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士禛(1634年-1711年),清代文学家、学者、书法家。王士禛的《容斋随笔》是其散文作品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反映了他在文学、艺术和历史等多个领域的深刻思考。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17世纪末)。
内容简要:《容斋随笔》是王士禛的散文集,内容包括他对文学、历史、艺术、社会等多个领域的随笔。书中通过生动的笔触与细腻的思考,呈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涵盖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王士禛的散文语言精炼、思想深刻,尤其在文学评论、艺术鉴赏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通过《容斋随笔》,王士禛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人对生活、艺术、历史的深刻理解,是清代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四-谤书-原文
司马迁作《史记》,于《封禅书》中述武帝神仙、鬼灶、方士之事甚备,
故王允谓之谤书。
国朝景德、祥符间,治安之极,
王文穆、陈文忠、陈文僖、丁晋公诸人造作天书符瑞,
以为固宠容悦之计。
及真宗上仙,
王沂公惧贻后世讥议,
故请藏天书于梓宫以灭迹,
而实录之成,
乃文穆监修,
其载崇奉宫庙,祥云芝鹤,
唯恐不详,
遂为信史之累,
盖与太史公谤书意异而实同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四-谤书-译文
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在《封禅书》这一部分详细描述了汉武帝求神仙、祭祀鬼神、方士们的事情,因此王允认为这是诽谤之书。
在我国朝廷的景德、祥符年间,治安达到了极点,王文穆、陈文忠、陈文僖、丁晋公等人制作了天书和祥瑞的符咒,作为巩固自己宠爱和取悦上级的手段。
当真宗皇帝成仙之后,王沂公担心这件事会给后世留下讥讽和议论,所以建议将天书藏在皇帝的棺椁中,以消除痕迹。而真实的历史记录完成时,是由王文穆负责监修的,其中记载了对宫庙的崇敬、祥云和仙鹤的出现,他们唯恐不够详尽,结果反而成为了真实历史的累赘,这实际上与司马迁的诽谤之书在意图上不同,但在实质上是相同的。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四-谤书-注解
史记:《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
封禅书:《封禅书》是《史记》中的一篇,主要记载了古代帝王祭祀天地、山川等宗教仪式和传说。
武帝:指汉武帝刘彻,西汉时期的皇帝,他在位期间推崇道教,追求长生不老。
神仙:指古代传说中的长生不老、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
鬼灶:指古代传说中的鬼神居住的地方,灶通常与家庭生活相关,这里指与鬼神相关的事物。
方士:古代指那些自称有法术、能求仙问道的人。
王允:东汉末年名臣,这里可能指的是另一位与“王允”同名的人物,因为“王允”与“王文穆”等名字在历史上较为常见。
国朝:指当时的国家,这里指宋朝。
景德:景德是宋朝真宗赵恒的年号,景德年间大约是公元1004年至1007年。
祥符:祥符也是宋朝真宗赵恒的年号,祥符年间大约是公元1008年至1016年。
治安:指社会治安状况,这里指社会秩序良好。
王文穆:可能是指宋朝的某位官员,具体身份不明。
陈文忠:可能是指宋朝的某位官员,具体身份不明。
陈文僖:可能是指宋朝的某位官员,具体身份不明。
丁晋公:可能是指宋朝的某位官员,具体身份不明。
天书:指古代传说中的神书,这里指被认为是神迹的符瑞。
符瑞:指古代认为的吉祥征兆,如祥云、瑞兽等。
固宠容悦:指巩固宠爱和取悦他人。
真宗:指宋朝的第三位皇帝赵恒,他在位期间追求道教信仰。
王沂公:可能是指宋朝的某位官员,具体身份不明。
梓宫:指帝王的棺木,这里指皇帝的陵墓。
实录:指对历史事件的详细记录,这里指《史记》中的历史记录。
崇奉:指尊敬和崇拜。
信史:指可靠的历史记录,这里指被认为真实可信的历史记载。
太史公:指司马迁,太史公是司马迁的别称。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四-谤书-评注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封禅书》部分,详细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对神仙、鬼灶、方士等迷信活动的推崇和追求。这一部分内容,被后世学者王允称为‘谤书’,其意在于指出司马迁对武帝迷信行为的批判态度。
‘于《封禅书》中述武帝神仙、鬼灶、方士之事甚备’,这句话表明司马迁在《封禅书》中对武帝迷信活动的描述非常详尽,这种详尽不仅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体现了其作为史家的客观态度。
‘故王允谓之谤书’,王允的这一评价,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迷信活动的普遍态度,即认为这种追求神仙、方士的行为是对国家政治的讽刺和批评。
‘国朝景德、祥符间,治安之极’,这里提到的景德、祥符时期,是北宋时期的一个相对和平繁荣的时期,然而,这种表面的繁荣背后,却隐藏着对迷信活动的推崇。
‘王文穆、陈文忠、陈文僖、丁晋公诸人造作天书符瑞,以为固宠容悦之计’,这句话揭示了当时一些官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获得皇帝的宠爱,而采取的迷信手段,这种手段实际上是对国家政治的腐蚀。
‘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惧贻后世讥议,故请藏天书于梓宫以灭迹’,这里提到了真宗皇帝追求成仙的故事,以及王沂公为了避免后世批评而采取的措施,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迷信活动的矛盾态度。
‘而实录之成,乃文穆监修,其载崇奉宫庙,祥云芝鹤,唯恐不详,遂为信史之累’,这句话说明了《实录》的编纂过程中,由于监修者的主观倾向,导致对迷信活动的记载过于详细,这种记载虽然详实,但却给信史带来了累赘。
‘盖与太史公谤书意异而实同也’,这句话总结了司马迁的《封禅书》和《实录》在对待迷信活动上的异同,虽然两者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对迷信活动的批判,这种批判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和对国家政治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