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不仅是《资治通鉴》的主编，还在政治上有着重要影响，曾任宰相。
年代： 《资治通鉴》的编撰始于1065年，完成于1084年，涵盖了从公元前403年（战国时期）到公元959年（五代十国时期）共1362年的历史。
内容简要：《资治通鉴》以编年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从战国到五代十国之间的历史事件。全书共294卷，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书中不仅记录了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还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论，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见解，旨在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故书名“资治通鉴”，意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魏纪-魏纪五-原文
起旃蒙单阏，尽强圉大荒落，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青龙三年（乙卯，公元二三五年）
春，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数问甄后死状于太后，由是太后以忧殂。
汉杨仪既杀魏延，自以为有大功，宜代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仪狷狭，意在蒋琬。仪至成都，拜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初，仪事昭烈帝为尚书，琬时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谓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汉主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
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
夏，四月，汉主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代琬为尚书令。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馀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加以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帝答曰：“王业、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但当罢守御耳，岂可复兴役邪！是固君之职，萧何之大略也。”群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前欲坏武库，谓不可不坏也；后欲置之，谓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辞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德，不及意远矣。”帝乃为之少有减省。帝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者，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臣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损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徒北锹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讫罢作者，使得就养；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周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嫔嫱之仪，既已盛矣。窃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其馀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征可庶而致矣。”帝报曰：“卿辄昌言，他复以闻。”是时猎法严峻，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柔复上疏曰：“中间以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离，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方今天下生生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永济，莫不悦豫矣。”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望见孟津。卫尉辛毘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
少府杨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定旅在外，诸所缮治，惟陛下务从约节。”帝优诏答之。阜复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矣。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臣虽驽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帝尝著裮，被缥绫半袖。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愈严惮之。
散骑常侍蒋济上疏曰：“昔句践养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齐，羸越灭劲吴。今二敌强盛，当身不除，百世之责也。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舍
其缓者，专心讨贼，臣以为无难矣。”
中书侍郎东莱王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颜渊曰‘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殆将败矣。’
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
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
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
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
帝皆不听。
殿中监督役，擅收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奏案之。
诏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
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恶其勤事也，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
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若又纵之，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夷矣。”
尚书涿郡孙礼固请罢役，帝诏曰：“钦纳谠言。”
促遣民作；监作者复奏留一月，有所成讫。
礼径至作所，不复重奏，称诏罢民，帝奇其意而不责。
帝虽不能尽用群臣直谏之言，然皆优容之。
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
帝问侍中领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
对曰：“《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
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
此人君务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
诏问隆：“吾闻汉武帝之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
对曰：“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
《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事。’
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
令宜罢散民役。
宫室之制，务从约节，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则萐莆、嘉禾必生此地。
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财，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
八月，庚午，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
帝无子，养二王为子，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
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丁巳，帝还洛阳。
诏复立崇华殿，更名曰九龙。
通引穀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
使博士扶风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曰：‘惟鹊有巢，惟鸠居之。’
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大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
斯乃上天之戒也。
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太戊、武丁睹灾悚惧，故天降之福。
今若休罢百役，增崇德政，则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商宗转祸为福而已哉！”
帝为之动容。
帝性严急，其督修宫室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
散骑常侍领秘书监王肃上疏曰：“今宫室未就，见作者三四万人。
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
愿陛下取常食禀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
计一岁有三百六十万夫，亦不为少。
当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馀，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
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
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时遣。
有司徒营目前之利，不顾经国之体。
臣愚以为自今已后，傥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宁使更发，无或失信。
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谓为仓卒。
故愿陛下下之于吏，而暴其罪，钧其死也，无使污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
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
昔汉文帝欲杀犯跸者，廷尉张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倾也。’
臣以为大失其义，非忠臣所宜陈也。
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
斯重于为己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中山恭王衮疾病，令官属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亟以时营东堂。”
堂成，舆疾往居之。
又令世子曰：“汝幼为人君，知乐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失者也。
兄弟有不良之行，当造膝谏之，谏之不从，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
与其守宠罹祸，不若贫贱全身也。
此亦谓大罪恶耳，其微过细故，当掩覆之。”
冬，十月，己酉，衮卒。
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许昌。
是岁，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韩龙刺杀鲜卑轲比能。
自是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边陲遂安。
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及凤皇、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讨曹”。
诏书班天下，以为嘉瑞。
任令于绰连赍以问巨鹿张臶，臶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祥兆先见，而后废兴从之。
今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兴祥兆乎！
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符瑞也。”
帝使人以马易珠玑、翡翠、玳瑁于吴，吴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马，孤何爱焉。”
皆以与之。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青龙四年（丙辰，公元二三六年）
春，吴人铸大钱，一当五百。
三月，吴张昭卒，年八十一。
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吴主以下，举邦惮之。
夏，四月，汉主至湔，登观阪，观汶水之流，旬日而还。
武都氐王符健请降于汉；其弟不从，将四百户来降。
五月，乙卯，乐平定侯董昭卒。
冬，十月，己卯，帝还洛阳宫。
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勃于东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军国之费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风也；玉台、琼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宫室过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当崇孝子祗耸之礼，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数切谏，帝颇不悦。侍中卢毓进曰：“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惟恐不闻其过，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十二月，癸巳，颍阴靖侯陈群卒。群前后数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朝士乃见群谏事，皆叹息焉。
袁子论曰：或云：“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见人主之非则勃然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答曰：“夫仁者爱人，施之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直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
乙未，帝行如许昌。
诏公卿举才德兼备者各一人，司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应选。昶为人谨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浑，曰深，为书戒之曰：“吾以四者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而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阙党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者，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景初元年（丁巳，公元二三七年）
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高堂隆以为：“魏得土德，故其瑞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帝从其议。三月，下诏改元，以是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更名《太和历》曰《景初历》。
五月，己巳，帝还洛阳。
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己亥，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
有司奏以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高祖，帝为魏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孙盛论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
秋，七月，丁卯，东乡贞侯陈矫卒。
公孙渊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帝欲讨之，以荆州刺史河东毌丘俭为幽州刺史。俭上疏曰：“陛下即位已来，未有可书。吴、蜀恃险，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曰：“俭所陈皆战国细术，非王者之事也。吴频岁称兵，寇乱边境，而犹按甲养士，未果致讨者，诚以百姓疲劳故也。渊生长海表，相承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而俭欲以偏军长驱，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听，使俭率诸军及鲜卑、乌桓屯辽东南界，玺书征渊。渊前发兵反，逆俭于辽隧。会天雨十馀日，辽水大涨，俭与战不利，引军还右北平。渊因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置百官，遣使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以侵扰北方。
汉张后殂。
九月，冀、兗、徐、豫大水。
西平郭夫人有宠于帝，毛后爱弛。帝游后园，曲宴极乐。郭夫人请延皇后，帝弗许，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谓帝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馀人。庚辰，赐后死，然犹加谥曰悼。癸丑，葬愍陵。迁其弟曾为散骑常侍。
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议，营洛阳南委杰山为圆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四百馀年，废无禘礼。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于圆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于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庐江主薄吕习密使人请兵于吴，欲开门为内应。吴主使卫将军全琮督前将军硃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吴军还。
诸葛恪至丹杨，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籓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拘执！”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
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
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
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
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棊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
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
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
帝手诏深慰劳之。未几而卒。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存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
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书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
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
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
帝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
卲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司隶校尉崔林曰：“案《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
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吏之职不密哉！
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
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
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乌在考课哉！”
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也。
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
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
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
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新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
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
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
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
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
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
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
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
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欲，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
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
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
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
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
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
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
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
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以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
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
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
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
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产，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
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
至于百官，莫不皆然。
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
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
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
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
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
曰：非谓其然也。
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
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可废哉？
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
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
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后赏其功；
非若京房、刘卲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
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
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卲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初，右仆射卫臻典选举，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祖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
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
下驰骋而起矣！
卢毓论人及选举，皆先性行而后言才，
黄门郎冯翊李丰尝以问毓，
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
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
丰服其言。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魏纪-魏纪五-译文
从旃蒙单阏年开始，到强圉大荒落年结束，共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青龙三年（乙卯年，公元235年）
春季，正月，戊子日，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丁巳日，皇太后郭氏去世。皇帝多次向太后询问甄后的死因，太后因此忧虑而去世。
汉国的杨仪杀了魏延后，自以为立了大功，应该代替诸葛亮执掌朝政；但诸葛亮生前曾秘密指示，认为杨仪心胸狭窄，意在让蒋琬接任。杨仪到成都后，被任命为中军师，但没有实际统领权，只是闲职。起初，杨仪在昭烈帝时任尚书，蒋琬当时是尚书郎。后来两人都担任丞相参军、长史，杨仪每次随行，承担繁重的工作；他自认为资历比蒋琬老，才能也超过蒋琬，因此心怀怨恨，言辞激烈，叹息之声发自内心，当时的人都害怕他言语不节制，不敢与他交往。只有后军师费祎前去慰问他，杨仪对费祎表达了怨恨，前后说了很多。他还对费祎说：“当初丞相去世时，我如果率军投靠魏国，处境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现在追悔莫及！”费祎秘密上报了他的言论。汉主将杨仪废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杨仪到流放地后，又上书诽谤朝廷，言辞激烈。于是朝廷下令逮捕杨仪，杨仪自杀。
三月，庚寅日，安葬文德皇后。
夏季，四月，汉主任命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接替蒋琬为尚书令。皇帝喜欢大兴土木，既修建了许昌宫，又修建洛阳宫，建造昭阳太极殿，修筑总章观，高达十余丈。劳役不断，导致农业和桑蚕业荒废。司空陈群上疏说：“从前大禹继承唐、虞的盛世，尚且住简陋的宫室，穿粗劣的衣服。何况现在经过战乱，人口稀少，比起汉文帝、景帝时期，不过是一个大郡的规模。加上边境有战事，将士们辛苦，如果再有水旱灾害，将是国家的深重忧患。从前刘备从成都到白水，修建了许多驿站，耗费人力，太祖知道这是劳民伤财。现在中原的劳役，也是吴、蜀两国所希望的。这是国家安危的关键，请陛下深思！”皇帝回答说：“王业和宫室，应当同时建立。消灭敌人后，自然会停止防御，怎么能再兴劳役呢！这是君主的职责，也是萧何的大略。”陈群说：“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灭亡后，宫室被烧毁，因此萧何修建武库、太仓，都是紧急需要，但高祖仍然认为不够壮丽。现在两个敌人尚未平定，确实不应与古代相比。人的欲望，总是有理由的，何况是天子，没有人敢违背。之前想毁掉武库，说不能不毁；后来又想重建，说不能不建。如果一定要修建，臣下的言辞无法阻止；如果稍加留意，果断改变主意，也不是臣下所能做到的。汉明帝想修建德阳殿，钟离意劝谏，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才重新修建；殿建成后，皇帝对群臣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这座殿就建不成了。’王者怎么会害怕一个臣子！这是为了百姓。现在臣下不能稍微影响圣德，远不及钟离意。”皇帝于是稍微减少了工程。皇帝沉迷于后宫宠幸，后宫官员的俸禄与百官相当，从贵人以下到掖庭洒扫的宫女，共有数千人，挑选了六名知书达理的女子，任命为女尚书，负责处理外奏事务，处理得当。廷尉高柔上疏说：“从前汉文帝珍惜十户人家的财产，不修建小台娱乐；霍去病忙于对付匈奴的威胁，无暇修建府第。何况现在所耗费的不仅是百金的费用，所担忧的不仅是北方的威胁！可以粗略完成现有的工程，以满足朝宴的礼仪，然后停止修建，让百姓得以休养；等两方平定后，再慢慢兴建。《周礼》规定，天子后妃以下有一百二十人，嫔妃的礼仪已经很盛大了。我听说后宫的数目，可能还超过了这个数字，皇嗣不昌盛，可能与此有关。臣愚以为可以精选贤淑的女子充实后宫，其余的尽数遣返回家，以便养育精神，专一安静为贵。这样，《螽斯》所预示的子孙繁盛之兆就可以实现了。”皇帝回答说：“你直言不讳，我会再考虑。”当时狩猎法非常严厉，杀死禁地鹿的人会被处死，财产没收，能举报的人会得到重赏。高柔又上疏说：“近来，百姓负担繁重的劳役，耕种的人减少；加上又有狩猎禁令，鹿群肆虐，啃食庄稼，到处为害，损失巨大，百姓即使设障隔离，也无法抵御。比如荥阳一带，方圆数百里，几乎颗粒无收。如今天下人口稀少，而麋鹿的损害却很多，一旦有战争或灾荒，将无法应对。请陛下放宽民间捕鹿的禁令，废除禁令，百姓将永远受益，无不欢欣。”皇帝又想平整北芒山，在上面修建台观，以便眺望孟津。卫尉辛毘劝谏说：“天地的本性，高低不平。现在反其道而行，既不合理；加上耗费人力，百姓无法承受劳役。而且如果九河泛滥，洪水为害，丘陵都被夷平，将如何抵御！”皇帝于是停止了这项工程。
少府杨阜上疏说：“陛下继承了武皇帝开拓的大业，守住了文皇帝克终的基业，确实应该效仿古代圣贤的善政，总结近代放荡的恶政。如果桓帝、灵帝不废弃高祖的法度，文、景二帝的恭俭，太祖即使有神武之才，也无处施展，陛下又怎能处于如此尊贵的地位！现在吴、蜀尚未平定，军队在外，各种修建工程，请陛下务必节俭。”皇帝下诏嘉奖他。杨阜又上疏说：“尧住茅草屋而万国安其居，禹住简陋的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到了殷、周时期，宫殿也不过高三尺，宽九筵。桀修建璇室象廊，纣修建倾宫鹿台，结果亡国；楚灵王修建章华台而身受其祸；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二世而亡。不衡量百姓的力量，只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不亡国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榜样，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为戒，却自我放纵，只注重宫室的装饰，必定会有颠覆危亡的祸患。君主是元首，臣子是股肱，存亡一体，得失与共。臣虽然愚钝怯懦，但不敢忘记谏臣的职责！言辞不恳切，不足以感动陛下。陛下如果不采纳臣的建议，恐怕皇祖、烈考的基业将毁于一旦。如果臣的死能对国家有所补益，那么臣死之日就是臣生之年。臣谨叩棺沐浴，等待重罚！”奏章呈上后，皇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自下诏答复。皇帝曾穿着裮衣，披着缥绫半袖。杨阜问皇帝：“这符合什么礼法？”皇帝默然不答。从此以后，皇帝不穿不合礼法的衣服见杨阜。杨阜又上疏请求裁减不受宠幸的宫人，于是召见御府吏询问后宫人数。吏员遵守旧令，回答说：“这是机密，不得泄露！”杨阜大怒，杖责吏员一百下，斥责他说：“国家不与九卿保密，反而与小吏保密吗！”皇帝更加敬畏他。
散骑常侍蒋济上疏说：“从前句践养精蓄锐以待时机，昭王体恤病人以雪耻，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国征服强大的齐国，以羸弱的越国消灭强劲的吴国。现在两个敌人强大，如果不亲自铲除，将是百世的责任。以陛下圣明神武的谋略，舍弃
那些缓慢的人，专心讨伐贼寇，我认为并不困难。”
中书侍郎东莱王基上疏说：“我听说古人用水来比喻百姓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颜渊说‘东野子驾车，马的力量已经用尽了，却还要求继续前进，恐怕会失败。’
现在劳役繁重，男女分离，希望陛下深刻理解东野子的弊端，注意水与舟的比喻，在力量未尽时停止奔跑的马，在百姓未困时节制劳役。
从前汉朝拥有天下，到孝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贾谊担忧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下面，然后睡在上面，还认为安全。’
现在贼寇未灭，猛将拥兵，检查他们却无法应对敌人，时间久了就难以留给后代，在盛世不致力于消除祸患，如果子孙不争气，就是国家的忧患。
如果贾谊复活，一定会比过去更加深切地担忧。”
皇帝都不听从。
殿中监督劳役，擅自收押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上奏弹劾。
皇帝下诏说：“宫殿未建成，是我所关心的，你为何要追究？”
卫臻说：“古代制度中侵官之法，不是厌恶他们勤于事务，而是因为所得的利益小，所失去的大。
我每次检查事务，都是如此，如果再纵容他们，恐怕各部门将越职行事，导致国家衰败。”
尚书涿郡孙礼坚决请求停止劳役，皇帝下诏说：“我接受忠言。”
催促百姓继续工作；监工又上奏请求再留一个月，完成一些工程。
孙礼直接到工地，不再上奏，宣布皇帝诏令停止劳役，皇帝对他的意图感到惊奇但没有责备。
皇帝虽然不能完全采纳群臣的直言进谏，但都宽容对待。
秋天，七月，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
皇帝问侍中兼太史令泰山高堂隆说：“这是什么灾祸？在礼制上是否有祈祷消灾的意义？”
高堂隆回答说：“《易·传》说：‘上位不节俭，下位不节制，灾祸之火会烧毁房屋。’
又说：‘君主高筑台榭，天火会降灾。’
这是因为君主致力于装饰宫室，不知道百姓已经空虚，所以天以旱灾回应，火从高殿燃起。”
皇帝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于是大建宫殿来镇压，这是什么意思？”
高堂隆回答说：“这是夷越巫师的所作所为，不是圣贤的明训。
《五行志》说：‘柏梁台火灾，后来有江充巫蛊之事。’
按照《五行志》的说法，越巫建章宫并没有镇压住灾祸。
现在应该停止百姓的劳役。
宫室的制度，应该简约，清扫受灾的地方，不敢在此处再建任何建筑，那么吉祥的植物如萐莆、嘉禾一定会在此地生长。
如果耗尽百姓的力量，耗尽百姓的财富，这不是招致祥瑞和安抚远方之人的方法。”
八月，庚午日，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
皇帝没有儿子，收养二王为子，宫中事务秘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
有人说：芳是任城王楷的儿子。
丁巳日，皇帝回到洛阳。
下诏重建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
引穀水经过九龙殿前，建造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
让博士扶风马钧制作司南车，水转百戏。
陵霄阙开始建造，有鹊鸟在上面筑巢，皇帝问高堂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说：‘鹊有巢，鸠居之。’
现在兴建宫室，建造陵霄阙，而鹊鸟在上面筑巢，这是宫室未建成，君主不能居住的象征。
大意是说：‘宫室未成，将有他姓控制。’
这是上天的警告。
天道无亲，只与善人同在，太戊、武丁看到灾祸感到恐惧，所以天降福给他们。
现在如果停止百役，增加德政，那么三王可以变为四王，五帝可以变为六帝，岂止是商宗转祸为福而已！”
皇帝为之动容。
皇帝性格严厉急躁，那些监督修建宫室有拖延的人，皇帝亲自召见询问，话还没说完，就已经身首异处。
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疏说：“现在宫室未建成，参与修建的有三四万人。
九龙殿可以安放圣体，内部足以容纳六宫；只是泰极殿之前的工程还很大。
希望陛下选取常食俸禄的士人，不是急需的人，选择壮丁，留下一万人，让他们轮换工作。
大家都知道休息的日子有期，就会高兴地工作，劳而不怨。
计算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劳动力，也不算少。
如果一年能完成的工程，允许三年完成，分派其余的人，让他们都去务农，这是无穷之计。
信任百姓，是国家的大宝。
前次皇帝驾临洛阳，征发百姓修建营房，有关部门命令营房建成后解散；建成后，又贪图他们的劳动力，不按时遣散。
有关部门只顾眼前的利益，不顾国家的根本。
我愚以为从今以后，如果再征发百姓，应该明确命令，必须按时完成，依次进行，宁可重新征发，也不要失信。
凡是陛下临时执行的刑罚，都是有罪的官吏、该死的人；但百姓不知道，认为是仓促行事。
所以希望陛下将刑罚交给官吏，公开他们的罪行，公平处死，不要让他们在宫中污秽，引起远近的怀疑。
而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可复生，所以圣贤重视生命。
从前汉文帝想杀犯跸的人，廷尉张释之说：‘当时，皇上下令杀他就行了，现在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不可偏颇。’
我认为这是大失其义，不是忠臣应该说的话。
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可以失去公平，而天子本人反而可以迷惑错误吗！
这是重于为己而轻于为君，不忠之极，不可不察！”
中山恭王衮生病，命令官属说：“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赶快修建东堂。”
东堂建成后，他乘车前往居住。
又命令世子说：“你年幼成为君主，只知道快乐不知道痛苦，一定会因为骄奢而失败。
兄弟有不良行为，应当私下劝谏，劝谏不听，流泪开导，开导不改，就告诉母亲，如果还不改，就上奏皇帝，辞去国土。
与其守宠而遭祸，不如贫贱保全自己。
这也适用于大罪恶，小过错应当掩盖。”
冬天，十月，己酉日，衮去世。
十一月，丁酉日，皇帝前往许昌。
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勇士韩龙刺杀鲜卑轲比能。
从此鲜卑部落离散，互相攻伐，强者远逃，弱者请降，边境于是安定。
张掖柳谷口水泛滥，宝石背负图案，形状像灵龟，立在川西，有石马七匹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的图案，还有文字说“大讨曹”。
皇帝下诏书公告天下，认为是吉祥的征兆。
任令于绰带着这些图案去问巨鹿张臶，张臶秘密对于绰说：“神能预知未来，不追究过去，祥兆先出现，然后兴废随之而来。
现在汉朝已经灭亡很久，魏朝已经得到天下，还有什么祥兆可以追兴呢！
这块石头，是当今的变异，也是未来的符瑞。”
皇帝派人用马匹与吴国交换珠玑、翡翠、玳瑁，吴主说：“这些都是我不用的，却可以换到马匹，我有什么舍不得的。”
全部给了他们。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青龙四年（丙辰，公元二三六年）
春天，吴国铸造大钱，一枚当五百枚。
三月，吴国张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张昭容貌严肃，有威风，吴主以下，全国都敬畏他。
夏天，四月，汉主到达湔地，登上观阪，观看汶水的流水，十天后返回。
武都的氐王符健向汉朝投降；他的弟弟不听从，带领四百户人家来投降。
五月，乙卯日，乐平定侯董昭去世。
冬天，十月，己卯日，皇帝回到洛阳宫。
甲申日，有大星在大辰星附近出现，又在东方出现。高堂隆上书说：“凡是帝王迁都建立城邑，都要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恭敬地供奉。将要建造宫室时，宗庙应该优先，其次是马厩和仓库，最后才是居住的房屋。现在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的神位还没有确定，宗庙的制度也不符合礼仪，却过分装饰居住的房屋，士人和百姓失业，外面的人都说‘宫人的费用和军国的费用差不多’，百姓无法承受，都有怨言。《书经》说：‘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天的明威来自百姓的明威。’意思是天的赏罚，是根据百姓的言论，顺应百姓的心意。采椽、卑宫，是唐尧、虞舜、大禹所以能流传皇风的原因；玉台、琼室，是夏癸、商辛所以冒犯昊天的原因。现在宫室过于奢华，天象显示彗星，这是慈父恳切的训诫。应当崇尚孝子恭敬的礼仪，不应该忽视，以免加重天的愤怒。”高堂隆多次恳切进谏，皇帝很不高兴。侍中卢毓进言说：“我听说君主明智则臣子正直，古代的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这就是我们不如高堂隆的原因。”皇帝这才释怀。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十二月，癸巳日，颍阴靖侯陈群去世。陈群前后多次陈述得失，每次上奏密事，都会销毁草稿，当时的人和他的子弟都不知道。有人评论说陈群在位时沉默寡言；正始年间，皇帝下诏编撰群臣的上书为《名臣奏议》，朝中士人才看到陈群的谏言，都感叹不已。
袁子评论说：有人说：“少府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看到君主的过错就立刻指出，与人交谈时也从不避讳。”回答说：“仁者爱人，对君主施以仁就是忠，对亲人施以仁就是孝。现在作为臣子，看到君主失道，直接批评他的过错并宣扬他的恶行，可以说是正直之士，但不能算是忠臣。所以司空陈群则不然，整天谈论，从不提及君主的过错；上书数十次，外人却不知道。君子认为陈群在这方面是长者。”
乙未日，皇帝前往许昌。
皇帝下诏让公卿各自推荐一位才德兼备的人，司马懿推荐了兗州刺史太原的王昶。王昶为人谨慎厚道，给他的侄子取名为默、沈，给他的儿子取名为浑、深，并写信告诫他们说：“我用这四个字作为名字，是希望你们能顾名思义，不敢违背。事物速成则速亡，晚成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所以君子要警惕于阙党。能够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很少有不成功的。毁誉是爱恶的根源，也是祸福的关键。孔子说：‘我对于人，谁毁谁誉。’以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辈怎能轻易毁誉呢！如果有人毁谤你，应当退而反省自己。如果自己确实有可毁之处，那么对方的话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无可毁之处，那么对方的话就是妄言。对的就不要怨恨对方，妄言则对自己无害，又何必报复呢！谚语说：‘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这句话是可信的！”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景初元年（丁巳，公元二三七年）
春天，正月，壬辰日，山茌县报告说黄龙出现。高堂隆认为：“魏得土德，所以祥瑞黄龙出现，应当改正朔，改变服色，以神化其政，改变百姓的耳目。”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三月，下诏改元，以这个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崇尚黄色，祭祀用白色牺牲，以顺应地正。将《太和历》改名为《景初历》。
五月，己巳日，皇帝回到洛阳。
己丑日，大赦天下。
六月，戊申日，京都发生地震。
己亥日，任命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
有司上奏将武皇帝尊为魏太祖，文皇帝尊为魏高祖，皇帝尊为魏烈祖；三祖的庙宇，万世不毁。
孙盛评论说：谥号是用来表彰德行，庙宇是用来保存容貌。没有在当年就逆制祖宗，未终而预先自尊显的。魏的群臣在这件事上失正了。
秋天，七月，丁卯日，东乡贞侯陈矫去世。
公孙渊多次对国中宾客出恶言，皇帝想要讨伐他，任命荆州刺史河东的毌丘俭为幽州刺史。毌丘俭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功绩。吴、蜀依仗险要，不能迅速平定，不如用这些无用的士兵平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说：“毌丘俭所陈述的都是战国时期的细术，不是王者之事。吴国连年出兵，侵扰边境，而我们仍然按兵不动，养精蓄锐，没有立即讨伐，确实是因为百姓疲劳的缘故。公孙渊生长在海边，已经传承了三代，对外安抚戎夷，对内修习战射，而毌丘俭想用偏军长驱直入，朝至夕卷，这是不切实际的。”皇帝不听，派毌丘俭率领诸军及鲜卑、乌桓屯驻在辽东南界，用玺书征召公孙渊。公孙渊先发兵反叛，在辽隧迎击毌丘俭。恰逢天雨十多天，辽水大涨，毌丘俭与之交战不利，率军退回右北平。公孙渊于是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设置百官，派遣使者假借鲜卑单于的玺印，封拜边民，引诱鲜卑侵扰北方。
汉朝的张后去世。
九月，冀州、兗州、徐州、豫州发生大水。
西平的郭夫人受到皇帝的宠爱，毛后的宠爱逐渐减弱。皇帝在后园游玩，设宴极乐。郭夫人请求邀请皇后，皇帝不允许，并禁止左右的人泄露消息。皇后知道后，第二天对皇帝说：“昨天在北园游玩，快乐吗？”皇帝认为是左右的人泄露了消息，杀了十多个人。庚辰日，赐皇后死，但仍然加谥号为悼。癸丑日，葬于愍陵。将她的弟弟曾迁为散骑常侍。
冬天，十月，皇帝采纳高堂隆的建议，在洛阳南的委杰山建造圆丘，下诏说：“从前汉朝初年，承继秦朝灭学之后，搜集残缺的典籍，以备郊祀，四百多年，废除了禘礼。曹氏的世系出自有虞氏，现在在圆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享。”
庐江的主薄吕习秘密派人向吴国请求援兵，想要开门作为内应。吴主派卫将军全琮督前将军硃桓等前往，到达后，事情败露，吴军撤回。
诸葛恪到达丹杨，向四部属城的长吏发出文书，命令他们各自保卫自己的疆界，明确设立部伍；那些归顺的平民，全部让他们屯居。于是将诸将安置在内，布置兵力在幽险的地方，只修缮篱笆，不与敌人交锋，等到他们的庄稼即将成熟时，就派兵收割，使敌人没有剩余的粮食。旧粮已经吃完，新粮无法收获，平民屯居，几乎没有任何收入。于是山民饥困，逐渐出来投降。诸葛恪又下令说：“山民弃恶从善，都应当抚慰，迁出外县，不得怀疑，有所拘捕！”臼阳的长官胡伉得到降民周遗，周遗是旧恶民，困
有这样的事。难道他们是异人吗？他们都是明王的后代。
黄初年间，天象显示警示，异类的鸟在燕巢中长大，口爪和胸部都是红色的，这是魏室的大异象。
应该防范那些像鹰一样张扬的臣子在朝廷内部。
可以选择诸王，让他们掌管国家的兵权，分布各地，镇守皇城，辅佐皇帝。
皇天没有亲疏之分，只辅助有德行的人。
如果百姓歌颂德政，那么国家就会长久；如果百姓有怨言，那么就应该停止任用无能之人。
由此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
皇帝亲自下诏，深表慰劳。不久后去世。
陈寿评论说：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在匡扶君主，因时势变化提出告诫，发自内心，真是忠诚啊！
到了必须改正朔的时候，让魏国效仿虞舜，这可以说是意图过于通达了吧！
皇帝非常厌恶浮华之士，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人才不要只看名声，名声就像在地上画的饼，不能吃。”
卢毓回答说：“名声不足以吸引异人，但可以得到常士：常士敬畏教化，向往善行，然后才有名声，这不是应该厌恶的。
愚臣既不足以识别异人，又主管者正是以循名责实为职责，只是要有办法验证其后效。
古代通过言辞来推荐，通过功绩来明试；现在考绩之法废弃，而以毁誉来决定进退，所以真伪混杂，虚实相蒙。”
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
刘邵制定了《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写了一篇《说略》，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按照《周官》的考课，其文已经很完备了。自康王以下，逐渐衰落，这说明考课之法在于人。
到了汉朝末年，其失误难道在于佐吏的职责不严密吗！
现在军队有时多有时少，增减无常，确实难以统一。
而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在虞舜时任职，伊尹在殷商时任职，不仁者远离。
如果大臣能胜任其职，那么百官谁敢不肃，何必考课呢！”
黄门侍郎杜恕说：“通过功绩来明试，三次考核决定升降，确实是帝王的盛制。
然而经过六代，考绩之法不显，经过七圣，课试之文不传，臣确实认为其法可以粗略依循，其详细难以完备。
俗话说‘世上有乱人而无乱法’，如果法可以专任，那么唐、虞就不需要稷、契的辅佐，殷、周就不需要伊、吕的辅佐了。
现在奏考功的人，陈述周、汉的做法，缀合京房的本旨，可以说是明考课的要点了。
以此来推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还不够完善。
他们想让州郡考核士人，必须通过四科，都有实际效果，然后察举，试辟公府，成为新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这是考课的最急务。
臣以为应该显其身，用其言，使其成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
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也应该以其职考课之。
古代的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
而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确实不是一明所能遍照；
所以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
因此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
由此说来，哪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的呢！
如果真的让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欲，即使仲尼为课，也不能尽一才，何况世俗之人呢！”
司空掾北地傅嘏说：“建立官职，均平职责，清理民物，这是立本。
循名考实，纠励成规，这是治末。
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恐怕不足以分辨贤愚，精幽明之理。”
讨论了很久没有结果，事情最终没有实行。
臣光说：治理的关键，莫过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也难。
因此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混杂；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
关键在于至公至明。
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明显可见，无所逃遁。
如果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以为曲私欺罔之资。
为什么这么说？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
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
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
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
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产，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
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
至于百官，莫不皆然。
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
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
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
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
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
曰：非谓其然也。
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
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可废哉？
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
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
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后赏其功；
非若京房、刘卲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
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
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卲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初，右仆射卫臻典选举，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祖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
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
他迅速行动并取得了成就！
卢毓在讨论人才和选拔时，总是先考虑人的品德和行为，然后才谈论才能，
黄门郎冯翊的李丰曾经向卢毓请教这个问题，
卢毓回答说：“才能是用来做善事的，所以大才能成就大善事，小才能成就小善事。
现在有些人被称为有才能却不能做善事，这说明他们的才能并不适合使用！”
李丰对他的话表示信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魏纪-魏纪五-注解
旃蒙单阏：古代纪年法中的一种，用于表示年份。旃蒙是岁阳名，单阏是岁阴名，合起来表示特定的年份。
强圉大荒落：古代纪年法中的一种，用于表示年份。强圉是岁阳名，大荒落是岁阴名，合起来表示特定的年份。
青龙三年：三国时期魏明帝曹叡的年号，青龙三年即公元235年。
司马懿：三国时期曹魏的重要将领和政治家，后成为晋朝的实际开创者。
太尉：古代官职名，三公之一，掌管军事。
郭氏：魏明帝曹叡的母亲，即文德皇后。
甄后：魏文帝曹丕的皇后，魏明帝曹叡的生母。
杨仪：三国时期蜀汉的将领，诸葛亮的重要助手。
魏延：三国时期蜀汉的将领，以勇猛著称。
蒋琬：三国时期蜀汉的政治家，诸葛亮去世后接任丞相。
费祎：三国时期蜀汉的政治家，蒋琬的继任者。
汉嘉郡：古代地名，位于今四川省境内。
文德皇后：魏明帝曹叡的母亲郭氏，死后谥号为文德皇后。
许昌宫：魏国在许昌的宫殿。
洛阳宫：魏国在洛阳的宫殿。
昭阳太极殿：魏国宫殿中的一座重要建筑。
总章观：魏国宫殿中的一座高台建筑。
陈群：三国时期魏国的政治家，司空。
萧何：西汉初年的重要政治家，汉高祖刘邦的丞相。
钟离意：东汉时期的官员，以直言进谏著称。
高柔：三国时期魏国的官员，廷尉。
杨阜：三国时期魏国的官员，少府。
辛毘：三国时期魏国的官员，卫尉。
蒋济：三国时期魏国的官员，曾任中护军。
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出自《荀子·王制》，比喻民众可以支持君主，也可以推翻君主。
东野子之御：东野子，古代驾车高手，此处比喻过度使用民力，终将导致失败。
贾谊：西汉著名政论家，曾提出‘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的比喻，警示潜在的危险。
柏梁灾：汉武帝时期柏梁台发生火灾，后大兴土木以厌胜，但并未奏效。
五行志：古代关于五行（金、木、水、火、土）的记载，常与灾异相联系。
司南车：古代指南车，用于指示方向。
陵霄阙：古代宫殿建筑，象征皇权至高无上。
鹊巢：出自《诗经·召南·鹊巢》，比喻宫室未成，将有他人占据。
太戊、武丁：商朝贤君，因敬畏天灾而修德政，终得福报。
张释之：西汉廷尉，以公正执法著称。
韩龙：幽州刺史王雄派遣的刺客，成功刺杀鲜卑首领轲比能。
柳谷口：张掖地名，此处出现祥瑞之象，被视为吉兆。
大讨曹：石刻文字，暗示对曹魏的讨伐。
张昭：东吴重臣，以威严著称，深受孙权敬重。
湔：古地名，位于今四川省境内，是古代蜀地的重要城市之一。
观阪：古代地名，位于今四川省汶川县境内，是古代蜀地的重要地理标志。
汶水：即今岷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流经四川省境内。
武都氐王符健：武都，古地名，位于今甘肃省境内；氐王，指氐族的首领；符健，氐王的名字。
乐平定侯董昭：董昭，东汉末年重要官员，封乐平定侯。
星孛：古代天文学术语，指彗星。
高堂隆：三国时期魏国的官员，以直言进谏著称。
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古代祭祀天地的场所和仪式，圜丘祭天，方泽祭地，南北郊分别祭祀天地，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大典的场所，社稷是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场所。
采椽、卑宫：采椽，指用不加修饰的木材建造房屋；卑宫，指简朴的宫殿。
唐、虞、大禹：唐尧、虞舜、大禹，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
夏癸、商辛：夏癸，指夏朝末代君主桀；商辛，指商朝末代君主纣。
颍阴靖侯陈群：陈群，三国时期曹魏的重要官员，封颍阴靖侯。
袁子：指袁宏，东晋时期的学者，著有《后汉纪》。
少府杨阜：杨阜，三国时期曹魏的官员，曾任少府。
王昶：三国时期曹魏的官员，曾任兗州刺史。
黄龙见：古代祥瑞之一，黄龙出现被认为是吉兆。
改正朔，易服色：改正朔，指改变历法；易服色，指改变服饰的颜色，古代帝王通过改变历法和服饰颜色来象征新政权的建立。
太和历：曹魏时期使用的历法。
景初历：曹魏时期改用的新历法。
陈矫：三国时期曹魏的官员，曾任尚书令、司徒。
卫臻：三国时期魏国的官员，曾任右仆射。
武皇帝、文皇帝、烈祖：武皇帝指曹操，文皇帝指曹丕，烈祖指曹叡，均为曹魏的皇帝。
孙盛：东晋时期的史学家，著有《魏氏春秋》。
公孙渊：三国时期辽东的割据势力首领。
毌丘俭：三国时期曹魏的将领，曾任荆州刺史、幽州刺史。
鲜卑、乌桓：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张后：指蜀汉后主刘禅的皇后张氏。
郭夫人：指曹魏明帝曹叡的宠妃郭氏。
毛后：指曹魏明帝曹叡的皇后毛氏。
圆丘、方丘：圆丘是祭天的场所，方丘是祭地的场所。
诸葛恪：三国时期东吴的重要将领，曾任丹杨太守。
丹杨：古地名，位于今江苏省境内。
恪：诸葛恪，字元逊，三国时期吴国的重要将领和政治家，以智谋和军事才能著称。
伉：指诸葛恪的部下，因违抗命令被斩。
徇：公开处决以警示他人。
吴主：指孙权，三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
威北将军：古代将军名号，负责北方军事。
都乡侯：封爵名，表示封地在都乡。
庐江皖口：地名，位于今安徽省境内。
钟虡：古代钟架，用于悬挂钟。
橐佗：古代的一种乐器。
铜人：古代铸造的铜制人像，常用于祭祀或装饰。
承露盘：古代用于承接露水的器皿，常用于祭祀。
翁仲：古代铜人的名称，常用于守护宫殿。
黄龙、凤皇：古代象征吉祥的神兽，常用于装饰宫殿。
芳林园：古代皇家园林，位于洛阳。
董寻：司徒军议掾，负责军事建议的官员。
卫觊：尚书，负责朝廷文书和政令的官员。
张茂：太子舍人，负责太子事务的官员。
黄初：魏文帝曹丕的年号，公元220年至226年。
鹰扬之臣：指有野心、能力强的臣子，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
萧墙之内：比喻内部，特指宫廷内部。
棊跱：比喻分散、不集中。
皇畿：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
翼亮：辅佐、支持。
正朔：指历法，也象征正统。
俾魏祖虞：使魏朝效法虞舜的治理方式。
浮华之士：指外表华丽但无实际才能的人。
画地作饼：比喻空想、不切实际。
敷奏以言：古代官员向君主陈述意见的方式。
明试以功：通过实际功绩来考察官员。
考课法：古代考核官员政绩的法规。
周官：指《周礼》，古代关于官制的经典。
康王：周康王，西周时期的君主。
陵夷：衰落、衰败。
皋陶：古代传说中的贤臣，舜的司法官。
伊尹：商朝初年的贤相。
稷、契：古代传说中的贤臣，分别负责农业和教育。
京房：西汉时期的经学家，擅长易学。
三公：古代最高的三个官职，通常指太师、太傅、太保。
廊庙之材：比喻国家的重要人才。
雍熙：和谐繁荣的盛世。
傅嘏：三国时期魏国的官员，以直言敢谏著称。
司隶校尉：古代负责监察京师及周边地区的官职。
黄门侍郎：古代皇帝的近臣，负责传达诏令。
司空掾：司空的属官，负责辅助司空处理政务。
光：指司马光，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史学家。
卢毓：三国时期魏国的重要官员，以清廉和才能著称，曾任黄门侍郎、尚书等职。
性行：指人的品德和行为，强调道德品质的重要性。
言才：指人的言辞和才能，通常指外在的表现和能力。
黄门郎：古代官职名，属于皇帝的近侍官员，负责传达皇帝的命令和文书。
冯翊：地名，位于今陕西省大荔县一带，古代为重要的行政区域。
李丰：三国时期魏国的官员，曾任黄门郎，以才能和学识闻名。
才不中器：指虽然有才能，但不能用于正道或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魏纪-魏纪五-评注
这段文字记载了三国时期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间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活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首先，文中提到了司马懿被任命为太尉，这一任命标志着司马懿在魏国政治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为后来司马氏篡魏奠定了基础。其次，文中详细描述了蜀汉内部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杨仪与蒋琬之间的矛盾，反映了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政局的不稳定。杨仪的自杀事件也揭示了权力斗争中的残酷性。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魏明帝曹叡的奢侈行为，如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导致民力疲惫，农桑失业。司空陈群、廷尉高柔、少府杨阜等官员纷纷上疏劝谏，反映了当时魏国朝廷内部的矛盾和对皇帝奢侈行为的不满。这些劝谏虽然未能完全改变曹叡的行为，但显示了魏国官员对国家和民生的关心。
从文化内涵来看，这段文字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谏诤传统。官员们通过上疏劝谏皇帝，试图纠正其错误行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和民生。这种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艺术特色方面，这段文字语言简练，叙事清晰，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对话，生动地展现了三国时期魏国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对杨仪、蒋琬、费祎等人物的描写，形象鲜明，富有戏剧性。同时，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典故和儒家经典，增强了文本的文化深度和历史厚重感。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点，展现了三国时期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和人物命运。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动态，以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
这段古文记载了曹魏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君臣对话，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统治者的治国理念。首先，王基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劝谏皇帝要体恤民力，避免过度劳役。这一思想源于儒家民本思想，强调君主应以民为本，否则将失去民心，导致政权不稳。
其次，高堂隆以天灾为警示，指出皇帝大兴土木、忽视民生是导致火灾的原因。他引用《易经》和《五行志》，强调天灾与人君的行为密切相关，主张节俭修德以应天意。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汉代极为盛行，反映了古人对自然与人事关系的深刻理解。
此外，王肃的谏言则体现了对民力的合理分配和对信用的重视。他建议皇帝减少不必要的劳役，确保民众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强调‘信之于民，国家大宝’，指出失信于民将导致国家根基不稳。这一观点与儒家‘民无信不立’的思想一脉相承。
最后，中山恭王衮的遗言展现了古代贵族对家族教育的重视。他告诫子孙要戒骄戒奢，以德治国，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总体而言，这段古文不仅记录了曹魏时期的政治动态，还通过君臣对话展现了古代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民本思想、天人感应、信用治国和家族教育等。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这段文本记载了三国时期曹魏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重要事件，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首先，文本中提到的‘星孛于大辰’和‘黄龙见’等天文现象，反映了古代中国对天象的重视，认为天象与人事密切相关，尤其是彗星的出现被视为天谴，黄龙的出现则被视为祥瑞。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帝王往往通过观察天象来调整政策，以顺应天意。
其次，文本中高堂隆的进谏和陈群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高堂隆直言不讳，批评曹叡过度修建宫室，导致民不聊生，体现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而陈群则通过隐秘的方式进谏，不公开批评君主，体现了儒家‘君子不显人之恶’的处世哲学。这两种不同的进谏方式，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忠君与直谏的不同理解。
再次，文本中提到的‘改正朔，易服色’和‘圆丘、方丘’等祭祀活动，反映了曹魏政权在建立初期对礼制的重视。通过改变历法和服饰颜色，曹魏试图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通过祭祀天地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礼制改革不仅是政治行为，也是文化行为，体现了中国古代‘礼治’思想的核心。
最后，文本中提到的公孙渊叛乱和诸葛恪的军事行动，反映了三国时期边疆地区的复杂局势。公孙渊自立为燕王，试图借助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力量对抗曹魏，而诸葛恪则通过屯田和军事威慑来平定山越叛乱。这些军事行动不仅体现了三国时期的军事策略，也反映了当时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政治格局。
总体而言，这段文本通过记载曹魏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的事件，展现了三国时期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礼制思想和边疆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这段古文主要讲述了三国时期吴国和魏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首先，诸葛恪作为吴国的重要将领，通过严明的军纪和果断的决策，成功地稳定了民心，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他的行为不仅得到了吴主孙权的嘉奖，还被封为威北将军和都乡侯，显示了他在吴国政治和军事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文中提到魏国将长安的钟虡、橐佗、铜人、承露盘等器物迁至洛阳，并铸造了黄龙、凤皇等象征吉祥的神兽，这些行为反映了魏国在文化上的繁荣和对传统礼仪的重视。然而，这些奢侈的行为也引起了部分官员的反对，如董寻和高堂隆等人纷纷上疏谏言，认为这些无益的工程不仅浪费了国家资源，还可能损害国家的德政。
董寻的谏言尤其值得关注，他以古之直士为例，强调忠直之士应尽言于国，不避死亡。他的言辞激烈，甚至表示愿意以死进谏，体现了古代士人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高堂隆的谏言则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指出奢靡之风可能导致国家的衰败，呼吁君主应注重节俭和德政。
卫觊和张茂的谏言则进一步强调了节俭的重要性。卫觊指出，当前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君主应注重节约，避免奢侈浪费。张茂则从民生的角度出发，批评了君主夺人妻女的行为，认为这不仅损害了百姓的利益，还可能引发社会的不满和动荡。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描述三国时期吴国和魏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诸葛恪的严明军纪和果断决策，魏国的文化繁荣和奢侈行为，以及官员们的直言进谏，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这些内容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我们理解古代政治、军事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段文本主要讨论了古代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制度，反映了古代政治文化中对官员能力和品德的重视。文本中提到的‘考课法’和‘明试以功’等概念，体现了古代对官员实际工作能力的重视，而不仅仅看重其名声或出身。这种制度设计旨在通过实际政绩来评估官员，以确保政府的高效运作和公正性。
文本中还提到了‘浮华之士’和‘画地作饼’等比喻，批评了那些只注重外表和空谈而不务实的官员。这种批评反映了古代政治文化中对实际能力和务实精神的重视，反对形式主义和空谈。
此外，文本中提到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和‘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等观点，强调了德政的重要性。这种思想体现了古代政治文化中对君主和官员道德品质的重视，认为只有通过德政才能赢得民心，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总的来说，这段文本不仅反映了古代官员选拔和考核制度的具体实践，还体现了古代政治文化中对实际能力、务实精神和道德品质的重视。这些思想和制度设计对后世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这段文字出自《三国志》中的记载，反映了卢毓在选拔人才时的理念。卢毓主张在选拔人才时，应优先考虑其品德和行为，其次才是其才能。这一观点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德才兼备’的理念，强调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卢毓认为，才能应当用于行善，大才应成就大善，小才应成就小善。如果一个人有才能却不能用于善事，那么这种才能就是‘不中器’的，即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文化内涵来看，卢毓的观点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行被视为立身之本，才能则是外在的表现。卢毓的言论强调了德行与才能的统一性，认为只有具备良好品德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其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成为选拔和评价人才的重要标准。
从艺术特色来看，这段文字简洁明了，语言凝练，通过对话的形式展现了卢毓的思想。卢毓与李丰的对话不仅体现了卢毓的智慧，也展示了李丰对其观点的认同。这种对话形式使得思想表达更加生动，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从历史价值来看，卢毓的观点在三国时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时社会动荡，人才选拔的标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稳定。卢毓的主张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强调德行的重要性，有助于选拔出真正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才。这种思想在后世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应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