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士禛（1634年－1711年），清代文学家、学者、书法家。王士禛的《容斋随笔》是其散文作品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反映了他在文学、艺术和历史等多个领域的深刻思考。
年代：成书于清代（约17世纪末）。
内容简要：《容斋随笔》是王士禛的散文集，内容包括他对文学、历史、艺术、社会等多个领域的随笔。书中通过生动的笔触与细腻的思考，呈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涵盖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王士禛的散文语言精炼、思想深刻，尤其在文学评论、艺术鉴赏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通过《容斋随笔》，王士禛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人对生活、艺术、历史的深刻理解，是清代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十四-张文潜论诗-原文
前辈议论，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碍者。
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妇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于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
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妇小贱所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奚斯，姓氏明见于大序，可一概论之乎？
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字，九月在户，本自言农民出入之时耳，郑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为蟋蟀，正已不然，
今直称此五句为深于文章者，岂其余不能过此乎？
以是论《诗》，隘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十四-张文潜论诗-译文
前辈们讨论时，有的观点是直接表达，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但与常理相近，有些障碍。
张文潜说：‘《诗经》中的三百篇，虽然说是妇女、孩子、小民和奴隶所作，但毕竟不是对文章有深刻理解的人不能创作的。比如“七月里的蟋蟀在野外”，到“进入我的床下”，在七月之前都没有点破，直到十月才说蟋蟀，这不是对文章有深刻理解的人能做出来的吗？”
我认为《诗经》中的三百篇固然有说是妇女、孩子、小民和奴隶所作的，但如果像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奚斯这些人，他们的姓氏在《诗经》的大序中都有明确记载，难道可以一概而论吗？
而且‘七月里的蟋蟀在野外’，‘八月里的蟋蟀在树荫下’，‘九月里的蟋蟀在屋檐下’，本来说的是农民出入农作的时间，郑康成开始把这几句并在一起，都指认为是蟋蟀，这其实是不对的。现在直接把这几句称为对文章有深刻理解的人所作，难道其他的内容就不如这几句吗？
用这样的观点来评论《诗经》，是过于狭隘了。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十四-张文潜论诗-注解
前辈议论：指前辈们的讨论和观点。
率然：形容事物自然、不加修饰的样子。
不致思：不经过深思熟虑。
理近碍：接近道理但有所阻碍。
张文潜：指张载，北宋时期的文学家、哲学家。
《诗》三百篇：指《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305篇诗歌。
妇人妇子小夫贱隶：指古代社会中的妇女、儿童、平民和奴隶。
要之：总之。
深于文章者：指对文学有深刻理解和造诣的人。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出自《诗经·七月》，是描写农民生活的一首诗，通过蟋蟀的季节性活动来反映农事的变化。
郑康成：指郑玄，东汉时期的经学家，对《诗经》有深入研究。
大序：指《诗经》的序言，对《诗经》的编撰和内容进行了介绍。
隘：狭隘，局限。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容斋随笔-卷十四-张文潜论诗-评注
这段古文出自《诗》论，作者对《诗经》的作者和创作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作者引用了张文潜的观点，认为《诗经》中的作品虽然看似由妇人、女子、小夫和贱隶所作，但实际上非深于文章者不能创作。这里张文潜以《诗经》中的“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为例，指出这些诗句在七月并未点明蟋蟀，直至十月才点明，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为之。
作者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诗经》中固然有女妇、小夫和贱隶所作之篇，但《诗经》大序中明确提到了周公、召康公、穆公等人的姓氏，这些人显然不是普通的妇人、女子、小夫和贱隶，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接着，作者对“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这五句诗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五句诗只是描述了农民出入的季节，并非如张文潜所说的是深于文章者的创作。这里作者引用了郑康成的观点，指出这五句诗原本是指农民出入的季节，而非蟋蟀，因此不能以此五句诗来评判《诗经》中其他作品的深浅。
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以这五句诗为标准来评价《诗经》中的作品，那么这种评价标准过于狭隘。他认为，这样的评价方法不能全面地反映《诗经》的艺术成就和文学价值。
整段古文体现了作者对《诗经》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他既尊重了前人的观点，又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作者通过对《诗经》中具体诗句的分析，揭示了《诗经》在艺术表现和文学价值上的丰富内涵，为我们研究《诗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