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制来治理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商君书》是商鞅的法家思想著作，详细阐述了他对国家治理、法律制度、军事战略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法治、权力集中和严刑峻法的理论，强调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和社会运作，提倡法制至上的治理理念。商鞅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并在秦国的改革中得到了应用，最终对秦朝的强盛起到了关键作用。《商君书》成为法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靳令-原文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
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
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
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
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
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
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
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
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
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
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
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
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
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
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冶去治、以言去言。
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
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
守十者乱，守壹者治。
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
民泽毕农，则国富。
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
其次，为赏劝罚沮。
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
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六虱：日礼乐；日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
十二者成朴，必削。
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
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
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
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
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
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
六虱成群，则民不用。
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
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一轻者不至，重者不来。
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
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靳令-译文
如果官吏严格执行命令，那么治理就不会有遗漏；法律公平，那么官吏就不会作弊。法律一旦确定，就不能因为好言好语而损害法律。只根据功绩来任用，那么百姓就会少说闲话；只根据善行来任用，那么百姓就会多说话。如果治理偏颇，那么用五里范围来裁决的是王道，用十里范围来裁决的是强国，长期治理的就会削弱。如果用刑罚来治理，用奖赏来激励战争，只追求过错而不追求善行。所以法律一旦确立就不会改变，民众如果改变就会受到惩罚，如果计谋改变就会停止。如果重视公平与不同，那么各个都市的尊贵爵位和丰厚俸禄就会用来炫耀自己。如果国内没有奸民，那么都市也就没有奸猾的市场。如果商品过多，手工业者众多，农业松懈，奸邪之事盛行，那么国家必然会衰落。如果百姓有剩余粮食，让百姓用粮食来换取官职和爵位，官职和爵位必须根据他们的能力，那么农业就不会松懈。四寸长的管子如果没有底，必然装不满。如果授予官职、赐予爵位、发放俸禄不根据功绩，那么就失去了应有的标准。
国家贫穷却致力于战争，毒素来源于敌人，如果没有六害，国家必然强大。国家富裕却不进行战争，偷安于内，如果有六害，国家必然弱小。国家根据功绩授予官职和爵位，这叫做用盛大的智谋来治理，用盛大的勇气来战斗。用盛大的智谋来治理，用盛大的勇气来战斗，国家必然无敌。国家根据功绩授予官职和爵位，那么治理就会简化，言辞就会减少，这叫做用法治取代法治、用言语取代言语。如果国家根据六害来授予官职和爵位，那么治理就会变得复杂，言辞就会增多，这叫做用治理导致治理、用言语导致言语。那么君主就会专注于空谈，官员就会混乱于邪恶，邪恶的臣子就会得志，有功的人就会逐渐被排挤，这叫做失策。保持十种德行的是混乱，保持一种德行的是治理。汉朝已经安定，但喜欢使用六害的人最终会灭亡。如果百姓都致力于农业，那么国家就会富裕。如果不用六害，那么士兵和百姓都会被激励，乐于为国家效力，国内的人民都争相以此为荣，没有人认为这是耻辱。其次，通过奖赏来鼓励，通过惩罚来阻止。再其次，百姓会厌恶它，忧虑它，羞于谈论它；装饰外表而言谈，以吃上等的食物为耻，以避免从事农业和战争；在外交上准备应对，这是国家的危机。
有饥寒死亡的情况，却不是因为利益和俸禄而战斗，这是亡国的风俗。
六害：指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如果一个国家有这十二种现象，上面不使农民战斗，国家必然贫穷而衰落。这十二种现象聚集在一起，这就叫做君主的治理不能胜过他的臣子，官员的治理不能胜过他的百姓，这就叫做六害胜过了政治。这十二种现象如果形成群体，国家必然衰落。因此，兴起的国家不使用这十二种现象，所以国家力量强大，天下没有人能侵犯它。出兵，必然取得胜利；取得胜利，必然能够保有；停战而不进攻，必然富裕。朝廷的官员，少的不会毁坏，多的不会损害，根据功绩来获得官职和爵位，即使有巧言令色，也不能用来互相超越，这叫做以数量来治理。用武力攻击，付出一份收获十份；用言语攻击，付出十份却损失百份。国家喜好武力，这叫做以难攻；国家喜好言语，这叫做以易攻。
重刑少赏，君主爱护民众，民众为了赏赐而死亡。多赏轻刑，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不会为了赏赐而死亡。利益只从一处流出，国家必然无敌；利益从两处流出，国家只有一半的利益；利益从十处流出，国家无法守卫。重刑，明确大的制度；不明确的，就是六害。六害聚集在一起，民众就不会使用它们。因此，兴起的国家，执行惩罚时民众亲近，执行奖赏时民众获利。执行惩罚，对轻罪重罚，对重罪轻罚，那么轻罪的人不会出现，重罪的人不会到来。这叫做用刑罚去除刑罚，刑罚去除，事情就会成功；罪重而刑罚轻，刑罚到，事情就会发生，这叫做用刑罚导致刑罚，国家必然衰落。
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所以治理民众有最重要的方法，所以掌握奖赏和惩罚来辅助仁爱，一定会得到持续。圣明的君主治理人民，必须得到他们的心，所以能够用力。力产生强，强产生威，威产生德，德产生于力。圣明的君主独自拥有这些，所以能够在天下宣扬仁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靳令-注解
靳令：指严厉的命令或政令，强调法律的严格执行。
治不留：治理不留空隙，指治理得当，没有疏漏。
法平：法律公正，指法律不偏不倚，公平对待。
吏无奸：官员没有奸诈行为，指官员廉洁奉公。
法已定矣：法律已经确立，指法律已经制定并得到执行。
善言：好的言论，指正面的、有建设性的话语。
任功：根据功绩来任用，指根据人的功绩来授予官职。
任善：根据德行来任用，指根据人的德行来授予官职。
行治曲断：治理时要公正断案，指在治理过程中要公正地处理案件。
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在五里范围内断案可以称王，十里范围内断案可以称强，长期治理不当则会被削弱。
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用刑罚来治理，用奖赏来激励战争，只追求过错而不追求善行。
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法律一旦确立就不应轻易改变，否则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惩罚。
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贵族和官员通过高贵的地位和丰厚的禄位来炫耀自己。
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国家没有奸邪之民，那么市场也就不会有欺诈行为。
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物品繁多而民众众多，农业松弛而奸诈行为盛行，国家必定会衰落。
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民众有剩余的粮食，如果让他们用粮食来换取官职和爵位，那么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地从事农业。
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四寸长的管子如果没有底，必然是装不满的，比喻事情没有根基必然不能成功。
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授予官职、爵位和禄位如果不根据功绩，就是没有根基的。
六虱：指六种危害国家的因素，包括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
日礼乐：指过分重视礼乐，可能导致忽视实际的国家治理。
日诗书：指过分重视诗书，可能导致忽视实际的国家治理。
曰修善，曰孝弟：指过分重视修善和孝悌，可能导致忽视实际的国家治理。
曰诚信，曰贞廉：指过分重视诚信和贞廉，可能导致忽视实际的国家治理。
曰仁义：指过分重视仁义，可能导致忽视实际的国家治理。
曰非兵，曰羞战：指过分强调非兵和羞战，可能导致忽视国家的军事防御。
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上位者不重视农业和战争，国家必然贫穷并走向衰落。
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兴旺的国家不使用这十二种因素，因此国家强大，天下无人能侵犯。
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出兵必能取得胜利，取得胜利后必能保有，停止攻击则国家必会富强。
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朝廷的官员，少的不被毁坏，多的不被损害，根据功绩来取得官职和爵位，即使有巧言善辩的人也不能超越。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重刑罚而少奖赏，上位者爱护民众，民众愿意为奖赏而牺牲。多奖赏而轻刑罚，上位者不爱护民众，民众不会为奖赏而牺牲。
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国家利益集中在一个地方，国家无敌；利益分散在两个地方，国家有一半的利益；利益分散在十个地方，国家无法防守。
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重刑罚，明确大制度；不明确的是六种危害国家的因素。
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用刑罚来消除刑罚，刑罚消除事情才能成功；罪重而刑罚轻，刑罚执行事情才能产生，这称为用刑罚导致刑罚，国家必然衰落。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因此治理民众有最重要的原则，因此坚持赏罚来辅助仁爱，必然能够延续下去。
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圣明的君主治理人民，必须赢得他们的心，因此能够得到他们的力量。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力量产生强大，强大产生威严，威严产生德行，德行源于力量。
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圣明的君主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能够在天下宣扬仁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靳令-评注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
这两句古文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靳令，即严格的法律，能够确保治理不留空隙；法平，即法律公正，能够使官吏不敢作弊。这体现了法家思想中强调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石的观点。
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
这句话表明一旦法律已经确立，就不能因为言辞的美好而损害法律的权威。这反映了法家对于法律稳定性和权威性的重视，认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不可轻易更改。
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
此句揭示了功与善在治理中的不同效果。任功，即根据功绩来奖赏，民众会减少抱怨；任善，即过分强调道德，民众则会多言。这反映了法家主张以功绩为标准，而非道德标准来激励民众。
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
这句话说明了治理的灵活性。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五里断者王，意味着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严格的治理，可以成为强国；十里断者强，表示在较大的范围内保持一定的治理力度，可以保持国家的强盛；宿治者削，则是指长期的治理会导致国家的削弱。
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
这句话体现了法家主张以刑罚和奖赏来治理国家，强调对过错的惩罚和对功绩的奖励，而不是过分追求道德。
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
法家认为，法律一旦确立，就应该保持稳定，不应该轻易更改。如果法律稳定，国家就会显赫；如果民众因为法律改变而受到惩罚，就会停止对法律的质疑。
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
这句话说明了在法家思想中，重视等级和差别，通过给予高官厚禄来激励人们为国家效力。
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
这句话强调了法治对于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性，如果国家没有奸民，那么市场就不会出现欺诈行为。
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
这句话指出，如果国家重视商业而忽视农业，那么国家就会衰落。
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
法家主张通过粮食来奖励农民，以保障农业的发展。
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
这句话比喻如果国家治理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标准，就像没有底的管子，无法充满。
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法家认为，授予官职、爵位和禄位应该以功绩为标准，而不是随意分配。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
这句话说明了国家虽然贫穷，但致力于战争，如果没有内部的弊端，就能够强大。
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相反，国家虽然富裕但不参与战争，内部腐败，有六虱存在，国家必然衰弱。
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
法家主张根据功绩来授予官职和爵位，认为这样能够激发人们的智慧和勇气。
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
这句话强调了智慧和勇气对于国家强大的重要性。
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冶去治、以言去言。
法家认为，如果国家根据功绩来授予官职，那么治理就会变得简单，言辞的争执也会减少。
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
如果国家根据六虱（指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等）来授予官职，那么治理就会变得复杂，言辞的争执也会增加。
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
这句话指出了国家治理中的失误，即君主过于追求言辞，官员混乱于治理，邪恶之臣得志，有功之人逐渐被边缘化。
守十者乱，守壹者治。
法家主张国家应该专注于一项主要任务，而不是分散精力，这样才能实现治理。
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
这句话说明了汉朝虽然已经稳定，但那些喜欢使用六虱的人最终会失败。
民泽毕农，则国富。
法家认为，如果国家能够让民众专注于农业，那么国家就会富裕。
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
这句话强调了去除六虱（指不良风气）后，国家军事和民众都会积极向上，国家内部的人们都以为国家效力为荣。
其次，为赏劝罚沮。
法家主张通过奖赏和惩罚来激励和约束人们。
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
这句话说明了如果国家治理不当，民众会感到厌恶、忧虑和羞耻，从而逃避农战，导致国家危险。
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法家认为，如果国家出现饥寒死亡的现象，却不是因为追求利禄而战斗，那么这就是国家的衰败之兆。
六虱：日礼乐；日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六虱指的是六种不良风气，包括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
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这句话指出了国家如果存在十二种不良风气，那么就会导致国家贫困和衰落。
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
这句话说明了如果十二种不良风气聚集在一起，那么君主和官员的治理能力就会受到挑战，六虱（不良风气）会战胜国家的政治。
十二者成朴，必削。
这句话强调了十二种不良风气如果形成，国家必然衰落。
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
法家认为，一个兴旺的国家不会使用十二种不良风气，因此国家力量强大，其他国家无法侵犯。
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这句话说明了军事行动的成功和国家的富强。
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
法家主张根据功绩来授予官职，而不是根据言辞。
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这句话说明了以武力攻击比以言辞攻击更为有效。
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这句话说明了国家如果喜好武力，那么在战争中就难以被攻破；如果喜好言辞，那么在战争中就容易被攻破。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
法家主张重刑轻赏，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爱护民众。
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
相反，如果多赏轻刑，那么君主就不会真正爱护民众。
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
这句话说明了国家利益分配的重要性，利益分配得当，国家就能无敌于天下。
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
法家认为，重刑和明确的法律制度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而不明确的法律制度就是六虱（不良风气）的表现。
六虱成群，则民不用。
如果六虱成群，那么民众就不会遵守法律。
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
法家认为，一个兴旺的国家，法律执行严格，民众就会感到亲近；奖赏合理，民众就会感到利益。
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一轻者不至，重者不来。
这句话说明了在执行法律时，应该对轻罪重罚，对重罪轻罚，以防止轻罪者逃避惩罚。
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法家认为，通过合理的刑罚来消除刑罚，如果刑罚不当，国家就会衰落。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
这句话说明了圣明的君主知道治理国家的关键，因此能够有效地治理民众，通过赏罚来辅助仁德。
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
圣明的君主能够赢得民众的心，因此能够调动民众的力量。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这句话说明了力量、强盛、威严和德行之间的关系。
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圣明的君主具有独特的才能，因此能够在天下宣扬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