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制来治理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商君书》是商鞅的法家思想著作，详细阐述了他对国家治理、法律制度、军事战略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法治、权力集中和严刑峻法的理论，强调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和社会运作，提倡法制至上的治理理念。商鞅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并在秦国的改革中得到了应用，最终对秦朝的强盛起到了关键作用。《商君书》成为法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开塞-原文
天地设而民生之。
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
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
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
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
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
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
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
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
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
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
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
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
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
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
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
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
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
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
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
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
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
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
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
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
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
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
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
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
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
此俗之所惑也。
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
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
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
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
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
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
吾之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
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
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
此二者，世之常用也。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
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
国治必强。
一国行之，境内独治。
二国行之，兵则少寝。
天下行之，至德复立。
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
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
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
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
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开塞-译文
天地形成之后，人类开始生活。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的道德观念是以亲情为重，偏爱私情。以亲情为重就会产生分别，偏爱私情就会变得险恶。如果民众都追求分别和险恶，那么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在这个时候，人们追求胜利和武力征服。追求胜利就会产生争斗，武力征服就会导致诉讼，诉讼没有公正，就无法满足人们的本性。因此，贤明的人会立下中正之道，设定无私的原则，这样民众就会喜欢仁爱。在这个时候，亲情被废弃，尊重贤能的人被推崇。所有仁爱的人都以爱利为追求，而贤能的人以相互提升为原则。如果民众没有制度约束，时间久了，相互提升的原则就会导致混乱。因此，圣人继承了这些原则，制定了土地、财富、男女的分配。分配确定但没有制度是不行的，所以设立了禁令；禁令设立但没有管理者是不行的，所以设立了官员；官员设立但没有统一是不行的，所以设立了君主。既然设立了君主，那么尊重贤能的人被废弃，尊重贵族的人被推崇。那么在上古时期，人们尊重亲情和私情，在中古时期，人们尊重贤能和仁爱，在近古时期，人们尊重贵族和官位。尊重贤能的人以道德相互提升，而设立君主的人使贤能无用。尊重亲情的人以私情为原则，而中正的人使私情无法实行。这三者并不是相反的，而是因为民风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人们所重视的东西也随之改变。所以说：王道有规律可循。
王道是一个方面，臣道也是另一个方面，它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同，但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说：民众愚昧，就可以用智慧来统治；世界聪明，就可以用力量来统治。民众愚昧，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界聪明，智慧有余而力量不足。民众生活，不知道就学习，力量用尽就服从。因此，神农教人们耕作而统治天下，是因为他的智慧；汤、武强大而征讨诸侯，是因为他们的力量。民众愚昧，不会怀有智慧去问问题；世界聪明，没有多余的力量去服从。因此，用王道统治天下的人并重刑罚，用武力征讨诸侯的人退而重视道德。
圣人不会效法古代，也不会改变现在。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改变现在就会受到时势的限制。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朝，三代各有不同的时势，但都可以统治天下。因此，兴起王道有方法，但维持王道的方法不同。武王逆取天下而重视顺从，争夺天下而推崇谦让。他通过力量取得天下，但用正义来维持。现在强大的国家忙于兼并，弱小的国家忙于守卫，上不如虞、夏时期，下不学习汤、武时期。汤、武时期结束，所以大国有能力不战，小国有能力不守。这种道路被堵塞已经很久了，但世上的君主没有人能够废除它，所以三代之后没有第四代。不是明智的君主没有人能够听取这些。
古代的民众朴实而敦厚，现在的民众机巧而虚伪。因此，效法古代的人，先注重道德而治理；效法现在的人，先注重刑罚而立法。这就是俗世所迷惑的地方。现在世人所说的义，是将民众所喜欢的建立起来，而废弃他们所厌恶的；他们所说的不义，是将民众所厌恶的建立起来，而废弃他们所喜欢的。这两种情况名义上交换了实质，不能不仔细观察。建立民众所喜欢的，民众就会伤害他们所厌恶的；建立民众所厌恶的，民众就会安心于他们所喜欢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民众忧虑就会思考，思考就会超出常规；民众快乐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逸乐。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民众就会敬畏，敬畏就不会有奸邪，没有奸邪，民众就会安心于他们所喜欢的。用道德教育民众，民众就会放纵，放纵就会导致混乱，混乱就会导致民众伤害他们所厌恶的。我所说的刑罚，是道德的基础；而世人所说的道德，是暴力的道路。正道民众的人，用他们所厌恶的，最终会达到他们所喜欢的；用他们所喜欢的，最终会败坏他们所厌恶的。
治理国家刑罚多而奖赏少，所以王者刑罚九次而奖赏一次，削弱的国家奖赏九次而刑罚一次。过错有轻重之分，刑罚有轻重之分；善行有大小之分，奖赏有大小之分。这两者，是世人常用的。刑罚加在罪行的最终结果上，奸邪就不会消除；奖赏给予民众认为正确的事情上，过错就不会停止。刑罚不能消除奸邪而奖赏不能停止过错，必然会导致混乱。因此，王者刑罚用于防止将要发生的过错，那么大奸邪就不会产生；奖赏给予举报奸邪的人，那么小过错就不会遗漏。治理民众能够使大奸邪不产生、小过错不遗漏，那么国家就会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就会强大。一个国家这样做，国内就会独善其身。两个国家这样做，战争就会减少。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这就是我之所以认为杀戮刑罚与道德相反，而道德与暴力相合的原因。
古代的民众杂居在一起，因为混乱，所以寻求有君主来治理。那么，天下人喜欢有君主，是为了治理。现在有君主但没有法律，其害处与没有君主相同；有法律但无法治理混乱，与没有法律相同。天下不安定没有君主，但喜欢胜过法律，那么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迷惑。对天下民众最有利的是治理，而治理最安宁的是设立君主，设立君主的方法最广泛的是胜过法律，胜过法律的要点最急切的是去除奸邪，去除奸邪的根本最深刻的是严厉的刑罚。因此，王者用奖赏来禁止，用刑罚来鼓励；寻求过错而不是寻求善行，借助刑罚来去除刑罚。
古代的民众杂居在一起，因为混乱，所以寻求有君主来治理。那么，天下人喜欢有君主，是为了治理。现在有君主但没有法律，其害处与没有君主相同；有法律但无法治理混乱，与没有法律相同。天下不安定没有君主，但喜欢胜过法律，那么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迷惑。对天下民众最有利的是治理，而治理最安宁的是设立君主，设立君主的方法最广泛的是胜过法律，胜过法律的要点最急切的是去除奸邪，去除奸邪的根本最深刻的是严厉的刑罚。因此，王者用奖赏来禁止，用刑罚来鼓励；寻求过错而不是寻求善行，借助刑罚来去除刑罚。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开塞-注解
天地设而民生之：天地形成之后，人类开始生活。这里的‘天地’指的是宇宙的创造和自然法则，‘民生’指的是人类的生活。
母：指母亲，这里用来比喻人们首先认识到的亲情。
父：指父亲，这里用来比喻人们后来认识到的亲情。
亲亲：亲近亲人，强调家庭和血缘关系。
爱私：爱自己的私人利益。
别：区分，分别对待。
险：危险，不稳定。
民众：民众众多。
务胜：追求胜利。
力征：依靠武力征服。
正：公正，正确。
上贤：推崇有德行的人。
仁：仁爱，道德。
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对土地、财富和性别进行划分。
禁：禁止，限制。
官：官员，政府机构。
君：君主，国家的统治者。
上世：古代，过去的时代。
中世：中期，中间的时代。
下世：后期，后来的时代。
神农：传说中的农业神，代表农业文明。
汤：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
武：周武王，周朝的开国君主。
虞：传说中的古代帝王。
刑：刑罚，法律制裁。
赏：奖赏，奖励。
德：道德，德行。
法：法律，规章制度。
治：治理，管理。
民：人民，民众。
藂生：草木丛生，形容原始、朴素的状态。
上：上位，统治者。
奸：邪恶，不诚实的行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开塞-评注
天地设而民生之，此句开篇即点明了天地自然形成，人类生活随之产生。‘天地’在此象征着宇宙的秩序与规律，‘民生’则代表人类社会的建立与延续。这句话强调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体现了古人对宇宙与人类关系的深刻认识。
‘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这里描述了人类社会初期的状况，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父亲，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血缘关系和亲情观念。‘亲亲’和‘爱私’则揭示了早期社会的道德观念，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重视亲情而忽视他人。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这两句进一步阐述了‘亲亲’和‘爱私’的弊端，即过分重视亲情会导致社会关系的疏离，而过分自私则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这句话指出了民众过于追求区分和危险行为会导致社会动荡。‘民众’在此指代整个社会，‘别’和‘险’则指代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
‘务胜而力征。’这句话描述了人们追求胜利和力量的竞争心态，‘力征’则指通过武力来征服他人。
‘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这里说明了过度竞争和武力征服会导致争斗和诉讼，而如果没有正义的裁决，人们就无法得到满足。
‘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这句话提出了贤者应该树立中正之道，摒弃私欲，从而让民众感受到仁爱。
‘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这句话说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亲情观念逐渐被贤者之道所取代。
‘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这里进一步阐述了仁者和贤者的行为准则，即仁者以爱利为务，贤者以相互帮助为道。
‘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这句话指出了如果民众没有秩序和规则，长期下去就会导致混乱。
‘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这里说明了圣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制定了土地、财产和男女的分配规则。
‘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这句话描述了从制定规则到设立官员，再到建立君主的演变过程，反映了社会组织的不断完善。
‘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这句话说明了君主制度的建立使得贤者之道被贵族地位所取代。
‘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句话总结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
‘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这里指出了贤者之道在君主制度下失去了作用。
‘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这句话说明了亲情观念和私欲在道德规范下被限制。
‘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这句话指出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变化。
‘故曰：王道有绳。’这句话强调了王道（即治国之道）需要有明确的原则和规范。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这句话说明了王道和臣道虽然有所不同，但都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这句话指出了民众的智慧可以用来治理国家，而世界的力量也可以用来统治。
‘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这里说明了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治理国家时的作用。
‘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这句话指出了通过刑罚和武力来统治国家的方法。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这句话说明了圣人不会盲目效仿古代，也不会拘泥于现代。
‘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这句话指出了盲目效仿古代或拘泥于现代都会导致落后。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这句话说明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治理方式，但都可以实现国家的统治。
‘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这句话指出了兴国之道和维持国家统治的方法是不同的。
‘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这句话描述了武王通过武力夺取天下，但重视顺应天意，推崇谦让。
‘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这句话说明了武王在夺取天下时依靠武力，但坚持正义。
‘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这句话指出了当时强国的扩张和弱国的守势，以及与古代相比的不足。
‘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这句话说明了汤、武时代的国家治理模式。
‘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这句话指出了当时国家治理模式的僵化。
‘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希望有明主能够改变现状的愿望。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这句话指出了古代和现代民众的不同特点。
‘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这句话说明了治理国家应该借鉴古代的道德和现代的法律。
‘此俗之所惑也。’这句话指出了当时社会的迷惑。
‘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这句话指出了当时社会对‘义’和‘不义’的误解。
‘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强调了要认清‘义’和‘不义’的本质。
‘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这句话说明了民之所乐与民之所恶之间的关系。
‘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这句话指出了民众在忧愁和快乐时的不同表现。
‘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这句话说明了刑罚可以维护社会秩序。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这句话指出了道德教育可能导致的后果。
‘吾之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这句话指出了作者对‘刑’和‘义’的理解。
‘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这句话说明了正民之道。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这句话说明了治国之道。
‘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这句话说明了刑罚和赏赐应该根据罪行的轻重和善行的多少来决定。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这句话说明了刑罚和赏赐的作用。
‘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这句话指出了刑罚和赏赐不能有效治理国家的后果。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这句话说明了刑罚和赏赐的正确使用。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这句话说明了治国之道。
‘国治必强。’这句话说明了国家治理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
‘一国行之，境内独治。’这句话说明了国家治理的成功。
‘二国行之，兵则少寝。’这句话说明了国家治理的成功可以减少战争。
‘天下行之，至德复立。’这句话说明了国家治理的成功可以恢复道德。
‘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这句话指出了杀刑与道德和暴力的关系。
‘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这句话说明了古代社会因为混乱而需要建立君主制度。
‘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这句话说明了人们喜欢有君主的原因。
‘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这句话指出了有君主但没有法律和有法律但无法治理的后果。
‘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这句话说明了人们对于君主和法律的态度。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这句话说明了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这句话说明了治国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