰：‘涂抹即尽，弃掷不能，何者？其荒疏狂诞，绳之以举业，自当落地，而一段雄伟器度、爽朗精神，英英然一世豪杰如对其面，其人之可收，自在文章之外耳。’
胡君不羁之才，难挫之气，吞牛食象，倒海冲山，自非寻常庸众人。
惜也！以不合世调，竟使沉沦。
余因拈出以为取士者不专在数篇工拙，当得之牝牡骊黄之外也。
万历丙戌而后，举业文字如晦夜浓阴封地穴，闭目蒙被灭灯光；
又如墓中人说鬼话，颠狂人说风话，伏章人说天话，又如楞严孔雀，咒语真言，世道之大妖也。
其名家云：‘文到人不省得处才中，到自家不省得处才高中。’
不重其法，人心日趋于魑魅魍魉矣。
或曰：‘文章关甚么人心世道？’
嗟嗟！此醉生梦死语也。
国家以文取士，非取其文，因文而知其心，因心而知其人，故取之耳。
言若此矣，谓其人曰光明正大之君子，吾不信也。
且录其人曰中式，进呈其文曰中式之文，试问其式安在乃？
高皇帝所谓文理平通，明顺典实者也，今以编造晦涩妄诞放恣之辞为式，悖典甚矣。
今之选试官者，必以高科，其高科所中，便非明顺典实之文。
其典试也，安得不黜明顺典实之士乎？
人心巧伪，皆此文为之祟耳。
噫！是言也，向谁人道？不过仰屋长太息而已。
使礼曹礼科得正大光明、执持风力之士，无所畏徇，重一惩创，一两科后，无刘几矣。
‘《左传》、《国语》、《战国策》，春秋之时文也，未尝见春秋时人学三代。《史记》、《汉书》，西汉之时文也，未尝见班、马学《国》、《左》。今之时文，安知非后世之古文？而不拟《国》、《左》，则拟《史》、《汉》，陋矣，人之弃己而袭人也！六经四书，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拟者何？习见也。甚矣人之厌常而喜异也！余以为文贵理胜，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仿于句字之间，以希博洽之誉，有识者耻之。’
诗家无拘鄙之气，然令人放旷；
词家无暴戾之气，然令人淫靡。
道学自有泰而不骄、乐而不淫气象，虽寄意于诗词，而缀景言情皆自义理中流出，所谓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之意。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呻吟语-卷六-数集-词章-译文
六经的文辞并不相互模仿，但后世的人却不敢轻易评判高下。后来写文章的人，我对此感到困惑。
模仿韩愈写柳宗元，效仿司马迁学习班固，一代代相承，窃取他们的糟粕，这是错误的。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理的，如果文章足以阐明道理，那么我的文章可以被称为六经。为什么？因为它与六经不相违背。否则，即使阐发申不害、韩非的学术，用六经的文法来修饰，也只是有道君子用来装酒的瓶子。
诗、词、文、赋，都应该有忧国忧民的意思，有利益他人的心，有像春风中跳舞雩祭一样的乐趣，有达到天人合一的精妙；不要说些无用的空话，不要延续陈旧的遗风，不要说粗俗迁腐的话，不要言辞隐晦偏僻，不要刻意雕琢，不要偏执。
一位前辈给我展示他的文章，让我修改，我谦虚地推辞。前辈说：‘我不隐瞒短处，即使您笑话我，也只是一个人笑。如果我为自己的文章辩护，那就是让全天下都笑话了。’我非常佩服他的真诚，也佩服他的智慧。唉！不愿一人当面指责，却愿意承受全天下人的嘲笑，这难道仅仅是关于文章的问题吗？难道仅仅是关于一两个人的问题吗？从这里可以悟出一些道理。
在议论的人中，虽然会引用各种根据，然而，依据传说不如依据经典，依据经典不如依据道理。
古今的书籍中记载的话大约有七种：一是天分之言。身体是道的铸造，心灵是理的成就，自然而然，毫无作为，生来就知道并实践圣人的道理。二是性分之言。按照道理行事，尽自己职责，务求达到极致，死后才算结束，学来就知道并实践圣人的道理。三是是非之言。做好事的是君子，做坏事的是小人，以此来劝勉贤人。四是利害之言。做好事会得到百祥，做坏事会得到百殃，以此来激励众人。五是权变之言。用言语策略来应对事务。六是威令之言。用五种刑罚来防止邪恶。七是无奈之言。用五种兵器来禁止混乱。除了这些话之外，都是乱道之言，学者应该努力辨明。
狂放不羁的人多有豪迈的兴致，他们的诗气势磅礴，读起来令人心情舒畅，有振奋精神的作用。
清高逸远的人多有芬芳的兴致，他们的诗才华横溢，读起来令人自爱，摆脱粗俗的形态。
深沉内敛的人多有隐逸的兴致，他们的诗清淡，读起来令人心境宁静，引发深远的思考。
冲和淡泊的人多有高雅的兴致，他们的诗成熟，读起来令人平和，消除幼稚的气息。
悲伤的红色和怨恨的绿色，是年轻人的话，对白抽黄，是华丽的辞藻，叹老嗟卑，是寒酸的话，羡慕别人附和，是乞丐的话。
艰涩难懂的语言，深奥的辞藻，险峻的句子，奇怪的字体，是文章中的妖魔，是道德的敌人，是后学的祸害，是树木的灾难。道路本来平坦，却被山溪阻断，日月本来明亮，却被云雾遮蔽。没有不合道理的话，只有不合常言的话，没有深情的话，只有深奥的话。这样的人不加以警醒，这样的书不加以焚毁，有世教责任的人有罪。
如果说是这个人学识渊博，见识深刻，意思深奥，语言奇特，那么孔子的言论就非常浅显粗俗了。
圣人不写无用的文章，他论述道理时说的是有德之言，论述事务时说的是有见之言，叙述歌咏时说的是有益于世教之言。
真正的字要像圣人闲居时端正而和气自在，草书要像圣人应对事物时进退自如，应对各种情况时变化莫测，根据事情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但又不失其中之道。
总之，都要顺其自然，不刻意造作。
圣人留下的经典，有指时事物情的，有指时事变迁的，有指方域事务的，有论述心事的，当时精心思考的内容与身体所往的方向已经融为一体。言语所遗漏的，不能写出心灵的十分之一，而儒者用后世的事物和自己的意见去解释，不能解释的则强行注解。
如果汉宋时期的儒者没有出现，那么先圣的经义后世真的不能理解到十分之一，然而因为牵强附会而失去其自然旨意的，也不少。
圣人留下的话语是为了维持平衡，拯救世界时有偏重的言论。维持平衡的言论是适合天下万世的，可以用来作为极致的示范，偏重的言论则根据事情和人物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可以用来纠正偏差。
但是不善于读书的人，常常用偏重的言论来教导，这是乱道啊！这是诬蔑圣人啊！
言语只是圣人的糟粕，圣人不可言说的妙处，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汉宋以来的解经儒者拘泥于文字，牵强附会，失去了圣人天然自得的乐趣，掩盖了天下本然自在的道理，不符合人情，不符合物理，让后世的学者无所适从。而且他们自认为是这一世的高明，背负着千古的重望，于是成为了百世不毁的经典。后世的学者难道没有一点思考，能够发挥前圣的心传，纠正先儒的小错误？然而一旦下笔开口，那些腐儒俗士不辨是非，咬指头惊呼，掩口而笑，还说：‘这是先哲的明训，怎么能随便议论呢？’唉！这是诚信而好古的义理。拘泥于传教，偏离经典，勉强相信，是先儒迎合意图曲从的后人。
圣人的话，简练平淡，直率中蕴含着无穷的意味，就像大羹和玄酒一样；贤人的话，一看就明白，其中的理趣充溢，读起来让人豁然开朗，就像美味的佳肴。
圣人整天随意说话，千言万语，随事问答，没有一句话不能作为教诲。贤人深思熟虑，应答从容，平和地说话，真心地表达，才避免了过失。超出这两种情况，任意说话，都是狂放迷惑的胡言乱语，整天说的话没有一个字接近道理，为什么还要说那么多呢？
诗在低处寻找故事和对手，在高处写心中自得的乐趣，描述眼前所见之景。
从孔子时代起就说‘史不阙文’，又说‘文胜质则史’，把‘史’字当作了伪字看待。如今读史，只看它的治乱兴衰，足以作为法戒，至于其中的是非真伪，总是放在一边。就像听戏文一样，何必去管它的真假，只是足以感动人心，有利于教化。
但是有一件可恨的事情，就是因为当真看待，把假的当作真的，又因为当作假的看待，把真的当作假的。这便宜了多少小人，冤枉了多少君子。
诗的辞藻要像哭和笑一样，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得真切而有味。如果真的如此，就不必计较技巧的高低。
因此，诗的辞藻以情感真挚、语言自然为第一。
古人没有无益的文章，他们阐明道理时不得不转化为言语，他们发言时不得不形成文章。这就是所说的‘因文见道’，他们的文章无论古今，无论技巧如何。
唐宋以来，逐渐崇尚文章，然而仍然是以道来修饰文，虽然意旨不是古代的，但文章还可以流传。后世则专门追求文章，精心修饰辞语，削弱了文章的气势，提炼字句，怪异文章的结构，深入文章的意旨，而道理则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昏暗不明，这是道理的敌人。
而不明事理的人还以文章为崇尚，真是可悲啊！
文章有八个要素：简练、切合、明确、详尽、正确、宏大、温和、优雅。不简练就会显得冗长，不切合就会显得浮夸，不明确就会显得模糊，不详尽就会有所遗漏，不正确就不足以说服人，不宏大就会失去庄严，不温和就会显得粗暴，不优雅就会显得粗俗。
朝廷的文章应该有覆盖天地的气势，山林的文章应该有仙风道骨，征战的文章应该有吞噬大象、吃掉牛的气势，奏对的文章应该有忠诚和勇气。
学者读书只是为前人解释，却全不反思自己。
比如一个小伙子给人背东西，使尽了力气，只赚了几个钱，却不知道这些钱里有什么珍贵的东西。
《太玄经》即使终身不看也可以。
自从乡举里选的制度废除后，后世普遍崇尚辞章。唐朝用诗赋来选拔真才，更是令人叹息。宋朝用经义选拔士人，而我们朝代继承了这种方法。用文章来选拔士人，已经是言语上的选拔了。然而还是说：言语是心声，通过文章可以了解其心，通过心可以了解其人。
文章爽朗的人，心必定光明，但要看到其粗浅的毛病；文章刚直的人，必定刚正，但要看到其粗鲁的毛病；文章华丽的，必定有文采，但要看到其繁琐的毛病；文章庄重的，必定端正，但要看到其孤寂的毛病；文章飘逸的，必定活泼，但要看到其轻浮的毛病；文章典雅的，必定朴实，但要看到其朴拙的毛病；文章雄健的，必定豪放，但要看到其放纵的毛病；文章温润的，必定和顺，但要看到其柔弱的毛病；文章简洁的，必定严谨，但要看到其拘谨的毛病；文章深沉的，必定精细，但要看到其阴险的毛病；文章冲淡的，必定恬静，但要看到其懒散的毛病；文章变化的，必定圆通，但要看到其机械的毛病；文章奇巧的，必定聪明，但要看到其怪诞的毛病；文章苍老的，必定不俗，但要看到其迂腐的毛病。
有文章的优点，没有文章的缺点，那么这个人就可以了解了，即使文章还不够纯熟，也不可以放弃。现在的人只是看文章而已。想要文章深刻，想要语言新颖独特，想要内容奇特，想要句子丰富，想要加工精细，想要态度俏皮，想要修饰浓重，想要外表厚实。因此，从事科举的人家，舍弃了理性而追求辞藻，忘记了自我而迎合世俗，抄袭拼凑，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口头和笔端，迎合主考官的喜好。
沿袭的调子一旦形成，本来的天赋就不显露出来，而校文的人也迷于世调，只取文章而忘记作者，这难道不是像摸黑辨颜色，隔着墙看美丑一样吗？想要得到真才，难道不难吗？
隆庆戊辰年，永城的胡君格诚考中进士，三场考试的文字都涂改过半，是西安的郑给谏大经选拔的。人们都嘲笑他。后来我看了他的卷子，感叹道：‘涂改得如此彻底，丢弃了也不能，为什么？他的文章荒谬狂诞，按照科举的标准，自然应该落榜，但他那雄伟的气度、爽朗的精神，英气勃勃的豪杰形象，就像面对面一样，这个人可收的才华，显然在文章之外。胡君不羁的才华，难挫的气概，吞吐牛象，翻江倒海，绝对不是普通人。可惜啊！因为不合时调，竟然使他沉沦。’我因此摘录出来，认为选拔人才不应该只看几篇文章的好坏，而应该看到文章之外的东西。
万历丙戌年以后，科举的文章就像夜晚浓重的阴云封住了地穴，闭着眼睛蒙着被子灭了灯光；又像墓中人说鬼话，疯人说疯话，伏案人说天话，又像楞严经中的孔雀，念咒语真言，是世道的大妖怪。那些名家说：‘文章到了让人看不懂的地方才是好，到了自己都不懂的地方才能考中。’不重视这种方法，人心就会趋向于邪恶。
有人说：‘文章和人心世道有什么关系？’唉！这是醉生梦死的话。国家用文章来选拔士人，不是只看文章，而是通过文章了解其心，通过心了解其人，所以选拔他们。
如果这么说，称其为光明正大的君子，我不信。而且记录其人称为中式，呈上其文章称为中式之文，问一下其中的标准在哪里呢？
高皇帝所说的文章应该是条理清晰、明白顺理、内容真实可靠的。现在却以编造晦涩、荒诞、放肆的辞藻为标准，违背了经典。
现在选拔试官的人，必须选拔高科，而高科中选的人，文章却不是明白顺理、内容真实可靠的。他们在选拔时，怎么能不淘汰明白顺理、内容真实可靠的士人呢？人心巧伪，都是因为这些文章造成的。
唉！这些话该对谁说呢？只能仰天长叹而已。如果礼部礼科能得到正大光明、坚持正道的人，无所畏惧，坚持原则，一两科之后，就不会有刘几这样的人了。
《左传》、《国语》、《战国策》，是春秋时期的文章，从未见过春秋时期的人学习三代的文章。《史记》、《汉书》，是西汉时期的文章，从未见过班固、司马迁学习《国策》、《左传》。现在的文章，怎么知道不是后世的古文？如果不学习《国策》、《左传》，却学习《史记》、《汉书》，这是多么的浅薄，人们丢弃了自己的东西去模仿别人！六经四书，是三代以上的古文，为什么不学习呢？因为习惯了。人们多么喜欢新奇而厌弃常规啊！我认为文章贵在理胜，只要有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如果理不如人而只是模仿字句，以期望博得博学多才的赞誉，有见识的人会感到羞耻。
诗家没有粗俗之气，但会让人放纵；词家没有暴戾之气，但会让人沉溺。道学自有泰而不骄、乐而不淫的风貌，即使寄托在诗词中，描绘景色、抒发情感也都源自义理，所谓吟风弄月，有‘我与点也’的意境。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呻吟语-卷六-数集-词章-注解
六经：指《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和《乐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总称，对后世文化、教育、政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轩轾：比喻事物的轻重、高下，此处指对六经的重视程度。
拟韩临柳：拟：模仿；韩：指唐代诗人韩愈；临：指唐代诗人柳宗元。此处指模仿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风。
效马学班：效：效仿；马：指东汉文学家马融；班：指东汉史学家班固。此处指效仿马融和班固的文风。
祖述：指继承前人的学说或文化。
糟粕：比喻事物中无价值或无用处的部分。
载道：指文学、艺术等可以承载和传达道德、教化。
诗、词、文、赋：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四种，各有特点和风格。
忧君爱国之意：指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对国家和君主的忧虑和爱护之情。
济人利物之心：指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思想。
春风舞雩之趣：指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轻松愉快的情调。
达天见性之精：指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洞察天理和人性深处的精华。
赘言：多余的、无价值的话。
餘绪：残留的思绪或情绪。
鄙迂：粗俗而迂腐。
幽僻：偏僻而隐秘。
刻削：过分雕琢。
徇偏执：迎合偏激固执的观点。
先达：指有德有才的前辈。
覆瓿：比喻用不适当的方法处理事物。
发明：阐述、发挥。
申、韩：指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和韩非子。
学术：学问和学术思想。
文法：文学创作的规则和方法。
有道君子：有道德的君子。
天分语：指天生的智慧。
性分语：指按照本性所表达的言语。
是非语：指分辨是非的言语。
利害语：指讲述利害关系的言语。
权变语：指根据情况变化的言语。
威令语：指用威严和命令的言语。
无奈语：指表达无奈的言语。
疏狂之人：指性格豪放不羁的人。
清逸之人：指性格清高脱俗的人。
沉潜之人：指性格深沉内敛的人。
冲淡之人：指性格淡泊宁静的人。
儿女语：指轻佻不庄重的言语。
骚墨语：指文采飞扬的言语。
寒酸语：指贫寒酸腐的言语。
乞丐语：指卑微可怜的言语。
艰语深辞：指语言艰涩、辞藻深奥。
险句怪字：指句子险恶、用字怪异。
妖而道之贼：指文章中怪异而不合道义的内容。
木之灾：比喻文章中的错误和败坏。
路本平：比喻事物的本质或规律。
山溪之：比喻事物的偏差或扭曲。
日月本明：比喻事物的真相或本质。
云雾之：比喻事物的迷雾或混淆。
理：事物的规律或道理。
言：言语或言论。
世教：世间的教化或教育。
负一世之高明：指承担起一代人的智慧和才学。
系千古之重望：指承担起千古的重任和期望。
不刊之典：不可更改的经典。
孔、孟：指孔子和孟子，均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持衡之言：指保持平衡的言论。
救世：拯救世界或社会。
偏重之言：指偏重一方面的言论。
矫枉：纠正错误。
狂迷醉梦语：指狂妄、迷乱、梦幻般的言语。
近道：接近道理或真理。
诗低处在觅故事寻对头：指诗歌创作中低层次的表现。
高处在写胸中自得之趣：指诗歌创作中高层次的表现。
说眼前见在之景：指诗歌创作中描绘眼前景象。
史不阙文：指历史记载中不缺少文采。
文胜质则史：指文采胜过实质的历史记载。
伪：虚假、不真实。
感创：感伤、创伤。
风化：风俗教化。
工而失真：指过于追求技巧而失去真情实感。
因文见道：通过文学艺术来体现和表达道德、教化。
唐宋以来：指唐朝和宋朝以来。
道饰文：用道德来装饰文学。
怪其机轴：指过分追求技巧和变化。
深其意指：深入挖掘意义和指向。
晦盲否塞：指混乱不明、阻塞不通。
贼：破坏者。
崇尚：推崇、尊重。
八要：指文章写作的八个基本要求，包括简练、切合、明白、详尽、端正、大气、温厚、典雅。
庙堂文：指朝廷或官方的正式文书或文学作品，要求庄重、大气。
山林文：指隐居山林中人的文学作品，要求具有超脱世俗、仙风道骨的特点。
征伐文：指战争或征伐的文学作品，要求雄壮、有力。
奏对文：指臣子向皇帝奏事或对答的文学作品，要求忠诚、勇敢。
太玄：指《太玄经》，为汉代道家经典之一，作者为张衡。
乡举里选：指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通过地方推荐选拔人才。
诗赋：指古代文学中的诗歌和赋，常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经义：指儒家经典的意义和解释，常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言举人：指通过言辞表达来选拔人才。
爽亮：指文辞明快、清晰。
劲直：指文辞刚劲、直率。
藻丽：指文辞华丽、修饰。
庄重：指文辞庄重、严肃。
飘逸：指文辞飘逸、超脱。
典雅：指文辞典雅、文雅。
质实：指文辞质朴、实在。
挥霍：指文辞豪放、不拘小节。
温润：指文辞温和、润泽。
和顺：指文辞和顺、平和。
简洁：指文辞简练、不拖泥带水。
深沉：指文辞深刻、内涵丰富。
冲淡：指文辞淡泊、不追求华丽。
变化：指文辞变化多端、不拘一格。
奇巧：指文辞奇特、巧妙。
苍老：指文辞老练、成熟。
迂腐：指文辞陈旧、不合时宜。
举业：指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准备。
主司：指科举考试的考官。
世调：指当时流行的文风或风格。
礼曹礼科：指古代官署，负责礼仪和科举考试。
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指古代的早期历史时期。
六经四书：指儒家经典《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道学：指儒家学说，尤其是宋明理学。
吟风弄月：指诗词创作中描绘自然景物，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呻吟语-卷六-数集-词章-评注
文章有八要，简、切、明、尽、正、大、温、雅。这八要为古文写作提供了基本的审美标准，体现了古人对文章内容与形式的严格要求。其中，‘简’强调文章要简洁明了，避免冗余；‘切’则要求文章内容要贴切，避免浮泛；‘明’要求文章清晰易懂，避免含糊；‘尽’强调文章要详尽无遗，避免疏漏；‘正’要求文章内容要正大光明，避免偏颇；‘大’要求文章要有气魄，避免小气；‘温’要求文章要温文尔雅，避免粗俗；‘雅’要求文章要文雅有致，避免粗俗浅薄。
‘庙堂文’与‘山林文’的对比，体现了不同文体应有不同的风格。庙堂文要庄重严肃，如天覆地载；山林文要超脱自然，如仙风道骨。这种对比强调了文体与作者性格、环境之间的关联。
‘征伐文’与‘奏对文’的描述，则展现了不同文体所应具备的特质。征伐文要气势磅礴，如吞象食牛；奏对文要忠诚正直，如忠肝义胆。这种描述强调了文体与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
学者读书只替前人解说，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这句话揭示了学者读书的误区，即过分依赖前人，而忽略了自己的思考。
《太玄》虽终身不看亦可。这句话表明，有些书籍并非必须阅读，关键在于个人的理解与感悟。
自乡举里选之法废，而后世率尚词章。这句话指出，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后世对词章的过度追求。
唐以诗赋求真才，更为可叹。宋以经义取士，而我朝因之。夫取士以文，已为言举人矣。然犹曰：言，心声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这句话强调了文学与人的内在联系，认为通过文学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浅之病；其文劲直者，其人必刚方，而察其豪悍之病；其文藻丽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其文庄重者，其人必端严，而察其寥落之病；其文飘逸者，其人必流动，而察其浮薄之病；其文典雅者，其人必质实，而察其朴钝之病；其文雄畅者，其人必挥霍，而察其弛跅之病；其文温润者，其人必和顺，而察其巽软之病；其文简洁者，其人必修谨，而察其拘挛之病；其文深沉者，其人必精细，而察其阴险之病；其文冲淡者，其人必恬雅，而察其懒散之病；其文变化者，其人必圆通，而察其机械之病；其文奇巧者，其人必聪明，而察其怪诞之病；其文苍老者，其人必不俗，而察其迂腐之病。有文之长，而无文之病，则其人可知矣，文即未纯，必不可弃。今也但取其文而已。见欲深邃，调欲新脱，意欲奇特，句欲饤饾，锻炼欲工，态度欲俏，粉黛欲浓，面皮欲厚。是以业举之家，弃理而工辞，忘我而徇世，剽窃凑泊，全无自己神情，口语笔端，迎合主司好尚。沿习之调既成，本然之天不露，而校文者亦迷于世调，取其文而忘其人，何异暗摸而辨苍黄，隔壁而察妍媸？欲得真才，岂不难哉？这段话通过对不同文体的分析，揭示了文学与人的性格、气质之间的联系，并指出当前文学创作的弊端。
隆庆戊辰，永城胡君格诚登第，三场文字皆涂抹过半，西安郑给谏大经所取士也，人皆笑之。后余阅其卷，乃叹曰：‘涂抹即尽，弃掷不能，何者？其荒疏狂诞，绳之以举业，自当落地，而一段雄伟器度、爽朗精神，英英然一世豪杰如对其面，其人之可收，自在文章之外耳。胡君不羁之才，难挫之气，吞牛食象，倒海冲山，自非寻常庸众人。惜也！以不合世调，竟使沉沦。’余因拈出以为取士者不专在数篇工拙，当得之牝牡骊黄之外也。这段话通过胡君格诚的例子，说明了评价人才不应仅限于文章，而应全面考量。
万历丙戌而后，举业文字如晦夜浓阴封地穴，闭目蒙被灭灯光；又如墓中人说鬼话，颠狂人说风话，伏章人说天话，又如楞严孔雀，咒语真言，世道之大妖也。其名家云：‘文到人不省得处才中，到自家不省得处才高中。’不重其法，人心日趋于魑魅魍魉矣。或曰：‘文章关甚么人心世道？’嗟嗟！此醉生梦死语也。国家以文取士，非取其文，因文而知其心，因心而知其人，故取之耳。言若此矣，谓其人曰光明正大之君子，吾不信也。且录其人曰中式，进呈其文曰中式之文，试问其式安在乃？’这段话批评了当时文学创作的风气，认为文章应关注人心世道，而非追求晦涩难懂。
高皇帝所谓文理平通，明顺典实者也，今以编造晦涩妄诞放恣之辞为式，悖典甚矣。今之选试官者，必以高科，其高科所中，便非明顺典实之文。其典试也，安得不黜明顺典实之士乎？人心巧伪，皆此文为之祟耳。噫！是言也，向谁人道？不过仰屋长太息而已。使礼曹礼科得正大光明、执持风力之士，无所畏徇，重一惩创，一两科后，无刘几矣。这段话进一步批评了当时文学创作的风气，认为应重视文理平通、明顺典实的文章。
《左传》、《国语》、《战国策》，春秋之时文也，未尝见春秋时人学三代。《史记》、《汉书》，西汉之时文也，未尝见班、马学《国》、《左》。今之时文，安知非后世之古文？而不拟《国》、《左》，则拟《史》、《汉》，陋矣，人之弃己而袭人也！六经四书，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拟者何？习见也。甚矣人之厌常而喜异也！余以为文贵理胜，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仿于句字之间，以希博洽之誉，有识者耻之。这段话通过对古代文献的分析，强调了文学创作应注重理胜。
诗家无拘鄙之气，然令人放旷；词家无暴戾之气，然令人淫靡。道学自有泰而不骄、乐而不淫气象，虽寄意于诗词，而缀景言情皆自义理中流出，所谓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之意。这段话通过对诗、词、道学的分析，强调了文学创作应注重意境与义理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