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不仅是《资治通鉴》的主编，还在政治上有着重要影响，曾任宰相。
年代： 《资治通鉴》的编撰始于1065年，完成于1084年，涵盖了从公元前403年（战国时期）到公元959年（五代十国时期）共1362年的历史。
内容简要：《资治通鉴》以编年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从战国到五代十国之间的历史事件。全书共294卷，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书中不仅记录了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还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论，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见解，旨在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故书名“资治通鉴”，意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六-原文
起阏逢困敦，尽重光协洽，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前三年（甲子，公元前一七七年）
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诏曰：“前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国。乙亥，以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夏，四月，城阳景王章薨。
初，赵王敖献美人于高祖，得幸，有娠。及贯高事发，美人亦坐系河内。美人母弟赵兼因辟阳侯审食其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杀。吏奉其子诣上，上悔，名之曰长，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后封长为淮南王。
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吕后，故孝惠、吕后时得无患；而常心怨辟阳侯，以为不强争之于吕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常宽假之。是岁，入朝，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见辟阳侯，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驰走阙下，肉袒谢罪。帝伤其志为亲，故赦弗治。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淮南王。淮南王以此，归国益骄恣，出入称警跸，称制拟于天子。袁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上不听。
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保塞蛮夷，杀略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右贤王走出塞。
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留游太原十馀日。
初，大臣之诛诸吕也，硃虚侯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硃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帝立，闻硃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及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之。兴居自以失职夺功，颇怏怏；闻帝幸太原，以为天子且自击胡，遂发兵反。帝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以棘浦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祁侯缯贺为将军，军荥阳。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长安。诏：“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者，赦之。”八月，济北王兴居兵败，自杀。
初，南阳张释之为骑郎，十年不得调，欲免归。袁盎知其贤而荐之，为谒者仆射。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馀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辨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帝曰：“善！”乃不拜啬夫。上就车，诏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帝免冠，谢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
从行至霸陵，上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帝称善。是岁，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按“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太宗孝文皇帝中四年（乙丑，公元前一七六年）
冬，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薨。
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阳武张苍为丞相。苍好书，博闻，尤邃律历。
上召河东守季布，欲以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者；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
故特召君耳。”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
绛侯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薄太后亦以为勃无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绛侯始诛诸吕，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作顾成庙。
太宗孝文皇帝中五年（丙寅，公元前一七五年）
春，二月，地震。
初，秦用半两钱，高祖嫌其重，难用，更铸荚钱。于是物价腾踊，米至石万钱。夏，四月，更造四铢钱，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其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搒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隐阱，孰多于此！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贾山亦上书谏，以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上不听。
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吴王濞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于是吴、邓钱布天下。
初，帝分代为二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是岁，徙代王武为淮阳王；以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
太宗孝文皇帝中六年（丁卯，公元前一七四年）
冬，十月，桃、李华。
淮南厉王长自作法令行于其国，逐汉所置吏，请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从之。又擅刑杀不辜及爵人至关内侯；数上书不逊顺。帝重自切责之，乃令薄昭与书风谕之，引管、蔡及代顷王、济北王兴居以为儆戒。
王不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奏：“长罪当弃市。”制曰：“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徙处蜀郡严道邛邮。”尽诛所与谋者。载长以辎车，令县以次传之。
袁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
淮南王果愤恚不食死。县传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今为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户。
匈奴单于遣汉书曰：“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帝报书曰：“单于欲除前事，复故约，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初立，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
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牧。其遗汉书牍及印封，皆令长大，倨傲其辞，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汉使或訾笑匈奴俗无礼义者，中行说辄穷汉使曰：“匈奴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云有礼义，及亲属益疏则相杀夺，以至易姓，皆从此类也。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喋喋占占！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而稼穑耳！”
梁太傅贾谊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匈奴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立经陈纪，为万世法。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虖！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蚤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虖！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如此，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慉，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炙盭。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炙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伸，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櫌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居；妇姑不相说，则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今其遗见馀俗，犹尚未改，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
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都，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馀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熹；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谊以绛侯前逮系狱，卒无事，故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
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太宗孝文皇帝中七年（戊辰，公元前一七三年）
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灾。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
太宗孝文皇帝中八年（己巳，公元前一七二年）
夏，封淮南厉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淮南王之悖逆无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上弗听。
有长星出于东方。
太宗孝文皇帝中九年（庚午，公元前一七一年）
春，大旱。
太宗孝文皇帝中十年（辛未，公元前一七零年）
冬，上行幸甘泉。
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臣光曰：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欲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六-译文
从阏逢困敦年开始，到重光协洽年结束，共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前三年（甲子年，公元前177年）
冬季，十月，丁酉日晦日，发生了日食。
十一月，丁卯日晦日，又发生了日食。
皇帝下诏说：“之前派遣列侯前往封国，有些人推辞没有去。丞相是我所重视的，希望他能率领列侯前往封国！”
十二月，免去了丞相周勃的职务，派他前往封国。乙亥日，任命太尉灌婴为丞相；撤销太尉官职，将其职责归属于丞相。
夏季，四月，城阳景王刘章去世。
起初，赵王张敖向汉高祖献上一位美人，得到宠幸，怀孕了。后来贯高事件爆发，这位美人也因此被关押在河内。美人的弟弟赵兼通过辟阳侯审食其向吕后求情，吕后嫉妒，不肯为她说话。美人已经生下孩子，愤怒之下自杀了。官吏将她的孩子带到皇帝面前，皇帝后悔，给孩子取名为刘长，让吕后抚养他，并将他的母亲安葬在真定。后来封刘长为淮南王。
淮南王刘长早年失去母亲，常常依附吕后，因此在孝惠帝和吕后时期没有受到迫害；但他心中一直怨恨辟阳侯，认为他没有尽力在吕后面前为母亲争取，导致母亲含恨而死。等到皇帝即位，淮南王自认为与皇帝关系最亲近，变得骄横跋扈，多次不遵守法律；皇帝常常宽容他。这一年，淮南王入朝，跟随皇帝到苑囿打猎，与皇帝同乘一辆车，常常称呼皇帝为“大兄”。淮南王有勇力，能举起大鼎。于是他去见辟阳侯，从袖子里拿出铁椎击打辟阳侯，命令随从魏敬杀死他；然后骑马跑到宫门前，袒露上身请罪。皇帝同情他为母亲报仇的心意，因此赦免了他，没有追究。当时，薄太后、太子和众大臣都对淮南王感到畏惧。淮南王因此更加骄纵，出入时模仿天子的仪仗，自称警跸，行为举止与天子无异。袁盎劝谏说：“诸侯过于骄横，必定会引发祸患。”皇帝没有听从。
五月，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区，侵犯上郡的保塞蛮夷，杀害和掳掠百姓。皇帝前往甘泉。派遣丞相灌婴率领八万五千车骑，前往高奴攻打右贤王；又派遣中尉材官归属卫将军，驻军长安。右贤王逃出塞外。
皇帝从甘泉前往高奴，顺便到太原，会见旧臣，都给予赏赐；免除晋阳、中都百姓三年的租税。在太原停留游玩了十多天。
起初，大臣们诛杀吕氏家族时，硃虚侯刘章的功劳最大。大臣们许诺将赵地封给硃虚侯，将梁地封给东牟侯。等到皇帝即位，听说硃虚侯和东牟侯最初想立齐王为帝，因此贬低了他们的功劳，封他们的儿子为王，只割出齐国的两个郡给他们。刘兴居自认为失去了职位和功劳，心中不满；听说皇帝去了太原，以为天子要亲自攻打匈奴，于是起兵造反。皇帝得知后，罢免了丞相，并将出征的军队调回长安，任命棘浦侯柴武为大将军，率领四位将军和十万大军讨伐刘兴居；祁侯缯贺为将军，驻军荥阳。秋季，七月，皇帝从太原回到长安。下诏说：“济北的官吏和百姓，在军队到达之前自行安定或投降的，都赦免他们的罪过，恢复官职和爵位；与刘兴居有来往的，也赦免他们。”八月，济北王刘兴居兵败，自杀。
起初，南阳人张释之担任骑郎，十年没有得到升迁，想要辞职回家。袁盎知道他贤能，推荐他担任谒者仆射。
张释之跟随皇帝出行，登上虎圈，皇帝向上林尉询问各种禽兽的登记情况。问了十多个问题，上林尉左右张望，全都答不上来。虎圈啬夫在旁边代替上林尉回答。皇帝问的禽兽登记情况非常详细，想看看啬夫的能力；啬夫对答如流，毫无停顿。皇帝说：“官吏不应该是这样的！上林尉无能！”于是下诏让张释之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迟疑了一下，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皇帝说：“是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皇帝又说：“是长者。”张释之说：“绛侯和东阳侯被称为长者，但这两个人说话时常常不能出口，哪里像这个啬夫这样喋喋不休、口齿伶俐呢！况且秦朝任用刀笔吏，争相以快速苛刻为能事。其弊端是，只有表面的文书而没有实际内容，听不到他们的过错，最终导致国家崩溃。如今陛下因为啬夫口才出众而破格提拔他，我担心天下人会随风而动，争相追求口才而不务实。下面的风气受上面的影响，比影子和回声还要快，陛下的举措不能不慎重。”皇帝说：“说得好！”于是没有任命啬夫。皇帝上车后，下诏让张释之陪同乘车。慢慢前行，皇帝询问张释之秦朝的弊端，张释之详细回答。到了宫中，皇帝任命张释之为公车令。
不久，太子和梁王共乘一辆车入朝，没有在司马门下车。于是张释之追上并阻止太子和梁王，不让他们进入殿门，弹劾他们“不下公门，不敬”，上奏皇帝。薄太后听说后；皇帝摘下帽子，向太后谢罪，承认自己教导儿子不严。薄太后于是派人传达诏书赦免太子和梁王，然后他们才得以入宫。皇帝因此对张释之另眼相看，任命他为中大夫；不久，升为中郎将。
跟随皇帝出行到霸陵，皇帝对群臣说：“唉！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椁，再用纻絮和漆封住缝隙，难道还能被打开吗！”左右大臣都说：“好！”张释之说：“如果里面有让人想要的东西，即使封住南山也还是有缝隙；如果里面没有让人想要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皇帝称赞他说得好。这一年，张释之被任命为廷尉。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皇帝的马车受惊。于是派骑兵抓住那个人，交给廷尉处理。张释之上奏说：“这个人犯了跸罪，应当罚款。”皇帝生气地说：“这个人亲自惊动了我的马，幸好马温顺，如果是别的马，岂不是会让我受伤！廷尉却只判他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下共有的。现在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加重处罚，法律就会失去公信力。况且当时陛下派人杀了他也就罢了。现在已经交给廷尉处理。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一旦偏颇，天下人用法都会随之轻重不一，百姓将无所适从！请陛下明察。”皇帝沉默良久，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后来有人偷了高庙座前的玉环，被抓住；皇帝大怒，交给廷尉处理。张释之按照“盗窃宗庙服御物”的罪名上奏：判处弃市。皇帝大怒说：“这个人无道，竟敢偷盗先帝的器物！我交给廷尉处理，是想灭他的族；而你却依法判处，这不是我用来共同承继宗庙的意思。”张释之摘下帽子叩头谢罪说：“法律是这样规定的，足够了。而且罪责相当，但根据情节轻重有所不同。现在盗窃宗庙器物就要灭族，假如有愚民取了长陵的一捧土，陛下又将如何加重处罚呢？”皇帝于是向太后请示，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
太宗孝文皇帝中四年（乙丑年，公元前176年）
冬季，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去世。
春季，正月，甲午日，任命御史大夫阳武人张苍为丞相。张苍喜欢读书，博学多闻，尤其精通律历。
皇帝召见河东郡守季布，想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有人告诉皇帝季布勇猛、好酒、难以亲近；季布到京后，在官邸住了一个月，被召见后又被罢免。季布于是进言说：“我无功却受到宠信，在河东待罪，陛下无缘无故召见我，一定是有人用我来欺骗陛下。现在我来了，却没有接受任何任务，又被罢免，一定是有人在诋毁我。陛下因为一个人的赞誉而召见我，又因为一个人的诋毁而罢免我，我担心天下有识之士听说后，会借此窥探陛下的深浅！”皇帝沉默不语，感到惭愧，良久才说：“河东是我重要的郡，
所以特意召见你。”
皇帝提议让贾谊担任公卿的职位。大臣们大多批评他说：“贾谊是洛阳人，年纪轻轻，刚刚学习，却一心想要专权，扰乱各种事务。”于是皇帝后来也疏远了他，不再采纳他的建议，任命他为长沙王的太傅。
绛侯周勃回到封国后，每当河东郡的守、尉巡视到绛县时，周勃因为害怕被杀，常常穿着铠甲，命令家人拿着兵器来见他们。后来有人上书告发周勃想要谋反，皇帝下令将他交给廷尉处理。廷尉逮捕了周勃，审讯他。周勃非常害怕，不知道该如何辩解。狱吏逐渐对他进行侮辱，周勃于是用千金贿赂狱吏，狱吏在文书的背面写下：“以公主为证。”公主是皇帝的女儿，周勃的太子周胜之娶了她。薄太后也认为周勃没有谋反的事情。皇帝朝见太后时，太后用头巾打皇帝说：“绛侯当初诛杀诸吕，掌握皇帝的玺印，统领北军，那时不谋反，如今住在一个小县里，反而想要谋反吗？”皇帝看了周勃的供词后，道歉说：“狱吏正在核实，很快就会释放他。”于是派使者持节赦免了周勃，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地。周勃出狱后说：“我曾经统领百万大军，但哪里知道狱吏的尊贵呢！”
修建顾成庙。
太宗孝文皇帝中五年（丙寅年，公元前175年）
春天，二月，发生地震。
起初，秦朝使用半两钱，汉高祖嫌它太重，不便使用，于是改铸荚钱。结果物价飞涨，一石米的价格涨到一万钱。夏天，四月，又改铸四铢钱，废除了禁止民间铸钱的命令，允许百姓自行铸钱。
贾谊劝谏说：“法律允许天下人公开租用铜、锡来铸钱，如果有人敢掺杂铅、铁等杂质来谋取私利，就要处以黥刑。然而铸钱的情况是，如果不掺杂杂质，就无法获利；而掺杂的杂质很少，却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事情会招致祸患，法律也会引发奸诈；如今让百姓掌握铸币的权力，各自隐蔽地铸造，想要禁止他们谋取厚利和进行微小的欺诈，即使每天都有黥刑的处罚，也无法阻止这种现象。过去，一个县里因犯罪而被处罚的百姓多达数百人，官吏们怀疑并鞭打、追捕的人也很多。法律本应引导百姓，却让他们陷入陷阱，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而且百姓使用的钱币，郡县之间也不统一：有的地方使用轻钱，一百钱要加若干；有的地方使用重钱，按标准称重却不被接受。如果法律不统一，官吏们急于统一标准，就会变得非常繁琐苛刻，百姓无法承受；如果放任不管，市场上的钱币就会混乱不堪；如果没有好的办法，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如今农民放弃耕作，去采铜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放下农具，去冶炼、烧炭；奸钱越来越多，粮食却没有增加。善良的人因为害怕而变成奸邪之徒，百姓因为贪图利益而陷入刑罚；刑罚将变得非常不祥，怎么能忽视呢！国家知道这个祸患，官吏们一定会说‘禁止铸钱’。但如果禁止的方法不对，伤害会更大。如果禁止铸钱，钱币的价值就会上涨；钱币价值上涨，利润就会更丰厚，盗铸的人会像云一样涌现，弃市的刑罚也不足以禁止。奸诈的行为无法禁止，法律的禁令屡屡被破坏，这都是因为铜的缘故。铜遍布天下，带来的祸患非常广泛，所以不如将铜收归国有。”贾山也上书劝谏，认为：“钱币是没有用的器物，却可以用来换取富贵。富贵是君主掌握的权柄；如果让百姓掌握铸币的权力，就是与君主共同掌握权柄，这是不可长久的。”皇帝没有听从。
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到皇帝的宠幸，皇帝想让他富裕，赐给他蜀郡严道的铜山，让他铸钱。吴王刘濞拥有豫章的铜山，招揽天下逃亡的人来铸钱；还在东边煮海水制盐；因此吴国没有赋税，但国家用度充足。于是吴国和邓通的钱币遍布天下。
起初，皇帝将代国分为两个国家，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这一年，将代王刘武迁为淮阳王；以太原王刘参为代王，恢复了原来的封地。
太宗孝文皇帝中六年（丁卯年，公元前174年）
冬天，十月，桃树和李树开花。
淮南厉王刘长在自己的封国内自行制定法令，驱逐汉朝任命的官吏，请求自己任命相国和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皇帝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他还擅自处死无辜的人，并封爵至关内侯；多次上书言辞不恭顺。皇帝多次严厉责备他，于是命令薄昭写信劝诫他，引用管叔、蔡叔以及代顷王、济北王刘兴居的例子作为警示。
淮南王不高兴，命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密谋，用四十辆辇车在谷口造反；还派人联络闽越和匈奴。事情败露后，有关部门处理了此事。皇帝派使者召见淮南王。淮南王到了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代理御史大夫的职责，与宗正、廷尉一起上奏：“刘长的罪行应当处以弃市。”皇帝下诏说：“赦免刘长的死罪，废除他的王位，不再封王；将他流放到蜀郡严道的邛邮。”并诛杀了所有参与谋反的人。用辎车载着刘长，命令各县依次传送。
袁盎劝谏说：“皇帝一向骄纵淮南王，没有为他设立严格的师傅和相国，所以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淮南王为人刚烈，如今突然受到这样的打击，臣担心他会因为愤怒和疾病而死去，陛下将背负杀害弟弟的恶名，怎么办？”皇帝说：“我只是想让他吃点苦头，现在赦免他。”
淮南王果然因为愤怒和怨恨，绝食而死。辎车传送到雍县时，雍县的县令打开封条，报告了淮南王的死讯。皇帝非常悲伤，哭着对袁盎说：“我没有听从你的话，最终失去了淮南王！现在该怎么办？”袁盎说：“只有斩杀丞相和御史，向天下谢罪才行。”皇帝立即命令丞相和御史逮捕并审讯那些在传送淮南王时没有打开封条、没有提供饮食的县吏，全部处以弃市；并以列侯的规格将淮南王安葬在雍县，设置了三十户守墓人。
匈奴单于给汉朝写信说：“之前，皇帝提到和亲的事情，信中的意思非常合欢。但汉朝的边吏侵犯并侮辱了右贤王；右贤王没有请示，听从了后义卢侯难支等人的计策，与汉朝的官吏对抗。这破坏了两国的约定，离间了兄弟之间的亲情，所以我惩罚了右贤王，让他向西攻打月氏。凭借上天的福佑，我们的士兵和马匹都很强大，最终消灭了月氏，斩杀、降服了他们，平定了他们；楼兰、乌孙、呼揭以及周边的二十六个国家，都已经归顺了匈奴，所有拉弓射箭的百姓都成为了一家人，北方的州郡已经安定。我希望停止战争，让士兵们休息，养马，消除过去的误会，恢复原来的约定，以安定边境的百姓。如果皇帝不希望匈奴靠近边塞，那就请下令让边吏和百姓远离边塞。”皇帝回信说：“单于想要消除过去的误会，恢复原来的约定，我非常赞赏。这是古代圣王的志向。汉朝与匈奴约定为兄弟，所以送给单于的礼物非常丰厚；但破坏约定、离间兄弟亲情的，往往是匈奴。不过右贤王的事情已经发生在赦免之前，单于不必深究！如果单于能够按照信中的意思，明确告诉各位官吏，让他们不要违背约定，保持诚信，我会像单于信中所说的一样尊敬他。”
不久之后，冒顿单于去世，他的儿子稽粥继位，号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刚刚继位，皇帝又派遣宗室女翁主作为单于的阏氏，并派宦官燕人中行说作为翁主的师傅。中行说不愿意去，汉朝强迫他去。中行说说：“如果一定要我去，我将会成为汉朝的祸患！”中行说到了匈奴后，投降了单于，单于非常宠信他。
起初，匈奴人喜欢汉朝的丝绸和食物。中行说说：“匈奴的人口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衣食与汉朝不同，不依赖汉朝。如今单于改变习俗，喜欢汉朝的东西；汉朝的东西不过占十分之二，匈奴就会完全归顺汉朝了。”于是他将得到的汉朝丝绸，放在草丛中奔跑，衣服和裤子都破裂了，以此显示不如匈奴的毛皮衣服结实；得到的汉朝食物，他都扔掉，以此显示不如匈奴的奶酪美味。于是中行说教导单于的左右
记录人口和牲畜的数量。他们给汉朝的书信和印章，都故意写得很大，言辞傲慢，自称是“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
汉朝的使者有时会嘲笑匈奴没有礼义，中行说就会反驳汉使说：“匈奴的规矩简单，容易执行；君臣关系简单，可以长久；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所以匈奴即使内乱，也一定会立宗族的人为王。现在中国虽然自称有礼义，但亲属之间越来越疏远，甚至互相残杀，导致改朝换代，都是因为这种情况。唉！你们这些住在土屋里的人，不要多嘴多舌！看看汉朝送给匈奴的丝绸、米粮，只要数量足够，质量好就行了，何必多说什么呢！如果给的东西充足、质量好，那就罢了；如果不足、质量差，那就等到秋天，用骑兵去践踏你们的庄稼！”
梁太傅贾谊上书说：“我私下认为当前的形势，有一件事值得痛哭，两件事值得流泪，六件事值得长叹；至于其他违背道理、伤害道义的事情，难以一一列举。那些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治理好了，’我却认为并非如此。说天下安定且治理好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谄媚，都不是真正了解治乱之道的人。就像把火放在柴堆下面，自己睡在上面，火还没有烧到，就说是安全的；现在的形势，和这有什么区别！陛下为什么不让我详细陈述这些情况，并提出治安的策略，供您仔细选择呢！如果要治理国家，劳心费力，身体受苦，放弃钟鼓之乐，那也无可厚非。如果享受的快乐和现在一样，而诸侯遵守规矩，不动兵戈，匈奴臣服，百姓淳朴，活着是明君，死后是明神，美名流传无穷，让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朝永存，制定经典，成为万世的法则。即使有愚笨、不成器的后代，也能继承基业而安定。以陛下的明智，让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辅佐您，达到这样的目标并不难。
“建立国家必然会有互相猜疑的局面，下面的人屡次遭受灾祸，上面的人屡次感到忧虑，这绝不是安定上面、保全下面的办法。现在有的亲弟弟想当东帝，亲哥哥的儿子向西进攻，现在吴国又来告状了。天子正值壮年，行为没有过失，恩德深厚，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权力更大的诸侯呢！
然而天下稍微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国的王年幼未壮，汉朝任命的傅、相还在掌握大权。几年之后，诸侯王大多成年，血气方刚；汉朝的傅、相称病被罢免，他们从丞、尉以上都安排了自己的亲信。这样一来，和淮南、济北的叛乱有什么区别？这时候想要治理安定，即使是尧、舜也做不到。
黄帝说：‘太阳到了正午一定要晒东西，拿着刀一定要割东西！’现在顺着这个道理去做，保全安定非常容易，却不肯早点行动，等到骨肉相残的时候再去制止，这和秦朝末年有什么区别！那些异姓诸侯依仗强大而发动叛乱，汉朝侥幸战胜了他们，却没有改变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同姓诸侯沿着他们的足迹发动叛乱，已经有征兆了，形势又会重演。灾祸的变化，不知道会转移到哪里，明帝尚且不能安定，后世该怎么办！
“我私下考察前事，大多是强者先反。长沙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劳少却最完整，势力疏远却最忠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本性与众不同，而是形势使然。如果当初让樊哙、郦商、绛侯、灌婴占据几十座城为王，现在即使残破灭亡也可以；让韩信、彭越等人封为彻侯而居，即使到现在还存在也可以。那么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想要诸侯王都忠诚依附，就不如让他们像长沙王一样；想要臣子不被剁成肉酱，就不如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一样；想要天下安定，就不如多封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小就容易用道义驱使，国家小就没有邪心。让天下的形势，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没有不听从的，诸侯的君主不敢有异心，像车轮的辐条一样聚集在一起，归顺天子。分割土地，制定制度，让齐、赵、楚各自分为若干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依次各自继承祖先的封地，直到土地分完为止；那些封地多而子孙少的，建立国家，暂时空置，等到子孙出生后再让他们去统治；一寸土地，一个人口，天子都不贪图，只是为了安定治理而已。这样一来，即使让婴儿坐在天下之上也能安定，立遗腹子为君，朝堂上放着先王的衣服，天下也不会乱；当时大治，后世歌颂圣明。陛下还怕什么，迟迟不这样做！
“天下的形势就像得了大病，一条腿粗得像腰，一根手指粗得像大腿，平时不能屈伸，一两个手指抽搐，身体就感到无聊。现在不治，一定会变成顽疾，以后即使有扁鹊，也治不好了。这病不仅仅是肿胀，还痛苦扭曲。元王的儿子，是皇帝的堂弟；现在的王，是堂弟的儿子。惠王的儿子，是亲哥哥的儿子，现在的王，是哥哥的孙子。亲近的人没有封地来安定天下，疏远的人却掌握大权来逼迫天子，所以我说这不仅仅是肿胀，还痛苦扭曲。值得痛哭的，就是这种病。
“天下的形势就像倒悬。天子是天下之首。为什么呢？因为在上。蛮夷是天下之足。为什么呢？因为在下。现在匈奴傲慢无礼，侵掠不止，极为不敬；而汉朝每年送金银丝绸去讨好他们。足反而在上，头反而在下，倒悬如此，没有人能解决，这还能算是有国家吗？值得流泪的，就是这种情况。现在不去猎杀猛敌而去猎杀野猪，不去打击反叛的敌人而去捕捉兔子，沉迷于小娱乐而不考虑大患，恩德可以远播却只在几百里外，威令不能伸张，值得流泪的，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普通人的墙壁上可以挂皇帝的服饰，倡优下贱的人可以穿戴皇后的装饰；而皇帝自己穿着粗布衣服，富人的墙壁上却挂着锦绣；皇后的衣领上镶边，普通人的妾室却在鞋子上镶边；这就是我所说的颠倒。一百个人劳作也不能让一个人穿暖，想要天下没有寒冷，怎么可能；一个人耕种，十个人聚在一起吃，想要天下没有饥饿，不可能；饥寒交迫在百姓的肌肤上，想要他们不做奸邪之事，不可能。值得长叹的，就是这种情况。
“商鞅抛弃礼义，放弃仁恩，一心追求进取；实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人家里富裕，儿子成年就分家，家里贫穷，儿子成年就入赘；借父亲的农具，脸上还带着得意的神色；母亲拿簸箕扫帚，站着就骂；抱着孩子喂奶，和公公住在一起；婆媳不和，就互相讥讽；他们爱孩子、贪利，和禽兽没什么区别。现在他们的遗风余俗，还没有改变，抛弃礼义，丧失廉耻越来越严重，可以说是每个月、每年都在变化。追逐利益不顾一切，不考虑行为是否得当；现在甚至有杀父兄的。而大臣们只是把簿书不报、会议期间的事情当作大事，至于风俗败坏，世道衰败，却安然处之，不以为怪，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改变风俗，让天下人回心转意，走向正道，这不是一般官吏能做到的。一般官吏所关注的，只是刀笔、筐箧之类的小事，而不懂大局。陛下又不自己担忧，我私下为陛下感到可惜！不如现在制定经典制度，让君臣上下有差别，父子六亲各得其所。这个制度一旦确定，世世代代都能安定，然后有所遵循；如果经典制度不
定，就像渡江过河时没有船桨，到了河中间遇到风浪，船必定会翻覆。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事情。
“夏、商、周三代的天子都延续了数十代，而秦朝的天子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人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为什么三代的君主能够长久地治理天下，而秦朝却暴虐无道呢？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按照礼仪来培养，官员们整齐严肃地穿戴礼服，在南郊迎接太子，经过宫门时要下车，经过宗庙时要快步行走，所以太子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接受教育。等到太子稍微懂事，三公、三少就用孝、仁、礼、义来教导他，驱逐邪恶的人，不让他看到恶行，于是选拔天下正直、孝顺、博学、有道德的人来辅佐他，让他与太子同住同出。所以太子一出生就看到正事，听到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直的人。与正直的人相处久了，自然也会变得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讲齐国的语言；与不正直的人相处久了，自然也会变得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讲楚国的语言。孔子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习惯久了就像自然一样。’习惯与智慧一起增长，所以做事不会感到羞愧；教化与内心一起形成，所以行为合乎道义就像天性一样。三代之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他们辅佐太子有这些方法。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让赵高教导胡亥，教他的是刑狱之事，所学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灭人三族。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开始射杀臣子，忠言劝谏的人被说成是诽谤，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是妖言，他看待杀人就像割草一样。难道只是胡亥本性恶劣吗？是因为教导他的人没有用正确的道理来引导他。俗话说：‘前车之覆，后车之诫。’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其轨迹是可见的；然而后人却不吸取教训，那么后车又将翻覆。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的善行，在于尽早教导和选择左右辅佐的人。心还没有被污染时就先教导，那么教化就容易成功；开启道术、智慧、礼仪的指引，那么教化的力量就显现了；如果太子习惯了这些，那么左右辅佐的人就足够了。胡人、粤人，生下来时声音相同，欲望也没有差别；等到他们长大，形成了不同的习俗，经过多次翻译也无法相通，甚至有人宁愿死也不愿意互相帮助，这就是教化的结果。所以我说，选择左右辅佐的人、尽早教导是最紧急的事情。教导得当，左右辅佐的人正直，那么太子就会正直，太子正直，天下就会安定。《尚书》说：‘一人有福，万民依赖。’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一般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礼的作用是防止坏事在发生之前，而法的作用是惩罚坏事在发生之后，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看到，而礼的作用却难以察觉。至于用奖赏来鼓励善行，用刑罚来惩罚恶行，先王执掌这样的政令，坚如金石；执行这样的政令，信如四季；依据这样的公正，无私如天地，难道会不用吗？然而人们常说礼、礼，是因为礼的珍贵在于它能杜绝恶行于未萌之时，并在细微之处进行教化，使百姓不知不觉地迁善远罪。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但我的目标是让诉讼不再发生！’为君主谋划的人，不如先审慎地决定取舍，取舍的准则一旦在内心确定，那么国家的安危就会在外界显现。秦王想要尊崇宗庙、安定子孙，与商汤、周武王是一样的。然而商汤、周武王广施德行，延续了六七百年的统治，而秦王治理天下十几年就大败。这没有别的原因：商汤、周武王的取舍审慎，而秦王的取舍不审慎。天下，就像一个大器皿；现在的人放置器皿，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况，与器皿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在于天子如何放置它。商汤、周武王把天下放在仁、义、礼、乐的基础上，延续了数十代的子孙，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王把天下放在法令、刑罚的基础上，祸患几乎降临到自己身上，子孙被诛杀殆尽，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吗！有人说：‘听人说话的方法，一定要用事实来验证，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说。’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引用商、周、秦的历史来观察呢！君主的尊贵就像殿堂，群臣就像台阶，百姓就像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离地面远，殿堂就高；台阶没有级，离地面近，殿堂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侵犯，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古代的圣王制定了等级制度，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伸到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位于最高处，所以他的尊贵是无人能及的。
“俗话说：‘想打老鼠却怕打坏器皿。’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皿，尚且不敢打，怕打坏器皿，更何况是贵臣靠近君主呢！用廉耻和礼节来治理君子，所以有赐死而没有杀戮和侮辱。因此，黥刑、劓刑的罪不施加给大夫，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礼制规定：不敢踩踏君主的马，踢马草的人要受罚，这是为了预防对君主的不敬。现在从王、侯、三公这样的贵人，都是天子以礼相待的，古代天子称他们为伯父、伯舅；而现在却让他们与百姓一样受黥刑、劓刑、髡刑、刖刑、笞刑、傌刑、弃市等刑罚，那么殿堂岂不是没有台阶了吗！被杀戮和侮辱的人岂不是太可怜了吗！廉耻不施行，大臣岂不是手握重权、身居高位却有无耻之徒的心态吗！望夷宫的事件，二世被处以重法，就是打老鼠而不顾忌器皿的习惯。我听说：鞋子再新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再破也不能用来垫鞋。那些曾经在贵宠之位的人，天子以礼相待，吏民曾经俯伏敬畏；现在他们有过错，皇帝可以废黜他们，可以让他们退位，可以赐死他们，可以灭掉他们；但如果把他们捆绑起来，押送到司寇那里，编入徒官，司寇小吏辱骂并鞭打他们，这恐怕不是让百姓看到的好榜样。卑贱的人习惯了看到尊贵的人一旦犯错也会受到这样的惩罚，这不是尊贵、尊贵的教化。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废黜的，不说不廉洁，而说‘簠簋不饰’；有因为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而被废黜的，不说污秽，而说‘帷薄不修’；有因为软弱无能而被废黜的，不说软弱，而说‘下官不职’。所以贵大臣确实有罪，但不会直接称呼他们的罪名，而是委婉地为他们掩饰。所以那些在大谴、大何之域的人，听到谴责和质问时，会戴上白冠、系上氂缨，捧着盘水、佩上剑，到请罪室去请罪，君主不会亲自绑缚他们；那些有中罪的人，听到命令后会自行放松，君主不会让人扭断他们的脖子；那些有大罪的人，听到命令后会北面再拜，跪地自裁，君主不会让人按住他们行刑。君主会说：‘你大夫自己有过错，我对你是有礼的。’君主以礼相待，所以群臣自会感到欣慰；用廉耻来约束，所以人们会珍惜节操。君主设立廉耻、礼义来对待臣子，如果臣子不以节操来回报君主，那就不是人了。所以教化成功、风俗稳定，那么做臣子的人都会顾全德行而忘记私利，坚守节操而服从道义，所以可以把不御之权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六尺之孤寄托给他们，这是厉行廉耻、推行礼义的结果，君主有什么损失呢！不这样做却只顾那些长久以来的做法，所以说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事情。”
贾谊因为绛侯周勃之前被逮捕入狱，最终无事，所以用这些话来讥讽皇帝。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建议，对待臣下有节制，从此以后大臣们
有罪的人，都自杀，不接受刑罚。
太宗孝文皇帝中七年（戊辰，公元前173年）
冬季，十月，命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俸禄二千石的官吏不得擅自征捕。
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六月，癸酉日，未央宫东阙的罘罳发生火灾。
民间有歌颂淮南王的歌谣说：“一尺布，还可以缝补；一斗粟，还可以舂米；兄弟二人却不能相容！”皇帝听到后感到忧虑。
太宗孝文皇帝中八年（己巳，公元前172年）
夏季，封淮南厉王的儿子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皇帝一定会恢复他们的王位，上疏劝谏说：“淮南王的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幸而赦免并迁徙他，他自己病死了，天下谁认为他的死是不应该的！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正好足以让天下人诽谤。这些人年轻力壮，怎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呢！白公胜为父报仇的对象，是他的祖父和叔父。白公作乱，不是想要夺取国家取代君主，而是发泄愤怒，快意恩仇，亲手刺向仇人的胸膛，本来就是为了同归于尽而已。淮南虽然小，黥布曾经利用它，汉朝能够存在，只是侥幸罢了。擅自封赏仇人足以危害汉朝的资本，在策略上是不利的。给予他们民众，积累财富，这不是有子胥、白公在广都中报仇，就是怀疑有专诸、荆轲在两柱之间兴起，这就是所谓的借贼兵，为虎添翼。希望陛下稍加考虑！”皇帝不听。
有长星出现在东方。
太宗孝文皇帝中九年（庚午，公元前171年）
春季，大旱。
太宗孝文皇帝中十年（辛未，公元前170年）
冬季，皇帝前往甘泉。
将军薄昭杀了汉朝的使者。皇帝不忍心加以诛杀，让公卿们陪他饮酒。想让他自己了断，薄昭不肯；让群臣穿着丧服去哭他，他才自杀。
臣司马光说：李德裕认为：“汉文帝诛杀薄昭，决断是明确的，但在道义上却不安。秦康送晋文，兴起如同存在的感情；何况太后还在，唯一的弟弟薄昭，决断不疑，这不是安慰母亲的心。”臣愚以为法律是天下公器，只有善于持法的人，亲疏如一，无所不行，那么人们就不敢有所依仗而犯法。薄昭虽然一向被称为长者，文帝不给他安排贤明的师傅而让他掌管兵权；骄傲而犯上，以至于杀了汉朝的使者，这不是有所依仗才这样吗！如果又因此赦免他，那么与成帝、哀帝的时代有什么不同呢！魏文帝曾经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不取他杀薄昭的事，说：“舅后之家，只应当用恩情养育而不应当给予权力，既然触犯了法律，又不得不害。”讥讽文帝当初没有防备薄昭，这话说得对。那么想要安慰母亲的心，应该从一开始就谨慎！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六-注解
阏逢困敦：古代天干地支纪年法中的年份名称，阏逢为天干之一，困敦为地支之一，合起来表示特定的年份。
重光协洽：古代天干地支纪年法中的年份名称，重光为天干之一，协洽为地支之一，合起来表示特定的年份。
日有食之：指日食现象，古代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常与政治事件相关联。
列侯：汉代的一种爵位，仅次于诸侯王，通常授予有功之臣或皇亲国戚。
丞相：古代官职，相当于现代的总理或首相，负责国家的行政事务。
太尉：古代官职，负责军事事务，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长。
城阳景王：指汉朝的城阳王刘章，景王是他的谥号。
高祖：指汉高祖刘邦，汉朝的开国皇帝。
贯高：指汉初的贯高事件，涉及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
吕后：指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她在刘邦死后掌握了朝政大权。
淮南王：指刘安，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因谋反被废为庶人。
匈奴：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常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
甘泉：汉代宫殿名，位于今陕西淳化县，是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地方。
硃虚侯：指汉朝的硃虚侯刘章，他在诛杀吕氏家族中立下大功。
济北王：指汉朝的济北王刘兴居，他是刘邦的孙子。
袁盎：西汉大臣，曾多次劝谏汉文帝，主张宽厚待人。
张释之：汉朝官员，以公正执法闻名。
廷尉：古代官职，负责司法事务，相当于现代的司法部长。
霸陵：汉文帝的陵墓，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
河东：地名，位于今山西省，汉代时是重要的行政区。
贾谊：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主张加强中央集权。
绛侯周勃：西汉开国功臣，曾参与平定诸吕之乱，后因被诬告谋反而下狱，最终被赦免。
薄太后：汉文帝的母亲，曾在周勃被诬告谋反时为其辩护。
荚钱：汉高祖时期铸造的一种轻便货币，因重量较轻，导致物价飞涨。
四铢钱：汉文帝时期铸造的货币，重量为四铢，旨在稳定货币体系。
邓通：汉文帝宠臣，因得赐铜山而富甲天下，后因铸钱而闻名。
吴王濞：西汉诸侯王，拥有铜山，通过铸钱和煮盐积累了大量财富。
淮南厉王长：汉文帝的弟弟，因谋反被废黜，最终在流放途中愤恚而死。
匈奴单于：匈奴的最高统治者，与汉朝时有和亲，时有战争。
中行说：汉代的一位官员，以直言敢谏著称。
疏记：古代的一种文书形式，用于记录和报告。
课：古代的一种税收或赋役制度。
汉书牍：汉代的书信或公文。
印封：古代用于封缄文书的印章。
匈奴大单于：匈奴的最高统治者，相当于汉朝的皇帝。
梁太傅贾谊：贾谊，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任梁太傅。
痛哭者一：贾谊认为当时最令人痛心的一件事。
流涕者二：贾谊认为当时最令人流泪的两件事。
长太息者六：贾谊认为当时最令人叹息的六件事。
黄帝：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扁鹊：古代著名的医学家，被誉为神医。
商君：指商鞅，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家，以变法著称。
秦俗：秦国的风俗习惯。
簿书：古代官府中的文书档案。
期会：古代官府中的定期会议。
刀笔：古代官府中的文书工作。
筐箧：古代官府中的文书箱。
定：安定，稳固。这里指国家的安定。
维楫：船桨。维，系船的绳索；楫，划船的桨。
太息：深深的叹息。
夏、殷、周：中国古代的三个朝代，分别指夏朝、商朝和周朝。
秦：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由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
太子：皇位的继承人，通常为皇帝的长子。
赤子：婴儿，比喻纯洁无瑕的人。
三公、三少：古代的高级官职，三公指太师、太傅、太保，三少指少师、少傅、少保。
孝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
端士：品行端正的人。
赵高：秦朝的宦官，秦始皇死后，他篡权并导致秦朝的灭亡。
胡亥：秦朝的第二位皇帝，秦始皇的儿子。
斩、劓：古代的刑罚，斩指砍头，劓指割鼻。
夷人之三族：古代的一种极刑，指诛杀罪犯的父母、妻子和子女。
艾草菅：比喻轻易地杀人。艾草和菅都是常见的野草。
前车覆，后车诫：比喻前人的失败可以作为后人的教训。
县于太子：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太子身上。县，通“悬”，寄托。
谕教：教导，教育。
胡、粤：古代对北方和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
礼：古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法：法律，法规。
汤、武：商汤和周武王，分别是商朝和周朝的开国君主。
仁、义、礼、乐：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分别指仁爱、正义、礼仪和音乐。
法令、刑罚：法律和刑罚，指秦朝以严刑峻法治国。
堂、陛：堂指宫殿的正厅，陛指宫殿的台阶。
廉耻：廉洁和羞耻心。
黥、劓：古代的刑罚，黥指在脸上刺字，劓指割鼻。
髡、刖：古代的刑罚，髡指剃去头发，刖指砍去脚。
笞、傌：古代的刑罚，笞指鞭打，傌指用棍棒打。
弃市：古代的极刑，指在市场上公开处决。
望夷：秦朝末年的一次政变，导致秦二世被杀。
履虽鲜不加于枕：比喻即使鞋子再新，也不能放在枕头上。
冠虽敝不以苴履：比喻即使帽子再破，也不能用来垫鞋。
簠簋不饰：比喻官员不廉洁。簠簋是古代祭祀用的器皿。
帷薄不修：比喻家庭内部混乱。帷薄指家中的帷幕。
下官不职：比喻官员不称职。
白冠氂缨：古代官员请罪时的装束。
盘水加剑：古代官员请罪时的仪式，表示愿意接受惩罚。
造请室：古代官员请罪的地方。
北面再拜：古代表示极度恭敬的礼节。
自裁：自杀。
捽抑：抓住并压制。
婴以廉耻：用廉洁和羞耻心来约束。
顾行而忘利：注重行为而忽视利益。
守节而伏义：坚守节操并服从道义。
托不御之权：委托不受限制的权力。
寄六尺之孤：寄托年幼的孤儿。
厉廉耻：激励廉洁和羞耻心。
行礼谊：推行礼仪和道义。
太宗孝文皇帝：即汉文帝刘恒，西汉第五位皇帝，以仁政著称，开创了文景之治。
太夫人、夫人：汉代对贵族妇女的尊称，太夫人通常指列侯的母亲，夫人指列侯的妻子。
诸侯王子：指诸侯王的儿子，通常享有一定的封地和特权。
吏二千石：汉代官员的俸禄等级，相当于高级官员。
未央宫：汉代皇宫，位于长安城，是皇帝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地方。
罘罳：古代宫殿门前的屏风或屏障，用于遮挡视线。
白公胜：春秋时期楚国贵族，因父亲被杀而发动叛乱。
黥布：即英布，汉初名将，后因谋反被杀。
子胥、白公：指伍子胥和白公胜，均为春秋时期著名的复仇者。
专诸、荆轲：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专诸刺吴王僚，荆轲刺秦王嬴政。
长星：古代对彗星的称呼，常被视为不祥之兆。
薄昭：汉文帝的舅舅，因杀汉使者被逼自杀。
李德裕：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曾任宰相。
秦康送晋文：指春秋时期秦康公护送晋文公回国即位的故事。
魏文帝：即曹丕，三国时期魏国的开国皇帝。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六-评注
这段古文记载了汉文帝时期的多个重要事件，展现了当时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复杂情况。首先，文中提到日食现象，古代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常与政治事件相关联，反映了古人对天象的重视和对天命的敬畏。其次，文中提到丞相、太尉等官职的变动，反映了汉文帝时期政治权力的调整和官员的任免情况。
文中还提到淮南王刘长的行为，他因母亲的自杀而对辟阳侯心怀怨恨，最终采取了极端手段。这一事件反映了汉代诸侯王的权力斗争和宫廷内部的复杂关系。淮南王的骄纵行为也引发了袁盎的谏言，表明当时朝廷对诸侯王的控制力度不足，存在潜在的政治风险。
此外，文中还记载了匈奴的入侵和汉文帝的应对措施，反映了汉代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紧张关系。汉文帝派遣丞相灌婴率军击退匈奴，显示了当时汉朝的军事力量和对外政策的灵活性。
张释之的故事是本文的另一亮点。他以公正执法闻名，敢于直言进谏，甚至敢于制止太子和梁王的不当行为。张释之的言行体现了汉代官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也反映了汉文帝对法律的重视和对官员的信任。
总的来说，这段古文通过多个事件的叙述，展现了汉文帝时期的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复杂情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中的人物形象鲜明，事件叙述生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汉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
这段文字记载了西汉文帝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展现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货币政策的调整以及对外关系的处理。贾谊作为一位年轻有为的政治家，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但因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而遭到排挤，最终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这一事件反映了西汉初期改革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
绛侯周勃的故事则揭示了功臣在政治斗争中的脆弱性。周勃作为平定诸吕之乱的功臣，本应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因被诬告谋反而下狱，最终虽被赦免，但也感叹‘狱吏之贵’，揭示了当时司法系统的腐败与不公。
在货币政策方面，汉文帝时期经历了从荚钱到四铢钱的转变。贾谊的谏言指出了货币政策的复杂性，尤其是民间私铸货币的问题。他认为，货币政策的失误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犯罪。这一观点反映了当时经济政策的困境，也体现了贾谊对经济问题的深刻洞察。
淮南厉王长的谋反事件则展现了诸侯王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淮南王因不满汉文帝的政策而发动叛乱，最终被废黜并流放。这一事件反映了西汉初期中央集权与地方诸侯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揭示了汉文帝在处理兄弟关系时的无奈与矛盾。
在对外关系方面，汉文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体现了汉朝对边疆稳定的重视。匈奴单于的来信表达了希望恢复和亲的愿望，而汉文帝的回复则展现了其宽厚的外交策略。然而，中行说的投降与对匈奴的影响，则揭示了汉朝在与匈奴交往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西汉文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历史事件，还通过这些事件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贾谊、周勃、淮南王等历史人物的命运，反映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与无常，而货币政策的调整与对外关系的处理，则体现了汉文帝在治国理政中的智慧与无奈。
这段文字主要反映了汉代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以及贾谊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深刻见解。首先，文中提到匈奴的文书和印章，显示了匈奴与汉朝之间的外交关系。匈奴大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表明其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的统治者。中行说的言论则揭示了匈奴社会的特点，即简单直接的政治结构和紧密的君臣关系，这与汉朝的复杂礼制形成鲜明对比。
贾谊的上疏则是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深刻分析。他认为天下并未真正安定，表面上看似和平，实则危机四伏。他用“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当前局势的危险性。贾谊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国家的策略，强调要减少诸侯的权力，防止他们威胁中央政权。他主张通过分割诸侯的领地来削弱他们的力量，从而达到稳定国家的目的。
贾谊还批评了当时社会风俗的败坏，指出商鞅变法后秦国的风俗日益堕落，礼义廉耻被抛弃，人们逐利忘义，甚至出现了杀父兄的极端行为。他认为这种社会风气的败坏是导致国家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贾谊呼吁皇帝采取措施移风易俗，恢复礼义廉耻，使社会回归正道。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反映了汉代与匈奴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揭示了贾谊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风气的批判。贾谊的言论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社会道德沦丧的痛心，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本文通过对夏、殷、周三代与秦朝的比较，深刻探讨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太子的教育和辅翼。文章指出，三代之所以能够长久统治，是因为他们注重太子的早期教育，选择品行端正的人来辅佐太子，使其从小接触正事、正言、正道，从而培养出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而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正是因为忽视了太子的教育，导致秦二世胡亥在赵高的影响下，习得了暴虐的行为，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
文章进一步强调了礼与法的作用，指出礼是预防性的，能够在恶行发生之前加以制止，而法则是事后惩罚。作者认为，礼的作用虽然难以立即显现，但其影响深远，能够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向善。相比之下，法的作用虽然明显，但只能治标不治本。通过对比汤、武与秦王的治国方式，作者指出，汤、武之所以能够长久统治，是因为他们以仁义礼乐治国，而秦王则以法令刑罚治国，最终导致国家的迅速灭亡。
文章还通过对古代礼仪和刑罚的讨论，强调了廉耻和礼仪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廉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礼仪则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古代大臣的礼仪和刑罚的描述，作者指出，古代社会对大臣的尊重和礼遇，能够激励他们坚守节操，服从道义，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
最后，文章通过对秦朝灭亡的反思，提出了“前车覆，后车诫”的警示，强调后人应当从前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作者认为，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太子身上，太子的教育和辅翼是国家的根本。只有通过早期的教育和正确的辅翼，才能培养出贤明的君主，从而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深刻揭示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太子的教育和辅翼，强调了礼与法的作用，以及廉耻和礼仪的重要性。文章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而且对后世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段文字记载了汉文帝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皇帝的治国理念。首先，汉文帝在公元前173年颁布了禁止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高级官员擅自征捕的命令，体现了对贵族特权的限制，显示了中央集权的加强。这一政策旨在防止地方势力过度膨胀，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其次，文中提到淮南王刘安的儿子被封为列侯，贾谊对此表示反对。贾谊认为，淮南王曾因谋反而被废，其子不应再享有封爵，否则会引起天下人的非议。贾谊的谏言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对于如何处理前朝罪臣后代的争议，也揭示了汉文帝在平衡亲情与法理之间的困境。贾谊的谏言不仅是对淮南王子封爵的反对，更是对中央集权和国家安全的深刻思考。
此外，文中还记载了薄昭杀汉使者的事件。薄昭是汉文帝的舅舅，因杀使者而被逼自杀。这一事件反映了汉文帝在亲情与法理之间的抉择。尽管薄昭是皇帝的亲舅舅，但汉文帝最终选择了依法处理，显示了其对法律的尊重和对国家秩序的维护。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后世的讨论，李德裕认为汉文帝的处理虽然合法，但在情理上有所欠缺，尤其是考虑到薄昭是太后的唯一弟弟，杀他可能会伤及太后的感情。
从文化内涵来看，这段文字体现了汉代“以法治国”的理念，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中“孝”与“法”的冲突。汉文帝在处理薄昭事件时，虽然依法行事，但也引发了关于如何在亲情与法律之间取得平衡的讨论。这一讨论在后世的历史评论中得到了延续，李德裕和魏文帝的观点都反映了对汉文帝处理方式的反思。
从艺术特色来看，这段文字简洁明了，叙事清晰，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展现了汉文帝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手腕。尤其是贾谊的谏言，言辞犀利，逻辑严密，体现了汉代士大夫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感。贾谊的谏言不仅是对淮南王子封爵的反对，更是对中央集权和国家安全的深刻思考。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为我们理解汉代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它展示了汉文帝在治国理政中的智慧与困境，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社会在法治与亲情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汉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