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士禛（1634年－1711年），清代文学家、学者、书法家。王士禛的《容斋随笔》是其散文作品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反映了他在文学、艺术和历史等多个领域的深刻思考。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17世纪末）。
内容简要：《容斋随笔》是王士禛的散文集，内容包括他对文学、历史、艺术、社会等多个领域的随笔。书中通过生动的笔触与细腻的思考，呈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涵盖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王士禛的散文语言精炼、思想深刻，尤其在文学评论、艺术鉴赏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通过《容斋随笔》，王士禛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人对生活、艺术、历史的深刻理解，是清代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四-张浮休书-原文
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
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
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
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
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
又有答孙子发书，多论《资治通鉴》，其略云：
温公尝曰：‘吾作此书，唯王胜之尝阅之终篇，自余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纸，已欠伸思睡矣。书十九年方成，中间受了人多少语言陵藉’云云。
此两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无此二篇。
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后。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四-张浮休书-译文
张芸叟在《与石司理书》中写道：“我最近游历京城，拜访了一些前辈，每次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的言论，他们谈论的最多的是行义和文史，但欧阳公更多地谈论官吏事务。时间久了，我不禁请求说：‘通常学者们拜访先生，都希望听到道德和文章的教诲，现在先生却更多地教导我们官吏事务，我不太理解。’先生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你们都是当代的有才之士，将来遇到事情，自然会明白。一般来说，文学修养只是个人品德的提升，而政事则可以影响到他人。我以前被贬官到夷陵时，正值壮年，对学习还没有厌倦，想要阅读《史记》和《汉书》，但公私都没有这些书。为了消磨时光，我就拿来看那些陈年的官府案件，反复研究，发现其中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把冤枉的说成正直的，违法徇私，灭亲害义，什么都有。而且夷陵地处偏远狭小，情况尚且如此，那么天下的大致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我向天发誓，从此以后遇到事情不敢再大意了。’当时苏明允父子也在场，曾听到过这些话。”还有一封给孙子发的信，其中多讨论了《资治通鉴》，大致内容是：“温公曾经说过：‘我写这本书，只有王胜之曾经从头到尾阅读过，其他君子们请求观看，还没读完一页，就已经打哈欠想睡觉了。这本书我用了十九年才完成，中间受到了多少人的讥讽和诋毁。’”这两件事情，士大夫们很少提起，《浮休集》一百卷中也没有这两篇文章。现在豫章所刊印的书中，将这两篇文章附在了集子的后面。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四-张浮休书-注解
京师：指古代的都城，这里指的是当时中国的首都。
先达：指前辈有德有才的人，即尊敬的先辈。
欧阳文忠公：指欧阳修，北宋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以文学成就高而著称，文忠是他的谥号。
司马温公：指司马光，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史学家，以编纂《资治通鉴》闻名，温公是他的谥号。
王荆公：指王安石，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以推行新法著称，荆公是他的谥号。
行义：指道德行为和正义行为。
文史：指历史和文学。
吏事：指官场中的事务，即官员的职责和工作。
润身：指修养身心，提高自己的品德。
政事：指政治事务，即国家治理的事务。
贬官：指被贬谪到较低官职。
夷陵：指今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司马光曾在此被贬官。
《史》、《汉》：指《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的两部重要史书。
公案：指官府的案卷，即案件文件。
苏明允父子：指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北宋时期的文学家。
《资治通鉴》：指司马光编纂的一部编年体通史，是中国史学的重要著作。
王胜之：指王胜之，是司马光的朋友，曾经阅读了《资治通鉴》的全篇。
语言陵藉：指言语侮辱或诽谤。
士大夫：指古代的文人官员。
《浮休集》：指张芸叟的文集。
豫章：指江西省南昌市，这里指豫章地区。
附之集后：指将这两篇文章作为附录附在文集的后面。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四-张浮休书-评注
张芸叟的《与石司理书》是一篇充满思想深度的书信，反映了作者对当时士人治学态度和现实政治问题的深刻见解。首先，书信的开头即点明了作者对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三位先达的尊敬，并指出他们对于行义文史的重视，尤其是欧阳公对吏事的关注。
在赏析中，我们首先注意到‘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这句话。这里，张芸叟直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即学者们普遍希望从先达那里学习道德文章，而欧阳公却更多地教导吏事，这与学者的期待有所不符。
欧阳公的回答‘不然’直接反驳了张芸叟的疑问，他认为学者们应当具备实际能力，而吏事正是锻炼这种能力的重要途径。‘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这句话，更是强调了文学与政事的不同作用，文学更多是修身养性，而政事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接下来，张芸叟以自己贬官夷陵的经历为例，说明了当时官场中违法徇情、灭亲害义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既是对当时政治现状的批判，也是对学者应有的政治敏感性的提醒。
在《与孙子发书》中，张芸叟再次提到了《资治通鉴》，并引用了司马温公的话。司马温公的自述‘吾作此书，唯王胜之尝阅之终篇，自余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纸，已欠伸思睡矣’反映了《资治通鉴》的编纂之艰辛和内容的丰富性，同时也揭示了当时士人对这部巨著的接受程度。
最后，张芸叟提到这两篇书信在《浮休集》中未曾收录，而在豫章所刊的版本中才被附于集后，这说明了这两篇书信在当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它们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却是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